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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与先秦诸子·第十四

孙子与先秦诸子·第十四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孙子三论》《校论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从春秋到战国可称为子学时代,虽然有所谓九流十家之说,但实际上,能够算是独立学派者又不过仅为儒、墨、道、法四家而已。概括言之,在此四家的主要著作中,几乎都可以发现有其战略思想之存在。不过,所谓战略思想者,又是采取较广泛的现代化解释,而非仅限于作战或用兵的层次。这四家主要著作的作者大致是与孙子同一时代,换言之,在时代背景和战略环境上似乎大同小异,所以若作比较研究,则不仅可以辨别其思想上的异同,甚至还可以发现其间的相互影响。此种研究应能有助于观念的澄清和疑问的解答。

   一、儒家

   儒家之祖为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为我国历史中的第一位伟大思想家,此乃人尽皆知的事实。他的时代已近春秋后期,大致比孙子早一点。足以作为其思想主要记录的即为《论语》,那虽然只是门弟子的记录,但却可以充分表达老夫子的思想。仅凭《论语》的记载,即可确定孔子有其相当完整而有系统的战略思想。

   令人深感惊异的是文武两圣人在思想上的确非常接近或相似,这应该是与他们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源流有相当关系。有一个焦点特别值得注意。孙子齐人也,他的书虽未提到管仲的大名,但可以暗示其伐谋、伐交的观念很可能是以管仲的经验为范式。孔子虽非齐人,甚至于还批评“管仲之器小哉”,但对于管仲相齐的功业则又予以高度的肯定,盛赞其“九合诸侯,不以兵车” [ 注:孔子对管仲的评论分别见《论语·八佾第三》及《论语·宪问第十四》。 ] 。由于此种事实的对比,即可发现他们不仅观点相似,而且也有同一渊源。

   孙子未作“富国强兵”之论,而孔子则有“足食足兵”之言。这似乎显示孔子的大战略思想要比孙子较为宽广,尤其是“足”字更含深意。孔子似乎认为国家的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都不宜过度发展,只应以足够保护国家安全,增进人民福祉为限度,若过度扩张则反而有害无益。这的确是高见而为后人所不及。从战略观点来看,这个“足”字似与1970年代的美国核战略家所主张的“足量”(suffiency)观念具有同样的意义。

   孔子在大战略领域中除提出足食、足兵两项原则以外,还有其第三项更重要的原则,即“民信之矣”。孔子之言全部引述如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 注:《论语·颜渊第十二》。 ]

   孔子回答子贡的话含有两点重要意义:(1)军事安全必须以经济成长为基础,此种思想与管仲非常接近,并足以暗示在春秋时代这是一种共识。(2)孔子认为“信”乃“政”的基础,不能立信即不能立国。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孔子所谓“民无信不立”,与孙子在“计”篇所列举五事中的“道”具有相同的意义,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而已。孙子判定“主孰有道”的标准,是能“令民与上同意”。换言之,必须人民完全信任政府,既不怀疑,也不畏惧,然后才能“可与之死,可与之生”。因此,就大战略的最主要基本原则而言,孔子与孙子的意见完全一致。

   因为《论语》中有卫灵公问陈(阵)的记载,遂令后人对于孔子的军事知识表示怀疑。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盖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 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

   孔子之所以作此语实乃有为而发。卫灵公为无“道”昏君,而且不度德量力,还想向外发动侵略。所以,孔子鄙其为人,才给一个软钉子让他碰。只要看“明日遂行”即可了解孔子的态度。孔子曾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 注:《史记·孔子世家》。 ] ,可以暗示他本人是文武兼资。在春秋时代,所谓君子(贵族)都曾受过军事教育,孔子自然不可能不知兵。事实上,孔子在其对弟子施教时更曾把军事列为课程。《史记》有下述记载:

  冉有为季氏帅师,与齐战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 [ 注:《史记·孔子世家》。 ]

   可以为证明。

   孔子虽曾以军事知识教其弟子,但由于无记录可凭,我们还是无法知道其对于作战(用兵)层次的思想内容,所以,也就不能与孙子作比较。不过,就其对整个战争问题所持的基本态度而言,则又还是可以发现他与孙子是不谋而合。孔子对于战争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论语》有云:“子之所慎:斋,战,疾。”可为证明 [ 注:《论语·述而第七》。 ] 。下述的记载则更具有深意: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 注:同上书。 ]

   仅凭这些证据,即可断言孔子的慎战好谋,实不亚于孙子。

   甚至于还可以指出孔子思想中有一特点是孙子所不及,那就是他特别重视国防教育。他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 注:《论语·子路第十三》。 ] 孙子虽然也重视部队的训练,但对于全面国防教育则未能像孔子这样的重视。

