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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战争理论及其作用概论

现代战争理论及其作用概论

作者:[瑞士]  A.H.若米尼  著

出自————《战争艺术概论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我现提请出版的这部《战争艺术概论》,其最初撰写的目的是供一位尊贵的亳太子作为教材之用,由于最近我又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增补,所以我现在可以满意地说,这部书将不负其出版的本意。为了更好地闸明本书出版目的,我认为有必要首先说明一下当代战争理论的现状。为此,我将不得不略谈一下我个人的情况和自己的著作。希望读者能原谅我这一点,因为如果不首先略谈一下我自己在头脑里是如何形成战争理论的,那就很难阐明我对这种战争理论的想法和我自己是怎样得以参加创立战争理论的。

       正如我在1807年单独出版的关于原则的那一章里所说,战争艺术是永远存在着,尤其是战略,不论在恺撒时代,还是在拿破仑时代,都是一样的。但是局限在古今名将头脑里的这种艺术,却是在过去的书本中找不到的。这些书过去所写的,只是作者想象的一些片断,其内容通常是战术中的一些最次要的细节,而战术则为战争中唯一无一定规律可循的一部分。

       在现代的军事作家中,福基耶尔、福拉尔和皮塞基尔都很闻名。福基耶尔得以闻名的,是他的极有意义的批判和说教性的叙述;福拉尔得以闻名的,是他对波里比阿及其有关纵队论述的评论;而皮塞基尔得以闻名的,则是他的一部我认为是有关最早战争勤务经验的著作,也是有关古代斜形战斗队形最初运用的著作①。

       但是,这些军事作家对于自己想要开发的矿山,却都深入得不够。因此,要了解十八世纪中叶关于战争艺术的概念,就必须研读萨克森元帅在其《幻影》一书中所写的序言。

       ①与福基耶尔同时代的人至少未把福綦耶尔当作军事作家给予座有评价。他在战略上,如同凿拉尔在战术上和皮塞基尔在战争勤务上都一样擅长。

       该序言说:“战争是蒙着一层阴影的科学,在这样的阴影之下,人们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陈规和偏见是这一科学的基础,这是无知的自然结果。

       一切科学都有自己的原理,惟有战争还毫无原理。那些曾就战争著书立说的伟大统帅们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原理。要理解战争的原理,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古斯塔夫.阿道夫创造了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法很快便被人们摈弃了。因为它被变成了一种一成不变的陈规。可见,过去的方法都不过是一些惯用方法,对其原理我们都是一无所知。”

       写出这一序言的历史背景是:腓特烈大帝已在霍亨弗里德堡和佐奥尔等地取胜,从而揭开了“七年战争”的序幕。萨克森这位著名元帅当时不但没有冲破他所极为不满的这种阴影,反而热衷于制定这样一种体系:令士兵身着毛料短衫,排成四列横队,其中二列装备以长矛。最后,他提出为部队装备一种他称之为“小玩艺儿”的枪-炮。就其有趣的式样而言,这种枪-炮的确是名副其实。

       “七年战争”结束后,出现了一些佳作。腓特烈自己不满足于当一个国王、一个伟大统帅、一个伟大哲学家和一个伟大历史学家。他还由于为其将领们编写出一本教令而使自己成了一位军事训练法理论的作家。吉沙尔、蒂尔宾、梅兹鲁阿、梅斯尼尔-迪朗等人就当时的古今战术进行了争论,并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些问题的引人注目的论著。蒂尔宾对蒙特库科利和韦格蒂乌斯作了评论。戴西里瓦侯爵在皮埃蒙特,圣克鲁茨在西班牙,也成功地对军事上的某些领域进行了讨论。最后,戴斯克列维尔出版了一部不无价值的战争艺术史。但是这一切都丝毫未能扫除在丰特努阿时的胜利者所抱怨的那种阴影。

       此后不久出现了格里毛尔、吉贝尔①和劳埃德。前两人把交战战术和战争勤务向前推进了一步。劳埃德在其有趣的回忆录中谈及了战略的一些重要问题,但是不幸的是,他在谈这些重要问题中夹杂了一大堆有关战术部署和战争哲学的枝节向题。尽管作者并没有把他所理解的任何问题很好地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个体系,但仍应为他说句公道话,应该承认他是指出了正碗道路的第一个人。他所写的有关七年战争的一书,尽管只有两个战局,但却比他所写的带有墨守陈规性质的其他一切著作都更有教益(至少对于我是如此)。

