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
古今中外以《孙子》为主题的著作真是汗牛充栋，已经有这么多人写，我为什么还要写呢？在我决定写这一本书之前，这也正是我曾经一再反问自己的问题。我为什么还要写？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我的答案是：除非能有创见或至少是新见，否则就不必写。依照我个人的观察，尽管研究《孙子》的著作是如此众多，但仍然还是有若干方面比较缺乏深入的探讨，又或有某些疑问始终未能获致解决。因此，我才终于决定把我的意见写出来，以供学者参考，并且更希望引起进一步的讨论，以求为《孙子》研究和战略研究带来新的贡献。
我写此书至少有下述四点动机，也可以说是四点理由：
1、《孙子》原书中有若干疑问和漏洞到今天仍有争论，或尚未能获得明确合理的解释。
2、目前对《孙子》的研究已有过分浮夸的趋势，尤其对于《孙子》的引用常有超越原意，甚至违背原意之处，这是一种必须纠正的过热现象。
3、很少有人对于《孙子》与其他中外学者（或学派）在思想上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虽然在西方国家中已有人从事此种工作，但西方学者对于《孙子》的了解似乎还是不够精深，而国内学者则对于西方战略思想又普遍缺乏深入研究。
4、从事《孙子》的研究不应仅以过去为范围，而必须向现在和未来延伸。《孙子》对于当前和未来的世界有何种价值？能提供何种教训？我们对于《孙子》能有何种新认识？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
很明显，我写此书，其目的即为对于上述四点表达我个人的观点和意见，所以全书在架构上分为三个部分，即：1、原论，2、校论，3、新论。现在再分别解释如下：
1、原论。为什么称之为原论？这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是所讨论的对象为《孙子》的原文（书）；其二是在某些方面企图把《孙子》还原到其原有的位置上。简言之，对于《孙子》只应作冷静的研究，而不应作过分夸大的推销。再综合言之，原论的内容是以前述一、二两点动机为范围。
2、校论。为什么称之为校论？孙子说“校之以计”，“校”字在中国古文中的原意就是“比较”的“较”，所以校论的内容即为比较研究。所想要比较的又可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孙子》与先秦诸子和其他兵书之间的比较，其二是《孙子》与近代西方战略思想家之间的比较。校论是基于前述第三点动机，尤其重视中西之间的比较，因为此种比较研究可以加深对双方的了解，并促进中西思想的交流。
3、新论。为什么称之为新论？简言之，这一部分是试图从新的观点来研究《孙子》。《孙子》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书，今天还值得研究吗？除考古的价值之外，还有其他的意义吗？我们应采取何种新的观点？可以获得何种新教训？如何始能温故而知新？这也正是我写此书的最主要动机。
由于上述三者是基于不同的动机，有其不同的内容，所以必须分成三个独立的部分来加以研讨。不过，尽管必须分而论之，但三者之间还是有相通和互赖的关系，尤其是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孙子》这一本古书以及书中所含有的战略思想。因此，我这一本书定名为《孙子三论》。这样的定名也正表示其内容是由分而合，并代表一种求全的思考途径（holistic approach）。
我这本书除以《孙子三论》为书名外，又还有一个副标题：“从古兵法到新战略”。对于这个副标题也有略作解释之必要。这本书所研究的固然是古兵法，但我写此书又非仅以研究古兵法为惟一目的，我所真正希望的是此种研究能够有助于新战略的思考。何谓新战略？新战略的意义不仅只是指当前的战略（contemporary strategy），而且更包括未来的战略（future strategy）。换言之，我之所以要对古兵法作新的研究，真正目的是试图透过此种研究来寻求能够适应新战略环境（strategic environment）的新战略思想。因此，研究古兵法只是一种手段，而探求新战略才是最终目的。若借用李德哈特的观念，则可以说我这本书所采取的是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即试图从古兵法走到新战略。
二
对于任何战略家的著作和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时，其首要的准备步骤即为必须了解其身世和时代，对于《孙子》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古今研究《孙子》的人在这一方面却曾经遭遇不少的困难，甚至到今天，还是有若干疑案未能有定论。此种事实当然也会构成研究的障碍，并且影响结论的品质。不过问题虽然存在，但并不太严重，因为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孙子》这本书（Sun Tzu，the book），而并非孙子这个人（Sun Tzu，the man）。诚然，二者之间是有其必然关系，但假使仅以著作内容为研究对象，即采取所谓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方法，则对于著作者（author）本身所需要了解的仅为概括的背景，而并不需要过分琐碎复杂的资料。因此，本书对于孙子个人和时代背景只拟作比较简略的陈述，而无意作详细的分析，尤其不想介入若干永无休止的争论。
