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战略·第二十七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在这一转折关头，约翰逊总统把我召回华盛顿，从3月28日一直呆到4月5日，这是我从去年12月以来第一次回国。我在华盛顿向总统和他的主要顾问们作了例行的情况报告，并出席了两次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虽然议员们对我进行了尖锐的质询，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证据，说明他们对我这个大使怀有恶意，而是相当同情我这个在高温的厨房里最靠近火炉的官员。事实上，我从此行受到了鼓舞，虽然我对要我带着许多新方案回西贡去试行感到不快。当我回到使馆时，我数了一下各项新老任务，我发现一共有五十四项非军事计划要我们去布置潘辉括政府执行，威斯特摩兰上将要同越南最高司令部一起制定的军事计划差不多也是同样多。

　　 在这里也许可以谈谈我至今仍未提起的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我们在华盛顿的朋友过分好心，不断出新主意所带来的危险。我们对之负责的西贡政府已属病情垂危，以前对它的治疗毫不见效，但华盛顿总有一些兜售万能药方的人想试用某种新药方，理由是病人已经奄奄一息，服用一种新药丸可能有些好处。结果是，这个虚弱的政府因为它的美国医生过分热心，让它吃的东西太多，又服过量泻药，得了肠道梗阻，乃处于经常的危险之中。

　　 一些人要是了解到这个时期美国使团的纪录本上开列的大部分计划是非军事性质的，也许会感到吃惊。我有一张1965年初我们使团的任务清单，在上面开列了大约六十项任务，其中只有十九项才是直接同军事有关的。在1964年和1965年，使团下属各机构的大部分经费(当然还有他们所耗费的大部分精力)都是花在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花在军事上的简直没有。使用军事手段寻求的安全主要是为了保护和保证长期进行国家建设活动，这也正是非军事计划的核心。要说我们在这个时期犯了错误的话，那就是安全的程度尚未能适当保证的情况下，就在民政工作方面花费过多的力气。我们本来应当吸取我们开拓边疆的先驱者的教训，如果外面森林里还有印第安人出没的话，在藩篱外面种玉米是白费力气的。

　　 非军事计划十分重要，但美国公众从来看不到有关报道，主要原因是除了这场冲突的暴力方面之外，很难引起报界的兴趣。例如，我对我们的经济使团办得很成功的养猪场计划颇感自豪，经常想让记者们陪我去参观，看一些典型。然而，他们宁愿排队等直升飞机去战地，对我的邀请并不感兴趣，显然就象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所说的那样，认为“猪的尖叫声是不能抢新闻的”。同样，在美国部队到达并投入作战后，让记者们去采访越南战斗部队，几乎同让记者们采访猪场一样困难；因为国内的编辑们不要别的，只要关于美国军事行动的新闻。这样，国内就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只有美国人在越南打仗，越南人并不真正关心战争的结局，而且美国人和越南人都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漠不关心。

　　 言归正传。我只能说，担任大使角色，我已竭尽全力保护越南政府，务使压在它身上的种种计则不致形成它过重的负担。虽然几乎不可能马上拒绝华盛顿热诚的好心人提出的每项新建议，但我往往只能行条件地加以接受，并把每一项新建议同其他等待我去注意的工作排个队，分别轻重缓急。尽管作了这些保护性努力，我相信我们往往要求越南人做的许多事情，是超出合理要求，不利于他们作出真正有效的成绩。

　　 当我们开始执行新计划时，我们的工作地点是被炸毁的大使馆大楼，这是越共恐怖分子当我不在的时候干的。3月30日上午，在西贡街上比比皆是的小轿车，有一辆开到使馆大楼路边停了下来，看来是由于机器出了毛病。其实，车中满装炸药，而且信管已点着了火。警察还没来得及过问，重磅炸药就爆炸了，炸死两名美国人和二十名南越人，同时有将近二百人受伤。在大楼内部，人员的受伤和物件的损坏大部分是由震碎的玻璃窗户造成的。玻璃渣子象弹片一样飞溅，刺进了皮肉，射瞎了眼睛，击入使馆的墙壁和家俱。我办公室内的大部分家俱都被严重地划了许多裂口，不得不更换。我回国期间负责使馆工作的亚历克斯·约翰逊脸部受伤，身上没有留下记录这次事件的伤疤的工作人员几乎是没有一人。我非常愧疚地回到了挨炸的大楼，因为这已是我第三次在西贡发生危机的时候不在使馆，另外两次是9月份流产的林文发政变和1月份的反陈文香政变。我对亚历克斯·约翰逊说，我不清楚，是因为我不在场还是因为他在场才招来麻烦的。

