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土木之变到庚戌之变–艰苦维持时期
作者：毛佩奇 王莉
出自————《中国明代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四、从土木之变到庚戌之变–艰苦维持时期
(一)麓川之役
麓川宣慰司在今云南瑞丽县等地区，位于金沙江以南，与缅甸接界。元代于其地设平缅宣慰司，明洪武年间，大军平云南后，改平缅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司。洪武二十九年，置平缅宣慰司。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麓川宣慰使思伦发叛，称兵30万。朝廷派沐英率3万骑兵增援当地守军，于定边破其象阵，斩杀4万人，思伦发战败遁去。洪武三十年，思伦发被其部属刀干孟所逐，逃到沐英之子沐春处请求庇护。朝廷派兵逐刀于孟，降者7万人，擒刀千孟，归麓川于宣慰使思伦发。思伦发死后，当地土著分据其地，沐晟讨平之，以其地设三府、二州、五长官司，又于怒江西置屯卫千户所戍之。
思伦发死，其子袭，又死，次子思任发袭麓川宣慰使，其地多被缅甸宣慰司吞并。正统三年，缅甸宣慰使被木邦宣慰所杀，思任发欲尽复故地，兴兵扰边。正统四年，沐晟往讨不利，惧罪暴卒。五月，以沐晟子沐昂为左都督征南将军，吴亮为副将军，马翔、张荣为左右参将，率军讨思任发，兵败，马翔、张荣下狱。七月，沐晟军取得了两次胜利，十二月，思任发派使者入贡谢罪。
明廷对是否继续对麓川用兵存在分歧。明英宗命大臣在朝商议。刑部侍郎何文渊认为麓川地方僻远，不宜动兵。大学士杨士奇亦主其说。侍讲刘球认为明廷边患在瓦刺，应把防守的重点放在北边。专权的宦官王振为”示威荒服”，力主用兵，已先将甘肃总兵蒋贵等召回待命。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王骥主战，称思任发世代袭职60年，屡抗王师，朝廷不应示弱小夷。
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命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发兵15万征麓川。蒋贵为一员勇将，起身行伍，不识字，但能与士卒同甘苦，出征时，衣粮器械不役一人，临阵则身先士卒，颇受爱戴。
正统六年十一月，蒋贵兵分三路，乘风纵火，拔敌巢上江，斩敌5万，余众散去。思任发率2万人列七营据险，与官军战于木笼山，官军左右夹攻，大败思任发，乘胜追至马鞍山下，破其象阵，死者十余万，麓川大震。十二月，都指挥方瑛率6000人破敌追兵。大军进攻麓川城，积薪焚其栅，思任发携妻子逃至缅甸，遂班师。封蒋贵为定西侯，王骥为靖远伯。
明军凯旋之鼓乐未停，思任发又叛。正统七年十二月，朝廷又命蒋贵、王骥出兵。八年
二月，大军进至金齿，要求缅甸交出思任发。缅甸不听，乃进至腾冲，与缅甸军战于蛮江之上，激战一昼夜，缅军败退。思任发又逃，官军获其妻子，班师。
正统九年二月，王骥合木邦诸部，屡征缅甸，缅甸要求以麓川之地归木邦宣慰司，孟养、戛里予缅甸，才交出思任发，并声称思任发从子思机发屡相攻，不敢交。王骥率兵捣思机发寨，思机发逃到孟养。英宗命王骥还京。正统十年十二月，千户王政奉敕到缅甸要求其交出思任发，缅甸方面恐官军再出，交出思任发，思任发绝食，奄奄一息，王政遂杀之，将其首级传送至京。
思任发虽死，其从子思机发仍据孟养，拥兵自重。正统十三年，又命王骥出兵13万讨之。明军渡金沙江，攻下思机发所据的鬼器山、芒崖山等寨，斩获无数。明军伤亡亦很大。思机发不知下落。各部落又拥思任发之子思禄为乱，复据孟养地。
王骥八年来屡次出师，虽有斩获，但大军一还，叛乱如故。明廷考虑到不可能彻底平定麓川，只好与思禄约，许其为酋，约束各部，居孟养如故。双方于金沙江立石为界:“石烂江枯，尔乃得渡”麓川之役，征调四川、贵州、湖广、南京、云南军士先后20余万，转饷半天下，”劳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明王朝面对北边瓦刺的强大军事威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仍未将麓川平定。麓川之役对明廷来说，是一场失败的战争。
(二)土木之变
蒙古鞑靼部自永乐年间明成祖的数次北征之后，势力已大为削弱，宣德年间复为瓦剌部顺宁王脱欢所败，尽并其众。瓦剌部势力转盛。脱欢为永乐年间被封为顺宁王的马哈木之子，脱欢统领了瓦刺、鞑靼两部后，欲自立为可汗，但多数蒙古人仍愿立元宗室子孙，脱欢乃自称丞相，立脱脱不花为可汗。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死，其子也先脱离脱脱不花的辖制，向明廷朝贡也是各自派遣使臣，明廷也乐于分而治之，两边应付，赐予丰厚。
永乐以后，对蒙古改攻势为守势。仁、宣时期，除宣德三年(1428年)
宣宗曾率3000人出喜峰口击败兀良哈万人外，未与蒙古人发生过战争。宣德五年(1430年)以开平孤悬塞外，移卫于独石，独石以北之险要尽失。正统年间，明廷忙于对麓川用兵，也先正拚命扩张其势力，向西北方向发展，控制了沙州、赤斤蒙古诸卫，又吞并哈密卫，明廷失去西陲屏蔽，与西域的交通也被阻断。此后，也先又转向东方，”破兀良哈，胁朝鲜”。至正统年间，明廷坐视也先势力向东扩展到辽东地区，向西扩展到新疆、青海等地，明边防全线吃紧，朝中一些有识之士的增兵防备建议被束之高阁。
正统十四年(1449年)，以贡马事件为导火索，也先率部大规模南侵。
这年二月，也先遣使2000余人进马，诈称3000人，邀取厚赏。这本是明廷多年以来羁靡政策使然，但专权的宦官王振矫枉过正，突然按实际人数给赏，并减去马价4/5。也先被激怒，于七月间兵分四路，大举入侵。东路由脱脱不花和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进攻甘州(张掖)，中路为进攻重点，又分两支，一支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统领攻大同。七月十一日，大同失利，塞外城堡相继陷没。大同败报传至京师，明英宗在王振的蛊惑下，决定亲征。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垫、侍郎于谦率百官劝阻，英宗不听，命其弟邸王朱祁钰留守京师,率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楚、户部尚书王佐等从征,发大军50万，要求各部门在几天之内将人、马、粮草备齐，由于时间仓促，大军领到的军需物资不足，而主战场宣府、大同等地也缺乏粮草。七月十六日，英宗率50万人从京师出发。由于仓卒出行，组织不当，行伍一片混乱，自相惊扰。十九日抵达居庸关。群臣请求驻跸，英宗不听，继续北行。二十三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心惶惶，边报愈急，扈从诸臣接连上章请留宣府，王振怒而不允。未至大同，兵士行粮告罄，僵尸横路，敌亦佯退，诱师深入。八月一日至大同，王振犹欲再进，兵部尚书邝婪坚请回驾，王振命其与王佐随老营行动，不许参与决策。邝垫从马上跌下，几乎摔死，王佐则整日跪在草中，企图感动英宗回师，但都无济于事。这时，前锋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大同守备太监郭敬密告王振敌锋甚锐，决不可行，王振始惧，决定于八月四日回师。大同总兵郭登言车驾宜从紫荆关入。王振是蔚州人，从紫荆关退兵正可从其家乡经过，可以要求皇帝幸其故里，显示威风。大军行了40余里，王振又考虑到大军会踩坏其家乡的庄稼，临时改变行军路线，过宣府。邝垫上书请求急驰入关，王振不听，邝整又到行殿申请，王振怒称”腐儒安知兵事”(《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土木之变》)，命左右掖之去。十日，到达宣府，瓦剌追兵突至，命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拒敌，皆战死。又派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3万骑前去救援，朱勇冒险进入鹞儿岭，陷入重围，全军覆没。十三日，大军退至土木堡，离怀来城仅20里，随从官员都主张迅速入城，但王振以辎重车千余辆未至为由，令大军坐等。第二天想继续南行，瓦剌大军逼近大营，大军不敢行动。土木堡地高无水，掘井深2丈亦不见水，人马两日未饮，饥渴难耐。土木堡之南15里有河，已为也先所据。也先大军从土木堡旁的麻谷口进攻明军，守麻谷口的都指挥郭懋拒守一夜，敌军越来越多。十五日，也先佯退，并派使者议和，王振轻信，卒令大军移营就水，军士跳越壕堑而行，行伍混乱，才及三四里，瓦刺军四面围攻，明军”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瓦刺骑兵蹂阵而入，长刀挥舞，砍杀明军，明军死者蔽野塞川，英宗与亲兵乘马突围，被瓦刺军挡了回来，乃下马盘膝，南面而坐。一个瓦刺士兵前来剥其衣甲，见其衣着、举止与众不同，就推其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由此做了瓦刺的俘虏。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垫、王佐等数百随从官员皆死，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是明京军的全部精锐。
土木之败，并非两军数量及战斗力悬殊所致。瓦刺军士不过2万，明军50万败在战略决策、指挥失当上。明军欲阻厄瓦刺的强大军事攻势，主动出关，欲与敌决战，但敌情不明，处处盲目被动。明军主力进至大同时，才知敌势强大，临时改变作战方针，仓促后退，终于酿成土木堡之惨败。
(三)北京保卫战
明英宗于土木堡被俘，也先大喜过望，欲挟其作为赚取边城、勒索财物及与明廷议和、换取让步的资本。明廷对这一突发事件从最初的惊慌失措转至冷静面对，促成这一重要转变的关键人物，就是于谦(1398-1457年)。土木堡败报入京，大小臣工于朝中聚哭,以翰林侍讲徐理为首的一部分朝臣主张南迁,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正直派官员，坚决反对，以宋南渡为例，力主坚守。成王朱祁钰和皇太后下决心抗战，并将战守重任交给于谦。首先，针对瓦刺挟明天子之谋，于谦与吏部尚书王直等请示皇太后，要求立成王为帝，皇太后见英宗之子年方3岁，而国家正处于非常时期，急需皇帝主政以稳定人心，同意以邸王即帝位，改明年为景泰元年，升于谦为兵部尚书。
王振的愚蠢顽固是土木之败的主因。群臣激愤，于朝中击杀其党马顺等三人，朱祁钰顺应民心，将王振余党下狱论斩，家产籍没。