       ①吉贝尔在他精彩的关于行军问题的那一章里微微触及了战略,但井未彻屈解决该章所拟都决的问题。

       在七年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战争之间的一段时同里,在德国出现了很多或深或浅的关于战争艺术各次要领域的著作,但都没有解释清楚所要阐明的问题。蒂尔克和费施在萨克森发表了两部著作:第一部是略论设营术,即略论对营垒和阵地的攻击;第二部悬关于军事行动次要问题的规则汇集。沙恩霍斯特在汉诺威也发表了同样的著作。瓦尔涅里在普鲁士出版了一部很好的关于骑兵的著作。霍尔岑道尔夫男爵出版了一部关于机动战术的著作。在奥地利,克文休列尔伯爵出版了一本野战和围攻战规则集。但是,对于军事科学的高级领域,所有这些著作都还没有提出任何一个令人满意的见解。

       最后,甚至米拉博从柏林回国后,也发表了一卷关于普鲁士战术的巨著。这部巨著枯燥地重复了排队形和线式队形变换规则,而人们过去由于过于轻信,往往把腓特烈的大部胜利归功于这种队形的变换!如果此类书能使这种谬误得以扩散,那就必须承认此类书也能使1791年的机动条令得以完善,而机动的结果如何,也只有从此类书中才可以推测。

       十九世纪初的战争艺术状况就是如此。当时波尔别克、文图里尼和比洛发表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头几个战局的小册子。特别是比洛曾在欧洲轰动一时,因为他发表了《现代战争精神》一书。这是一部天才之作,但它却不过是一个粗制草稿而已,对劳埃德最初所阐述的概念并未增加多少内容。同一时期,在德国也出现了一本书。该书作者为拉罗什埃蒙,标题谦逊,名为《军事艺术初探》,但非常有价值,对于除战略以外的战争艺术所有领域来说,的确是-部真正的百科全书。尽管该书的缺点是儿乎未谈战略,但是该书仍是最全面、最值得推荐的经典著作之一。

       当我在瑞士抛开军职(我在那里曾任营长),努力自学充实自己,并专心研究在十八世纪下半叶轰动军界的各种学术争论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上述两部书。从皮塞基尔,直至梅斯尼尔-迪朗和吉贝尔,都使我发现只是在战术方面还多少全面一些;不过这些东西都未能对战争提出完整的概念,因为他们本人的观点还令人失望地自相矛盾。

       于是,我又转而研究战史,想从伟大统帅们的办法中找到这些作家所不能给予我的答案。腓特烈大帝的作战报告已开始使我发现他在莱顿(利萨)大获全胜的秘密。我认为这个秘密实在很简单,就是集中他的主力去攻击敌人的一翼而已;不久劳埃德也坚定了我对这一认识的信心。后来我又从拿破仑在意大利的初期胜利中发现了同样的秘密。这使我意识到,如果在战略上能在整个战争全局上都采用腓特烈在战场上所采用的原则,那就将发现全部战争科学的锁钥。

       随后,我又重新研究了蒂雷纳、马尔波罗、欧根萨瓦等战局,并把这些战局与特姆佩尔霍夫刚刚写出的腓特烈战局(这些战局虽写得有些费解,而且过多重复,但内容却丰富有趣)加以比较,这时,我就再也不怀疑我所发现的这个真理了。这样,我就明白了,萨克森元帅有充分的根据说,1750年不存在严格规定的进行战争的原则;但很多读者却错误地解释了他的序言,而得出结论说,他曾经认为当时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原则。

       我深信我已掌握了研究战争理论的不二法门。为了发现战争的真正规律,并摈弃其他人们在这方面总是那么模棱两可很不肯定的观点,我开始象一个狂热的新教徒一样从事我自己的工作。

