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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第三

孙子·第三

钮先钟 ·中国

出自————《中国战略思想史》《先秦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孙子》是全世界上有史以来第一本真正战略思想著作,其在战略思想领域中所居的地位是任何其他著作所不能及。古今中外以《孙子》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和著作是多得无法计算,真是见仁见智,各有千秋。本书想以一章的篇幅来对《孙子》书中所含有的战略思想作一个综合的阐述,严格说来,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不可能的工作。但是在写一本中国战略思想史时,这又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工作。事实上,有关《孙子》的问题是有许多部尚无定论,所以本书所云只能算是作者个人的看法,其中有些也许很难获得大家的认同。不过,作为一个研究者必须有勇气把他自认为是的话讲出来,即令是受到批评也不要紧。对于《孙子》这样的一本伟大的著作是值得深入的研究,所以,在此除了提供一得之愚以供大家参考之外,还更希望产生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兴趣。

   一、身世与时代

   照一般惯例,在研究一本书的时候,第一步工作就是要确定其作者为谁,并且了解其身世和时代。但在研究我国古书时,在此就会立即遇到难题,因为在古代伪托之风盛行,所以几乎每一本书的真正作者和成书时间都很难确定,并因此而影响研究者的工作品质。当后人研究《孙子》时,其情况正是如此。

   首先从人讲起,《孙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谁?根据史记的记载,其著者为孙武。史记在“孙子吴起列传”中有云: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以试之妇人乎?对曰可。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 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

   对于《孙子》的著者,这就是最早的历史记载。从司马迁的记载中,至少可以认定下述三点:(一)孙子名武齐人,(二)孙子兵法为十三篇,(三)孙子曾为吴将。(在此要作一个补充说明:孙子既是书名,又是人名,所以很容易引起混淆。因此,为了分别起见,在用为人名时不加引号,而用为书名时则一律加上引号。)

   在宋代以前无人怀疑司马迁的记载,也就是认为孙武的故事是真的。直到宋代才有叶适和陈振孙首先发难,对孙武有无其人提出疑问。叶适在其《习学记言》中指出:

  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将兵者必预闻国事,未有特将于外者,六国时此制始改。吴虽蛮夷,而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 [ 注:叶适:习学记言。 ]

   在叶适之后,陈振孙也说:“孙武事吴王阖闾,而事不见于春秋传,未知其果为何代人也。” [ 注:陈振孙:书录解题。 ] 此之后,关于这个问题也就有了很多的议论,概括言之,可以分为四大类:

   (一)认为孙武并无其人,《孙子》一书为战国时代的伪书,其真正作者不详。代表此种意见者有清代的全祖望(孙武十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姚鼐(惜抱轩文集)等。

   (二)认为《孙子》的著者就是孙膑,换言之,虽非伪书但可能是战国时代的产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辩)都是作如此假定。

   (三)认为《孙子》的作者可能就是伍员,而孙武则无其人,这是清人牟庭(校正孙子)的特殊看法。

   (四)认为孙武确有其人,《孙子》也真是他的著作,但却指出他是齐田完的后代。此一说由于清末自称孙子后人,并曾校正孙子十家注的孙星衍所提倡而流行。 [ 注:关于各派的意见以及其缺失可参看刘仲平:《孙子兵法一书的作者》,载中华战史研究协会战史汇刊创刊号。并由魏汝霖编孙子兵法大全(国防研究院,民国五十九年初版)列为附录,p.27-48。 ]

   上述四派意见虽然都言之成理,但严格说来,都缺乏足够的证据,而且也都很容易加以反驳。尤其是自从大陆上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两座汉代古墓之后(一九七二年),至少可以证明在汉代初期即已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同时存在。所以现在可以断言《孙子》不是孙膑所著,孙子是另有其人。假使我们仍然不相信司马迁的记载,又或不相信孙武确有其人,则唯一的结论即为不知道《孙子》道本书的作者究竟是谁。至于孙武的祖先是谁,那更是节外生枝的问题,似乎不值得加以考虑。事实上,对于战略思想的研究,孙子究竟是谁的问题似乎又并非那样重要,我们的注意焦点是应该放在这本书的内容上,至于其真正作者是谁,知道固然好,不知道(或存疑)也不太要紧。那似乎是可以留待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去研究的问题,我们大可不必越俎代庖。

   孙子(武)的事功,史记的记载也非常简略而且也不太可信。不过孙子的成就是在立言方面,他有无立功对于后世而言是并无太多重要性。在另一方面,孙子著书的时代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因为就一般而论,要了解一本书中的思想,是多少应该先了解其时代背景。

   概括地说,上述有关孙子身世的争论实际上也代表时代的争论,凡认为有孙武其人的意见也就等于认为《孙子》这本书是成于春秋时代;反而言之,对孙武表示怀疑的人也就一定认为该书是成于战国时代。事实上,这两派的差距又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巨大,因为所谓春秋与战国本是前后连续的时代,其间并无绝对严格的分界。

   姑无论真正作者是谁,但《孙子》成书的时代又还是比较可考。战国时代的古书,例如荀子和韩非子(那都是比较可信的书)都曾明白地提到“孙吴”。荀子说:“善用兵者感忽悠阁〔门音〕,莫知其所从出,系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附民哉?” [ 注:荀子议兵篇。 ] 而韩非子所说的话则更为明确:“今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 注:韩非子:五蠹篇。 ] 由此看来,至少可以获得两点结论:(一)在战国末期,孙吴之名和孙吴之书已经是家喻户晓;(二)非常明确地显示孙在吴前。事实上,史记也是作这样的认定。

   吴起是战国初期的人,曾事魏文侯守西河,他的生年已不可考,但其死年据史家考据是在公元前三八一年。既然世称孙吴,所以可以断言孙子的时代必然此吴起较早。因此,《孙子》应该是春秋末期的产品,最迟也只是接近战国初期,而不可能是战国后期的伪书,同时也可认定荀子韩非等人所说的“孙”绝非孙膑,因为孙膑的时代在吴起之后,如果所指者为孙膑,则照逻辑来说,应称“吴孙”而非“孙吴”了。