在这些政治上的举措完成后，于谦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军事上的部署。当时，京军劲旅尽陷于土木，京中仅余疲卒不足10万。八月十九日，于谦危难中受命，立即奏调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东南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的浙兵亟赴京师。
同日，又将通州粮移入京师，通州粮储百万石，有人怕被瓦剌军夺去，主张焚毁。在京的应天巡抚周忱建议军人半年粮饷、京官九月至明年五月俸粮均于通州支取,令其自己运回，官府给运费。同时，还征调顺天府大车500辆运粮至京，“运粮二十石纳京仓者，官给脚价银一两”《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粮储入京，各地官军也陆续赶来，京师人心渐稳。
京师防务粗定，于谦又着手京师外围之防线，他推荐右都御史陈隘安抚畿内军民。
土木之变后，宣府周围堡垒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宣府成为一座孤城，人心惶惶，官民争相弃城出逃，巡抚罗亨信仗剑坐城下，下令出城者斩。也先三次进攻宣府，挟英宗赚取城池，守将杨洪、罗亨信拒不开门，率军民坚守。八月二十四日，于谦为奖谕其屏卫京师之功，请朱祁钰封杨洪为昌平伯，并奖励巡抚罗亨信等。于谦还撤换京城内外一批老弱怯懦的文武官员，提拔一批有才干的官员。如广东东莞县河伯所闸官罗通升任兵部郎中守居庸关，四川按察使曹泰守紫荆关，大同副总兵郭登升任总兵，镇守大同，都督石亨总京营兵。南京储备的军器大批调入京师。
八月二十一日，瓦刺军拥英宗至大同城外，郭登闭门不纳。当时大同军士多战死，郭登接任大同总兵时，士卒堪战者才数百，马仅百余匹。郭登修城缮甲，慰问伤病士卒，勉励将士，誓与大同共存亡，并迅速着手扩充军队。数年后，马至5000，精兵数万，大同兵遂为天下之最。
于谦为解决京师兵力不足的问题，遣御史白圭、编修杨鼎等15人，募兵畿内、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并召募官舍余丁、义勇、民丁等，及更替下的沿海漕运官军，集中京师备用。工部则集中力量日夜赶制武器。
土木惨败后，瓦刺部没有乘胜直捣京师，而是几次在宣府、大同等边镇勒索财物，使明廷得到了一个月的喘息时间，这是瓦刺军作战中的最大失误。十月初一日，瓦刺军在也先及脱脱不花的率领下大举进攻京师，明廷在于谦的主持下，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均已基本就绪。十月初一日，也先挟英宗至大同，称奉明天子还，大同守将郭登严阵以待，言国已有君，拒而不纳。也先见大同兵备甚严，弃而不攻，绕过大同南进。郭登将敌情飞报入京，京师闻讯，立即戒严。十月初三日，瓦刺军前哨2万骑兵已抵紫荆关，初九日，也先主力抵达，全力攻关，投降瓦剌军的明朝宦官喜宁引导瓦剌军由山间小路越过山岭，夹击关城，关城腹背受敌，守将都指挥韩青及都御史孙祥战死，紫荆关失守。另一路瓦刺军从古北口进犯，初四日瓦剌3万人过洪州堡进攻居庸关，又转攻白羊口，初八日，白羊口守将谢泽战死，白羊口失守。瓦刺军从白羊口和紫荆关两路进逼北京。十一日，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明廷方面:初八日，于谦受命提督各营军马，并赦原大同主将刘安及因交趾事下狱的成山侯王通出狱，协守京师。众臣集议守京师之策，王通主张挑筑城外沟濠，太监兴安”鄙之”，认为这是最怯懦的办法。石亨主张毋出师，尽闭九门，坚壁清野，以拖垮敌军，应该说这是老成之策，因明军新败之余，士气不高，瓦刺军骑兵骁勇，仅用10天就直趋北京城下，长驱900里，其势甚锐，北京坚城深濠，易守难攻。但于谦认为”贼张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张也”。《明通鉴》卷二十四)主张列军城外迎击敌人，即背城死战，破釜沉舟。这是极为大胆的冒险之举。这种战法，置士兵于死地而后生，可以激励士气，对敌可示誓死抗战之决心。其弱点在于放弃有利于防守的京城城垣。于谦以其雄才大略，在朝廷危急之中，毅然采取这一孤注一掷之战法，将京师22万兵布列于京师九门之外，总兵官石亨、副总兵范广列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列阵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列阵朝阳门;都督刘聚列阵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列阵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列阵正阳门;都督刘德新列阵崇文门;都指挥杨节列阵宣武门;诸将皆受石亨节制。于谦亲自到德胜门石亨阵中抵御瓦刺主攻部队。部署完毕，城门尽闭，不再轻易开启。于谦下令:临阵时，将领不顾士兵先退，斩将，兵不顾将先退，斩兵前队战退，后队有权尽斩之以徇，不斩者同罪。
也先兵临城下，见明军有备，乃先以和议试探虚实，要求明朝派大臣”迎驾”，众人不敢出，明廷派通政使参议王复为礼部侍郎、中书舍人赵荣为鸿胪寺卿，出城朝见英宗。也先不满，对王复等称:“你们都是小官，可令于谦、王直、石亨等来”，并索要大批财物。朝中一些人及朱祁钰等有些动摇，想议和。于谦不同意，坚持以武力抵抗。十三日，瓦剌军万余骑兵进攻德胜门。瓦刺军此前曾派散骑到此窥探明军阵势。于谦判断其会在这里进攻，命石亨预伏精兵于德胜门外道路两旁的空房中。瓦刺大军来攻，明军先以少数散兵诱敌入伏中，抓住战机，伏兵四起，瓦刺大败。也先之弟素有”铁元帅”之称，德胜门之战中被明军火炮击毙。石亨率军出安定门，与其从子石彪持石斧冲入敌营，所向披靡，敌军退却。转攻西直门，孙镗率部拚杀，寡不敌众，退至城下，诸将未救援，孙镗急叩门求入城，给事中程信监军西城见孙镗失利，开门纳之。敌见孙镗退却，势益张。程信见状，乃闭城趋孙镗再战，瓦剌逼近城池，孙镗军无退路，只得死战，程信、王通于城上以火炮助攻，毛福寿、高礼亦率军来援，高礼战死，形势益急，石享兵至，才击退敌军。
此次战斗之后，于谦见西直门和彰仪门之间力量薄弱，乃增派兵力，命都督毛福寿于这一线埋伏火炮，并要求诸将临战要互相应援，瓦刺军果然在彰义门组织起新的进攻。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都指挥王勇率军往彰义门迎战，以火器列于前，弓矢短兵随其后，挫败了瓦刺军的前锋。明军数百骑欲立功，从后队跃马而出，打乱了己方阵形，瓦剌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矢死，瓦刺军追至土城，这里的居民也前来助战，他们登上屋顶，砖石瓦块铺天盖地而来。王站、毛福寿的援兵赶至，瓦剌军不敢恋战，仓皇退去。
瓦剌土木胜后，心骄气盛，以为京师旦夕可下，没想到五天以来受到明军的顽强抵抗士气低落，也先布置的一支由居庸关包抄京师的5万大军，被阻在关口。守将罗通率军民汲水浇城墙，天寒地冻，城坚硬光滑，无法靠近，经七天的战斗，击退敌军。罗通还三次派军出城追杀，颇有斩获。十月十五日，宣府、辽东军亦入援京师，也先无计可施，听说明援军四集，乃于十五日夜拔营北归。于谦侦知英宗已被也先挟持先退，乃令火炮齐发，轰击敌营，死者万余。瓦剌军自良乡向西退去，沿途大掠，在昌平还焚毁了明朝皇帝的长、献、景诸陵寝殿和供器。十七日，由紫荆关退出关外，杨洪所率的宣府援军2万会同孙镗、范广军追击敌残兵，各地百姓也不堪瓦刺军抢掠，组织起来自卫。十一月初八日，瓦刺军终于退出塞外，京师转危为安。
(四)项忠与荆襄之役
流民问题是明中叶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洪武年间所制定的户籍政策极为严厉，目的就是把百姓束缚在土地上，以保证国家的赋税和徭役。明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赋役的日益苛重，”逃户”、”流民”越来越多，荆襄山区是流民最大的聚集区。
荆襄的郧阳地区，在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地带。这里北有秦岭，南有大巴山，东有熊耳山，中有武当山、荆山，山深林密，沃野千里，是封建统治的薄弱环节。元代这里已是流民的聚集区，并不时与朝廷武装对抗。明初邓愈平定这一地区后，将百姓迁出，空其地，严禁百姓进入。但永乐年间，这一封锁已被打破，郧阳山区已有流民进入。宣德至成化年间，流民已达150万。他们千百为群，开荒采矿，流徙不定。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天顺八年(1464年)明政府特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管理荆襄、南阳三府的流民事宜。
成化元年三月，流民首领刘通(号刘千斤)联合石龙(号石和尚)、刘长子等，在房县大木厂聚众4万人起义。他据梅溪寺称汉王，年号德胜，任命了将军、元帅等。五月，明廷派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太监唐慎、林贵监军，会合湖广总兵李震、河南巡抚王恕入山征讨。刘千斤在襄阳房县、豆沙河等处万山之中，分为七屯，且耕且战。在梅溪附近,起义军大败李震所部湖广军，杀都指挥以下军官38人(《明史.李震传》),朱永生病，留在南阳，白圭率官军分兵四路，分别从南漳、远安、房县、谷城犄角并进。白圭、唐慎、李震在南漳小胜义军，进至潭头坪。林贵、鲍政自远安进兵马良坪。喜信、王信自房县进兵浪口河。王恕、都指挥刘清等自谷城进兵洞庭庙，四面围攻。刘千斤率部撤至寿阳，欲出陕西。苗龙走大市，欲出远安。明军已至寿阳，义军退路被截断，刘千斤遂退至大市，与苗龙合兵，拒战明军，激战中，刘千斤之子刘聪及苗虎等百余人战死，明军乘胜进逼，刘、苗率众退保山寨，这里山险谷深，又赶上大雨泥泞，明军猛攻三日，未能攻下山寨。白圭率兵前来增援，刘清领兵千余，由小路绕到寨后，纵火焚义军营寨。正面，白圭率大军进攻，义军数万迎战，见营后起火，腹背受敌，阵大乱，被明军斩杀万余人。刘千斤、苗龙等40余人被生擒。送到京师，磔杀于市。义军余众男子10岁以上者皆被杀。刘长子、石和尚等于乱军之中逃去，收集余部，聚众于四川巫山。白圭派参将喜信、鲍政、都指挥白玉追蹑其后，进兵巫山。十月，义军食尽，军心动摇。白圭派指挥张英入山诱降。刘长子临阵动摇，缚石和尚送至喜宁营。自己亦率众至喜宁营乞食投降。不久，刘千斤妻连氏及义军将领计600余人被诱执。此事的结局颇富戏剧性。张英以一个指挥居此大功，诸将妒嫉，在总兵朱永处诬其多受义军贿赂，结果张英被朱永捶杀。刘长子出卖石和尚等义军领袖，终未能逃出一死。十一月，明军班师，众人被押送进京，石和尚与刘长子等均被杀于市。明廷任命原户部右侍郎杨璿为右副都御史，抚治荆襄、南阳流民。
