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想的背景因素·第五 – 吴起兵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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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想的背景因素·第五

战略思想的背景因素·第五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研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战略是人类思想的产品,无论表现为计划还是行动,其基础还是思想。思想的来源是直接出于人的头脑,也就是所谓心灵。所以,当我们研讨有关战略思想的问题时,首先应注意的目标即为作为此种思想源头的人。所有的人都能思考,但却只有极少数的人具有特别的天才,始能作极深入的思考,而成为所谓思想家,在战略领域中,即为战略思想家(Strategic thinkers)。伟大的思想家不世出,所以他们的思想遗产也就弥足珍惜,并且还能对同时代或后世的人产生影响作用。

   但即令是伟大的思想家,也还是像常人一样,并不能在真空中思考,他的思想仍然会受到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简言之,思想的形成,其过程非常复杂微妙,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在暗中操纵。专就战略思想而言,可以发现有多种因素都能发挥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并构成某种特定思想的背景。若欲在战略思想方面作较深入的研究,则对于此种背景因素必须先有充分的了解。这些因素的本身又都具有复杂的内涵,值得作较详尽的分析,而这也构成战略研究学域的重要共同基础。

   地理

   从古到今,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这个号称地球的太阳系行星之上。人类生活经常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此乃无可否认之事实。因此,我们虽不应像纳粹德国的地略学派那样迷信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但也不可忽视地理因素对于人类已经或可能造成的影响。施特劳斯–休普(Robert Strausz–Hupe)曾指出:“地理大致决定在何处制造历史,但制造历史的还是人。”换言之,人与环境是交相为用,从较长期的观点来看,人固然可能对地理环境作出若干改变;但就某一时代而言,人类的思想行为还是不能完全摆脱地理因素的影响。 [ 注:Robert Strausz–Hupe and Stefan T.Possony,International Relations(McGraw–Hill,1954),p.81. ]

   美国地理学大师斯派克曼的话说得更为明确,他说:

  地理虽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构成条件。它为人类提供可能性(possibilities),人的惟一自由就只是对此种可能性作好的或坏的利用,把它变得更好或更坏。

   斯派克曼的思想虽与地略学派颇为接近,但他并非决定论者。他认为人应适应环境,虽有时也可企图改变环境,但又自有其限度。

   所有的国家都位于同一个地球之上,但它们的位置(location)却不相同。此种位置上的特点对于战略思想和作为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构成重要的差异。有时显而易见,但有时却非常复杂微妙,所以值得深入分析。

   试以以色列为例。该国在位置上是强邻环绕,而且国土也小得可怜,所以,全国上下自然都会保持高度的戒备,并且一致主张必须采取先发制人、速战速决的战略观念。反而言之,再以美国为例。它在位置上可谓得天独厚,不仅与欧亚大陆距离遥远,享有两大洋的保护,而且在西半球也无任何足以与其抗衡的国家。所以,自从建国以来,美国人在其大部分历史过程中,几乎都不曾感觉到有外来威胁的存在。同时,美国政治家对于权力平衡的国际政治也自然缺乏了解,这也正是孤立主义的根源。

   不列颠群岛的位置是一种最方便的例证,可以用来说明地理因素的许多微妙影响。不列颠,即“英伦三岛”,与欧陆在位置上相当接近,使英国人可以充分参加欧洲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但北海与英吉利海峡所构成的天然屏障,又能使英国自从1066年以来,从未受到外敌的武力入侵。尽管如此,与欧陆在位置上的接近还是使英国政府对于入侵的威胁经常感到忧虑。此种忧虑不仅刺激其海军的发展,而且也支配其对低地国家(比利时、荷兰)的传统政策,即英国不允许此一地区受到其他强国的控制。

   地理不仅影响国家的威胁评估,而且更构成其战略思想的基础。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海权与陆权两种思想的发展。从古到今,有某些国家的战略思想采取海主陆从的路线,另有某些国家则采取陆主海从的路线。此外,也还有海陆并重者,以及专重海权或陆权者。此种差异,大致说来,几乎都是地理条件所致。试以英法两国为例,英国为一岛国,故可专重海权,法国位于欧陆沿海,遂必须陆海并重。内陆国家当然不可能采取海洋战略,而大陆国家即令拥有相当强大的海军,但其战略思想仍然还是会继续保持陆主海从的传统。

