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贡的变幻风云·第二十五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当我在1964年7月7日到达西贡接任美国大使时，我感到至少有三个情况有利于我顺利地完成使命。第一，与我一同工作的美国官员都有良好的品质，特别是我的副手尤·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威斯特摩兰上将和威廉·沙利文。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同我一起在东京担任日语翻译官的时候起，就一直是密友。在此后的岁月中，他青云直上，担任了驻外机关的高级职务，在他同意去西贡担任我的副手时，正担任副国务卿帮办的职务。他已经担任了一位职业外交官在正常情况下所能获得的最高职务，因此他的新差事从职务等级来说是下降了，他接受这一任命是一种自我牺牲的行为，对此我深为感激。在我们在西贡共事期间，他是一位能干而忠诚的同事，他总是保持镇定，而且具有无限的耐心。他的才智和经验对于一位突然转业而担任外交官的军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我初次会见威斯特摩兰的情况，当时他是中校，在西西里岛的杰拉战场上指挥一个炮兵营。我在朝鲜又同他重新相遇，他在那里当空降团团长。在我担任陆军参谋长时，我挑选他担任总参谋部秘书，这个职务一向是获得高级军职的台阶。在他担任此职两年以后，我很不情愿地让他离任去担任我指挥过的第一○一空降师师长。之后，他担任西点军校校长。后来他作为中将去越南担任哈金斯的副手。我到西贡当大使前不久，他接替了哈金斯，我在8月高兴地给他佩上了第四颗星 [ 译注：美军领章上四颗星是上将军衔。 ] 。
至于威廉·沙利文，我在任肯尼迪总统军事代表期间，已经注意到了他的机智、主动精神和才能。因此，当约翰逊总统表示我可以为我在西贡的班子挑选华盛顿的任何人时，我就把他的名字放在我期望从国务院抽调的人员名单的前列。不幸，从我个人来说我得到他的帮助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很快就要他去担任驻老挝大使，对于他理应得到的这一提升，我是不能加以反对的。
第二个有利之处是，我对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有着相当透彻的了解，而且对这些目标的正确性深信不疑。传教士本人如果是虔诚的信徒，那是一个极大的有利条件，而我正是如此，不幸的是，在约翰逊政府期间，担任同越南政策有关的重要职务的许多支持总统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信仰者，这使他们个人和政策都蒙受损害。
最后一个有利之处是，为了加强我在西贡的地位，约翰逊总统授予我异乎寻常的广泛权力。除了大使的通常职责外，总统还特意要我负责南越的全部军事工作，并授权我行使我可能认为适当的任何指挥和控制权。这个指示本来很可能引起麻烦，因为它可能被理解为侵犯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夏普海军上将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指挥军事行动的职权，因而也会把威斯特摩兰上将置于要接受两位军事首长领导的不愉快境地。实际上，它却没有引起这些问题。在华盛顿和檀香山，我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夏普上将对这一指示进行了坦率的讨论，随后又在西贡同威斯特摩兰上将进行了坦率的讨论。我向他们保证，我无意干预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的日常事务。然而，我希望威斯特摩兰上将把所有通过军方途径发回华盛顿的政策性电报都送给我审批。如我同意，那当然很好；要是我不同意，我将通过国务院的途径向华盛顿陈述我的意见，同时也把我的看法告诉太平洋司令部(夏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主要因为有关各方都是通情达理的人，所以安排执行得很顺利。尽管我并不想为这种安排作为一个原则来说是否恰当进行任何辩护。但是，在我开始担任大使时带着这样一纸文件飞抵西贡，那确实使我有一种充满信心的感觉。
