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局已定·第二十六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我在12月6日回到西贡，马上同越南高级官员再次举行一系列会谈，首先跟陈文香、阮留园以及阮庆会谈。我只对这三人传达了他们所认为的好消息，即已经授权开始共同制定对北越采取空中行动的计划，而我在这样做之前，首先开门见山地谈了华盛顿对最近越南的事态所感到的不快。尽管美国政府准备提供一切能被有效使用的必要帮助，但我指出，美国政府认为政治稳定是进一步承担任何超过目前水平，或是保持现有水平的义务的必要条件。为了确保我的告诫被军人们所深刻理解，威斯特摩兰将军在他的家里设宴，邀请了十多位高级将领赴宴，我用尽了我的口才，勉励他们团结在陈文香政府的周围，显示举国一致。不然的话，就不要指望无限期地得到美援。

　　 阮庆将军一直是叫人担心的，不过现在他越来越令人不安，因为他同其他将军的关系不稳定。他常常聪明得过分，由于他的随机应变和诡计多端，而得罪了他的同僚。很清楚，他未能做到把军队统一起来，而这正是他在担任总司令时声称为自己规定的首要任务。但他是一个在西贡政治轮盘赌中精明熟练而又什么都干得出来的赌棍，他懂得在弹丸快要停止在自己没有押宝的号码上时如何使轮子再转动。他在12月20日作了这样一次转动，当时他裹胁他的将军们废除了最高国务会议，并把它的许多成员投进监狱。

　　 从成立最高国务会议起，许多将军，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少壮派”，对它就逐渐产生不满。首先，它象征着走向一个文官政府的运动，而对这样一个政府，许多人口头上赞成，内心里却不以为然，并深有反感。阮庆一直心中有数，知道它的成员都是杨文明将军指定的，他们因而必然成为嫌疑分子。但是，直接引起爆发的问题是最高国务会议拒绝支持对服役二十五年以上的军官实行强制退休的做法，而这正是少壮派希望借此来排除他们的一些上司的一项措施。特别是阮庆要搞掉四个“大叻派将军”，他们在这年年初以来已经在那一山区休养，受到类似软禁的待遇。最高国务会议显得勇敢有余，谋略不足，粗暴地拒绝了这一建议，从而触怒了这些年轻将军。他们于是报之以在12月19日到20日的夜里突然闯进国家元首范克储和总理陈文香的家里，通知他们军队已经解散了最高国务会议。

　　 亚历克斯·约翰逊和我事先不知道这些将军的意图，不能不在第二天清晨去拜会陈文香以了解事实真相，我们发现他显然对夜间来客们的粗暴心有余悸。于是我打电话给阮庆要他作出说明。他不肯讲，而是派了几位使者来见我，即陆军少将阮文绍、阮高其、阮正诗，来承受他预料我要发泄的责难。在他们来之前，约翰逊和我就这一事件的意义和如何接待我们的客人交换了意见。固然，最高国务会议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言，是无足轻重的，但将军们解散它的行动从别的理由看，是十分严重的。他们刚刚在几天前在威斯特摩兰举行的宴会上共同作出保证，要同心协力，为实现越南统一而支持陈文香政府，他们的这一着粗暴地撕毁了他们的保证。这是对广泛宣传的使政府“文官化”的计划的反动，肯定会把有资格的公民吓跑，不敢参加本届或今后任何政府。最后，这对陈文香是一个致命打击，在他经常害怕会发生粗暴的军事干涉的时候，是无法期望他能大胆领导、主动负责的。

　　 亚历克斯和我对局势的看法相同，我决定用恰如其分的严厉态度对待将军们的这几位代表。在他们带着羞愧的苦笑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们冷淡地接待他们，让他们就坐，然后要他们对最近的事态作出解释。他们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以外再没什么可说的了，于是我就开始了后来他们所称的一通臭骂，抨击这些将军们在他们国家历史上的危急时刻搞不负责任的举动，这一行为将导致失去这个国家所必不可少的美国朋友。我们对越南事业一心一意，然而，我明确告知他们，我们不准备再接受这种自杀性的蠢事。我声明，我对不得不用这种方式谈话感到遗憾，但他们应该原谅一个老人，他对解放他们的国家身负重任，并为他们的行为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的不必要的危险而忧心忡忡。他们当时没什么可说的，谈话结束时，我们显然友好地握手告别。可是，他们一回去向阮庆汇报之后——我怀疑是在阮庆的唆使下——却公开扬言，说我侮辱了他们，侮辱了军队，把他们当傀儡对待。