刘千斤所部流民起义失败后，流民问题并未解决，连年干旱，使许多小农无以为生，大批入山，很短的时期内，流民入山者达90余万众。成化六年(1470年)十月，荆襄流民李胡子(李原)、王彪、小王洪等刘千斤旧部又聚众起义，他们于南漳、内乡、渭南之间活动。李胡子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名号。
十一月，明廷派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前往镇压。项忠认为官军人少，战斗力不强，增调永顺、保靖士兵，合兵25万人，分八路进攻义军。同时派人招谕流民出山。流民附和李原起义者虽达百万之众，但无严密的组织，又无武器，他们的目的只是能在这里得到土地，得以生存。一见项忠招谕，便扶老携幼，纷纷出山。计有40万流民受抚。王彪率几十人侦查敌情，并劝阻流民出山，被官军抓获。义军势孤，李原退入深山。项忠派副使余洵、都指挥李振进山追捕，与李原部在竹山县相遇，李原战败被擒。小王洪所部500余人屯于钧州龙潭，亦被破擒，起义失败。项忠指挥官军对手无寸铁的流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当时流民有自洪武年间即入山耕田者，并未参加起义。明军入山，不分青红皂白，“尽草剃之，死者枕藉山谷”(《明史纪事本末。荆襄之役》)。万余人被编戍湖广、贵州，集体乘船而往，多得疫病而亡，弃尸江浒，臭不可闻。被招出山的40万众，项忠强迫其还乡，适值溽暑，因饥渴而死者众多，瘟疫流行，押送者惧其传染，往往故意沉舟于江，大部分人因此丧命。
大屠杀过后，项忠在流民的累累白骨上，立”平荆襄碑”以记其功。
此碑被时人称作”堕泪碑”，以嘲其滥杀无辜。项忠因平流民之功升为右都御史。还朝后，即因滥杀受到弹劾。
此后，明廷为防止流民复入，立严刑峻法以治之。规定入山者枷号一月示众，全家谪戍边卫。在12个通衢要路设立营堡，驻兵200人常年戍守。又在8个水陆要冲设巡检司，盘查行人。但流民入山之势不减。成化十二年(1476年)，又聚集几十万人。朝中一些官员鉴于两次出兵，并无实效，尤其是项忠滥杀造成的恶果，乃改变政策，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总结东晋时设侨置郡县的办法处置流民，主张”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置州县以抚之。”(《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八《平郧阳道》)朝廷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采用这种办法，成化十二年二月，命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安抚流民。十一月，开设湖广郧阳府，于其地设湖广都司、卫所及县，得流民113000户，遣返故土16000户，愿留者96000余户，许其自占旷土，开垦为业，以供赋役，设置郡县进行管理。湖广割竹山地分置竹溪具，割郧、津地，分置郧西县;河南割南阳、汝州、唐县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阳三县;陕西析商县地，分商南、山阳二县，以商县为商州，以郧阳府统郧、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六县，卫设于郧阳。流民问题得到暂时解决。
(五)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是明朝中叶以来空虚无力的边防建设的一次大曝光。继土木之败以后，蒙古兵第二次兵临北京城下，但今非昔比，昔日北京保卫战的锐气全无，只是因为蒙古部志在抢掠，并无推翻明廷、夺取大明江山之企图，才使明王朝又得以在内忧外患的沉重阴影下苟延残喘。
自明英宗回到北京后，蒙古部脱脱不花与也先之间矛盾日深，明廷也想利用其矛盾，厚赏脱脱不花，以制造摩擦，削弱也先的势力。但也先势力强盛，终于杀掉脱脱不花，兼并其众。景泰六年(1455年)，阿刺知院杀也先，鞑靼部首领孛来又杀阿刺知院。也先死后，瓦刺部分裂，鞑靼部日渐强盛，尤以孛来部最强。成化元年(1465年)，孛来与小王子(孛来所立脱脱不花后裔，即可汗之通称)、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抢掠延绥、平凉、灵州、固原以及大同等地。河套指今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南，黄河沿岸地区。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大弯曲，称”河套”。这里水草丰美，土地肥沃，可耕可牧，蒙古部遂长期住牧于此。不时侵扰明边。”套寇”成为明中期以来的严重边患。明孝宗弘治时，蒙古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将其子孙分封在大漠南北。达延汗死后，他的子孙领地分裂为40余块，其中势力最强的是达延汗次子阿著之子吉囊和俺答，他们据河套，统领诸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吉囊死后，俺答势力独盛，他以河套为据点，率蒙古骑兵，经常进犯山西、陕西甚至京畿地区。明廷防守无力，一些大臣认为要根除边患，必须将套寇赶出河套地区。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此说，大学士夏言支持曾铣。明世宗本来也倾向此说，但不久即改变主意，不愿兴兵。大学士严嵩瞧准这一机会，倾轧首辅夏言，称河套不可复。朝中诸臣见明世宗不主张复套，纷纷附和严嵩。河套地区的蒙古部也数次入犯，声言报复。于是夏言被罢官，曾铣下狱。甘肃前总兵官仇鸾因贪污被曾铣弹劾下狱，严嵩庇护仇鸾，代仇鸾草疏诬曾铣克扣军费百万，掩败不报，命其子贿赂权贵等罪。明世宗相信此说，以结交近侍罪将曾铣问斩。此后，无人敢议复套，边防日坏，明世宗深居西内，忙于建醮颇厌兵事。主政的严嵩和兵部尚书丁汝夔遂不再奏闻边情。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率军进犯大同，先伏劲卒于沟中，令弱骑挑战，大同总兵官张达轻敌冒进，驱兵仓卒迎战，陷入埋伏战死。副总兵官林椿闻张达被困，冲入阵中救援，亦战死。二人为明边将中骁勇敢战者。俺答得胜，引兵退回。败报入朝，百官震恐，总督郭宗皋、巡抚都御史陈耀各被杖责100，陈耀死于杖下，郭宗皋戍边。以翁万达继任总督，翁病居在乡，乃以兵部侍郎苏佑代。苏佑代镇，即请增兵增粮，未获准。仇鸾贿严嵩子严世番，得以出狱，当上宣大总兵，驻大同。八月，俺答大军复进至大同，仇鸾闻敌至，惶恐无策，听其僚属之策，重贿俺答，求其绕过大同。俺答遂以箭纛为誓，与之盟约，东去，欲攻宣府东，辽左西。兵部尚书丁汝夔称世宗厌听警报，没将紧急边情上报，仅令蓟州严备，发边兵12000骑兵、京营24000骑兵分布于宣府、蓟州诸关隘。边兵取符验会兵，未能及时赶到指定防守区。京兵多市井无赖，毫无战斗力。八月十六日，俺答率部至古北口，以数千骑攻边墙，顺天巡抚率全部人马出关城拒战。俺答佯引兵阻蓟州方面的明军，潜派精骑从古北口左侧鸽子洞、黄榆沟溃墙而入，出现在明军背后，京军溃散，争相逃入山谷。王汝孝退守蓟州，知潮河川有径道，一昼夜即可达通州，急忙赶至，尽徙河东舟楫于河西。十七日，俺答抵密云，转掠怀柔，围顺义城，听说城中有保定兵，解围南去，夜半至通州，阻于白河岸边。王竹激励士卒登城守御，并派人缒城而下，火速入京请求增援。京中得报，慌了手脚，兵部急忙召集京营兵守城，并召已至居庸关的仇鸾引兵2万入援。仇鸾既贿俺答东去，乃上疏称贼将东犯蓟镇，恐京师警急，申请入援京师。明世宗认为其忠心可嘉，对其信任不疑，令其守居庸关。此时急召入京师。兵部尚书丁汝夔点阅京军册籍，见册籍均为虚名，京军只剩四五万人，老弱不堪，又多在权贵家中服役。仓卒之中召集起来，从武库中领兵械甲仗，武库官员援例要钱，久不能成军。只得征募居民及各地为应武举而来到京城诸生，共约4万人守城，并命各地兵入援。明边政久坏，援兵陆续到达城下，计五六万人，饷费不知所出，户部文移往来二三日，士兵们才得到了几个饼充饥，战斗力可想而知。仇鸾所率大同兵甚至散其辫发，诈称蒙古兵，抢掠平民百姓，”民苦之，甚于虏”《鸿猷录》卷十六《追戮仇鸾》)。仇鸾被任命为平虏大将军，节制入援军马。京营诸将被派出城，营于城外各民巷间，京营兵久未见敌，驱之出，涕泣不敢前。城外百姓蜂拥入城，秩序大乱。
八月二十日，俺答自白河东渡潞水向西行，前锋700骑兵驻东直门外教场。二十一日，敌悉至城下，分掠西山、黄村、沙河、大小榆沟，诸将抵御不力。丁汝夔问严嵩战守之计，严嵩说:”在边境打了败仗，可以掩人耳目，不让皇帝知道。在京城战败，皇帝尽知，谁担得起这个责任?敌来只是抢掠而已，满足了自会回去的。”丁汝夔依此计，戒诸将勿轻战。于是仇鸾在东直门外斩死人头六个报功，诸将闭营不出战。仇鸾还不时派人至俺答营许其贡市。俺答遂致书明世宗，求通贡市。世宗召大学士严嵩、李本、尚书徐阶等商议，严嵩不表态，称这是礼部的事，徐阶称敌驻兵近郊，朝廷方面战守之策一无所有，可以许其贡市，但恐其索求无厌。明世宗一心想退敌，声称如果此举对社稷有利，自己金玉珠宝皆可舍弃。徐阶遂要求其先退出塞外，再通过大同守臣进书，希望利用俺答退兵之机，征集四方援兵，朝廷战守有备。
方针已定，召集众臣商议贡市事宜，许其3000人入城为贡使，诸臣不敢反对。只有一国子司业赵贞吉站出来抗议，称这与城下之盟何异。是日晚，城外火光冲天，德胜门、安定门以北的民居尽被焚毁，明世宗在西内都能看见冲天的大火，惊慌不已，内侍转达了白天赵贞吉的一番话，世宗亟命赵贞吉具疏畅所欲言，赵贞吉上疏要求皇帝御奉天门上朝主政。下罪己诏，激励将士。明世宗很赏识他的胆量，立即升其为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携5万金犒赏将士。
这时俺答转掠至西山至良乡以西地带，保定震动。明世宗登高，见城外火光冲天，怒诸臣抵御不力，决心杀一儆百。兵部尚书丁汝夔成为替罪羊，被捕下狱。事实上，明廷积弊已深，非罪一二大臣所能解。成国公朱希忠督京营兵，多役占，行伍不足。受命守京城，惧获罪，乃演戏般地将京营军从一处调至另一处，以掩人耳目。兵士们疲劳不堪，以为是兵部尚书丁汝夔在指挥着他们，咸归怒于丁汝夔，仇鸾兵抢掠过甚，不断有人向世宗报告。世宗宠信仇鸾，以其首先入援有功，抢掠的原因必是饥疲，不加追问。丁汝夔见皇帝偏袒，乃下令不许捕仇鸾兵。仇鸾称驻兵城外，实际上远离敌营，任敌于城下驰驱不敢战。兵部左侍郎杨守谦受命驻兵城下，兵少不敢出击。明世宗认为仇鸾远出御敌，而杨守谦畏怯，不敢出师,遂逮入狱。中贵别墅多在城外，悉被焚，争于世宗面前泣诉丁汝夔战守不力。丁汝夔众怒所归，与杨守谦一道被斩首示众。
