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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与先秦兵书·第十五

孙子与先秦兵书·第十五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孙子三论》《校论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前章曾言及法家好战而不喜言兵,此种现象又应如何解释?法家之不喜言兵似与战国后期社会形态的演变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为贵族,他们是精英分子(君子),不仅垄断一切权力,而且也垄断一切知识。他们都是通才,文武不分,出将入相都由他们包办。到春秋后期,此种垄断才逐渐被打破,所谓诸子百家之兴起即为其后果。不过新的平民学者所采取的治学途径还是跟着传统走,所以,他们也还是通才而并非专家,尤其是仍然文武兼资。但到战国时,文明程度日益进步,于是专精化的趋势也随之而发展。文武之学遂逐渐分离,由于有专业化的兵家出现,所以其他学派也就开始不再以兵学研究为己任。晚出的法家之所以不言兵,很可能就是受到此种专业化趋势的影响。

   事实上,由于战争的频繁,兵书的著作也自然会受到刺激而增多。韩非所云:“今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即可证明兵书在战国末期已非常畅销。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加上秦楚之际的战乱,许多古籍都可能散逸。但到西汉初,汉宫所存兵书竹简仍堆积如山。汉高祖、武帝、成帝三朝中,对于先秦兵书曾先后作三次整理,其最后结果被纳入《汉书·艺文志》,而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目录,共为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 [ 注: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180页。 ] 。

   由此可知到西汉时,先秦兵书的存留数量仍相当可观。但到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正式颁定《武经七书》时,其中可以断定为先秦遗物者则不过下列五种而已:《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严格说来,此乃今日硕果仅存的先秦兵书。此外,尚可勉强列入者则为最近在出土的《孙膑兵法》残简,以及颇有疑问的《阴符经》。

   本篇之主题为《孙子》,那些幸存的先秦兵书中又有何者可与孙子比较?严格说来,只有三种有资格,即为《吴子》、《尉缭子》、《六韬》,其他的书不是内容过分残缺,就是思想近于庞杂,所以,不应列入讨论范围。

   一、吴子

   在我国传统兵学领域中,孙吴居于互相伯仲的地位,学者往往孙吴并称,但事实上,他们之间有很多差异,值得较深入分析。

   孙子的身世还是一个谜,但吴起的事功不仅《史记》有较翔实的记载,而且后世也几乎无人表示怀疑。《孙子》是一本相当完整的书,其思想也能构成体系。今天传留的《吴子》则不仅不完整,而且也缺乏有系统的思想,甚至于更可断言不是吴起所手著。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但《武经七书》中的《吴子》则仅有六篇。二者在篇数上的差异实在太大,因此,可以断言今存的《吴子》即令不是伪书,最多也只是一部残书。其六篇各有主题,但彼此间则几毫无连系。以体裁而言,它是一本谈话记录,记录者也许为幕僚或门人,但也可能为后人假托成书。所以,其价值实不如《孙子》远甚。尽管如此,其中还是有若干值得重视的战略观念不仅有其特殊意义,而且也足以与《孙子》相比较。甚至于可以说,有些观念不仅与《孙子》非常接近,而且更有超越的趋势。

   孙子从未讨论战争的性质,也很少触及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吴子则在这两方面有其独特之见。也许可以说吴子是我国古代的若米尼,他的书与《战争艺术》第一章颇为相似:

  吴子曰:凡兵之以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德恶(怨),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则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 [ 注:《吴子·图国》。 ]

   这是一篇简明扼要的“战争论”,首先分析战争的起因,其次为战争定名,分为五类并界定每类的性质。最后概述应付每类战争之道。此种战争性质的探讨,在古代实属难能可贵。

   吴起重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并认为对二者必须作总体性的考虑而不可有所偏重。他初见魏文侯时,即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 注:《吴子·图国》。 ] 的总体战略观念。其书第一篇名“图国”,图国即谋国,所以可以证明其思想并非限于军事层面,而早已升到大战略层面。如何图国?他概括指出,“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 [ 注:同上书。 ] ,足以显示其所学出于儒家,像孔子一样,非常重视教育。他说:“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 [ 注:同上书。 ]

   亲民教民的目的为培养向心力,吴子称之为“和”,他指出:

  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人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告乃后举。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尽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 注:同上书。 ]

   非常明显,吴子所谓“和”与孙子所谓“道”在目的和作用上完全一致。吴子虽主张“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并非表示他迷信鬼神,而只是向人民表示政府对战争的态度十分慎重。