       1803年,我写出了一卷书,首先送给俄国驻巴黎公使馆秘书

       德-乌布利尔看,后来又送给内伊元帅看。但是,我看过比洛关于战路的著作和劳埃德关于历史的著作(由鲁一法齐尔雅克翻译的)之后,我便决定进行另一计划。我的第一本尝试之作乃是运用教学理论论述战斗队形、战略行军和作战线。这种论述的特点是枯燥无味,而且往往因为援引历史而中断原意,而所有历史引文都是按专题分类的,不便于用以在同一章里闻明那些时常彼此相隔整整一个世纪的事件。特别是劳埃德使我确信,用批判和推理的方法来描写完整的战争,其优点在于能使事件的叙述和过程有条不素,保持统一,决不会影响对主要规律的叙述,因为只要有十个战局作为一个系列就足以说明如何运用所有可能的战争规律了。所以我把我的头一本著作放弃而重新开始工作,打算把劳埃德所未写到底的《七年战争》写完。这尤其符合我的愿望,我当时才二十四岁,经验不足,而要唐突的却是很多持偏见的人和一些多少是盗名窃誉的人,因此我需要很多事件作为强大的后盾,可以说,我要让这些事件本身为我说话。所以当时我就开始实施我认为最适合于各级读者的这个最后的计划。毫无疑问,一部教学理论著作,不论从其总的目的来看,或者从其对阐述军事科学各个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不同程度地分散在对这些战局的一些记述中)的远大目的性来看,都应该是最受欢迎的著作。因为我精读过一本详述一个战局的著作,也细读过许多本因循惯例的著作,但是我从前一本书中所得的益处,却比我从后面所有书中所得的益处要大得多得多,而我1805年出版的那本书的阅读对象是高级军官,而不是中小学学生。我认为这样可使我的计划不仅有益于阅读对象,而且也有益于我自己。由于就在这一年爆发了对奥地利的战争,致使我未能尽情地仔细推敲,仅仅完成了自己的部分计划。

       几年以后,奥地利卡尔大公在其闻名的佳作前而写了一个篇幅很长的关于大规模战争的前言,其中已谈到了军事巨匠的天才。大约就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一本关于战略的小册子,作者是当时在奥地利军队供职的瓦格涅尔少校。这是充满理智观点的概论。它预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将使这一概论更加完善。事后不久,作者果然这样做了。在普鲁士,沙恩霍斯特将军也开始成功地研究这些问题。

       最后,在我的第一部著作《论大规模军事行动》出版十年后,出现了卡尔大公的重要著作。卡尔大公在这一重要著作中结合运用了教学理论叙述法和历史叙述法,而且他先是出版了一卷,后来又出版了四卷。头一卷篇幅不大,其内容是战略基本原则;后四卷写的是1796和1799年诸战局的批判史,其目的是匍明战略基本原则的实际运用。这部著作使得这位杰出的大公如同赢得一场大战一样而获崇高荣誉。这部著作完成了作为科学的战略的基础结构,而在这门科学中,劳埃德和比洛是先驱者,我则于1805年在作战线一章中,以及1807年在战争艺术基本原则的一章(曾在西里西亚的格洛高单独出版)中,最早先后指出了它的一些原则。

       拿破仑的绮台,使得很多爱好科学工作的军官们重新获得了和平的闲暇后,好像成了要出现大批各种军事老作的征兆。罗尼亚将军在某种程度上攻击了拿破仑的冒险体系,主张恢复军团或第一共和时期的师的体制,因而引起了很多争论。德国在因循惯例的著作方面效果特别显著:克西兰德尔在巴伐利亚,泰奧巴尔德和闵列尔在符腾煲,瓦格涅尔、德克尔、霍耶尔和瓦朗蒂尼在普鲁士,分别发表了各种著作。这些著作实质上都是重复卡尔大公和我所确立的而由他们在应用中有所发展的那些基本原则。

       尽管在这些作者中,有的以求细不求实效的态度对我的中央作战线的那一章进行了攻击,有的过分地热衷于繁琐的计算,但是仍不能不承认,对他们的著作应给予他们应得的评价,因为这些著作或多或少都有些非常好的观点。

       在俄国,奥库涅夫将军编写出-部作常重要的关于论三兵种联合作战和独立作战方面的著作,这是战斗理论的基础,作者以此对青年军官作出了实际的贡献。

       在法国,盖-书尔诺、雅基诺。德普莱尔和罗康库尔都发表了一些不无价值的数程。

       当时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确信,我的第一部论著未能像卡尔大公在其著作的前言中那样充分地综述基本原则。这促使我在1829年出版了第一本真正的分析评论概述在这本概述里,就国家的军事政策问题,增加了很有价值的两节。

       我利用这一机会为我在作战线那一节里所说的原理进行了辩护,因为有很多作者对我的这些原理理解得很差。这场论战同时承认了集中作战的一切真正的优点,从而至少使得许多定义更加合理了。