　　 在随后几周，出现了一场三角冲突，不幸大部分冲突被公开了：陈文香对将军们，将军们对美国大使，还有佛教徒对政府和美国大使。在第一条战线上，我力劝陈文香对军方毫不让步：拒绝承认他们废除最高国务会议的有效性，坚持释放当时逮捕的所有的人，并公开宣布军方对他的政府的支持。陈文香以辞职相威胁，是拥有巨大的施加压力的手段的，因为这将迫使军人们对他们的行动负责，而这正是他们所不愿意干的。

　　 我把和将军们的争端限于单方面进行，我坚持不反击，而让公众厌恶他们。在亚历克斯·约翰逊和我在第二天上午拜会阮庆时，我们发现他满怀敌意，毫不悔改。他承担了将军们的行动的责任，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不使局势恶化”，并说军队愿意再次退出政界。我追述了我从华盛顿回来后同他谈过的保持政府稳定的重要性，以及美国需要有一个我们能与之彼此信任、共同工作的忠实盟友。我坦率地告诉阮庆，我已经不再把他当作这样一个盟友来信任。他继续担任总司令固然是越南人自己的事，但我对他说，我个人的意见是，为了共同事业的好处，他还是引退为宜。

　　 阮庆很快抓住机会，利用他同美国人的争吵来加强对将军们的控制，因为这使他得以不愿充当趾高气扬的美国人要他充当的那种傀儡角色的英勇的民族主义者的姿态出现。他向国外广泛传播了这场争吵的详细过程，而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这本应不予外传的。他这样一来，他的立场受到了在西贡的美国新闻界的广泛支持。然而，就在他在团结各将军的方面取得某种一时成功之际，他势必向他们透露，他已不再是“美国的宠儿”，从而失去了由于他过去同美国人的特殊地位而免遭对手攻击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只需静静地等待别的将军们冷静下来，有时间来思考问题，深信阮庆迟早将同他的同僚闹翻。

　　 在12月下半月和1月的第一周，政治局势仍然一无进展。政府和将军们几经谈判，在1月9日出现了突破，这是在一项联合公报中公布的。但被将军们废弃的最高国务会议仍然无人问津，不过当时被捕的人被释放了，而且军队同意出四个人担任陈文香政府的部长，作为他们支持政府的一个象征。国家元首范克储为最近的争执者举行了一次调停茶会，阮庆和我友好地握手合影。然而，阮庆向亚历克斯·约翰逊表示，他仍然把军队看作是这个国家反共精神的真正保卫者，任何不良分子一旦打进政府，军队就有权进行干涉。

　　 要是说在这次茶会之后我们大家都过得很愉快，那可叫人高兴了，可惜情况并非如此。1月19日，就在向国家元首范克储呈报内阁名单之前，阮庆代表武装部队委员会发言，宣布所有协议一概无效，把整个阁员问题推倒重新谈判。将军们作出决定说，在他们向内阁举荐了四名最好的军官时，陈文香对于他们不喜欢的部长却一个也没撤换。在陈文香匆匆忙忙换掉了两个文官部长之后，终于把内阁名单在第二天报给了范克储，使大家松了口气。

　　 1月初的一天，我正坐在大使馆中我的办公桌上，接到了罗伯特·肯尼迪和埃塞尔·肯尼迪从华盛顿打来的长途电话。通话情况特别糟，经常被各种杂音打断。通过天电消除器，我连听带猜，知道他们是要告诉我关于生了一个儿子和给他命名的事，我已经知道这个孩子即将出世。使我感到高兴但又有些惶惑不解的是，他们竟然费这般周折来通知我一声，我随口讲了几句祝贺的话，等到把电话挂上了，我还没有想通这个问题。几乎随之就有一位当地记者向我采访，要我谈谈马修·马克斯韦尔·泰勒·肯尼迪是用我的名字命名这一件事的看法。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深感我对罗伯特和埃塞尔极为失礼。我反复地咒骂我这付糟糕的“炮兵耳朵”和这条横贯太平洋的电缆的质量。

　　 搞政治令人心烦意乱，这对于指挥战争大有干扰，但这讨嫌事暂时被越共的在圣诞节前夕对西贡河滨军官宿舍大楼的爆炸案打断了一下。爆炸正好发生在我到新山一机场迎接鲍勃·霍普和他的演出团之际。当霍普到达正好在河滨大楼马路对过的饭店时，他看到广场上被从大楼冒出的冲天大火照得通明，挤满了警察、士兵和救火装备。他面不改色地评论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热情的接待。”

