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的秋季·第二十三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正如我早先提到过的，落实我1961年越南之行的报告所提出的工作到1962年才慢慢开始，并且在整个那一年中进展不平衡。1963年1月，惠勒上将从他的首次越南之行回来后，就一年来的成绩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一份评价比较好的报告。在这一时期内，华盛顿和西贡的美国计划人员制订了一项名为“美国全盘计划”的蓝图。它按照1965年底将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叛乱活动的设想，估计了越南方面需要拿出什么人力物力和美国方面需要提供什么军事援助。同时，哈金斯上将的参谋人员制订了一个“全国作战计划”，提出了实现1965年这个目标需要采取统一协调的政治、经济、军事行动的概念。

　　 惠勒上将及其一行报告了许多良好的进展，使人不免希望1965年要达到的目标并非过分奢望。在1962年间，美国军事顾问人数增加了两倍，达到了三千多人。将近三百架美国人操纵的飞机已经到达越南，大多数是直升飞机和运输机，它们已经开始提高越南军队的机动能力。越南军队则已经由三十万人增至约三十八万五千人，并且逐渐表现出较强的进取精神，而不再那么喜欢静待防御了。当时的印象是，这一兵力用来对付那时存在的越共威胁该是绰绰有余的。主要是由于美国顾问们在1962年所作的广泛努力，情报工作有了改进。特别是种种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由于军事上的成功使人们对政府军提供保护的力量产生了信心，乡下人越来越愿意提供有关越共的情报了。

　　 当然，也报告了一些不利的因素。越南部队仍然严重缺少下级军官和军士。高级军官常常缺乏专业训练，而且对自己的缺陷又是热衷于文过饰非而不是切实加以纠正。当时局势中最令人不安的一个方面是，越共的兵力不断增长，他们的武器装备质量不断提高，数量不断增加。他们的军用电台网日益扩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部队组织和活动范围的日益发展。

　　 惠勒为瑙尔汀大使和哈金斯上将说了不少好话。他们互相配合，看来把美国方面的各种努力统一安排得很好。然而，惠勒注意到了吴庭艳在协调其政府的军事、经济、政治计划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即使如此，旨在保护乡村居民并把他们同越共隔离开来的战略村计划正在取得进展，至少从上报的已建成的战略村的数字来看是这样。整个国家都呈现出经济活动较前兴旺的景象，虽然很明显，如果没有美国的大量援助，它的经济在一个长时期内是无法实现自立的。

　　 惠勒报告提出的建议包括，把美国的军事支持保持在现有水平上，采纳“全盘计划”作为指导方针，但每半年需重新估计一次形势。由于看到美国报界和越南政府的关系依旧不佳，惠勒主张实行一项报界指导计划，内容就是出资组织一些练达和负责任的美国记者及报界经理人员去越南访问。报告在结束时指出：除非越共决意进一步把冲突升级，否则目前越南看来已经具备最终取得胜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了。

　　 在惠勒回来之后数月间，越南的事态发展，总的来说，证实了他的估计。可是，随着种种进展的迹象而慢慢增长的乐观情绪几个月以后就被智广 [ 译注：智广即释智广，当时南越佛教印光派领袖之一，亲美。 ] 领导的佛教徒的造反冲得烟消云散了。智广是以顺化为基地的大乘佛教一个极端派别的睿智能干而又敢做敢为的领导人。虽然人所共知，在这个国家里占多数的佛教徒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吴庭艳政府偏袒天主教徒的做法心怀不满，但是大多数观察家都没有料到这种情绪会在5月8日在顺化一下子进发出来。据报道，在那里，在一群佛教徒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禁止在公共场所悬挂佛教的幡的时候，政府军向他们开了枪，有八、九个人丧命。我之所以说“据报道”，是因为至今对事实真相还有争论，尽管那时发生的有佛教徒参加的一次冲突死了几个人是没有疑问的。在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的推波助澜之下，智广马上着手利用顺化事件，借此指责吴庭艳政府实行宗教迫害。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在这些事件中，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的宗教迫害问题，而是政治上的“在野派”佛教徒与“执政派”天主教徒发生了冲突，前者试图取代后者，或至少平分秋色。但据说是为了抗议政府的镇压而自焚的和尚的照片令人震惊地在全世界报刊和电视荧光屏上出现的时候，这样平常的动机就难以让人相信了。后来，有些证据就变得十分清楚了：在这些全身自焚的事件中，至少有一些是智广和他的心腹们为了败坏吴庭艳的名声而策划的。不过，当时并没有人公开出来明确地表示这种怀疑。

　　 顺化的冲突在越南许多地区激起了广泛的反政府示威；警察则报以暴力镇压，有时甚至采取野蛮手段，这样又给反吴庭艳的外国报刊以可乘之机。在我们驻越南大使馆内部，瑙尔汀和哈金斯为一方，某些二级官员为另一方，他们之间的裂痕也扩大了。瑙尔汀和哈金斯两人都不大相信吴庭艳实行宗教迫害的指责，而那些二级官员则是激烈地反吴庭艳的。从反吴派这一边来说，顺化事件促使那些批评吴庭艳的人以加倍的调门高喊：“有吴庭艳在，我们就无法取胜。”结果是，公众很快就对我们支持吴庭艳的政策日益丧失信心，而且由于报刊上报道的越南形势与官方的估计形成鲜明的对照，信用差距也开始出现了。