　　 亚历克斯和我常常借题嘲笑越南人把我们两人在大使馆内的分工神秘化的那种心理。有些越南人把我们之间的关系说成是五角大楼监视国务院，或者相反。在我最近同智广之间发生麻烦期间，有人就认定我是亲天主教徒的，因此亚历克斯就必定是亲佛教徒的，这是为了保持使馆的平衡。越南人将对之大惑不解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亚历克斯和我之间的亲密合作。

　　 当我在华盛顿向总统告辞时，我还没有认识到他已经对不少重大问题下了决心，其中对波莱古事件进行报复轰炸和海军陆战队两个营的登陆只不过是开列出来要做的头两件事。在4月1日和2日的白宫会议上，总统的几位顾问曾经建议派两个美国师到越南去，但总统只批准增派海军陆战队两个营，去保护岘港－芙拜，同时增派两万人的后勤部队。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在增加美国军事卷入的程度方面表现的态度是克制的总统。可是我回到西贡不久，就很快意识到总统早在2月7日就下了决心要打一场大仗，现在已在加速进行。他4月7日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讲话虽然还没有把他的想法全盘托出，但也讲清了轮廓。他在巴尔的摩的演说则撇开了河内必须停止侵略才能开始谈判这一条件，表示他愿在任何时候进行“无条件谈判”。但是，他虽然提出对东南亚的十亿美元经济援助计划要包括北越在内，作为诱导和平谈判开始的一个因素，但他也用强硬的措词明确表示美国决不会被打败，决不会产生厌倦情绪，决不会在实现越南独立的目标以前撤出越南。在说了这样一些话之后，他就开始采取影响深远的行动，表明他说话是算数的。后来那些指责总统对公众故意隐瞒“逐步升级”的批评家们应当回顾一下他在此时此刻的一些公开讲话和行动。

　　 我最初是从我返任后开始收到的一系列电报中弄清总统的新精神的。这些电报对军事形势日益表示关切，而且希望超过我回国期间批准的计划而加快军队的部署。看来现在某些人士急欲大量派兵，原来那种不愿这样干的情绪已经烟消云散了。鉴于这些迹象，我在4月14日打电报重申了我的保留意见，即只有在无容置辩的确属急需的情况下才能增兵。在作出成旅和成师部署军队之前，我要用更多的时间来考察两个陆战队营在岘港－芙拜地区作战的经验。4月15日的来电进一步加重了我的焦虑，它通知我说，打算派一个旅到边和－头顿地区警戒那两处基地，而且参加反叛乱战斗行动。此外，还打算派一到几个营的兵力，到沿海地区登陆执行相同任务。华盛顿用这些步骤来作为试验，如果成功，就可证明增派部队是正确的。这份电报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可能要采取的革新措施，诸如派美国士兵加强越南军队，派顾问去改进越南人的招兵办法，在农村利用美国的流动医疗车，派美国陆军的民政工作人员去各省，以及通过美国人的系统向越南军事人员及其眷属直接发放食物。

　　 这份电报真够意思，我觉得它特别意味深长，因为这些建议很少是我们大使馆提出来的。这些建议是总统一心要马到成功而促使华盛顿把主动性发展到创造性的新水平的产物。这份电报提醒我们在西贡的人，如果我们掉以轻心，贯彻执行美国政策的事情也要由华盛顿来办了。我针对4月15日来电，要求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暂缓采取行动，等到订于下周在檀香山召开的会议上同麦克纳马拉、惠勒和夏普进行充分讨论后再定。总统同意了这一暂缓的要求。

　　 当我们4月20日在檀香山开会时，我们的主要问题有三：轰炸战役、增派地面部队以及上述革新措施。关于轰炸，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单靠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决不能产生决定性影响；然而我们感到，我们应当把现在所做的事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它具有对河内施加压力的价值。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大多数成员主张迅速扩大轰炸的范围和密度，但檀香山会议的与会者则认为，如果已批准的目标范围只稍微向北伸延，我们现有的飞机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而不用象参谋长们希望的走那样远。我感到扩大目标范围，对于在河内产生预期的心理影响而言，并不象日复一日地无情连续攻击那样重要。可是，我尽管费尽口舌，恐怕还是没有能够说服那些主张大规模轰炸或者炸炸停停的人相信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

　　 关于是否需要增派战斗部队问题，经过多次讨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需要增派，以便对起决定作用的南越地面作战给予必要的推动。为了取得粉碎河内意志的最大效果，我们需要在所有的战线上赢得胜利：在地面作战、在民政计划以及在对北越和沿老挝小道的空军作战等战线都赢得胜利。为了弥补越南现在的兵力不足和1965年可能出现的兵力不足，我们一致建议总统在夏季大约派九个营来增援，使美国人的总数达到八万二千人，再加上主要由朝鲜和澳大利亚提供的第三国家部队七千二百人。我们认为下次增兵有这些数字就够了。但是，总不可能说这些兵力就足以使我们全部完成任务。很多事情取决于敌人和我们的盟友的表现如何，而他们的表现难以预测。至于所谓的革新措施，除了把美国士兵编进越南部队以及向各省派美国陆军民政工作队这两条外，我们认为这些建议还是不错的。我们建议取消那两条。结果取消了。