   二、兵学之圣

   现在进入主题,首先概论《孙子》这本书,然后再进一步分析其思想。在此先提出警语:“孙子虽非兵家之祖,但实为兵学之圣。”我国在孙子之前即已有兵家与兵书之存在。孙子在其书中曾引述“兵法”和“军政”各一段, [ 注:分别见《孙子》军形与军争两篇。 ] 那都是较早的兵书。此外,他在始计篇中更曾有“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样一句话,足以证明“兵家”这个名词在孙子那个时代即早已通用。事实上,西周的太公、周公,春秋的管仲、孔子,也都有相当完整的战略思想,虽然照传统的意识而言,他们不算是兵家。所以总结言之,孙子并非兵家之祖。

   但孙子在我国兵学领域中的地位是无人能及,真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明代的茅元仪认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可谓定论。 [ 注: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 ] 所以,孙子是正像孔子一样,其为学也能集大成,其思想构成我国兵学的正宗和主流,而对后世的影响则更是至深且远。因此,称之为兵学之圣,绝非过誉之词。

   孙子全书不过六千字左右, [ 注:因为时代的差异版本的不同,对于字数的计算也常有少许出入。魏汝霖在其所编孙子兵法大全中,最后核定十三篇正文共计六一〇九字。而大陆出版的《中国兵书通览》(许保林著)则称今本孙子兵法约五九〇〇字。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少数字句的不同对于战略思想的研究所能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限。 ] 但内容博大精深,文词言简意赅。其立论先政后军,本末有序,其所提出的基本原则,的确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百世而不惑。后世著作在境界上、范围上几乎很少有人能够赶得上,更不用说超越了。

   已故的英国战略大师李德哈特(B,H.Liddell-Hart)对于孙子可以说是推崇备至,他在替美国葛瑞菲斯将军(Samuel B.Griffith)的《孙子》英译本所写的“前言”(Foreword)中,曾经指出《孙子》是对“这个主题”(战争艺术)的最早著作,但在其了解的综合性和深度上却无人能及。那也许可称之为对战争指导的智慧精华。在所有过去的军事思想家之中,只有克劳塞维茨(Von Clausewitz)可与之比较,但甚至他还是比孙子较“过时”(dated),尽管他的书是在两千多年后才写的。孙子是眼光较清晰、见识较深远,而且更有永恒的新意。 [ 注:见Sun Tzu:The Art of War, translated by Samuel B.Griffith(Oxford, 1964)的前言部分,p.ⅴ-ⅶ。 ]

   美国当代战略家柯林斯(John M.Collins)在其所著《大战略》一书中曾指出:在古代形成战略思想的第一颗伟大心灵是属于孙子,其大约在公元前四〇〇年时的著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战争艺术著作。他的十三篇是后世无人能够超越。其观念的大部分在今天的环境中所具有的意义并不亚于在他那个时代。 [ 注:John M.Collins,Grand Strategy, Princeples and Practice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3),p.ⅩⅩ。 ]

   为什么像《孙子》这样一本小书,在古今中外的环境中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尊重和推崇?那绝对不是偶然,而是的确有它的道理。就某些特点而言,这本书的确是独步千古,现在就将其全书的几个特点列举如下:

   (一)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这本书是出自作者一人的手笔,既非由他人所记录,也不是集体创作,既非语录又非论文集。它是一本真正的书(Book),能代表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各篇的顺序编排有其逻辑上的理由,十三篇大致前后连成一体,有头有尾,纲目分明。这样的书几乎完全符合现代化的标准,在古代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过去也有人表示大致类似的意见。孙星衍曾经指出:“诸子之文皆由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是其(孙武)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 [ 注:孙星衍:孙子略解。 ] 不过也有人因为发现孙子的书与同时代的其他著作在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遂认为这本书可能不是那个时代的产品。梁启超的说法可以作为代表:“吾侪据其书之文体与内容,确不能信其为春秋时书。” [ 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 不过,在某一时代中有超越时代的思想和著作出现,也并非不可能,而且在历史上也还可以找到其他的例证。如果认为时代有一定的模式是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则也无异于否定人类的文明会有进步的可能。

   (二)孙子全书十三篇是一本完整的原书应无疑义,尽管后世曾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唐代杜牧说:“孙子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笔其精功,凡十三篇成一卷”。其说实不足信,足以反驳它的理由有下述几点:(1)古人用竹简写书,内容必须精简,很不可能长至数十万言;(2)曹操在注释孙子兵法时曾有序言,其中明白指出“十三篇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3)在今本《孙子》中,至少有前六篇和最后一篇的内容是非常完整,看不出任何删削的痕迹,(4)在大陆上所发现的汉简是西汉前期的遗物,也可以证明原文为十三篇,尽管篇名排列与传世本有少许差异,至于汉书艺文志所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虽也曾引起很多争议,但最多只能表示孙子在十三篇之外也许还有其他的著作,而并不能因此即认定十三篇内容不够完整。 [ 注:杜牧、曹操,汉书原文在刘仲平文中均有引述(注四),至于大陆上所发现的汉简本在大陆所出版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一九九〇)中有详细的说明。 ]

   (三)孙子是一位治学态度相当严谨的学者,此种态度在古代是尤其难能可贵。他的书不仅含有深远的思想,而且在学术标准上也应获得很高的评价。孙子对于书中所用名词都有精确的界定,例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始计篇)又如:“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军形篇)。这都是一种明确的定义,一点都不模糊,所以在读《孙子》时,必须坚守其定义,对于他所用的名词不可随意解释。 [ 注:孙子有多种不同的版本,其中有少数字句会有差异,本书凡有引述,都以魏汝霖所编孙子兵法大全中的“总集校”为根据。 ]