古代伪托之风盛行，所以几乎每一本书的真正作者和成书时间都很难确定，而且也必然引起很多争论。《孙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谁？根据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的记载，其作者是孙武。《史记》中有一篇“孙子吴起列传”，那要算是对孙子的最早历史记录。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至少可以认定下述三点：（1）孙子名武，齐人；（2）《孙子兵法》为十三篇；（3）孙子曾为吴将并立有战功。
在宋代以前无人怀疑《史记》记载的真实性，直到南宋时始有叶适和陈振孙先后对于孙武有无其人的问题正式表示怀疑。叶适在其《习学记言》中指出：“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将兵者必预闻国事，未有特将于外者，六国时此制始改。吴虽蛮夷，而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在叶适之后，陈振孙在其《书录解题》中更明确指出：“孙武事吴王阖闾，而事不见于春秋传，未知其果为何代人也。”
自从叶陈二人发难之后，对于此一问题引起了很多议论。概括言之，可以分为四大类：
1、认为孙武并无其人，《孙子》这本书是战国时代的伪书，其真正作者不详。代表此种意见者有清代的全祖望（《孙武子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姚鼐（《惜抱轩文集》）等人。
2、认为《孙子》的作者即为孙膑，因此，虽非伪书但应为战国时代的产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都是作如此假定。
3、认为《孙子》的作者可能即为伍员，而孙武则无其人。这是清代牟庭（《校正孙子》）的特殊看法。
4、认为孙武确有其人，《孙子》也真是他的著作，并且还指出他是齐国田完的后代。此说虽发源于唐宋，但由于清代自称孙子后人的孙星衍大力提倡才开始流行。
综观上述四种意见虽都言之成理，但严格说来，都缺乏足够的证据，而且也都很容易被反驳。就目前的情况而论，第一和第三两种意见几乎已经无人认同，第二种意见由于汉简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古墓中被发现，于是不攻自破，现在已经无人认为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人。于是所留下来的就只有第四种意见。
最近“孙子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于是对于孙子的身世和事迹也就有了很多的新考证。不仅有人编成“孙子世系表”和“与孙子有关的大事记” [ 注：杨少俊主编：《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12、16页。 ] ，而且更有人对于孙子故里的位置进行新的探索 [ 注：霍印章、李政教：《孙子故里‘惠民说’新证》，《孙子新论集粹》（北京：长征出版社，1996），430页。 ] 。不过，严格说来，除了确认孙武为《孙子》一书的作者以外，其他有关孙武生平事迹的研究还是有很多疑问和争论存在。简言之，我们对于孙武这个人所知道的还是很有限，而且有些记载只是无稽的传说，甚至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试举一例来说明。孙武怒斩美姬的记载虽出于司马迁之笔，但照理来判断实为荒谬而不可信的传说。即令吴王有意要面试孙武的将才，他也不可能采取此种方式，因为操场上的制式训练最多也只能考试连长（上尉），吴王似乎不会无知到那样的程度，居然用考小学生的方法来考博士。事实上，司马迁的确与西方第一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30）很相似，治学态度并不太严谨，其书中常有夸张不实之语。希罗多德曾说：“我的责任只是报道人们所说过的事情，但我不一定要相信它。”司马迁写《史记》时似乎也是这样。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33页。 ]
有关孙子生平的记载都非常简略，而且也不太可信，甚至到今天，我们还是不能确定他的生年死日。至于孙子的祖先是谁，故乡在何处，那更是节外生枝的问题，对于战略思想的研究，似乎可以不必加以考虑。孙子的成就是在立言方面，所以他有生之日是否曾经立功对于后世也并无太多重要性。不过，在另一方面，孙子著书的时代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因为要想了解某一书中所含有的思想，则必须先对于其时代背景具有相当正确的认识。
三
概括地说，有关孙子身世的争论实际上也就是有关时代的争论。凡认为孙武确有其人者也就等于相信其书是成于春秋时代。凡对孙武的存在表示怀疑者，则也一定认为该书是成于战国时代。事实上，此种时代差距并不像想像中那样巨大，因为所谓春秋和战国本是连续的时代，其间也并无严格的分界。
