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研究的单元·第六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研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现代战略研究是一门范围宽广、内容复杂的学域，其中包括许多不同的知识，若从传统观点来看，那几乎超越了所谓战略的限度。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谓战略家，对于现在已被纳入战略研究学域的某些知识，更是闻所未闻。过去的战略思想是以战争为范围，以作战为焦点，除此之外，其他的问题都不在考虑之列，或至少是不被重视。现在的情况早已变得与过去大不相同，战略家的思考不仅早已不限于战争，甚至可以说在战略家的头脑中，和平与战争几乎已经毫无区别。因此，有许多过去不为战略家所重视，甚至是他们所不了解的因素，现在都必须纳入战略研究的领域之内。
当然，这又并非意味着战略研究的内容已经变成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尤其是更非要求把每一位战略思想家都变成万能博士。战略家是通才而非专家，他们对于作为战略研究理论基础的若干必要知识都应有概括的了解，但又并不需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只有在这种通才的综合指导之下，各种不同的专家始能分工合作，发挥整合协力之效。
然则作为战略家，尤其是战略思想家，又必须具备何种基本知识？这不仅是见仁见智，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而且种类繁多，不胜枚举。不过，从方法学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又并非难于获致适当的答案。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可以将其分成若干研究单元（units of study），或若干分析层面（levels of analysis）。因此，我们也就可以把有关战略研究的一切基本知识，分成几个研究单元，并进行分层的分析。
战略是一种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存在于国际关系之中。就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来说，国际环境好像一座舞台，而许多国家则好像是国际舞台上的演员（actor）。这些演员在舞台上的活动都各有目的，要想达到其目的又必须采取行动（action）。研究演员在舞台上如何行动的学问即为战略。
演员在采取行动时，所要考虑的因素可以概分为三类：（1）他所想要追求的目标（object）；（2）他准备用来追求目标的工具（手段），学术界称之为权力（power）；（3）他追求目标时所面对的环境（environment），也可称为情况（situation）。所以，战略是一种程序或过程（process）。在整个程序中包括四个要素（elements），即为演员、目标、权力、环境，可以图解如下：
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演员（国家）当然不只一个，如果没有对手，则任何目标都唾手可得，也就自无运用权力之必要。因此，在战略程序中必然有彼己双方，换言之，至少有两方相对，并各用其权力来影响（influence）对方。此种相对程序即为最单纯的战略运作（strategic operation）。现在再用图解表示如下：
事实上，国际关系远较复杂，演员可能多到n个，换言之，在现实环境中的战略运作是多边的，此种单纯的双边模式只是为解释的方便而设计。
基于此种模式，也还是可以显示战略不是教条也不是公式，因为即令是如此单纯的模式也都牵涉几种变数。所以研究战略在方法上必须采取较精密的分析。我们至少发现有三个要素之存在：（1）演员，（2）权力，（3）环境。演员至少有两个，各有其所追求的目标。权力分属于演员，环境则为大家所共同，但对于不同的方面又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至少可以对于三个要素，分别构成一个研究单元。不过，这样还不够，因为战略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权力必须有适当的运作，始能产生影响。所以，运作（operation）才是战略的精髓。假使不能作有效的运作，则战略就会变成死知识，而非活智慧。
综合言之，战略研究可以分为四大单元，也就是可以分成四个不同的分析层次：（1）演员分析（actor analysis），（2）权力分析（power analysis），（3）环境分析（environment analysis），（4）运作分析（operation analysis）。
演员分析
为什么从演员这个层次开始分析？其理由实在非常简单：假使没有演员，即令有道具也有舞台，但还是没有戏可看。在国际舞台上，依照现实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家虽然不是惟一的角色，但的确是主要的角色。今天的世界上虽然已有若干超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出现，但它们的地位不可与国家相提并论，在国际舞台上，最多也还是只能扮演次要的配角。
虽然国家被公认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角，但这又只是一种抽象的假定。事实上，今天在世界上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所谓国家有机体的观念。认为国家有其独立的意志，那只是神话。所谓国家的行动，实际上只是那些假借国家之名的人所采取的行动。 [ 注：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arper and Row，1981），Second Ed．，p．470． ]
国际关系学域到1960年代中期，现实学派盛极而衰之后，遂有若干新学派应运而生。其中有一派即所谓决策理论（decision–making theory）。“decision–making”常简称“DM”，其正确的中译应为“决定作为”，但决策在国人中已成流行用语，而且也比较简单，所以我们也就不妨采取“吾从众”的态度。
决策理论的研究焦点是决策者（decision–makers），那也就是负责作决定的个人和由少数人所组成的集团（group）。其研究目的是想要使其分析较具体、较精确和较系统化。此一理论在国际关系学域中已有高度的发展，而且并非徒托空谈，对于政府的实际决策也颇有贡献，尤其是在危机处理方面更是如此。
非常自然，决策理论已为战略研究学域所吸收。战略家不仅要学会怎样作决定，而且更要了解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主角（代表国家）的决策者是如何作决定。此种知识相当重要，不仅可以帮助改进战略决定的品质，而且也构成战略研究的重要基础。简言之，在了解某种战略之前，应先了解此种战略是如何作成的。所谓决策理论对于现代战略研究可以带来一种新境界，而这也是传统战略家所难以想象的。
战略本来就是一种思想，而思想的源头又即为人的头脑（心灵）。所以，人脑即为制造战略的机器。要想制成良好的产品，一方面需要精良的机器，另一方面需要对机器能作高效率的使用。对于战略而言，前者为天才，后者为学习。要想成为战略家，必须具有足够的天才，此乃无可置疑的事实；但如何学习战略，则古今中外又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几乎所有的传统战略家都无不重视历史，拿破仑也曾说过：
像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斯、屠云尼、尤金、菲特烈等人一样地发动攻势战争。把他们视为模范，那是成为名将和了解战争艺术的惟一途径。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61），p．49． ]