   吴子的慎战不仅代表儒家的传统,而且与孙子如出一辙。他更指出胜利含有内在的危险,甚至于足以导致亡国的后果:

  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 注:《吴子·图国》。 ]

   此种警告在战国时代对于好战者而言,真好像晨钟暮鼓,足以发人深省。尤其是与孙子在“火攻”篇中所云,“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之语可以互相印证。

   《吴子》第二篇名为“料敌”,也就是对敌情的研究判断。篇中有一基本观念最值得重视:“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 [ 注:《吴子·料敌》。 ] 吴子所提出的“先戒”与孙子所提出的“先知”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欲求先戒,则必须先知。若不能知则又如何能戒。反而言之,先知的目的即为知所应戒,假使知而不戒,则即令能先知又有何用?

   《吴子》第三篇名为“治兵”,其重点是“治”字。魏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

  以治为胜。又问曰,不在众寡?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 [ 注:《吴子·治兵》。 ]

   吴子是精兵主义者,在其书中曾一再强调素质的重要。如何始能提高部队的素质?他的答案是“教戒为先”。他认为数量并非决定因素,真正的决定因素为“治”,治的意义就是组织。他说:

  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则不可当,退则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 注:同上书。 ]

   基于以上的描述,可知吴子所想像的兵力能适应各种不同环境,有高度有效的控制,并且永保团结,不会溃散。孙子虽也重视素质和组织,但并不像吴子这样强调这两种因素。反之,孙子则始终认为数量优势为决定因素。因此,他们在治兵方面的观点至少是有程度上的差异。至于用兵方面,吴子也像孙子一样强调速决,其所言甚至于比孙子还更有力:

  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房之下,使智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 注:《吴子·治兵》。 ]

   这一段话真是千古名言,甚至于在《孙子》一书中也都找不到类似的话。

   吴子第四篇为“论将”,其意见不仅可与孙子比较,而更能提供新的启示。吴子说:

  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 [ 注:《吴子·论将》。 ]

   孙吴二子论将,观点大致相似,尤其是他们都不过分强调“勇”之重要。吴子更明确指出,“勇”只是几种必要因素中之一种而已。另一方面,吴子又列举五点,认为那是将之所慎。用现代语来说,理就是管理,备就是战备,果就是果敢,戒就是警戒,约就是简单。这是他所独创的一套原则,非常有系统而富有实用价值。若与孙子所云“智、信、仁、勇、严”相配合,则孙子所言为体,吴子所言为用。彼此互动,相得益彰,诚可谓将道之精华。

   《吴子》现存者还有两篇,分别名为:“应变”和“励士”。其内容属于战术及训练等较低层次,在此也就不必赘述。综观现存的《吴子》,可以发现其主要思想与孙子实颇接近,甚至于还有若干创见和名言,不仅能够媲美孙子,而且还有过之无不及。但其究竟是一部残书,在结构和体系上也就自然不能与《孙子》比拟。吴子晚于孙子,其思想是否曾受孙子影响,在其书中找不到任何证据。不过,此种可能性的确存在,甚至于几率也颇高。

   二、尉缭子

   《尉缭子》为《武经七书》中之一种,但其来历模糊不清,含有很多疑问,作者的身世时代都无定论。据最近的考证,似乎可以认定为战国末期作品。现存的《尉缭子》共分五卷二十四篇,要算是篇幅很长的古书(约九千余字)。其范围相当广泛,从大战略以至于小战术无所不包。全书编排尚属合理,但不像《孙子》那样构成完整的体系,各篇之间也缺乏逻辑上的必要关系。简言之,书中固有相当丰富的战略思想,但不免于杂乱。《尉缭子》大致可代表战国末期的战略思想,书中也确有若干值得重视的特殊观念,不过大部分所讨论者都是层次较低的问题。因此,我们只是逐篇说明其概括内容,并提出其值得重视的部分。

   “天官第一”。此篇引述史例来说明“天官时日,不若人事”,并假黄帝之口作结论:“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时,人事而已。”此种重人智,不迷信的态度与孙子相同,代表兵家的正统。同时也可证明该书为战国末期产品。因为那时阴阳家的势力已十分强大,对兵学产生严重冲击,尉缭的反阴阳有如孟子之拒杨墨,那是正统对异端所采取的反制行动。

   “兵谈第二”。以论建军建国之道为主题,认为必须在国内完成准备,始可向外发展:

  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暴出,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陈而胜者将将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与,不见胜则止。

   除提出“富治”观念之外,其他的观念几乎完全是出于孙子,包括“不战而屈人之兵”,“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在内。