　　 肯尼迪总统对这一突然变化深感震惊，这使他遭到国内反吴庭艳派的尖锐攻击，并且受到许多方面的压力，要求对吴庭艳的镇压行动采取报复措施。在商讨处理这一危机的指导方针时，总统发觉他的助手同驻西贡人使馆大致一样地分成了两派。反吴派集中在国务院，但不包括腊斯克国务卿。这派成员的目标是迫使吴庭艳同佛教徒和解，并且不要任用他的弟弟吴庭儒，他们还用扣压给他的政府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作为一种制裁手段。如果他不顺从，他们主张发动政变把他撵下台。亲吴派一般是在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白宫班子高级官员中间。他们肯定并不赞同吴庭艳的许多做法，特别不赞同他越来越依靠他那个危险而又无法捉摸的兄弟。他们支持对吴庭艳实行谨慎从事的经济制裁，但是，以不会危害战争努力为前提。只要没有人知道谁可能取代他，他们就反对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吴庭艳被推翻的行动。

　　 随着这年夏天慢慢地过去，虽然军事形势继续缓慢地有所进展，显然没有受到佛教徒问题的影响，然而国内形势却越来越糟。吴庭艳继续抗拒美国人的规劝，不愿同日益增长的反对他的政府的势力和解。而且对吴庭儒夫妇更加言听计从，对智广派佛教徒和他们策划反政府活动的寺庙采取严厉行动。他手下的一些将军越来越焦躁不安，因为他们担心佛教徒问题会破坏军人的团结和士气，不利于战争的进行。关于政变的谣传甚嚣尘上，不过有关政变的方式和性质的说法则极不一致。有的说副总统阮玉书将通过政变取代吴庭艳，有的说吴庭儒正在密谋夺权，还有的说一个由姓名不详的将军们组成的军政府将接管政权。这种形势在8月21日达到了爆发点。这一天，吴庭艳的警察在吴庭儒掌握的陆军特种部队的一些单位的支持下，搜查了好几座寺庙，其中包括西贡智广派政治和尚的指挥部所在地的舍利寺。警察在这些寺庙逮捕了几百名和尚、尼姑和其他反政府嫌疑分子，在逮捕时造成了许多伤亡。以后几天里，西贡不断发生吴庭艳的反对者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这些在华盛顿成了白宫接二连三开会讨论的议程上的题目。

　　 总统的顾问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要弄清事实真相，而这实属不易。究竟谁应当对搜查寺庙和随后宣布戒严的做法负责，当时不能肯定，到现在仍然不能肯定。吴庭艳应负最后责任，但又是谁唆使他这么干的呢？吴庭儒是首要的怀疑对象，但是吴庭艳在前一天曾接见过一个高级将领的代表团，而且有些报道表明他们当时曾建议实行镇压。更为紧迫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谁在控制政府？在我们这些华盛顿的人们看来，似乎吴庭艳是在他的将军们之间挑拨离间，以便为我所用，而他这样做显然起了使这个唯一有力量稳定局势的集团陷于四分五裂的作用。

　　 鉴于了解将军们的态度十分重要，我给哈金斯发了一份密电，要他对这个关键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的复电指出，虽然吴庭艳知道，诸如“大明”、陈文敦将军(新任命的联合参谋部总参谋长)和某些军长等高级军官是对他持有非议的，但他并没有着手用亲自遴选的军官来替换他们，甚至连他的政府安危所系的西贡军事长官孙室订将军这样一个人物都未撤换。看来要策动一次政变是轻而易举的；但吴庭艳看来是信任那些身居要职最有条件也最有可能发动政变的军官的，虽然他不愿过分地信赖别人。同时，哈金斯报告说，前几天的事件并未影响对越共的作战，而且在搜查寺庙之后不出二十四小时，军方没有使用多少暴力就恢复了秩序。总的印象是，将军们到目前为止对吴庭艳的命令还是听从的，并且相当有效地控制着市区的局势。没有弄清的问题是，吴庭儒过去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现在仍然起着什么作用。

　　 在我们五角大楼的人以关切而又比较镇静的态度注视局势的时候，国务院的一些人却认为这些都是吴庭艳政府悍然不顾美国劝他和解的告诫而采取的镇压行动，因此深为焦虑不安。好象是弥漫于西贡全城的阴谋气氛有一部分也传到了华盛顿，国务院内的一小群反吴积极分子专挑这个时候干了一起不寻常的“钻空子”事件，没有经过正常途径获得国务院的同意就向西贡发了一份极为重要的电报。正当肯尼迪总统迫切需要他的顾问们协调一致地通力合作的时候，这——行动却在他们中间造成了极大的不和。就在8月24日(星期六)这一天当中，这一批人(后来查明涉及副国务卿哈里曼、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白宫班子成员迈克尔·福雷斯特尔)起草了这份电报，在高尔夫球场上征得副国务卿鲍尔的批准，然后又在电话上征得当时在海恩尼斯港的肯尼迪总统的批准，然后未经国防部部长、副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就发了出去，而所有这些人都是和电报的内容有密切关系的。意味深长的是，除了总统之外，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麦科恩和麦乔治·邦迪当时也都不在华盛顿，而且瑙尔汀已离开他的西贡任所，刚刚由亨利·卡伯特·洛奇接任大使。