　　 虽然生命损失轻微，河滨大楼爆炸事件同袭击边和机场事件一样，是针对美国人的恐怖行动，我认为需要立即进行报复。我向华盛顿发报建议对北越某一个合适的目标立即进行空袭，但正如边和事件一样，我的请求被拒绝了，其理由在华盛顿看来是有说服力的，但在西贡却并非如此。还是老调子，在西贡政局动荡不定的情况下进行报复是不明智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爆炸事件是越共干的。尽管民族解放阵线电台大肆宣扬这是他们干的，也许是他们在吹牛。最后，约翰逊总统坚决反对当美国人的家属们还在南越时扩大战争。

　　 电报的其他内容，透露了华盛顿的思想境界。电报表示怀疑，是否我们没有全力以赴地保护我们的设施，并暗示可能是我们的粗心大意招致了恐怖分子的袭击。很明显，我们再三建议空袭北越使国内感到不快。在国内部分人士的心目中，这些建议是想把军事当成万灵药，来逃避艰苦的工作，而为要取得进展，只能是加倍付出辛劳。我通过在华盛顿的讨论深知，总统本人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未能更有成效地调解各政治集团之间的分歧，并通过使用人对人的关系实现许多少数民族领袖的团结。

　　 复电虽然否定了空袭问题，却再次鼓励我们请求派遣美国地面部队，特别是善于反叛乱作战的突击部队和特种部队。我懂得，这一建议反映了总统的信念，我也同意这一信念，即在南越的地面作战比在北越使用空中力量能取得的一切成就，更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我感到，空中作战对于补充和推动我们在南方的努力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鉴于复电显然反映了总统的意见，约翰逊、威斯特摩兰和我在一起商量，就提出的主要问题草拟了一个所能想到的最有说服力的答复。我们重申了我们对南越各条战线形势日益严重恶化的看法，并预言除非我们能找到扭转这一发展趋势的办法，反美主义将日益增长，老百姓的动乱将进一步发展，最终可能导致在西贡成立一个同我们敌对的政府。我们承认，对历史渊源很深、长期形成的问题难以找到能短期奏效的解决办法。我们怀疑，靠现在已经在南越的三万名顾问再增加顾问能取得多大成就。我们反对在目前引进美国地面部队，担心他们的存在可能导致南越人松懈他们的努力。至于华盛顿关于我们应当使用美国警卫部队来保护我们的全体人员和设施的意见，我们只需计算一下所需要的部队，也就知道这是根本行不通的。要使越共的各种迫击炮无法击中象边和这样一个机场，就需要大约六个美国步兵营，我们估计，要这样保护我们的全部设施，将需要七万五千多军队。

　　 电报暗示我们没有努力工作，同足够的当地政界人士接触，这使我们感到有点委屈。亚历克斯·约翰逊凭他长期的外交经验，为我们的答复提供了这样一个看法，世界上还没有象越南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美国的使节能和当地政府和人民建立如此亲密无间的联系。在西贡，我们有五十多个担任这一工作的使馆馆员，在各省，有几百名文职人员和军官每天在同越南同僚进行接触。这同我在1961年所看到的局势都有天壤之别。固然我们永远不会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所有情报，但是增加人员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

　　 实在想不出能立即生效的其他好办法，我们只得老话重提，主张对北越逐步进行空中袭击。我向总统指出，这一方案的好处之一是，我可以做到总统所一直想要做到的，即撤退我们的眷属，而又不致给人以进行撤退的印象。如果在向北方进行空中袭击的同时撤退眷属，就可以摆出准备打仗的姿态，从而激励我们的盟友的斗志，如果不这样，就会使他们担惊受怕，斗志消沉。我们的电报没有使华盛顿马上修订政策，但确也导致发出了一项给我的指令，要我转告陈文香，我们愿意恢复被关于最高国务会议问题而引起的这场轩然大波所打断了的讨论，讨论对敌人的异乎寻常的暴力行为进行可能的空中报复的问题。

　　 但是，这个信息还没有来得及传达给陈文香，这一计划就被阮庆的又一次权力游戏所破坏，可以庆幸的是，这是他最后一次玩弄权术了。几个星期以来早已纷纷传说，他和智广及其佛教徒结成同伙，一起搞垮陈文香政府。佛教徒在西贡、岘港和顺化接二连三地举行反对陈文香和我的示威，同时将军们则抨击陈文香无能，无法维持他们自己一手策划加以破坏的秩序。他们可能选择我去曼谷不在的时机发难，武装部队委员会在1月27日宣布撤消对陈文香的信任，由阮庆负责解决由此而引起的政治危机。最初阮庆似乎倾向于由他自己担任戴高乐式的国家的元首，但我向一些经过挑选的将军们传话说，美国政府已经对阮庆失去信心，如果他担任这一职务，就不能同他一道工作。最后，他被迫从他原先的计划后退，同意保留范克储当国家元首，并任命哈佛毕业的经济学家杰克·莹任代总理，并同时物色一个血气方刚、有名望而又听他摆布的总理候选人。