此种重视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观念到今天仍为许多战略思想家所继续认同。但事实上又不无疑问。
第一，历史的记载是否足够翔实和正确？从研究历史的现代学者（即修正主义者）眼中看来，许多记录本身似乎都有缺点。这也就必然使历史作为战略研究基础的价值不免要打折扣。尤其是古今的情况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历史教训也不可能被直接应用。因此，克劳塞维茨才会认为：“历史不是一本模范书，也不能提供概括的教训和规律。”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Book Two，Chap．4 and 5． ]
其次，还有一点是所有一切历史记录中都没有，或至少是很难找到的，而那却又是最重要的一点。历史通常都只告诉我们，某一决策者在某种情况中曾作某种决定，但却很少告诉我们，那个决定在当时是如何作成，决策者所抱持的是何种心态，以及曾受何种影响。因此仅凭历史的研究，还是不能学会作决策的技巧，也无法了解他人是如何决策的。
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时常都需要作决定。某些决定的作成几乎是不假思索，有时仅为一种敏锐的心灵反应，作出决策者也许只需极短时间的思考。不过当所面对的问题愈复杂时，则决定也就会愈难作成，所需时间也就会愈长。试以战争为例：拿破仑立马高岗上，用他的简单望远镜向眼前的战场作一展望，于是凭其慧眼，在短短不到几分钟时间之内，即已能作成其对会战指导的最后决定。
如此美好的古老回忆只能存在于历史之中。今天即以所谓野战战略为范围，指参战人员所面临的问题也都会比拿破仑时代不知要复杂多少倍。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令是受过严格专业教育的人员，也都会感觉到决定作为是很不容易。何况现代战略观念又已经升高，早已从军事层面升到国家层面，并且把许多非军事因素都包括在内。传统军事战略的思想遗产虽然仍有其价值，但早已不能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现代战略研究必须另辟途径，而不可因陋就简，采取旧酒瓶装新酒的办法。
基于新的决策理论，在所谓演员分析的领域中，至少有下述五个问题是应该作较深入的探讨：
1、演员的界定。在国际舞台上究竟是由谁充当演员，这个问题要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远较复杂。从理论观点来说，演员即为国家。但在现实世界中，所谓国家又并非一种单纯的抽象观念，而在种类上和性质上有非常复杂的区分。国家不仅有大小、强弱、贫富之分，而且在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也都会呈现出差异。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各有不同。所以，不应假定所有的国家都会采取同样的决策模式。
2、人与组织。决策者说到底还是人，但在今天的世界上，几乎可以说已经不再有独裁者的存在。国家大事不可能仅凭某一个人的智慧、意志，甚或天才来作决定。每个国家都有政府，而政府即为国家的代表。政府是由精英分子组成，过去只是一种体型很小的组织，而现在却已经变得愈来愈大。于是政府又转化成为大官僚体系。此种体系发展成为一种同心圆的形式。以国家元首为圆心，而一圈又一圈地向外扩张。当然，圆心即为权力中心，而内圈的权责也会比外圈大。尽管如此，无论在哪一圈中的小人物，对于决策也还是有其影响作用，此即科员政治。
3、利益集团。政府结构和军事体制，在国家战略的拟定过程中，不仅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也决定了战略计划对实际情况的适应程度。决策者在分析和解释其所面临的威胁和环境时，经常会受到组织形式的影响。不过政府组织又并非如诸葛亮所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实际上，在政府之内又有许多“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s）存在。它们各持本位主义，互相争权夺利。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最多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举例言之，军种各自为政的现象，今天在美国仍继续存在。毕尔德（Carl Builder）曾指出：
美国国家安全领域中最强有力的机构是陆、海、空三军种，而不是国防部或国会，甚至也不是作为最高统帅的总统。任何战略构想必须为军种所接受，始有付诸实施的可能。 [ 注：Carl H．Builder，The Masks of War（RAND，1989），pp．3–18． ]
所谓利益集团又并非仅只存在于行政体系之内，在国会和一般社会中，也有很多利益集团，他们都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来影响政府的决策。
4、民意与媒体。即令在古代的国家中，民意即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对于政府决策都能够发挥相当的影响作用。而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民意对于政府所能产生的制衡作用则更是不可低估。大众传播的发展，信息时代的来临，对于公共意见的权威更产生了空前的助长效力，有如为虎添翼。简言之，民意与媒体的结合，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势力，使任何决策者都不敢轻视。但民意与舆论对于决策又并非有利无害，有时甚至会导致错误或非理性的决定，并违反国家利益。
5、利益与目标。国家为何会执行某种政策，采取某种行动？其原因安在？这也是战略家所必须探讨的主题之一。根据公认的基本假定，国家有其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而国家利益的具体表达即为国家目标（national objective）。政府的决策不仅是基于利害的考虑，而且也是想要达到某种目标。所以，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的分析，也就构成演员分析的基础。必须了解其利益和目标之所在，然后才能解释某国政府会作某种决定的理由。国家利益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分类：以性质而言，可以分为安全、经济、政治、思想等四类；以重要性而言，又可分为生存（survival）、主要（vital）、重要（important）、边缘（marginal）等四级。综合起来可用下述图解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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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为例。苏联把导弹部署在古巴，对于美国的安全构成主要威胁，但对于苏联的安全则只是边缘利益。就经济的观点而言，古巴对于美国有相当重要性，对于苏联则几乎毫无重要性。就政治而言，古巴的得失攸关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但对于苏联则并不那样重要。就思想而言，对于双方的利害程度大致平等。基于以上的分析，也就可以将其结论填入图解中，同样也可以解释苏联为什么终于让步撤出导弹的理由。
国家利益多少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的意义，所以在实际应用时也就必须对其作较具体的分析。举例来说，英国不容许其位置在欧陆边缘上的三岛受到欧陆军队入侵的威胁，这是一种国家利益，要想确保此种利益，则保证比利时的永久中立即为具体手段。于是这也就成为英国的国家目标。国家目标是个别的，不仅可以同时有多种目标，而且也可以时常改变，所以如何拟定国家目标并随时加以适当的调整，也就构成战略计划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其内容可概分为五个步骤 [ 注：Michel N．Schmitt：“Identifying National Objectives and Developing Strategy”，Strategic Review（Winter，1997）．pp．38–47． ] ：