俺答在城外大掠八日，志得意满，遂满载而归。欲夺白羊口出关，留一部分兵在京师外以为疑兵。仇鸾率诸将统兵10万，相视不敢发一矢。俺答至白羊口，守将拒战，不得出乃拥兵东南行，途中突与仇鸾部遭遇，仇鸾惊惧，几不能成军。敌纵骑蹂阵而入，杀伤千余人，仇鸾几乎被擒。事后他割取平民首报功。二十七日，俺答循潮河川经古北口原道退出，京师解严。这是一场荒唐的战争，明军几乎没有抵抗，史载其战绩为:大同游击王禄战怀来斩17级，获马12匹。山西游击柴缙战昌平，夺还被掳男女242人。都督仇聚战海店，生擒4人。仇鸾虚报战功80余级，世宗优诏慰劳，并加官太保。
(六)九边与长城
九边是指专为防御蒙古兵南下而于长城沿线设置的九个重镇。明初，蒙古势力被逐出中原，活动于蒙古高原，朱元璋屡次派兵北征，并分封诸子沿边戍守，他的24个儿子中有9个被封为”塞王”，”连亘边陲，北平天险，为元故都”，建燕国;”东历渔阳(河北蓟县)、卢龙，出喜峰”，以大宁为中心建宁国;”东渡榆关，跨辽东，西并海，被朝鲜，联开原，交市东北诸夷”，以广宁为中心建辽国;“西接古北口，濒于雍河，中更上谷、云中，太原其都会也，表里河山”，建晋国;”逾河而西，历延、庆、韦、灵，又逾河北，保宁夏，倚贺兰山”，以宁夏为中心，建庆国;”兼骰陇之险，周秦都圻之地，牧垧之野，直走金城(兰州)”，以西安为中心，建秦国，”西渡河，领张掖，酒泉诸郡，西扃秦岭，护西域诸国”，以甘肃为中心，建肃国(《名山藏》卷三十六《分藩记》。塞王们拥有重兵，佐以元勋宿将，其中尤以宁、晋、燕三王势力最大。宁王”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燕王则受诏”节制沿边士马”，数次拥兵出塞。燕王朱棣靖难成功，登基称帝，对分封在边塞而势力又较大的藩王，放心不下，进行削藩，宁王被徙于南昌，辽王护卫军队被削，谷王朱穗废为庶人。为解除蒙古的军事压力，五次出塞亲征，并在沿边部署重兵。
明初，大宁都司、营州等卫与辽东、宣府，东西并建为外边。古北口至山海关为内边。永乐时，移大宁都司于保定，散置营州等卫于顺天境内，设朵颜、泰宁、福余三蒙古卫，每年朝贡互市，”永为藩篱”。实际上，朵颜三卫成为北边的隐患。北边防线内缩后，为加强防卫，九边重镇陆续增设。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继设宁夏、甘肃、蓟州，又设山西、固原，逐渐形成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万里防线。九边各设镇守官员，并设置大量兵马。明朝军事部署，除京营外，主要兵力均放在九边防线。万历年间，九边主兵60万，客兵即各地征调前来的兵力亦很多，军饷最初仰给于屯田，正统以后，逐渐由京仓供应。弘治、正统年间，银额43万，嘉靖时增至270万。万历时高达380万，明末为应付内外交困的局面，增兵增饷，加征加派，成为严重的财政负担。
九边情况，见于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约略如下:蓟镇之起，源于庚戌之变，总兵驻地三屯营(今河北迁安)。设官增兵，原额兵39000余，马1万余匹，万历时正兵31000,马6000匹。随女真势力的崛起，军事冲突频仍，不得不调兵入卫，每年入卫兵有3万余人。这些士兵称班军，从河间等卫及大宁都司轮班赴蓟镇。兵力仍嫌不足，募兵补充。嘉靖三十七年，召募15000，嘉靖四十二年，令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提调等官自募家丁。万历三年，募浙兵3000，四年，调南兵9000，五年，募3181人。
明王朝利用北魏、北齐、秦、隋长城，加修增筑，目的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长城工程在明王朝二三百年间，几乎不停地施工，形成西起嘉峪关、东达鸭绿江，横贯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辽宁等省市自治区，全长12700多里的万里防线。各镇的防守，主要是沿长城一线布置兵力。
蓟镇的防守设施:蓟镇所辖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灰岭口，全长1200多里。这是明代长城最坚固、保存最完好的一段。万历时，有城堡285座，空心敌台1240座，潮河川大桥一座。隆庆二年，戚继光将蓟镇及昌平分为12路，将边墙稍加厚，两面皆设垛口，每隔七八十垛的距离，下穿一小门，可登上城墙。城墙上筑有墩台，比墙高一倍，可容50个士兵驻守。这样的敌台共修了1500座，以后又陆续增修。
辽东镇。明代在辽东废郡县，置卫所。总兵驻辽阳，后移驻北镇。在辽阳、开原设自在、安乐二州。辽东镇兵马原额9万，实际上有8万余。隆庆四年还设置了由200辆战车组成的车营，每年有3000人入卫协守。辽东镇所辖长城南起鸭绿江边，西至山海关，长1950余里。这段长城明中期以后很少修葺，多为土城墙。辽东镇有城堡279个，空心敌台31座，边腹敌台90座。宣府镇，明初于元上都设开平卫，置八驿。大宁都司、兴和卫废置后，开平孤悬塞外，宣德中，内移于独石。土木之变，独石八城皆被瓦刺军攻破，不久亦收复。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距京师不到400里，迫近陵寝，为明廷肩背重地，防守任务很重。万历以来，女真兴起，辽东成为主战场，宣府兵事稍宁，兵马墩墙始渐次整饰。总兵驻地在今河北宣化，宣府防守设施，原有兵马15万余，万历年间已减至7万余人。每年有2500人入卫协守。宣府所辖长城东起居庸关，西至丁浑河(今山西大同东北)，全长1023里。因其处于北京之西北要冲，城墙十分坚固，有些地方有内外九重城墙。隆庆元年，修边濠，盖营房，砌独石、马营二城，加强防御。
大同镇。总兵驻山西大同。这里川原平衍，蒙古骑兵可长驱南下，防御任务颇重。大同原额兵马13万余，万历年间仅存8万余人。所辖长城东起镇口台(今山西天镇东北)，西至鸦角山(又名丫角山，在今山西偏关东北),全长670里。有城堡64座，敌台89座，墩台788座。嘉靖三十二年添设300座空心敌台。每墩10人，每10墩设提督官一员。
太原镇(又称山西镇)，与其他边镇相比，稍近内地。外藉大同为藩篱，内恃三关为屏障，素少边患。嘉靖中，蒙古骑兵往来太原骚扰，始加强防御，改副总兵为总兵镇守。治所初设于偏关,不久移于宁武。所辖长城西起山西河曲黄河岸边，经偏关、雁门关、平型关、固关而达黄榆岭(山西和顺东)，全长1600余里。这段长城在大同、宣府两镇长城之内，故称内长城，其目的是加强首都的防御。这段长城极为坚固，一些地方的石墙多达20余重。万历三年，添砖包空心楼15座，实心楼15座，土筑敌台216座，并加筑了边墙。太原镇长城沿线万历年间城堡、墩台、隘口、空心敌台计3711座，原额兵马25000余，万历年间增至55000余人。
延绥镇，又名榆林镇。明初筑东胜等城，守黄河以北。正统间，失东胜卫，退守黄河。后因蒙古势力进占河套，又弃黄河守长城。镇城原在绥德。成化中，徙镇榆林堡。所辖长城东起清水营，(今陕西府谷)，西至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全长1770里。万历间，修延绥三段边墙671里，墩台75座，墩院8座，寨城7座。万历年间，计有城堡62、民寨堡城149、寨城55、空心敌台239、敌台116、墩台1316座。联墩勾堡，横截河套之口，为西北雄镇。原额兵8万，后减至5万。
宁夏镇，总兵驻宁夏银川。明初，置宁夏等五卫。西北据贺兰山，东南带黄河。自蒙古势力进占河套后，黄河东300里，皆严备御，连年修治墙堑。正德间，修外边长城。嘉靖以来，又增筑内边，其中尤以清水、兴武、花马池、定边各营为要冲。所辖长城东起大盐池(今宁夏盐池县)，西至兰靖(今甘肃皋兰、靖远)，全长2000里。成化十五年于宁夏东路沿河一带筑边墙。万历二年修宁夏镇城及平虏城迤北长城边墙6000余米，筑墩设兵。万历时，有营堡城94、关城6、敌台35、墩台534、关隘33座。原额兵马7万，万历年间已减至2万余。
固原镇，总兵驻今宁夏固原，成化以前，独靖虏一面防备蒙古势力，号称无事。弘治中蒙古火筛部入侵，遂成为冲要地区。始以州治为镇城，隶以固、靖、甘、兰四卫，设总督、总兵参游等官。所辖长城东起陕西靖边，与榆林镇长城相接，西达皋兰与甘肃镇相接，全长1000里。万历年间，有城堡885、敌台820、护城堡墩敌角台4010座。兵马原设126000余，后减至9万。
甘肃镇。明初，平河西，弃敦煌，以嘉峪关为界，由庄浪以南300里为湟中地，置西宁卫。由凉州迤北200余里为姑臧地，设镇番卫，又设甘州等五卫于张掖，肃州卫于酒泉，兰州卫于金城，地近2000里，防守尤难。所辖长城东起金城(今兰州)，西至嘉峪关，全长1600余里。设城堡495、关隘104座。兵马原额9万，万历时仅余46000余人。
正统以后，河套地区成为明代边防一大痼疾，而邻近的延绥、宁夏等镇，防守任务骤然加重。
洪武时，徐达、李文忠将蒙古势力赶至塞外，朱棣又数次亲征，黄河之外一带无警。宣德时，为防阿台朵儿只伯，派右佥都御史罗亨信、右副都御史陈镒镇守陕西，兼理宁夏、延绥等处边务。河套犹为明廷天险。
正统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兵部尚书王骥巡边，见庄浪、永昌、山丹等卫守兵单弱，烽堠废圯，遂整饰军纪，斩杀败将。正统九年与阿台朵儿只伯一战，转战2000余里，俘获2000余口，阿台不久死去，河套地区得以安宁。接着开创榆林一带营堡，累增至24所，岁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官军分戍，以河南陕西客兵助之。天顺时，孛来、毛里孩等部相继入侵，北境无宁岁，河套地区被其占领驻牧。
成化时，朝廷有”搜套之议”。七年，彰武伯杨信巡边，辅臣拟兴兵10万，但兵部尚书程信以其地旷远人稀，馈饷艰难，只发兵2万，此议遂寝。不久，命吏部侍郎叶盛往河套议延绥事宜，朝中对河套一事，议论纷纭，或言增兵守御，或言大举兴兵，将其逐出河套外，沿河筑城堡，直抵东胜，徙民耕守其中。叶盛认为河套沙深水浅，难以住牧，春迟霜早，不可耕种，惟增兵守险而已。
成化时，在宁夏花马池东至延绥安边营，西至宁夏黄河边横城堡一带，400余里，宁夏巡抚徐廷璋、延绥巡抚余子俊相继修浚。
正德时，杨一清主持修建边墙仅40里，被刘瑾阻挠而作罢，嘉靖时，杨一清被重新起用，始完工。但此时北边已无宁岁，战事频繁。
嘉靖时，总督侍郎曾铣议复套，亦因严嵩、仇鸾诬陷阻挠，下狱论死，此后无人敢议复套。
(七)王江泾大捷
明嘉靖年间，”南倭北虏”，边患严重。倭寇侵扰东南沿海地区，并不始于嘉靖。14世纪初，明立国前后，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内战不休，一些战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活动。明代海禁甚严，海外贸易受严格控制。明中叶以后，一些沿海巨商大贾，为牟取暴利，也铤而走险，武装走私，亦商亦盗。他们的船队或50只，或100只，结成”■”，设”舶头”，走私贸易规模很大。
