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约翰逊总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第二十四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在肯尼迪总统葬礼后的第二天，参谋长联席会议给约翰逊总统写了一封信，请求允许他们向他表达敬意，并接受他可能想向他们发出的指示。这封信提请他注意，他们应早日同他讨论关于一旦爆发核战争他应担负的紧急职责问题。

　　 在约翰逊总统担任参议员和副总统时，我们参谋长们就已经对他有所了解。我经常发现他对防务问题的见解极其正确。我感到高兴的是，他很快就发表声明，表示他继续奉行肯尼迪总统的越南政策的意向，他在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中肯定了这一点。在这份备忘录中，约翰逊总统仍然坚持以1965年作为撤出美国大部分军事人员的目标日期，并要求全体官员一致拥护美国支持越南新政府的政策。

　　 约翰逊总统答应了我们希望会见他的要求，邀请我们在11月29日同他会面。他在欢迎我们时，表示了他对我们的信任并希望我们留任。那天他的思想与其说是考虑战略问题，倒不如说主要关心武装部队的战斗准备水平和保持这种水平而需要的预算开支。关于第一点，每一位参谋长都向他保证，他的那个军种处于高度战斗准备状态，并且比朝鲜战争以来的任何时刻都要强大。总统随后阐述了他对勤俭治军的必要性的观点，并且一再说明他期望参谋长们千方百计节约开支，注意签订合同的程序。

　　 在经过某些讨论防御的经济问题后，我提请总统注意肯尼迪总统在猪湾事件后发表的一项《国家安全备忘录》中提出的主张：参谋长们有责任向他提出不仅仅是军事考虑的广泛的意见。我告诉约翰逊总统，参谋长们对于这样来解释他们的谘询作用极为重视，我建议他宣布这项《国家安全备忘录》继续有效，或者用他的名义重申这项备忘录。他最后决定宣布原先的文本继续有效，因此，这项备忘录在他的政府的任期之内对参谋长们继续具有约束力。

　　 那天的时间不允许我们详细解释一旦出现牵涉到核武器的紧急事态时他将必须作出的决定。不过我向他保证，他的两位助理克利夫顿将军和谢泼德海军上校非常熟悉所有的程序，随时听候他的指示。几天后，我有机会和他坐在一起从容不追地交谈，我仔细地把这些极其重大的问题谈了一遍，一面谈着，一面不禁思忖着这个人必须负起多么巨大的责任，并且希望他永远也不必利用我当时正在告诉他的这些材料。

　　 12月，总统要求我在巴黎召开的北约组织参谋长冬季会议后去印度和巴基斯坦访问。这两个国家又在长期存在的克什米尔问题上大动肝火，美国力图保持不偏不倚立场，结果两面都得罪了。被1962年秋中国的攻击吓得胆战心惊的印度人对美国提供的改进印度人防空状况的有限援助感到不满意，他们正愈来愈多地转向请求苏联人援助。而巴基斯坦人却认为我们给予印度的援助实际上正在增加印度对他们的威胁，因此他们转而要求北京提供武器，周恩来即将到这个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白宫认为，我去这两个国家访问是有益的，希望我过去同阿尤布总统的交往也许在巴基斯坦问题上能发挥点作用。

　　 虽然我不能说这一次访问对于改善局势起了很大作用，此行对我了解这个地区各国的态度来说，是非常有教益的，而且它还使我得以从空中对喜马拉雅山脉这一巨大屏障作了一番观察，这使我对那条边界沿线采取军事行动的实际可行的程度有了正确的认识。在同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交谈后，我强烈地感到象美国这样的大国要想在任何涉及第三方的重要国际问题上完全置身于局外，都是困难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印度千方百计要美国增加支援来反对中国，巴基斯坦也极力想得到我们的帮助来反对印度，而两国都隐隐约约地威胁要转向共产党大国求援，如果我们不满足他们的要求。我看到过去利用军事援助来使受援国同我们建立持久的政治联系的努力收效不大，因此对于同苏联或者中国争当南亚的武器供应者的角色并不特别热心，我回国后提出的报告就采取了这种态度。