姑不论真正作者是谁，但《孙子》成书的时代还是可以确定。战国时代的古书，例如《荀子》和《韩非子》都曾明确地提到“孙吴”。荀子说：“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以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韩非子的话更较明确：“今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 注：分别见《荀子·议兵篇》及《韩非子·五蠹篇》。 ] 由此看来，至少可以获得两点结论：（1）在战国后期，孙吴之名与孙吴之书已经是家喻户晓；（2）非常明确地显示孙在吴前。事实上，《史记》也是如此认定。
吴起是战国初期的人，曾事魏文侯守西河。他的生年已不可考，但其死年据史家考证应为公元前381年。既然世称孙吴，则可以断言孙子的时代必然早于吴起。因此，孙子的书应该是春秋末期的产品，最晚也只是接近战国初期，而不可能是战国后期的伪书。同时也可认定荀卿和韩非所说的“孙”绝非孙膑。因为孙膑的时代在吴起之后。如果所指为孙膑，则照逻辑，应称“吴孙”而非“孙吴”。
依据《左传》（昭公二十七年）的记载推断，吴王阖闾元年应为公元前514年，孙武立功和立言必然都是在此之后，所以大致说来，孙子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似乎应处于同一时代。 [ 注：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前言，2页。 ] 至于孙子的生卒时间以及其一生的经历，虽已有人作了很多的研究，但仍只能算是推测而并非定论。不过，假使我们是以其书而不是以其人为研究主题，则这一类的史料也就并非太重要，只要能确认成书的时代是春秋后期也就够了。
反而言之，若从其书的内容上来加以观察，则对于其人又能获致何种认知？至少可以分为下述四点：
1、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孙子》这本书是出自作者一人之手笔，既非由他人所记录，也不是集体创作；既非语录，又非论文集。它是一本真正的书（book），代表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各篇顺序编排有其逻辑上的理由，十三篇大致前后连成一体，有头有尾，纲目分明。这样的书几乎完全符合现代化的标准，而居然是两千余年前的古书，真可以说是奇迹。
2、从书的内容中可以发现作者的思想受到其时代背景的影响。其所处的时代大致可以说是从春秋到战国的转型期。原有的二元（晋楚）体系逐渐瓦解成为多元体系。北面三家分晋，终于建立三个新国；南面由于吴越的兴起，引起不断的战争。孙武不仅亲自参加战争，而且也自然会以这个时代的环境和经验来作为其著作的基础。
3、同样地，从其著作中又可以发现孙武绝非纸上谈兵之士。书中到处都足以显示其作者是一位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军人，而他的书更是一本切合实际的将道教科书。就这一点而言，他与若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很相似，当代战史大师霍华德（Michael Howard）曾称誉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 [ 注：Michael Howard，“Jomini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Military Thought”，Studies in War and Peace（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71，p．31． ] 。假使真是如此，则孙子似乎更伟大，他的书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
4、由于时代的久远，从现存的文献上无法确知孙子在思想上曾否受到其他古圣先贤的影响，不过在他的书中曾引述《兵法》和《军政》各一段，那显然都是较早期的兵书。此外，书中有“古之善战者”之语，在“用间”篇更明确引征史例。这足以暗示孙子是学有所本，而且他也和现代战略学家的想法一样，相信历史实为战略研究的基础。
由于《孙子》是这样一本完整的书，所以在过去也就曾经引起两种对立的看法。孙星衍认为：“诸子之文皆由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是其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2），79页（引自孙星衍，《孙子略解》之序）。 ] 梁启超则认为：“吾侪据其书之文体与内容，确不能信其为春秋时书。” [ 注：同上书（引自梁启超，《历史研究法》）。 ] 不过，仅因为某书的文体和内容与同时代其他著作有相当差异，即断言该书绝非那个时代的作品，则又未免武断。超越时代的著作和思想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的例证。如果认为时代有一定的模式，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则无异于否定人类文明有进步的可能。
四