在我们一行到达南越时，我们本来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后来曾反复思考过的一个问题，即：我们此行的使命是否适应1954年日内瓦协议所带来的事态发展的潮流，我们眼下要作出的努力可能会对东南亚以后的历史进程发生怎么样的影响。自1954年协议以来一直在进行的敌对行动，是因为双方要达到的国际目标不同而引起的：由站在前台的越共和北越以及在幕后的赤色中国和苏联组成的共产主义联盟的目标是决心要把两个越南统一成单一的共产党国家，并根除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南越和美国要达到的目标是，决心击退北方的侵略，保卫南越的自决原则以及恢复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自1954年以来，双方都顽强地坚持要达到各自的目标，虽然双方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政治、军事战略屡有变换，但在实质问题上未作任何改变。
在1954年以及后来一段时间，胡志明着手实现共产党目标的手法是，由受过训练的共产党组织者干部进行政治颠覆，并且又把根据日内瓦协议条款重新安排十七度线南北的居民时留下的武器用来支援这种颠覆活动。艾森豪威尔总统针对这一战略而采取的对策是，尽管吴庭艳总统的政府前途渺茫，但是，为了“建立和维持一个能够抵抗企图通过军事方式进行颠覆或者侵略的强大自立的国家”，美国仍要支持这个政府。
虽然一开始，吴庭艳看上去象一个孱弱的战士，要战胜他道路上的强敌几乎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可是事实证明，他却干得很出色，及至1959年，北方仅仅用颠覆方法来战胜他已经毫无希望了。胡志明被迫对他的战略进行重大改变，改为向南越大规模渗入武装人员和军事装备来支持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前面已经提到，肯尼迪总统就把泰勒一罗斯托代表团访问后制定的计划付诸实施，来对付共产党的这一升级行动，这些计划在发生导致吴庭艳倒台的事件以前一直执行得相当好。吴庭艳的下台以及南越内部明显的极度虚弱使河内受到巨大鼓舞，于是河内就全力以赴，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希望给南方这个力量遭到削弱的国家以致命的打击。我的同僚和我在1964年夏来到了这个地方，承担的任务就是要消除这一威胁，恢复南越的稳定，使之足以渡过这场风暴并最后转入反攻。
根据华盛顿的主导意见，我指示，首先要把工作重点放在稳定政府上，并指出这是对北方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前提。我们接手打交道的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阮庆将军的政府，他的主要助手是四位将军，陈善谦、杜茂、范春诏和阮文绍。“大明”将军是国家元首，但自阮庆夺取政权以来，他已无实权了。
我到职后首先作出的努力就是加强西贡的美国机构，然后鼓励阮庆也建立相应的一套机构，以便能使我们的行动相互配合。我们方面毫不费力就做到了。在我到达的当天下午就完成了任务，正式建立了一个使团委员会，由大使担任主席，由使团下属各部门负责人和威斯特摩兰将军组成。它至少每周开会一次，这个委员会就象华盛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总统提供谘询意见一样，是向大使提出谘询意见的一个小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我整个任期内，这一机构处理了所有涉及到使团中不止一个部门的实质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向大使提出了建议。大家达成了这样的谅解，即：如果对我作出的任何决定有不同意见，任何成员均可向华盛顿提出，但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一次。据我回忆，提出的问题是需要不需要在南越建立公共电视网来改善政府同民众互相沟通的能力。除一位成员外，其他人全都赞成这一行动，这位成员认为，为建立这个电视网而花费这么多钱不符合战时应适当节约的做法。