       这本分析评论出版一年后,普鲁士将军克劳塞维茨去世了。他去世前曾把自己的宿愿告诉其遗孀,说明希望把他尚未完成的草稿作为遗著予以发表。这本书在德国曾经轰动一时。可是使我感到遗憾的,就是该书作者在撰写之前,并没有能看一看我的《战争艺术概论》,因为我相信我的这本书对于他一定会有所裨益。

       任何人不能否认,克劳塞维茨是一位饱学之士,而且还有一枝如椽的巨笔。不过他的笔法有时却不免太玄妙了,尤其是对教学法的讨论颇有些过于自负,因为此时所最应注意的却是简单和明了。此外,他对军事科学问题所持的怀疑态度,也未免过分。在他的书中,第一卷用夸张的笔法反对一切战争理论,而以下的两卷却又充满了说教式的理论。这可以证明作者是相信他们自已的教令是绝对的有效,而对于别人的学说则认为一钱不值。

       至于我,我应该承认,我在这一学术迷宫中所能发现的光辉思想和出色的章节是为数不多的;同时,我很不赞同作者的怀疑论,任何著作,只要我一旦对其产生怀疑,都不能象我的这部著作那样使我意识到好理论的必要性和益处。但重要的问题是,应给这些理论规定一些界限,以免陷入比无知还要坏的学究气①。特别必须弄清在原则的理论和体系的理论之闻存在的区别。

       一个人,如果没有知识但有天才,尼可以做出一番大事业的,而一个人,如果被灌输了过多的在学校学的伪学说,被填鸭式地教给了整套晏守陈规的数条,那么他只要不忘记所学,就任何好事也干不出来。

       我自己承认,在这部概论的大部章节中,对所阑述的问题绝少赋予绝对规则,对这一点可能有人对之表示异议。我高兴地承认这种指责的正确性。但是,难道这能意味着在这里完全没有理论吗?如果在四十五节中,有某些节每节都有十条勿容争辩的原则,而其他各节每节都只有一两条毋庸争辩的原则,那么合起来不就有一百五十至二百条毋庸争辩的原则了吗?难道这些原则不足以形成一部篇幅相当可观的战略战术理论汇集吗?如果再加上许多例外的原理,那么我们所拥有的原则要用以对一切战争行动构成完全肯定的观点,不是绰绰有余吗?

       正当克劳塞维茨在这样努力挖掘军事理论的原理的时期,在法国却出现了一部完全对立的著作一一在英国供职的法侨德泰尔内侯爵的著作。这部著作无疑是当时最全面的一本战术著作;尽一管作者有时对克劳塞维茨这位普鲁士将军采取极端对立的态度,把一些在战争中往往不可能做到的枝枝节节的问题当作理论来写,但是仍不能否认他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第一流的战术家。

       我在本述评中所提及的,只是一些具有共同性的论著,而不是属于某些特殊兵种的专门性著作。蒙达朗别尔、圣保罗、布斯马尔、卡尔诺、阿斯泰尔。布列松等人的著作,使围攻术和筑城学有了进步。埃姆别尔还曾试图使他的著作与战术联系起来。拉罗什-埃蒙、闵列尔和俾斯麦也阐述了很多骑兵问题。在一份报纸上,俾斯麦认为应对我和我的著作进行声讨,但不幸的是,我是在这份报纸发表他的文章六年以后才知道的。我由于相信了一位名将的话,可能轻率了些,曾经说过,普鲁士人曾指责俾斯麦,说他在最近出版的小册子里抄袭了政府尚未发布的骑兵将领守则。俾斯麦将军攻击我的著作,他利用自己的权势不仅进行报复,而且企图使得我每出一本书都要受到责难和引起争论。然面,他所采取的方法,不是指出我的指贵有哪些地方不对,也没有提出一条辩解的理由,他对我采用了最省事的谩骂的方式,对我进行攻击,而对这种攻击,任何一个军人都决不会在书中予以理睬,因为写书都自有其一定目的,而绝不是为了进行人身攻击。在我们这件事情上,希望那些能把我的这个概论与俾斯麦为我写的那些滑稽可笑的东西加以比较的人们来做我们的裁判吧。

       有人极其奇怪地非难我,说我曾说过,在我以前不曾存在战争艺术,但我在1807年所发表的《原则》一章中第一句话就曾说:“自远古以来就存在战争艺术”。关于我的《原则》一章,我前而已经说过,它当时在军界是获得了一些成功。我在里面只是说过,没有一本书提出过一般原则的存在和这些原则在战略上对战争区各种局势的应用。我曾说,我是第一个想对这点进行论证的人,但是别人对这一论证的完善补充却比我晚了十年,而且未使其达到应有的完美程度,谁如果想否定这一真情,谁就是丧尽天良。