　　 在巴基斯坦，我发现阿尤布情绪非常激愤，因为他认为印度的军事威胁在日益增长，而美国朋友却抛弃了巴基斯坦，拒绝给它武器(特别是坦克)来抵消印度的优势。我只给他带去了两件可以起安抚作用的礼品：一、建议巴基斯坦和美国军队在巴基斯坦举行联合演习，但应当看上去不是针对印度为条件；二，约翰逊总统给他的一封亲启信，措词十分友好，表示他希望继续保持融洽的关系。阿尤布对演习的建议不怎么热心，但是，他收到总统信件的时候却明显地感到很高兴。我看到他的这一反应后就趁机向他表示，在国家元首之间的个人友谊如此真诚热情之际，政府关系却不断趋于冷淡，这是令人遗憾的。我强烈要求我们不要再为过去的分歧而相互指责，而应该恢复前几年我们双方关系中的那种友好合作。

　　 我们坦率地讨论了巴基斯坦和赤色中国的新关系，因为这在美国造成了坏印象，我同时提醒他，这也许会对国会在援助巴基斯坦问题上的态度产生不利影响。阿尤布力图把这种联系说成是纯属道义性质的，它开辟了接近北京的新的渠道，将对西方有实际的帮助。另外，这也将使他能监视中国帮助印度的行动——这是他预料会随时发生的意外事件。为了进一步支持他的论点，他强调了关于国内万面的问题，即要向人民解释美国正在援助他的印度敌人。当我再次谈到美巴军事演习的主张时，他仍然对此建议保持警惕，可能是担心如果迅速让美军来到巴基斯坦，可能会被人用作反对他必须加强自己的军队的证据。我们没有达成任何重要协议就分手了，但阿尤布却再次表示他对约翰逊总统的尊敬。

　　 我翻阅了1964年上半年我办公室的备忘录，发现当时主要有两项活动，一是有关改进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质量的活动，二是有关继续推行我们在越南的军事计划的活动。在第一项活动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是我们进行了坚定不移的努力，力争把《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变成一项更加有用的文件。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每年都要提出来的厚厚的一本研究报告，它明确说明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提出对付这些威胁的战略，并且提出为了支持这一战略需要多少兵力的建议。按理来说，这个文件本应成为一切防务计划工作的出发点，但是事实上，搞了这么多年，它从来就没有起到过这种作用。

　　 未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权威性的政治指导以规定我们未来外交政策的目标以及指示在实现这些目标时可能遇到的障碍。由于得不到这种指导，参谋长们只好靠自己来发现一套关于未来政策的概念，并由自己来设想可能必须靠使用军事力量来克服的国际障碍出现的形式、时间和地点。他们也只好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如发生紧急情况时应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上级授权使用核武器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而这种问题对于决定需要多大兵力是会有重大影响的。再一个原因是，各类部队应有多少兵力才算充足，尚缺乏统一的标准。这是究竟要有多少兵力才真正足够的老问题。在人们想要衡量某种主观素质，即军事力量对潜在侵略者的威慑作用时，这样的标准尤其难以判断。因为得不到上面的指导，参谋长联席会议只能依靠自己来判断需要什么样的部队，这种作法使得人们对兵力需要作出许多不同的估计，而各种估计总是超过预算可能的限度。而且这些过分的估计总会被泄漏给报界知道，这样就势必使公众对参谋长的判断感到不信任。他们还给《联合战略目标计划》造成许多“破绽”，使麦克纳马拉的成本核算专家们可以进行干预，他们的计算机计算出来的数字总是比参谋长们用铅笔算出来的数字更容易为决策者们所能接受。