明朝从太祖朱元璋起，即大力加强海防建设。洪武年间，信国公汤和沿海筑59城江夏侯周德兴筑16城，籍民为兵。当时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共设50余卫，士兵20万，并配置战船，以防倭寇。永乐年间，总兵刘江率辽东军民于辽东望海埚大战倭寇，全歼入侵倭寇2000余人。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倭寇不敢侵扰。
嘉靖年间，日本进入十六国时代，众多的诸侯国都想与明王朝通商，但受到三年一次”朝贡”的限制。嘉靖二年，日本贡使发生争贡事件，明罢市舶司不设。此后日本商人武装走私愈演愈烈。南迄广东，北及江淮，均遭蹂躏。浙闽沿海，江北扬州、淮安以东及广东的潮惠地区，受害尤深。
明廷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起，增派巡视重臣，督察海防。先是委派佥都御史王忏提督军务。王忏在浙闽审度形势缓急，筑城30余处，不久，王忏调任大同巡抚。三十三年，朝廷改派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军务，后又改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专总督军务讨贼”(《明史·张经传》张经曾任两广总督，受当地少数民族拥戴，此次朝廷决定征调狼土兵，以提高战斗力，张经因此受朝廷倚重。
当时，倭寇侵扰主要在浙西富庶地区，即苏、松、杭、嘉地区。浙西海防要地有四:一为金山卫(上海松江县东南70里)，一为吴淞口(上海嘉定县东南40里)，一为刘家河(江苏太仓东北70里)，一为白茆港(常熟东70里)。而金山卫东北为拓林堡，又北为川沙堡。此时有倭寇及海盗2万人盘踞在此。张经到任，慷慨自负，开府嘉兴，选将练兵，准备直捣敌穴。张经的战略准备工作很严密、充分。首先加强苏浙防务，以俞大猷为总兵，并令其与狼山(通州南15里)总兵水陆接应，并增募狼山、福山水兵万人，福仓沙船300余艘及调募长江南北徐、邳官民。各战略要地亦增设参将及守备。俞大猷还在泖湖(松江西约10公里)集中训练水军。
此时的战场形势是浙西海防日趋吃紧。三十三年四月，倭寇自海盐趋嘉兴，参将卢镗小胜，次日再战，又败，官军被杀400余人，溺死者众多，都司周应桢阵亡。倭寇乘势攻嘉兴府城，被明副使陈宗夔击退。倭寇退入乍浦，又合兵进犯海宁等县。入海破崇明，自崇明入攻苏州，在周围乡邑大掠。六月，又犯嘉兴，都指挥夏光战败被杀。俞大猷部在吴淞小胜,擒倭寇7人，斩杀23人。八月，倭寇出拓林巢穴，进攻嘉定。参将方逢时、许国率召募的山东枪手6000人赶至，方逢时率兵先进，与敌战于新泾桥，杀敌80余人。许国恨其不与自己共同杀敌立功，欲夺其功，遣官军追敌至采陶港，中伏，大败，溺死千余人。
嘉靖三十四年正月，拓林倭寇出兵进犯乍浦、海宁，攻陷崇德，转掠塘西、新市、横塘、双林、乌镇、菱湖诸镇。杭州数十里外，血流成河。巡抚李天宠束手无策，惟募人缒城，自烧附郭民居而已。张经驻嘉兴，未派兵增援，副使阮鹗、佥事王洵竭全力抵御，仅免城陷。
二月，工部侍郎、严嵩党羽赵文华受世宗之命到浙江祭海神，妄想用这种荒唐的举动平定倭寇。赵文华还同时受命区处防倭事宜。张经耿直，不媚权贵，赵仗势颐指气使，张经轻视其为人出身，两人结怨。四月，广西土官瓦氏率狼土兵到达苏州。张经命其隶属俞大猷。俞大猷率狼土兵击退来犯金山卫的3000倭寇，赵文华见狼土兵可用，不免浮躁，派其击敌于漕泾，不料大败而归。以明世宗为首的昏庸朝廷，先是在宫中设醮，称可追夺房魂，无效。又采用赵文华的建议，祭海神，以求得海神的庇护，又不奏效。乃依靠狼土兵。狼土兵一败，倭寇知朝廷无能，抢掠之势更盛。
赵文华认为应速战，张经不同意，诸路狼土兵已陆续到达，但永顺、保靖士兵未至，张经欲等待，认为赵文华浅薄不知兵，不令其先知作战计划。赵文华大怒，上疏劾张经纵敌，朝中大臣亦怨张经久不出战，杭嘉等地屡被抢掠，而且狼土兵军纪极差，骚扰当地百姓。于是决定派官校前来逮捕张经。张经对此一无所知，挥兵与敌激战，取得了王江泾大捷。
王江泾之战的作战时间是四月末到五月初，倭寇徐海部4000余人由嘉善进犯嘉兴，张经分遣参将卢镗等督狼土兵击之，保靖兵新到，对地形不熟悉，初战受挫。巡按御史胡宗宪亦赶来，激励士卒再战，遂于嘉兴东郊之石塘湾大胜。倭寇向平望方向逃遁。四月二十六日，倭寇从嘉兴至唐家湖(平望北60里)，湖水汹涌，不能渡，吴江知县杨正集乡兵于水上，牵制敌舟，派善泅水者入水凿敌舟。保靖宣慰使彭荩臣赶至，倭寇大败，退至王江泾。此时明军已对倭寇成合围之势，北卢镗军，东俞大猷军，南胡宗宪。保靖士兵为先锋，斩敌200余。二十八、二十九日，双方又有激战，张经亲自督师，敌军5000人猛攻，明军稍却，危急时刻俞大猷奉命督永顺士兵2000由泖湖赶来，汤克宽部亦率舟师而至，明军士气大振。五月一日，明军三面合击，大败敌兵，斩杀2000余人，溺死者无数。残部逃回拓林，自己纵火焚其大本营，驾船200余艘出海逃去，王江泾大捷为明有倭寇以来”战功第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乱》)。
捷报至京，明世宗却认为张经”欺诞不忠，闻文华劾，方一战”。尽管兵部称”王师大捷，不宜易帅”《明史》卷二O五《张经传》)。世宗不听，将张经解送至京，同年十月，处死。
赵文华上疏称王江泾大捷是由于自己与胡宗宪督师，乃获大胜，二人加官进爵，而倭寇侵扰如故。
(八)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7年)，是明代抗倭战争中崛起的优秀将领。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嘉靖时袭父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在山东备倭。后以浙江沿海倭患严重，调浙江都司，任参将，分守宁、绍、台三郡。
此时浙江海防由总督胡宗宪负责。嘉靖三十五年四月，流落日本的中国海盗徐海引日本大隅、萨摩二岛倭寇分掠上海、瓜州、慈溪等处，徐海与陈东、麻叶引万余人攻乍浦。当时，两浙倭患以慈溪为烈。余杭次之，拓林、乍浦、乌镇(吴兴县东南90里)、阜林皆为其巢穴，驻扎了两万余倭寇。胡宗宪与五月间来浙督师的赵文华无计可施，派人约降敌首汪直、徐海。汪直与胡宗宪同乡，见胡宗宪善待其妻母，心动，派养子来约降。徐海闻之，亦动摇欲降。胡宗宪又离间徐海与其将麻叶、陈东的关系，使其互相攻杀。胡宗宪乘势命官军困之梁庄，徐海投水死，其他敌将被擒。参将卢镗亦擒盘踞大隅岛的敌酋卒五郎。两浙倭患短时期内有所缓和。嘉靖三十六年四、五月间，倭众又大批涌来，南掠扬州、高邮，北至淮安。十月，汪直率其党要求贡市，胡宗宪招其降，汪直遂于杭州投降。巡台御史王本固下汪直于狱，胡宗宪上疏请免汪直死刑，朝中疑胡宗宪与其有交易，胡宗宪不敢再言，汪直被处死。汪直余部据岑港，胡宗宪命俞大猷、戚继光等四面围攻，不克。三十七年，新倭又集，胡宗宪无计可灭敌，连献白鹿给迷信的明世宗以邀宠。十一月，岑港之敌造好巨舰，浮海南去，胡宗宪见其退出自己防区，纵之去。倭寇遂猖獗于福建沿海。闽人上书弹劾胡宗宪嫁祸于邻，胡宗宪将责任推到俞大猷身上，奏其作战不力。俞大猷被逮下狱，戚继光被免官，令其戴罪杀敌。不久复职，改守台、金、严三郡。
戚继光到浙江后，见卫所军制败坏已深，军士不堪一击，毫无战斗力，遂着手组建自己的军队。义乌百姓素称剽悍。嘉靖三十八年，戚继光于义乌召募了一支由农民和矿夫组成的3000新军，戚继光对其进行了精心训练。其主要方式方法均载于这一时期他所著的《纪效新书》中。首先他严明军纪，要求士兵绝对服从命令，”出口就是命令，就是说的差了，宁任差到底，决不改还”。”但遇号令”，必须”金鼓旗幡是听、是看，是怕”。其次，他对士兵的武艺训练从严要求，称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武艺是士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帖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何如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江南多水泽，不利于士兵驰逐，戚继光乃根据地形特点设计阵法，创造了”鸳鸯阵”。这种战术将盾牌、狼筅、长枪、叉、钯、棍、刀等长短武器联合使用。战斗中，挨牌手在前面低头执牌前进，接着是执狼筅的士兵，筅以救牌。筅后是长枪手，长枪救筅。最后是短兵，短兵救长枪。各取所长，密切配合。此外，根据战场敌情的变化，鸳鸯阵还可以变成”三才阵”、”两仪阵”等。经过两个月的训练，这支部队遂成精兵。
嘉靖三十六年到嘉靖四十一年，戚继光主要在两浙战场抗倭。四十一年七月后，调赴闽粤战场。
在两浙战场上，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二旬有九日”的时间内，创造了九战九捷的辉煌战绩(《罪惟录》卷十九《戚继光传》)。
嘉靖四十年四月，倭寇分两路大举进犯桃渚、圻头，戚继光率军急趋宁海，扼守桃渚，在龙山大败倭寇，追杀至雁门岭。倭寇遁逃途中，乘虚进犯台州，戚继光追至，手歼其魁，将其余众赶至瓜陵江，全歼。圻头倭又袭台州，戚继光于仙居截击，无一脱逃。俘获1000余倭寇，焚溺而死者无数。总兵官卢镗、参将牛无锡又破敌于宁波、温州，浙东倭被荡平。戚家军从此名声大振。
嘉靖四十一年以后，福建成为倭患的中心，戚继光又率兵开往福建战场。福建之防务，由浙江总督管辖。嘉靖三十七年，巡抚都御史王忏建议将其防务分为三路:以福兴为一路，设参将驻福宁(霞浦);漳泉为一路，设参将驻诏安另在福州设参将。嘉靖三十七年以后，福建倭患加剧，不断窜扰福州、福清、同安、长乐、漳泉、南安等地。三十八年四月，又有新倭进犯，连破福安、宁德，围福州，终月不解。福清、永福诸城，皆被攻陷。四十年，倭寇又陷福建漳浦。四十一年三月，倭寇兵分三路进犯福建:一路自温州来，合福宁、连江倭攻陷寿宁、政和、宁德;一路自广东南澳来，合福清、长乐诸倭，攻陷元钟所，延及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等地。宁德城屡陷，距城10里有横屿，四面皆水，易守难攻，成为倭寇巢穴。一部分倭寇则在牛田结营，其头领扎营于兴化(莆田县)东南，互为声援。闽中告急，向总督胡宗宪求援，胡宗宪命戚继光进讨。
嘉靖四十一年七月，戚继光率兵入闽，直捣贼巢横屿，命士兵每人持草一束，填壕而进,斩敌2600，横屿被捣毁。戚继光乘胜进军福清，捣牛田倭，破其巢穴，残余的牛田敌奔至兴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达敌塞，连克60营，斩敌千余级。天明入城，兴化人始知倭患已除，宰牛设酒，犒劳戚家军。戚继光先班师抵福清，遇倭自东营澳登陆，击斩200人。总兵刘显亦屡破敌，于是闽海敌几尽，戚继光还守浙江。