   孔子还有两句常为人引述的话也值得较深入的分析。

   1孔子说:“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 注:同上书。 ] 孔子所说的“无欲速”与孙子的“拙速”观念并不冲突,因为那是代表两个不同层次的思考。在大战略层次,有许多问题都是长期的,不可能求速效,例如上述的“教民七年”,此亦所谓“王道无近功”。而当战争已发生时,则又必须有如孙子所云,应力求拙速,而不可巧久。至于“无见小利”则与孙子的观念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孙子所云“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实已暗中含有“毋见小利”的观念。

   2孔子又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 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 这可以显示孔子和孙子在其思想上是同样地具有前瞻(未来)导向。从表面上看来,孔子似乎比孙子还较深入一层,因为孙子仅强调“先知”,而孔子则更重视“远虑”。实际上,又并无太多差异:若不先知,则也无从远虑;反而言之,若不远虑,则也无须先知。所以,先知与远虑只是表示作业程序上的先后,二者实为一体。

   概括言之,我们可以获得下述五点认知:(1)孙子与孔子在时代背景上相距颇近,所以他们的思想显示出同一趋势。(2)孙子与孔子在身世上也很相似。孔子本为宋人,移民到鲁国;孙子为齐人,流亡到吴国。他们都是由贵族变成平民。(3)他们的思想都与管仲有相当微妙的渊源。在《论语》中可以找到直接证据,在十三篇中虽无直接证据,但还是可以感觉到强烈的暗示。(4)孙子虽然重道(政治),但其书又以兵学(军事)为主要内容;相对地,孔子虽也知兵,但其言论的范围则远较广泛,对于战争问题只是偶然提及。(5)尽管有其一切的差异,但二人对“国之大事”的基本观念又大致相同。

   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应该提出:他们在思想上是否有相互的影响。照时间来看,孙子晚于孔子,所以孔子自不可能受其影响。然则孙子是否曾受孔子的影响?至少也无明确证据,而照理说,也不太可能。因为孔子在其有生之日,甚或其死后不久,其思想的流传可能只限于狭小的范围(门弟子)和地区(鲁国),所以,孙子受其影响的机会也就自然不会太大,最多也只可能为间接的影响,而这也只能算是猜想。

   孔子死后,其门弟子分别传授其学,于是孔门逐渐发展成为战国时代最大的学派。但儒家中能著书立说传于后世的人又并不多,孔子之后仅有孟荀二人而已。

   孟子名轲,邹人,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距孔子已在百年以上。荀子名况,赵人,亦称孙卿或荀卿(称卿者时人尊之也)。其生年大致为周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比孟子又晚了三十二年。孟荀虽俱传孔子之学,但由于背景环境之不同,在思想上也自有代沟之存在。现在先从孟子谈起。

   孟子有“七篇”传世,虽不一定是其手著,但能代表其思想应无疑问。凡读《孟子》者一开始就会读到孟子见梁(魏)惠王: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 注:《孟子·梁惠王上》, ]

   依照直觉可以立即发现孟子有两个主要观念:(1)何必言利;(2)仁义而已。这两点都曾引起很多辩论和误解。

   孟子似乎有高度的反功利主义趋向,事实上,并非尽然。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所谓“国”者实乃国王的私产,梁惠王所说的“何以利吾国”只是指其私利而言,与全民的公利无关。这也是孟子所以不欲言利的理由。他并非不重视全民的公利,不过为了避免言利,所以才提出一个较积极的观念“仁义”来作为代替。

   孟子在思想上代表儒家的正统,他主张行仁政,也就是民本政治。他认为民为邦本,为政必须得民心,决策必须尊民意。若能如此,则“虽欲无王,不可得也”。 [ 注:《孟子·离娄上》。 ] “仁政”就是“王道”,是一种崇高的政治理想,但从战略家的观点来看,则又未尝不是一种大战略。《孟子》书中虽很少言兵,但还是有若干片段足以显示他确有其战略思想,最值得注意的是下述的一段名言: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 注:《孟子·公孙丑下》。 ]

   这一段话显示出孟子对于战略不仅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而且还有其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可以说他的思想非常接近孙子。他把权力因素分为三大类:天时,地利,人和。作了一番评估之后,其所获结论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则又如何始能获致“人和”?其关键在于“道”之得失。何谓“道”,其得失又如何判断?孟子在其书中作了下述的分析: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心。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 注:《孟子·离娄上》。 ]