　　 1964年春，参谋长们着手要解决《联合战略目标计划》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决心使它在国防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能起更大的作用。我们的这一努力得到了麦克纳马拉部长的鼓励，但在保持多少兵力才够得上合乎标准依然没有得到什么指导。为战略武器确定标准，倒不是太困难的，可以直接按照目标的数量和种类以及想要摧毁它们的程度得出所需数字。然而，一旦出现类似我们在朝鲜和随后在越南碰到过的那种局势所引起的有限意外情况，那么，为了对付这种情况而证明究竟需要多少所谓的一般任务部队，这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为了判断需要多少兵力提供依据，参谋长们指示联合参谋部编写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说明材料，详细说明世界各地可能出现的形势。然后联合参谋部使用实地演习的方法，对于各种假定的形式中应付早期敌对行动所需的兵力作出估计。我发现这种分析方法是有益的，但要提出无可争议的兵力需要，它肯定不会十分有效。谁也不会建议，美国应维持同时应付全世界可能发生的所有意外事件所需的全部兵力。归根结底，参谋长们在《联合战略目标计划》中提出有关兵力的建议之前，仍然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常识，并且多少要考虑到预算是否可能办到。但是，这些应付意外事件的分析，如果用来反驳纯粹用计算机抽象地进行的成本核算作出的某些论据，那是有用的。

　　 我还不能说那年的《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可以说同过去相比，是有了改进的。我亲自参加这项工作后，深信这种战略分析方法和恩索文博士的成本分析方法不应当成为参谋长们工作的障碍，而应该是帮助参谋长们工作的方法。联合参谋部必须完全了解系统分析的各种可能性以及运用它的方法来解决它们的问题。在我看来，合乎理想的办法是，国防部长的系统分析处在解决预算问题上应当象国防部的预算专家一样听联合参谋部指挥。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系统分析家们不应当过问战略问题，而且应承认他们的运筹学的本事是有限的。

　　 越南问题在1964年1月30日再度成为急需处理的问题，因为经过了两个月的相对平静以后，那里又发生了一次完全出人意料之外的新政变，它是我在华盛顿或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位熟人都不希望发生的。在反吴庭艳的政变中起过一定作用的第一军军长阮庆将军被排斥在执政的军事委员会，他没有捞到胜利果实。他不甘心处于这种受压的地位，于是，又发动了一次政变，而且一举成功，没有发生流血。我们最熟悉的将军——杨文明、陈文敦、孙室订和阮维春突然都下了台，阮庆将军上台了，他主要是得到了继孙室订指挥部署在西贡周围的第三军的陈善谦将军的支持。阮庆公开宣布发动政变的理由是，他深信前军事委员会的头头们正在考虑按照戴高乐几个月前提出的使南越中立化的计划。他为自己的怀疑辩解的理由是，指出几位将军，特别是陈文敦都有过亲法的经历。他采取紧急步骤，在对陈文敦、孙室订、阮维春和黎文金的行为进行调查期间，把他们软禁在大叻。但是他保留了“大明”，让他担任新政府的挂名国家元首，而由他自己出任总理。阮庆政府于2月8日组成，美国采取自欺欺人的作法，声称政变没有中断西贡政权的延续性，从而避免了必须承认阮庆政府的为难局面。

　　 在华盛顿，有些人曾认为，我们在越南的所有政治麻烦随着吴庭艳的下台全都烟消云散了，阮庆的政变使他们突然猛醒。它提醒我们，在越南的政治中，还有许多人物和动机是我们所不了解的，而在这些未知数中就有我们现在必须与之打交道的阮庆。在越南内部政治发生这个变化的同时，越共的活动也急剧增加，这些活动表现一种新的不祥之兆，即恐怖行动是针对美国人。阮庆政府组成的第二天，越共在西贡体育场制造了炸弹爆炸事件，炸死美国军人两名，炸伤十余名。这是对美国人进行恐怖攻击的一连串流血事件的第一次，这种事件后来一直延续了数年之久。

　　 除在这场战争中出现了这种反美倾向外，也有迹象表明，自新年以来，整个国家的治安情况普遍恶化。越共肆意袭击战略村，他们在吴庭艳倒台后的头三个月，单是在平定省就严重摧毁了七十五个战略村。政府对农村地区的控制越来越缩小；随之而来的是无需武装护送而可自由通行的范围也越来越缩小了。可是，我们的大使馆发回的报告一般是替阮庆说好话的。鉴于阮庆对处理他面临的种种政府问题缺少经验，他看来已尽力而为，而且也是可以指望的。