概括言之，今天所保存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应为原始著作。虽其中不免有后人窜改错录之处，但绝非伪书，也非残稿。那是一本完整的书，有其完整的逻辑结构，代表完整的思想体系。尽管后世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但都不足为信。尤其是自从汉简出土之后，更可证明原文确为十三篇。至于《汉书·艺文志》所云“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只表示孙子在十三篇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著作，而并不意味着十三篇不是一本完整的书。事实上，在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中除十三篇以外，还有若干有关《孙子》的逸文，那也许即为《汉书·艺文志》所云八十二篇的一部分。 [ 注：杨少俊主编：《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20页。 ]
孙子是一位治学态度相当严谨的学者，此种态度在古代尤其难能可贵。从现代学术标准来看，他的书也应获得高度的评价。他对于重要名词常有精确的界定，其基本观念也始终一致，而殊少矛盾。虽然书中也有若干脱落或难以解释之处，但大致都可能是后人窜改之所致，而并非作者本人的过错。像这样一本古书，其中有脱落遗漏之处在所难免；而经过后人无数次的整理注释，也自然很易于使原文受到若干改动，实为事理之常，并不足为怪。不过，还是很侥幸，留传至今的《孙子》十三篇仍然还是一本相当完整的书，而且从书中可以看到孙子战略思想的全貌，并找出其中的精华。
《孙子兵法》是两千年前的古书，从古到今自然会有多种不同的版本。据陆达节的《孙子考》，《孙子兵法》有八十余种版本，现存者约三十余种，这是在1936年的估计。最近我国学者许保林指出：据现存书目粗略计算，历代注解批校《孙子》者有二百一十家，各种版本近四百种。 [ 注：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99页。 ] 版本虽多，但现存者大致又可分为两大系统：一为武经系统，另一为十一家注系统，二者均起源于宋代。虽然两种版本在文字上有若干差异，但并不会因此而对于内容的解释产生严重的歧见。过去研究孙子的人多以武经本为依据，而近来则以十一家注本较为流行。
1972年汉简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出土，曾经引起极大的震撼。经过精密的整理，所谓“汉简本”终于在1985年正式出版。 [ 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1985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一）》。 ] 这是孙子的最新版本，也是现有的最古版本。据考证，这一批汉简入土陪葬的年代约在西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到元狩五年（公元前118）之间，而抄写的年代当在秦代到文、景之间。所以要比早期著录《孙子兵法》的古书（包括《史记》、《叙录》、《汉书》等）都要早数十年到二百余年不等。 [ 注：杨少俊主编：《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20页（该书还附有《孙子兵法》版本源流图解，可供参考。20－25页）。 ] 汉简本不仅残缺不全，而且文字词句与传本也有若干差异。其中有些差异的确很重要，并且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过去一直被认为难以解决的疑问。不过，大致说来，整个内容也还是大同小异，这又可以证明各种版本都是出自同一来源。
最近又有所谓“樱田本”的出现。这是根据日本人樱田迪（1793－1876）所收藏的《古文孙子正文》，在日本嘉永五年（1852年，即我国清代咸丰三年）刊行的版本。据考证，所谓“古文”与传本在内容上有二百八十余处异文，并且更有人认为那是我国唐朝贞观时期（627－649）的抄文，所以其价值似乎有过于出自宋代的传本。不过，又已有人对于这个古本表示怀疑，换言之，很难确定其真正年代。 [ 注：穆志超：“樱田本孙子兵法补考”，《孙子新论集粹》，38－41页。 ]
面对着如此众多的版本，研究者又应如何选择？魏汝霖在1970年所编著的《孙子兵法大全》中曾说明其对原文作“总集校”时所采取的原则为：“共选定古今版本二十五种作为校勘之依据，虽以十家注与武经两大系统为主，但仍采辑众说，不专一家，衡其长短，择善而从。” [ 注：魏汝霖：《孙子兵法大全》（台北：“国防”研究院出版部，1970初版），190页。 ] 已出版的《孙子兵法大全》系列丛书第一种《孙子校释》中，其主编者吴九龙在书中“凡例”内说明：校勘是以十一家注本为底本，并主要参之以武经七书本和汉简本。他又接着指出：
传本与汉简本相雠，文字、篇次、段落顺序诸方面的不同之处三百余条。凡传本与汉筒本的异文，属于古语通假者，一般从传本。凡引起文义歧异的地方，则再以子书、类书等进行参校，以定孰是。汉简本乃今所见最早的抄本，在校记中，汉简本义长者，多从之，力图近于孙子兵法原本。
