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西汉的军事思想
作者：颜吾芟
出自————《中国秦汉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十、西汉的军事思想
西汉的军事学术较之先秦时期兵学兴盛的局面，相对沉寂。尽管西汉初期统治者十分重视兵书的整理工作，曾指派专人负责校订。但西汉时期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兵书，只有一本3800余字的《黄石公三略》。另外《淮南子·兵略》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
(一)《黄石公三略》一一古代第一部专论战略的兵书
《黄石公三略》，亦称《三略》，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兵书，相传作者为汉初隐士黄石公。最早提及此书的是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中记载:张良刺杀秦始皇未成，遭追捕，被迫隐姓埋名藏匿于下邳(今江苏邳县)，在这里遇见一自称“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的老者，授其一部《太公兵法》，即《黄石公三略》，其后此公便不见于史载。张良得书，潜心研究，后帮助刘邦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汉政权。但据考证，《黄石公三略》的成书当不早于西汉中期，它是后人在吸收先秦优秀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总结秦汉初政治统治和治军用兵的经验，假托前人名义编纂而成，其中有许多独到之处。
《黄石公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3个部分，共3800余字。与前代兵书不同，它是一部专论战略的兵书，尤其侧重阐述政略，这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讲战略的专著。《三略》的另一个特点，即是大量引用古代兵书《军谶》、《军势》中的内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共引用了700余字，占全书的1/6强。因而为后人保留了这两部已佚兵书的部分精华。
《三略·上略》共2100余字，占全书的一半以上，内容丰富，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其主要内容:①强调“民本”、“兵本”思想，注重收揽人心、民心。这也是该书政略思想的核心。《三略》开篇即指出:“夫主将(治理、统率)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摧毁)。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从战略的高度，指出人心向背，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意义。这里的“英雄”指德才杰出的文臣武将，“通志于众”的“众”指民众、庶民。它不仅强调收揽英雄之心，同时指出君主的意愿要与民众相贯通，强调上下要同心，体现了它的“民本”思想。《三略》认为:“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它还指出:“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这里的“贤”也即“英雄”。《三略》十分重视收揽“英雄之心”、“民心”。对于“英雄”，它认为不仅要“使贤如腹心”，而且要“获城割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依功进行封赏，并且“赏功不逾时”;对于庶民百姓，它强调要广施恩惠，爱护民众，具体应做到:“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这样既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同时也增加了国力。《三略》还引用《军谶》:“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的思想，强调富国先富民，只有国富民强，才能克敌制胜。从注重收揽人心的角度出发，《三略》指出治国统军的根本在于“察众心，施百务”，即体察各类人物的心理特征和变化，采取相应的对策，并列举出20个心态各异的人物，一一提出治理办法，总的原则是，消灭怀有敌意的人，争取一切可以利用的人。《三略》的“民本”思想体现在军略上，即是“兵本”思想，强调士兵在战争中的作用。它认为:“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寡胜众者，恩也;以弱胜强者，民也。”并指出“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三略》的“兵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的重大进步。②主张治国统军要根据具体情况的发展变化，柔、弱、刚、强四者兼施，巧妙运用。《三略》借《军谶》之语，指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并解释说:“柔者，德也刚者，贼(祸害、灾难)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因此只有“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才会使国家强盛，前途远大，单纯用柔用弱或用刚用强，都将使国家衰弱、灭亡。