   马汉(Alfred T.Mahan)在其传世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中,曾经把“地理位置”列为海权六要素之首。他一方面盛赞英国人知道利用海权以增强国力,确保胜果;另一方面则严厉批评法国人背向海洋而重视大陆,遂终于一蹶不振。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396。 ] 事实上,马汉之言不无矛盾。既然认为地理位置是首要的海权要素,则法国之不能在海上与英国争霸,而必须在战略思想上给予欧陆优先,实乃理所当然,也自不应加以苛责。

   大陆国家之不能重海轻陆,实恰如海洋国家之不能舍海趋陆。国家若不考虑地理因素而企图舍其所长,用其所短,则未有不失败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意志帝国即为殷鉴。德皇威廉二世好大喜功,因受马汉著作的影响,遂妄想建立大海军,以使德国变成殖民帝国。事实上,他并不曾真正了解马汉的思想,尽管他自己说他是正在吞食马汉的书,但很遗憾,实乃食而不化。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406。 ] 马汉在其书中早已强调有利的地理位置为发展海权的首要条件,德国缺乏此种有利条件,又焉能发展强大的海权?结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威廉二世所建造的大舰队在战争中几乎毫无作用。在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资源分配不适当,反而使其陆军不能获得足够的兵力。假使威廉二世不做此徒劳无益之事,则德国也许已经赢得马恩河会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帝国也可提供类似的例证。日本为一岛国,其对东亚大陆的地理关系恰如英国之于欧洲大陆,但战略思想的发展,彼此间却有很大的差异。英国人顺从地理趋势,采取以海权为主轴的战略;日本人则违反此种趋势,而采取陆主海从的战略。日本帝国的战略思想一直都受陆军的支配,而陆军所代表的即为日本的传统统治势力(贵族和军阀)。明治维新后,日本虽以英国为模范开始建立新海军,但并未能同时接受英国的海洋战略思想。在军事组织中,海军始终居于次要的地位,其所担负的任务也只是限于对陆军的行动提供支援而已。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一心只想以亚洲大陆(其核心为中国)为其扩张目标,结果才会一败涂地,并给亚洲人带来一场浩劫。

   海权思想的地理背景似乎并不难于解释和了解,但首创心脏地区(heartland)观念,并认为陆权可能胜过海权的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也是英国人,他如此违背其民族传统而大唱反调,又应如何解释?

   麦金德出生于1861年,其青年时代正是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他眼看着在英国举国上下莫不沉醉在海权的迷思中,自以为他们的殖民帝国是子孙万世之业,太阳永远不会西下。此种景象刺激了麦金德敏锐的心灵,使他不禁产生居安思危的感想。因此,他才会独创“心脏地区”的观念,并发展陆可制海的理论。简言之,麦金德的言论是有所感而发,具有对当时英国政府提出警告的意义,实可谓用心良苦。由此也可知其思想是自有其特殊的地理背景,甚至可以说,如果他不是20世纪初叶的英国人,则也许不会产生那样的想法。

   首创空权论的杜黑(Guilio Douhet)也有其特殊的地理背景。他是20世纪前期的意大利人,意大利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个二等强国,陆不如法,海不如英,欲发愤图强,则必须别出心裁始能出奇制胜,杜黑的《制空论》(The Command of the Air)就是此种特殊地理背景之下的产品。意大利为一半岛,三面环海,而北面多山,易守难攻,所以,杜黑主张该国在地面上应采守势,而集中全力发展空军,并从空中发动对敌国后方的攻击。 [ 注:Alexander Kiralfy,“Japanese Naval Strategy”,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ed.by Edward M.Earle(Princeton,1943),pp.447–456. ]

   除位置以外,国家领土的大小(size)在战略领域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以色列是一个缺乏纵深的小国,所以必须采取制先(pre–eruptive)的战略。反而言之,俄罗斯由于拥有广大的领土,所以采取持久防御,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也就成为其传统。八年对日抗战期中,我国也是基于同样的地理条件而采取同样的战略。欧洲是一个面积狭小、交通便利的地区,所以居于中欧的德国能享有内线之利,可以企图速战速决。德国参谋本部对于距离和后勤的问题似乎从未加以认真的考虑。等到他们面对俄国的广大地面时,才开始感到力不从心。相对而言,美国人一向生活在广大的空间中,而且东西两面都濒临大洋,所以也就易于发展越过巨大距离以投射国力的战略。 [ 注:Martin van Creveld,Supplying War:Logistics from Wallenstein to Patton(Cambridge,1977),pp.141–181. ]