   孙子有若干基本观念也是始终一致,在其书中前后绝无矛盾。在读《孙子》时如果发现书中理论似乎有矛盾,甚或无法解释,那大概都是由于后人窜改之所致,而并非孙子本身的过错。像这样一本古书,其中有脱落遗漏之处自所难免,而经过后人无数次的注释整理,也自然很易于使原文受到若干改动,这也都可以算是事理之常,不足为怪。不过又还是很侥幸,留传至今的《孙子》仍然还要算是相当完整,至少以现有的版本为依据,还是可以看到孙子战略思想的全貌,并找出其中的精华。

   (四)孙子的书为什么这样受到后人的欣赏,还有一个不常为人所注意的原因,那就是他的文章的确写得真好。过去也早已有人有此感受,尤其是日本学者对于这一点似乎颇有认识。下面所引述的是高濑武次郎的意见:

  孙子之大,精到而简约,曲折而峻洁,不愧春秋杰作……而其文亦虚虚实实,简尽渊通,不能增减一字……故孙子一书不但为兵家之秘宝,亦为文学上不可多得之大雄篇也。 [ 注: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版)第二十七页的“注”。 ]

   此外,在大陆上对于《孙子》所进行的研究也已经注意到此一特点。一九九〇年北平所举行的第二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中,学者刘伶曾以“孙子兵法的语言文学艺术”为题发表论文。其中有云:

  作为我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孙武是中国文化史上伟大的军事家、哲学家,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的语言文学艺术大师……他的不朽著作(孙子兵法)便是突出的代表。“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卓越的军事哲理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开议论散文之先河的文举精品……对于后世散文发展给予深远的影响。古代兵法,卷帙浩繁,为何孙子十三篇却能长期流传,其盛不衰,这同孙武驾驭语言的卓越才能和超群的技巧是直接相连的,可谓“文辞人皆诵习”。 [ 注:刘伶:“孙子兵法的语言文学艺术”收入一九九〇年(北平)第二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的论文档案。 ]

   以上所云都是事实,在先秦时代的著作中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书可与《孙子》比拟。

   (五)孙子的书虽然很简短,但其中含有极深奥的哲学思想,这也许要算是其受到后世景仰的一个最后理由。冯友兰先生对于《孙子》曾作下述的论断:“它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 [ 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篇(大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一册,p.192。 ] 兵书与中国古代哲学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其中含有相当丰富的哲学思想,并具有相当重要的哲学价值,而《孙子》则可以算是典型的代表。

   从“方法学”(methodology)的观点来看,战略研究是可分为四种不同的境界(dimension)或途径(approach),即为历史、科学、艺术、哲学。 [ 注:可参看钮先钟:“论战略研究的四种境界”一文载于战略研究与战略思想(军事译粹社民国七十七年出版),p.1-24。 ] 概括言之,战略学家在其治学过程中,通常是对这四种途径都会采取,并且也形成四个阶段,而愈是后来的阶段也就愈难达到。反而言之,必须历经此四阶段,然后始能成为伟大的战略思想家。

   战略研究几乎是必须从历史研究入门,换言之,一切战略思想的基础都是前人的经验。《孙子》这本书只是代表研究的最后成果,关于孙子是怎样达成他的结论,并无任何记录。不过以常理度之,孙子对于过去的历史一定是有深入的研究。

   所谓科学的途径也就是科学方法的使用。欧洲学者高里考斯基(Krazysztof Gawlikowski)曾经对《孙子》作下述的评论:

  孙武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他对于现实所采取的科学研究途径。他的书在中国,甚至于在全世界,都是最早提倡对社会现象采取科学分析方法的第一本书。其中包括若干量化评估的观念,以及对自然法则的引用。当然,孙武所用的分析方法是不能令现代学者感到满意,但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领域中,他却是一位孤独的先驱者。 [ 注:高里考斯基(Krazysztof Gawlikowski),波兰人,为义大利拿坡里东方研究所(Institute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of Naples)教授。曾在一九九〇年北平孙子研讨会中提论文,题为“作为中国行动学、斗争哲学及科学创始人的孙武”(Sun Wu a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Praxiology Philosophy of Struggle and Science),这一段话引自一该文。 ]

   简言之,科学方法就是客观的、逻辑的、和有系统的现象分析法。在孙子的书中对于此种科学方法以及其精神,可以找到很多例证。

   仅凭历史与科学两种途径还是不能达到战略领域中的较高境界。主要原因是战略本为艺术,艺术有艺术的特质。战略家本身必须具有艺术家的心态和气质,否则很难成为第一流的战略家。换言之,还有第三阶段,即艺术境界,而那也是一种远较微妙的境界。艺术的目的为创造,而其关键则在于智慧。智慧固然是以经验(历史)和知识(科学)为基础。但仅凭二者并不一定能产生智慧。所以艺术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有时甚至于不可学而致,必须有赖于天才。

   从孙子的书中可以发现他的确是一位天才,其智慧是高不可及。所以他的著作一向被人视为艺术,西方人将其译为“战争艺术”(The Art of War)适足以显示此种认知。读《孙子》的人常会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这也正是表示其艺术境界的高超。譬如说他在书中一再强调“无形”的观念,例如:“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微乎微乎,至于无形”,“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他又以水为喻,指出“兵形象水”和“水无常形”。凡此都足以暗示其思想中艺术境界的高超,令人有悠然神往之感。 [ 注:孙子原文均引自虚实篇。 ]