步骤一：鉴别目标。
步骤二：排列目标的顺序。
步骤三：发现机会与威胁。
步骤四：发展战略。
步骤五：得失评估。
在演员分析中，不仅要了解演员的性质及其决策的模式，更必须了解作为其决策理由的国家利益和目标。
古代军政之间几乎没有明确的界线，政策和战略时常都是由同一决策者来作决定。甚至到拿破仑战争时，大致都还是这样。军政分离是在19世纪后期受到崇尚专精风气的影响，才开始形成的趋势。其结果为政府决定国家利益和选择国家目标时，并不考虑军人的意见；而军人在拟定战略计划和执行军事行动时，也不愿接受政治家的指导。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可以充分显示此种现象所产生的后果。所以在战争结束时，法国总理克雷孟苏不深有所感，而说了一句名言：
战争是一种太严重的事务，不可完全委之于军人。（War is too serious a business to be left to soldiers．） [ 注：Donald Cameron Watt，To Serious A Busine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31． ]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各交战国的政治领袖几乎都无一不亲自主持战略的决定，甚至还直接干涉军务。战后的检讨发现文人领袖所犯的错误着实不少。于是令人不禁怀疑：是否战争真是一种太严重的事务，甚至也不能完全委之于政客（politician）？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进入新时代，即核时代，也是冷战时代，国际事务与战略思想都随之而进入一种新境界。旧有观念和架构都已不能适应，而有另辟途径之必要。19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使世界变得比过去更多元化。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开始出现新的问题，并产生新的威胁。国家安全的决策、国家战略的作为，也就变得更复杂、更困难。此种最高层面的一切运作都无成规、无公式、无法则可供遵循，而必须有赖于高度弹性化的适应。决策者所应考虑的又非仅限于实质或具体因素，还有许多无形和抽象的因素也都应包括在内。这些因素好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其本身难于捉摸，但却能发挥微妙的影响。
过去，战略家所要考虑的国际事务相当简单，军事以外的因素几乎都与他无关，所以，也就自然不必要对于所谓演员和决策的问题作较深入的研究。今天，战略学域的范围早已扩大，战略家对于国际舞台上许多不同的角色以及他们的决策模式，都必须有相当的了解。关于这一方面的知识和实务可以总称之为“演员分析”，并构成战略研究学域中的第一个主要部分。
本节的讨论到此结束，现在再引用两幅图画以供参考：
[ 注：本图以美国的现行制度为例，显示不同层面的演员（决策者）以总统为圆心，而构成同心圆形式的决策体系。 ]
[ 注：资料来源：Amos A．Jordan，William J．Taylor，Jr，and Lawrence J．Korb，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Potty and Process（Johns Hopkins，1989），Third Edition，p．210． ]
权力分析
权力（power）在国际关系著作中是一个最常见的名词，也是其理论架构的最重要支柱之一。战略研究理论基础，基本名词和观念，大致都是从国际关系学域假借而来。所以权力观念在战略研究的范畴中也是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权力分析（power analysis）应构成战略研究的第二研究单元，在尚未进行分析之前，首先又必须了解国家权力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
[ 注：本图表示不同层次的公共意见以及传播媒体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的过程。 ]
[ 注：资料来源：Patrick M．Morgan，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Transation Books，1981），Third Edition，p．96． ]
国家战略的内容即为在一切环境之中，使用国家权力以达到国家目标的方法。它又有两个焦点：其一为权力，其二为目标，而所谓战略者，就是要研究如何使用权力以达到目标。
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曾作一比喻。他认为战争与击剑（fencing）比赛很类似。一位参加击剑比赛的选手所应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用其手中的剑以击败敌人，至于那把剑的本身却并非他所应关心的事情。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 ] 自今日视之，他这种说法不免似是而非。因为战争并不是竞赛，双方所用工具并非完全平等。剑法固然重要，但剑本身也同样重要。假使对方所用的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而你所用的是一把钝剑，即令你的剑法极为高超，你也还是不可能获得胜利。从现代战略的观点来看，这把剑就是国家权力。战略家不仅研究如何使用国家权力，而且还研究国家权力本身。事实上，如果不了解国家权力以及与其有关的各种问题，也就根本无法研究如何使用国家权力。
作为基本研究单元的权力分析，其所研究的主题为权力的分类和评估，而前者又是后者的基础，必须先作分类的处理，否则也就无法进行评估的工作。但在尚未作分类和评估研究之前，又必须对于权力本身的意义先作若干解析。
从古到今，权力在政治领域中都是一个核心观念。尤其是在国际政治（关系）领域中，权力更是最常用的名词。几乎在任何一本有关国际关系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这个名词。有某些学者并不赞成使用这个名词，但他还是无法避免，因为实在很难找到像它这样方便而常用的名词。甚至有人说，假使不使用这个名词，则简直不可能思考政治问题。事实上，对于战略问题似乎也是如此。
尽管名词是如此通用，但其含义又相当复杂微妙，远非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单纯。有人虽时常使用这个名词，但对其意义却并无真正的了解。虽然每一本国际关系教科书中都一定有对权力所下的定义，但实际上，又均为大同小异。为便于比较起见，现在就把几位大师级学者所下的定义引述如下：
1、摩根索——权力是人对他人心灵和行动的控制。 [ 注：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Knopf，1973），Fifth Ed．，p．25． ]
2、斯派克曼——权力是用说服、贿赂、交换、压迫等手段，以使他人依照某些如我所欲的方式来行动的能力。 [ 注：Nicholas J．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Harcourt，1942），p．11． ]
3、多伊奇（Karl W．Deutsch）——权力即为在斗争中获致胜利和克服障碍的能力。 [ 注：Karl W．Deutsch，“On the Concepts of Politics and Power”，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ed．by James N．Rosenau（Free Press，1969），Revised Ed．，p．257． ]
