论惩处阴谋家

作者：尤里乌斯·凯撒·古罗马

出自————《论惩处阴谋家》

出自————《战争通史》

　　 凯撒(公元前100-公元前44)：古罗马军事统帅、政治家。贵族出身。公元前60年与庞培、克拉苏结成“前三头同盟”。公元前59年当选执政官。自公元前58年起，8年间屡次征服高卢全境，掠取大量财富及奴隶送往罗马，权势日重。公元前48年法萨罗战役获胜，追杀庞培入埃及，干涉埃及托勒密王朝内讧，拥立克娄奥派特拉七世为王。公元前45年被元老院封为终身独裁官。破例连任5年执政官，终身保民官，兼领大将军、大教长衔，及“国父”尊号。限制发放罗马贫民口粮数额，引起不满，其专制日益招致元老院内贵族共和派的反对，于公元前44年3月15日为布鲁图、卡西乌等刺杀。

　　 以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著称于世，其所作所为改变了希腊-罗马世界的历史进程。同时擅长政治演说和军事记叙，文体简洁生动，有拉丁文典范之称。在元老院所作《论惩处阴谋家》的演说，语词尖刻，主张依法行事，不以极端手段对待卡提利那集团，以免贻患未来，并援用历史教训力陈利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各位元老：

　　 凡对复杂问题进行慎重考虑的人都不宜怀有仇恨、激情、愤怒或怜悯，以免受其影响。如果视线被这类感情所阻挡，即不易识别正确的事物，此时，任何人都会不再顾及热切希望达到的目的与利益。在思想不受阻碍地活动时，它的推理是正确的；但激烈的情绪如果支配了思想，就会成为统辖思想的暴君，而使推理失去力量。

　　 各位元老，我可以很容易地举出不少国王和国家因受忿恨和同情的影响而采取不明智行动方向的例子；但我却愿讲述我们祖先的例证，他们抵制了感情的冲动，而以智慧和正确方针指导了行动。

　　 在我们反对珀西斯王的马其顿战争中， [ 译者注：即征服马其顿的战争，公元前214年起四起战端，历时60余年。 ] 在罗马人民支援下强大起来的罗得斯国，曾背信弃义而与我们敌对；在战争结束后考虑罗得人的行为时，我们的先人却没有惩罚他们，以免有人会说对他们作战是为了攫取他们的财富，而不是为了惩罚他们的背信弃义。同样地，在整个布匿战争中， [ 译者注：布匿战争系罗马与迦太基为争夺地中海西部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战后迦太基领土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阿非利加省。 ] 尽管迦太基人在和平时期与停战阶段都犯有许多非正义的罪行，我们的祖先却从未借机报复，他们考虑的是与自己相宜的、值得的事，而不是给予敌人以应得的惩处。

　　 对于现在这些阴谋家，各位元老，我的意见是最严厉的酷刑也不足以惩罚他们的罪恶；然而人类的多数总是注意最后发生的事，以罪大恶极者的案件而言，如果惩罚过于严厉，人们就会忘掉他们的罪行，而只谈论对他们的处置。我也确信，象德西穆斯·西兰努斯这样英勇善断的人，是从对国家的热忱出发而提出建议的，他对这样重要的事情所持的见解不会出于偏袒或敌意；我知道这是他的品质和判断力。然而在我看来，我不愿说他的建议是残酷的（因为对那些人来说有什么惩罚能算是残酷的呢？），但不符合我们的方针。因为，西兰努斯，我敢说，必定是你的担心，要不就是他们的叛逆罪行，才使你这样一位当选而尚未就任的执政官提出了这种新的惩罚。没有担心的必要。因为我们的执政官才能出众，行动果敢，已命令如此众多的军队整装待命。至于惩罚，我们可以说，在困境和危难中，死亡是痛苦的解脱，而不是折磨；死亡可以结束一切人间苦恼；人死之后就无所谓愁苦，无所谓欢乐了。