《三略》还认识到，人的主观认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指出:“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并认识到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因此提出战略战术的制定，要依据敌情的实际变化而不断修正，改变，“不为事先，动而辄随”，“因敌转化”。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它朴素的军事哲学思想。③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军事战略原则。《三略》十分强调对战略要地的占领和控制，要求“获固守之，获厄(险要关卡)塞之，获难(冲要)屯之(派兵屯驻)”。这种思想既是对前人关于在险要地形用兵战术的继承，又是对秦汉以来战争经验的总结。
但是《三略》把它提到了战略高度，这在以前的兵书中是没有的。
它是基于秦汉以来，战争的规模和范围，都较之先秦时期有了极大的发展，动辄数十万，征战数千里，战略要地的作用也明显增大，夺取或失去某一个要地，往往可以导致全局的成败这样的实战经验而提出的。这种战略思想的出现是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又一重大进步。《三略》还提出了一套具体的克敌致胜的战略原则，即:“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示弱使其麻痹)，敌佚去(调动)之，敌陵(气势旺盛)待之，敌暴绥(退军)之，敌悖义之(以正义之措对付)，敌睦携(离间)之。顺举(利用敌错误之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发布檄文声讨敌人的不仁之举)，四网罗之”，对先秦以来的用兵经验进行了比较完备的概括和总结。④提出了一系列统兵治军原则。《三略》十分强调将帅应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指出:“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交锋)”，并引用越王勾践洒酒于河，与士卒同流共饮的故事，说明士卒虽不可能品尝出河中的酒香，但他们会因为将帅能与自己同甘共苦而拼死杀敌。《三略》还引用《军谶》的内容，具体指出:“军井未达(挖掘到出水处)，将不言渴;军幕(帐蓬)未办(搭好)，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并且要求将帅“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申明这就是“将礼”。《三略》说:将帅与士卒同安危、则“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将帅“蓄恩不倦”，则其士兵可“以一取万”，战无不胜，再次强调将帅与士卒同安危，共患难，将帅时刻关心士卒的重要意义。《三略》还要求将帅必须赏罚分明，号令严明。它引用《军谶》之语，首先阐明了“赏”与“罚”的关系，指出:“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对于如何进行奖赏，《三略》具体指出，要把“崇礼”(礼节)和“重禄”结合起来运用，因为“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它十分推崇《军谶》:“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以及“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的军谚，指出:“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并称:“礼赏不倦，则士争死”。《三略》还认为赏罚分明是将帅确立权威的重要手段之一，指出:“赏罚明，则将威行”，同时将帅还要做到号令严明，将之所以威者，号令也”，并称:“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而“乱将(软弱少威，号令不明，指挥紊乱之将)不可使保(统御)军”，因为“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军失伍，则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则敌乘利;敌乘利，则军必丧”。申明赏罚必信，号令严明是治军统兵的基本原则。⑤对于作为将帅的条件《三略》也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它指出:“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正因为如此，它借《军谶》的内容，指出在个人品质方面，将帅应具备:“能清(廉洁无私)、能静(沉着冷静)、能平(处事公允)、能整(整肃军纪)、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等“八德”，同时在知识和才能方面应具备“能知国俗、能图(熟知)山川、能表(明察)险难、能制(控制)军权”等能力。但除此之外，《三略》又进一步提出，将帅还必须懂得政治和熟知历史，对于“仁贤(仁人、贤人)之智，圣明(君主)之虑，负薪(平民百姓)之言，廊庙(朝廷)之语，兴衰之事”都应该有所了解。同时《三略》还强调了作为将帅应具备的“虑”、“勇”、“动”、“怒”4项素质。