此外，他又说明对明清以来学者的意见，凡能自成一说者，也悉为甄录。 [ 注：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凡例，112页。 ]
实际上魏汝霖的总集校已相当完备，但因出书较早，未能将汉简本列入，实属憾事。吴九龙的《孙子校释》至少就目前而言，应该要算是最新也是最好的版本。所以，我这本书在引用孙子原文时，大体都是以其为依据。不过，当传本与简本有重大差异，而传本又有其特殊意义时，则将作对比的讨论。严格说来，无论何种版本，其间的差异并不太大，至少不至于因此而对于孙子的思想产生严重的误解。
对于《孙子》的注解比版本还要复杂。历代注解《孙子》的人真是多到不可胜数，留传至今的除宋代即已存在的十一家注之外，明清两代也还有很多自成一家的注释。不过，若对于这些注释作一概括观察，即可以发现其中又以注解文字和引用历史为例的两种形式占极大多数，至于对孙子思想作综合探讨的人则可谓少之又少。因此，过去的许多注释都有舍本逐末，见树而不见林之弊，对于今天想对孙子思想从事创新研究的工作所能给予的帮助似乎并不太大。
前人的意见又可以概分为三大类：（1）已成定论或众议佥同者；（2）尚有疑问或有人表示异议者；（3）已发现或已被公认为谬误者。关于（1）（2）两类的意见似乎已无再加检讨之必要。因此，在这本书中只有第二类的意见才有时会成为评论的对象。因为这本书的目的是从事创新的研究而非检讨过去，所以，我决定把对于《孙子》原文的分析限制在下述三个方面：（1）过去人所未言者；（2）见解与众不同者；（3）由于时代不同而应有不同解释者。反而言之，将尽量避免人云亦云和引述已有的成见。
五
从方法学的观点来看，战略研究（strategic studies）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境界（dimension）或途径（approach），即为历史、科学、艺术和哲学。概括言之，战略学家在其治学过程中对于这四种途径通常都会采用，并且也形成四个连续的阶段，而愈是后来的阶段也就愈难达到。但又必须历经此四阶段，然后始能成为真正伟大的战略思想家。 [ 注：钮先钟：“论战略研究的四种境界”，《战略研究与战略思想》（台北：军事译粹社，1988），1－24页。 ]
几乎可以确认战略研究必须从历史研究入门，换言之，一切战略思想的形成都必须以前人的经验为基础。《孙子》十三篇所代表的只是孙子的最后研究成果，至于孙子是怎样从事研究和如何获致其结论，则并无任何记录。不过，从其书中可以发现他曾引述史例，并表示尊重古人经验的态度。所以，以常理度之，孙子对于历史应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所谓科学途径即为科学方法的使用。欧洲学者加夫利科夫斯基（Krzysztot Gawlikowski）曾就这一点对《孙子》作下述精辟评论，值得引述：
孙武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他对于现实所采取的科学研究途径。他的书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最早提倡对于社会现象采取科学分析方法的。其书中包括若干量化评估的观念，以及对自然法则的引用。当然，孙武所用的分析方法并不能令现代学者感到完全满意，但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领域中，他却是一位孤独的先驱者。 [ 注：krzysztot Gawlikowski,“Sun Wu a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Praxiology，Philosophy of Struggle，and Science”，presented in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Sun Tzu’s Art of War，（Beijing，China，Oct．1990）．（其中译文已载于《孙子新论集粹》，306页。） ]
简言之，科学方法就是客观的、逻辑的和有系统的现象分析法。在《孙子》一书中，对于此种科学方法的使用，以及其精神的表现，可以找到很多的例证。诚如加夫利科夫斯基所云，在中国古代学人中能够如此重视科学方法的确实是十分罕见。
仅凭历史与科学两种途径，还是不能够达到战略领域中的较高境界。主要原因是战略本为艺术，艺术有艺术的特质。战略家本身必须具有艺术家的心态和气质，否则很难成为第一流的战略家。换言之，必须进入第三阶段，即为艺术境界，而那也是一种远较微妙的境界。艺术的目的为创造，而其关键在于智慧（wisdom）。智慧固然必须以经验（历史）和知识（科学）为基础，但仅凭此二者又不一定能产生智慧。所以艺术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有时甚至不可学而致，而必须有赖于天才。
从孙子的书中可以发现他的确是天才，其智慧是高不可及，所以他的著作一向被人视为艺术。西方人将其译为《战争艺术》（The Art of War），足以显示此种认知。读《孙子》的人常会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这也正是暗示其艺术境界的高超。譬如说，他在书中一再强调“无形”的观念，例如“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微乎微乎，至于无形”，“形人而我无形”。凡此一切都表现出一种奇妙的境界，令人有悠然神往之感。 [ 注：所有的引述均出自《孙子·虚实篇》。 ]
