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第二十二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随着导弹危机的过去，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乃得以恢复他们的正常职责，重新注意加勒比海地区以外的世界。在以后几个月当中，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由于继续辩论北约的战略而产生的问题；关于同苏联签订有限禁试条约的讨论；南越年复一年的麻烦局势。

　　 在北约方面，我们美国人继续设法使欧洲盟友相信，我们提议改变北约战略的重点是出于对欧洲的安全和联盟的利益的诚挚的关心，而不是为了我国的私利。我们提出，要实行切实可靠的，能够使德国人确信在其边境遭到侵犯时将会迅速作出反应的前沿战略，就需要在莱因河以东配置强大的常规部队。如果常规力量的防御失利，那就有数千枚当量比较低的战术核武器随时可以动用，在它们后面还有承担了保卫北约组织的义务的美国所拥有的巨大战略核力量。

　　 这一防御思想在大多数美国高级官员看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同北约同僚们的讨论中一提出来，却遇到了严重的阻力。最严重的反对意见是财政方面的，因为美国的这个主张意味着欧洲国家要大量增加军事开支。不过此外还有一种弦外之音：指责美国人要欧洲人在常规战争中充当炮灰，而这种常规战争对美国本土来说是不会有任何风险的。这一猜疑使人们对美国核盾牌的可靠性越来越感到不安。为了缓和这种情绪，我们美国人提议采取若干行动，以便让欧洲人更多地参与核武器方面的事情。曾经作过尝试，想由大家来一致商定在什么条件下将使用核武器，以及由美国保管的这些武器将按照什么程序交给战地司令官使用。然而，虽然我们在努力满足欧洲同僚的愿望方面，总的来说是积极主动的，结果却并没有作出多少重要的变动。首先，欧洲人自己内部对希望进行哪些变动就意见不一，第二，总统对美国核武器的移交或使用所拥有的否决权，对欧洲参与核武器方面的决策造成了一定的限制。结果是，在使欧洲更多地参与核决策问题上取得的唯一的实际进展，只是让北约参谋部可以获得更多有关核武器效果的情报并且在制定核武器计划和目标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已。

　　 在进行关于全面战略的辩论时，多边核力量问题一直未得解决。1962年12月间，由于我们决定取消空中闪电式空对地导弹计划而引起的英美关系中的危机，对这一问题产生了意外的影响。联合王国认为这是我方突然采取的一种独断专横的行动。为了平息由此而在那里引起的轩然大波，肯尼迪总统和麦克米伦首相从12月18日到21日在拿骚会晤，以调整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间的关系，并商定一个友好的解决办法。随同麦克米伦前来的有外交大臣霍姆和国防大臣桑尼克罗夫特；陪同肯尼迪的则有副国务卿鲍尔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双方都没有派参谋长出席，这表明双方都认为这次会晤在军事上并无多大意义。

　　 这一会晤的基本目的，在于让麦克纳马拉向英国人提出几种不同的办法，这些办法也许可以缓和由于取消空中闪电式导弹计划而对麦克米伦提出的批评，也是扩大英国由于轰炸机陈旧过时而渐渐减弱的战略力量的一个途径。麦克纳马拉首先表示，可以作为我们同英国联合经营的事业来继续研制空中闪电式导弹，费用由双方分担，但等到这种导弹研制成功可供采购时，我们就退出。这一建议被婉言回绝了，我们表示愿意向英国人提供大猎犬式导弹的建议也被委婉地拒绝了。这种导弹的空对地性能与空中闪电式导弹所希望达到的性能类似，但水平略差。由于拿不出更好的方案，总统和首相最后达成协议，立即联合组成一支归北约组织控制的核力量，由美国的战略力量、英国的轰炸机部队和两国驻欧洲的战术核力量中抽调部队组成。作为一个长远的措施，他们商定美国将向英国新造的潜艇提供不带弹头的北极星导弹。这些潜艇最终将同若干美国核潜艇一起编入北约的多边核力量。他们认识到，向英国人提供这些导弹很可能触犯法国人(后来确实是触犯了)，因此，肯尼迪总统扩大了他的建议范围，把法国也包括了进去。然而，戴高乐还是怒气冲冲，他拒绝了这一建议，用投票反对英国人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办法来发泄他对英国人的不快。