“虑”即深谋远虑;“勇”即勇猛果敢;“动”即把握战机，适时出机;“怒”即适时、适度发怒。《三略》借《军谶》之语，称:“虑也，勇也，将之所重;动也，怒也，将之所用”，并指出“此四者，将之明诫也”，同时还指出:“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对于将帅违背“八德”的危害，《三略》也指出:“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独断专权)，则下归咎(怨恨);自伐(夸耀)，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贪恋女色)，则士卒淫”，同时强调:“将有一，则众不服;有二，则军无式(榜样);有三，则下奔北(战败);有四，则祸及国”。《三略》对将帅的要求，较之先秦的《孙子兵法》、《吴起兵法》等有了很大提高，也更加全面，这正是秦汉时代战争规模扩大，将帅在战争中地位提高，往往独挡一面，因而对其各方面的素质的要求也相应提高的反映。⑥《三略上略》在最后引用《军谶》，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统军的方法、策略，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君主、将帅能去奸佞、用贤人，并总结说:“主察异言，乃睹其萌(祸乱的苗头);主聘儒贤，奸雄乃遁;主任旧齿(老臣)，万事乃理;主聘岩穴(有德才的隐士)，士乃得实(人尽其才);谋及负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再次强调了争取“英雄心”、“民心”的主题思想。
《三略·中略》共650余字。从内容上讲，它与《上略》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主要阐述的是君主与将帅的关系，其中不乏精辟之处，为历代封建君主所推崇。其主要内容: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三略》继承了《孙子兵法》以来，将帅统兵出战，“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思想，引用《军势》之语，总结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受朝中制约)，则功难成”。一方面指出将帅统兵在外，必须根据战场上的具体情况自己制定作战方略，把握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战机，争取最后的胜利;另一方面告诫君主，既授命于将帅，就不要干扰其指挥，尤其不要干扰具体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使其“功难成”，甚至导致失败。②君主、臣下都应注重各自“德”(德行)与“威”(威严)的树立。对于君主来说，“无德则臣叛”，“无威则失权”;对于臣下来说，“无德则无以事君”，“无威则国弱”。但是《三略》同时指出，臣下“威多则身蹶(身败名裂)”，因而要求臣下多“德”少“威”,“威”要适可而止，才不致因盖主而致祸。③强调君主在具备“德”的前提条件下，还要“加之以权变”，进行统治。因为君主不精心筹策，“无以决嫌定疑”;不施诡诈奇变，“无以破奸息寇”;不用密谋，“无以成功”。④战争之后必须收回将帅的兵权。《三略》依据秦汉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的军事制度的特点，提出了:“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的思想。告诫君主不要使臣下久专兵权，应采取临战任将，战后罢兵的措施，牢牢控制兵权。但《三略》也不主张君主谋害功臣，它解释“谋臣亡”并“非丧其身也”，而是要“夺其威，废其权也”。对于如何对战功卓著的将帅实行“夺威”、“废权”，《三略》也具体提出了3条办法:第一、要“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即授予极高的爵位;第二、“中州善国(肥沃土地)，以富其家”，即赐予肥田腴地;第三、“美色珍玩，以悦其心”，即赏给美女、珍宝。《三略》提出这种思想，是既要保证君主的地位不受威胁，又要使将帅的功名身家得以保全，正如它自称的:“人主…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这一套新的君主驾御将帅的谋略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⑤《三略》在阐述君主驾御将帅的方略时，还强调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恰当地使用他们，也即要因人而致用。《三略》将人分为四类:一是智者，即有头脑、有智谋的人;二是勇者，即行为勇敢的人三是贪者，即贪恋钱财的人四是愚者，即愚笨蠢钝的人。对于这四类人，《三略》借《军势》之语指出:“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追求)其利，愚者不顾死”，告诚君主要“因其至情(特点)而用之”，并指出“此军之微(微妙)权也”。同时，《三略》还提醒君主应注意以下事项:第一、“无使辩士(能言善辨之士)谈说敌美”，因为这样会使军心涣散;第二、“无使仁者主财”，因为他会由于对吏民广施仁爱而附和他们的要求，滥发财物的;第三、“禁巫祝(即巫师)，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以防止他们惑乱军心;第四、“使义士不以财”，因为义士重礼轻利，对他们应以恩、义进行拢络，并指出:“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昏庸愚味)主谋”。