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情报·第七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研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我国的历史小说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莫过于《三国演义》。当我们还在童年的时候，就已知道孔明的神机妙算，甚至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还以为孔明是姓孔。但很不幸，这部著名的小说却把历史中的一位大战略家描绘成为江湖术士。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诸葛亮之所以能预知未来，主要的是因为他会“夜观天文”和“袖占一课”。究竟诸葛亮是否真正具有如此的神通对于我们而言，并非重要的问题，而且也不值得加以考证。

　　 不过，从中外历史的记载中却可以发现，有许多国家领袖（国王或将帅）每当要作重大决定时，往往会先找一位算命先生（英文称为“fortune tellers”）来预卜休咎。此种事例不胜枚举。我国古书，例如《左传》，就有很多的记载，而西方古代的希腊神签（oracle）更是非常著名，甚至连一代枭雄希特勒也都相信这一类的神话。

　　 因此，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于我国“兵圣”孙子表示十分敬佩。孙子在神权尚具有相当支配势力的时代（春秋），就断然否定了此种求神问卜的观念。他在“用间”篇中作了非常明确的表示：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孙子虽强调“先知”，但他却又认为先知并无任何神秘，不过只是依赖知道敌情的人而已。孙子把这种提供敌情的人总称为“间”。我们读古书时，对于古人的用语必须作较有弹性的解释。所以，不应把这个“间”字视为狭义的间谍，而应解释为广义的情报组织。

　　 孙子不仅非常重视情报，而且在他的书中更明确地把情报纳入战略思想的体系之中。《孙子》全书在逻辑上有其连贯性，在结构上构成完整的体系：以计划为起点，以情报为终点。首先说明战略的实质内容即为计划，而最后则指出计划又必须以情报为基础。简言之，若无“先知”则也无“庙算”，于是全部理论遂不免沦为空谈。由此观之，可以认清孙子的思想不仅重视现实，而且也具有明显的未来导向。他深知战略家所要考虑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以，必须先知，亦即所谓先见之明。

　　 《孙子》全书不过六千余字，是一本篇幅很小的书，而第十三篇（“用间”）则一共只有四百七十一字。虽然是如此简短，但却言简意赅，对于情报的要点都有非常精辟的见解，甚至于到今天仍然不丧失其价值。

　　 孙子把情报提升到战略层面，就这一点而言，诚可谓古今一人。不仅如此，其在“用间”篇中还有若干观念也非常值得重视，并且对于现代情报工作者也不失为最佳的忠告：

　　 1、孙子明确指出“明君贤将”必须先知，足以显示孙子知道情报不仅限于军事层次，而更延伸到国家层次。所以，孙子可能是第一位了解所谓国家情报（national intelligence）观念的战略思想家。

　　 2、如何能先知？孙子首先提出“三不可”的原则：

　　 （1）不可取于鬼神——这样彻底破除迷信的人，在我国古代的确很少见，充分显示出孙子思想中的科学精神。

　　 （2）不可象于事——即不可依赖历史的类比，因为由于时代和环境的不同，以史为例可能产生误导作用。

　　 （3）不可验于度——“度”就是数量，不可仅凭计算方法来推测未来。即令今天已有电脑，但电脑仍不能代替人脑，也不能先知。

　　 3、孙子明确指出先知必须靠情报，别无其他途径。他说：“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他用了一个“必”字，足以显示他对于这一点的坚持。

　　 4、孙子敢于用伊尹、吕牙为例，以解释“以上智为间”的道理。他确认情报组织必须用第一流的人才，而且必须如此，始能成大功。换言之，情报必须有极佳的品质，不好的情报甚至于比没有情报更坏。

　　 5、孙子又严厉地警告：做情报要舍得花钱，绝对不可以打小算盘。他说：“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由于舍不得花小钱而误大事，这种人可谓“麻木不仁”，所以应严厉谴责。

　　 孙子在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早已受到全世界的景仰。李德哈特认为过去所有一切的其他战略思想家都不足以与其比拟，甚至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也都比他陈旧。 [ 注：B．H．Liddell–Hart，“Foreword”，of Sun Tzu，The Art of War（Oxford，1963），pp．ⅵ–ⅶ． ]