   直到20世纪末期,人类的生活大致还是以陆地为基础,但向未来展望,则占地球表面四分之三的海洋可能将为今后人类新希望之所寄托。因此,濒临海洋的地区也就会变得特别重要。全世界人口中约有百分之七十是生活在距离海岸线一百公里以内的地带中,全世界都市中有五分之四都位置在距离海岸线一百五十公里以内的地带中。此种事实暗示21世纪的战略思想和战略计划,必然会把人海关系列为最高优先的考虑。 [ 注:Carl E.Mundy,“Joint Littoral Warfare”,Joint Force Quarterly(Spring 1994),p.47. ]

   地理的影响又非仅限于空间和距离,同时也构成时间上和通信上的障碍。尤其在高科技尚未发展的时代,此种障碍也最为严重,足以使军队在战场上变得无法指挥和控制。美国独立战争时,英国远征军之所以失败,此即为主要原因之一。 [ 注:Piers Mackesy,The War for America:1775–1783(Cassel,1975),p.73. ]

   时至今日,由于技术的进步,使许多地理障碍都被克服,也使指挥、管制、通信都更便捷。所谓天险丧失了其固有价值。尽管如此,时间、空间、距离、天候等因素,对于战略思想家的思考,决策者的选择,指挥官的执行,还是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

   历史

   历史经验在战略研究领域中的影响与地理环境同样强烈,甚或犹有过之。人都有记忆力,对于往事也必然有其怀念的心情。因此,历史被视为永恒的教训。各种不同的论著都一再地提醒战略家必须重视历史,这也自然更会增强过去经验对现有言行的影响力。

   以色列的地理条件固然足以使其对外来威胁十分敏感,而犹太民族的悲惨历史经验更足以增强其忧患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无辜的犹太人被处死者总数达六百万人之多。所以,当阿拉伯人宣称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赶下地中海时,虽然只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恫吓,但曾有亡国灭种惨痛经验的犹太人,听起来就会有谈虎色变的反应,而不得不采取认真的态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耀武扬威的日本帝国固然已不再存在,而战后的日本经过投降和被占领的过程,也总算是已经改过迁善。但即令在今天,受过日军蹂躏的其他亚太国家的人民,对日本人仍然没有好感,尤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更是经常感到忧惧。照理说,日本再回到帝国时代的旧路似乎已不可能,但历史经验所留下来的回忆仍令世人感到余悸犹存。

   历史的回忆固然很难消失,历史的创痕则更难抚平。但更严重的问题却是历史的教训往往会受到错误的解释。当普鲁士三战三胜(普丹、普奥、普法),完成了日耳曼统一大业时,最大的功臣为俾斯麦。若非俾斯麦的政策决定正确,外交运用灵活,则老毛奇不可能获致全胜。尤其是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初,因为俾斯麦善于持盈保泰,遂使欧洲权力平衡得以继续维持,新兴的德国始能繁荣强盛,欣欣向荣。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威廉二世即位之后,就把俾斯麦的功劳和教训忘得一干二净。在威廉二世鼓励之下,德国走向穷兵黩武的道路,德国人开始迷信武力万能,而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于是到 1914年,德军依照希里芬计划,向比利时长驱直入,不惜侵犯该国的中立地位,因此使英国立即投入战争,并使战祸一发不可收拾。 [ 注:John E.Stoessinger,Why Nations Go to War(St.Martin’s,1978)pp.1–27. ]

   德意志帝国在1918年终于败亡,但其战败时的情况又使德国人对于历史作了另一次错误解释。在1917到 1918年之间,德军已经击败俄军,而在西线方面也似乎胜利在望。因此,德军战线的最后崩溃也就使很多德国人不敢信以为真。到了战后,以鲁登道夫为首的一群军人政客宣称,德国的失败是由于自由党派和犹太人在后方阴谋造反所致。此种解释足以产生严重的误导作用,并使希特勒在迫害犹太人时更显得理直气壮。 [ 注:Alan Bullock,Hitler:A Study in Tyranny(Harper,1952),p.168. ]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所有欧洲大国都是一次惨痛的教训,所以,到1930年代希特勒崛起时,英法两国的战略选择也就深受这次世界大战经验的影响。英国人在西线堑壕中牺牲了许多子弟,遂使他们对于欧陆的战争感到深恶痛绝,于是也自然助长了姑息主义的发展。在此种历史影响之下,英国人几乎不可能了解新威胁的性质。英国人对于德国人采取将心比心的态度,相信德国人会像英国人一样,经过上次世界大战那样惨痛教训之后,应该不会再有人把战争视为合理的国家政策工具。因此,当张伯伦对希特勒采取安抚政策时,自然会受到英国人的普遍支持。 [ 注:N.Thompson,The Anti–Appeasers(Oxford,1921),p.156. ]

