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使命·第二十八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到此时，商定让我担任大使一年的任期即将届满。在我最后两次访问华盛顿时，我同总统、腊斯克和其他人讨论了我的去职问题，一方面表示愿意延长任期，以便向接任人交代工作，同时婉转地坚持，我的任命应基本上按原来协议结束。及时拟定了一个时间表，规定7月8日宣布由亨利·卡伯特·洛奇在7月底接替我，麦克纳马拉部长将在惠勒和洛奇的陪同下，在我离开之前访问西贡。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显然不会公开，就是要讨论1965年下半年还需要派多少部队，派来之后要这些部队执行什么任务。

　　 7月16日，麦克纳马拉在洛奇、惠勒和古德帕斯特陪同下到达，同使团一起度过了繁忙的五天。基本问题是应否批准美国军事当局的要求，到1965年底把外国军队增加到十七万五千人，总兵力将达到三十四个步兵营规模的部队。如果把这个时期南越部队的作用考虑进去，并考虑到敌人可能扩充的兵力和为完成在整个南越的地区作战任务所需的估计兵力的比例，那么这一目标已经达到。鉴于有待作出的决定十分重要，麦克纳马拉部长在他到达之前用电报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他希望在他同我们聚会时使团能给予回答。

　　 正象编制答案的使团成员很快承认的那样，麦克纳马拉从我们得到的回答并不全都经常准确和完全可靠。在估计未来事态发展时，经常有两个重要的未知数，一是我们可能指望的我们越南盟友的表现，一是敌人的反应。在后来几年，方程式中又添进了第三个未知数，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未知数，就是美国舆论对东南亚政策的反应，但是在1965年6－7月间，第三种因素的重要意义尚未得到充分的承认。

　　 麦克纳马拉一开始提出的基本问题是，要求增加美国军事力量是否会迫使越共按照我们的条件达成解决办法。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根据这种非正规战争的计算，一名作好准备的新游击队员投入南越战斗，就要求我方再补充四至八名士兵，这是我们的不利之处。任何城市的警察在搜捕他们辖区的罪犯时，也同我们一样有这种不利之处。因此，我们认识到越共和河内经常能得补充以扩充他们的部队。只有等到下列因素——空中作战，美国、中国与俄国政府的态度，越南部队战果以及由此而在南越形成的力量对比——一起产生作用，使他们相信获胜无望之后，他们才不会继续这样干下去，转而按自己的利益求助于和平。既然我们不能肯定这一转折点何时可以到来，我们订计划时就不能寄希望于迅速获得结果，而必须作长期战斗准备，时间多久，谁也说不上。

　　 对于如此大量外国军队进驻南越的影响问题，也不得不作出同样不准确的回答。虽然此事有可能使南越人丢脸，老百姓也可能对国内有如此多的白人会产生敌对的反应，但是我们只能说，去年一年中，美国人增加了三倍，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产生这样的结果。毫无疑问，美军人数增加会使军民事件增加，会使某些商品价格抬高，最后在某种程度上打乱社会和经济结构。但是，通过向越南公众宣传我们为什么来的计划，并通过向我军进行深入细致的军民关系教育，就有可能扭转这些不利影响。总之，以这些影响作为拒绝我们增兵的理由，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十分重要的。

　　 华盛顿的一些官员对于中国人可能会对这种增兵作出的反应仍深为忧虑。我们在西贡的人认为，越共可能在任何时候公开请进北越的志愿人员，如果请来，河内领导者们就会承认南越有北越人了。而这是他们至今认为必须否认的事。也有可能向北朝鲜发出同样的邀请。但是，我们怀疑，不论河内还是越共会请求并同意中国的战斗部队到他们的国家去。因为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向被所有越南人(北方和南方的)当作令人憎恨的外国侵略者，而且这种历史成见不可能改变。

　　 关于指挥隶属问题，过去常常进行辩论。在我们这次会议上又再度提出。许多美国主要官员、包括某些高级军官在美军增兵一开始时就认为，威斯特摩兰将军应受命指挥南越部队作战，犹如1950年至1953年美国第八集团军军长曾指挥朝鲜军队一样。但是，在朝鲜的美军司令是联合国的代表，他是以联合国代表身份统帅所有联合国军作战的。在南越，不存在这种联合国的权力，提出美国人指挥作战的要求可能引起越南人的严重反对，因为他们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们也同样厌恶充当美国的傀儡。威斯特摩兰坚决反对这种作法，力主按合作和互相支援的原则调整指挥关系，这种意见终于占了上风。