　　 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是否真比孙子陈旧呢？至少就情报的观念而言，似乎的确如是。与孙子成强烈对比，克劳塞维茨对于情报的价值采取轻视和否定的态度。他在《战争论》中说：

　　 在战争中许多情报都是矛盾的，甚至于有更多的是虚假的，而大多数则是不确实的。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117． ] 指挥官所能充分知道的只有他自己的情况，至于敌方的情况则只能来自不可靠的情报。 [ 注：同上书，p．140。 ]

　　 孙子要求知彼知己，克劳塞维茨则似乎仅以知己为满足，而认为知彼是一种奢望。尽管如此，他并非完全否定情报的需要，或武断地认为情报毫无意义。不过，至少在克劳塞维茨的书中是找不到一个良好情报足以导致胜利的例证。因此，若认为他不曾给予情报问题以适当的重视和分析，则确为事实。

　　 克劳塞维茨之所以不重视情报，其主因是他确认情报不可信赖，这又与当时的技术情况有密切关系。概括地说，在他那个时代，侦察技术还非常原始，要想在战场上获致可以信赖的战术情报都很勉强，至于较远距离的战略情报，则更是无异于捕风捉影。此外，通信的迟缓，即令能获可靠的情报，也还是很难适时地加以利用。

　　 从19世纪前期到20世纪后期，整个世界在此一百五十年之内，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尤其是科技的进步更为惊人。在当前所谓信息时代中，情报的收集、传送、处理、利用等方面都呈现出古人所难以想象的高效率。因此，情报对于国家安全（生存）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尽管技术已有莫大的进步，但孙子的基本观念仍然继续有效。情报的价值还是在于替战略服务，也就是对于战略计划作为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要想使此种服务能尽善尽美，则不仅情报工作必须有高度效率，而更重要者则为在战略与情报之间必须有密切的思想沟通。双方都需要充分了解对方的工作，然后始能合作无间。

　　 概括言之，情报工作是高度专业化的，而战略领域则比较宽广。所以，情报人员是专家，而战略家则为通才。专家不一定要完全了解通才的工作范围，而还是照样能替他服务。反而言之，通才对于专家的能力限度必须有较深入的了解，否则不但不能让他尽其所长，而且还不能够对他的工作提出合理的要求，或作必要的指导。因此，战略家（也就是决策者）必须明了情报工作的性质和限制，并且还应研究改进情报工作的途径。在此还必须说明，本章所讨论的主题为高级的战略情报，还可称之为国家情报。不过就原则而言，对于较低阶层的战术情报，大致也仍可适用。

　　 何谓情报

　　 情报是国家事务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其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所以对于其含义也就很难加以明确地界定。美国情报界的老前辈肯特教授（Prof．Sherman Kent）曾概括地指出：情报是一种知识（knowledge）、一种组织（organization）、一种活动（activity）。若把这三个观念连贯起来，也就可以说：情报是某种组织为追求特定的知识而采取的行动。 [ 注：Sherman Kent，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Princeton，1949），Preface，pp．xii–xi． ]

　　 情报的惟一目的即为求知，然则其所追求的又是什么知识？肯特说那是对国家生存具有必要性的知识，换言之，无论在平时或战时，任何国家的政府在对其国家政策（战略）作重大决定时，都必须以此种知识为基础。曾任美国副国务卿的鲍伊（Robert R．Bowie）曾建议把情报界定为“设计用来协助行动的知识和分析” [ 注：Emet R．Mag，Knowing One’s Enemies（Princeton，1984），p．3． ] 。古今中外的政治或军事领袖经常会面对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在不确实的条件之下勉强作出其决定。尽管还是有人求神问卜，但在战略的领域中，孙子的遗训大概已经获得全世界的认同。

　　 战略家在作决定或计划时需要先知，而此种知识则由知敌之情者负责提供。在当前的环境中，此种知识非常广博而精深，即令是伊尹、太公再世，仅凭个人的才智还是不能一手包办。简言之，现代情报工作是多元化、集体化的工作，必须要有一种组织来负其总责，然后始能收分工合作之效。