4、沃尔弗斯（Arnold Woffers）——权力是使他们做我们想要他们做的事情，和不做我们不想要他们做的事情的能力。 [ 注：Arnold Wof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John Hopkins，1962），p．46． ]
把这些定义综合起来加以观察，即可了解权力是一种产生影响作用的能力（capability）。但仅凭此种能力的存在，并不一定就能产生影响作用。能力必须使用始能产生影响，然后才可称之为权力。这样遂又导致权力的二元观念：一方面是静态的，即为存在的能力，又可称之为资源（resource）；另一方面是动态的，也就是在运用中的能力，又可称之为影响（influence）。概括言之，权力是把这两种观念合而为一。
霍尔斯蒂（Kal J．Holsti）又将权力分为三要素：能力、行动、反应。其简释如下：
1、能力（capabilities）即为可以用来影响他人的资源。
2、行动（acts）即为可以用来影响对方的一切步骤和关系。
3、反应（responses）即为对方受影响之后所采取的行动。
所以，当我们称某一国家为大国或强权（great power）时，其意义应包括下述三点：
1、这个国家拥有大量和多种资源，可以用来影响他国。
2、该国正在企图采取各种不同行动以影响他国。
3、他国的反应符合该国之所欲（desires）。 [ 注：Kal 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Prentice Hall．1953）．pp，166–168． ]
总而言之，在一般人心目中，权力、能力、资源，似乎、是同义词，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对于其意义应有较深入的了解，
任何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总一定能够对他国产生若干影响，换言之，也就是必然具有某些权力。所谓权力是一个综合观念，其中又包括若干不同的因素在内。所以对于权力的内容也就有作分类研究之必要。
摩根索在其传世之作《国际政治》中曾把他所谓的国家权力要素（elements of national power）加以列举如下：（1）地理，（2）天然资源（粮食、原料），（3）工业能力，（4）军事准备（技术、领导、武装部队的数量和素质），（5）人口（分布、趋势），（6）民族性，（7）民族精神（以社会和政府的素质为决定因素），（8）外交素质。他这本书的初版是在 1948年，到1954年再版时，又加上第九项：政府的素质。以后再无其他的改变。 [ 注：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pp．112–143． ]
英国政治地理学家缪尔（Richard Muir）把国家权力分为六大类：
1、形态权力（morphological power），包括出自国家面积、形状、位置，以及其他地理特性的权力。
2、人口权力（demographical power），包括人口数量、结构、分布，以及其他素质因素，例如教育、健康民心士气、民族性等。
3、经济权力（economic power），包括一切农、工商资源和活动，再加上生产效率、技术水准、贸易关系、金融机构等综合因素。
4、组织权力（organizational power），包括各级政府单位的素质和行政效率，以及政府的安定性和国内外的评价。
5、军事权力（military power），包括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的数量和素质，即硬件与软件两方面，而尤以人事、组织、部署、思想等方面最值得重视。
6、外交权力（power from external relationship），包括一切出自对外关系的权力，例如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同盟国的关系，以及国际威望等。 [ 注：Richard Muir，Modern Political Geography（MacMillan，1981），p．147． ]
美国战略学家福斯特（Gregory D．Foster）曾提出另一种分类方式，也是分为六项，与上述者似乎大同小异，但在内容上还是有不同的解释。现在简述如下：
1、军事权力，包括军事力量和武器的数量、成分、部署和实际使用在内。
2、经济权力，包括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因素的操纵和利用。
3、技术权力（technological power），包括对先进知识、技术和物资交流所作的管制。
4、心理权力（psychological power），包括使用各种不同传播媒体以影响目标群（target group）的态度、意见、感情和行为。
5、精神权力（moral power），这是一种最微妙而无形的权力因素，包括采取任何行动以求在国外创出有关民族团结和决心的印象。
6、外交权力（diplomatic power），即使用谈判为工具以获致国家利益。诚如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所云：“现在的谈判意味着用其他手段来进行战争，而并非双方想达成协议时所作的交易（bargaining）。” [ 注：Gregory D．Foster，“Missing and Wanted：A U．S．Grand Strategy”，Strategic Review（Fall．1985），p．15． ]
若把这些分类方式作一比较，即可发现不仅名词上有若干差异，而且内容上也各有其重点。当然，又各有其缺失。所以，最好是再加以综合，则也许可以形成一套更为完整的分类。在分类中称为“xx权力”似乎也不妥，因为国家权力本为整体，所以还是摩根索所用的“权力要素”较佳。经过综合之后，国家权力至少应包括下述八种要素：
（1）地理 （5）经济
（2）人口 （6）政治
（3）资源 （7）军事
（4）技术 （8）心理
前四者为体，而后四者为用。前者大致是静态的，后者大致是动态的。但都包括运作或使用在内，并且也都能在国际事务中产生影响作用。还有三点必须在此说明：（1）所谓政治，又包括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因此，外交不必另成一类，而应纳入政治之中。（2）国人惯于使用科技这样的名词，实际上，科学与技术是两件事，不可混为一谈。在国家权力的范畴中，构成要素者仅为技术，而并非把科学也包括在内。（3）所谓心理，其范围非常广大，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都包括在内，并非仅限于大众传播和心理作战。
权力分析的第一步为分类，接着第二步则为评估（assessment），而那也是问题的核心。西方最早考虑到权力评估的人可能就是马基雅弗利，他在1513年写《君主论》时，曾辟专章论“国家权力应如何衡量”（第十章）。他认为所应比较或衡量的项目有军队数量、资源、领导、战略、士气等。 [ 注：Niccolo Machiavelli，The Prince（New American library，1952），p．67． ] 一向被西方人尊称为“近代战略之父”的马基雅弗利，若专就这一点而言，其思想似乎要比我国“兵圣”孙子晚了一千余年。
孙子在十三篇的第一篇（“计”篇）中曾这样说：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
孙子所说的“经之以五事”，就是把国家权力分为五大类：“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就是今天所谓的“评估”。而尤其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孙子对于评估工作内容的界定几乎和现代观念完全一致。
照现代的解释，听谓“评估”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衡量（measurement），也可称为量度或计量，亦即为孙子所说的“校之以计”，换言之，即为数量的计算和比较。第二部分为判断（judgment），那也就是对于一切不能量化的因素所可能采取的研究判断手段，也正是孙子所说的“而索其情”。简言之，那不能依赖数字的计算（至少是不能完全依赖），而必须作更深入的探索。现在图解如下：