此外还有一项不太为人所注意的事实，也最足以显示孙子的艺术天才，那就是其文词的优美欣赏起来十分钦佩。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曾指出：
孙子之文，精到而简约，曲折而峻洁，不愧春秋杰作……而其文亦虚虚实实，简尽渊通，不能增减一字……故《孙子》一书不但为兵家之秘宝，亦为文学上不可多得之大雄篇也。 [ 注：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版），27页（注）。 ]
研究《孙子》的学者刘伶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1990年的第二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中曾发表论文指出：
作为我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孙武是中国文化史上伟大的军事家、哲学家，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的语言文学艺术大师……他的不朽著作《孙子兵法》是突出的代表。《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卓越的军事哲理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开议论散文之先河的文学精品……对于后世散文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古代兵法卷帙浩繁，为何《孙子》十三篇却能长期流传，其盛不衰，这与孙武驾驭语言的卓越才能和超群技巧直接相关，可谓文词人皆诵习。 [ 注：刘伶：“孙子兵法的语言文学艺术”，《孙子新论集粹》，548页。 ]
从孙子的书中可以发现以上所云都是事实。在先秦时代的著作中几乎很少有其他的书在这一方面可与《孙子》媲美。由于文词之美，遂易于诵习，于是不仅使其书获得广泛的流传，而且更使其内容始终能保持得相当完整。
战略思想能达到艺术境界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不过，此种成就固然可谓尽美矣，但仍未尽善也。要想成为不世出的伟大战略思想家，则还必须进入另一层更高的境界，即哲学的境界。在战略领域中，那不仅是最高的境界，而且也是最后的境界。事实上，任何思想家当其思想炉火纯青时，也就自然会有超凡入圣的趋势，战略思想家自不例外。诚如当代已故战略大师，法国的博弗尔（André Beaufre）将军所云：“我深信战略也像所有一切人事一样，其中的支配和导引力量必须是理想，而那也就把我们带入哲学的境界。”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London：Faber and Faber，1965），p．318． ] 博弗尔的这句话出现在其主要著作《战略绪论》的结尾处，可以代表其个人的领悟。我们研究孙子时，迟早也会获得同样的领悟。
孙子的书虽然简短，但其中却含有极深奥的哲学思想，这也是其深受后世景仰的最重要理由。冯友兰先生对于《孙子》曾作下述的简评：“它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 [ 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一册，192页。 ] 加夫利科夫斯基认为，孙子思想中含有一种“斗争哲学”（philosophy of straggle），那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理论，在西方找不到与其平行的思想。他同时又指出，这是一种高度抽象性的观念，其所能应用的范围并非仅限于战争，而可以推广及于任何其他的情况。 [ 注：Krzysztot Gawlikowski，“Sun Wu a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Praxiology，Philosophy of Struggle，and Science”． ]
艺术还是人的境界，哲学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艺术家能探无形之秘，但他还是有我的。哲学家则余欲无言（因为天何言哉），所以他是无我的。方东美先生曾指出：“每一种哲学之后都暗藏着一种更重要的哲学。”“此种潜藏而更重要的哲学”即为“不言之教” [ 注：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三版）下册，259页。 ] 。孙子书中不仅充满智慧，而更蕴藏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灵感，此即所谓“不言之教”，那也是其战略思想中最奥秘的部分，需留待后世有志之士去发掘和领悟。