　　 在解决了地面部队问题之后，与会者转而研究“滚雷”行动——对北方空中作战的代号。与往常一样，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赞成在今后数月增加“滚雷”攻击的次数，希望能弥补在南越相对来说无所作为的局面。3月份开始“滚雷”行动而激发起来的士气正疲惫下来，厌战情绪又抬头了。而且，对轰炸的批评正开始在美国出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致指责轰炸不起作用，不过有人要求停止轰炸，也有人要求增加轰炸。我们的西贡会议指出，通过轰炸次数的增加，空袭的加剧，以及把可攻击目标的地区扩大，就可以使轰炸逐步升级。我赞成把这三种作法一起进行，它可以使河内相信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并使他们相信，如果他们继续对南方侵略，我们会逐步无情地摧毁具有支持作战价值的一切设施。

　　 那些同意按当前次数进行轰炸的人们争辩说，无论哪一级的空袭本身并不能使河内屈服，要使河内屈服就需要同时从许多方面施加最大压力。让空中作战同地面作战脱节并过早地摧毁掉数目有限的军事目标，从心理上说是错误的。他们认为，这些军事目标中的许多目标应保留到需要最大限度的联合作战的适当时机去摧毁，才能起到较大的转折作用。结果，后一种意见占了优势，尽管与会者承认，我们还可望下半年在海防港布雷，或者摧毁通向中国的铁路线上的桥梁。

　　 回顾起来，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充分讨论，即关于对军事行动的报道必须作某种新闻审查的问题。当时，对外国记者在越南的新闻报道实行了一种自愿的审查制度，以防泄漏对敌人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诸如作战计划，军事调动、友军的伤亡、以及有关某项特种武器的情报。对违反者的制裁措施是取消采访资格，或者驱逐出境。此项制度才付诸实施，对它作评价尚为时过早，但每个人都希望它足以解决问题，而无需政府正式审查，不过，那样做肯定会引起许多困难。居优势的意见是，审查必定由越南政府进行，而越南政府早已有对国内外新闻界冷漠无情的名声。人们马上就会预见到？在越南政府审查之下，新闻记者将会对越南消息进行更具有敌意的报道。而越南政府则将要求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级的机构，来管制电讯和一大群多国语言的翻译人员。这一切都划入熟悉报纸、广播和电视情况的精干机构去管理。一想起要在短期内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主张，我们这些了解当地官僚主义发展到什么程度的人都感到踌躇不前。所以我们都希望交好运，暂时寄希望于自愿审查的规定。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对随着增兵而加剧的外交活动发表评论。约翰逊总统在2月份决定将美军投入战斗的同时，再一次发动了和平谈判的运动。3月中旬，十七个不结盟国家提出要东南亚交战各方无条件举行谈判的倡议，他对此表示欢迎。4月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愿意参加“无条件和谈”。7月31日，华盛顿吁清联合国所有成员国运用它们的影响力，促进谈判，不料却遭到联合国拒绝。它答复说：安理会“绝对无权干预印度支那事务”。在接踵而来的数周数月中，华盛顿，不结盟国家政府以及好心的个人和私人团体纷纷提出了谈判建议，并出现了这方面的谣传。

　　 从一开始我就对总统亲自发动和领导这种大规模的活动有严重的疑虑。虽然这种活动可能缓和一下国内外的批评，但同那种由于过度热中于谈判而产生的明显不利情况相比，这种不能指望的收益似乎微不足道。本来我们的和平努力是时机不成熟的，从一开始就不成熟。在军事形势或政治形势中根本不存在足以使共产党谈判代表坐到谈判桌上来的因素，而参加谈判的心情要有助于解决问题，而不是出卖南越。我们根据过去同共产党人所进行的外交斗争，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把谈判看作是象打仗那样毫不留情地坚决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国际冲突。我敢肯定，除非他们确信他们既不能依靠武力，也不能依靠美国意志的衰退而获得南越，否则要他们在谈判桌上讲理，那才是错误的。而且，他们会把我们表现出来的过分热情当作我们对最后胜利缺乏信心的证据，而不当作我们实现公正和平的诚挚愿望的证据；我们的这种动机是他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最后，时机不成熟的谈判会降低军事行动迫使胡志明屈服的效力——刀一出鞘就必须让敌人看出刀下不留情和无处可逃，才能使敌人改弦更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争取和平的努力除了重复出现在板门店持续了两年多的唇枪舌剑的僵局外，是没有什么指望的。同样，越南的谈判僵局向共产党人提供了在从容不迫地进行战争的同时，大肆进行宣传和反指控的宝贵讲坛。