   “制谈第三”。篇首说明兵制之重要:“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先秦兵书明白提出“农战”观念者只有《尉缭子》一书,可以显示其受法家影响颇大。

   “战威第四”。这是最重要的一篇,含有创造性的新观念:

  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面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

   虽然所谓“道胜”、“威胜”、“力胜”实乃孙子“伐谋”、“交”、“伐兵”的延伸,但名词又还是尉缭所首创。至于如何始能三胜,其结论为:

  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

   尉缭不仅重申其不信天命的态度,而更表现其与儒家的渊源,甚至于还引述孟子之原文。

   “攻权第五”。本篇综论攻击。首先强调集中原则:“兵以静胜,国以专胜,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其次重视事前计划,不求幸胜:“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所以,必须“权敌审将而后举兵”。

   “守权第六”。论述守城之法,纯属战术层面。

   “十二陵第七”。综述治军处事的基本原则,近似教条,正反各十二条。

   “武议第八”。这一篇有两点值得注意:(1)“兵者所以除暴乱禁不义也”,完全是儒家思想,与荀子接近。(2)“胜兵似水,夫水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性专而触诚也”,这与孙子“兵形象水”无关,几乎是完全照抄老子的文章。

   “将理第九”。目的为说明“将者理官也”,认为必须公正,不可偏私。

   “原官第十”。说明国家分官设职的重要,以及君臣分工的原则。

   “治本第十一”。说明耕织为立国之本,并提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警告,强调重视现在。

   “战权第十二”。说明权谋在战争中的重要。

   “重刑令第十三”。说明重刑的观念,表现出其曾受法家的影响。

   “伍制令第十四”。解释“五人为伍,伍伍相保”的连保连坐制。此乃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早已实施的制度。

   “分塞令第十五”。说明军中营区划分的原则。

   “束伍令第十六”。说明军律之执行细则。

   “经卒令第十七”。说明战斗组织划分的原则。

   “勒卒令第十八”。说明金、鼓、铃、旗四种指挥工具的使用方法。并提出“早决先敌”的原则,因为“计不先定,虑不早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其见解又还是大致与孙子类似。

   “将令第十九”。说明将的权威,及将令的尊严:“军无二令,二令者诛。”

   “踵军令第二十”。大致说明战前动员的步骤,其结论为“欲战先安内也”。

   “兵教上第二十一”。说明军事教育的概括原则。

   “兵教下第二十二”。指出“人君有必胜之道”,并列举十二项因素。其建议为必须他国有弱点始可伐之,并且事先必须对各种权力因素作审慎评估。

   “兵令上第二十三”。主要观念为: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观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专一则胜,离散则败。

   此种文事(政治)武备(军事)必须密切配合的观念在《尉缭子》中曾一再受到强调,似可显示其思想与吴子亦颇接近。

   “兵令下第二十四”。为最后一篇,重申组织和军律之重要,并主张严刑峻罚,这当然还是受到法家的影响。

   综合言之,《尉缭子》之书在战国末期可以代表兵家之正统,其不迷信、重人事都可显示其思想是孙吴的延伸。在“制谈”篇,更有“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之语,足以表达其对于二子之景仰。此外,他也分别受儒家、道家、法家的影响,而尤以法家为甚。

   三、六韬

   《六韬》也是《武经七书》中之一书,传为太公所撰,显系托名。该书来源和成书时代都有很多争论,但大致可以认定为战国末期产品,也许还比《尉缭子》略晚。今本共分六卷,即一韬为一卷,每卷篇数多少不一,共为六十篇。该书内容非常复杂,用现代眼光来看,可算是一部军事百科全书,把那个时代的一切军事知识都包括在内,从治国平天下的大战略到战术战斗的细节无一遗漏。

   所谓六韬者,其主要内容可概述如下:

   (1)文韬:讨论治国用人的平时大战略。

   (2)武韬:以战争准备和军事战略为主题。

   (3)龙韬:着重军事组织,包括人事、情报在内。

   (4)虎韬:讨论各种天候地形条件之下的战术。

   (5)豹韬:讨论各种不同的特殊战术。

   (6)犬韬:讨论各种部队的指挥与训练。

   后三卷完全属于战术层次,前两卷则显然属于战略层次,而第三卷(龙韬)则介乎二者之间。所以,可以用来与孙子比较的资料都是出于前三卷之中。

   文韬中第一篇(“文师”)对于政治原理作了开宗明义的宣告:“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这显示其所提倡者为光明正大的民本主义,同时也证明其思想具有儒家的传统。接着在第二篇(“盈虚”)又指出安危治乱之道:“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此种重人事而不重天命的态度与《尉缭子》极为相似,足以代表兵家的正统,也可以显示其成书之时也许相当接近。