   法国的情形与英国大致相同。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一百三十五万军人,这样的创痕的确够深而不易平复。所以,到1930年代后期,法国政府对于外交和战略所作的一切决定无不深受上次世界大战回忆的影响。法国陆军固然曾经赢得上一次战争,但正因如此,才会在下一次战争中输得更惨。 [ 注:André Beaufre,1940:The Fall of France,p.176. ]

   日本军阀之所以狂妄自大,敢于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多少也是受到历史经验的影响。因为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日本人都能轻取胜利,于是形成“皇军无敌”的神话。尤其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自从19世纪后期以来,日本就一直以“东方德意志”自居,并且对德国养成一种盲目崇拜心理。这实在有一点不可思议,照理说,日本似乎应该以“东方不列颠”自居才对。 [ 注:钮先钟:“日本为何发动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顾与省思》(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pp.317–318。 ]

   阿龙有一句传诵一时的名言:“战略思想在每个世纪,又或在历史的每一时段中,从事件(events)本身中所出现的问题吸取其灵感。” [ 注:Raymond Aron,“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ic Thought”,Problems of Modern strategy(Praeger,1970),p.7. ] 简言之,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战略思想出现。假使对时代背景缺乏了解,则战略研究就会变得殊少意义。所谓时代(time or age)又是一个意义相当模糊的观念,不过大致说来,还是有其公认的划分标准。在同一时代中,人物、思想、制度虽常有差异,但还是有其共同的典型,此即时代精神(zeitgeist or the spirit of the age)。

   举例言之,号称现代战略思想之祖的马基雅弗利,所代表的即为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时代精神。若米尼与克劳塞维茨虽然国籍不同,身世和经历也不同,但他们的思想还是有共同之点。因为他们毕竟生活在同一时代,同样受到拿破仑和腓特烈大帝的影响。

   时代虽然过去,但思想却会累积,上一代的思想会遗传给下一代。因此,某一时代的思想不仅代表此一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且还会受到以前各时代的遗留影响。此种思想累积为无可避免的趋势,而且思想有悠久传统也不一定就不好,即令是伟大的思想家也一样会发怀古的幽情。不过,思想家若过分尊重传统,则有时会形成一种沉重的思想包袱,足以妨碍创新和进步。

   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所谓时代错乱(anachronism)的现象,那就是把旧时代的思想和经验,不作任何选择或修改而直接用于新时代之中。法国军人就是最佳的例证。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略构想发源于1870年的普法战争,而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略构想则又发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人说,将军们老是在准备打上次的战争(last war),而不是下次战争(next war)。虽然其言似谑,但有时确为事实,值得警惕。

   历史不仅构成战略思想的背景,而且还时常被应用在决策过程之中。决策者为什么要引用历史,其目的安在,其功效又如何,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决策本来就难,而在危机状况之中则更是难上加难。历史至少可以帮助决策者解决若干困难,减轻其心理压力,增强其信心。概括言之,历史知识可以发挥下述五种功效:

   1、以古例今,可以增进决策者对于情况的研究判断能力。

   2、历史背景可以有助于对角色的定位。

   3、历史能提供前车之鉴,使后人对于前途的凶吉知所趋避。

   4、历史能增强决策者的决心,敢于坚持其所作的战略选择。

   5、当所选择的战略面对反对的声音时,历史能提供必要的辩护理由。

   历史对于战略思想、战略选择、战略计划、战略行动,都能作出重大的贡献。不过,历史也可能被误用,其结果足以导致错误和偏差,甚至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以史为例时不可不慎重。概括言之,易犯的错误又可分为下述四项:

   1、情况的错误(contextual errors)。不可把从过去事件中所获得的结论直接用于现有事件上,因为先后情况之间必然有差异之存在。

   2、变质的错误(transformation errors)。历史教训可能变成迷思(myth),也就是近似神话的信仰。迷思形成后即能产生巨大影响,否定其他的观念,使人丧失理性。

   3、方法的错误(methodological errors)。把过去向未来延伸是很方便的方法,但事实并非那么简单。过去小规模行之有效的方法,扩大使用并不一定也同样有效。英国人在马来亚行之有效的战略村计划(strategic hamlet program),大规模用在越南时,其效果就很不理想。