要越南人也按这种方法组织起来却用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不过阮庆将军终于组成了一个越南国家安全委员会，它每周开会一次，同美国人共同讨论和磋商。实际上，我总是设法在举行联席会议之前先同阮庆及其继任者就有争议的问题私下取得一致意见，因而在全体会议上沉没有发生激烈争论。
最初这段时间要实现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同“美国的孩子”阮庆将军建立密切关系。我在3月已表示了美国对他的支持并在宣布任命我为驻西贡大使后，我又同他互相致电表示友好的问候，因此我曾预料同他一道工作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困难。然而，我很快就发觉，因为在前几次访问中我同“大明”将军打网球的事报纸有许多报道，所以他对我十分怀疑。虽然杨文明当时已没有多少权力，但他名义上是阮庆的上级，这两个人不断地互相诽谤中伤，因而不久就把我夹在中间受到两面攻击。虽然我发现杨文明比阮庆远为讨人喜欢，性格也耿直爽快得多，但是阮庆则远比杨文明精明和有进取心，因而看来他更有希望为这个国家提供极其需要的某种领导。我真诚地试图调解他们两人之间的一些分歧——他们的这种互相敌视，是使整个国家形成满目疮痍和出现悲剧性的宗派主义的典型表现；然而我取得的成功却不能持久。我早就发现没法把本·富兰克林关于齐心协力还是四分五裂的格言直接迻译成越文和法文。
这年夏天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8月初北越鱼雷快艇在北越沿海的公海上袭击美国驱逐舰的东京湾事件。在这一事件中有两件事使我惊讶，第一，河内作出了错误判断，它显然没有预料到在公海上袭击我们的海军部队会遭到回击；第二，美国在遭到第一次袭击后没有立即进行报复。要不是河内帮忙，接着又在两天后再次进行袭击，因而招致我方作出了早应作出的反应，美国在东南亚特别是在越南的威信本来会受到严重的损害的。事实上后来美国空袭北越的目标使我们的越南盟友深受鼓舞，因而阮庆力主以牙还牙地进行轰炸，作为对河内挑衅的正式反应。我一直弄不懂河内决策者们是否神志健全，因为他们的轻率行动使我想起了赫鲁晓夫在把导弹运进古巴时的鲁莽行动，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些行动也使我感到不安。一个人总是指望一个危险的敌手能具有理性和清醒的头脑。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阮庆抛出了他一直在起草的改组越南政府的计划。他声称的理由是要提高工作效率，然而很明显，真正的理由，或许是主要的理由，是要通过改组把杨文明搞掉；另一个理由大概是要利用东京湾事件造成的强烈情绪来加强他的政治控制。总而言之，他在8月中给我看了一份所谓“头顿宪章”的草案，它将成为新政府的基础。它取消了杨文明担任的国家元首这一职位，而设立了一个权限极大的总统职位作为国家元首，总统由高级将军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产生。显然总统会由阮庆来担任。虽然也有一个立法议会，但是大部分议员都由将军们任命，此外政府部门也拥有同样的颁布法令的权力。
我没有向阮庆具体谈这一计划的优缺点，只向他表示我关心的是政府进行这样全面的改组而又不具备得到好处的明显希望，这将会引起新的不稳定。但是，如果他决心要走这条路，我要求他向他需要获得支持的个人和政治集团说明他要干什么，然后再向公众作同样的说明。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当时出现了一种全国性的紧急情况，因而有理由要把极大的权力集中在总统手里。