评估 衡量 判断
Assessment ﹦ Measuremem ＋ judgment
（校之以计） （而索其情）
衡量是客观的，而且一定要有作为衡量标准的共同单位。判断是主观的，而且也不能用某种单位来直接加以衡量。所谓评估，必须要把客观的衡量与主观的判断结合成为一体。
国家权力评估非常复杂而困难，有人曾经作过各种不同的尝试，往往是优劣互见，很难确定哪一种方式最为理想。概括言之，国家的强弱贫富都是相对的，很难用科学化的方式来作精确的评估。此种工作可说是困难重重，其理由也很难一一列举，现在只能把若干重要理由简述如下：
1、大致说来，凡能计量的因素似乎也最易于评估，通常也多被列为评估工作的第一步。例如国家的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军队数量等。但这些数量还是会受到许多非计量因素的影响。譬如说，甲、乙两国虽然面积相等，但若甲国土壤肥沃、气候良好、交通便利，乙国土壤贫瘠、气候恶劣、地形险恶，则双方领土的权力价值（power value）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再以军队为例，假定两国军队数量相等，但在装备、训练、组织、领导等方面还是可能相差很远。简言之，仅凭单纯的数量比较，并不足以确定某种权力要素的相对价值。
2、诚然，有许多因素可以计算其数量，但由于种类不同，所用的衡量单位也不同，彼此之间遂无法换算，自然也就无法比较。举例来说，甲方有飞机若干架，乙方有战车若干辆，但两者单位不同，所以无法找到一种公式，可以算出每一架飞机相当于几辆战车。当然，用成本来作为共同单位也未尝不是一种办法，但这种办法还是不能普遍适用，因为有许多因素都不能用金钱来表示其成本，而且金钱成本的高低也不一定能表示效率或价值的高低。
3、即令只选择某一单项来比较，还是不易作成明确的结论。譬如说，仅凭军用机的数量，并不能表示两国空军的相对实力。不仅在飞机的种类上有很多的区别，而且即令专以一种机型来比较，也还是有很多差异。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例如人员训练、机场设备等，也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以，即令只是单项的评估也都很不容易。
4、所有一切权力要素彼此之间几乎都有互动关系，所以很难对其作孤立的考虑。譬如说，某国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国内出现严重的政治裂痕或经济危机，则虽有坚甲利兵，在国际事务中也还是不能产生其应有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的苏联即为明显的例证，虽然某一种权力要素可能在某一特殊环境中单独使用，但最佳的权力运用还是必须符合协力（synergism）原则。换言之，应尽量使各种要素互相补益，而不互相抵消。
5、最困难的问题还是每一种权力要素之内又都含有若干无形因素或不能计量的因素。对于这些因素，科学方法和统计数字都无以施其技。换言之，这一类的评估几乎都有赖于主观的判断。判断虽然是主观的，但又并非任意的。一方面，它仍需要用某些客观事实来作为基础或起点；另一方面，则又必须运用深入而微妙的思考。总而言之，判断远比衡量要难，但即令有非常精确的衡量，若无合理的判断来与之配合，则整个评估仍然可能不适当，甚至于发生错误。衡量的部分是科学化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要肯花费成本和时间，则这一部分工作比较易于完成，而且结果也大致都能正确可靠。反而言之，判断则可以说是一门艺术。负责此种工作的人，不仅需要足够的学识和经验，而且还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天才。这可以用“画龙点睛”的成语来比喻：画龙是衡量的部分，点睛则为判断，也是整个评估的终点或高潮。必须有神来之笔，然后这条点了睛的龙才会破壁飞去。
6、权力的价值又常随着环境而改变，在不利的环境中，应有的效力就可能无法发挥。举例来说，挪威是水力充沛的国家，本可用来生产大量电力。但该国小国寡民，工业化水准不高，根本无须大量电力，所以不免货弃于地，十分可惜。此外，若干国家经济落后，以至于优秀大学毕业生在出国留学之后，由于国内缺乏理想就业机会，遂一去不归。此种人才外流现象对于国力实乃巨大的无形损失。所以，权力评估必须同时考虑环境的影响。
7、认知权力（perceived power）与实际权力（actual power）并不相等。评估所能获得的结果仅为认知权力，换言之，即仅为评估者对于其所评估对象的认知。它有时会高估，有时会低估，所以，并不一定等于实际权力。弗兰克（J．Frankle）曾指出：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影响，并不一定与其所享有的权力地位相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代，若以各种权力要素平均计算，则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换言之，在权力评估排行榜上应名列第一。德国、英国、法国都应居其后。但事实上，当时的世界政治是以欧洲为中心，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远高于美国，尽管后者为明日之星，而前者则早已走向衰颓的道路 [ 注：J．Frankel，International Politics（Pengium，1973），p．128． ] 。
基于以上的分析，即可明了权力评估是非常繁重而困难的工作。不过，若就一般性的研究或教育而言，则所需的信息又不一定要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准。假使想找到比较简单的方法，能把若干重要权力要素（包括有形和无形的都在内）纳入一个单一的评估系统之内，则采取指数（index）的计算似乎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途径。此种指数可对某国的权力地位提供概括的印象，也可用来作为国力比较的基础。因为能把无形因素间接予以量化，所以，此种方法能产生简化作用，并深为世人所欣赏，这当然又是由于量化已成时代风气之故 [ 注：Rechard I．Merritt and Dina A．Linnes，“Alternative Indexes of National Power”，Power in World Politics，ed．by Richard J．Stall and Michael D．Ward（Lynne Rienner，1989），pp．11—28． ] 。
用指数来表示和计算国家权力的方法又有多种不同的变化，而且繁简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异。在国内比较为人所熟知者是克莱因（Ray S．Cline）的方法。他用下述的公式来计算认知权力：
Pp ﹦（ C ＋ E ＋ M ）×（ S ＋ W）
Pp（perceive power）认知权力
C（critical mass）临界质量
E（economic capability）经济能力
M（military capability）军事能力
S（strategic purpose）战略目标
W（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追求国家战略的意志
公式内容又还有几点必须解释：
1、认知权力——此种计算只代表评估者的认知，而并非实际衡量的数字。
2、临界质量——所谓质量，即为人口加领土。
C ﹦ P ＋ T
P（population）人口
T（territory）领土（面积）
任何国家的质量必须达到某种一定标准，不能超越界限者，不予记分，这就是临界（critical）的解释。
3、经济能力的计算公式为：
E ﹦ e1 ＋ e2 ＋ e3 ＋ e4 ＋ e5 ＋ e6
e1：GNP
e2：能源
e3：矿产
e4：工业
e5：粮食
e6：贸易
后五项又可总称为资源。
4、军事能力的计算公式为：