　　 如何始能获致有用的情报以供决策者作为思考的基础？情报组织又必须进行下述三种不同的活动：（1）信息的获致（acquisition），（2）信息的分析（analysis），（3）情报的采用（acceptance）。因为三个名词在英文中都是以“A”为首，所以，也可以称之为情报的“3A”。在此又必须作少许澄清，严格地说，信息（information）与情报（intelligence）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原料，后者是原料经过处理之后所产生的成品。不过，一般使用时，又很少有人如此斤斤计较而常统称之为情报。获致是学术界最近流行的新名词，比较通用的名词为搜集（collection）。 [ 注：Michael I．Handel，“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Orbis（Winter，1983），p．817． ]

　　 在三种活动中，信息的获致（也就是情报的搜集）一直都是最为人所注意的部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电影中的“007”即为情报活动的典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出版的许多有关情报的著作也几乎都是以此为主题。这些著作似乎都是假定某些高度机密的信息一经获致之后，马上就会为军政领袖所采纳和利用，于是即能在政策或战略层面上产生重大的后果。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信息的获致只是情报活动的起点，而所搜集到手的信息还要经过相当复杂的过程始能变成有用的情报，而且也还不一定会被采用。 [ 注：我国军事术语将“信息”（information）译为“情报资料”。 ]

　　 就传统而言，情报（信息）的搜集都是凭借人力，也就是孙子所说的“用间”。不过，最近三十年来，由于技术的进步，开始出现许多新奇的情报搜集工具，例如高空侦察摄影、人造卫星，以及其他电子装置等。这些工具固然具有重大的价值，但也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1、由于过分依赖技术，遂使大家相对地忽视人的重要性。实际上，有许多工作还是不能用机器来代替人力。

　　 2、此种自动化的搜集方式足以产生信息泛滥的现象，增加情报分析的负荷，甚至于还会降低分析的品质。

　　 从战略家的观点来看，对于获致信息的方法和技术似乎没有给予太多注意之必要，甚至于可以假定，在一般的情况中，通常都是能够获致适当的信息。原始的信息又必须经严密的分析处理，始能转变为情报，那才是决策者及其幕僚所真正需要的知识。诚如肯特所云，情报是一种知识，而这种知识不仅非常浩繁，而且也十分艰深。概括言之，又可以分为三大类：（1）基本叙述（basic description），（2）现况报道（current report），（3）推测研究判断（speculative evaluation）。

　　 第一部分提供有关目标国家的一切静态（static）知识，其内容应该像百科全书一样地详细。概括地说，大致都是过去已有的记录，足以代表目标国家的已有状况（status）。

　　 第二部分提供有关目标国家的一切动态（dynamic）知识，因为国家的状况不是静止的，而经常处于改变之中。所以，对于目标国家的若干重要改变必须经常加以监视。必须如此始能知道目标国家的现有能力（capability）。

　　 第三部分提供有关目标国家的一切可能潜在（potential）趋势的知识。换言之，也就是以推测未来为目的，而尤其是必须设法了解对方的意图（intention）。

　　 现在再把上述的全部观念综合图解如下：

　　 第一部分几乎全是已知的，第二部分之中有已知也有未知，而第三部分则全为未知的领域。就工作而言，第一部分是繁而不难，只要能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时间，这一部分的工作一定可以完成。第二部分的工作则远较困难，而第三部分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在此，又有两个名词必须加以辨别：其一是机密（secret），其二是神秘（mystery）。机密为某种具体的事物，可以用间谍去窃取，或用技术工具去探测。例如某一国家有多少核弹头，其弹道导弹有多远射程等。这一类的信息都是属于机密的范围。神秘则为某种抽象的疑问（abstract puzzle），无人能够提供确切的答案。任何国家对于机密都会采取保密措施，但即令在高度保密之下，机密还是有泄漏的可能。神秘则是抽象的观念，它可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因为它是无形的，所以也就是任何技术或方法所都不能获致的。简言之，能力是一种机密，而意图则为一种神秘。 [ 注：Joseph S．Nye，Jr．，“Peering into the Future”，Foreign Affairs（July／ August，1994），p．88． ]