遗憾的是，阮庆没有或至少没有完全采纳我的建议。当杨文明知道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后，他对这种要把他赶下台的行动勃然大怒。一贯惹事生非的智广以及他的佛教徒追随者和学生盟友(他们一些时候以来一直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阮庆)谴责阮庆夺取政权的花招，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威胁，而且是无限期地推迟成立文官政府。在智广的煽动下，再加上阮庆对去法国大使馆举行示威的学生没有采取行动，学生们开始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他。虽然佛教徒和学生的联盟施加的压力看来不是非常强大，但是，阮庆很快就顶不住了。8月24日半夜，他派人去找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和我，要我们悄悄地到他的总参谋部办公室去。他在那儿告诉我们，他打算向批评他的人让步，撤消头顿宪章。约翰逊和我极力反对投降，我们指出智广的权欲是人所共知的，这样卑躬屈膝的让步必然会使他得寸进尺。但阮庆没有接受我们的劝告；他同革命军事委员会举行了两次争论激烈的会议，尽管委员们看来都比他更感到败退是一种耻辱，但是阮庆还是在8月27日撤消了头顿宪章。这一行动不仅使他的许多将军伙伴感到蒙受屈辱，而且由于事先未经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因而他使他们感到气愤。随之发生一场激烈的争吵，阮庆被迫提出辞呈。然而，大概是由于阮庆有“美国的孩子”的名声，他的辞呈被拒绝了。
头顿宪章事件的后患无穷，而且关系重大。阮庆因向智广屈服而丢了面子，智广反而声誉大振，他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也增大了。阮庆对将军们的控制削弱了，他的权力基础也随之削弱。为了填补由于撤消头顿宪章而造成的空缺，他只好拼凑一个过渡政府，然后这个政府将逐步过渡到临时政府，最后变成一个立宪文官政府。由杨文明、陈善谦和阮庆组成的三人执政集团将监督这个转变过程，由杨文明任国家元首，阮庆任总理。另外，阮庆提议成立一个由元老组成的全国最高委员会，先筹划临时政府，然后再筹建立宪政府。我怀疑这是阮庆想迷惑他的敌手，或者使他们在他摆布的这一政治迷魂阵中迷失方向。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我到南越才两个月就碰到了两届政府，因此我越来越相信，阮庆决不是我们一直在物色的能够领导南越摆脱困境的那种强有力的人物。
在离开华盛顿前，我曾征得约翰逊总统的同意，我应该大约每隔两个月回华盛顿一次，报告局势，亲自会见他和他的主要顾问们。我在9月初首次回国，我发现我国的领导人和我一样对阮庆的领导能力怀有疑虑。在讨论我们对我们的越南盟友抱有什么期望的问题时，我指出，最近围绕宪章发生的激烈争吵，使我们十分清楚地了解到，我们期望能在短期内实现的行政改革不可能有什么进展。我估计，阮庆在头顿宪章的残骸上可能拼凑的任何新政府，即使打一场牵制越共的战争都将是力不从心的，而且它需要靠好运气和美国作出全力以赴的努力，才能在整顿各省方面获得少许进展。它肯定永远也不可能执行阮庆制定的动员全国的人力和物力的宏伟计划。在今后几个月内，阮庆及其同僚充其量也许只能改善西贡周围地区的安全状况，维持城市中的秩序以及沿着一条不稳定的政治道路向前走。但我认为他们不大可能在对北方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建成我们大家都希望在南越出现的那种坚固的政治和军事基础。要是他们办不到，我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等到建立了所期望的那种稳定局面后再采取行动。我倾向于认为，我们不能等到12月1日以后，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多半是要失败的竞赛，这种情况在政治局势再次变得不可收拾之前，必须迅速加以改变。
华盛顿的高级官员没有提出多少争议就接受了我对局势的悲观估计，但是，他们那时还不准备作出强硬决定。至于在什么时候进行针锋相对的报复性轰炸或者发动持久的空中作战以迫使河内停止侵略南方的问题，则意见纷纭，众说不一。最后作出的唯一重大的决定只是，恢复海军在北越沿海的某些秘密活动(在东京湾事件之后这些活动已中止)以及扩大反渗透措施。大家仍一致认为，重点应放在采取行动以加强越南政府的政治经济结构，对北越的空袭应等到在这些非军事方面取得成功以后再进行。
我此行的好处之一是有机会向国会领袖们汇报情况，我发现他们考虑到最近的事态变化，出奇地耐心，而且没有提出责难。我吁请两党领袖们限制国会议员在这样困难日子里去越南访问；作为交换条件，我答应经常回国亲自向有关委员会汇报局势。出乎我的意料，他们都同意这个做法，并在我任大使期间贯彻始终。