   战略思想能达到艺术境界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不过,此种成就虽可谓尽美矣,但尚未尽善也。要想成为不世出的伟大战略思想家,则仍然还需要进入另一种更高的境界,那也就是哲学的境界。在战略领域中,那不仅是最高境界,而且也是最后境界。事实上,任何思想家等到其思想炉火纯青时,也就自然会有超凡入圣的趋势,战略思想家也自不例外。诚如当代战略大师,法国的薄富尔将军(Andre Beaufré),所云:“我深信战略也像所有一切的人事一样,其中的支配和导引力量必须是理想,但那也就把我们带入哲学的境界。” [ 注:Andre Beaufré,Introduction to Strategy(Faber and Faber, 1965),p.138。 ] 薄富尔的这句话是出现在其主要著作《战略绪论》的结尾处,可以代表其个人的领悟。我们读孙子的书,迟早也会有这同样的领悟。孙子书中不仅充满了智慧,而且更发挥一种无法形容的灵感。

   高里考斯基认为孙子思想中含有一种“斗争哲学”(Philosophy of Struggle),那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理论,在西方找不到与其平行的思想。他同时又认为这是一种高度抽象性的观念,所能应用的范围是不仅限于战争,而且可以推广及于任何其他的情况。 [ 注:高里考斯基,“作为中国行动学、斗争哲学及科学创始人的孙武” ]

   艺术还是人的境界,而哲学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艺术家虽能探无形之秘,但他还是有我的,哲学家则余欲无言(因为天何言哉),所以他是无我的。方东美先生曾根据尼采(Fridrich Nietzsche)“每一种哲学之后都暗藏着一种更重要的哲学”之语,而指出“不言之教”与“审慎斄定”两种哲学型态,并认为“潜藏的更重要的哲学”就是“不言之教”。 [ 注:方东美:华严宗哲学(黎明文化公司,一九八六年三版)下册,p.259。 ] 从表面上看来,《孙子》全书似乎是属于“审慎厘定”的型态,但隐藏在其文字的后面又还是有其“不言之教”。那也正是其哲学思想中最奥秘的部分,留待后世有志之士去搜寻和发掘。

   三、思想体系

   《孙子》十三篇是一本代表完整思想体系的著作,就逻辑而言,全书可分为四大段:

   (一)第一篇到第三篇为第一段,其所论的内容大体都是属于国家战略(大战略)的层次。当然又还是把军事战略包括在内,而且也仍以此为主题。这一段也代表其思想的最高阶段。

   (二)第四篇到第六篇为第二段,可以代表孙子对野战战略的全套思想体系。所谓野战战略是我国官方军语,在古代称为用兵,而西方则现称作战(operation)。这三篇在逻辑上是连贯一体,其内容可以算是将道(generalship)的精华,也就是所谓战争艺术。

   (三)第七篇到第十二篇为第三段。这一段所包括的篇数最多(共六篇),其内容也比较乱杂,而且时常跨越不同的层次。以文字而言,也常有漏洞和难以理解的部分,以及很可能为后人窜改或错接的结果。不过,很侥幸,这六篇所讨论的多为层次较低的问题,因此对于战略思想的研究,其重要性也较低。但其中又还是有若干足以发人深思的名言,值得特别注意。

   (四)第十三篇(用间)独立构成第四段,这也是孙子全书中的最大特点。把情报提升到战略层面。全书以计划为起点,以情报为终点,而后者又构成前者的基础。于是全书前后连贯,有头有尾,诚如孙子所譬喻的,有如常山之蛇,形成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这十三篇之中所含有的战略思想是非常博大精深,要想加以简明扼要的阐述真是极为困难,现在只好依照各篇的顺序,从头到尾把每篇中的要点分别列举如下:

   (一)始计

   首先要说明由于版本之不同,篇名也不一致。“武经”系统各本皆作“始计第一”,而“十家注”系统各本则作“卷一计篇”。本书决定采取“始计”为第一篇的篇名,其目的为显示一项事实,那就是孙子可能是第一位把计划(Planning)视为战略研究起点的人。为什么要以计为始?孙子的解释是“兵者国之大事”。在十三篇中“兵”字是用得最广,复义也最多。在此“兵”字之意义为“战争”并含有极周延的总体战略思考在内。由于战争是国家大事,事先必须有精密的计划,因此,孙子才把计划作为其研究的起点。这也表示其思想比一般西方战略家远较深广,后者在过去所注意的范围几乎都是只限于战争的进行,而对于战前的准备和战后的和平则不予以考虑。孙子不然,他的思想是由战前到战后,连贯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应该要算是已经达到大战略的层次,而非仅为军事战略。

   计划又必须以权力评估(power assessment)为基础,所以孙子就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在这一方面其思想是与现代战略家完全一样。“经之以五事”就是权力的分类(classification),“校之以计”就是度量(measurement),“而索其情”就是判断(Judgment)。前者用来处理可量化的因素,后者用来处理不能量化的因素。二者综合起来即孙子所谓的“庙算”,用现代术语来表示即权力评估,现在再对比如下:

   庙算 = 校之以计 + 而索其情

   评估 = 度量 + 判断

   “五事”是孙子所认定必须评估的权力因素,他这样的安排当然是以当时的环境为依据,其中包括物质(硬体)和人事(软体)两方面,而又是以后者为主。不过孙子仍坚持其先度量而后判断的原则,可以显示其科学精神。在此五事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和“将”。这个“道”曾引起相当多的争议,甚至于有人认为孙子在思想上曾受道家的影响。事实上,孙子对于“道”字的意义在此曾作明确的界定,换言之,“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也正是孔子所说的“民信之矣”。政府能令(使)人民同意就是有道,否则就是无道。孙子对于这一点非常重视,所以他认为国力评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王孰有道?”至于如何始能令民与上同意,孙子并未作进一步分析,也可能是由于那是“主”的事情,他不便于干预。