   很容易明了孙子之“道”与孟子之“道”意义大致相同。孙子强调“令民与上同意”,似不无强制之意;孟子则主张顺从民意,而绝无勉强之意。因此,就理想而言,孟子似乎要比孙子较高一等。不过,孙子也说“上下同欲者胜”,足以显示他也同样重视民心的向背。

   “仁政”又不可仅为空洞的理想,而必须有其具体的内容。当战国之世,“富国强兵”已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孟子虽未公开作富强之论,但其所提倡的政策若能持之以恒,则似乎也能达到同样的目标。孟子为孔子之徒,在思想上与其具有连贯性。他主张养民教民以厚植国力。他像孔子一样,不仅重视经济,而更重视教育: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 注:《孟子·尽心上》。 ]

   这又可以证明其最后目的仍为民心。假使全民同心则其国必强。所以孟子虽不谈兵,但自信其仁政能产生巨大的防卫能力,甚至于“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利兵矣” [ 注:《孟子·梁惠王上》。 ] 。

   孟子提倡仁义,自必反对战争。不过他所反对者为侵略性战争,至于仁义之师则又当别论。同时,他又相信若能行仁政,则也就无须战争。他说:“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 [ 注:《孟子·尽心下》。 ] 这种论调虽不免言过其实,但也暗示他似乎像孙子一样,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孟子以孔子传人自居,应算是儒家正统。他的战略思想就最高层面而言,大致纯正合理,而且与孙子吻合,虽不免比较理想化,又还是不可以迂阔视之。

   假使说孟子代表儒家的正统,则荀子应该算是儒家的改革派。其所学虽出于儒家,但颇能创新而不受传统束缚。荀子治学远比孟子严谨,其言论理智多于感情,与孟子恰好相反。他具有科学精神,重视现实,其书中所呈现的战略思想不仅比较系统化,而且与孙子非常接近。

   荀子以治乱之责归之于人力。他重视人为(伪),相信人可胜天。荀子的不信天、不信神,与孙子非常相似,在当时可以算是反传统的异端。他们都同样反对消极无为,而主张应采取合理有效的行动。所以,用西方的名词来表示,他们都是所谓积极主义者(postivist)。

   人不能单独生存而必须有组织,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不能无群。” [ 注:《荀子·富国篇》。 ] 组织工作又应由谁负责,荀子说:“君者善群也。” [ 注:《荀子·王制篇》。 ] 荀子之“君”即孙子之“主”,《孙子》全书以“将”为核心,对于“主”所论不多,而荀子则对“君”的重要有很详尽的分析。他对于“君”之功能曾列举如下:

  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势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 [ 注:《荀子·富国篇》。 ]

   简言之,国家的兴衰在于政府,政府的核心则为君。荀子与孟子相似,强调人治重于法治。他认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 [ 注:《荀子·君道篇》。 ] 。

   荀子虽尊重君权,但也主张民本政治,他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 注:《荀子·王制篇》。 ] 。所以君主欲巩固其地位则必须顺从民意,为民兴利除害。他说: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 [ 注:《荀子·王霸篇》。 ]

   他又提出严厉警告如下:

  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己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 [ 注:《荀子·君道篇》。 ]

   简言之,政府欲求富国强兵,长治久安,其关键在于爱民利民。在此种大战略领域中,儒家三子(孔、孟、荀)与孙子的基本观念几乎殊少差异,但荀子的分析似乎又比其他三子更深入透彻。

   君之治国又必须有辅弼,那就是“相”。荀子之重“相”与孙子之重“将”虽层次不同,但用意则完全相同。事实上,大战略本是国事而非仅限于军事。我国古代伟人几乎都是文武兼备,出将入相。尤其是他曾引伊尹、太公、管仲为例,更令人感觉到并非偶然的巧合。

   荀子是现实主义者,非常重视现实问题。其书中不仅有“富国”篇,而更有“议兵”篇。荀子对富国强兵所发表的意见不仅十分精彩,而且更有超越时代的趋势。其所言也并非仅限于这两篇,而且还散布其他各篇中。

   孙子虽重视战争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对于战略的平时经济基础则从未有所论列。这也是其不及荀子之处。萧公权先生对于荀子的经济思想曾作精辟的分析:荀子相信裕民政策能使物资生产大量增加,故富国之要诀不是降低需求,而是扩张供给。此种观点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颇为类似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联经,1982)上册,19页。 ] 。荀子曰: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 [ 注:《荀子·富国篇》。 ]

   他认为必须藏富于民,然后国家安全始有坚固基础,所以他说:

  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为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 注:《荀子·王制篇》。 ]