《三略中略》阐述的一系列封建统治方略、原则，虽然主要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其“存社稷、罗英雄”服务的，但其中的某些思想，对今天也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略·下略》共1100余字，它承接了《上略》、《中略》的思想，主要论述君主如何招致贤人，任用贤才的问题，强调任用圣贤之人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忌贤妒能、重用奸佞的危害。用它自己的话说，《下略》是为了“陈道德，察安危，明贼(打击、迫害)贤之咎(危害)。”关于军事战略方面的内容不多，主要有两点:①主张励精图治国内事务，反对劳民伤财的远征。《三略》指出:“释近(放弃治理内部)谋远(图谋远方)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安逸、清静)而有终(善终)”，并指出:“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三略》的这种思想，是基于秦始皇、汉武帝兴衰成败的社会背景而提出的。秦皇汉武虽然都是雄才大略的封建皇帝，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汉武帝推动西汉王朝达到了极盛，但是他们都有“释近谋远”之举。秦统一后，对外频繁进行战争，对内实行严刑酷法和繁重的赋税徭役，使秦王朝很快走向灭亡。汉武帝时，连年用兵，造成经济衰退，国力下降，人民怨声载道，使封建统治一度出现严重的危机。因此《三略》不仅指出“释近谋远”将会造成“劳而无功”的结果，而且进一步指出:“务广地(致力扩张疆土)者荒(荒废内政)，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自己应当有的)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败、衰落)”。“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统治的方式方法)过制，虽成必败。”从战略高度申明了一味“释近谋远”，政权将会得而复失，造成失败。②主张以“义战”反对不义之战。从根本上说，《三略》是反对战争的，它称:“夫兵(兵器)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并指出战争对人的生命和社会财富造成极大的损害。同时还指出:“圣王(古代圣贤之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说明古代圣明的君主其本意也是不愿意进行战争的。但《三略》也知道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因而它又说:兵者，“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并称:“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主张要进行“义战”，以“义战”反对不义之战。同时，《三略》还指出“义战”必胜，它说:“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用溉爝火(小火炬)，临不测(高深莫测的深渊)而挤欲堕(摇摇欲坠)，其克必矣。”但《三略》在主张“义战”的同时，也反对滥杀敌国人民，破坏对方财物，主张尽量减少战争给双方带来的破坏。它指出:圣明之君在进行“诛暴讨乱”的正义战争时，尽管稳操胜券，但往往不急于进兵，不急于挥军冲杀，就是因为战争会“重伤人物也”。《三略》的这种战争观，也是它在战争问题上的总的指导思想，具有比较积极的进步意义。《三略》能在两千年前提出这种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黄石公三略》作为古代第一部战略专著，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到宋代时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受到历代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
(二)《淮南子·兵略》的主要思想
《淮南子》，本名《鸿烈》，系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集体编写的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五行等家思想的杂家著作，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献上。刘向、刘歆父子校订图书，定名为《淮南内》，置于《诸子略》内，后世遂称《淮南子》，或《淮南鸿烈》。原书分内21篇，外33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只流传内21篇。其中《兵略》篇专论军事，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其主要思想如下:
其一，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政治上的得失。首先，政治上“得道”，军事上才能取胜。《兵略》认为:“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精明);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谓“道”者，即是与天地顺、与四时合的最高行为准则。得道者，“众之所助，虽弱必强”;失道者，“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因此政治上“得道”，是保证军事上取胜的基本条件。政治上“得道”的军队可以“车不发轫(防止车轮滚动的木头)，骑不被鞍，鼓不振尘，旗不解卷，甲不离矢，刃不尝血”，本国的社会生活秩序也不用打乱，即“朝不易位，贾不去肆，农不离野”，只要对敌国“招义而责之”，就可以“大国必朝(前来归附)，小国必下”。《兵略》还回顾了古时的战争，认为五帝时期的战争是“得道”的。那时的战争不是为了扩张土地，也不是为了“贪金玉之略(掠夺)，”而是为了“禁暴讨乱”，为了消灭“残贼天下”、令万民不得安生的“贪昧饕餮之人”，如黄帝击败炎帝，颛顼诛杀共工，尧舜讨灭不义的丹水和有苗，因而战无不胜。他们用兵之前，往往先“教之以道，导之以德”，不听，“则临之以威武”，再不从，“则制之以兵革”，因此用兵“若栉发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是所谓“圣人之用兵”。殷商以后，至春秋时期的用兵是所谓“霸王之兵”。这个时期的战争，多是为了消灭“加虐于民”的“敌国之君”，为“义兵”之举，因此往往“克(攻克)国不及其民，废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仁人智士)而显其贤良，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囹圄，赏其有功”。这种战争“非以亡(消灭)存(存在)也，将以存(保存)亡(殆尽的东西)也”,故也是“得道”的。战国时期的用兵则是“失道”的“晚世之兵”。这时期的战争，无道之君往往设渠堑，“傅(防守)堞(城上女墙)而守”，进攻一方也不是为“禁暴除害”，而是要“侵地广壤”，都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为个人私利进行的战争，不仅“失道”，而且造成人员的巨大伤亡，同时这种战争最终也不会获得胜利的，因为它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其次，军事上取胜的根本，在于加强政治统治，即为“存政”，建立牢固的统治基础。《兵略》认为，军事上“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众多)”等物质条件，以及奇谋诈术的巧妙运用和良臣猛将的合理任用等主观条件，虽然是克敌制胜不可缺少的条件，但“皆佐胜之具也”，并不是保证战争必胜的根本条件。军事上的“必胜之本”在于政治上的强大，即“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略足以知强弱之势。”《兵略》认为:“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并指出:“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它主张“修政于境内”，使“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这样就可以“修政庙堂(朝廷)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指挥)而天下响应”，《兵略》认为这是“用兵之上也”。它还列举楚怀王、秦二世败亡的教训，以及武王伐纣的事例，说明“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的道理。再次，《兵略》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提出:“全兵(获得彻底胜利的军队)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思想，主张:“制胜于未战”。它说:“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这样可以“费不半而功自倍也”。它主张先以德胜敌，然后再与之战，可以获得全胜，并指出:“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万乘之国好用兵者亡”，反对穷兵黩武。它强调:“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所谓“庙战”，即在采取军事行动以前，就敌我双方的“主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积蓄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加强不足之处，保证最终取得全胜。《兵略》认为:只有进行充分的“庙战”，“运筹于庙堂之上”，才能够做到“决胜于千里之外”，并指出:“庙战者帝”。
其二，比较精辟地论述了军事行动中动与静的辩证关系。《兵略》认为，军队出击，要如“神出而鬼行”，“运于无形，出于不意”，使敌人无法察觉，“莫知其所之”、“莫知其所集”，以达到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兵略》同时认为，军队不动则已，动则应“发如疾风，疾如骇龙”，“若从地出，若从天下”，使敌人“未见其发，固已至矣”。因此《兵略》十分注重“兵贵神速”的思想，指出一旦抓住“敌之虚”，就要“乘而勿假也”，要以“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及掩目”之势，迅速发起进攻，并穷追猛打，使敌人“静不知其所守，动不知其所为”，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为此，《兵略》强调军队采取行动前一定要在思想上、装备上、后勤保障等诸多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出击，就“当以生击死，以盛乘衰，以疾掩迟，以饱制饥”，这样就如同“以水灭火”，“以汤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达?”