   第三篇(“国务”)说明国之大事,其重点为“爱民而已”。第四篇(“大礼”)则进一步说明为政应尊重民意:“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

   在其第七篇(“守土”)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1)强调一切行动必须趁早,迟了就会来不及。“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预防重于治疗实乃战略要义,就这一点而言,《六韬》似乎比《孙子》还要超前一步。(2)战国时代的书几乎无不确认富国为强兵之本,但《六韬》却有独树一帜的见解:“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其强调富国为实行仁政的基础,实乃高见,而为他书所不及。

   文韬(第一卷)实为《六韬》之精华,所论均为为政之道,亦即为平时安邦定国的大战略。其境界超越一般所谓兵书,实为其特点。《六韬》第二卷为武韬,一共只有六篇,比其他各卷均较少,似有逸散。而“兵道”一篇在武经本中原列在第一卷内,但《中国兵书通览》则将其列入第二卷。以逻辑而言,似较合理,今从之 [ 注: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119页。 ] 。

   武韬第十二篇(“启发”)有云:“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这不仅代表典型的道家思想,而且也和孙子所谓“无智名,无勇功”的观念有所暗合。篇中又云:

  故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

   此与孙子所云“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以及“鸷鸟之击,至于毁折”等语似有微妙关系。

   第十四篇(“文伐”)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篇。“文伐”是《六韬》所首创的名词,其意义为使用各种不同的非军事性手段来打击敌国。孙子所谓“伐谋”和“伐交”,事实上都可以算是“文伐”。这一篇对“文伐”的方法曾作详细讨论,共分十二节。其细节无须详述,但观念本身则值得重视,因为大战略的运用本以非军事因素为主。如能用“文伐”来达到目的则又何必使用武力。进一步说,“文伐”也可作为发动战争的准备步骤:“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换言之,文伐若已奏效,则也就能如孙子所希望的“胜于易胜”。

   第十六篇(“兵道”)在武经本文列入第一卷文韬,其中值得重视的观念有如下述:(1)“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用现代语来表示,“一”就是“主动”。简言之,用兵必须保持主动,然后始能独往独来,致人而不致于人。(2)“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实无异于孙子所说的“诡道”。(3)“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击其不意”,几乎是照抄《孙子》的“兵之情立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概括言之,《六韬》在用兵的方面大致都是遵循《孙子》的思想路线。

   《六韬》除第一、第二两卷外,其余四卷对于战略层面所能提供的资料都非常有限,惟第三卷龙韬中有两篇值得分析。其一为第十九篇“论将”,其次为第二十六篇“军势”。

   《六韬》论将有“五材十过”之说:

  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生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

   其论与《孙子》仅小有出入,但似乎还较精密。不过,有一显著差异为《六韬》把“忠”列为必要条件,乃《孙子》所未列入者。这又可以暗示时代的差异。到战国末期,各国多用客卿,所以,“忠”遂自然被认为是一个重要条件。此篇之结语为:“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很明显,又几乎是完全抄袭《孙子》。

   “军势”篇有云:

  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害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备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

   就思想而言,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智与众同非国师也,都是模仿孙子之言。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那可能是古代兵书第一次提到“技”字,而且还有所谓国工之称。似乎可以暗示《六韬》成书时的环境已经不是单纯的农业社会。

   “军势”篇最后又云:

  善战者居之不挠,见胜则起不胜则止。故曰,无恐惧,无犹豫。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

   非常有趣,《六韬》不仅模仿《孙子》,而且还抄袭《吴子》。这又可以证明其成书较晚,而绝非太公之作。

   总结言之,先秦兵书中只有《吴子》、《尉缭子》、《六韬》三者有资格与《孙子》比较。《吴子》书虽残缺,但确有独立思想,仅以现存部分而论,仍有若干创见名言,可以与《孙子》等量齐观,甚至于有过无不及。但是否曾受《孙子》影响,则无法确定。《尉缭子》与《六韬》则都显然曾受《孙子》的影响,其程度也大致相当。但《尉缭子》所受影响似乎略高。《尉缭子》和《六韬》成书都较晚,内容也比较完整,但思想庞杂,境界不高,虽可代表兵家的正统,但又只是《孙子》的余绪。因此,在先秦时代,任何兵书都不足以与《孙子》比拟,称之为兵圣,谁曰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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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