　　 总统倾向于接受我们关于部队问题的建议，但首先要听取潘辉括政府的反应，因为这位总理过去曾在某一场合表示过不愿意接受外国地面部队。4月24日，亚历克斯和我同潘辉括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讨论，向他解释了我们得出需要大量增加美国和第三国家部队这一结论的根据。我们告诉他，为了更好地保卫边和机场和朱莱的新建机场等地方，为了加强现在已减少到四个营的中央后备队，增派部队是必要的。潘辉括冷静地接受了我们交的底，不再表示先前关于外国增援问题上的保留态度。他表示他个人原则上同意，但要求给予时间以便同他的主要同僚进行磋商。不几天后，他通知我说，他的政府已经批准调进建议增加的部队。

　　 与此同时，潘辉括显示出他的高超手腕，引导他的政府绕过了越南政界的重重险阻浅滩。例如，他说服将军们解散了武装部队委员会，因为只要这个委员会存在，就给将军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工具，什么时候他们想搞垮政府，他们就可以这样干。他还促使将军们同意解除“小明”将军的总司令职务，并让这个位置空着。他成功地进行了各省市的选举，尽管越共骚扰，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合格选民投了票。他及早了解到一些部长昏聩无能，制定了撤换其中若干：人的计划。虽然在5月20日和21日虚弱无力的政变中有人想搞掉他，而他反应迅速，很快就把阴谋分子抓了起来，抓住了由职业政变策划人范玉草中校领导的一群天主教徒和南部极端分子(潘本人是北越人)。

　　 他在这次政变后幸存下来，不料反而落入自己设下的圈套。他在改组内阁时，撤换了两个不得力的部长，但没有得到他们的辞呈就向国家元首潘克丑提交了新内阁名单。当他这样做时，潘克丑就指责他超越了总理的宪法权利，不经国家元首批准就任免部长。尽管使馆竭力加以排解，这一问题很快就形成僵局，因为宪法章程写得含混不清，无法依据条文来解决纠纷。潘辉括的敌人开始聚集在潘克丑的一边，显然希望把潘辉括搞下去，而他左右的将军们对于出现这种僵局和文官政客对排解僵局无能为力满腹牢骚。

　　 鉴于可能发生新的军人干预，我把我即将动身的返华盛顿之行推迟了几天，但最后为了参加有关年底驻越美军兵力提案的重要辩论，不得不于6月8日动身。军事当局建议再部署一个空中机动师，总兵力达到十一万六千人，而麦克纳马拉部长的意见最后占了上风，主张只增加五个营。当我抵达华盛顿时，报界和政府方面正就我们美国地面部队的任务是否变更的问题进行激烈争论。在第一批陆战队员登陆时，政府声明强调他们是去担负保卫基地安全的任务，而的确这是当时他们登陆的主要目的。但没有一个军人能设想我们的部队可以不定期地呆在岘港和边和等地坚固的防御阵地上，至少我不能这样设想。即使他们的任务主要是防御性质的任务，那么最有效的基地防御是机动防御，就是能在敌军发起袭击之前设法找到和摧毁威胁我们的敌军。不管正式声明对他们的任务是怎么说的，我们的部队不得不在防御阵地之外进行强有力的巡逻，并在必要时进行战斗。除此之外，军队生活的实际告诉我们，连续防御，战士们就不会生龙活虎，他们在训练中养成的锐气就会迟钝下来，进取精神和士气就会下降。在当前情况下，要是我们部队老是单纯防御，我们就会失去配给他们的优质装备所具有的机动能力和火力的优越性。考虑到中央后备队极度缺员，威斯特摩兰将军早晚必定要使用美国地面部队执行机动出击任务而不再受任何限制。这种任务逐步演变的情况，报界的观察家不久就明显地看在眼里，在我去华盛顿期间，有人就向白宫新闻秘书乔治·里迪问过这件事。他在否认发生变化的同时，阐明了扩大任务范围的道理，说法大体和我的一致；但他表示，只有威斯特摩兰将军才拥有在紧急需要时下令机动出击的权力。这种做法就当时而言是可以的，但这些限制必定在以后几个月随着情况的不断发展变化而逐步放宽。