   4、下意识的错误(subconscious errors)。领袖人物若背负着重大的历史包袱,就很容易受下意识的支配而犯下不能自制的错误。历史中有一著名例证。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称帝后上尊号为“拿破仑三世”,其一切言行都仿效其伯父,在其下意识中感觉到他就是其伯父的化身。但这只是幻觉,而终于一败涂地。

   似乎很具讽刺意味,但并不奇怪,愈是历史知识有限的人,愈是敢于引用史例,并且对所谓历史教训深具信心。殊不知历史只是一种广义的智慧来源,并不能无条件地应用在某一特殊个案之上。 [ 注:钮先钟:“决策与历史”,《国防杂志》(第十卷第五期),pp.9–20。 ]

   经济

   打仗就是打钱,此乃古今中外所共有的历史经验。早在两千余年以前,孙子曾在“作战”篇中作过“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的概算。西方也有一句名言:“钱,钱,钱,钱是战争的神经。”(Money,money,and again money is the very nerve of war.)大家常以为首先说这句话的人是蒙泰库科利(Raimondo Mentecuceoli,1609–1680),事实上,他只是重述特里武尔齐奥(Gian–Jacopo Trivulzio)曾向法王路易十二(Louis Ⅻ)说过的话。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150。 ] 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战略思想的形成,战略计划的执行,都无一不与经济因素有密切关系,或以经济考虑为基础,或受经济能力的限制。

   古代战争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任何国家的财力都相当有限,要想对人力和物力作大量的动员几乎不可能。所以孙子才会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作战”篇)等到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之后,国家的经济基础随之增强,社会结构也随之而改变。当整个社会都投入战争时,国家的战争潜力也随之增大。民族战争取代王朝战争而变成战争的标准模式,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用于战争的资源也随之迅速增加,于是后动因素在战略领域中的重要性也随之而升高。等到战争终于发展成为长期消耗的形式之后,动员也就变得要比作战还更为重要。其累积的结果即为战争的成本必须要用天文数字来计算。这样巨大的成本终于使任何国家都感到吃不消,孙子的名言遂又受到世人的重视:“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作战”篇)

   有人把“3M”解释为人力(Man)、物力(Material)和财力(Money)。到现代,又有人把“3M”扩大为“5M”,即再加上机器(Machine)和管理(Management)。但无论如何计算,“3M”也好,“5M”也好,最后又还是可以归之于一个“M”,那就是钱(Money)。简言之,富国为强兵之本,实为不易之理。

   从古到今,任何政府都会把财富的累积视为对战争最重要的准备。没有足够的财力,则自然不能建军备战。钱从哪里来?最简单的来源即为老百姓的口袋。要想开辟财源,政府(君主)必须加紧控制老百姓的钱袋。于是在整顿财政,增加税收的同时,政府的权威也必然随之而提高。不过,税收又自有其限度,如果不顾一切,横征暴敛,则实无异于杀鸡取卵。因此,除税收之外,还必须广辟财源。

   在这一方面,英国要比其他欧洲国家都较领先。该国首先建立良好的金融体系,鼓励商人贷款给政府,同时拓展海外贸易,争取同盟国的援助,榨取殖民地的资源。由于经济政策运用适当,所以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长期战争中,终于击败劲敌法国,而取得欧洲霸主的地位。 [ 注:Colin S.Gray.The Leverage of Sea Power(Free Press,1992),pp.136–173. ]

   在过去的战争中,想要节省战争的成本,“以战养战”也就常为一种重要的考虑。孙子不仅说“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而且还说“故智将务食于敌”。孙子论将,以“智”为武德之首,而在十三篇中使用“智将”这样的名词,也就仅有这一次,可以暗示孙子对于“务食于敌”是何等的重视。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p.57。 ]

   在欧洲历史中,直到拿破仑时代,“以战养战”还是常用的手段。不过,此种手段又非有利而无害。事实上,还是害多于利。其理由有下述四点:(1)“以战养战”的考虑会使作战计划受到不必要的限制;(2)“掠乡分众”会使部队不易保持控制;(3)同时对于士气和纪律也会产生不利影响;(4)最后,在占领敌方领土后,由于已经饱受蹂躏,民穷财尽,也会增加统治的困难。因此,在近代战争中,因粮于敌最多只能算是应急手段,而并非长久之策。尤其是战争规模日益扩大,资源消耗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至少除粮食之外。还要加上弹药和燃料),也早已不是局部地区所能供应。