在我飞返西贡途中，我在檀香山听到了一位名叫林文发的不大知名的准将在西贡发动未遂政变的令人讨厌的消息。幸而它只是嘶的一声，几乎马上就失败了，林文发很快就躲了起来，没有留下任何能说明他的动机和他得到谁支持的明确证据。至少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他为什么会失败：他的计划泄漏了，成了谣传的内容，而且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得到美国的鼓励的。如果把头顿宪章的插曲也计算在内，这是第二次因为有美国支持的推论挽救了阮庆；但我越来越相信，他是不值得再保全下去的了。
一回到西贡，我就同越南的官员、军事领导人以及报纸主编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谈，向他们说明，在美国，人们是如何看待南越的最近事态的，同时说明他们在美国的最坚定的朋友沮丧泄气的情况。林文发策划的未遂政变使美国的支持和谅解又受到一次打击。我警告说，这种不团结现象正在破坏我们的共同努力；如果这种现象今后再严重存在的话，美国就不能再给予支持和谅解了。参加会谈的人们看来是懂得我想说的中心思想的。但我得说，我没有看到他们尔后的行动有什么改变。
不过，林文发事件对阮庆倒的确是起了一种约制的作用，他通常特有的那种狂妄自大的态度正在很快消失。他在头顿宪章事件以来所遇到的种种忧患看来使他对自己的越南同事、尤其是对美国人始终抱有的严重猜忌愈益加深了。他开始向报界披露各种反美指责，声称美国是林文发政变的后台，而且也要对9月中旬在多乐－广德地区一些山地部族人发动的可恶的叛乱负责。
阮庆的政治基础很不稳固，对这一点他自己是心中有数的。这个政治基础是由一个松散的联盟组成的，其中一派以智广及其佛教教派为代表，另一派是以阮文绍将军及阮高其将军为首的少壮派军官，他们曾在最近的政变中救了他。他知道智广是个政治投机分子和不可靠的同盟者，他也明白，由于其他派别——其中包括大多数天主教徒和军官团中一批重要人物——的敌视，佛教徒的支持已经被抵消了。但是，因为人们仍然有着美国支持他的印象，同时也没有一个强行力的对手，他看来暂时还是得到军队的足够支持的。由于有这些令人烦恼的因素，阮庆变得孤独无援，担心丧命，并且显然急于找到一个体面下台的办法，就不令人惊讶了。此外，在全国最高委员会计划组织临时政府之前，美国对他继续执政的能力的信心下降了，这也同样会令人感到意外。
老的问题又出现了：阮庆不行，谁来干？这次又提出了杨文明也许能行的可能性。他的表现一直十分出色，在筹备临时政府方面做了一些非常有益的工作。能否在年底前把临时政府成立起来并开始工作，这个希望主要寄托在他身上。他很有可能实现这个希望。无论如何，正如我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所说的，尽管遭到了挫折，如果我们要坚持实现我们对越政策的目标，即建立一个不受攻击的独立的越南，那么，我们就必须坚持不懈，继续战争努力，争取机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支持并加速成立临时政府的工作，而且准备由支持阮庆转为支持杨文明，如果阮庆再次失足的话；同时继续为在1964年年底之前对北越发动空中攻势作准备。
在设立全国最高委员会的过程中，阮庆曾委托杨文明挑选其成员，并主持委员会草拟临时政府宪章的工作。我没有想到阮庆居然会让他的对手担负这个责任，除非他根本不期望全国最高委员会能搞出多少名堂来。在全国最高委员会于10月初开始工作后不久，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势必会碰到麻烦。它的成员全部是杨文明选定的，他们很快就表明他们倾向于建立一个戴高乐式的政府，设立一位拥有全权的国家元首，这个职位是杨文明期望担任的。他们希望由非军人出任总理，而且强烈希望阮庆愿意下台而担任国防部长或总司令的职务。这些有利于杨文明的花招都不是老谋深算的，因为控制着全部或大部分军队的阮庆决不会让杨文明掌握这么大的权力，我们美国人也怀疑杨文明是否有能力担任这一职务，因此，对此也不愿给予鼓励。于是，我们尽力对全国最高委员会施加了我们的影响，要它削减打算赋予国家元首的权力，同时我们力劝阮庆接受总司令的职务，而他看来是愿意这样做的。最后，按照我们的建议对宪法草案作了修改，但杨文明拒绝担任国家元首，表面上的理由是根据政府法规，他是军队现役军官，因而不能担任这一职务。受人尊敬但庸碌无能的政界元老范克储就被挑选为国家元首，前西贡市长陈文香出任总理。阮庆同意担任总司令，条件是陆军将不介入国内政治。