　　 由于人们对整个局势在逐渐走向不可收拾的地步深感不安，总统决定再次派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在3月中旬去西贡访问。在我们出发前几天，他召见参谋长们商谈这次访问，就我们在南越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征求意见。我回答说，我们的军事计划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在南方加强反颠覆作战，另一方面也要有选择地对北越的目标进行空中和海上袭击。其他几位参谋长对此大致表示同意，但也许是想到了猪湾事件，他们补充说，一旦我国政府着手实施这一计划，那么我们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取得成功。总统没有对这个主张提出异议，但是，由于他同时必须做到两件事，即既不能丢掉越南，又不能在1964年11月人选前扩大战争，因此他不会立即接受我们的意见。然而，他极为明确地表示，他反对再发生任何政变；他的看法是我们必须支持阮庆任新的国家领导人，并公开表示这一点，以遏制一切潜在的政变策划人。为此，他说，他想要看到全世界报刊都在头版刊登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同阮庆手拉手高高地举着的照片。

　　 麦克纳马拉部长和我带着总统的这一指示于3月8日启程去西贡，四天后回国。我们首先集中精力对阮庆作出评价，然后考察总的局势。关于第一点，我们发现洛奇对阮庆评价颇高，但他就阮庆对军队的控制以及面对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儿戏般的政变阴谋无能为力表示担忧。这种阴谋活动是如此之普遍，以致我们在西贡的人员都无法跟踪策划人，无法发现政变的策划情况以便及时予以防范。

　　 当我们拜会阮庆时，国防部长以有力的语言申明美国打算支持他，这使阮庆大受鼓舞。在表示感谢之后，阮庆用恰当的措词向我们说明了他对局势的估计，解释了他的政府动员一切人力物力的计划，当我们征求他在对北越可能进行空中和海上报复问题上的意见时，出乎我的意料，他对这类行动没有表示出特别的热情。相反，他强调他首先关切的是在南方建立一个坚强的军事和政治基地。在我们谈话过程中他给我们的印象是，此人聪明能干，而且十分机智。

　　 在正式拜会结束后，我们一行在阮庆将军陪同下到各省迅速转了一圈，部分原因是为了亲自了解一下乡村情况，部分原因是为了在公众面前同阮庆一起亮相。从南部的薄寮到北边的顺化，我们一再让记者拍下总统希望看到的那种照片：阮庆站在城市某个广场的讲台上，麦克纳马拉拉着他的右手举起来，我拉着他的左手，他的那付姿态完全就象是在职业拳击比赛中最后获得了胜利，或者是在党代表大会上最后获得了提名一样。经过了这一切之后，毫无疑问他已是“美国的孩子”了，至少眼下是如此。

　　 越南的政治军事形势比我在华盛顿所了解到的更为严重。敌人显然在充分利用政局的动荡和11月及1月的两次政变造成的军事效能减低的情况。中央政府和各省进行联系的政治结构实际上瓦解了。四十一个省中有三十五个省的省长是新任命的，从去年10月以来大部分高级军事司令部的领导均已两易其人。南越部队的逃兵比例很高而且有增无已，人们对靠他们保卫乡村整个地区安全的能力的信心也就相应地下降。同时有证据证明，由于越共不断从当地招募兵员而且从北越获得的装备援助也增多，因而其力量增长了。哈金斯将军提请我们注意，在缴获的武器中发现了中国制造的重武器——无后座力炮、重机枪和迫击炮。越共在进攻时表现出如此大胆，这证明了他们的信心越来越强，士气越来越高。

　　 为了应付这一局势，有几种可能性可供选择。如果我们确信局势已经或濒于绝望，我们可以表示愿意在戴高乐含糊的中立化建议的基础上举行谈判；但事情很明白，如果按照河内感到满意的条件实现中立，那么最后的结局只会是南越被共产党接管。另一个极端的选择是，我们可以对北越采取军事行动，派飞机去进行轰炸和派突击队去进行奇袭。但对这种做法阮庆已经表示反对，那是因为在南方缺乏一个可以用来支援对北方采取严重行动后牢靠的政治根据地和军事根据地。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途径之间，有许多切实可行和明显可取的短期补救行动可以采用：进一步扩建越南军队；更新他们空军的飞机；建立一支民政工作队来改进对非军事计划的领导；给准军事部队增加薪饷以及诸如扩大化肥生产计划等经济措施。