   这一段话读后令人不禁有毛骨悚然之感,但同时令人不解的是以孙子之高明,为什么其书中却缺少这样的分析。

   孟子因提倡仁政而不言兵,荀子态度则远较积极。他不仅“议兵”,而其议兵又常以仁义为本。他首先提出一个假想问题:“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接着就作答如下:

  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 [ 注:《荀子·议兵篇》。 ]

   换言之,荀子认为武力乃维持国际秩序的必要工具,用兵乃济仁义之穷。所以,他不但不反对必要时使用武力,并且还进一步研究用兵之道。荀子所提出的首要原则为善用兵者必先附其民,那与孙子所云“令民与上同意”几乎完全相同,其解释如下:

  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在乎善附民而已。 [ 注:《荀于·议兵篇》。 ]

   除先附其民以外,荀子又提出其第二项原则,即为慎选将帅。他对于“将”的最高选择标准有如下述:“能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圹’即‘旷’,意为怠忽),夫是谓天下之将。” [ 注:同上书。 ] 对于其所创造的名词,也都有明确界定,足以显示其治学之严谨和分析的科学化。

  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徒举进退,欲安以重,欲急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

  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事虑欲孰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

  所以不受命于主者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

  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夫是之谓五无圹。 [ 注:《荀子·议兵篇》。 ]

   由此可见荀子对于将道之重视绝不亚于孙子,而其分析的精密则甚至于有过于孙子。不过,若从其内容上来观察,又可以发现在其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在战争过程中,荀子要求严守仁义原则,不得残杀对方军民,不得掠夺对方财产。应恩威并用,发挥心理战功效,并尽量减少战争的损毁,以达到易胜速胜的目的。这样遂又能造成“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愈强”的后果 [ 注:同上书。 ] ,也正是孙子所希望的“胜敌而益强”。

   荀子是理性主义者,他深知用兵之害,并断言仅凭武力不能统一天下。他也是反侵略主义者,其立论不仅是基于道义,而更是基于利害。他像孙子和孔子一样,对于战争采取极慎重的态度。不过,他又认为国无分大小,都应自立自强,这又与孙子所谓“信己之私”的观念完全一致。

   荀子把战争分为三级:

  王夺之人,霸夺之与,疆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 [ 注:《荀子·王制篇》。 ]

   此与孙子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有异曲同工之妙。荀子的最高理想为以德服人,认为用王道来争夺人心实为上策。因此,他说:

  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敢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 [ 注:同上书。 ]

   此与孙子所云“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又有何差异?

   总结言之,荀子实可谓儒家中的孙子,其战略思想之精深可与孙子并驾齐驱。然则荀子是否曾受孙子的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至少有证据显示荀子曾经读过《孙子》并给予以高度的评价。他说:

  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以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 [ 注:《荀子·议兵篇》。 ]

   从孟荀二子的著作中可以发现战国时代的儒家有其战略思想,而那又是发源于孔子,并且在大战略层面上是与孙子的思想相当接近。

   二、墨家

   先秦诸子中,墨家是地位仅次于儒家的大学派,其宗师和代表人为墨子。墨子名翟,鲁人,其生平事迹已不太可考,其生卒之年也无从确知,今人则多信墨子之时代后于孔子而前于孟子,因此,他应似乎和孙子的时代相当接近 [ 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推断墨子生年为公元前490年,卒年为公元前403年。 ] 。据《墨子》中“公输”,“备城门”等篇所记,墨子为一擅长机械的工程师,他不仅长于科技,而且也善于组织,所以能组成别具一格的学(教)派,并发展成为强大的势力。墨家的著作除现存的《墨子》五十三篇以外,余均散佚。现存各篇又均为后学所追述或编撰,并非墨子自著,与儒家的《论语》类似,而内容的繁杂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如此,书中内容还是可以显示墨子思想的梗概。令人惊异的是,若从战略观点来看,可以发现《墨子》书中确实蕴藏着一套完整的大战略思想。过去研究墨学的人似乎都不曾注意。

   墨家思想的中心观念即为“兼爱”。墨子生当春秋战国之交,列国攻伐日益频繁,人民痛苦不堪。墨子怀悲天悯人之心,认为一切祸乱之源皆由于人之自私,所以根本解决之道即为能使人类不自私而彼此互相亲爱。墨子又深知人之好利实乃本性,自私的目的即为求利。因此,他遂进一步指出自私不仅不利而更有害。必须“兼相爱”,始能“交相利”,换言之,从利害的观点来看,兼爱与交利之间实有一种不可分的互赖关系存在。欲求交相利,则必须兼相爱。不兼爱而相互斗争,其结果必然为大家都不利。于是墨子的基本假定即为:如能设法说服世人了解兼爱交利之间的因果关系,则天下即可太平矣。