我们中熟悉陈文香的人大部分都很尊敬他。他原先当过教师，是著名的南方人(交趾支那 [ 译注：交趾支那指1868年安南国王割让给法国的印度支那南部地区。 ] 出生的)，他为人正直而勇敢，因而受到普遍的尊敬，但他身体不好，秉性十分倔强固执，这给他带来了不利因素。尽管他有这些弱点，我在后来促使我们来往密切的几个月的艰难斗争中，还是渐渐地对他产生了高度的尊敬。
陈文香将会遇到麻烦这一点，很快就从他难以组成政府这一事实中显示出来了。他物色的许多人都不肯丢弃他们的商业关系而参加一个寿命估计不长的政府。智广派佛教徒们从一开始就和他誓不两立，并且对一些有可能成为阁员的人施加压力，要他们拒绝在陈文香手下当官，因而使他的困难加剧了。尽管阮庆和他的将军们都表白他们退出政治是真心诚意的，但是他们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新政府，丝毫不能增添新政府对新领导的吸引力。尽管如此，陈文香最后还是拿出了他的内阁名单，当部长的人虽然缺乏经验，但都是一些心怀善意的人。他的政府在各寺院佛教徒的一片攻击声中缓慢地，死气沉沉地开了场。我们使馆讨论时普遍地认为，至少要过三四个月才能形成一个切实起作用的政府，如果说陈文香能够维持那么长久的话。
11月1日清晨，我被叫醒，得知西贡西北十五英里的边和美国空军基地遭到迫击炮的猛烈轰击，有许多人员伤亡，飞机损失也很惨重。天大亮之后，我乘直升飞机冒着大雨飞抵机场视察事故现场。主跑道附近的地方都是迫击炮弹的弹坑，它们是从几千码以外河汊成网的地区的某一条河流的堤岸附近发射过来的。显然这是一支越共小分队在夜间乘坐舢板顺流而下，把迫击炮运到了岸边预先侦察好的地方。根据他们火力的准确性来判断，我猜想机场目标的确切距离大概已经被伪装成当地农民的越共分子事先测量好了。炮手用最快速度发射完炮弹后就重新把迫击炮装到船上，几分钟之内，又人不知鬼不觉地踪迹杳然了。幸好，机场人员死的不多，但停在那里的一个中队的B－57轻型轰炸机差不多全给击毁了。
炮击边和标志着越共战术的一个转折点。过去，对美国人员和装备的小规模袭击虽然屡见不鲜，但是，这种袭击几乎都是在同日常作战行动有关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这些作战中，美国人是以顾问身份参加的，而且也是同与他们一起的南越人一样听天由命。这一次却是选择了一个美国的主要军事设施作为蓄意攻击的目标，其手法与东京湾事件相似。主要的差别在于边和的敌人是越共而不是北越人，袭击是在陆地而不是在海上发生的，美军遭受到损失但却无法杀伤敌人，他们安然逃跑了。我感到，越共战术的这一重大改变肯定得到河内的唆使和批准，因此就有理由立即对北越的目标进行报复，以表明我们绝不会容忍这种战术而不使河内付出相应的代价。
在我的同事的一致支持下，我立即向华盛顿建议，马上采取我们曾同华盛顿官员经常抽象讨论过的那种报复行动。可是这一次，那种抽象的讨论却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前夕变成了讨嫌的现实。河内在选择采取这一行动的时机时也没有忽略总统选举这一点。华盛顿在答复时，虽然没有提及这一政治因素，却否定了我们的意见。它争辩说，无法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向公众说明，对边和的袭击是敌人行动升级的一个重大步骤，因而我们要作出强烈反应。第二个理由——依我看它更正当一些——是不宜于仅仅为美国受到损失进行报复而对战术作出重大改变。但是，在拒绝采取报复行动的同时，华盛顿询问我们，是否需要派遣美国的地面部队去保卫我们的主要基地边和、岘港和芽庄。它提醒我们说，要是我们决定袭击北方，我们要准备敌人会对这些目标作出敌对的反应。我当即回电说，至少暂时我们还不需要用美国地面部队对基地作近距离防御，只有在执行对北越施加空中压力的方案时，才需要采取这一相应措施。我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如此轻率地提出要派地面部队的建议，因为在我看来，这要比作出用美国空军袭击十七度线以北的军事目标的决定困难得多。