　　 美国的参谋长们和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通过从拿骚发来的电报在华盛顿注视着谈判的情况，随着讨论的内容广泛地涉及到纯军事性问题而越来越感到关切。不幸，参加拿骚会谈的首要领导人物没有使用北约的军事术语，结果是他们的联合公报中尽是些含混不清的提法，需要在这次会晤结束、双方领导人回去之后再作澄清。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于两国各自从现有部队中抽出力量来临时凑成一支北约核力量的建议倒是相当满意的。它避免了把好几个国家的人员混编在舰艇上的必要，而那种做法会使海军指挥官们不得不伤脑筋去考虑如何训练和指挥讲多种语言的部队作战，这是他们十分厌恶的方法。由不同国家的保留本国人员编制的单位组成一支多国部队，看来会可行得多。而且，我认为，这种办法如果获得成功，也许可以促使争论不休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搁置起来。它确实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在1963年以后，北约内部从未经过正式举行表决，有关多边核力量问题的激烈争吵就平息下去了。

　　 作为北约组织内美国战略的最高军方代言人，我利用北约组织部长和参谋长年会的机会，探索我的外国同僚们的想法，并向他们阐明美国的立场在军事上的合理性。为了发展我在欧洲土地上同他们进行这些接触，我在这一年里邀请了一批参谋长来参观我们在美国的一些军事设施，特别是设在奥马哈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和设在诺福克的大西洋司令部。这样，来访者们就可以对我军拥有的战略力量获得生动的印象。在我国各地作了这样一次旅行之后，我们的来宾通常都会在五角大楼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聚在一起谈一谈，就象举行一次关于北约战略问题的座谈会。

　　 我们的第一个来宾是英国参谋长中同我地位相当的海军上将蒙巴顿勋爵。他对政治和军事问题的渊博见解，还有他个人的英俊风度，总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整个任期中，我都感到他是一个富有教益的同行，我始终很喜欢在我们之间就欧洲防务问题所进行的活泼的交谈。在拿骚会谈之后，我们要作极大的努力来澄清我们的文职首脑的意向和打算。我们下定决心，今后再不能让他们在随员中一个合格的军事顾问都不带，从而在国外陷入迷津。

　　 其他来宾包括德国的弗奇上将、加拿大的米勒空军中将以及法国总参谋长阿耶雷上将。鉴于美法之间的裂缝已在扩大，我作了特别的努力来设法理解阿耶雷的立场，因为他显然是戴高乐的军事代言人。在他1963年9月来访之际，参谋长们同他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讨论了整整一天。正如人们所能料到的那样，大部分谈话都集中在我们双方关于欧洲如何防御有限规模的攻击和大规模攻击的互相冲突的观点上。阿耶雷争辩说，苏联人除非打算彻底干到底，否则决不会越过边界一步，因此，只需要在边界上配置少量起绊网作用的部队？就可以核实敌军已进入北约盟国的领土，不管其兵力多寡。只要这一事实确凿无疑，就有理由立即用核武器作出大规模的反应，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就必须认定西欧的生存已受到威胁。然而，阿耶雷并不主张把北约的地面部队限制到只有象一道绊网那么少，他承认需要有一支后备部队，它要有能力在我方用核武器摧毁敌军后续主力之际挡住敌军的先头部队。在我们的讨论中出现的意味深长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国人坚持主张把一切侵略都看成是大规模侵略，应当立即动用核武器。我们问阿耶雷、要是东德人突然夺占汉堡，法国是否会赞同用核武器来回击，而那样做是可能招致巴黎受到报复性的核攻击的。他无言以对，只是说不能不冒这个风险。他象大多数欧洲将军一样，对核武器的效力显得不甚了了，看来很少考虑过核武器的交锋会给西欧带来什么后果。

　　 同时，在国内方面，参谋长联席会议深入细致地衡量了拟议中的有限禁试条约。这一条约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工作之后，已经到了政府马上即将作出决定的阶段。肯尼迪原先希望达成的是禁止在任何环境下进行的一切核试验的全面禁试条约，虽然代之以有限禁试条约是很不够劲的，但是，看来他当时最多只能使苏联人走到这一步，大概美国参议院也只能走到这一步。7月15日，副国务卿哈里曼带着一批专家在莫斯科同俄国人和英国人就拟议中的条约开始举行最后谈判，很快就同他们达成了禁止除地下试验外的一切试验的协议；随后就把这项协议提请参议院批准。

　　 从这个问题开始提出直到最后以条约形式提交参议院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密切注视着它的演变发展情况。我们反对原先打算达成的全面禁试条约，主要理由是俄国人拒绝现场检查。但不进行现场检查，这样一种条约是无法实行的，对于新方案，虽然它多少考虑了我们的某些反对意见，我们的热心程度还是有节制的。然而，我们知道肯尼迪总统对这一条约极为重视，因此大家约定要认真努力做到不抱偏见地审查新的条文，要把几个月前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所见到的苏联人虚伪狡诈、两面三刀的印象置诸脑后。

　　 6月中旬，我们预料到终究非对这一方案表明立场不可了，于是开始同有资格对这一问题的政治方面和技术方面提供参考意见的官员和科学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不幸，科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只好由我们来对专家们意见不一的高度技术性的问题作出决断。这些磋商大有裨益，我们渐渐弄清了哪些是关键性问题，对它们进行了考察和讨论，并且逐步对这些问题形成了共同的立场。