   墨子的全部思想都是以兼爱观念为其核心。用现代名词来表示,他是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也是理想主义者(idealist)。其最终目的为建立互赖互利的国际秩序。果能如此,则国与国之间自不会有战争发生。

  视人国若己国,谁攻?故诸侯之相攻国者无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攻,则天下治。 [ 注:《墨子·兼爱上》。 ]

   萧公权先生认为《墨子》一书中共有六大基本观念:(1)兼爱交利,(2)尚同,(3)天志明鬼,(4)尚贤,(5)节用,(6)非攻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第四章。 ] 。除“兼爱交利”为其核心目标以外,其余五者则均可视为达到此一目标的手段。“尚同”的意义即为统一思想。墨子以一介平民,如何能统一思想,使人信服其理念?他所想到的为利用宗教,此即所谓“天志”和“明鬼”。人对天意(志)必须服从,而鬼神能为祸福,也是世人所畏惧。又因为墨子是以平民为主要说教对象,所以神道设教更是有其必要。于是墨家又变成一种教派,而不仅是单纯的学派。宗教精神足以巩固墨家的团结,并增强其不畏牺牲的勇气,这也构成墨家的最大特点。

   以上三点都是偏重理论方面,但墨家又并非不重视现实问题。后三点可以代表墨子在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主要观念。墨子提倡贤能政治,他简单地指出:“尚贤为政之本。”换言之,若无人才,则一切理想均属空谈。如何能获致人才,对人才又应如何任用,墨子有其非常合理的意见: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 [ 注:《墨子·尚贤上》。 ]

   简言之,对人才应破格选拔,不受出身限制,尤其应厚其待遇,重其职权,始能使政治发挥高度效率。

   墨子尚俭,其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建议即为“节用”。节用的直接目的为充裕民生,而最终目的则为实现兼爱交利。墨子认为节流即等于开源,若能减少无益的消费,则也无须增加生产,而更无须向外扩张。其所提倡的经济政策完全不考虑富国乃强兵基础的流行观念,在其时代中实为一大特色。他希望凭借牺牲奉献的宗教精神,来劝诱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安于艰苦节俭的生活。他认为这样也可以消除侵略扩张的野心,而共同走向兼爱互利的途径。

   最后,墨子在军事领域中所提倡的观念为“非攻”,这与“兼爱”首尾相应,同为其思想核心,也构成其大战略思想体系的总结。萧公权先生曾作评论如下:

  吾人顷谓墨子节用之失,在徒有足民之心,而未究生财之道。至其非攻,则于鲜明之理论外,复具有防御战争的优美技术。故究实际上之价值而言,墨学之精无逾此者。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第四章,156页。 ]

   简言之,“非攻”实为墨子思想的精华,若无“非攻”则《墨子》全书也就不过只是不切实际的宗教宣传而已。

   墨子言“非攻”,孙子言“谋攻”,从表面上来看,他们两人的思想似乎恰好相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必须作较深入的比较分析,然后始能明辨二子之异同。

   就根本而言,他们的思想都是以利害的考虑为基础。孙子认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必须采取行动以追求或增进其国家利益,而战争则为此种行动中之一种。因此,国家基于求利的考虑,有时必须发动战争,采取攻势,这也就是必须谋攻的理由。所以,孙子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采取这样的想法,当然又是在内心中承认战争的结果可能有利,至少并非完全有害。

   墨子“非攻”的“攻”应作较广义的解释,其意义不仅为军事性的攻击行动,而更包括所有一切的侵略行为在内。换言之,他的基本理念为人类应和平共存,不应有侵略的意图。墨子的理论也和孙子一样,是以利害考虑为基础。他反复辩论,阐明“攻”之不利,所以,他所采取的思考途径完全是战略途径(strategic approach),但所获结论则与孙子不同。墨子分五点来作利害的分析:

   1、战争对双方俱不利:“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两不利也。” [ 注:《墨子·公孟》。 ] 其故安在?因为战争无分胜负,都必须付出巨大成本。虽然获胜仍可能得不偿失,“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丧者之多”。 [ 注:《墨子·非攻中》。 ] 此种“两不利”的观念实为一种超时代的创见。

   2、当时地广人稀,常感劳动力不足。把宝贵人力用于扩张国土的侵略战争实属不智。墨子说:“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尽王民之死,严上下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有余也。” [ 注:同上书。 ] 尤其是他认为只要能节约消费则土地就无异于增加一半,所以更无开疆辟土之必要。