　　 非常明显，即令只有一个目标国家，要想获致上述的一切必要知识，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今天世界上大小国家已有一百八十多个，而且还有许多非国家性组织之存在。由此可知现代情报工作是如何繁难，而需要庞大的组织也实乃理所当然。

　　 情报分析

　　 情报组织很庞大，人员也很众多，工作更是非常复杂。在未作进一步分析之前，又首先要说明两点：

　　 1、并非所有在情报组织中工作的人都是情报专家。情报组织也像其他的组织一样，有许多办事人员，此外还有各种不同的专业技术人员，只负责一部分特殊工作，例如电子、通信、摄影、电脑等等。所以，真正的情报专家并不太多。

　　 2、所谓情报工作，包括信息搜集在内，几乎90％都是公开的，并无任何神秘之可言。当然，情报工作中确有其高度机密或敏感的部分，但在全部组织中所占的比例却非常有限。

　　 概括言之，情报组织的主体，也就是负责情报分析的部分，由一群专家学者所组成，他们不仅学有专长，而且对于工作有强烈的奉献精神。从某种意识上来看，情报组织与学术研究机构并无太多差异。在情报组织中工作的学者，也都像大学教授一样，享有充分的学术（研究）自由。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情报组织官僚化，则必然会影响到其工作的质量。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情报组织又很像报社。情报人员的工作就是监视（watch）、报告（report）、综合（summarize）和分析（analyze）。所以，和新闻从业人员的确很相似。他们也是分为内勤和外勤两部分：前者负责分析（编辑），后者负责搜集（采访）。就工作态度而言，他们有时还是不能够像大学教授那样心平气和，而必须像新闻记者一样地赶时间。

　　 最后，情报组织又必须具有良好的企业精神。做情报也像做生意一样，不仅要讲求效率，而且其产品必须货真价实，能符合一定的标准。这一点又与情报是否会被采用有其直接关系。情报像商品一样，招牌非常重要，所以，情报工作人员必须兢兢业业，然后才能确保“商誉”，使他们的意见得到消费者（决策当局）的信赖。 [ 注：Sherman Kent，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Princeton，1949），p．76． ]

　　 尽管情报工作者与纯粹学者、新闻记者、企业家，都有其类似之处，但他们的工作又有其特殊的性质。所以，他们另成一格，而与任何其他行业的专家都不相同。现在就分述如下：

　　 1、在大学中或报社中工作的专业人员，就基本素质而言，并不会比在情报组织中工作的同行有所逊色。但后者在工作上却享有一种特殊的便利，是前者所不能分享的：他们能够接触和利用机密资料。那些资料可能要比公开资料精确可靠，因此，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情报组织中的专家要比其他的专家占优势。

　　 2、情报分析的另一主要特点（也可以说是优点）为它是一种集体性（collective）和综合性（comprehensive）的努力。情报组织中有各种不同的专家，他们的学识和经验可以互相交换而产生协力效果，这是一般研究机构所不及的。尤其是在研究判断某国政府的决策或行为时，所牵涉的范围必然非常广泛，也就更需要整合的研究。假使所采取的为个别的或分散的研究方式，则不仅进度将远较迟缓，而且也可能会遗漏重要的问题。

　　 3、情报分析者有一种特殊而沉重的责任，那是一般专家学者或新闻记者所难以想象的。教授做研究工作，做错了可以再做一次，对于失败也没有太多责任。记者若报道错误虽需负责，但他可以透过一定的程序（更正）来补救，而其所造成的后果也还不至于太严重。情报分析者对于他所作成的研究判断必须负起远较巨大的责任。假使他的推测和判断发生错误，则可能导致的后果也许将不堪设想。他既不能再做一次，也无法更正。因此，情报分析必须非常慎重，而不可掉以轻心。这也就会导致悲观心态，报忧不报喜，对于危险（威胁），宁可高估而不低估。 [ 注：Shlono Cazit，“Estimates and Fortune–Telling in Intelligence Work”，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1980），p．38． ]