戚继光回浙江后，又有大批倭寇入犯福建，兴化城被围困月余，总兵刘显派士兵8人进城送信，在城下被敌杀掉，敌换上明军服装，赚开城门，入城焚掠一空。两个月后才离开兴化，破平海卫，复据之。兴化告急，朝廷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为副总兵。平海城陷，刘显兵少不敢去。俞大猷也认为需大军合击。嘉靖四十二年四月，戚继光又率浙兵入闽。明军做了全面部署:巡抚谭纶统中军，刘显统左军，俞大猷统右军，合攻平海卫。平海卫倭拒海道欲逃，谭纶环立栅栏断其归路，把总许朝光邀击之，敌不得出。戚继光为主力直攻平海，刘显为助攻，攻崎头。俞大猷循水陆攻平海港，威胁敌之侧翼，戚继光得平海卫兵为向导，从小路趋平海，出敌不意，登上城北高地，破其堡垒，俞大猷水陆兵亦由海上登南门，夹击城中之敌。崎头军因刘显力攻，不能来援，明军遂大破平海倭寇。此战斩敌2200余，夺回被掠平民3000人。谭纶奏捷，上报战功，以戚继光为第一。朝廷升都督同知，世荫千户，代俞大猷为总兵。
嘉靖四十三年二月，戚继光又于仙游城下败倭万余人，追击至王仓坪，又斩敌数百，余敌多坠崖谷死，残存的数千倭寇逃到漳浦蔡丕岭。戚继光分兵五哨，执短兵器缘壁而上，俘斩数百人。余敌掠海船出海而去。福建倭患至此被平定。广东方面的倭寇2万余人亦被广东总兵俞大猷等击败于海丰等地，擒斩殆尽。于是，东南沿海几十年的倭患彻底解除。
隆庆初，戚继光被调至北边重镇蓟州，任蓟州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他在蓟镇主持修筑了2000里边墙，建了1200座空心敌台，即在长城上跨墙建台，台高五丈，中分三层，命百人宿卫于台中，昼夜嘹望。鉴于边兵无纪律，他奏准自己训练的3000浙兵，”用倡勇敢”。3000浙兵到达时，正赶上天大雨，军队列于郊外，从早上到日偏西，没有得到入城的命令，树立雨中不动。边军大骇，始知军令。隆庆五年(1571年)秋，空心敌台建成，绵延2000里，声势相接，边防大为改善。
戚继光在蓟镇设车营，一辆车由四人推挽，战时结方阵，命马步军处其中。又制拒马器以遏蒙古骑兵。敌至，火器先发，稍近则步军持拒马器排列而前，间以长枪、莨筅。敌逃则骑兵追击。辎重营随其后。以南兵为先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蓟镇兵分工明确，战术精当，军容整肃，兵器犀利，为九边之冠。
隆庆时，俺答封贡，蒙古与内地互市往来，几十年无烽火，仅朵颜部董狐狸及长昂部时叛时服，戚继光击之，获董狐狸之弟长昂之叔长秃，二人率部酋200人叩关请罪，请赦还长秃，通贡市。戚继光在蓟镇时期，二部再未敢内犯。
万历初年，兵烽渐起，但戚继光在蓟镇，守御甚严，敌不敢犯，遂转攻辽东，李成梁数立战功。戚继光则以备边之功加太子少保。自庚戌之变以后，明边防独重蓟镇。此前十七年间，易将10人，都以罪去职。总督王忏、杨选因而被杀。戚继光在蓟镇16年，蓟门晏然。万历十年(1582年)权相张居正卒，戚继光因被张倚重而受牵连，被调赴广东，郁郁不得志，因称疾被罢归。三年后，有御史荐其可用，被夺俸以示惩。不久，戚继光在家乡登州孤独地死去。
戚继光在浙江任参将时写成了军事著作《纪效新书》，晚年又对此做了校订。隆庆五年在蓟州任上，戚继光又写成了《练兵纪实》。这两部书集前人及当代兵书之大成，又从实战、实际训练出发，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九)万历三大征
万历三大征指万历年间明朝廷出兵平定哮拜叛乱、播州杨应龙叛乱及援朝抗倭。这三大战役每次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千万两，”几举海内之全力”。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富国强民政策，明中叶以来愈演愈烈的财政危机一度有所缓和，经过三大征，明廷财政赤字不断膨胀，社会各种矛盾重又加剧，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抗倭援朝之役始于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六年始将日本侵略军赶出朝鲜。
16世纪末，日本战国群雄经过百余年的战争，逐步统一，丰臣秀吉最后完成了全日本的统一大业。在完成了国内的整顿之后，便积极向外扩张。他首先将矛头对准朝鲜。
朝鲜处于中日之间的核心地带，是大陆或海洋势力向外扩张的走廊。唐高宗伐高丽，志在封锁日本势力，元世祖两次东征日本，亦经由朝鲜。朝鲜也是中日两国的交通枢纽。日本侵朝的目的，是以之为跳板侵略中国大陆。朝鲜的三千里富饶江山，亦使日本封建主垂涎。
丰臣秀吉为发动侵略战争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在日本岛动员了30余万兵力，建造了千余艘战舰，并在名古屋屯积了大量粮草。朝鲜国王李晗，荒于酒色，内政败坏，民怨沸腾，对于敌情杳无所闻，明廷已注意到日本的侵略动向，并转告朝鲜，但朝鲜国王不以为然，未作任何防备。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出征朝鲜。此次出动侵略军18万人，舟师数百艘，共分九军。第一军由小西行长率领。乘大小舰艇700余艘。四月十二日，渡过对马海峡，翌日晨登陆突袭釜山朝鲜守军。四日之内，朝鲜海防重镇釜山、东莱、梁山等地相继陷落。其余沿海守军闻风而逃，朝鲜的海防线迅速崩溃。四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率第二军、黑田长政率第三军也相继于釜山登陆。三军分兵向汉城挺进，朝鲜国王布置军队，迎击日军。但日本的奇袭战术，使朝军处于被动地位。巡边使李镒方至尚州，即被小西行长击败，岛岭天险，未容布阵，亦被日军突破。申昱受命在忠州与敌决战，仓促集军万人，背江与日军3万人激战，全军覆没。此后，日军在朝鲜半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沿途郡县望风而溃。日军直逼汉城，守都城的朝军在汉江对岸，望敌自惧，守将竟沉兵器于江中，化装而逃。五月二日，登陆仅17日便兵不血刃地进入朝鲜国都汉城。日军略事整顿，继续北进，守大同江之朝鲜守军，坐视日军徒步过江，不敢发一矢。平壤陷落。仅两个月零两天，朝鲜三都18道全部陷落，王子被俘，国王逃到义州，急忙向明朝告急。明廷对战况估计不足，派出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结果于平壤城内全军覆没。明廷震动，于十二月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率大军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六日，大军进抵平壤城下。李如松观察地形，见平壤东南临江，西临山，惟迤北牡丹台高耸，最为险要。日军设炮台及鸟铳等新式武器防守。一月六日夜，驻扎南郊的朝鲜军首先被日军攻袭，北郊牡丹台方面吴惟忠部明军亦与日军发生小规模战斗。七日，吴惟忠部先攻牡丹台，试敌火力，佯退。是日夜，日军偷袭李如松营，被李击退。八日，决战全面展开，李如松部明军全力攻城东南，日军弹矢如雨，士兵稍却，李如松手斩先退者，为激励士卒，他亲冒矢石，募敢死士架梯登城。南城主攻明军由祖承训率领，着朝军服装，日军连胜，心轻朝军。祖承训进至城下，始露明甲，日军不支，从西城抽出兵力对付南面明军。明军预先在城外设虎蹲炮、大将军炮、佛郎机等，火力集中于主攻方面的西门一带高地及城北隅的日军根据地。烟尘蔽空，炮声震天，李如松督杨元等从小西门先登，李如柏亦从大西门冲杀进去。牡丹台方面，日军极力抵御吴惟忠部的猛攻，吴惟忠炮弹中胸，血流如涌，仍奋臂记呼督战。李如松战马中炮而死，换马再战。在明军的猛攻之下，日军终于不支，退保城北隅风月楼。入夜，小西行长提兵渡大同江，向汉城方面退却，途中又遇明军伏兵李宁、查大受追击，狼狈退去。平壤之战，大获全胜。杀敌1285名，死于火及从城东跳水而死者无数。李宁、查大受亦杀敌362人。十九日，李如松乘胜进军，收复旧都开城，杀敌165名。朝鲜三都18道，已收复二都及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咸境五道。
李如松军连胜，产生轻敌之心，想一举收复汉城。二十七日，进军碧蹄馆，距汉城仅30里。李如松率所部万余人，进至大石桥，突与日军遭遇，被围困数重，将士殊死战，李如松几乎被擒，裨将李有升以身护之，被敌肢解。明军战至中午，矢尽，杨元率援兵至，杀入重围。日军乃退去。此战明军精锐尽失，过桥者皆被杀死，天大雨，路泥泞，汉城附近尽为稻畦，明军骑兵不得施展，而城中日军居高临下，火炮频发，明军损失惨重，退回开城。三月，刘鋌、阵瑞水陆援兵至，李如松命李益驻开城，杨元驻平壤，接大同道守明军饷道，李如柏驻宝山，互为声援。查大受驻临津，统锐卒东西策应。龙山日军仓粟数10万被明军纵火尽焚，敌军乏粮，时疫流行，士气低落。朝军李舜臣率龟船(一种战船)20余艘往来海岸，干扰日军海上补给线。四月十八日，日军退出汉城，龟缩在釜山一带。
明廷未能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主战主和派纷争朝中。经略宋应昌认为敌意”实在中国”,如敌见我罢兵，突入再犯，朝鲜不支，前功尽弃，不愿退兵。兵部尚书石星在战争一开始便一意主和。平壤之役前已派沈惟敬数通日本议和，明神宗也不愿再战，决心撤兵。只留刘鋌率川兵防守，其余明军尽数撤回，令朝鲜国王回王京汉城自守，中日和谈。
日方仅仅是利用和谈争取时间，重整军备，釜山日军始终未撤回日本。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丰臣秀吉再次发动侵朝战争。明神宗将议和责任推到兵部尚书石星身上，使者沈惟敬向日本人献媚的罪行也被曝光，二人下狱。明廷派兵部尚书邢玢为总督，佥都御史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率10万大军，第二次赴朝抗日。
日军出动14万兵力，企图进占庆尚、全罗、忠清三道。六月，日船数千艘先后渡海登陆。七月，入庆州，夺闲山要塞。闲山岛在朝鲜西海口，右障南原，为全罗外藩，一失守则沿海无备，天津、登莱皆可扬帆而至。
明军的战略布置如下:麻贵卒17000人先入朝鲜，七月七日抵汉城;杨元率辽东马兵3100人，至南原;陈愚衷率骑兵3000人，屯全州为声援吴惟忠率4000人进至忠州，与南原军互相呼应;茅国器兵3000人屯星州，控制岛岭、秋风岭。部署完毕，只待大军到达，即由南原、忠州发动钳形攻势，直捣釜山之敌。