　　 我最初得知电报事件是在8月24日傍晚，当时正在马里兰州他的农场上度周末的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打电话到弗吉尼亚州迈尔堡我的住所找到了我。他告诉我说，福雷斯特尔曾经在电话上把这封电报的精神告诉过他，但并不是想征求国防部的同意，因为它已经得到总统的批准。然后吉尔帕特里克给我讲了电报的大致内容。我对电文的精神和处理这样重大的事情的方式表示颇感不安，他和我有同感。挂上电话之后，我马上打电话给五角大楼要一份电报抄件。于是，联合参谋部的克鲁拉克将军在当晚过了一些时候就把一份电报抄件送到我家里来。

　　 我看这封电报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以国务院为中心的反吴庭艳集团利用主要官员外出的机会，发出了在正常情况下决不会得到批准的指示。就内容而论，这是一封不易看懂的电报，要是我收到的话，我一定得先请求华盛顿对许多问题加以澄清，然后再开始采取行动。例如，电报告诉洛奇说，美国政府不能再容忍吴庭儒留在政府里，但应当给吴庭艳一个最后的机会去清除他。意思大概是要大使在下手搞吴庭艳本人之前，先把这一点作为一种最后通牒转达给吴庭艳。然而，电报在别的地方又使人感到对行动的先后次序的概念是矛盾的，因为它又强调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吴庭儒进一步巩固他的地位；所以，洛奇被授权立即通知身居关键性要职的越南官员，美国政府不能同意吴庭儒及其同伙采取的镇压行动，必须迅速采取善后措施来取消戒严和释放被捕的和尚。在同文职官员们进行这种交涉的同时，洛奇还要把我们的立场告诉居于关键性地位的将军们，并且指出，虽然我们希望让吴庭艳有适当的时间来撤换吴庭儒，但要是他顽固不化，我们就不能再支持他。如果将军们在任何时候起来反对吴庭艳，他们可望得到我们的“直接支持”，虽然电报没有说明“直接支持”是什么意思。电报最后指示洛奇要订出实现换掉吴庭艳这一目标的详细计划，并且保证华盛顿对根据这一电报采取的行动将给予全力支持。

　　 总之，按照我对电报的理解，我们的大使该向吴庭艳发出最后通牒，与此同时，则要同吴庭艳手下的官员和将军们建立一种同谋关系，大使还要向他们表明我们对现政权已不存幻想，并且保证，如果有人起来推翻吴庭艳，我们一定给予积极支持。这样，即使吴庭艳真心诚意地努力按照最后通牒去做，电报指示要采取的行动却如此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对他所感到的不快，等于是无条件地鼓励阴谋家们随时起来反对他。

　　 由于高级官员都不在华盛顿，所以我在第二天可以把整个星期日的时间都用来考虑局势和这份电报可能带来的后果。星期一上午，我第一次有机会同麦克纳马拉部长和其他各位参谋长讨论此事，发现他们对这份电报的重要性的想法全都和我非常相近。中午，麦克纳马拉、吉尔帕特里克和我暂停讨论，赶往白宫出席总统就此问题召集的会议。腊斯克、鲍尔、哈里曼和希尔斯曼代表国务院。我不知道会前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有没有同总统讨论过，又是怎么讨论的。但是，肯尼迪显然是知道围桌而坐的我们这些人中有的是感到不快的。希尔斯曼对那份电报作了解释，描述了他所设想的同杨文明、阮庆和陈善谦这样一些将军联系的计划，回答了关于“直接支持”一词的用意的种种问题。他对这个提法所作的解释是，通过西贡之外的一个港口对南越军队提供后勤支援，这样补给品就不要经过吴庭艳政府之手。在总统征询我的看法时，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让当地的将军们来选择国家元首的事情，我怀疑这未必可行；至于不使用西贡而提供“直接支持”，那就要对我们的后勤系统作重大变革，这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造成延误。我请求给我时间先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再提出我们的最后答复，因为参谋长们以前从未考虑过这样一种意外情况。

　　 会上还泛泛地议论了电报引起的其他一些问题。洛奇和哈金斯对“直接支持”会作何理解？洛奇认为谁能取代吴庭艳？他在向吴庭艳提供电报中提到的最后机会的时候该对吴说些什么？显然，谁都没有深入考虑过这些问题，因此总统宣布休会，指示我们认真准备后第二天重新开会研究。因为前大使瑙尔汀从西贡回来后已经抵达华盛顿，我建议邀他来参加会议。有位官员反对说，瑙尔汀的观点带有一定的色彩。对此，总统说，“或许色彩正合适。”