　　 回到华盛顿后，麦克纳马拉部长草拟了一份备忘录交给总统，它综述了我们在最近这次访问中所提出的结论和建议。它重申，我们现行的关于除调遣美国战斗部队外使用其他一切手段援助越南击败越共的政策是正确的。它反对中立化并建议采用上述补救行动。它建议在当时不要对北越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但它的确赞成做好准备，以便在一声令下即可在短时间内采取这类行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后，总统在3月17日批准了这些建议。参谋长们虽然支持这一行动，但是，他们对麦克纳马拉计划在不早日对北越采取进攻行动的情况下是否足以挽回颓势表示怀疑。

　　 越南生活中的一个严酷事实是，要决定应当做些什么，从来都是不困难的，但是，要实现这种决定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可能的。不管美国在实施麦克纳马拉建议时行动如何敏捷，阮庆控制的政府机构却完全无法履行其承担的任务。在3月下半月和4月份，正如我们从西贡发回的报告上所看到的那样，虽然没有出现什么新的局面，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却不妙。越南的军事力量并未增加，相反，随着逃亡率的上升而在继续下降。为了实现已经确定的在1964年底前的扩军目标，需要增加十四万人，这一数字显然是支离破碎的征兵制所无法完成的。在战场上，越南部队伤亡惨重，而在发现和消灭敌人方面，毫无战果。

　　 在政治战线上，有迹象表明，好斗的佛教徒正在准备力量，要同曾被智广公开谴责为佛教徒败类的阮庆进行较量。这时阮庆本人也开始表现出一个特点——我们后来发现这正是他气质上的主要之点——这个特点就是他一碰到障碍就放弃一项行动计划，转而开始采取新的要求不那么迫切的作法。我们从西贡回来后不久，阮庆完全改变了他几周前对麦克纳马拉和我表示的态度，他公开发表的声明强烈要求进攻北越，这使华盛顿大吃一惊，阮庆的作法显然是他对他的军事和政治行动进展不顺利感到不满的结果。总统无法理解，他最近才作出的决定竟然毫无明显进展，看到这些事态他不耐烦起来。于是在5月中，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我又回到了西贡。

　　 这次除了核实我已经知道的情况，即我们对阮庆的期望过高，要求过急外，还有什么工作可做。阮庆本人也承认，他被内部问题、特别是被佛教徒和天主教徒勾心斗角而引起的问题弄得头昏脑胀，以致他被迫忽视了军事问题以及他的全国绥靖计划。他认定，为了后一项工作能进行得差强人意，我们必须打击敌人的神经中枢河内。他承认，在1964年底以前要在南方建立起支援这类行动所需要的牢固根据地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他认为我们无论如伺必需发动袭击，以抵消越共在南方随时可能取得的某种胜利。

　　 我们征询了洛奇，哈金斯和今年1月担任哈金斯副手的威斯特摩兰对阮庆的意见的看法。他们一致认为，全国绥靖计划在9月以前不可能开始实施，但是哈金斯认为，在年底前后也许可能取得足够的进展，从而可以对北方采取行动。威斯特摩兰则认为，如果想取得必要的进展，那还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他们两人都认为现在没有任何迫切的需要证明应过早对北方发动空中攻击，因为这样做可能使阮庆和他的将军们不会再专心注意决定性的南方战场的战斗。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应当利用袭击北方的这种可能性，促使阮庆更加努力完成绥靖工作，并按照他的成就来调整我们今后的决定。

　　 麦克纳马拉部长和我这次回到华盛顿时没有带回新的可以制定具体方案的主意，不过比较现实地判明我们该对阮庆抱何种期望才是合理的。我们没有多少办法来减轻总统的焦急心情，他一直盼望能看到扎扎实实的证据，证明我们的政策确实是正确的。