   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将”,所以他接着就问“将孰有能?”严格说来,孙子是认为将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所以战略也就是将道。将是战争的指导中心,从战前一直到战后,都受其支配。因此对于将才的选择是下可不慎,他提出五个字来作为评估的标准,那就是“智、信、仁、勇、严”。此种排列具有深意。他把“智”列为将才的第一位,而“勇”则屈居第四位。这样的排列显示孙子完全了解战略的本质就是斗智,在其书中只提到智将而从未提到勇将,并且还警告着说:“必死可杀……忿速可侮”(九变篇)。所以他似乎与孔子非常接近,不仅智、仁、勇的排列顺序完全一样,而且对于战争也始终采取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从另一角度来看,孙子与克劳塞维茨却有相当大的差异。克劳塞维茨在论军事天才时,认为“勇”是最高的素质,“勇”的发展永远不会有害于其他的素质,而在份量或顺序上,“勇”也始终比“智”较重要或领先。 [ 注:K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Book One, Chapter Three,,p.100-112. ]

   孙子在“庙算”中所采取的方法至少可以说是精神上完全符合现代系统分析的观念。大陆学者孙柏林曾经指出:

  东方则以中国的《孙子兵法》最具鲜明的系统观。这些朴素的古代系统观和运筹思想至今依然是现代系统科学和运筹学的一些最基本原则。尽管孙子的系统和运筹思想在今天看来还是十分粗略的。但是,《孙子兵法》中所表现出来的丰富的系统和运筹思想依然以其“智慧之光”给现代的人类思维以无穷的启迪。 [ 注:孙柏林:“孙子的系统和运筹思想”(摘要),该文为向一九九〇年十月在北平所召开的《孙子兵法》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提出的论文。 ]

   孙氏在其论文中认为在《孙子兵法》中有下述三点可以充分表现出其系统思想:(1)着眼系统整体,分析战争规律;(2)明确战争目的,强调智战为上;(3)总体方案优化,具体讲求效益。所以它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孙子在这一篇中又提到一个特殊观念:“兵者诡道也”。这个观念曾引起很多误解,因为从表面上看来,孙子似乎是强调以诡诈取胜,并且也把“诡道”纳入“庙算”中。事实上,他的想法并非如此,只要看书中原文即可了解。他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计利以听”就是“庙算”的结果已经显示有利,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始应先用“诡道”以来造势,然后再发动战争。由此可知“诡道”只是一种手段,不应列入大战略的范围。诚如刘振志君所云:

  《孙子》问世已历两个余年,其价值一直不受时域的限制,但其奥蕴也迄今没有被完全发掘,甚至还被误解,例如,古今中外颇有些人把注意焦点放在“诡道”上,实则理解《孙子》须从慎战弭兵的战略哲学入手,不宜断章取义专注于战争艺术,如思路狭窄到仅除“诡道”一念,则更是品斯下矣。 [ 注:刘振志:“孙子的关键字及其思想内涵(结论)”,该文为向一九九〇年十月在北平所召开的“孙子兵法”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提出的论文。 ]

   “始计”篇是十三篇中的第一篇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它足以代表孙子的中心思想。以下诸篇都是这一篇的延伸,所以研究孙子的人应给与以特别注意。

   (二)作战

   第二篇的篇名为“作战”,但这两个字并不能照现代军语来解释。实际上,古人对于此一篇名也早已有人提出疑问,明代的何守法说:“篇名虽曰作战,而所载乃实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者,何也?”何守法对此疑问的答案是“亦以行师必先备乎此,而后可作而用之耳。” [ 注:中国兵学大系(二)何守法注《孙子》。 ] 照这样解释,“作战”的意义即为“备战”。

   孙子可能是全世界上第一位注意到战争与经济之间有密切关系存在的人。“作战”篇的全部内容都是用来讨论此种关系。在孙子所生活的时代中,经济因素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远不像今天这样重要。但孙子却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而且把这个问题的分析列为全书的第二篇,也就是说在大战略计划(始计)之后,就应优先考虑经济因素,由此可以显示其思想的敏锐合理,真是不可及也。

   蒋百里先生对于这一篇曾作综合的讨论如下:

  此一篇论军政与财政之关系。凡作战之道宜速不宜久,故以久字为全篇之眼目,治军者当所深戒也。宜分四节读之,自篇首至“其用战也贵胜”为第一即,论军之编制及饷需也。自“久则钝兵挫锐”至“十去其六”为第二节,论军久则财匮也。自“故智将”至“益强”为第三节,论军胜则可以得敌之财,而节省己之财也。末则大书特书曰,“兵贵胜不贵久”,民命所关,国家安危之所系也。故曰:此一篇论军政与财政之密切关系,不可不慎也。 [ 注:蒋百里:孙子浅说。 ]

   蒋百里先生的话大致是在民国初年讲的,所以他用的词句和今天通用者多少有一点差距,不过他的分段说明是完全正确,可供参考。

   孙子在这一篇中引用了很多的数据,可以显示他的分析是有科学的根据,不过自今日视之,那都是古代的资料,已经没有太多价值,所以我们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去做考据的工作,而只需把注意放在其思考的结论上。孙子在这一篇之中一共有两条重要结论:

   (1)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2)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这两条结论都可算是千古名言,值得详尽的分析和深入的了解。

   孙子是如何获致第一条结论,从书本上我们看不出来,但可以想象。那一定是从历史研究中获得的,所以他所说的都是经验之谈。当然,那又并非孙子个人的经验,而是他以前人的经验为基础,再加以精密分析,然后作成的经验律。战争对于国力是一种巨大消耗,古往今来,任何国家若陷入长久战争之中则鲜有不败亡者。

   英国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著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为现代西方研究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巨著。其根据最近五百年来的历史研究所获得的结论可以说是与孙子所见不谋而合,尽管孙子是要此他早了两千余年。 [ 注:Pal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Rand House, 1987)。 ]

   第二条结论是第一条的推广,孙子发现有许多国家常由于忽视了第一条结论而自寻败亡,自然会进一步去推究其原因,于是也就终于获得第二条结论。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概括言之,都是为了求利,但有利亦必有害,人却往往由于急功好利之故,只看到利的一面而忽视害的一面,所以才会失败,因此,他提出警告要求战略思考必须先害而后利。如果利害的权衡上是得不偿失则决不可轻举妄动。是故必须先尽知用兵之害,然后始能尽知用兵之利。