　　 不幸，这些事件正好发生在更换大使的时刻。瑙尔汀于8月15日离开西贡，这是他长期以来请求卸职的结果。挑选洛奇来作他的继任人是颇得众望的，这不仅是由于他给对越南政策带来了两党一致的政治色彩，而且也是由于他在美国军界中结识的朋友甚众。他还具有另一项有利条件：他和哈金斯将军是故交，早在1929年就一起在布利斯堡服役。在他去西贡之前在华盛顿听取各方面介绍情况的过程中，参谋长们在五角大楼为他设了午宴，我们对越南的军事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而且我认为是非常令人满意的讨论。我们告诉他，我们对美国抨击吴庭艳的人急于下手感到不安，我们反对在物色到替代他的人以前就把他撵下台。洛奇当时没有反对这种论点，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他要不抱成见地到现场观察情况。但是，他一到西贡就很快同那些坚持“吴庭艳必须滚蛋”的人站到一起了。

　　 由于对政策作出非常重大的改变时一开始就步调不一致，而且考虑欠周，肯尼迪班子在8月24－31日这一关键阶段的表现是不那么出色的。这个阶段就它要求总统及其顾问们花费的时间而言，是和上一年10月的秘密危机阶段差不多的。和那一次一样，总统的主要顾问们每天中午都在白宫碰头，通常是同他一起碰头，讨论西贡传来的情况或者西贡方面没有消息的原因。第一件重大消息是，洛奇一接到8月24日的电报，未等待指示得到进一步澄清时，就立即开始贯彻执行给他下达的那些指示了。为了掩盖美国的插手(这一点使人联想起猪湾事件)，他用了中央情报局官员而没有用军人，同联合参谋部总参谋长陈善谦将军建立了联系。此人看来相当容易地就接受了美国方面提出的建议。然而，第二军军长阮庆将军认为现在发动政变时机不合适，而最重要的军事人物“大明”将军则以他经常受到监视为由，避免同美国人接触。与此同时，洛奇根本没有同吴庭艳交涉，在对他采取制裁之前给他一个摆脱吴庭儒的最后机会。

　　 在国内，我们在华盛顿是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对这一冒险行为作进一步斟酌的，我们确实也这样做了。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开始认真地估量他们所想要搞的那样一种政变是否切实可行，这种政变该换一个比吴庭艳强的人上台当总统，可是又要流血极少，对战争的影响还要尽量小。我们开会时，瑙尔汀是最有资格对越南将军们作出评判的人。他对他们是否有能力把政变组织成功公开表示怀疑；他还警告我们，在他看来，要是吴庭艳被推翻，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拉到一起。总统开始察觉到，他卷进了一件极无把握的事件中，他在华盛顿运筹帷幄，左右局面的能力将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我们内部开始辩论几种方案的优缺点。我们究竟应该给那些三心二意、趑趄不前的将军们点火加温，通过更进一步答应给予支持来对他们打气鼓劲，并且准备自己也出面积极参与这次政变呢？还是应该仅仅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将军们身上，他们自己能做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呢？最后一个方案是，当时是否仍有可能罢手不干而又不致造成太大的损失？

　　 洛奇和哈金斯一致反对最后这个方案，认为这样做将彻底破坏今后我们同那些将军的关系，而要进行战争离开他们是不行的。对于要不要同吴庭艳当面谈一次，给他一个最后机会，他们意见不一，哈金斯主张要，洛奇反对。这事实际上一直没有进行。他们两人都感到现在哈金斯该出面与将军们接触，以加强我们的秘密联系途径，并已用他的威望来使他们确信美国人是真心实意的，即使这样会露出美国的马脚也罢。我们还希望，他也许能看到我们推想将军们正在拟订的政变计划。在哈金斯出面联系后，他才弄明白根本就没有在制订什么计划，将军们没有什么时间来进行政变的准备工作，因而还不打算贸然承担由此而来的风险。

　　 因此，在接到华盛顿发来的那封令人毛骨悚然的电报一周之后，我们驻西贡大使馆承认，要是光靠那些将军来干，政变是搞不起来的，然而谁都不会提出干脆由美国来干。我们眼前唯一的退路只有设法同吴庭艳重新联系，尽管我们明知吴庭艳大概已知道我们在密谋反对他。我们最后所走的也正是这条道路，虽然对华盛顿的那些想要充当国君废立者的人来说，这样做是令人难堪的。我是一直反对8月24日电报提出的方案的，因而对此并不感到太糟；但我确信，由于我们笨手笨脚地贻误了大事，我们对吴庭艳政府尚能施加的一点点影响也丧失殆尽了。