　　 在美国使团看来，这一新发展等于形成了一个阮庆一佛教徒的危险的联盟，最终必将导致形成一个我们无法与之一同工作的不友好政府。智广在一系列反美活动中再次表现出他的敌意。在顺化地区这些活动尤为猛烈，1月23日，一批暴徒烧毁了美国图书馆，再次引起使团领导班子对美国眷属安全的关切。

　　 2月7日，越共袭击波莱古美国基地，在那里有八名美国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一些飞机被击毁或遭到破坏，从而打破了我们的政治考虑。真赶巧，总统这时正好根据我1月初提出的建议，派了麦乔治·邦迪来访问我们。我们一起研究了关于波莱古事件的报告，征求了亚历克斯·约翰逊和威斯特摩兰的意见，然后一致同意向华盛顿打电话，建议进行报复性的空中袭击。我们在威斯特摩兰的指挥所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国防部副部长赛伊·万斯，我们提出了建议空袭的目标。他要我们等待得到总统必要的批准，他出人意料地迅速得到了批准。我急忙去杰克·莹代总理的家里，取得了他对进行空中袭击的同意。由于电话线两端都动作迅速，军队又早有计划，得以在当天出动四十五架美国海军飞机，对非军事区北缘的洞海地区的军事设施进行空中袭击。第二天，二十四架南越飞机对同一地区的执礼兵营进行了第二次袭击。不准使用我们的空军打击敌人老窝的禁令终于被打破了，战争的新阶段开始了。

　　 在处理波莱古事件的过程中，我收到罗伯特·肯尼迪的一封信，信中告诉我说，他发现在华盛顿已经有人力图把我当作替罪羊，要我对越南局势的恶化负责。他警告我最好要保护好我的后方。虽然我深深感谢他的警告，可我实在想不出一旦受到威胁时我怎样来保护我的后方。很自然，当我们不走运时，当大使的就得挨批评，至少要受到反对政府的人士的批评，我所知道的唯一作出回答的方法，就是一俟我能从越南脱身，就回到华盛顿去面对批评者。也许令人十分意外的是，豺狼没有更早地向我扑来，我把我过去安然无事，归因于我亲自会见报界和国会，使我有机会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现在，随着事态的急剧发展，在国内更加需要进行解释工作，可是局势的紧迫却使我无法离开我的岗位。结果直到几年之后我才知道，部分美国报界把我们同将军们和佛教徒们的斗争，看成是美国式的政府的传道者想把一个文官政权过早地强加到当地军人的头上去的笨拙努力。事实上，不管我们有多少其他过错，美国使团完全不受任何教条式政治偏见的影响，我们本会支持任何能够很好治理这个国家并同我们有效合作的政府。因为军队是越南社会中可以充当稳定力量的唯一成份，我们深知让军队参加任何政府或作为其坚决支持者的重要性。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敦促，才使得四位能干的将军参加了陈文香的第二届内阁，我们的希望是通过他们的参加，将保证得到武装部队委员会的支持。这是个好主意，然而行不通，因为阮庆顽固地拒绝参加不由他当头头的任何班子。

　　 事情往往是，当出现堵塞一切的障碍时，问题就积累成堆，而当这一障碍突然被排除时，又成了万事齐上的局面。在波莱古事件之后的几星期中，这样一股洪流就向我们奔腾而来。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按照我向总统作的承诺，在十天内有秩序地、尽可能舒适地撤退我们的眷属。同时，我们要使自己适应以潘辉括博士为首的新政府。在好几个方案相继失败后，他成功地通过了将军和佛教徒们的审查，担任了总理。在头年潘辉括在阮庆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期间，我们美国人就很熟悉他。我们认为他有能力，有智慧，对他评价甚高，但怀疑他可能受智广的操纵。虽然他的政府肯定会受军人和佛教徒之间千变万化的关系的极大影响，我们仍欢迎有机会同他一道工作，希望利用由于最近对北越进行空中攻击而在南部引起的希望热潮。