   3、战争也许能满足执政者的虚荣心,但结果则为劳民伤财。墨子用了一个非常幽默的比喻:“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 [ 注:《墨子·耕柱》。 ] 童子骑竹马,自以为享受骑马之乐,殊不知劳动的是自己的脚。大国之攻小国所能获得的满足亦复如此。

   4、侵略者也许能一时得逞,但最后还是难逃败亡。墨子指出:“吴以阖闾夫差之好战而天下莫强,乃卒不免灭于勾践。晋之智伯势冠六军,兼并为务,而终败于三家。” [ 注:《墨子·非攻中)。 ] 此皆前车之鉴,足为攻伐两不利之明证。

   5、最后,就宗教意识而言,攻之不利又非仅限于君主,而且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所以,侵略的结果是天怒人怨,害莫大焉。这当然也凸显了墨家的宗教性质。

   孙墨两子的战略思想可谓同异参半。他们都同以利害考虑为基础,但对于战争之利害则有不同的判断。孙子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换言之,孙子虽主张慎战,企图不战,但并不认为战争绝对有害无利。墨子则确认侵略性战争绝对有害无益。不过,墨子所反对者又仅为侵略性战争,而并非所有一切战争。他甚至于指出:“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非所谓攻,谓诛也。” [ 注:《墨子·非攻下)。 ] “诛”与“攻”为两种不同的战争类型,前者为义战,而后者为不义战。墨子仅只非攻而并不非战。墨子认为战争有“诛”与“攻”之不同,而孙子则似乎从未考虑战争就性质而言,有分类之必要。所以,墨子思想与荀子很接近,比之孙子则似乎境界略高。

   墨子虽是理想主义者,但并不缺乏现实感,他认为欲阻止大国的进攻,则小国必须善守。这也正是现代战略中的“吓阻”(deterrence)观念。若能使侵略者明知其行动得不偿失,即能产生吓阻作用。此种守势战略又非仅限于军事,而且也把外交、内政、经济等非军事因素都包括在内,所以实为一种大战略。其弟子禽滑厘问守小国,墨子告以:“我城池修,守器具,堆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其所以恃也。” [ 注:《墨子·备城门》。 ]

   孙子也同样强调守势的重要和功效。他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能为不可胜……不可胜者守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不过,孙子又非以自保为满足,他还想求胜,换言之,他认为守只是一种预备步骤,最后必须转守为攻,始能全胜。这也是他与墨子的重大差异。孙子始终在谋攻,而墨子则根本非攻。

   墨子最重视“备”,他说:

  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是故食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 [ 注:《墨子·七患》。 ]

   简言之,国家必须提高警觉,保持战备,始能免遭奇袭,使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墨子又说:“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委积多,城郭修,上下调和,是故大国不耆攻之。” [ 注:《墨子·节葬下》 ]

   有备无患本是战略家的共识,孙子也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因此,至少就这一点而言,孙墨两子的意见是完全一致。

   尤其令人敬佩者是墨子不仅坐而言,还更能起而行。他深知必须有充分的防御能力始能吓阻侵略,所以他亲自教导其门徒研究防御战术,研发守城技术(装备),并且把他们组成一支精锐的特种部队,能够实际从事守城的战斗。于是墨家由学派、教派,而摇身一变成为武装团体,能以实力贯彻其主张。

   墨子救宋的故事,真伪虽不可考,但《墨子》一书中(“公输”)则有很详细的记录。如果属实,则不仅可以暗示当时军事技术已有相当高度的发展,而且甚至于已经知道用兵棋(war game)来模拟战况。《墨子》五十三篇中在“备城门”以下的十一篇都是论述战争中的实际防御问题,后世总称之为“城守诸篇”。据学者考证,大致都是伪托之作,但能代表墨家思想遗产则又毫无疑问。

   由此遂引到一个非常有趣味的比较:在孙子的时代,城塞的建筑即已很普遍,而攻守战技也已开始发展。依照孙子的描述,可知攻城是一种极艰苦的战斗,孙子对它非常厌恶,所以才会说“其下攻城”。很明显,孙子是希望尽量避免攻城。墨子比孙子较晚,到他的时代,战争的形态又有改变,而攻城战的避免也就更困难。所以,墨子的想法也就比孙子较积极,他认为如能增强守城的能力,即无异于减弱攻城的能力。若能使侵略者自知攻城不易成功,则非攻的目的也就自能达到。基于以上的分析,即可显示任何思想家都必然受到其时代背景的影响。