　　 但是，我以永生的众神的名义问你，西兰努斯，你为什么不附带提出，先对他们施以鞭笞之后再予处死？是因为波尔久斯法禁止那样做吗？ [ 译者注：波尔久斯法，公元前197年通过，规定公民在未上诉前不得施加鞭笞。 ] 但是其它几种法律却禁止对已判刑的公民剥夺其生命，并允许他们流亡。或者是因为鞭笞是比处死更重的刑罚？可是对于犯有如此罪行的人，还有什么刑罚能算是太严厉或太苛刻的呢？如果鞭刑轻于死刑，那么，遵守法律意义不大，而你不尊重法律倒是得其要领的，这说得通吗？

　　 但是，可能有人要问，对于这些叛国者判刑的严厉性，日后加以责备的将会是谁？我回答说，是时间，是事件的进程和命运，它们的变化支配着各个国家，它们将会提出责备。不论落在叛逆者身上的是什么，都是他们应得的惩罚；但是，各位元老，应该认真考虑以什么刑罚来判处别人的是你们。所有导致了恶果的先例本都出于良好的用心；但当一个政府被无知或无原则者掌握时，施加于罪有应得的合适对象的任何一种新的严厉刑罚，都会被作为例子援用于那些罚不当罪的不合适的人身上。斯巴达人征服雅典人时，指派了30人统治他们的国家。这30人开始执政时对一切恶名昭著或众所痛恨的人，甚至不经审判一概处以死刑；人民庆祝这一行动，称颂他们的公正。可是后来他们那种不尊重法律的权力逐渐增大，他们发展到随心所欲，不分好歹地杀人，使全体人民陷入恐怖之中，从而使那被压服和奴役的国家为它轻率的高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同样，在我们自己的记忆中，当胜利的叙拉命令把危害国家的达玛希普斯和其他犯有同样罪行的人处死时，谁不称道这一行动？大家欢呼那些结党营私、以煽动叛乱的行为损害国家的恶人之丧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这个行动却成为一场惨重杀戮的开始，任何人觊觎别人的宅第或别墅、甚至金银餐具或服饰，就运用自己的势力把那人列入死囚名单。于是，那些把达玛希普斯被处死视为喜事的人自己也很快被人置于死地；屠杀迄未得到遏制，直至叙拉以财宝使其党徒感到餍足方告结束。

　　 当然，我并不担心在西塞罗治理下或这一时期会出现这类无节制现象。但在一个大国里会有各种不同性格的人。在其他某个阶段，换上另一个象现在这位执政官一样统率着一支大军的执政官，某种错误的指控就可能被信以为真；按照前面提到的先例，执政官可能向元老院的权力挑战，那时谁能制止其进程，或缓和其狂暴？

　　 各位元老，我们祖先的品行和勇气是无所欠缺的；他们的自尊心也从未妨碍他们效法别国值得重视的做法。他们的盔甲和兵器是向撒姆尼人学来的；他们表示权力的标志多数取自伊特鲁里亚人；总之，只要是对他们合适的，无论其来自盟友或敌人，他们都非常乐意采用过来，他们对别人的长处愿意仿效，而不是心存戒备。可是与此同时他们也采用了希腊人的一种做法，以鞭笞惩罚公民，并对宣告有罪的人处以极刑。然而，当共和国强大起来，众多公民中内讧加剧时，人们开始将无辜者卷入定罪范围，并滥施刑罚；于是才提出了波尔久斯法和其他法律，允许已定罪的公民流亡。各位元老，我把我们祖先这种宽容大度视为我们不应采用任何新的严厉手段的有力理由。因为那些艰苦创业、建立了如此伟大的国家的人，同我们这些仅能把祖先光荣地创建的基业维持下来的人相比，肯定具有更大的优点和智慧。那么，你们会问，我的意见是不是说应该释放这些阴谋家，从而使卡提利那的军队得到扩充？决非如此，我的建议是他们的财产应当充公，他们本人应被监禁在足以承担其费用的城市中；从此任何人不得再向元老院提出这一案件，或就此向人民发表意见；并且现在即由元老院宣告任何人若作出与此相反的行动，就是反对共和国及公众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