　　 另一个突发事件是阮庆终于下台。潘辉括政府刚一组成，就发生了由前次1964年未遂政变领导人林文发准将为首的一帮军官发动的反阮庆政变，这次政变考虑不周，时机不对。林在第二次搞政变时本来可以干得更出色，但主要是由于对在西贡地区掌握实力的军事长官们的脾气估计错误，他再次遭到失败。然而尽管失败，他还是达到了他的目的。因为同阮庆一起的将军们这时已经对闹事者感到厌烦了。这个人使他们如此地陷于政治纷争中，以至于他们无法行使军事领导人的职权。对于2月20日武装部队委员会上到底讨论了一些什么问题，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其细节，但其结果是，将军们表决撤消了阮庆的总司令职务，任命他为无任所大使，并于2月25日把他送到美国和欧洲作不定期的流亡。他以这种身份，步了在数月前离开这个国家到曼谷定居的他的老对手“大明”(杨文明)的后尘。阮庆使大部分深知他的我们这些人大失所望，因为如果除了他不可否认的才华之外，如果能有点性格和品德的话，他本来可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乔治·华盛顿。

　　 潘辉括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堆积成山。越共制造的事件比一年前猛增了百分之六十。他们的主力估计有四万多人，其中北越人的比重愈来愈大。越共的活动，加上岘港台风造成了巨大的难民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政治动乱时期被人忽视了。从西贡通往北方的沿海交通线，主要是一号公路和铁路多处被切断，由于缺乏保安部队而无法修复。

　　 我们同意潘辉括的看法，局势是黯淡的，但仍未绝望。一些对我们有利的新因素正在起作用。我们已经把阮庆弄出国，这是一个大成就。对异乎寻常的恐怖分子袭击进行空中报复的原则，在我们对波莱古被袭击以及数日后归仁美国人宿舍爆炸作出反应以后，已经付诸实施。使用空军的范围有了进一步扩展，2月底，授权太平洋总司令部发起打击北越目标的所谓“滚雷”空中行动，目的不在于报复，而是存心使用武力胁迫胡志明停止支持对南方的侵略。方案规定，同南越空军一起对北越十九度线以南，即进入北越境内大约八十英里地区的有选择的军事目标进行一定程度但有限度的空中行动。空袭的程度限于每周出动一至二日。或者每日袭击二、三个目标。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强南越的地面行动，同时向全世界宣布我们随时准备通过谈判结束这场冲突。我奉命向越南领导人保证，在尔后可能举行的任何谈判期间，军事行动将继续下去，直到河内停止侵略为止。对于这些豪言壮语，当着1968年谈判终于开始时，我们却把它忘得一干二尽了。

　　 尽管授权进行空中攻击的范围有限，我们美国使团的人对于我们多少个月来一直敦促推行的政策被批准，莫不兴高采烈。“滚雷”行动于3月2日开始进行，一百六十架美国和南越飞机袭击了十七度线以北的一座军火库和一个海军基地。几天后发生了更重大的事件，两个海军陆战队营3月8日和9日在岘港登陆，加强对那个重要空军基地的防御。所有这些行动都极大地鼓舞了南越人。我敦促潘辉括说，他应该充分利用全国士气大振这一点来加紧推行在许多方面停步不前的民政计划。

　　 奇怪的是，要求政府授权发动对北方的空中行动一直难之又难，而让海军陆战队登陆却相对来说是容易的。而我认为，作出后一决定要困难得多，我是勉强予以同意的。威斯特摩兰判定，岘港和边和基地的安全岌岌可危，我接受了这一估计，才加以同意。随后敌人在北部各省发起攻势这一事实表明，威斯特摩兰是正确的，这一决定非常及时。不过，在陆战队登陆时，我打电报给总统，恳切希望我们不要蜂拥而入，把进行战争的担子从南越人身上全都接过来。我指出，自从1961年肯尼迪总统决定增加对南越的援助以来，我们的支援一直是根据如下一条原则：我们只是帮助越南人做那些必须做而他们自身又无力去做的事情。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才在这一转折关头改变了政策。南越人完全不可能以必要的速度扩充部队，以抵消日益增长的敌人兵力。但是，我们越来越在空中和地面卷入，固然会得到许多短期的好处，可以提高士气和恢复力量平衡，但从长远看来，这给我们继续带来了一大难题，怎样才能防止南越人产生这种思想：美国人的参战减少了他们作出最大的战争努力的责任。我们还必须经常警惕，注意分散我们现有的军事力量的危险，从而使我们在世界其他部分的利益得不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