M ﹦ m1 ＋ m2 ＋ m3
m1：战略平衡（strategic balance）
m2：传统能力（conventional capability）
m3：努力加权（effort bonus）
以上所云为公式中的硬件部分，以下则为其软件部分，又分为两个要素：战略目标（S），民族意志（W）。公式中每一项的指数如何计算，克莱因在其书中均有详细说明，但概括言之，有若干方面还是难免不受个人主观的影响。
依照1978年的情况来比较，克莱因所算出的指数显示苏联居世界第一位，美国第二，日本第三，而中国则届居第四。当然这种结论现在已经丧失其价值。 [ 注：Ray S．Cline，World Power Trends and U．S．Foreign Policy in the 1980（Westview，1980），p．174． ]
指数计算虽属可行，但又还是不无缺点：
1、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任何公式中所包括的指数究竟有限，不能作周详考虑。
2、缺乏比较（noncomparability）：对个别要素无法比较。
3、缺乏可靠性（unreliability）：仅凭指数并不能对权力强弱作精密表示。
4、缺乏时间性（timelessness）：国力经常变化，指数却是固定的，不能适应环境的变迁。
权力分析为战略研究学域中的主要单元之一，而其最大困难又在于评估。此种工作不仅应有科学基础，而且更需要艺术天才。仅凭硬件的计算，即令有极高的精确度也还是不够，因为对于无形因素仍然有赖于微妙的判断。所以对于国家权力问题的研究必须更深入，而不可以表面化的计算为满足。
现在还要提出一种新观念，即潜力（potential），较严格地说，应称潜在权力（potential power）。因为是比较陌生的名词，所以必须作较深入的解释。潜力与权力并非两种不同的项目，其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并无种类上的差异。构成差异的因素即为时间，用较新的术语来表示，即所谓前置时间（lead–time），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P ﹦ PP ＋ LT
P（power）权力
PP（potential power）潜在权力
LT（lead–time）前置时间
依照所需前置时间的长短，潜力又可分成下列的五级分类：
1、可立即使用。
2、在动员后即可使用。
3、在转换后即可使用。
4、在发展后即可使用。
5、假定未来可能使用。
现在逐项解释如下：
1、可立即使用的潜力也就是权力，换言之，在上述公式中，当LT﹦O，则PP﹦P。通常也称为存在力量（force–in–being），其意义为此种力量是现成的，可立即使用。但这也只是理论而已，事实上，并非如此单纯，所谓“立即性”（immediacy）又必然受到两种限制：（1）位置的限制，位置愈远，立即性愈低；（2）机动的限制，机动性愈大，立即性也愈高。
2、动员（mobilization）在权力分析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目前有人认为在核时代，动员已丧失其原有价值，实乃似是而非。即令在核时代，战争仍有多种形态，而在任何国际事务中也还是需要动用权力。而所谓动员，其含义也随着时代而改变，其内容早已变得比过去远为复杂。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所有的潜力都保持在已动员（mobilized）的状况中，因此，必须将其区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已动员的，即所谓常备（active）部分；另一部分是可动员的（mobilizable），也就是所谓预备（reserve）部分。动员不仅需要时间，而且往往必须分阶段完成。 [ 注：Klans Knorr，Military Power and Potential（Princeton，1970），p．31． ]
3、转换（conversion）的层次要比动员高。将要动员的预备潜力与已动员的常备潜力，在形态上完全一样，只是在准备（preparedness）程度上有所差异。转换的目的是要改变潜力的现有形态。譬如说，把原来生产某种消费品的工厂改变为生产军用品。转换当然比动员较难，而且也需要较多的时间。 [ 注：Klans Knorr，The War Potential of Nations（Princeton，1956），p．124． ]
4、发展（development）的层次又较高一级。其目标为现在尚未利用，或至少尚未大规模开发的潜力，例如已知其存在而尚未开采的矿区，或已知可大规模生产而尚未实际生产的新产品。譬如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即已知可用合成方式制造橡胶（synthetic rubber），但仅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东南亚为日军所占领，美国才开始加速发展这种方式。发展所需时间当然更长，而且也与国家已有的技术水准有密切关系。 [ 注：Victor Basiuk，Technology，World Politics，and American Polic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135． ]
5、最后，还有目前尚无利用可能，但可假定未来将有此可能的潜力，故称之为假想权力（hypothetical power）。此种潜力能否发展，需要多久时间，谁都难以预料，但又并非渺茫的幻想。原子弹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因为在 1945年之前，原子弹还只是一种假想，谁都不敢断言何时能好梦成真。 [ 注：Stephen B．Jones，“The Power Inventory and National Strategy”，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ed．by James N．Rosenau（Free Press，1969），Revised Edition，p．257． ]
以上的分析又可用下述公式来作综合表示：
X ﹦ P ＋ （m ＋ c ＋ d ＋ h）
P为立即可用的力量（force–in–being）。
m、c、d、h分别代表：动员、转换、发展、假想四阶段，均必须有时间始能由潜力变成实力。
X代表国家权力之总和。
环境分析
国际舞台上的演员，也就是国际事务中的决定作为者，但任何决定又不可能在真空中作成，而必然是某种环境中的产品。简言之，战略必须适应其所面对的环境，否则也就会与现实脱节。因此，环境分析遂构成战略研究学域中的第三个研究单元。战略家所应注意的环境，也可称之为战略环境（strategic environment），使用此一名词的目的，不过只是强调环境所具有的战略意义而已。
概括言之，环境即为时空架构，也可称为情况，是一种非常复杂而富有弹性的观念。其包括的因素有时代、地理、社会、政治、经济等等，种类之多几乎是难以列举。过去所谓环境者仅限于二度空间，也就是地球表面，到20世纪初叶，环境已把三度空间包括在内，即陆、海、空都应列入考虑之中。现在又早已把四度空间（即时间）也纳入环境分析之中。
传统战略家早已知道环境对于决策的重要，足以作为代表者当然又非孙子莫属。他曾明确指出：
知彼知己，战乃不殆；
知天知地，胜乃不全。
所谓“彼”、“己”、“天”、“地”等因素，总而言之，即为战略环境。
过去的战略家虽知环境的重要，但其思考往往又只是相当粗浅而并不深入。其原因有二：一方面，过去的战略家毋需考虑那样多的因素；另一方面，他们也缺乏深入分析的能力和工具。到今天，不仅所需要考虑的环境因素已经变得远较众多而复杂，而且也已有许多新的方法和工具，使深入的分析变为可能。所以，在当前的世界中，环境分析也就变得日益重要，而且也日益困难。尤其是国际舞台上有许多演员互相竞争，假使甲方重视环境分析，而乙方却不重视，则乙方必然会居于相对的劣势，
环境分析早已成为一门具有高度专精性的学问，其内容非常广博而微妙。就空间而言，可以分为三大层次，即：（1）全球（global），（2）区域（regional），（3）局部（local）。就时间而言，也可分为三大层次，即：（1）过去，（2）现在，（3）未来。这两种区分互相组合，又可构成九种不同的层次区分。仅以这样的一个时空架构而言，就已令人感觉到其问题的复杂了。