基于以上的分析，即可了解孙子在思想领域中的成就已经登峰造极，令人有高山仰止之感。其研究已经贯通历史、科学、艺术、哲学四个阶层，其著作是由经验、知识、智慧、灵感所整合而成的结晶。所以，国人尊之为“兵圣”，而以色列战略学者克里费德（Martin van Creveld）之言则可代表国外的总评：“在所有一切的战争研究著作中，《孙子》是最好的（the best），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则只能屈居第二（second best）。” [ 注：Martin van Crev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1），p．231，241． ]
六
若把十三篇的内容作一总检讨，又可以发现孙子的思想呈现出四种不同的重要导向（取向）。此四种导向分别为：
（1）总体导向（total orientation）
（2）主动导向（active orientation）
（3）未来导向（future orientation）
（4）务实导向（pragmatic orientation）
孙子在其著作中只用一个字来表达其战略思想所含有的总体导向。这个字就是“全”字。所谓“必以全争于天下”，也就是必须采取总体战略（total strategy），而其最高理想即为“全国为上”。战略家必须认清其问题的总体性，并能以总体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古代战略思想家中具有此种取向者，孙子实为第一人。
主动导向也可称为行动导向．，不过在此处所特别强调的是行动必须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所以孙子说，“致人而不致于人”。战略的本质即为行动的指导。加夫利科夫斯基曾指出，“依据一切现代知识，西方研究行动学（praxiology）的学者所获得的结论是与两千余年前孙子所获得者大致相同。他的书可以算是行动学的基础”。 [ 注：Krzysztot Gawlikowski，“Sun Wu a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Proxiology,Philosophy of struggle，and Science”． ]
未来导向又可称为前瞻导向。孙子在其著作中经常强调一个“先”字，而“先知”也就是“先胜”的基础。孙子认为战略的研究应以计划为其起点，而计划当然具有未来导向。所以，孙子与博弗尔非常相似，他们的战略都是一种“为明日设计的战略”（strategy for tomorrow）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for Tomorrow（New York：Crane，Russak and Co．，1974）． ] 。
孙子思想的极高部分固然已经进入哲学境界，但他并不玄想，其一切观念又都以现实为基础。所以，他的哲学是一种实用的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他重视经验，重视数量，在其书中到处都表现出其务实的态度。他的书绝非抽象化的空谈，而是一本具有实际可行性的教科书。简言之，孙子的思想具有高度的务实导向。
由此遂引起一项疑问。据历史记载，孙子是“以兵法见于吴王”，当时他的年龄不可能太大，应该还是在壮年期，所以，他不可能有太多的实际经验。但现在所留传的《孙子》却显然是一本非常成熟的书，并且也显示作者是一位已有丰富战争经验的高级将领。因此，壮年期的孙武能否写得出这样一本书，实在令人感到怀疑。但过去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也许惟一的解释是孙武当初献给吴王的十三篇只是一个初步的草稿或大纲；而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十三篇是他功成身退之后，根据其半生戎马的实际经验，再经过博考深思，然后综合写成的最后结论。若照这样解释则两者之间也就不再有矛盾之存在。事实上，司马迁对于孙武见吴王的记载相当不可信，尤其是吴王先称孙武为“子”，而后又称之为“将军”实属前后矛盾。此时吴王尚未“卒以为将”，“将军”之称呼更是不妥。因此，司马迁的这一段记载不值得重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司马迁除了记载这一段近似小说的故事以外，对于孙子的功业，又只是一笔带过而已。
综合言之，《孙子兵法》十三篇是全世界有史以来第一部真正的战略思想著作，其在战略研究领域中所居的地位是任何其他著作所不能及的。这固然已成定论，但有关孙子其人、其事，甚至其书又还是有许多问题迄今仍无定论。因此，我这本书只能算是个人的意见，其中有些部分不一定能获得大家的认同，甚至还可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议。关于这一点，我认为那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应该的。真理愈辩愈明，像《孙子》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其内容和意义的确值得深入的分析和反复的辩论。作为一位研究者，必须有勇气把自以为是的意见表达出来，即令因此而受到批评、反驳，甚至责难，也应无所畏惧。所以，在此除了提供一得之愚以供海内外学者参考之外，更希望能产生抛砖引玉的效果，并引起对孙子思想作更深入研究的兴趣和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