　　 情报工作欲求有效，则情报组织本身必须具有高度的工作效率。如何提高效率，就原则而言，必须注意下述三点：

　　 1、国家的政府组织中，虽然可以有若干单位分别负责不同性质（或范围）的情报工作，例如美国的国务院、国防部，甚至于每一军种，都有其个别的情报单位。但更重要的还是在国家阶层必须有一个最高的综合情报组织，这样始能对最高决策当局提出一份统一的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简称NIE）。假使没有这样的高级综合组织，则结果就会像瞎子摸象一样，每一部门都有其自己的看法，但对于总体性的问题则并不能作成综合的结论。

　　 2、情报是一种高水准的工作，组织固然重要，人才也许还更重要。若无第一流的人才，则即令有极佳的组织，也仍然只是一个空架子而已。情报领域中充满了不确定性（uncertainty），所以工作者必须保有高度弹性化的心灵。他们必须能够敏锐地发现改变的征候，并且立即了解新发展所可能带来的重要意义，头脑硬化、固执己见，应该是情报专家所必须戒掉的毛病。反而言之，由于责任重大，他们又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对于任何蛛丝马迹都不可轻易放过。同时对于所作成的报告必须一再核对，以防疏忽或错误。最后，情报工作者还必须有敢于表示异议的精神勇气。因为只要有组织，即难于绝对避免官僚化，于是也就会逐渐形成集团思想（group–thinking）。在集团思想影响之下，工作人员的特殊个性也就会难以发挥。其流弊即为人云亦云，毫无创见。所以，要想维持工作的品质，必须要求人员具有独立精神，不盲目附和权威意见。

　　 3、情报搜集与情报分析两个层面之间必须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搜集为分析的源头，假使没有适当的信息输入，则分析者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技术的进步，遂使在搜集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不是信息太少，而是太多。现代搜集体系虽能获致大量的信息，但却不能辨别何者有价值，何者不重要，甚至于也不能辨别何者是“信号”（signals），何者是“噪音”（noise）。所以对于大量流入的信息应如何过滤整理也就成为分析者的沉重负荷。因此，欲求提高效率和品质，则分析与搜集之间必须保持高度的协调，尤其前者应指导后者如何工作。这样始能使搜集部门不至于把努力浪费在不必要的信息之上。

　　 情报的研究判断

　　 情报的结晶就是研究判断，根据所已获致的信息，经过审慎分析之后，情报组织即应能作成综合的研究判断以供决策者的采用。概括地说，所谓研究判断者，就性质而言，可以分为四大类：

　　 1、预报潜在的冲突。

　　 2、比较能力并推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

　　 3、监视当前的情况，并对发展中的危机保持警觉。

　　 4、对即将发生的危险适时发出警告。

　　 除第一类的研究判断构成远期战略计划的必要基础以外，其他三类都具有紧急性，尤其以第四类在时间上最为迫切。情报组织对于即将发生的危险未能适时发出警告，而使国家因此蒙受重大损失，实为一种不可原谅的过错 [ 注：Thomas G．Belden，“Indications，Warning，and Crisis Oper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March，1979），p．131． ] 。

　　 任何研究判断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作成两种不同的分类：（1）概括性（general）与特定性（specific），（2）推测性（speculative）与实证性（substantiated）。若依照这两种分类来分析上述的四大类，则又可以综合分类如下：

　　 （1）第一类：概括性 ＋ 推测性；（2）第二类：特定性 ＋ 推测性；（3）第三类：概括性 ＋ 实证性；（4）第四类：特定性 ＋ 实证性。

　　 因此，也就可以明了第四类的可信度最高，并要求立即采取应变行动。第一类的可信度最低，只能作为计划作为的参考。其他两类的可信度则介乎二者之间，其价值也较有弹性。 [ 注：Shlono Gezint，“Estimates and Fortune–Telling in Intelligent Work”，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1980），pp．46–47． ]

　　 从另一角度来看，情报的研究判断可能要同时应付三种不同的要求，而每一种要求又各有其特点。简言之，情报分析者随时都负有下述三种责任：

　　 1、对于他国（对方）所已作成的决定，能迅速提供正确的研究判断（评估）。

　　 2、对于某种情况，应能列举对方所可能采取的各种不同反应，并指出其中哪一种几率最高。

　　 3、应能指出对方的某种步骤已经开始，并密切监视其发展，并尽可能及早发现其决定的时刻（the moment of decision）。 [ 注：Washington Platt，Strategic Intelligence Production（Praeger，1957），p．95． ]