　　 尽管有这么多高级人物前去南越访问，但那里的局势仍旧不可收拾，毫无起色。5月底，美国高级官员又回到檀香山再次举行会议，查找毛病出在哪里，到会的有腊斯克、麦克纳马拉、泰勒、麦科恩、费尔特、洛奇、威斯特摩兰(他在4月份接替了哈金斯)以及驻泰国大使马丁。洛奇和威斯特摩兰认为，越南局势已经不再恶化，甚至可能在下半年可以不用袭击北越就会开始好转。他们两人都认为我们还有充分的时间，也不需要在时机未成熟时就对河内采取行动。而麦克纳马拉和麦科恩深感越南人士气低落，士兵开小差比率太高，又有大批武器丢失，因此远不象那两位西贡来的人那么乐观。我的看法倾向于后者，理由很简单，就是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前线部队通常要比后方的上级司令部对战斗进行的情况了解得更清楚。

　　 威斯特摩兰概括地提出了一项紧急计划，它要求我们把力量使用在八个重要省份，向每省派驻一个由越南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强有力的监督小组。洛奇力主在基层警察机构的基础上各省都建立一个反恐怖组织。威斯特摩兰和洛奇都反对总统赞赏的让美国官员广泛地参加越南行政机构的措施。我们没有实现这一目的的合格人员，即使有这样一些人，我们大部分人也怀疑这是支持越南政府的正确方法。

　　 我们照例商谈了空袭北越会带来的问题：必须为公众和国会支持这类行动作好舆论准备；进行一次空中战役涉及到的后勤因素；是否需要组织一次作战演习，检查一下是否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暴露。与会的军事代表认为，这些准备工作大致可在11月1日以前完成。大家一致认为，当采取进攻行动的时间来到时，如果对北越采取作战行动，那就要适当考虑到老挝的局势，因为那里的局势一直是不稳定的。

　　 我从檀香山回到华盛顿，时间正好赶上去巴黎参加北约参谋长的年中例会，然后经日内瓦返回华盛顿。一回国我就参加讨论驻西贡大使洛奇的继任人选问题。

　　 一些时候以来，已经明显看出，总统必将免除洛奇的职务，以便让他参加总统预选运动。由于洛奇在新罕布什尔预选中获胜，以及明显需要他和自由派及中间派共和党人同心协力，才能阻止戈德华特获得提名，因此，采取上述的步骤变得越来越紧迫。我记得，我在5月初就参预了这件事，我曾推荐过一、两个继洛奇之后任驻西贡大使的人选供考虑。总统的许多高级顾问，象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和罗伯特·肯尼迪等人都宣布他们愿意承担这一职务。他们表现出的一心为公众谋福利的精神，使我感到羞愧，于是我也报了名。

　　 使我相当吃惊的是，我从欧洲回来时发现，我已成为首席候选人。由于种种理由，它是我最不愿意挑选的一项工作。我在军队中服务的时间大部分是在海外度过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有五年的时间没有同家人在一起。虽然我妻子可以陪同我去西贡，可是她当时有权在她自己的家里居住，同她的朋友一起愉快地生活。再者，我要负责照看我在华盛顿的独身母亲，她已不能行动了。最后，当时我对我所担任的军事行业中的最高职务很满意。总之，我看我有很多正当理由不去西贡。

　　 但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向我透露，我是总统选中的人时，我接受了。我感到这同1961年肯尼迪总统要我重服现役一样，我告诉麦克纳马拉，我从来不会拒绝一位总统要我去做一项显然必须完成的工作。然而，由于个人的理由，我不能不坚持提出，我在西贡的任期只限于一年左右。他把我的答复转告了约翰逊总统，随后总统邀我去白宫正式向我提出了任职的建议。我接受了这一建议，条件是任期为一年。6月23日公布了总统的决定。一周后，我在外交委员会上作证，外交委员会通过了对我的任命，只有摩尔斯参议员一人投了反对票，因为他认为把泰勒派到西贡去没有任何好处。当记者问我，我凭什么压倒了腊斯克、麦克纳马拉、肯尼迪等这样一些强有力的竞争者而担任了这个职务时，我只能提出一条理由——只有我可以腾出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