   第一篇与第二篇在逻辑上是前后连续。在第一篇中似乎有强调国家利益的趋势,所以可能会导致知利而不知害的弊病,是以孙子在这一篇中特别强调用兵之害。尤其是不可见利而忘害,以至于陷入久战之中。因此,他又特别指出必须有速战速决的能力,始可发动战争,故曰“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关于这一篇还有两点值得检讨。第一,孙子主张因粮于敌,并且希望“胜敌而益强”。事实上,因粮于敌在战争中是常见的事情,并非孙子所发明,甚至于拿破仑也曾采取此种手段。至于胜敌而益强,此种希望似乎是不易达到,因为即令胜也还是要付出成本,但也并非不可能。第二次大战之后的美国似乎即为一个现成的例子。足以显示孙子的见解确实超越时代。

   第二点,孙子虽然重视战争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深知经济为国力的基础,但令人惊异的是他和先秦时代其他诸子不一样,在其书中并无“富国强兵”之论。这一点的确很难理解。孙子似乎是把他的思想局限在“兵”的层次而没有将其提升到“政”的层次;他虽然已经进入大战略的领域,但又还是以战争为核心。他始终是站在“将”的立场上发言,这也正是他和孔子不一样的地方。无论如何,任何思想家的思想一定总还是有其限度和弱点,所以对孙子也不必有所苛责。

   (三)谋攻

   “谋攻”两个字也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以谋为攻”,大陆上的最新英译本把它译为“Attack by Stratagem”就是如此 [ 注:大陆的英译本见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一九九〇),p.267。 ] 。又有人认为是“以攻为谋”,例如葛里菲斯把它译成“Offensive Strategy”。前者是把“谋”字视为名词,后者是把“攻”字视为形容词。但若照孙子的原文分析则似乎都不正确。孙子所说的“谋”就是计划,这一篇的主题就是如何计划发动攻势。所以比较精确的英译应该是“Planning Offensive”。

   首先要解释的就是为什么要发动攻势。这又牵涉到战争本质的问题。国家为什么要主动地投入战争,其原因是它想达到某种目的,而想要达到目的则必须采取攻势,守势只能阻止对方达到其目的,但不能使我方达到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为了想要达到积极目的,则必须采取攻势行动。在行动之前又必然要有计划,如何计划攻势,此即所谓“谋攻”。

   孙子首先指出攻势并非仅限于使用武力,他把攻势分为四个层次,即“伐谋”、“伐交”、“伐兵”、“攻城”。第一层次根本不用武力,第二层次也许不用武力,只有最后两层次始使用武力。孙子认为武力使用得愈少就愈好,而最好是完全不用。所以在“谋攻”时应把优先的考虑给与“伐谋”和“伐交”,非必要不“伐兵”,而“攻城”则为不得已的下策,换言之,应尽量避免。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崇高的理想,同时也表现出其对战略的基本观点:战略是斗智而非斗力,所以“谋攻”的最高境界就是“伐谋”。

   “谋”的意义即为战略计划,假使能够打击(伐)对方的计划使其失效,则可能毋需使用武力,或至少毋需付出重大成本,即可达到目的。因此,孙子认为: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钝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孙子这一段话,照他自己解释,这就是在计划攻势行动时所应采取的法则。简言之,应避免使用武力,避免攻城,避免旷日持久。孙子又一连用了两个“全”字,而“全”字又正是这一篇中的关键字,“谋攻”的理想目的就是求“全”,而如何始能达到此一目的,其关键即在于“不战”,所以他在本篇一开始时就说: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由此观之,孙子不仅主张慎战、反对久战,而更企图不战。所以,他可以算是一位非战主义者,不过又必须了解,孙子只是“非战”而并不“非攻”。从战略家的观点来看,必须采取攻势行动始能达到积极目的。不过此种行动并不一定要使用武力,也不一定要采取战争的形式,所以,孙子的思想似乎与薄富尔的思想非常接近,那也就是所谓“间接战略”(Indirect strategy),即尽可能使用非军事手段来追求国家利益。 [ 注:可参看薄富尔的“战略绪论”和“行动战略”(The Strategy of Action)。 ]

   “间接战略”也就是“总体战略”(Total strategy),换言之,所追求的是总体利益,而不仅为战争的胜利,所使用的工具是包括各种权力因素都在内,也非仅限于武装部队,那也正是孙子所说的“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钝而利可全”。“全”的意义就是“总体”(Total),必须使用总体战略,然后始能获致总体利益,而不至于过分消耗军事力量。此即孙子所谓的“谋攻之法”。

   孙子在这一篇中除提出“全”字以外,又还提出“知”字。这个“知”字不仅是这一篇中的主要观念,而且在其全书中也是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在其思想中有所谓“核”(Kernel)的存在 [ 注:Clausewitz, On War,p.63。 ] ,事实上,孙子虽不曾说明其思想中有“核”的存在,但只要把全书多读几遍,就可立即发现那个核在那里。孙子是言简意赅,不像克劳塞维茨的书那样冗长,所以其思想之核可用一个字来表达,那就是“知”字。这个字是在其书中出现得最多的一个字。孙子认为知乃智的基础,也就是一切战略的基础,无知则为败亡之主因。所以,其在“谋攻”篇中的结论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一句常为世人所引述的话,事实上,孙子从未说过这样一句话。孙子所说的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战争中不可能百胜,但可以不殆,殆者危也,也就是说可以免于失败的危险。此外,孙子在地形篇又说:“知彼知已,胜乃不殆”,这个“胜”字似有疑问,因为既已胜当然不殆,所以毋需再说明,很可能“胜”字是“战”字的错误,若改为“战乃不殆”,则不仅合理而前后文也能一致。