   三、道家

   “道家”这个名词始于《汉书·艺文志》。司马谈(司马迁之父)称其为道德家,道家即为道德家之简称。道家以老子为原始,战国时已为显学,留传的书有《老子》、《庄子》、《列子》等,但可作为道家思想代表者则又只有《老子》一书。诚如萧公权先生所云:“先秦思想大家事迹之最难考见者殆无过老子与庄生,而二者之中,老子为尤甚。”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173页。 ] 老子何许人也?其书成于何时?曾引起无穷的争论。有人认为老子在孔子之前,有人认为老子在孟子之后。现在依照钱穆和冯友兰两先生之意见,假定其书为战国时代产品,至于其人其事则不拟深究 [ 注:钱穆认为老子时代大致为公元前365-公元前290,冯友兰则谓“老子之学盖就杨朱之学更进一层”。分别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及《中国哲学史》。 ] 。

   道家本身固已疑问颇多,而道家与兵家的关系则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兵家之言多出于老子,但也有人相信老子的思想来源可能与兵家有关。前者例如萨孟武 [ 注: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三民,1984年四版),71、76、79页。 ] ,后者例如李泽厚 [ 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华京文化事业公司),73页。 ] 。这虽然是很有趣的问题,但又不是本书所拟分析的主题。我们的主题仅为《孙子》与《老子》(道家代表作)之间的比较研究。

   《老子》全部思想中有两大基本观念,一曰“无”,二曰“反”。无乃道之体,反乃道之用。所以,无比反更较重要。用现代语来说明,老子是所谓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相信自然之道就是“无为”,所以,他说:“圣人为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 注:《老子》第二章。 ] 如何能实现无为而治的理想,老子认为必须使民无知无欲,所以他提倡愚民政策。其逻辑为无知则无欲,无欲则无争。他说: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 注:《老子》第六十五章。 ]

   此种“无”的观念实为道家思想的核心。战国时代,列国诸侯均欲富国强兵,大有为于天下,结果导致战祸频繁,民不聊生,所以才会引起思想反弹而产生此种偏激言论。老子不仅提倡无知无为,而且也具有强烈的反智趋向,所以在其思想中不可能有所谓“战略”观念之存在,因为一切战略理论的基础就是“知”和“智”,而一切战略的本质即为行动(action),也就是有为而非无为。如果真正无知无为,则整个世界都会冻结,则自无国际关系和战略思考之可言。老子的理论几乎全是幻想,他不仅是虚无主义者(nihilist),而更是乌托邦主义者(utopianist)。有人以为孙子五事中以道为首,就以为孙子思想出于道家,事实上,孙子之道有其特定意义,并非老子之道。

   老子的另一基本观念就是“反”,他认为宇宙中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面,用哲学名词来说,即所谓“二元论”。从这个观点上来看,老子与孙子的思想似乎有相同的哲学基础,但若仔细分析,则又可以发现其间仍有重大差异存在。老子的二元论并非纯正的二元论,因为在二元论中,所有对立观念都是一律平等,而并无强弱优劣之分。但老子对不同的观念则有主观的好恶。他经常强调某一观念所代表者为“反”,而那也就是他所欣赏和主张的观念。例如柔弱胜刚强的观念。孙子的二元论是真正的二元论,他对于攻守、奇正、虚实并无任何偏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但过去比较孙老思想的人似乎很少注意这一点。

   有很多人引用两书中的辞句来比较,并认为那代表相同的思想,或至少是有密切的关系。例如老子说: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是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 注:《老子》第七十八章。 ]

   于是就有人认为这与《孙子》一书中所云“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和“兵形象水”等语有所暗合。此种看法实乃误解。孙子说得很清楚,激水之所以能漂石是由于势,而并非意味着水的本性能胜坚强;至于“兵形象水”只是一种譬喻,与柔能克刚毫无关系。在《孙子》全书中只有一次提到“刚柔”,那是在“九地”篇:“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此处所谓刚柔是指地理有刚柔之分,刚即艰险之地,柔即平易之地,与老子所言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总结言之,在基本观念上,道家思想中根本不可能有战略之存在,至于孙子与老子则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孙子提倡先知善战,老子提倡无知无为,真乃如冰炭之不相容。尽管如此,《老子》之书虽仅五千言,内容却非常复杂微妙,对于后世言兵者的确曾有相当影响,则又为事实。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就认为兵家之言多出于老子,而更不能确信孙老之间有其思想上的渊源。

   四、法家

   就学派成立先后而言,法家居四家之殿。《管子》虽含有法家思想,但内容驳杂,且系伪书,不能作为开宗之代表,严格地说,论述法家思想,必须以商韩为主。商鞅卫国人,以客卿身份在秦国为相,以实现其改革(变法)理想。今所存的《商君书》虽可能非其自撰,但大致仍能代表他的思想。韩非韩国人,与李斯同为荀卿弟子,终身坎坷,为先秦诸子中最不幸者。今本《韩非子》是否全为其手著亦有疑问,不过大体要算是完整可信。