从空间方面来看，全球、区域、局部三个层面不仅是重叠的，而且彼此之间又有非常复杂的互动因素。今天的世界的确是一个天涯若比邻的世界，不仅大家都生活在同一地球上，而这个地球就时空意识而言，也的确日益缩小。任何某一层面上所发生的事情，必然很快就会影响到其他层面，换言之，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已无孤立之可能。
再从时间方面来看，过去、现在、未来构成一个不可分的连续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研究战略的学者不仅要了解现在，还要了解过去，而尤其必须试图预知未来。也许未来是最重要的，战略家是为明天（for tomorrow）而思考，一切战略计划都是为明天而设计。所以，战略家既不可沉醉在过去的历史中，也不可仅以了解现状为满足，战略家必须能够知道过去的背景、现在的情况和未来的趋势。
假使说温故即可以知新，则尚未探测未来之前应先检讨过去。过去的世界虽也复杂多变，但就其全体而言，还是可以归纳出下述五点特征：
1、世界体系是由欧洲大国、美国、日本所支配。
2、国家权力的最高表现为军事权力。
3、各国有认定的假想敌国之存在。
4、战争形态有不变的趋势。
5、技术的进步只是程度上的增加。
时至今日可以说一切都改变了。假使仍依照上述的顺序来分析，则对于当前的战略环境似乎可以分别简述如下：
1、世界体系。冷战时期的世界的确是两极化的，所有国际事务无不深受美、苏对抗的影响。今天世界权力结构已经变得远为复杂。那是一种四层的立体架构：最上层是军事层面，只有一个极（unipolar），即为美国，只有它能作全球性的军事权力投射。第二层是经济层面，目前是三极（tripolar），即美国、欧盟、日本，一共占了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二。有人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快速成长，到世纪交替时可能变成四极（quadripolar）。第三层是政治层面，世界上已有大小国家一百八十三个，所以在政治上确已成多极（元）（multipolar）世界。最低的基层由各种超国家（transnational）活动所组成，不受主权国家之控制，包括国际经济交流、恐怖活动、毒品交易、环境破坏等在内，无极（nopole）可言。 [ 注：Thomas H．Eteold，“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of the 21st Century”，Strategic Review（Spring，1990），pp．23–32． ]
2、国家权力。过去最重要的权力即为武力，现在不仅已有多种不同的权力，而且其间关系也变得非常复杂。美国《外交季刊》前主编海兰（William C．Hyland）在1990年曾预言：“今后十年间，思想和军事问题可能减少，经济将居于支配地位，而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也会有所改变。” [ 注：William G．Hyland，“America’s New Course”，Foreign Affairs（Spring，1990），pp．1–12． ] 若再向未来看，则技术也许会变成最重要的因素，军事、经济、政治、心理都将受其影响。
3、假想敌国。过去几乎任何国家都有其假想敌，此种认知的基础或为思想的歧异，或为实力的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之于德国，美国之于日本，冷战时期，美国之于苏联，都代表此同一典型。但今天此种传统观念开始受到新的考验。某些国家在军事方面已无假想敌之存在，但其他方面的利益仍然会受到各种不同的威胁。譬如说在经贸方面，日本已成美国的劲敌，尽管他们在军事方面还是同盟国。敌乎友乎？的确已成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严重矛盾。此外，眼前太平无事并不保证未来永久和平。纳粹党在十年之内使和平的德国发动战争，我们又如何敢于断言二十年后不会再有一位希特勒出现？
4、战争形态。从古到今，人类社会之间不知道已经发生过多少次的流血冲突，但严格说来，战争形态并无太多改变。就本质而言，战争不过是人类之间的集体械斗而已。所以，大家对于未来战争形态有其固定的想象。换言之，即认为下一次战争与上一次战争最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并无种类上的差异。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此种印象即开始有所改变。战略家正面对着一种双重矛盾：一方面核武器能对大战产生吓阻作用；另一方面在核阴影之下仍继续需要进行小战。今天冷战虽已结束，民主国家不打民主国家也已成共同理想，但战火仍继续在地球上蔓延，而且愈是星星之火，愈不易扑灭，并随时都可能形成燎原之祸。 [ 注：Martin van Crev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Free Press，1991）pp．1–13． ]
5、技术冲击。战争经常受到技术的冲击，此为人尽皆知之事实。军事革命往往是随着技术革命而来。19世纪中叶，电信、电力、铁路等技术创新改造了西方社会，也改造了战争。所谓20世纪的战争足以1861年的美国内战为真正的起点。新技术的冲击所可能产生的效果非常难于预测，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的交流更能产生协力作用。卡恩早在1960年代曾指出，现代技术发展神速，遂使技术突破更难于控制。所以，一切的战争准备和计划必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 注：Herman Kahn，On Thermonuclear War（Princeton，1960），p．316． ]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断言未来世界的变化将很难捉摸，所以对于未来不可存有过分乐观的想法，尤其不可假定所有的改变都是善良或有利的。至少应有下述五点基本认识：
1、改变还只是刚刚开始。苏联解体只是为世局巨变揭开序幕而已，后冷战时期的来临会带来许多过去意想不到的新变化。世界已由稳定的静态转变为不安的动态。比之冷战时期，后冷战世界也许既不安全，也不快乐。
2、谁都不能控制世局的变化。尽管战略家希望能引导历史潮流，并以此为最高理想，但世界太大也太复杂，不可能完全随着任何国家的政策走，所以，谁都不可能控制世局的变化。
3、任何思想制度都会受到挑战。历史并未走到终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也非尽善尽美，也不代表大同世界的最高典型。事实上，西方社会也是外强中干，要比崇洋之士所想象的远为脆弱，许多新兴势力都可能会以它为攻击对象。
4、新威胁可能无形。竞争形式会有不同的组合，各种权力要素都可能被使用。新的意识形态也许比旧有的纳粹主义更难应付，新威胁甚至于是无形的，远超出传统观念之外。
5、挑战者将无所顾忌。新的挑战者将不受传统的束缚，不以维持现状为满足。他们贪得无厌，得寸进尺。他们也是投机分子，不放弃任何机会。所以，采取守势的方面将会备感力量分散之苦。 [ 注：Michael Vlahos，“The Next Competition”，Strategic Review（Winter，1993），pp．81–84． ]
面对着如此复杂多变的未来，实在没有足够理由来对世界前途表示过分乐观，前途虽不一定更为坎坷，但还是有不少的障碍。要想思考明天的战略问题，必须重视未来战略环境的评估。
运作分析
现在好戏终于开锣了。以上所谈的只是演员、舞台和道具，而并非戏剧本身。演员必须在舞台上有所行动，然后观众才有戏看。在战略研究领域中，所用的名词即为运作（operation），这本来也是军事术语，在传统战略中译为作战，而我国古代则称为用兵。运作分析构成战略研究的第四单元，而且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单元。严格地说，运作是战略的本体（strategy the proper），没有运作也就没有战略。