　　 我此时对谈判持冷漠态度还有其他理由。谈判开始，在国内会被人们看成是一种迹象，表明“和平就在眼前”，而且象在朝鲜一样，会引起大众要求制止军事进攻行动以免在战争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这会引起人们要求减少战争行动，并且重复1945年造成惨重损失的那种情况，要求“把孩子们送回家来”。

　　 我反对掀起和平运动的最后理由是，如果对方对谈判作出赞同的反应(这种情况未必可能出现)，我国政府并未做好进行谈判的准备。去年，我们的西贡使团的高级成员们，特别是亚历克斯·约翰逊，已经煞费苦心，想方设法，既制止冲突又不放弃我们使南越独立而不受共产党侵略的基本目标。我知道第一次详细探讨这个复杂问题是在1965年1月底西贡拍给华盛顿的一份电报中。电报是由亚历克斯起草的，论述了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达到的目的的筹码运用，即所谓决胜的筹码。双方都会把这种筹码拿到谈判桌上用以换取最大的利益。

　　 电报指出，在这场牌赛中，我们一方打出决胜筹码就应使北越停止人员和供应渗入南方，并停止越共的颠覆活动。既然越南局势与老挝相关联，我们还应要求恢复1962年“老挝协议”中的条款，包括撤出共产党军队，保证国际监督委员会在该国的自由行动。

　　 为了在这些问题上换取对方的同意，我们方面应愿意大赦那些希望重新进入社会的越共人员，并给予公民权，允许希望去北越的人安全到北越。我们还可以表示愿意逐步裁减驻南越的外国军事人员，裁到1954年的限额，恢复与北越的贸易关系，各方参加美国发起的开发东南亚计划。

　　 至于谈判形式，我们在西贡的人认为，最好是南北越之间的双边谈判，尽管我们对我们的盟友可能选中的谈判人员的能力有怀疑。我们知道南越人对于承认民族解放阵线这样的问题很敏感，因而反对接受他们作为谈判的合法对手。

　　 显然，实行这个方案会有很多困难，但我们提出来是作为先同华盛顿讨论的基础，在适当的时候再同南越政府讨论。我们的总的立场是应该以回到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为基础呢，还是以再谋求签定一项新的国际协议为基础。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我们倾向于前者。日内瓦协议确实有许多东西已失去意义，而且也确实不合南越人的口味，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协议由于一位法国准将签字而把南越出卖给胡志明了。不过，协议具有合法地位，它的许多原则是合理的，因此，有充分理由要予以保留，至少可作为出发点。

　　 华盛顿很欢迎电报，之后又及时地授权我们就这个问题同越南人对话。我们一开始是同阮庆政府进行对话的，但由于1965年头几个月的政治动乱而被迫中止。5月26日，我们第一次与潘辉括总理、外交部犹部长、国务秘书裴艳深入讨论。我们讨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谈判策略，以及我们如何运用决胜筹码，特别是我们对北越的轰炸。由于河内对轰炸极为不安，轰炸简直是我们最值钱的筹码。我们欣然发现我们的南越同事承认北越和南越统一不可能成为短期内实现的政治目标，因而似乎十分愿意公平地同可能申请重新获得公民权的越共打交道。正如所料，他们不喜欢我们以日内瓦协议为基础进行谈判的立场，拒绝民族解放阵线在未来政府中发挥任何作用。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持对北越的轰炸，并且难于提出我们可以接受的用以换取我们停止轰炸北越的交换条件。他们指出，我们停止轰炸容易核实，而我们要求作为交换条件的重要事项，如停止渗透，撤出北越部队和人员等是不能核实的。因此，难于找到一种既公平又保险的交换条件。不幸，在这次极为有益的讨论之后不久，由于6月12日潘辉括把权力交还给将军们，所获的进展就一笔勾销了。此后，我们不得不与阮文绍－阮高其班子重起炉灶再开张。