　　 我们的政策拟订人员奉命重新埋头研究新的主意，然而，尽管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在9月份还是没有想出多少新鲜可取的办法来。我们决定，在公开场合采取一种对吴庭艳表示不快而又不失礼的态度，私下则继续敦促他释放政治犯，取消戒严法并同吴庭儒割断关系。为了找到对吴庭艳施加影响的某种办法，我们放慢了商品进口计划。在当时我们向南越提供的经济援助小，这一计划占了绝大部分。肯尼迪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公开表示他不赞成对佛教徒采取的行动，对南越政府脱离人民表示遗憾。他一方面公开地表示反对中断对吴庭艳政府的援助，因为这会对战争产生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丘奇参议员主张的如镇压不停就停止美援、撤出我方人员的提案表示同情。在西贡，我们的大使馆对好斗的佛教徒的魁首智广和他的两位伙伴给予庇护，并且拒绝了政府希望使馆把他们交出来的要求，从而表明了它的同情寄予何方。吴庭儒夫人对肯尼迪政府和美国报界进行了刻毒的攻击，报界则报以针锋相对的反击。与此同时，关于可能发生的各种政变和我们驻西贡大使馆内有人策划阴谋的传闻不胫而走，越传越多。国务院的约瑟夫·门登霍尔和联合参谋部的维克托·克鲁拉克中将在同一个时候访问了越南，但去的地方和会见的人各不相同，带回来的报告内容截然相反。这使总统对南越当前真实情况更加心中无数。

　　 9月中以后，吴庭艳取消了戒严法、解除了宵禁和新闻检查，紧张局势多少有所缓和。虽然如此，总统对局势所感到的不安远未减轻。他仍然渴望战局的进展能得到肯定的保证，并且希望了解关于洛奇和哈金斯互不通报以及中央情报局不听指挥等的报告的事实真相。因此，他要麦克纳马拉部长和我在9月最后一周再到越南走一趟。

　　 这一次我们集中精力，着重了解军事作战的进行情况和决定美国对吴庭艳政府应抱的态度。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得出的结论和克鲁拉克将军的极为相似。那就是，军事作战已经取得并且正在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因此，我们回到华盛顿以后、对改进军事作战只提出了几点实质性建议。最重要的一条建议是，我们和越南政府一起，在我们的中期经济军事援助计划的某一段双方一致同意的时间内，确定一些应该达到的具体的军事目标。然后全力以赴，促其实现。这种目标就象筹集资金的计划那样，应该定高一点，也许稍微超过力所能及的范围，如许可以促使工作人员干得比一般所指望的稍好一些。我的想法是，这种目标不仅会促使美国和越南作出更大的共同努力，而且可以用来警告吴庭艳：要是由于他的执行不力而不能按时完成计划，我们美国人不会认为自己非在越南无限期停留下去不可，在我们完成自己的任务以后还得等待他赶上来。麦克纳马拉和我把我们的判断同许多美国和越南的文武官员的看法作了一番比较以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吴庭艳能在动员越南的人力物力和稳定政治战线方面取得成功(我们认为只要他真正努力去做就可以做到)，那就能象我们今年早些时候在“全国作战计划”中设想的那样，到1965年底即可把越共的威胁降低到接近草寇的程度。到了这种水平之后，我们认为毋需大量美国军援即可加以控制。为了使吴庭艳记住我们确定这一目标是认真的，我们是会据以逐步削减我们的部队的，我们建议到1963年年底减少大约一千名其工作可由越南人接手的美国人员。

　　 估量社会政治形势远较估量军事形势困难。西贡的政治局势确实严重紧张，但没有可靠证据说明政变已迫在眉睫，尽管吴庭艳和吴庭儒随时可能被暗杀。虽然经过我们的责难和我们迄今已施加的有限的经济压力以后，吴庭艳并没有多少改弦易辙的表现，但看来继续保持或者加大这些压力仍是可取之策，即便这只是为了向吴庭艳表明，对于他的拒不合作我们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在我们看来，按规定限量提供经济援助和暂停拨付长期发展工程的经费，是既可表现我们的不满，又不致严重阻滞战争的进行，或者与吴庭艳及其政府彻底决裂的最好办法。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执行起来是不容易的。在这样很不容易地保持两面兼顾的同时，我们建议在今后几个月里注视吴庭艳的反应，并且相应地调整我们的做法。在此期间，我们看不出积极促成政府的更迭有何好处。的确，在我们去访问的时候，吴庭艳的政敌们似乎已销声匿迹，而我们并不想把他们再引出来。

　　 在设法衡量各种人对政变的态度时，我非常急于想了解越南军界里资格最老的人物“大明”将军的看法，因为在8月下旬策划政变期间他曾避而不同美国人接触。我到西贡后不久，杨文明就通过他的一位美国朋友给我捎话说，要是能安排一次不显眼的会晤，他有重要消息要告诉麦克纳马拉和我。几经商讨后，确定用打网球为幌子在西贡军官俱乐部安排一次会晤。这一掩护方案比较自然，因为我在以前几次访问越南时曾多次同杨文明打过网球。赛网球也为麦克纳马拉的在场提供了一个完全说得过去的口实，他可以算作一个爱看网球赛的人。