   又常有人引述孙子:“攻心为上”,这更是完全错误。孙子在其全书中从未有“攻心为上”之语。他只说过“伐谋”而从未说过“攻心”。“伐谋”与“攻心”的意义也完全不同,不可混为一说。此种传说真是不知从何而来,但以讹传讹却是非常普遍,所以在此特别提出,希望研究孙子的人注意,不可随便作毫无根据的引述。

   从第一篇到第三篇是孙子在大战略层次中的思想精华,也是其全部思想的基础和核心。他虽然以兵家自居,并且也以战争为其研究的主题,但其思想却具有总体性,绝非仅限于战争和军事的范围。高里考斯基对于孙子的思想体系有其特殊的见解,他认为:

  其理论不仅是别出心载,而且也是合理的,并以一种数学性的智慧为基础。因此,可以认为他是“行动学”(Praxiology)的先知,而这也许即为其对于中国思想的最重要贡献。 [ 注:高里考斯基:“作为中国行动学、斗争哲学及科学创始人的孙武”。 ]

   所谓“行动学”在西方也是一门高深冷僻的学问,创始于十九世纪的法国,直到二十世纪始在欧洲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门学问亦称“实用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其内涵为分析有目标的人类行动,以及如何以最有效率的合理途径来达到目的的方法。高里考斯基发现一本由波兰学者鲁德南斯基(Jaroslaw Rudnianski)最近出版的“斗争行动学理论大纲”(Elements of the Praxiological Theory of Struggle)是与孙子的思想不谋而合。他指出:

  这一本现代的书可以视为对孙子理论的一种表达和解释:只要引述几段即可显示鲁德南斯基与孙子是如何接近(特别是其第一篇和第三篇)。依据其一切现代知识,西方的行动学家所获得的结论是与孙子在两千余年前所获得者相同。他的书可以算是行动学的基础。尽管西方行动学家在发展其思想时并不曾读过他的书。 [ 注:高里考斯基:“作为中国行动学、斗争哲学及科学创始人的孙武”。 ]

   对于《孙子》十三篇的第一段(前三篇)就讨论到此为止,以下继续分析其第二段(第四篇到第六篇),这一段是以战争艺术为主,所分析的内容大致是以作战或用兵为范围,也就是属于野战战略的层次,不过其中若干原理又还是可以通用到其他的层次,甚至于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这三篇也是自成一个体系,现在就分论如下:

   (四)军形

   这一篇的篇名,“十家注”各本皆作“形”篇,而“武经”系统则为“军形”。对于“形”的意义也有很多的争议。不过,这些注解的问题对于战略思想的研究并无太多重要性,可以暂置不论。就战略而言,孙子首先指出: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这一段话暗示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就是战争为一相对问题。战争一定有敌我两面,诚如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所云,敌人有其自由意志。换言之,战争中敌我双方的行动是相对的。任何人所能确定的只有他自己的一面,而对方的行动却是他无法确定的。所以又诚如克劳塞维茨所云,战争是机会的领域。

   因此,孙子才说:“胜可知而不可为”,换言之,可以知道在何种条件之下即能获胜,但无法制造(为)一个胜利,因为“可胜在敌”。反而言之,所能为者仅为“不可胜”,所以,也就必须“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这个“待”字非常重要,在战略领域中必须待机而动,而绝不可轻举妄动。但一有机会则又绝对不可错过,“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在战争艺术的境界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智慧,因为只有高度的智慧始能比对方较早发现机会,那也就是有如司马相如所云:“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 [ 注:汉书司马相如上书谏猎(见古文观止)。 ] 所以孙子认为“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反而言之,因为能“不失敌之败”,所以也就“胜于易胜”,因此:

  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差),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

   到此,孙子遂提出其千古名言:“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是首先把“兵”分为两类:一类是“胜兵”,另一类是“败兵”。对这两个名词的意义他又作明确的界定:何谓“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者为“胜兵”;何谓“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者为“败兵”。所谓“胜兵”是照理论来研判它应该胜,换言之,在未战时已有胜象,但这只是一种形象而已,必须寻求一次决战,然后始能获得真正的胜利。所谓“败兵”是照理论来研判它应该败,即未战已有败象,但这也只是形象而已,并非真正已经失败。战争中是充满了意外因素,往往该胜而不胜、该败而不败。所以,“败兵”也还是有以战求胜的机会。不过,“败兵”虽然侥幸获胜,那并非善之善者也,照理论观点来看,它仍然是“败兵”。反而言之,“胜兵”虽未能真正战胜,但也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胜兵”资格。

   然则又如何能在战前研判胜败。孙子认为要看双方兵力的部署而定,这也就是所谓“形”。当兵力部署适当时,则在决定点上也就能够保持着巨大的数量优势,于是也就保有“先胜”的形态。所以他比喻说:

  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

   (五)兵势

   这一篇的篇名也可作“势篇”,上一篇讲形而这一篇讲势,就逻辑而言,势是出于形。就物理而言,形是静态而势是动态。关于形势的问题,从古到今曾有不少的议论,甚至于是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不过孙子本人却说得很清楚而且也并无任何神秘感。

   孙子明白指出:“战势不过奇正”,所以他所认为的“势”不过两种,一为“正”而另一为“奇”。所谓“正”即兵力采取合于常规的部署,所谓“奇”即变化无常的部署。但二者之间又随时可以互换,而并非一种刻板的公式,因此,他说:“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为什么要采取两种不同的战(兵)势?这与古代战争形式有关。春秋时代的战争都是以“会战”(Battle)为焦点。古人称之为“合战”,孙子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这也就是其全篇的警语。当展开会战时要用正兵,其理由是“受敌而无败”,也就是前篇所云“立于不败之地”。但战不能以不败为满足而必须求胜,如何始能求胜则必须出奇。用现代语来解释就是产生奇袭作用(Surprise),使对方丧失心理平衡。不过,这又还是有一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抓着机会立即发动猛烈打击。所以又必须如前篇所云:“不失敌之败也”。