　　 概括言之，情报研究判断的主要任务即为认清威胁之所在，并即时向决策当局提出警告，提醒他应注意已有何种威胁出现或正在酝酿之中。此种警告固然是愈早愈好，但又不可过分紧张而造成虚惊。正像牧羊儿一样，“狼来了”的呼声若是太早，则有一天狼真来时，反而会无人理会。

　　 情报研究判断领域中有两个问题时常引起争论，值得加以较深入的探讨：

　　 1、对方的能力和意图哪一方面比较重要？这两方面的分析孰难孰易？

　　 2、对于威胁不是高估就是低估，二者之间的利害得失应如何评定？

　　 从表面上来看，当然是意图比能力较为重要。其理由至少可以分为两点：（1）有关能力的知识似乎是比较易于获致；（2）能力的改变需要相当的时间，而意图则可以迅速改变。这些理由大致都是正确的，不过又自有其适用的限度。

　　 诚然，有关能力的知识比较具体化，也比较易于获致，但又并不意味着任何情报组织对于敌方的能力都一定能够作成精确的评估。要想评估某一国家的国力是一种高度复杂性的工作，而绝非仅限于列举若干数字而已。首先必须指出在能力的领域中，有太多的因素都无法加以定量的分析。其次，有人说数字是不会骗人的，这是外行话，实际上，数字早已经常被用来作为欺人的工具。

　　 时常有人说，能力不易改变，而意图则可以在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事实上，这也未免言过其实。意图也不是那样可以随便改变。尤其是任何国家的意图与其能力之间存在着一种必要的关系。如果没有必要的能力，则空有某种意图也只能算是妄想。固然也可能先有意图，然后再去发展能力，不过，在能力尚未发展成熟之前，意图还是不能发生任何实质效力。基于以上的分析，即可以显示对于能力和意图的研究判断必须采取总体的观点，二者之间实无所谓轻重难易的差异。

　　 就理论而言，对于威胁的评估是既不应失之过高，也不应失之过低。但事实上，则往往不是过高就是过低。因此，完全正确只能说是一种理想。

　　 由于情报研究判断若发生错误则后果也许非常严重，所以情报组织必然非常慎重，遇事常作最坏的设想。此种心态于情于理都是可以谅解，因此，概括地说，高估比低估远较容易而且安全。尤其是当人们探索未来的问题时经常会向历史求教，但非常不幸，历史往往只会告诉你在低估威胁时所曾经导致的不利后果，而对于高估时所曾经导致的后果则常无记录。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只要情报组织已经提出警告，则无论后果成败如何，历史学家通常都会认为情报组织已经尽职，所以也就不再加以苛责。 [ 注：Klaus Knorr，“Strategic Intelligence：Problems and Remedies”，Strategic Thought in the Nuclear Age（John Hopkins，1979），p．84． ]

　　 高估威胁固然比低估较为安全，但高估也自有其弊害，不可不注意：（1）对于威胁作过高的估计，将使国家为了预防莫须有的威胁而浪费不少的国力；（2）在国际环境中造成一种不必要的紧张局势，甚至产生先动手打击的意念，在核时代这更是一种极大的危险。

　　 情报研究判断的确是一种非常困难的工作，其根本原因是出于人性，因为人本身有很多弱点，他的思考也必然会受到影响：

　　 1、人有感情，他的判断不可能完全理智化，必然会受到感情的影响。

　　 2、强烈的意识形态会导致错误的认知。

　　 3、官僚组织、官僚行为、官僚政治，都足以妨碍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4、人都有一种一厢情愿（wishfulness）的心态，对于未来的推测往往是以希望为基础。

　　 5、人往往以为他人的想法是和他自己一样，此即所镜影（mirror–image）现象 [ 注：Klaus Knorr，“Failure i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World Politics（spring，1964），p．45． ] 。