       一般说来,对那些献身科学而勤恳工作的人们,我是从不玷污自己的笔墨去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的;如果对他们的学说我不赞同的时候,我总是以审慎而公正的态度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永远能够这样做。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

       从格利博瓦尔和多尔蒂比那时起,炮兵就有了自己的手册和很多独立的著作,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德克尔、佩恩斯、霍耶尔、拉维基奥和鲁弗陆的著作。戴-沙姆布莱侯爵和奥库涅夫将军(曾写过步兵火力的著作)等许多作者的学术著作,以及很多军宫在维也纳、柏林、慕尼黑、斯图加特和巴黎等地出版的重要的军事杂志上所发表的意见,都对他们所讨论的各军事领域的逐渐进步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④。

       还有人试图撰写自古迄今的战争艺术史。特朗沙一拉维恩叙述了这一历史,显示了他的智慧和洞察力,不过并不全面。卡里昂一尼札斯对古代的问题语多繁琐,对从文艺复兴到七年战争这一时代的问题写得很一般化,而对现代的体系则根本一窍不通。罗康库尔研究了同样的问题,但是他的成绩较大。普鲁士少校崔里阿齐和他的继承者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大。最后,一位那不勒斯军官,布朗基上尉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战争艺术的各个不同时期都做了有趣的分析。

       ①在这些论文的编者当中,应特别指出的是含耶尔、瓦格遵尔和背罗克奇,他们使得《奥地利军事杂忠》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看到出现这么多现代作家,我们可以说,如果萨克森元帅今天能够复活,他对于我们今天军事著作的丰富状况,一定会感到不胜惊喜,而且不会再抱怨笼罩着军事科学的阴影了。所以在今天,对于好学之士而言,将不再缺乏好书可读,因为现今我们已经有了原则,而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却只有一些方法或体系。

       但是必须承认,要使理论尽量的完整全面,还缺乏一种重要的工作,而且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很久;这就是说,还必须深刻地研究在整整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为人们奉为指南的四种体系:七年战争的体系,法国大革命初期战局的体系,拿破仑大规模入侵的体系,以及惠灵顿进行战争的体系。我们这样进行比较研究,其结果应得出一种为正规战争所固有的综合体系,更确切地说,应能发展一种两用体系;这种体系部分吸收了腓特烈和拿破仑的方法,既适用于一般战争,又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和大规模的入侵战争。我在第三章第二.十四节中概述了这一重要的工作。但是因为如果要细谈的话,就这个课题需要写好几本书,所以我不得不限于只是提出这个任务,而我对之提出这个任务的对象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意志坚定,并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来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他们能有幸从可作为证明的新事件中,为这些综介体系理论找出辩护的理由。

       对于以我的概论和我的第一本论著为对象的这一论战,我暂且正式声明,将结束我的这一简要概述。把所有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作个比较,再把三十年来军事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克劳塞维茨的怀疑论加以对比,我认为我可以作出下述结论:对于我所提出的全部原则以及由这些原则引出的全部规则,有很多作家都没有很好的理解,有些人把它们完佥错误地加以应用,有些人从中引出一些我从未想到的夸大其词的结论。对此,我从未予以理睬,因为我是个将军,参加过十二个战局,应该知道,战争是一幕伟大的戏剧,有上千种精神和物质因素在里面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因而它是不可能用数学计算的方式来解决的。

       但是我还应当老实说,积二十年的经验,使我坚定了下述的信念:

       “战争的确有几条为数不多的基本原理,若是违反了它们,就一定会发生危险,若是能好好地运用它们,则差不多总是可以成功的。

       从这些原理所引出来的应用规则,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尽管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时需要加以修改,但是一般说来,在混乱和动荡的战争中,却可以当作是一个指南针,指导军队的统帅去完成困难而复杂的任务。

       毫无疑问,一个天才,由于他得天独厚的灵感,对于这些原理的运用,也可能像在经过反复研究的理论指导下做的那么好。但是,即使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只要它不带学究气,不下绝对化的公式,并能言简意赅地指出某些基本原理,那么它对于天才也还是有用的,甚至能促进天才的发挥,提高天才对自己灵感思想的信心。