八月，日军围南原，夜里突然发起攻击，明军猝不及防，守将杨元跣足而逃。驻全州的陈愚衷距南原百里，惧敌不敢出兵救援。闻南原失，也弃城而遁。麻贵急遣游击牛伯英赴援。日军直逼至王京汉城。汉城东隘为岛岭、忠州，西隘为南原、全州。南原、全州既失，王京失去屏障，守将麻贵几欲弃城而走，海防使萧应宫自平壤赶来阻止，邢玢也来坐镇王京，人心始定。麻贵乃发兵守稷山，朝鲜亦调李元翼由岛岭出忠清道击敌。
十一月，总督邢玢征兵陆续到达，乃分4万人为二路，副将高策统中军，李如梅统左军，李芳春、解生将右军。经略杨镐同麻贵率左右协，自忠州岛岭向东安趋庆州，专攻加藤清正。遣中协屯宜城，东援庆州，西扼全罗。布置停当，余兵合朝鲜兵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浩浩荡荡，诈攻顺天，以牵制行长东援清正。
十二月，双方爆发了尉山会战。中朝军队计5万余人，日本加藤清正率部于尉山府之南岛山扎营，兵力16000余人。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朝联军总攻开始。黎明前由游击摆寨为先锋，率亲兵1000人，参将杨登山为后援，率精骑3000，突袭尉山城。城内日军大半被歼，岛山屯军援至，摆寨佯退，诱敌入伏，杀敌400级。日军奔还岛山，坚守待援。翌日联军围攻岛山外围城郭，游击茅国器统兵先登，破敌新筑三寨，杀敌661名，日军坚壁不敢复出。十一时许，明军攻抵岛山寨下，裨将陈寅身先士卒，冒弹雨奋勇登先，连破敌栅二重。加藤清正身着白袍跃马指挥日军拒守。明军攻至第三栅前，行将攻破，杨镐忽传令茅国器割倭首级，明军阵脚稍乱，攻击不力。茅国器复因主将李如梅未至，自己不便先立功，遂鸣金收兵。第二天早上，李如梅至，再攻，敌守益坚，不能攻拔。岛山比尉山城高，日军在此新筑石城，明军仰战不利，死伤很多，于是改强攻为围困。杨镐令分兵围困岛山10日，日军从城上发火炮，击伤许多明军，但因明军长围，城中饥，坐待小西行长之援军，而明军总攻前，已由中协高重、吴惟忠等扼梁山，左协董正谊等赴南原，布下疑兵。又遣右协卢继忠兵2000屯西江口以防水路援兵。小西行长亦虑明军攻其釜山寨，不敢轻出救援，仅选派精锐3000，虚张声势往来江上。朝军将领李德馨误报海上大批倭船扬帆而来，杨镐不及下令，策马先奔，诸军大乱，皆奔溃。清正乘机出兵追击，明军阵亡2万余人。杨镐、麻贵奔回星州，撤兵回王京。明廷得到败报，罢免杨镐，命天津巡抚方世德代为经略。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总督邢玢鉴于前一阶段战役中缺乏水师的情况，召募江南水兵，以增强对敌作战能力。二月，都督陈憐率广兵，刘鋌率川兵，邓子龙率浙直兵先后到达朝鲜战场。邢玢将大军分为四路:中路李如梅(后以董一元代)，东路麻贵，西路刘玢，水路陈琰，相机进剿。日军方面的兵力部署:兵分三路，东路加藤清正，据尉山;西路小西行长据栗林、曳桥;中路则石曼子据泗州。
九月间，明军分道进兵，刘鋌攻小西行长，斩首92级。陈瑞水师击毁倭船百余。小西行长反击，刘、陈败走。董一元攻晋州，乘胜下敌老营泗州。日军退保新寨，董一元令茅国器等力攻，被敌强大的火力击溃，还晋州。十月，明军闻知丰臣秀吉死，乃加紧进攻日军。十一月十七日夜，加藤清正乘船离开岛山，麻贵乘虚而入，刘璞攻夺曳桥。陈玢水师13000余人，战舰数百艘，分布忠清、全罗、庆尚诸海口。刘鋌进攻小西行长顺天大城时，陈玢以水师夹击，焚其舟百余。石曼子西援小西行长，陈玢半路伏击，日军大队从海上逃走，副总兵邓子龙和朝鲜统制使李舜臣统水军击敌于釜山南海，大败日军。邓子龙年逾70，骁勇善战，杀伤日军无数，战死在岗位上。李舜臣为朝军勇将，在多年的抗倭战争中，他所率铁甲龟船，多次打败日军，牵制了日军的行动。在这次激战中，也不幸战死。这次海战，歼敌万余人，日军残部退出朝鲜半岛。七年的抗倭援朝终以中朝的胜利而告终。
哱拜之叛发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哱拜是蒙古鞑靼人，嘉靖时在部落内部斗争中父兄被杀，投奔明朝。明用之为边将，屡立战功，升至参将。万历十七年(1589年)，年老，升任副总兵致仕。其子承恩袭职。万历十九年，洮河卫有警，尚宝司丞周弘禴为御史巡宁夏，举承恩及指挥土文秀及哮拜义子哮云等可用。经略郑洛要求从宁夏调兵往援洮河，巡抚党馨等选派土文秀率千骑西援。孛拜认为土文秀经验不足，不能独自领兵。到郑洛军门自荐，请求允许自己率所部3000人与其子承恩出征洮河，郑洛壮而许之。党馨厌其不等调遣，自作主张，乃克扣其军需，哱拜部的羸弱马匹不予更换，亦不给其增拨马匹，哱拜怏怏不乐。到金城(兰州)后，见诸镇兵根本不敢与敌交锋，遂有轻明廷之心。党馨遇事多裁抑他，又欲上报其冒粮饷之罪。其子承恩强娶民妾，党馨等之20大板。哱云、土文秀也因升授事怨恨党馨。而诸镇兵久戍，冬衣、布花、粮饷等久未发放，群怨沸腾。哱拜利用这一情绪，发动叛乱。二月十八日，众兵在靖虏卫军锋刘东阳的率领下手执兵器，冲入军门。党馨匿于水沟中，被抓获。同副使石继芳一同被杀。众人纵火焚烧公署，收符印，劫持总兵张继忠，要求其上奏朝廷，称官员侵粮激变。二十五日，夺张惟忠总兵印信，张自缢。刘东阳自称总兵，听哮拜主谋，以承恩、许朝为副总兵，悖云、土文秀为左右参将，据城杀牲立盟。要求朝廷封其世守宁夏，不然将联合套寇，攻取潼关。
不久，哱承恩分兵取玉泉营、中卫、广武等地，守将或降或逃，河西一带官军望风披靡。惟土文秀一支取平虏受阻，攻围数月，参将萧如薰坚守不下。土文秀又率兵过黄河，欲取灵州，以重金诱套寇著力兔等部，许以事成之后，花马池一带听其驻牧。
三月四日，总兵李煦、游击吴显趋兵灵州，游击赵武趋鸣沙州，张奇率明军扼黄河防哮拜兵南渡，总督魏学曾驻下马关指挥。哮兵攻灵州，约城内守将吴世忠为内应，参将来保誓死守，李煦闻灵州事急，星夜急驰，赶至灵州。延绥、兰靖兵亦稍集，乃分兵收复了广武、大坝等营堡。十五日，又收复枣园堡，靖虏参将吴继祖捣中卫、空寺堡，哱拜守将纷纷被擒。二十日，邵刚堡与套寇千人接战，小胜，敌退去。至此，明军先后收复营堡47个，河西仅宁夏镇城为哮拜所据。哮拜闻套寇将至，命土文秀、许朝分兵迎之，二十五日，著力鬼、打正等引3000骑兵驰至金贵堡。二十七日，移兵镇河堡入屯演武场，势力复盛。二十九日，哮云与著力兔攻平虏堡，参将萧如薰伏兵南关，诱敌入伏，射杀哮云，套寇大败，遂出塞。途中掠明军粮道，扬言入犯花马池等处。赵武驻守玉泉营，被围困，李煦驰兵救援，围解。三十日，李煦与牛秉忠督六路兵抵达镇城下，哱拜派4000精兵出东北二门拒战，步卒则列火车为营。
四月五日，明军发起冲锋，夺其火车百余辆，将敌众逼向黄河边，溺死者无数。延绥副总兵王通尤力战，其家丁高益等三人乘胜先登，杀入北门，援兵未及赶到，被杀。城中哱拜见事急，挟封于宁夏的庄王，诈降缓师。此时明军粮饷不继，乃退居附近营堡休整，并调集延绥、庄浪兵。
四月二十一日，明军发动总攻，搭设云梯登城，但伤亡很大。哮承恩与刘东阳埋伏精兵，从延渠掠夺粮饷200余车入城。明廷从戍所起用因抗倭援朝战役败绩被谪的麻贵，麻贵素以勇称。二十九日夜，麻贵到达宁夏城，乘风纵火，搭云梯攻城。哮拜预先于城上置滚木垒石，掷火焚烧官军，伤亡千余。明军攻城两个月，无功。有人出了愚蠢的反间计，命人入城招降刘东阳、许朝，许其杀哮拜父子立功自赎，明军使者入城，被施酷刑下狱，反间计不成。
朝廷忧宁夏久不能平，乃命李如松总宁夏兵，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其军，朱正色任宁夏巡抚，与甘肃都御史叶梦熊等合力讨哱拜。五月，巡抚朱正色渡河督战，犒赏将士，士气大振，哱拜兵闻之，又诈降。张杰曾总宁夏兵，与哮拜友善，遂派其入城招安，张杰入城后被系狱。
六月，叶梦熊主灵州，带来甘肃神炮火器400车，并增调苗兵。浙江巡抚常居敬募浙兵千人，自备粮饷，赶赴宁夏。明军又组织了新一轮攻坚战。兵分五路，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东，李煦攻其西，刘承嗣攻其北，麻贵率短兵策应。二十日，进逼城下，哱拜亲自出北门迎战，欲杀出重围联络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被明军阻挡，退回城中。二十二日，御史梅国桢、提督李如松统辽东、宣大、山西兵至，军声大振。二十五日，明官军用布袋3万个，盛土填濠登城，被炮石击退。城中有数人欲为明军内应，但因为城外明兵行动时间有误，事泄被杀。
七月，朝廷罢免了主抚的总督魏学曾，命叶梦熊代。议水攻，先于城下筑堤，长1700丈。宁夏镇城地势西北低，与金波、三塔诸湖相近，城东南有观音湖、新渠、红花渠，形同锅底。十七日堤成，明军决水灌城。同时，分派几支部队阻击河套地区的蒙古援兵，麻贵负责阻挡打正部，打正率万余骑兵从花马池西沙拜入塞，麻贵正面迎击，另派董一元乘虚出塞，捣打正巢穴，斩杀2000余人。此役有效地牵制了蒙古势力的南下之举，打正部及进攻定边小盐池的庄秃赖、卜失兔的3万骑兵相继退回。
八月十五日，城外水深八九尺，哮拜屡派小船出城挖堤泄水，其中一人被官军抓获，得知城中无粮，百姓食树皮，相继饿死。官军在城东南所筑堤被水冲坏百余丈，他处堤坝亦冲坏40余丈，灌城之水势顿减。二十一日著力兔率800骑兵骚扰镇北堡，又拥众万余人攻入李刚堡，分部渡河，声援哮拜。李宁受命阻击，著力鬼奔至贺兰山，出塞。
九月三日，参将杨文率浙兵至，苗兵、庄浪兵亦至，乃组织再次攻城。
九月八日，北城被水浸坏，南关薛永寿等约为内应，明军乃佯攻北关，哱承恩、许朝等中计尽趋北关。李如松、萧如薰潜派精兵击南关，年已70的总兵牛秉忠率先登城，众兵随之，拿下南关。明军又施反间计，募城中卖油郎李登游说哮哮承恩，令其杀刘东阳、许朝赎罪，又游说刘、许杀哱氏赎罪。哮氏集团内部互相嫌疑，刘东阳杀土文秀，哱承恩杀许朝、刘东阳，悬首城上降，李如松、杨文遂入城，十七日，哱承恩谒监军梅国桢，被参将杨文逮捕入狱。李如松提兵围哱拜家，哮拜自缢，合家自焚。入城后，总督叶梦熊滥杀，下令诛哱党及降人2000。哮承恩等被送入京师处斩。明军自万历二十年三月包围宁夏城，至九月城破，前后围城达六个月之久，宁夏始平。
播州之役始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播州(今贵州遵义地区)，从唐朝乾符年间，杨端应从南诏手中夺回播州之地，唐朝廷授其武略将军。宋代，杨氏政权内附称臣。元代朝廷授其宣慰使。明初，沿袭元代土司制度，授播州宣慰司使，隶四川。杨氏至明时已传21世。隆庆时，杨应龙袭任播州宣慰使。当时，播州宣慰司辖有草塘、黄平两个安抚司，真州、播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安六个长官司，有田、张、袁、芦、谭、罗、吴七姓，世袭各级土官。杨应龙多次协助明王朝镇压其他少数民族的反叛。万历皇帝大兴土木，杨应龙贡60棵大木助工，被万历帝授予都指挥使衔。杨应龙在播州的统治非常残酷，以严刑峻法树威。