　　 人性的弱点不仅影响情报研究判断的素质和正确程度，而且与某种研究判断是否会被接受也常有密切微妙的关系。从历史例证上来看，某些国家（政府）之所以受到奇袭，并非由于情报组织事先不曾发出警告，而是由于警告不曾获得应有的重视。

　　 一般说来，每当决策者在内心里本已有某种观念存在时，假使情报研究判断的结论与其看法一致，则此种结论也就非常容易被接受，因为它恰好增强了决策者的信心。反而言之，如果情报研究判断与决策者已有的看法不一致，则必然会减低其被采纳的机会，尤其是对于权威颇大的领袖而言，则更是如此。1941年的斯大林始终不相信德军会向苏联发动攻击，即为典型的史例。 [ 注：Ernest R．May，Knowing One’s Enemies（Princeton，1984），p．375． ]

　　 从另一角度来看，情报单位的信誉若一向良好，则决策者基于过去的记录，对其意见也一定会比较尊重。在 1944年诺曼底登陆的前夕，艾森豪威尔对于气象专家史塔格博士（Dr．Stagg）的天气预报深具信心，所以才毅然决定以6月6日为D日，因为他根据过去的经验，发现史塔格的预报相当准确可靠。 [ 注：Chester Wilmot，The Struggle for Europe（Faber，1952），p．631． ]

　　 不过，过去的信誉虽能增强情报单位的发言地位，但又不一定就能保证其研究判断万无一失。1973年中东战争之前，以色列情报单位曾向其政府保证，在任何阿拉伯国家发动攻击之前，一定都能事先提供警告，而以色列政府对此种保证也深信不疑，但非常不幸，这一次的保证却失败了。 [ 注：Trevor N．Dupuy，Elusive Victory（Harper，1978），p．439． ]

　　 最后，情报分析人员无论其素质是如何优秀，但仍然只能推测未来，并不能预知未来。未来事件的发生，有时固然是由于事先的计划，但有时也可能完全是一种意外（accident）。对于意外的发生任何人都无法先知，所以良好的情报虽能把未来的不确定性减到最低限度，但仍然不能将其完全消除。

　　 结语

　　 情报是决策和计划的基础，情报在国家大事中的重要性尽人皆知，实可不必再强调。尽管如此，任何国家的情报工作又都非尽善尽美，常有很多缺失。因此，如何改进情报的素质和效率，实为当务之急，而在战略研究领域中也应为一项重要课题。概括言之，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作结语如下：

　　 1、情报工作必须有良好组织，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优秀的人才。情报组织很像学术研究机构。一所大学若无第一流的教授，则即令有极佳的组织和设备，还是不能成为第一流的大学。此种道理对于情报机构也完全适用。

　　 2、当前世界上危机四伏，情报组织的最重要任务即为能适时发出警告，使国家免受奇袭。但警告发出之后，政府必然会采取戒备措施，如果事后发现只是虚惊一场，则情报单位将会深感羞愧。于是也就会使它不敢轻易发出警告，而这样又会增加国家遭受奇袭的可能性。这的确是两难问题。不过，为国家安全着想，仍应鼓励情报单位提高警觉，而不可由于其警告不灵验，即予以谴责。

　　 3、情报的功能即为对决策和计划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但今天所谓国家战略的内涵已比过去的传统军事战略远较扩大，所以，其需要的知识基础也自然远较宽广。因此，情报所应包括的项目也已经变得非常繁多。不过，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1）孙子说“知彼知己”，但流行的趋势却是只重知彼而忽视了知己；（2）研究判断是以认知为基础，对方的认知不一定与我方相同，所以，必须学会从对方的观点来看问题。

　　 4、情报虽为集体性的努力，但工作者必须保持高度的独立性。情报组织之内固应尽量提供思想沟通、意见交换的机会，但不可官僚化和教条化，以免妨碍创造性思考的发展。

　　 5、信息时代的来临对于情报的研究判断带来了新的问题。诚然，新的信息处理技术是非常重要，但又不可过分依赖电脑。在高度复杂微妙的工作领域中，个人的经验、智慧和直觉仍然能发挥重大的作用。于是又回到孙子的原始观念：“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史例），不可验于度（电脑），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简言之，要有第一流的情报，必须先有第一流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