　　 但是，事与愿违。球赛倒是确实进行了，麦克纳马拉冒着酷暑很不自然地坐在场边，但我们一直未能同杨文明进行认真的交谈。那天下午，他似乎一心只想打网球。尽管我们在球赛休息时一再明显地向他暗示我们有兴趣想谈谈其他问题，结果还是白费功夫，除了忍受烈日曝晒和一位秘书向我取笑军人策划阴谋的笨手笨脚以外，真是一无所得。即使这样，我们依然有理由认定，如果说，杨文明希望争取美国领导人的支持来对付吴庭艳的殷切程度一般说来是可以代表军方的态度的话，那么，眼下看来是不会有什么政变的尝试了。

　　 我们决定回去之后要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要总统以他的全体助手为对象，明确地重新阐明他的政策，以求祛除一切怀疑或误解。我们认为，这一次声明应当重申我们确信南越的安全对于美国的利益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因而美国政府应当坚持不懈地争取实现不让南越落入共产主义之手和平定越共叛乱的目标。根据前面谈到的理由，我们应当把1965年年底定为争取结束美国担负军事任务的目标的日期。如果由于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而到期无法实现，我们将不得不重新研究我们对吴庭艳政府的态度和我们在东南亚的国家利益。

　　 我们把我们的初步结论同洛奇大使和哈金斯将军交换了意见，发现他们的意见大体一致。然后，我们向吴庭艳总统作了最后一次拜会。由洛奇担任翻译，麦克纳马拉迅即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军事方面取得进展同政治上屡遭挫折所形成的对照，同时表示我们对吴庭艳政府的政治方向感到不安。他强调我们是有信心的，相信到1965年底一定能解决越共的军事威胁，只是吴庭艳要能稳定内部局势，并作出认真的努力，争取实现我们美国人一直敦促他进行的那些改革。麦克纳马拉明确表示，如果由于当地政府的无能致使战争旷日持久地拖下去，美国人民和美国国会就不会继续支持我国的现行政策。我表示相信，1965年这个目标期限在军事上是行得通的，条件是吴庭艳政府要做许多它过去未能做到的或不愿去做的事情：加强一切军事和行政机构；撤换无能的指挥人员和文官；缓和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我答应在我离越后给他写信，进一步详尽地讨论这些问题。 [ 注：下面是我1963年10月2日给吴庭艳总统的信的摘录：最后，总统先生，我可否对你谈谈我获得的最重要的总印象？直至现在，对越共的作战一直似乎是永无尽头的，谁也不愿意对它的胜利结束规定一个日期。在同几十位越南和美国的军官交谈之后，我确信越共在北部和中部的叛乱活动到1964年年底可以削弱到近乎零星事件的水平。三角洲需花的时间会长一些，但到1965年底也该可以完成了。然而，要实现这些预定目标，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贵国政府应当准备加强一切军事和行政机构，使之能比现在办更多的事。无能的指挥官和省级官员，一经查明就必须予以撤换。最后，如欲缓和政治局面和减少外来批评，在国内战线上应当恢复内部安定。需要创造条件，造成一种有利于有效地进行作战的气氛，以实现对我们双方都很重要的目标，即挫败越共，恢复贵国和平。 ]

　　 我希望我能说，我们的话促使对方多少表现出有些和解的愿望，甚至有些迁就的念头。由于他无疑知晓我们即使不是同谋，至少也是暗中知道反对他的阴谋的，我们促使他接受我们的观点的任务也就难上加难了。他象往常一样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逐条逐条地为他的行动辩护，显然不想向美国人派来的这个最新的代表团屈服，尽管这些人是从他认为对他好的五角大楼来的，而不是从他认为对他敌视的国务院来的。总的说来，这个晚上是令人沮丧的，这个刚强执拗的爱国者就是不愿承认那些有可能把他本人，他的一家和他的国家压垮的现实情况。我们告辞时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们取道檀香山飞回华盛顿，于10月2日把我们的报告呈送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白宫随后向报界发表的声明宣布已批准我们的报告并披露了我们的建议的要点，包括重申对越南的政策和打算减少我们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尽管吴庭艳和吴庭儒在美国遭到广泛的抨击，我却不记得重新肯定越南的安全关系到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一点在国会或者报界引起过什么特别的议论。可是，许多评论家却针对我们争取结束军事上卷入越南的时间表大发议论，有的认为它是令人鼓舞的，有的则认为过分乐观了。不幸的是(虽然这也许是在所难免的)，人们忽略了，或者很快忘记了我们提出的按预定时间实现计划所应具备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在政局不再恶化和不影响军事方面的努力，以及吴庭艳实行必需的内部政策的情况下，1965年这个目标日期才是可行的。而事实却是政局很快就发生恶化并影响到军事努力了，吴庭艳也没有实行那些改革。此外，为了照顾越南人的情感，当时不能公开提到我们是想用时间表作为一种施加压力的手段来压越南人作出较好的表现。因此，在1个月后，吴庭艳的被推翻使局面彻底改观以后，我们提出要争取实现的撤出时间表却依然纪录在案，成了批评对越政策的人们可以用来说明官方盲目乐观和政府在越南的前景问题上欺骗人民的又一例证。