为了保证“兵出而不徒归”，《兵略》还指出，善于指挥作战的军事将领，必须掌握“三势”、“二权”。所谓“三势”，即“气势”、“地势”、“因势”。“气势”即激发兵将的高昂斗志;“地势”即善于利用险要地形，能控制战略要地;“因势”即能把握战机，“乘敌之虚”，“因其劳倦怠乱，饥渴冻喝(中暑)”采取军事行动。所谓“二权”即“知权”、“事权”。《兵略》强调在采取军事行动前，一定要详尽侦知敌情，并据此制定出完备的作战计划，同时要很好地隐蔽自己的军队，做到出敌不意，使“敌人之兵无所适备”，此谓“知权”。两军交战，能够灵活有序地调遣军队，布阵迎敌，使本方“受刃者少”，而“伤敌者众”，此谓“事权”。《兵略》认为掌握好“三势”、“二权”，选拔出精兵强将，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之后的军事出击是所谓“必胜之攻”，是所谓“胜定而后战”，可以“攻不待冲隆云梯而城拔，战不至交战接刃而敌破”。它强调军队“唯无一动，动则凌天振地，抗泰山，荡四海，鬼神移徙，鸟兽惊骇”，并指出，在这样的军队面前将“野无校(对抗)兵，国无守城”，无人能挡。然而，《兵略》由于受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最推崇的还是所谓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的战术思想。它指出，“静以合躁，治以持乱”并认为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人也“不可得胜之道也”。并称:“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疲)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疲)则威可立也”。它还提出:“物未有不以动而制者也”。但是，《兵略》推崇的“以静制动”，并非被动地待敌先动而后击之，而是要“视其所为”，根据敌人所犯的错误，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之后，出击致胜。当敌无隙可乘时，《兵略》认为要“饵之以所欲，以罢(疲)其足(满足)”，引诱敌人出错，一旦敌人“有间”，就要抓住战机，“急填其隙”，迅速出击，打败敌人。相反敌人若止而不动，《兵略》认为，己方应相应调整部署，待敌动做，侍机出击。若己方已先敌而动，也要尽力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变我静而敌动，重新掌握主动。《兵略》反对在敌人未显现错误之举前，便冒然对其发动攻击，提出:“善用兵者，当击其乱，不攻其治，是不袭堂堂之寇，不击填填(旗帜牢固树立的样子)之旗”，强调敌“容未可见，以数(密集)相持”，一定要等到“彼有死形”，才可“因而制之”。《兵略》在强调以静制动的同时，还强调以无形制有形。它认为:“诸有象(相貌、形象)者，莫不可胜也;诸有形者，莫不可应也”。并举例说:“风雨可障蔽”，是因其有形，“寒暑不可开闭”，是因其无形的缘故。它认为，兵家所恃，无非是“天时”、“地利”、“巧举”、“人和”。而此四者皆为有形之举，因而都有相应的破除之法，如:“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时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只有“无形者无可奈也”，没有任何可以破除的方法。所谓“无形者”，按《兵略》的描述，实际上就是“无法无仪”、“无名无状”，“上穷至高之末，下测至深之底”，高深莫测、变幻无穷的军事韬略。《兵略》认为，善用韬略者，可以打败一切敌人。
其三，为将帅具体提出了一些统兵、用兵之要。①将帅必须使部下与自己同心齐力。《兵略》认为:“将卒吏民，动静如身，乃可以应敌合战。”因而强调将吏一定要“以民为体(身体)”，而兵民则一定要“以将为心”,并指出:“心诚则支体亲刃，心疑则支体挠北。心不专一，则体不节动，将不诚心，则卒不勇敢。”它还强调:“民诚从其(将帅)令，虽少无畏;民不从令，虽众为寡。”认为战争的胜负，在未“交兵接刃”之前就已由兵将的齐心与否而决定好了。《兵略》不仅强调兵将要齐心同力，而且还强调将帅应能使兵卒“同其心，一其力”，指出“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它认为:“良将之卒，若虎之牙，若兕(古代称类似犀牛的一种野兽)之角，若鸟之羽，若蚜(百足虫)之足，可以行，可以举,可以噬，可以触，强而不相败，众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因此要求将帅统兵，要“同其心，一其力”，使“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同时要“止如丘山，发如风雨”，如此则战无不胜。《兵略》还指出:“夫五指之更弹，不若绻手之一侄(捣);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兵略》认为将帅能使部下“用力谐”，不仅能致胜于敌，而且还可以以少胜众，以弱胜强。它分析了战争中以少胜多，以寡胜众的问题，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是在人众一方“势不齐”，即士卒不能同力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人众一方做到“人尽其才，悉用其力”，若要以少胜之，则“自古至今，未尝闻也”，从这个角度再次强调士卒同心共力的重要性。