       在所有战争艺术的理论中,唯一合理的理论,就是以研究战史为基础的理论。这种理论虽具有一定数量的规律性原理,但却可使一个最伟大的天才,在对于战争的一般指导中,能有最大的自由,而不受一些固执的规则所束缚。

       反而言之,最能压抑天才和最容易误事的,却莫过于那些充满学究气的理论,其基础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战争是一种真正的科学,一切行动都可以用计算的方式来解决。

       最后,有些作家的形而上学的和怀疑论的著作,也不能强求

       任何人相信战争是毫无规律的,因为他们的著作毫无证据,并不能推翻以当代最光辉的战斗事件为依据的原理,而且有些想反对这些原理的人所发表的意见却又恰恰证明这些原理是正确的。”

       我希望在承认上述这些问题之后,大家不要再指责我,说我是想把战争艺术变成一个装有固定转轮系统的机器,或者说我奢望只要读过本书的某章原则之后,就能具有指挥军队的一切才能。在各种艺术方面,也同在整个人生中的各个方面一样,“学向”和“能力”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尽管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即往往能获得很大的成功,然而只有使这两种特性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完人,才能确保完全成功。同时为了避免有人攻击我学究气太重起见,我应毫不迟疑地承认,我决没有认为“学问”就是无所不通的博学,我认为学问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博,而在于精,尤其是只要能懂得与我们任务有关的一切就可以了。

       在此,我衷心地希望深入探讨这些真理的读者们能够欢迎我的这部新著《战争艺术概论》。我深信,在今天,这部书作为一位皇太子或国务活动家的军事教材是最适合的了。

若米尼将军

       我认为不必要在我上述概论中列举当代的军事历史著作,因为实际上这些著作并不属于我当前所要研究的范畴。但是,由于这些著作也都促进了军事科学的进步,所以我在力图阚明各种成功原因的同时,还想对这些著作的情况也简要地谈一谈。

       纯军事历史,这是一种不为人看重但又难写的著作。因为,为了要使之对于指挥官有益,这种书对细节描写的要求,是详细具体。为此宁可使文章枯燥些也在所不惜。但是,为了正确地评论战斗状况和战斗活动,这是完全必要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直至劳埃德发表他概述七年战争的那篇不完整的初稿之前,所有军事作家无论如何都离不开官方的作战报告或多少令人厌倦的吹嘘报道。

       在十八世纪第一流的军事历史学家当中,有迪蒙、肯西、布尔斯、佩泽、格里毛尔、列左夫和特姆佩尔霍夫。特别是特姆佩尔霍夫,他可以说是创立了一个学派。他的著作虽然在行军和野营方面有些过细,无疑在战斗中是很有用的,但是对整个的战争史却完仝无益,因为这些内容几乎每天都是千篇一律的。

       从1792年起,纯军事历史的著作,在法国和德国都大量出现。如果把这些著作的名称都列举出来,那足可编成整整一本书。我在此仅指出:格里毛尔的《法国大革命初期战局》;格拉韦尔将军的《法国大革命初期战局》;叙舍和圣西尔的回忆录;古尔戈和蒙托洛的片断;在博韦将军领导下所开始的描写胜利和征战的伟大创举;瓦格涅尔上校和考斯列尔少校的有关交战文集选编;乃皮尔的西班牙战争;雷尼耶的埃及战争;拉韦尔恩的苏沃洛夫战局;斯图泰尔海姆的某些记述等D。

       更富有吸引力的,是既写军事又写政治的历史。但是,这种历史更难写,而且很难使其符合对教育学著作提出的要求,因为在这种历史中,为了使其避免丧失生动性,往往不得不写一些恰恰是军事战报优点的细微情节。

       很多世纪以来,直至拿破仑垮台,在军事-政治历史方面,真正出色的著作只有一部,那就是腓特烈的《我的时代的历史》②。这种著作既要求叙述文体简洁,又要求在政治方面具有渊博高深的知识;同时,还要求要有足够的军事天才,以便能正确评论军事事件。要创作出一部这种典范作品,关于各国的关系和利益,应象安西尔昂那样描述,而关于交战,则应象拿破仑和腓特烈那样叙述。如果我们还希望有些此种典范作品,那就还应该承认,三十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好的作品,其中有富瓦著的《西班牙战争》、马蒂厄.迪马著的《军事事件随笔》以及凡氏的《手稿》,尽管《军事事件随笔》缺乏明确的观点,而《手稿》又因其意存偏袒而略见瑕疵。在其以后还有小塞居尔的著作。小塞居尔是一位富有激情且又立论严谨的作家。他的《查理八世史》一书证明,他的文笔自然、朴素,他有可能在这个寄厚望于波里皮阿的这个伟大世纪里,从其前辈手中夺得历史学家的皇冠。第三流的著作,则是龙若和塞尔瓦的历史著作。