　　 由于我即将离任，在战争目的问题上我和这些新的领导人只有一次大的交锋，发生在7月底。这是由于约翰逊总统决定将把我军限额增加到十七万五千人。华盛顿给我送来一份总统打算就这个问题发表的声明草稿，并要我在发表前征得阮高其同意。声明中包含一些重要的问题。它说明，美军将由威斯特摩兰上将指挥，需要在哪里作战就在哪里作战，对他们执行任务不再附加任何条件。同时，总统重申，强烈希望无条件进行谈判以导致和平解决。他列举出为开始谈判而已采取的十五种行动，宣布驻联合国大使戈德堡将在联合国采取新的作法。这一草稿还提到美国希望南越和北越最终制订出在国际监督下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国家统一的方案。草稿还包含着表明1954年日内瓦协议经适当补充后可以作为最后解决方案的基础的措词。

　　 阮文绍和阮高其对关于谈判与战后各项措施的措词极感兴趣。他们怀疑向联合国提出新措施的效果，但是，同意把它作为一种手段，再次表明我们是竭尽各种可能同对方谈判的。虽然他们并不反对通过自由选举获得统一，但他们非常明确地表示不相信共产党会接受国际监督下进行选举的原则。他们对于敌对行动一停止就立即解决统一问题的想法也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对一盘散沙似的南越反共多数派能否在政治上同具有高度纪律和团结的共产党少数派匹敌缺乏信心。

　　 对于日内瓦协议的合法性和西贡政府对协议应抱的态度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们最后同意，他们的政府应采取的立场是，虽未在协议上签字，但尊重协议的原则，而且将继续尊重协议的原则。不过，将军们指出，不经谈判而使战争逐渐消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他们认为这是恢复和平的较好途径。我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十分有道理的，在我们朝停止冲突的方向前进时，毋须担心会给盟友造成什么困难。

　　 这时，我的大使重任已经结束。我作了通常的告别拜访，并接受了阮文绍将军授给的勋章。离别之前，我的儿子托马斯·泰勒上尉恰好来越南服役，我和儿子共乘直升机去金兰湾欢迎我的老部属第一○一空降师第一旅到达那里。去看望自欧洲战场远来新战地的“啸鹰”部队，令人十分激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曾率领这支部队在欧洲作战。我为汤姆 [ 译注：托马斯·泰勒的昵称。 ] 在这支部队中当步兵连长而骄傲。

　　 我在7月30日离任之前，刚刚写了一份分析局势的长篇报告。它总结了我任大使期间的得失。在成绩方面，我认为我国政府终于采用了一种首尾一贯的战略，如果有耐心和决心，完全有可能达到我们的长远目标——扶植一个不会遭到进攻的独立的南越。这种战略是由互相关联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各个部分组成的。从军事上说，我们应在对北越军事目标进行有限的和有控制的空中攻击的同时，挫败和击退共产党对南越的侵略。如果毫不留情和有效地实施地面和空中联合作战，就能使共产党的领导者相信，他们不可能在军事斗争方面赢得胜利，并可迫使他们接受合理的解决办法。在政治和经济战线上，如果我们能扶植一个稳定的政府，使虚弱的经济不致发展成为灾难性的通货膨胀，这种信念就会迅速加强。所有这些方面的成就定能有助于外交战线的和平努力。

　　 在大多数战线上，过去一年的政绩是污点斑斑，经常使人泄气。政府曾五次换班并发生三次未遂政变，能对这些稍微起点弥补作用的是已成立的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力合作，并力图实现我们建议的方案。大多数部门没有取得进展的原因是缺少经验和领导软弱，而不是缺乏善良愿望。阮文绍和阮高其的班子看来还有点指望；无论如何，他们出任政府首脑，获得了将军们相当程度的支持，这也是越南任何一届政府能生存下来必须具备的条件。但是，国家分裂成派别的倾向，不断威胁政治的稳定；在短期内我内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回顾往事，我经常反躬自问，这段期间，我和同事们为了稳定政治局势，是否不愿意去干预越南的内部事务。就我个人来说，避免过多干预的原因有两个。根据我在朝鲜的经验，我了解亚洲盟国对于被人指责充当美国傀儡是很敏感的，但对于他们被看作受尊敬的平等的伙伴又会感到何等的荣幸。其次，我有自知之明：我对于同我们共事的大多数越南人的真正性格的了解是有限的。对于多民族的社会中维系个人与团体的复杂的亲属关系，我们特别无知。不过，这些想法并不妨碍我们就我们所观察到的越南军政官员执行任务情况向他们适当的上级官员们坦率地发表意见。就是对推翻最高国务会议的将军们，我也是这样办的。总之，各党派的联合一致，已经使他们为共同事业汇集了各自的力量，而且在他们的独立性方面也相互作出某些让步。各方都有权利和义务为了伙伴关系的顺利发展而敦促对方作出行动来。所以我感到完全有理由迫切要求更多地发挥美国顾问们的作用，能不受阻碍地查看越南政府的资料，发挥美越联合监督各省的活动，等等。