华盛顿虽然没有批准我们提出的采取报复行动的建议，但它也没有拒绝我们就制定不久将来的计划而提出的总设想的主张：同陈文香政府一起共同努力数月，以便在健全组织、进一步动员人力、扩充警察和农村绥靖工作等方面的同时，为实行更雄心勃勃的，可能包括空袭北越在内的计划作准备。我们确定1965年2月1日为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的预定日期，但是，我告诫华盛顿说，这一点能否行得通，我持怀疑态度，除非我们很快找到某种办法来恢复越南人日益衰退的士气和提高陈文香政府经常出现的萎靡不振的精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所能想出来的唯一达到目的的办法就是采取经过长期讨论并长期搁置的行动，即：使用空军对北越的目标和老挝走廊的渗透路线进行袭击。
11月的事件不幸证实了我对陈文香政府的前途所作的悲观估计的正确性。在整个11月份，从政治意义上和气象意义上来说，陈文香都碰到了狂风暴雨的气候。在智广(可能还有阮庆)的唆使下，一些少数民族组织举行示威游行，使西贡政局动荡不安。阮庆则在玩弄花招，千方百计想使担任总司令的他本人摆脱总理的领导。有一次他向我建议，如果象第二次大战前日本军队直接向天皇报告那样，现在让越南武装部队直接向国家元首范克储报告，或许是一个好的主意。范克储本人对他的下级陈文香一再表露出不信任并同情正在折磨他的政府的少数民族组织。
一次强台风袭击了岘港地区，造成惨重损失，数千人无家可归，陈文香真是难上加难。台风一过，陈文香和我一同去整个灾区走了一次，检查当地官员指挥下善后工作的进展情况。他们团结一致，相互配合，无畏地起来克服危难，这种精神使我深为惊讶，我很想把这种精神带到西贡去。华盛顿鉴于灾情严重，询问我们是否需要派美国后勤部队去帮助救灾工作，并提供美国战斗部队去当地保护他们。这实质上是我在1961年湄公河三角洲闹水灾后向肯尼迪总统提出的建议，他当时没有接受。这次，我却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同肯尼迪拒绝我的建议一样——即没有明显的需要，来证明采取这种难以控制或改变的行动方针是正确的。
我带着越来越坏的消息于11月底再次回到华盛顿。在同总统以及他的主要顾问进行的一系列讨论中，我试图概括说明我对推翻吴庭艳政变一年后的越南局势的印象。这一年的情况不是令人鼓舞的。反颠覆计划已经中止执行，只有在西贡四郊，由于向首都地区的所谓合作绥靖计划提供了特别的人力和物力，所以还取得了一些有限的进展。越南陆军的兵力和作战能力有了加强，但同时越共采取从当地征募和从北方加紧渗透的办法，看来也得到了所需的兵员补充。他们在南越北部各省的作战规模扩大了，在广义和平定等几个省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这个地区，存在着他们可能长驱直达海边的严重危险。敌人在攻势中采用三种新的或者新发展起来的战术：对重要目标在一定距离用迫击炮轰击，象袭击边和那样，游击队切断公路，使有限的地区在经济上无法生存下去；从北方加紧渗透。鉴于南越政治情况恶化，越共采用这些战术，对于各省的复兴计划和重要军事基地的安全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关于西贡政府的令人沮丧的情况，用不着我在华盛顿多费口舌，尽管陈文香勇气可嘉，而且有阮留园副总理为得力帮手，但他的政府很容易就遭到不满分子的横加指责，随时都可能垮台。美国作出的一切努力由于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来加以配合，全部变成泡影，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在各省，由于缺乏能干的省长和辅助的行政人员，乃使绥靖工作得以成功的各项计划难于推行，首都的脆弱情况更加复杂了。
实质上，去年一年的情况表明，敌人利用吴庭艳倒台而采取的夺取胜利的行动正在节节成功，而我们美国人则在节节败退，这种局面再不改变将不可收拾。我们必须设法建立这样一个最低水平的政府，即，它至少能联系自己的人民，维持城市中的秩序，保护重要的军事基地以及同美国的努力相互配合。我们在力争实现这一要求不高但难以达到的目标时，需要制订使河内无法去支援游击队叛乱的各项计划。
同南越人一起制订这些计划，还可能会附带产生一些有价值的作用。它会激励他们的领导人懂得，美国终于愿意考虑对北越——他们近几年来遭到的一切苦难的根源——采取军事行动了。此外，我们是否把这一计划付诸实施，这要看南越人在过去表现很差的一些方面是否有改进，例如，撤换不称职的将军和省长、改进动员程序以及加强对美国公民和设施的保护。它也将提供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就结束战争的几种选择方式取得一致意见，由于越南领导不断更迭，对这个敏感的问题还一直没有加以认真讨论过。