       ①还可以指出的有拉保牟、撒丁、莫尔托瓦尔,拉宾、列诺布尔和拉法尔的有趣著作,以及普鲁士少校什帕特关于加泰罗尼亚,和弗尔德恩道尔夫男爵关于巴伐利亚人的战局的作品,还有其他很多同类著作。

       ②有很多败治历史作家,如安西尔昂、大塞居尔,卡拉姆季、吉沙尔登、阿尔汉然戈尔茨、什列尔,达目、米朔和沙尔万迪等,他们也天才地叙述过一些军事行动,但排不能把他们列为军事作家。

       当然,还有第三种著作,即批判史。这种历史是以战争艺术的原理为依据,专门研究各个事件与这些原理之间的关系。福基耶尔和劳埃德曾经指出这种方法。但是,直至法国大革命前按他们这种方法办的人却为数不多。这种著作的形式不够引人入胜,但其效果却似乎是有益的,特别当批判是恰如其分而不是求全责备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批判是求全责备,那就会使批判变成虚伪的和不公正的批判。

       最近二十年来,这种半教学理论性质、半批判性质的历史著作,比其他历史著作有了更大的发展,或者至少可以说,这种著作在推广方面得到了巨大成功,并且在收效方面也是毋庸争辩的。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战争科学发展的有:卡尔大公发表的战局记述,缪弗林格将军未署名出版的些战局记述,佩勒、布图尔林、克劳塞维茨②、奥库涅夫、瓦朗蒂尼、吕尔、拉博尔德、科赫、尚布莱等将军分别发表的论文,以及瓦格涅尔和舍耶尔在有趣的柏林杂志和维也纳杂志上发表的一些片断。应该说,在这方面也有我的一份贡献,如果大家能够注意到我的长篇著作《法国大革命战争军事批判史》和我的其他历史著作的话,因为我所发表的这些著作都是专门为证明运用原理必胜而写的,从未忘记为这一占优势的观点提供一切事实,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们在这一方面是有一定成就的。为了证实我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同意迪梅尼尔上尉对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所作的尖锐的批判分析。

       ①我在此不谈拿破仑自述的《拿做仑的政治利军事生涯》,因为有人说我是该书作者,至于诺尔韦和事博多的著作,那根本都不悬军事著作。

       ②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无是是有益的,虽然这种益处之所以能够产生,其原内往往与其说悬出于作者本人的思想,毋宁说是由于别人因作者想想附产生的对立思想。他的著作如果不因笔诚竞尚词蘸,因循守旧,以氧征往令人费解的话。那可能裨益更大。值是,他作为一个数学理论作者,如果散布怀艇多于揭示真理,那么他作为一个历史学批评家,就是一个选词不够严谨的文抄公。我的《1799年战局》是比克劳寤维获的著作早十年发表的,凡是我这本书的读者都不会否定我的论断,因为我先得出的结论没有一个是不被他后来重复的。

       由于有这些教学理论著作和批判史的帮助,军事科学的教授就不再那么困难了,而那些对于要用千百个战例来作例证、对上好课感到难以胜任的教员,都一定是些整脚的教员。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战争艺术已达到一步也不需要再向前发展的程度了。在太阳底下,尽善尽美的东西是没有的!就是组成一个由卡尔大公或惠灵顿领导的委员会,让我们这个世纪的所有在战略战术方面的名流,以及最高明的工兵和炮兵将军都参加这个委员会,也不能使这个委员会创造出一套对所有军事领域,尤其对战术是完美、绝对和不变的理论。

       ①可能有人会责怪这些书有不少累警之词,但是事实上确难满足所有的人在军事记述方面的昧口,因为有人希望一切都尽量的详细,而有人又不想了解一些尽置详集的东西。我意识到,我由于受特舞佩尔戈霍夫学深影响,对细节匈题过于费神。此类细节仅对某些战局的记述有益,而不是对整个战争的记述有益。我在后来的著作中就逍免了这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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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