　　 美国人对选择政府首脑的影响要适可而止，这是另一个问题。由于看到美国人插手推翻吴庭艳事件所留下的灾难性后果，我从未授权任何美国人支持南越政府的任何具体人事变动，或者支持选择个别官员。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使南越为自治作好准备，那么我们美国人必须控制我们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让南越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求得进步。对于在这些动乱年月我不得不与之共事的五位总理人选，我从未施加影响。然而，对于我根据经验了解不能和美国人融洽共事，不能有效地运用美援(这是成功所不能缺少的)的任何高级官员，我的确保留了对他行使一种否决权的权利。我只有一次运用了这种否决权，就是对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阮庆将军行使了否决权。在这件事中，只需悄悄地向越南高级将领们说，美国政府对阮庆已失去信心，不能再把他作为一位越南政府首脑与之共事。因为在阮庆流亡国外之前，将军们早已独自作出了同样的结论。如果这就是帝国主义者的干涉，那就让批评者去尽情批评好了。我把这看作对盟邦负责的行动，采取这种行动是为了防止出现不利于这个联盟获胜的局面。

　　 尽管国内政局动荡，这一年国际上对越南的援助却增多了。现在同这个国家有外交活动的国家十三个，挂着这十三国的国旗，另外还有二十三国也提供了某种支援，虽然他们没有派人来。大多数国家所作贡献虽小，但作为支持的象征却极为重要；韩国与澳大利亚派来作战部队同我们自己的部队并肩作战，预料还会有第三国家派军队来。

　　 上半年的军事形势继续走下坡路，但是大批美军到达带来了希望：到年底，目前的趋势可能会扭转过来。南越各种部队已由大约四十五万人增至五十八万以上，但缺少领导人、缺乏进取精神、开小差的人数过高等问题，继续使人大伤脑筋。虽然南越军队在增加，但有理由推测，北越因增加渗透，加上就地招募人员，已经收到了实力增加的结果。

　　 治安工作不好，行政能力低劣，乃使我们在各省倡导的许多经济和社会计划停滞不前。通货膨胀仍然是时刻存在的危险，但考虑到当时情况，似乎已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在农业、教育和公共事业上有一些进展，但由于七十万乡村居民为逃避越共、洪水、以及战争的危险，流入城市，形成了巨大的难民问题。

　　 我对于在威斯特摩兰上将指导下正在形成的后勤系统感到自豪。美军虽然不断增加，而且他们来前也几乎没有通知，但这些部队抵达时膳宿从未成为问题。到处都在扩建机场、公路和港口。使人特别印象深的是金兰湾的建设发展。金兰湾有希望使越南获得亚洲最优良的深水港之一，也有利于战后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

　　 在公众宣传和心理战方面，我看不到有什么可堪告慰之处。虽然我们美国人向越南报界和广播电台提供了技术和人员训练方面的援助，并让他们开始建立了一个规模有限的电视网，但对于如何提高实际宣传工作质量，我们却无能为力。不幸，地方政府和私人机构在这些方面却毫无作为，看来没有出现能运用宣传工具向那些饱受战争创伤而极需精神鼓励的人民进行有效宣传的有才干的领导人。我也不得不承认，在西贡以及在华盛顿的美国官员们在向美国人民说明局势的工作也干得不够好。我决心回国后尽力做好这项工作。

　　 对于美国驻西贡使团过去一年在困难条件下所完成的工作，我衷心引以为荣。我们早就懂得要善于相处，尊重使团内部各部门工作的重要性，并在西贡和各省都把这些好的作风统一起来。我们之间未出现过不和或者为了个人利益而向新闻界泄密。对于我的同事们的品质，我感到十分庆幸，对于同他们分手又衷心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