　　 肯尼迪总统知道我们在审议，并且对我们考虑的结果极为关心，因为参议院中批评这个条约的人为数甚众，而他深知我们的态度在参议院是会有很大影响的：他同我作了个别交谈，并同所有的参谋长都作了集体谈话，说明他是多么重视能通过这项条约，以作为制止核武器竞赛和军费不断急剧上升的手段。起初，有些参谋长想求助于早在1961年已为肯尼迪否定的老论点：他们是他的军事顾问，他们所研究的应该仅限于条约的军事方面；至于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应该由这些领域中对总统负责的官员去考虑。总统懂得，如果我们仅仅从纯军事因素去考虑，我们可能会认定这项条约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他雄辩地说服我们要设身处地，象他作出判断时所必须做到的那样，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全都同意试一试。

　　 为了指导我们对这一条约作出判断，我们首先确定了我们认为一项可以接受的条约所必须具备的四条标准，然后用这些来衡量所提出的条约。第一、我们决定，如果对试验规定的限制会使苏联人可以在重要的核技术方面获得或者保持重大的有利地位，我们不应接受这种限制；第二、如果苏联人恣意从事秘密试验，这种欺骗行径应该不能对军事力量的对比造成严重影响；第三、必须有某种简单易行、毫不麻烦的办法，可以根据正当的理由退出条约；第四、如果前三条标准不能完全达到，那么，这一条约应当在军事方面之外提供充分的好处以资补偿，从而说明冒这些风险是值得的。最后，终于还是这最末一条标准促使参谋长们觉得可以支持这一条约。

　　 在用这些尺码衡量他们接到的种种证据之后，参谋长们断定，在当量极大的核武器技术方面，苏联大概比美国领先，要是订立这一条约，这一差距就无法赶上。另一方面，美国大概在当量小的核武器领域里占先，但是，苏联依靠条约所允许的地下试验大概是能够赶上来的。在受条约限制的情况下，双方都有可能研制成反弹道导弹导弹。

　　 参谋长们知道，苏联人有可能进行秘密试验；但是他们感到，被发觉的危险会使他们不敢放手大搞欺骗勾当。而且，我们对赫鲁晓夫1961年8月突然撕毁暂停核武器试验协议记忆犹新，所以预见到苏联人随时可能猝然废除拟议中的条约，恢复大气层试验。这两种可能性都是不小的风险。

　　 遵照总统认为我们有责任先考虑各种因素再作出最后判断的意见，参谋长们拟对这项条约对于国际关系和世界和平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一估计。在听取了国务院的意见之后，我们认定这项条约有希望对限制核武器进一步扩散和减轻世界紧张局势能起一定的作用。如果真的能带来这种结果，那将大大有助于按体面的条件遏制战争和维护和平。我们相信，这些可能得到的好处，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足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技术方面看来可能带来的不利之处。

　　 经过反复权衡，参谋长们决定，他们应当支持批准这一条约，条件是在批准时应当列入一定的防范措施：美国在订约后要实施和保持一项积极的地下核试验计划，要准备好一声令下即可恢复大气层试验，要继续保持新式的原子核实验室，并且要改进我国侦察违反条约情况的能力。参谋长们最后还加了一句警告，说明他们对条约的最严重的保留意见是出于“担心西方出现一种太平安乐的心理，这最终将使我们放松警惕，使我们国家以及我们的盟国不再那么愿意继续努力加强我们的集体安全。”

　　 我得说，这样的结果使我感到意外。参谋长们由于希望在非军事方面能得到重要的、然而又靠不住的好处，竟然能克服自己本能地倾向于反对的心理，赞成同一个危险而又不可信任的对手搞禁试条约，这使我颇感骄傲。如果说，参谋长们得出的一致意见使我大感意外的话，那么，参议院是不肯轻信的，它怀疑我们是受到了总统的威逼和压力。我一连数日出席斯坦尼斯的战备小组委员会和富布赖特参议员担任主席的参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我宣读了一篇经过仔细准备的、我们大家都同意的阐明参谋长们所持立场的材料，然后围绕着它回答了几个小时的问题。过了几天，其他几位参谋长作为一个集体的小组被召去作证，受到了类似的反复盘问。我们全都坚决地否认我们曾受到不正当的压力，并且证实我们的确认为这项条约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有一个前提，而且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是如此，那就是，要实现我们提出的四条防范措施。

　　 由于参谋长们的支持确实有案可查，又由于总统向参议院领袖们保证我们提出的防范措施将得到遵行，参议院没有再提出什么认真的反对，于9月24日批准了这一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