运作分析的内容即为研究如何运用权力。最原始的意义即为用兵，也就是如何使用军事权力，其具体代表又为武装部队。武力的使用又可概分为两种模式：（1）实际使用（physical use），（2）和平使用（peaceful use）。前者为对敌方直接使用武力，后者只把武力当作威胁。依照使用目的来分类，军事权力可以用来达成下述五种任务：
1、攻击（offense）
2、防御（defense）
3、吓阻（deterrence）
4、胁迫（compliance）
5、展示（demonstration）
现在再分别讨论如下：
1、攻击具有侵略动机并以征服为目的。但在今天的文明世界中，明目张胆的侵略至少会受到道义的谴责，所以即令是侵略者，也都会寻找合理的借口。以攻击为目的又与以攻击为手段有所不同。以攻击为目的固然一定会以攻击为手段，但以防御为目的，也还是可以用攻击为手段。军人的古训“攻击为最好的防御”（the best defense is offense），即代表此种观念，攻击具有积极目的，而防御则只具有消极目的。所以，二者之区别在于目的而非在于手段。
2、防御在形式上又有两种选择：（1）坐以待敌，（2）制敌机先。弱小国家也许只能作第一种选择，那可称为纯粹或绝对防御。但强大国家则还可作第二种选择，那又可称为攻势防御。坐以待敌是让敌方先动手打击然后再还击，所以也称为“第二击”（second strike），又可分为两个步骤：抵抗（resistance）和反攻（counteroffense）。制敌机先即先动手打击，故可称“第一击”（first strike），又可分两种方式：（1）如果相信敌方即将发动攻击，而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是谓制先（pre–emptive）打击；（2）如果相信敌方的攻击无可幸免（虽非立即来临，但终将来临），于是选择有利时机先行发动攻击，是谓预防（preventive）打击。所以，防御比攻击远为复杂，可以综合图示如下：
3、吓阻属于和平模式，仅凭威胁来达到目的。所产生的是心理效果，即对方并未采取我方所想要吓阻的行动。换言之，只要敌方并未行动，我方的吓阻就算是已经成功，但敌方究竟为何不行动，甚或根本无意行动，则不在考虑之列。在先核时代，吓阻是用防御来达成的，万里长城能使胡人不敢南下牧马即为一例。核武器出现后，吓阻观念不仅获得新的重要性，而且完全以报复威胁为基础，并构成核战略的主流。
4、胁迫也是用威胁为手段，但目的却与吓阻不同。吓阻只具有消极目的，而胁迫则具有积极目的，即企图迫使对方放弃其所已采取的行动，或采取我方所欲的行动。吓阻的成功毋需证明，胁迫是否成功则必须有事实为证。所以，要想达到胁迫目的是远较困难。
5、在国际事务中对于军事权力还另有一种和平使用，即所谓“耀武扬威”，也就是采取各种不同手段以展示武力，例如军事演习、庆典阅兵、军舰访问，武器展览等等。当然又非为展示而展示，国家之所以采取这种手段，是想要间接地达到吓阻、胁迫，或其他政治性目的。
综合言之，军事权力的使用可以有攻击、防御、吓阻、胁迫、展示五种模式。攻击为实际使用，吓阻、胁迫、展示均为和平使用，而防御则两种使用兼而有之。 [ 注：Robert J．Art，“To What Ends Military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1980），pp．3–35． ]
时至今日，战略早已提升其层次，扩大其范畴，而所谓国家权力也已包括非军事因素在内。因此，对于国家权力的使用又必须作更具有宏观性的分类。这也许可分为三大类：
1、强制（coercion）。其意义即为强迫对方遵从我方的意志，换言之，强制具有积极目的。强制虽然也可用威胁方式来达成，但有时还是必须实际使用权力，而最常用者即为武力，至少过去经常是如此。不过也非尽然，譬如说经济制裁就是一种常用的强制手段。
2、劝诱（persuasion）。这是一种较复杂的运作，可以是对抗也可以是合作，其对象可以是敌国，也可以是友邦。其所用手段可概分为威胁与利诱两种模式。而两者又最好配合使用，以收协力之效。劝诱的目的有时为积极的，即说服对方采取某种行动；有时为消极的，即说服对方不要采取某种行动。在当前的世界中，用劝诱为手段的机会要比用强制为手段的机会较大，而成功的几率也较大。
3、挥发（emanation）。所谓权力的挥发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心理影响，但在历史中却又是常见现象，尽管其运作很难解释。历史中的伟大文明常发挥此种奇妙影响，而那与其所能使用的实质权力几乎不成比例。在西方历史中最显著的例证即罗马和平（Pax Romana）。诚如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e Empire）中所描述的，罗马人是“使用一切光荣的手段，以争取异族的友谊，并努力使人们认清罗马的权力超越了征服的诱惑，而以对秩序和正义的爱好为其动机” [ 注：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e Empire（The Modern Library，n．d．），vol．Ⅰ，p．8． ] 。又诚如拿破仑所云：“权力是以意见为基础。”有利的国际意见可以扩大某一国家的权力，使强制手段变得几乎不需要。此种间接的和广泛的影响作用，也就是我国传统思想中所谓的“王道”，能够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实为权力运作的上乘工夫。 [ 注：Alan K．Henrikson，“The Emanation of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1951），pp．152–164． ]
大战略领域中，国家权力的运作又非仅以使用为限，而还有两种运作是同样重要但往往为人所忽视。其一是分配（allocation or distribution），其二为发展（development）。
对于战略的任务而言，权力分配本应列为首要项目，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的战略定义中几乎都未将其列入，也许只有李德哈特为惟一例外，不过他所分析的主题又仅限于军事战略。为何分配的观念非常重要？因为任何国家的权力基础（power base）都是有限的，但在国际事务中国家对于权力的需求又几乎是无限的。以有限的供应来配合无限的需求，必然会经常感到力不从心，而必须有所取舍。所以对于国家权力（资源）如何作适当的分配，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
战略家对于权力问题进行思考时，首先要问的不是“我现在已有什么？”而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简言之，是“量出为入”而非“量入为出”。假使现有权力不足以适应需要，就必须进一步考虑发展的问题。此处所谓发展应采取广义的解释，即设法把潜力转变成为能力，以增补现有能力之不足。
发展与分配之间又有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发展也非漫无限制，而应有所选择，尤其是对于“优先”（priority）的排列更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没有给予原子弹的发展以高度优先，遂坐失创造历史的机会。此外，也还有成本问题。当然，成本是愈低愈好，但又不可因节省成本而影响发展的效果，尤其是应知时间比金钱更重要。
总结言之，权力的使用，尤其武力的使用，仅为运作分析中最原始的一个部分。而此种分析的全部范围则远较广大，也需要较深入的研究。
结语
现代战略研究的确是一门非常博大而又精深的学域，此种学域可以分为四个分析单元，即上述的演员、权力、环境、运作四大项目。当然，每一个单元本身又都已有足够巨大的范围，值得深入研究，甚至于穷毕生之力，也许都还不能达到精通的程度。由此可知现代战略研究已经不可能采取传统模式。
不过，尽管战略研究已经走向多元化、集体化的途径，但作为一个战略家对于整个学域还是必须具有若干共同思想基础。所以，对于每一分析单元都必须有充分的了解，否则也就很难分工合作，发挥协力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