   尽管战争形态已有重大改变,但经济对战争的影响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已经变得更加重要。战略的拟定常以经济考虑为基础,战略的执行常受经济因素的限制。较远的历史姑不必深论,仅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即可以举出很多的例证。

   日本之所以发动侵略战争,经济因素实为重大诱因。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其所需要的资源必须仰赖输入,但其所准备采取的手段却不是公平的贸易,而是想要把资源丰富的邻近地区变成殖民地,这也就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妄想之由来。此种殖民帝国的夺取在19世纪的权力政治中实不足怪,但在1930年代,仍坚持此种落伍观念,则未免不识时代精神。日本最需要的资源为石油,而其最易于达到的来源则为东南亚(印尼),日本政府遂终于决定南进以突破经济难关。 [ 注:David A.Decse,“Oil,War and Grand Strategy”,Orbis(Fall,1981),pp.540–542. ]

   西方同盟国之所以终于能够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主要原因为美国能够动员其巨大的经济潜力,此乃人尽皆知的事实。尽管美国的潜力巨大无比,但还是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始能将其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尤其是美国也不能够同时击败欧亚两个劲敌,而必须有先后的选择。最后,在1941年终于选择了“先欧后亚”的战略。作成此项决定的主要考虑之一即为后勤。因为美军必须越过两洋始能投入战场,以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大洋来作一比较,则后者的交通线较短,而在英国又已有现成的前进基地,所以从后勤的观点来看,作“先欧后亚”的选择自然比较有利。 [ 注:Louis Morton,“Germany First:The Basic Concept of Allied Strategy in World War Ⅱ”,Command Decisions,ed.by Hanson W.Baldwin(Harcourt,1959),pp.3–8. ]

   在战争中,作战计划应有相当弹性,但军需生产、运输、储积等项工作必须依照预定时间表推进,很难作机动的调整。换言之,经济因素的考虑先于战略,而战略的决定、设计和执行无一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和限制。

   思想

   宗教、意识形态、文化,这三个名词可以总称之为思想。这些因素虽然都是无形的,但它们对于战略作为还是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不可等闲视之。

   早期的西方历史中,宗教信仰对于战争经常构成重要的诱因,国家的君主常以“替天行道”作为发动战争的理由。信仰不同宗教的族群把对方视为妖魔鬼怪,并自认有将其消灭的义务。所以,宗教战争也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甚至战争的行为和战略的选择也都会受到教义的限制。十字军战争即为显著的例证。

   在西方历史中,牺牲最惨重的宗教战争莫过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经过这次惨痛教训之后,宗教在西方世界中对战争的影响才开始锐减,不过其残余势力仍能继续维持相当长久的时间。至于在西方以外的若干地区中,宗教仍常为战争的重要诱因,并对战略产生巨大影响。最显著的例证是在中东。尤其是一些基本教派的兴起,不仅已对该地区的和平安定构成严重威胁,而其未来的发展更令人感到忧虑。 [ 注:William J.Lewis,“The Growing Reach of Radical Islam”,Joint Force Quarterly(Autumn,1995),pp.46–50. ]

   所谓意识形态(ideology)也可以说是无神的宗教。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其对于战略思想的影响也许要比有神的宗教更可怕。法国革命所带来的民族主义使欧洲陷入火海达二十五年之久,然后在20世纪上半期,又连续引发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文明几乎完全毁灭。希特勒企图建立一个没有犹太人的纳粹大帝国,要使从乌拉尔山到直布罗陀的整个欧洲都处于雅利安人(Aryan)的统治之下。于是他的战略思想就完全丧失理性,终于引火自焚。 [ 注:Gerhard L.Wejnberg,Germany,Hitler,and World War Ⅱ(Cambridge 1995),p.57. ]

   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但较有弹性而不过分僵化者,为另一种思想因素,即所谓文化(culture)。文化是一种范围广泛、含义模糊的观念,并以历史、地理、社会、经济、风俗习惯等因素为其根源。其最明显的表现即为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人虽同为一类,但又分成不同的民族,人的思想行为莫不深受民族性的影响。所以,每个民族在战略思想上会有其特殊的风格(style)。

   喜欢标新立异的美国学者,曾创造“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这样一个新名词。这个名词的意义不仅很难作明确的界定,而且也不易于了解,所以,与其巧立名目,实不如说战略思想有其文化背景比较简单。

   简言之,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战略思想,不同的战略行动。在当前的世界上,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美国。其文化背景(即所谓战略文化)可以分析如下:

   1、自从建国以来,美国在地理上一直都与外界隔绝,这也是孤立主义的根源。

   2、美国人在开疆辟土的过程中,所面对者都是迫切的现实生活问题,自然养成其急功近利的心态。

   3、美国是一个没有悠久传统的国家,所以,其全国上下都普遍缺乏历史意识。

   4、美国是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概括地说,美国人几乎都是工程师,所以对于任何问题都是企图寻求技术性的解答。

   总而言之,美国人重技术而不重思想,重管理而不重战略。因此,美国人的战略文化实在是一种“非战略”(non–strategic)文化。 [ 注:Alastair I.Johnsten,“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1995),pp.32–64. ]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但思想因素的战略重要性并未随之而降低,在某些地区、某些情况中,更有日益升高的趋势。尤其是当世界正在迅速进入信息时代,在战略天平上,无形的软体可能变得比有形的硬体更为重要。因此,对于思想因素实有加强注意之必要。

   组织

   政府组织、军事体制,在国家战略作为过程中,不仅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也决定战略计划对于实际情况的适应程度。决策者在分析和解释其所面对的威胁和环境时,经常受到其政府组织形式的影响。过去常有人认为雄才大略的独裁者,往往能作出明快的决定,而民主形式的政府则常有一国三公、无所适从的现象。揆之历史,即可发现此说实乃似是而非。

   古今中外的大人物对于不利的警告往往不愿接受,甚至希望最好不要知道。此种自欺欺人的心态不仅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严重的错误。在任何体制之内,下级都知道如何讨好上级,经常会报喜不报忧,于是自然会影响决策的正确与否。反而言之,在民主制度之下,就一定有人报忧不报喜,同时也不容许任何领袖一意孤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可以找到太多的例证足以显示无论哪一种制度都非尽善尽美。不过,民主制度的政府也一样能决定战略、指导战争,并获致胜利,则又为不争之事实。 [ 注:万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战争指导”,《国防杂志》,pp.3–16。 ]

   古代国家的组织远较简单,军政大权自可集中控制在一人手中,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几乎都是如此。甚至到1870年普法战争时,双方的元首也都御驾亲征,对于军事行动作象征性的指挥。但战争已经变得日益复杂,不仅政治家(主)无法控制,甚至军人(将)也都不能单独指挥,组织因素遂变得日益重要。首先受到重视者即为普鲁士所创建的参谋本部。它不仅成为各国所争相模仿的对象,而且也获得“陆军之脑”的美名。

   20世纪前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又使组织因素对于战略决定和作为的影响更为增大。最初是战争完全受到军人垄断,而军人则只知重视其专业要求,不但不考虑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甚至也不了解战略究竟是什么。老毛奇曾经说过:“假使战术能获胜利,则战略应该屈从。”这一句话也被其徒子徒孙们视为至理名言。 [ 注:Hajo Holborn,“Molke and Schlieffen”,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ed.by Edward M.Earle(Princeton,1943),p.185. ]

   实际上,究竟是战略应受政策的支配,抑或政策应受战略的驱使,都无关紧要。但在任何一方面若犯错误,均足以造成灾难。所以,在政策和战略层面上所作的决定要比在作战和战术层面上所作者远为重要。作战和战术的错误也许还有矫正或补救的机会,政策和战略的错误将导致不可收拾的后果。

   军事组织之中又非仅有一种意见。现代军事组织日益庞大、日益复杂,早已形成一个巨型的官僚系统。不仅三军分立,而且军种之内还有许多不同的单位,各有其不同的利益和考虑,也都希望国家的政策和战略能符合其理想、满足其要求。西方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已采取参谋首长联席会议(JCS)的制度,但军种的歧见仍然存在,所有一切决定几乎都是经由妥协折中的方式来作出,所谓联合只是虚有其表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一个新时代,即核时代,也是冷战时代。国际事务和战略作为也随之进入一种新境界。旧有的观念和架构都已不能适应,遂有另觅途径之必要。美国在1947年成立国家安全会议(NSC),即为朝新方向踏出的第一步。最初被认定与国家安全有密切关系的政府机构仅为国防和外交,但不久即发现所谓国家安全的内涵并非那样简单,于是许多其他政府部门的首长也都被邀请参加国家安全会议,并对国家安全政策提供意见。此一事实可以显示,世界环境愈复杂,政府组织愈庞大,则官僚体系对于国家战略的影响也愈强大。 [ 注:James A.Nathan and James K.Oliver,Foreign Policy Making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Johns Hopkins,1994),Third Edition,pp.29–48. ]