在华盛顿听取我汇报的人们总的来说是同情这些想法的，但他们还不愿意硬着头皮，作出不可避免的抉择——要么对北越采取军事行动，要么冒一场在东南亚遭到灾难性失败的极其现实的风险。可是，谁也不准备抛弃这样一个信念：在对北方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先在南方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尽管不振作国民精神是根本不可能建立稳定的政府的，而这种精神只有对敌人的老巢采取军事行动才能取得。不过，我在回西贡时还是被授权同我们的盟友一起计划对北方采取军事行动，但条件是美国不承担执行这些计划的义务。
有人经常问我，既然南越人已经表明他们没有能力在这个危急关头同舟共济，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停止他们之间自取灭亡的争吵，我为什么不建议我们干脆甩手不管，回国了事。我们为了拯救这个小国已经作出了真诚的努力，我们看到它显然无力自卫和自治，谁都不能责怪我们丢弃一个看来已决心要自暴自弃的盟友。
在回答人们的这一正当的问题时，我必须老老实实地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撤走的问题。我认为有许多正当的理由不考虑撤出。首先，我们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智穷力竭的地步。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它们可能带来我们正在寻求来扭转逆势的新因素。我们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在北越，在南越或者在交界的庇护所使用美国的空中和地面部队。我们可以用海军封锁敌人海岸。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同南越盟友的关系。我们可以把他们部队的作战指挥权接管起来，甚至控制全部进行战争的资源。在这些可能性中，有些遭到激烈的反对，但另外一些在我们考虑退出前肯定应当作一尝试。
再者，在东京湾事件后，我们全国都表示了决心，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坚持美国要在西贡继续呆下去的意志。国会不是除两票反对外，一致宣布：“美国认为，维护东南亚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对世界和平都是至关重要的”吗？在我们使命的必要性得到这样权威性的肯定后，任何一个高级官员当然都不可能自觉地抱有撤走的想法。
此外，一想到吴庭艳，那些知道他倒台情况的人就不寒而栗。由于我们插手其事，我们美国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南越人所身受的痛苦负有责任。这个想法制止了我产生抛弃他们的任何念头。
最后，还有一点是要关心美国人特别是他们家属的安全，如果强烈反美浪潮席卷全国的话。年初，我曾经研究过在这种情况下撤走我们人员的问题，但是，鉴于他们将会遭到的危险而觉得无法考虑。那时，我们的眷属大部分和当地人杂居在一起，我们没有大量美国部队保护他们。如果美国政府突然取消对南越的支持，命令我们的人员回国，我们可以料到我们的盟友定会产生一种被人出卖了的激愤的感情，他们会用各种方式危害我们的公民以表示这种义愤。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不愿扮演美国的色诺芬 [ 译注：色诺芬(约公元前，130－354年)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贵族奴隶主，军事家。公元前401年，他曾率希腊军队一万人帮助居鲁士二世远征波斯，企图夺取波斯王位。后远征失败，居鲁士二世被杀，色诺芬率万余人退却，其中约六千名幸存者跋涉一万三千英里，经过敌对部族居住的山区，终于回到希腊。 ] 这样一个角色，带领着备受原来的盟友折磨的我国公民，退却到越南的港口和机场去等待撤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