   概括言之,儒、墨、道三家对于战争都是采取否定的态度。道家反对一切战争,儒家和墨家则反对侵略战争;墨子非攻而善守,荀子则认为兵可济仁义之穷。但总结言之,他们都是和平主义者,只同意用武力自卫或反侵略,即所谓义战;而绝对反对用武力来从事侵略或扩张。法家最为晚出,其思想固然曾受到先进诸家的影响,但也自有其特点,并形成对他家思想的反弹。法家不但不反对战争,而且提倡战争;不但不反对扩张,而且鼓励扩张;不但不反对暴力,而且崇尚暴力。所以可谓一反旧有的传统而独树一帜。

   这又与时代背景有关。从春秋到战国,周天子的尊严早已丧失无余。诸侯割据,攻战不休,旧秩序已荡然无存,所以除非另建新秩序,否则天下将永无太平之日。但新秩序的建立又已不可能依赖和平手段,儒、墨、道三家的理想都已由事实证明其不可能实现。因此,惟一的途径即为使用武力。所以,法家遂有其独特的大战略构想:选择某一国家来作为权力基地(power base),然后凭借其武力来统一天下。

   既然必须发动战争始能统一天下,所以法家只有惟一的国家目标,即为富国强兵。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富国必须重农,而强兵则又必须习战,所以,法家宗师商鞅治秦时遂以“农战”为其政策的核心。在《商君书》中曾有一再强调“农战”的语句:“国之所以与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故圣人之为国也,人令民为属农,出令民以计战”。 [ 注:《商君书·农战·立本·算地》等篇。 ]

   要使人民无条件接受此种政策,法家所采取的手段有三:(1)诱之以利,“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2)实行愚民政策,“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3)严刑峻罚,“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 [ 注:《商君书·外内·垦令·画策》等篇。 ] 就上述各点来看,法家思想与孙子所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实颇类似,不过其对于“令”字的强制性则又比孙子更较增强。法家之提倡愚民政策明显地受到道家的影响,这又与秦国的国情有关,秦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民智本来就较低,所以商鞅才会主张“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 注:《商君书·更法篇》。 ] 。

   韩非为法家之殿,其学实集前人之大成。商韩之间相距百年,在思想上仍一脉相传,尤其是其战略思想几乎完全因袭商鞅的旧说,而并无大多新意。不过,商鞅有强烈的反智趋势,韩非则不仅重视智能,而且还尊重专家。他虽然反对学术自由,但又并不主张采取愚民政策,而只是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 注:《商君书·五蠹》。 ] 。

   在中国战略思想史中,法家居于不太重要的地位,除“农战”以外,几乎无其他观念值得评述。尤其是他们也不重视兵学的研究,甚至于还认为理论研究对国防建设有负作用。连韩非也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 注:《韩非子·五蠹》。 ]

   不过韩非书中有“亡征”一篇,从战略的观点来看,要算是一种创见,并且更足以发人深省。韩非认为“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所以国家将亡也必先有征兆,此之谓“亡征”。于是他列举了四十七种不同的征兆加以详细分析,并说明其所以可能导致败亡的理由 [ 注:《韩非子·亡征》。 ] 。当然,其所分析的内容有许多到今天已经不再有意义,但值得称赞的则为他的远见。所谓“失败”(failure)的研究是在最近才受到西方战略学界的重视,第一本剖析战争失败的书1990年出版于美国 [ 注:Eliot A.Cohen and John Gooch,Military Mistortare:The Anatomy of Failure in War(FreePress,1990). ] 。我国的战略家,包括孙子在内,大致都是只知求胜,而未尝注意如何避免失败的问题,因此,韩非能有见及此,实应予以高度的肯定。

   如果把儒、墨、道、法四家思想作一综合比较,即可以发现孙子与儒家最为接近。孙子与孔子时代差距很小,他们都是春秋时代学术思想的末代传人,而且也可能有若干共同的来源。荀子晚于孙子,他是儒家大师中对战略最有研究的一人,他也的确曾受孙子的影响。墨子从表面看似乎与孙子思想对立,实际上,他们只是用不同的观点看同一问题。墨子有其完整战略思想体系,他与儒家,尤其是荀子,也很相似。严格说来,道家毫无战略思想之可言,至少孙子与老子是毫无关系,至于后世兵家曾受道家影响则另当别论。法家最为晚出,虽崇尚暴力,提倡战争,但除“农战”之外,对于战思想几乎缺乏任何深入的研究,也不曾受到孙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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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