   技术

   目前大家几乎一开口就说“科技”,实际上,“科”与“技”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究竟什么是技术?技术与科学又有什么关系?技术不是科学也不是产品,技术为科学对产品制造和劳务的应用。简言之,技术为科学知识对实际目标的应用。技术的起点是从事基本研究的科学家,然后经过各种不同阶段的研究发展,而以对制造和服务的实际应用为终点。所谓技术循环(technological cycle)周而复始,不断地产生回馈作用,并对进一步的发展构成新基础。 [ 注:J.Fred Bucy,“On Strategic Transfer to the Soviet Un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1977),p.28. ]

   技术对战略的影响似乎已成老生常谈,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对战争或军事问题的研究中,技术因素受到重视只是最近才成为普遍现象。至少到美国内战时为止,在战争中的确有一项因素大致可以视为不变的常数,那就是技术。尽管交战双方所使用的武器虽非完全相同,但以威力(效力)而论,彼此之间又始终是相差得非常有限。换言之,技术在战争中并非重要因素,或至少不会使某一方面享有决定性优势。诚然,也偶然会有新技术及其产品被引入战争,但战略家的思想和行动却很少受到影响或发生改变。在悠久的战略思想史中,把技术因素列为主要思想背景之一,应该算是最新的观念。

   对战略思想产生重大冲击的第一种技术因素即为蒸汽机。其在陆上的应用为铁路,而在水上的应用即为轮船。这两种运输工具分别导致新的战略思想,亦即近代陆权与海权观念之由来。若与陆海权作一比较,则空权观念几乎可以说是技术的产品。假使没有飞机的发明,空权论也自然不可能出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四种新技术产品出现,即战车、飞机、潜艇和无线电,但它们对于战争还不曾产生任何决定性的影响。至少可以断言,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胜负的主要因素还是“大兵力”(big battalions)和“大工业”(big factories),而不是“大实验室”(big laboratories)。

   尽管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对于战略思想的发展还是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刺激,于是有若干理论家开始相信或预言,技术因素在下一次战争中将会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他们又可分为两大派。第一派是装甲战的提倡者,相信战车能恢复战场机动性,并在陆战中重获拿破仑式的决定性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的经验证明他们的想法没有错。第二派是空权论者,相信飞机的使用可以完全取消地面作战,而直接从空中打击敌国,动摇其社会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否定了此种理论,因为技术的进步还没有那样迅速,赶不上他们的想象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技术因素的地位日益升高,任何战略思想莫不受其影响。此种趋势到1945年达到最高潮。两颗原子弹把人类带入核时代,世界秩序和战略思想也随之发生巨变。今天,人类不仅生活在核阴影之下,而且其心态和精神也都已核化。

   核武器的确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技术因素,但又并非惟一的技术因素。在当前和未来的世界中,还有许多其他的技术因素也同样能在战略领域中产生影响作用。尤其是信息时代的来临,更使人类的思想和生活都面临莫大的挑战。总而言之,今后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对于技术因素必须给予极高度的重视。

   结语

   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变得比过去更复杂、更多元化。新国际环境中开始出现新问题,并构成新威胁。国家安全决策、国家战略作为,也变得更困难、更微妙。此种最高层面的一切运作都无成规、无公式、无准则可供遵循,必须有赖于高度弹性化的适应,决策者所应考虑的并非仅限于实质的和具体的因素,而且还有许多抽象的和无形的因素也都应列入考虑之中。本章所列举的六项因素,可以说更是应该列为首要因素。

   就理论而言,国家的决策者,包括政治家和高级将领在内,对于这些因素应有充分了解。但事实上,又并非如此,因为这些因素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大,而所需要的知识也相当专精,主持全局的领袖人物不一定能够具有如此完美的学术背景,所以必须仰赖专家的协助。孙子要求“四知”(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几乎可以说无人能够达到此种境界。所以,政府必须设置智囊团,网罗天下英才,从事深入研究,并将其所知提供给决策者参考。

   其次,政府往往是在紧急情况中,迅速作出决定。主其事者在沉重的心理压力之下,自然难于作深远的思考。尽管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非常需要宏观的决策,但许多政府领袖的眼光仍然是见树而不见林。

   冷战固已结束,但历史并未达到其终点。当前世界局势也许只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既不比过去和平,也不比过去安全。不过,当国者若能利用此难得宁静的片刻,对有关国家战略的若干基本因素作较深入的思考,则对国家前途又未尝不是有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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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