　　 有两件事我们在正式报告里没有提到，那就是我们大使馆内部不团结一致以及同报界的关系甚糟。我原来在华盛顿获得的印象是，在许多与军方密切有关的问题上，洛奇大使不同哈金斯商量。到了西贡，我很快就查明情况确实如此。看来并不是什么个性不合，而是由于大使喜欢把自己的见解保守秘密，不爱征求他人的意见。那些曾经给瑙尔汀制造麻烦的反吴庭艳派仍在大使馆工作，他们对吴庭艳及其家族的敌对态度依然如故。中央情报局在当地的头头约翰·理查森已成为洛奇所不欢迎的人，其中奥秘则是我无法忖度的，但看来调他到别处工作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大使馆内的派别向报界泄露消息乃是常事，记者们也乐于报道他们的分歧，而且通常总是偏袒反吴庭艳派的。许多记者早已抛弃了公正报道的伪装，以其生花之笔施展种种报道手法，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号，百般诋毁吴庭艳，其花招之多，常常相当可观。哈金斯也成了主要目标之一，因为他对战争进程表示乐观，而当时反吴庭艳派的主调恰恰是宣传国家元首的镇压行动严重地阻碍着越南在任何方面取得进展。由于这类报道是国内公开消息的主要来源，因此我国大多数人把越南局势看成一团糟，认为这主要应归咎于一位宗教狂热分子采用了种种镇压手法。对我来说，为数不多的那几个比较年轻和经验不足的新闻记者的力量竟是个严酷的现实，他们公开表示决意要搞吴庭艳或者搞哈金斯，不满足于报道外交政策方面的事件，而要投身于制造这些事件。

　　 麦克纳马拉和我认为，大使馆内部不团结的问题性质严重，需要促使全体美国驻越官方人员同心协力，支持政府对越南问题的立场。我们同洛奇和哈金斯讨论了这些看法，报界的问题则要困难得多。我们唯一的建议还是过去的老意见，华盛顿要继续设法让新闻宣传机构的重要代表人物到越南去自己判断形势。

　　 10月，肯尼迪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把全副精力投入麦克纳马拉一泰勒报告中建议实施的工作。美国官员们继续公开发表一些表示不赞同吴庭艳政府的言论，同时也继续采取行动，暂停执行商品进口计划。对于在镇压示威游行方面作用突出的吴庭儒的特种部队，在分配美援时特地多方加以歧视。在理查森回到华盛顿时，报界都把他的调动混成是因为他过去同吴庭儒有交往，而且把他的调动说成是对吴庭艳总统的又一次作难。还有其他一些事件也加剧了美国同越南的紧张关系。越南警察殴打了三位显然是根据事先得到的消息赶到现场去拍摄和尚自焚镜头的美国记者，美国报界群情激愤。吴庭儒夫人选定在10月份来美国走一趟，目的是让美国人民直接听到她对肯尼迪政府的抨击。关于政变的谣传在西贡继续不断出现。但是，由于以前多次喊叫过“狼来了”，大多数人对此已无动于衷——就我来说，肯定是这样的，而且我相信就华盛顿的大多数官员来讲也是如此。所以，尽管事先可以看到种种征象，但是，在最后终于发生政变的时候，我和别人一样感到非常惊讶。

　　 那是在11月1日午夜过后的某个时候，我在自己的住处被全国军事指挥中心打来的一个电话叫醒，这个电话报告政变已经开始。它是在西贡时间中午时分开始的，正如通常在发生这类事件日寸的情况一样，最初的消息很不清楚。我穿好衣服，匆匆赶到五角大楼，并且一直呆在那儿阅看电报，直到各军种参谋长来到后就一起研讨局势。随后，在十点钟的时候，我到麦克纳马拉部长那里，一道坐车去白宫同总统一起开会。

　　 到这时，情况已相当清楚：以“大明”为首的一批将军在西贡卫戍司令孙室订将军的支持下，向西贡的政府设施和吴庭艳总统府发动了攻击。总统府卫队进行了抵抗，但是据信，总统府已被攻占。在我们的会议开始的时候，吴庭艳和吴庭儒的命运如何尚未得知。但我们围着大会议桌刚坐定不久，一位白宫工作人员就走了进来，递给总统一份情况室送来的急电。其中传来的消息说，吴庭艳和吴庭儒都死了，政变领导人宣称他们是自杀身亡的。肯尼迪猛地站了起来，从屋里冲了出去，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如此满脸震惊和沮丧的神色。总统一直坚持认为对吴庭艳最多只能流放，而且总统还听信人言或者自己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不经流血即可更换政府。

　　 据我所知，时至今日，有关发动政变和吴氏兄弟之死的事实真相仍未为世人所完全了解。报刊上登出的当时拍摄的照片表明，他们是双手反缚着、后脑勺中弹而死的。至于他们是怎么会被人这样打死的，则有好几种说法，我不知道其中有任何一种已经得到证实。自杀一说是如此荒谬可笑，恰恰说明将军们在这件事情上措手不及，没有预先编好的托词。