　　 在我快回西贡时，我突然获悉，由于潘辉括未能与潘克丑达成谅解，前者就作出决定把政权交还军方，从而使政府又全部回到了去年夏天搞头顿宪章之前的老样子。他们这个行动的最终结局是，由十名将军组成的国家领导委员会来监督政府，由阮文绍代行国家元首职务，由事实上的总理阮高其主持大部分成员是文官的内阁。这就是阮文绍－阮高其班子的缘起。它不久就闻名于美国公众和世界公众之中，并在尔后的几年中显示了惊人的政治生命力。阮高其是我的大使任期间共事的第五任总理，我必须说，在我们开始打交道时，几乎没有理由希望到他这里是最后一任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届政府就任以后就结束了由将军和政客象走马灯似地上台下台执政的情况，开始了越南政治中可以称之为稳定政府的局面。

　　 我得说，当我于6月14日回到西贡，并观察了现场之后，我没有理由相信，政局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虽然阮文绍在过去的表现，说明他相当冷静沉着、多谋善断，而阮高其则主要以其语无伦次、信口雌黄、到处讲话、乱出风头的飞行员而出名。有一个美国军官很了解他，把他说成是一个骄傲自大、敏感、敢做敢当，然而天真幼稚的政客和毫无经验的行政官员。我是相信这一判断的。对于他爬上总理宝座，人们没有多少理由过分乐观，因为政府的质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阮高其的表现如何。

　　 阮高其一上任，就表现出一种几乎让人害怕的热诚，着手做他宣称要唤醒漠不关心的全国人民认清危急存亡关头的工作，使全国真正转到战争的立足点上来。他迅速组成了一个按越南标准看颇为出色的内阁，公布了一个“革命的”二十六点计划。他似乎学会了华盛顿的那套把戏，从政府账面上的计划多少来衡量进展，他的这种倾向，使我担心他想干的事太多而又不分轻重缓急。希望把他的精力引到最有用的道路上去，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指出需要集中力量解决当务之急的问题，诸如加强治安，恢复许多不满员的陆军部队的战斗力，撤除不称职的军官和文官，惩办谋取暴利和囤积居奇者，以及改革税收制度，等等。我敦促他采取的一项简单行动是把西贡和其他城市街道上堆积如山的垃圾清除掉，以此作为提高国民士气和自尊心的一个措施，但这件事太平凡而没有引起他的兴趣。

　　 到头来，还是在各种事件的压力之下，主要是敌人的所作所为，迫使阮高其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分清了事情的主次。他的政府是在长期斗争的一个关键时刻上台的，越共想在美国军队发挥作用之前搞垮越南战斗部队和攻占大量地盘，因而发动了夏季攻势，取得了重大胜利。他们现在以成团的兵力进攻，表现了调兵遣将的高度技能。主要由于敌人造成的战斗伤亡，在一百三十七个南越步兵营中，大约有百分之二十被列为没有战斗力，还有许多战斗部队严重缺员。自5月份以来，由于地面部队兵力对比处于劣势，越南人已被迫放弃了六个县城。在我方军事力量下降的同时，越共似乎毫不费力地补充了他们自己的重大损失，越来越多的报告说，在北部各省已经有北越的部队。据我们后来了解，大约从去年11月份以来北越部队就一直在陆续渗入北部各省。

　　 阮高其心中完全有数，他了解如果不解决这些军事问题会有什么后果。但他面临着关于建立经济和政治秩序的错综复杂的难题，而他对这些完全是个门外汉。战争正在破坏橡胶生产、大米分配和沿海的渔业，因而在进口需求日益增多的时候，外汇收入大幅度下降了。各种经济指数警告说，将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劳力不足造成人心不定。虽然阮高其能够经常在西贡市场地区抓住黑市投机商就就地枪决，但枪毙人并不是最后解决国内问题的办法。

　　 象他的各个前任一样，阮高其从来不敢忘记他自己的政治基础脆弱。他的政治基础主要依靠军队团结一致作他的后盾，而幸好在目前这种团结看来还相当牢固。然而他知道，北方的第一军军长阮正诗将军，可能随时联合智广，合伙反对政府，把已被智广扣上天主教吴庭艳分子这项帽子的阮文绍将军当成主要目标。阮高其的计划一旦受挫，所有这些政治势力就会迅速联合起来反对他，随后还会有一批被他关于厉行节约和镇压贪污的声明吓坏了的失意政客和商人起来声援。

　　 综观阮高其的优点和弱点，我在6月中向华盛顿报告说，如果上层军人领导保持团结，以及在美国援助下他能成功地顶住当前敌人的攻势，他的政府也许能够维持到年底。为了做到后一点，在正受训的越南新部队能够投入战斗之前，他必须得到更多的美国地面部队，用他们作总预备队，也用他们发动进攻。敌人攻势的威力使我完全克服了先前不愿意使用美国部队进行一般战斗的情绪。我还认为，既然对北越的有限空袭迄今未能证明敌人已倾向于谈判，因此为了造成心理影响，我们在增加我方地面兵力的同时，必须提高我们在空中对付北越的水平。我深信，我们在使用空中和地面军事力量以实现我们预定的目标方面步子迈得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