②将帅要善于利用天道、地利、人和及兵势。所谓“兵势”，即指战无不胜，攻无不破的气势。《兵略》认为:“兵之所隐议(占卜视兆)者天道也，所图画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决胜者钤势也。”它根据用兵的方略把将帅分为上中下3等，认为:“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并善于把握战机，利用“兵势”，战无不胜，从不失败，是所谓“上将之用兵”;“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专用人与势”，虽然未必能获得全胜，但也能胜多败少，是所谓“中将”之用兵;“博闻而自乱，多知而自疑，居则恐懼，发则犹豫”，结果动辄败北，是所谓“下将之用兵”。《兵略》还十分重视“兵势”的作用。它认为在天时、地利、人和齐备的情况下，若兵无势，仍不会取得任何战果。它要求将帅利用“兵势”，要“如决积水于千仞之陧，若转员石于万丈之谿”一般，使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无法抵挡，这样才能百战百胜。③将帅要威义并用，要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兵略》认为:“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所谓威义并用，就是要赏罚分明。《兵略》明确指出:“夫人之所乐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广泽，白刃交接，而卒争先合者，彼非轻死而乐伤也，为其赏信而罚明也。”赏能使士卒冒死征战，罚则使他们令行禁止。只有“赏信而罚明”，军队才有战斗力。此外，《兵略》还强调将帅必须爱护部下，使自己得到士卒的爱戴。它说:“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并指出:“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上亲下如弟，则不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则不难为之亡。”因此要求“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这样他们作战时才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而拼死杀敌。《兵略》还具体提出将帅要做到:“暑不张盖，寒不被裘”，“险隘不乘(乘车、骑马)，上陵(山丘)，必下(下车、下马)”,以体验士卒的辛劳，同时还要做到“军食孰(熟)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与士卒同饥渴。不仅如此，《兵略》还要求作战时，将帅“必立矢射之所及”，与士卒共安危。《兵略》认为，将帅能够做到上述要求，就能“积德”、“积爱”于自己的部下。它还指出:“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如此，何敌不可战胜。④将帅必须具备“三隧”、“四义”、“五行”、“十守”等能力或品质。所谓“三隧”，即要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所谓“四义”，指治国不拥兵自负，为主不独顾自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避罪;所谓“五行”，指柔而不可卷，刚而不可折，仁而不可犯，信而不可欺，勇而不可凌;所谓“十守”，指头脑清醒，谋略深远，意志坚定，明辨是非，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滥发议论，不推卸责任，不轻易欢喜，下轻易动怒。总而言之，就是要求将帅做到，“发(举措)必中诠(公允)，言必合数，动必顺时，解必中揍(道理)”，同时还要做到，“通动静之机，明开塞之节，审举措之利害，若合符节”。《兵略》认为,只有这样，将帅才能使自己的政敌无隙可乘，做到“攻则不可守，守则不可攻。”它还认为:“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同时指出:“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⑤将帅要善于利用己方之“实”，攻敌方之“虚”。所谓“实”者，即指“主明良将，上下同心，气意俱起”，同仇敌忾;所谓“虚”者，指“上下有隙，将吏不相得”，为将者所持不直，士卒心中积怨深重。《兵略》认为:“虚实之气，兵之贵也。”两军相遇,“实则斗，虚则走”。气虚一方是无法与气实一方对敌的。但《兵略》也指出:“胜兵者非常实也，败兵者非常虚也”，认为“虚实之气”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它引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强盛及败亡的教训，指出:夫差最初之所以能取得包括生俘越王勾践在内的一系列战争的胜利，拥地2千里，“带甲七十万”，是由于“用民气之实”的结果。其后，夫差“骄溢纵欲，拒谏喜腴”，使上下失和，吏民不附，直至国灭身亡，是越王勾践“因制其虚”的结果。由此，《兵略》指出:善于治国统军者，“能实其民气，以待人之虚也;不能者，虚其民气，以待人之实也。”《淮南子·兵略》的上述主要思想，既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优秀的军事理论，同时又有许多独到之处，因而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