　　 人们经常提出美国参与政变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但在这一点上，我又是不知道有什么美国直接参与发动政变的证据，而且肯定地说，不知道有美国参与暗杀吴氏兄弟的证据。然而，毫无疑问，由于我们公开表明不赞同吴庭艳兄弟，从而鼓励了那些凶手，因此，肯尼迪总统和我们这些所有替他出主意的人都对这事件负有严重的责任。我们不仅应对吴庭艳之死负责——肯尼迪总统对此已深表遗憾——而且还要对战争的延长和尔后数年内美国卷入的程度大大增加负责。这是在这一灾难性的秋天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吴庭艳的被推翻在尔后的两年时间里引起了一连串军事的和政治的危机，最终迫使约翰逊总统不得不在1965年作出抉择——要么承认失败，要么派进美国战斗部队。吴庭艳的倒台对敌人则是一大激励，这表现在敌人利用他们不共戴天的死敌被翦除的机会，发动了大规模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考虑到这一切后果，我要把这一事件看作越南冲突中发生的一大悲剧，是促使这场战争拖长到七十年代而且如此劳民伤财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此后几天里，人们在西贡街头手舞足蹈，欢欣鼓舞的同时，吴庭艳的副总统阮玉书在四名将军组成的委员会的认可和支持下，建立了一个由军人和文官混合组成的政府。美国政府很快予以承认，并且宣布恢复商品进口援助。苏联《消息报》对时局的转折表示满意，而华盛顿官方的注意力也随着西贡正常生活的恢复而转到了别处。11月13日“黑卫士”乐队为肯尼迪总统演出，总统坐在白宫的南门廊里，他的小儿子小约翰玩着乐队指挥的毛皮高帽。在演出中我坐在总统后面，这是我最后一次跟随在他的左右。

　　 11月19日，我参加由腊斯克国务卿和麦克纳马拉部长率领的一行，到檀香山同洛奇和哈金斯等西贡来的人会晤，就越南局势交换意见，并且核实我们大家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观点的一致性。要对新政府的能力得出一个看法还为时过早；但是，它迅速清洗吴庭艳的旧官吏以及解散吴庭艳的警察系统的做法固然得到了美国报刊的突出报道和好评，可是，也确有其令人不安的一些方面。难以找到富有经验的官员来取代被赶走的吴庭艳分子，同时也迫切需要警察的那一套经验来对付不断渗入西贡的越共代理人，可以料想，现在渗透进来的这种人是越来越多了。新政权的日子大概会很不好过，我认为它的寿命不会长久。

　　 回到华盛顿以后，我完成了接待德国参谋长弗奇将军和他的现定继任人特雷特纳将军来访的准备工作。他们于11月22日上午到达，午前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会谈，然后在走廊那头我的办公室正对面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餐厅同我们共进午餐。我们在午餐后稍事休息，计划在下午两点钟在“坦克”室继续会谈。

　　 我利用休息时间回到我的办公室，打算松散一下身心，闭目养神，午睡片刻，这已是我多年的老习惯了。我把门锁上，在我办公室里的长沙发椅上刚刚躺下，我的电话箱的蜂音器就嘟嘟嘟地响起来了。全国军事指挥中心的负责人蒂贝茨将军告知我，电台正在广播说，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生命垂危。我实在难以置信，但又不能不相机行事。我打电话给办公室就在我楼上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告知他这一消息，他象我一样感到惊愕难信。然后，我通知参谋长们到我办公室来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时派人捎话给我们的德国客人，说我们要晚到一会儿。

　　 参谋长们在两点钟左右到齐，不一会麦克纳马拉也来了，这时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怀疑消息是否可靠或者希望它只是一场噩梦了。我们失去了，或者说即将失去我们的总统。我们迅速考虑了全世界范围内可能引起的后果，讨论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想不出什么别的有用的办法，只有把我们知道的情况转告世界各地的美国司令官，布置他们加强部队戒备，以防各地万一出现意外的政治反应或军事反应。然后，我们接着同德国人继续会谈。

　　 我们向他们透露了总统遇刺的消息，但我们不知伤势有多严重：尽管发生了这一事件，我提议我们还是照样进行下午的会谈。他们似乎不大愿意这样做，但还是接受了我们的要求，重新就座，继续同我们一起讨论北约组织的问题。此后的一个小时好象漫长得无止无尽似的，因为我们一面惦念着达拉斯发生的事件，一面还极力要冷静清晰地谈问题。会议中途，一位助理传给我一张条子，说总统死了，我在桌子底下把它悄悄地传给我的同僚们，没有打断会谈。到会谈终于结束之时，我才把这一噩耗告诉德国人。他们在听到一位对他们来说几乎同对我们一样重要的人物殒没的消息时，脸色是那样的苍白如纸，悲痛的言语又是那样的发自肺腑，的确是我生平很少见闻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