播州事件的起因是杨应龙的家庭纠纷，他专宠其妾田雌风，杀了嫡妻张氏。张氏之叔张时照报复，联络何恩、宋世臣等上书朝廷，告杨应龙谋反。贵州巡抚叶梦熊主剿，而四川巡抚主抚，朝廷命由两省合作调查，杨应龙对两省官员的态度很了解，称愿赴四川听勘，而不愿在贵州听勘。
万历二十年(1592年)，杨应龙被逮送重庆对簿公堂，论斩。他要求以2万金赎罪。正赶上抗倭援朝，朝廷四处征兵，杨应龙遂称愿率5000人马征倭报效。朝廷许之，兵已启行，朝廷又改变了主意，令其罢兵。巡抚都御史来到四川处理杨应龙之事，杨应龙已率兵回播州，坚不复出。朝廷主剿。二十一年正月，王继光到达重庆，与总兵刘承嗣、参将郭成等兵分三路，与贵州军合力攻杨应龙，杨应龙在白石口大败官军，朝廷罢免了王继光，并仓促撤兵，辎重被抛弃几尽。
二十三年正月，兵部侍郎邢玢为贵州总督，来到四川。他主抚，命杨应龙献给朝廷4万两黄金以助采木。当时，明廷正专力朝鲜抗日战场，顾不上播州。邢玢还朝，以重庆太守王士琦为川东兵备使，防备杨应龙。杨应龙留在重庆作为人质的次子死去，杨应龙更是心怀怨恨。所谓赎金4万也是一拖再拖，同时拚命扩充势力，积蓄力量，分遣土目置关设险，劫掠屯堡，厚结诸苗，用为先锋，称”硬手”。二十四年，出兵掠大阡、都坝，焚劫余庆、草堂等处，波及兴隆、偏镇、都匀各卫，其弟杨兆龙引兵围黄龙，戮重安司土官张熹家。二十五年，劫江津县及南川等地。二十六年，兵备使王士琦被调到朝鲜战场。杨应龙更肆无忌惮，统领苗兵大掠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又侵湖广48屯，阻塞驿路。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率兵3000进剿，兵败，杨国柱等被俘杀。明廷闻讯，起用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调抗倭将士从朝鲜战场退回，南征杨应龙。同时调募浙、闽、滇、粵将士。
六月，杨应龙乘明军未集，攻陷川东重镇綦江。以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之东乡坝，立石划为播州界，号”宣慰官庄”，自己退屯三溪。目的只是扩大播州地域。
万历二十八年，各路明军陆续到达，总督李化龙分兵八路，其中四川战场兵分四路，总兵刘蜓从綦江入，总兵马孔英从南川入，总兵吴广从合江入，副将曹希彬受吴广节制，从永宁入。贵州战场兵分三路，总兵童元镇统土知府陇澄、知州岑绍勋等由乌江进兵，参将朱鹤龄由沙溪进兵，总兵李应祥由兴隆进兵。湖广偏桥一路，分两翼，总兵陈憐由白泥入;副总兵陈良玳由龙泉入。布置停当，于重庆誓师。二月二十日，分道并发，每路兵约3万，官兵3/10，土司兵7/10。
杨应龙认为刘蜓所部兵最为精锐，派其子杨朝栋统苗兵数万，希望首战挫明军锐气。二月二十五日，刘蜓攻下綦江。三月，杨朝栋率数万苗兵前来迎战，官军夹击，刘鋌奋勇杀入敌阵，苗兵见之惊惧，大呼”刘大刀至矣”，纷纷退缩，明军大胜，杨朝栋只身逃回。杨应龙军闻之丧胆。其余各路军捷报频传，陈瑞及副将陈寅击四牌，夺天都、三百落诸屯。但杨氏兵乘明军连胜气骄之隙，突袭乌江，官军及土兵被淹死无数，参将杨显、守备陈云龙等战死。
三月二十九日，刘鋌攻下娄山关，这里是播州的前大门。四月，杨应龙亲率兵与刘鋌决战，谋夺娄山关。杨氏兵四面合围而来，刘鋌力战，以游击周敦吉、守备周以德分两翼夹击，大败其兵，追至养马城，遂与南川、永宁路明军合围，连破龙爪、海云等险屯，进围海龙屯，海龙屯是杨应龙父子所倚仗的天险,号称飞鸟难越。湖广方面陈瑞亦于四月十三日破青蛇屯。贵州安疆臣一路于十六日攻夺漾关，至大水田，焚桃溪庄。吴广亦攻入崖山关。八路大军集结海龙屯下，杨应龙死守此屯。五月十八日，官军筑长围，轮番进攻。李化龙见屯前险绝，难以攀登，乃令马孔英率劲兵坚守前屯，余众力攻后屯。连日大雨，将士们只得在雨中苦战。六月四日，天晴日出，第二天，刘璞身先士卒，进攻土城，杨应龙出千金募死士守，诸苗见大势已去，悄悄散去，无人应，杨应龙只得自己提刀巡垒，见四面火光冲天，知败局已定，得知官军已破其营垒，自缢死，其子杨朝栋等被擒。此次从出师到灭杨应龙，计104天，各路军斩敌2万余。
明廷平播州后，将播州地区改土归流，设遵义府，属四川，下辖真安州及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又设平越府，属贵州，下辖黄州及余庆、瓮安、湄潭三县。杨氏在播州20世700余年的世袭统治结束了。
(十)平定奢安之乱
奢安之乱是指天启年间四川永宁(今叙永)宣抚司奢崇明及贵州水西(今大方一带)宣慰司安位叔父安邦彦的叛乱。奢崇明于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于重庆起事，围成都达100多天。安邦彦于天启二年二月起兵，进围贵阳200多天。奢安合流，战争持续到崇祯三年(1630年，前后历时九年。永宁宣慰使为彝族奢姓世袭。洪武中，汤和、傅友德平蜀后，沿元旧制，于永宁地设宣抚司，后升为宣慰使司。万历年间，奢崇明袭宣慰使，与其子奢宾久蓄异志。当时，边事频仍，官军不敷用，屡召土兵。奢崇明上疏请求提兵3万援辽东，遣其将樊龙、樊虎率兵至重庆，索安家银50余万两。明财政拮据，仅发给4万两。驻重庆的四川巡抚徐可立点核其军，将老弱者遣返，饷银也未及时发放。樊龙等遂以此为借口，尽杀徐可立及城中道臣、知府、知县、总兵等明朝军政官员，据重庆起兵。分兵扼夔州水口，一路据綦江、遵义，一路据泸州，一路截川西栈道。当时，奢兵数万，陷遵义、泸州、新都、内江等几十个州县卫所，全蜀震动。十月，奢部进逼成都，当时成都周围泸、叙诸郡邑瓦解，柳木、龙泉诸隘口俱失，指挥冉世洪等率兵拒战，全军覆没。奢兵遂进抵成都，四面围攻。当时城中仅有镇远营700人，调集的松潘、茂州、龙安兵1500余人。御史薛敷政、左布政使朱燮元率兵拒守，屡以火器杀伤敌众。十月的成都，天已渐寒，护城河水干涸，奢兵挖濠积土为山，上搭篷屋，以避官军火铳炮石，并居高向城内发弩石。朱燮元乘夜缒壮士出城焚烧篷屋。又派人决都江堰水灌河，护城河水满，奢安不能近攻，赶制了渡桥，攻城之锋稍解。诸路援兵陆续抵达，奢崇明亦增派援兵，相持不下。
天启二年正月，奢兵赶制出吕公车攻城，车如舟，高丈许，长500尺，楼数重，车中数百人各持毒箭，牛数百头，运石而来。城中守军见之胆落，朱燮元说，破此须用炮石。炮石是一种发射石器的武器，它以巨木为杆柱，柱间置轴，转索运杆，千钧之石如弹丸。吕公车不得近城，牛被石击中，狂奔回营。城中之力亦竭。奢将罗乾象谋为官军内应，入城见朱燮元。朱燮元示以诚信，与之欢饮达旦。罗乾象感激，誓以死报。正月二十八日，夜半纵火，奢崇明父子见军中大乱，拔营而逃。罗乾象率众归降，成都被围102日，围始解。
天启二年二月，水西安邦彦听说奢兵已攻陷成都，遂挟安位反。安位承袭为宣慰使时，年幼，由其母奢社辉代管。奢社辉为奢崇明之妹，实际上水西实权掌握在安位之叔安邦彦手中。安邦彦起兵，自称罗甸王，48土目蜂起响应，攻陷毕节、安顺，统兵10万，直趋贵阳。二月九日包围了贵阳城。当时，贵阳守城兵不足3000，加上募兵4000，在抚臣李法、按臣史永安的率领下，全力抵御。敌造云梯，制滚厢，筑墩台，百计攻城。并沿山扎营，阻挡城中出入。总兵官张彦芳所率2万援兵被困在龙里，不能前进。贵州总兵杨愈懋等率兵与敌战于江门白杵营，兵败被杀。安邦彦破马撤卫。平越府兵万余人由副总兵徐时逢、参将范仲仁率领，二将不合，范仲仁进兵于主甕城河，失利，徐时逢拥兵不救，范仲仁部大败。贵州巡抚王三善不救贵阳，进兵平越。贵州附近声援俱绝。城中粮食匮乏，军士饥疲力尽，不能作战。巡抚史永安上疏指责王三善坐视不救。十一月，王三善得知自己被参，乃大会诸将，说:”省城已坚持不下去了，吾辈死于法，死于敌，都一样是死，还等什么?“遂命何天麟督兵7000从清水江进，为右路;杨世赏督兵万人，从都匀进，为右路;王三善自率兵2万从中路进，其军畏敌，屡欲退，在王三善坚持下才得以继续进军。先锋刘超大捷，进至距省城不远的龙里城，诸军乘势急进。安邦彦听说新抚自将兵来援，估计有兵数十万，遂先遁去，余部退屯龙洞。明军夺高塞、七里冲等外围堡垒，乘胜进兵毕节铺。敌步骑被大军击败，丢弃辎重，远逃到陆广河外。贵阳之围遂解。贵阳自二月被围，至此已近十个月。
几天后，左右两部兵至。半个月后，湖广、广东及四川兵亦至，王三善见兵多粮少，欲从敌人手中夺粮，又因自己以3万破敌10万。遂有轻敌之心。十二月三十日，前锋杨明楷率兵渡陆广河，扎营30里外。另有明军屯陆广防大方的奢社辉，一军屯鸭池，目标为安邦彦巢穴。
天启三年正月，安邦彦兵数万并力攻陆广，杨明楷兵败被俘，死者数千。乘势向鸭池出兵，明军退屯威清，王三善收兵入贵阳城。
四川方面，朱燮元以守城功升为巡抚。天启二年三月，降将罗乾象收复江安，四月，秦良玉、谭大孝等败敌万余人于牛头镇，遂克新都。敌退重庆，明军进驻遵义。
五月，明军进逼重庆。重庆三面临江，春水泛涨，不能渡，其出入必经之要道，惟有佛图关至二郎关一路。奢崇明据重庆，自城中通远门城濠至二郎关，驻17连营，宿精兵数万。官军连日力攻。石柱土官秦民屏绕出敌后，敌猝不及防，败退，遂连克二关，杀敌3000余人，乘胜抵重庆城下。二十七日，攻克重庆。六月，明军收复泸州。
天启三年，朱燮元召集诸将，合力直取奢崇明巢穴永宁，列营纳溪，阳为攻城，阴令大军会长宁，直取永宁。在土地坝大败奢寅所部兵，直抵城下，一鼓拔之。降敌2万，死者无数。奢崇明父子逃到贵州水西龙场，倚其妹奢社辉。奢安合兵。
贵州方面，王三善兵败于陆广、鸭池后，不接受教训，于天启三年十月亲率6万土汉兵渡乌江，师抵大方，进入安位故宅。大军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粮尽，乃于天启四年正月焚大方芦舍，退兵。安邦彦派兵追击，中军参将王建中、副总兵秦民屏战死。王三善被诈降的安邦彦部将陈其愚诱杀。天启六年二月，安邦彦率众数万，与总理鲁钦所部明军接战，明军因数月无饷，乘夜散去，鲁钦自刎死，敌势又盛。
崇祯元年(1628年)，以朱燮元总督贵、湖、云、川、广五省军务。崇祯二年，朱燮元作了全面部署，令滇兵下乌撤，遏乌撤安效良援奢安之兵。蜀兵出永宁、毕节，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自己亲率大军驻陆广，逼大方。八月，奢崇明号大梁王，安邦彦号四裔大长老，合力攻永宁。奢安先进兵赤水，朱燮元侦知，令守将佯败，诱敌深入。估计其已抵达永宁，分遣林兆鼎从三岔入，王国桢从陆广入，刘养鲲从遵义入，安邦彦之兵穷于应付各路兵，力不支，罗乾象复以奇兵绕出其背，奢崇明、安邦彦被杀。奢安联兵被击败。
此时，只剩安位据水西。朱燮元以叛兵已基本剿灭，不愿再用兵，安位年幼，被人挟持，负险顽扰，朱燮元因水西山深林密，深入难出，乃扼其要害，四面迭攻，使其乏粮坐困。于是明军封锁了水西周围百余里，或斩樵牧，或焚积聚，百余天后，安位感到难以支撑，乞降。是为崇祯三年春，至此奢安之乱终于平定。
明廷将永宁地区改土归流，设永宁卫及48屯，隶叙州府。水西地区仍以安位为宣慰使，但削其地开办军屯，又在沿河要害处筑城36所，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