   孙子又指出奇兵若欲制胜,则必须“其势险,其节短”,因为这样始能产生重大的心理冲击。但又由于战争是相对问题,所以必须同时考虑对方。奇兵的打击若欲产生最大效果,则必须打击在敌人的弱点上。于是孙子才说:“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何谓虚实?虚就是弱点,实就是强点,必须打击在对方的弱点上,始能产生“以碫投卵”的功效。

   “奇正之变”虽然微妙,但还是属于我方战争指导范围之内,换言之,那是可以自作决定。但虚实的形成,其主权则在对方,换言之,敌方若不呈现弱点,则也就不可能有出奇制胜的机会。这又正是孙子在前一篇中所云“可胜在敌”的道理。唐朝的李靖(卫公)曾经有一段话可以参考:

  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弈棋,两敌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况多失者乎? [ 注:李卫公问对。 ]

   所以,对方之所以呈现弱点(虚),其原因是由于他自犯错误,但若只坐待其犯错误则未免太消极,积极的战略是采取行动以来促使其犯错误。如何行动遂构成下一篇的主题。

   (六)虚实

   从战略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一篇并非特别重要,但从战争艺术的观点来看,则也许是全书中写得最精彩的一篇。何守法的评论值得加以引述:

  形篇言攻守,势篇言奇正。先知攻守两齐之法,然后知奇正,先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知虚实,盖奇正自攻守而用,虚实由奇正而生,故此篇决于势为第六。……观唐太宗曰:“诸家兵书无出孙子,孙子十三篇无出虚实,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吁,太宗诚知兵之深哉! [ 注:李卫公问对。 ]

   从第四篇到第六篇是前后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每一篇的基本观念之间都有逻辑关系,可以表解如下:

   军形兵势虚实

   攻(不失敌之败也) → 奇(以奇胜) → 虚 (以碫投卵)

   守(立于不败之地) → 正(以正合) → 实(受敌而无败)

   致人而不致于人

   避实击虚

   基本问题即为如何能使敌人呈现弱点,孙子所给与的指导为“致人而不致于人”,简言之,就是要主动地采取各种行动以来引诱敌人犯错误,并在某一点上形成弱势,而使我方能有“避实击虚”的机会。他在这一篇虽然反复辩论,讲了许多话,但其中心思想却是非常简单。当然,困难的是在于实行,这也就是所谓艺术。他所能提供的只是一种概括的原则而已。

   在古代的战场上,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即为兵力的数量(甚至于到今天数量也还是重要),孙子认为备多则力分,能使敌人到处备己,则结果就能形成“我众而敌寡”的优势,而其关键则在“形人而我无形”。这当然是高度的艺术,也就是所谓“诡道”,很难加以具体的解释。孙子也只好以比喻来作为结论: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

   最后,孙子在这一篇中还有一段话是特别值得分析。他说“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从表面看来那是与其在军形篇中所说的“胜可知而不可为”前后矛盾。过去注解《孙子》的学者对于这一点都不曾提出合理的解释。从文意上看来,孙子在此所说的“胜可为也”是指制造一种制胜的机会而言,也就是使敌无法发挥数量优势(敌虽众可使无斗),并非可以制造胜利的本身。因此,就逻辑来说,前后并无矛盾,只不过是用语略嫌模糊。

   从这连续三篇中又可以发现孙子与西方的克劳塞维茨在思想上有其非常类似之处,那就是他们的思想都代表“二元论”(dualism)。所谓“二元论”是一种哲学观念,其意义为有两个独立而不可相互还原或替代的实体同时存在。虽然二者之间可能互赖互动,具有先后或因果关系,但又始终彼此独立,保持其特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二元论就会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辩证法。 [ 注:大陆研究孙子的学者似乎常有此种误解。 ]

   《孙子》和战争论都同样在多处表现出二元论的思想,尤其是在孙子书中似乎更为明显,例如攻守、奇正、众寡、虚实、迂直、利害,以及“致人而不致于人”、“形人而我无形”等等观念。这些因素都是交相为用,相辅相成。这也正是孙子在野战战略(作战或用兵)层次中的思想特点。过去的学者由于缺乏此种哲学认知,往往对其理论有莫测高深之感。

   (七)军争

   从这一篇开始到第十二篇“火攻”为止,所讨论的都是层次较低的问题,也就是大部分都是属于战术和技术的范围,所以概括言之,对于战略思想的研究,重要性并不太大。不过其中又还是不乏名言谠论值得注意。尤其要说明的为思想本是一个完整体系,将其分层分段只是一种治学方法,因此,孙子在这几篇中所提出的某些观念对于较高层次(大战略及军事战略)也还是一样能够适用。以下的分析就是采取此种看法,至于与战略思想无太多关系的部分则一律不予论列。

   “军争”是一个古代的军语,其意义是很难作明确的解释,英译者都把它译成“Manoeuvre”,那是一个更难解释的字,有许多微妙的含意,事实上,孙子的原意就是指“争利”而言。在此所谓“利”又即为有利的地位。两军在会战之前应先运动以求达到利于作战的位置。所以,这一篇就逻辑而言是前一篇的延续。必须先争取有利的地位,然后始能达到避实击虚的目的。

   两军对敌,其距离和速度大致相等,所以如何能够先获地利并非易事。孙子提出一项基本原则,即“无知迂直之计者胜”。何谓“迂直之计”?孙子说:

  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用现代的观念来解释,也就是李德哈特所提倡的“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他指出:“名将宁愿采取危险的间接路线,而不愿驾轻就熟走直接路线。”孙子的想法正是如此,所以主张“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作为“间接路线”的“迂直之计”固然是地理性,其应用的范围是只限于作战的层次,不过推而广之,也可以视之为一种抽象原则,因此,对于较高层次的战略也还是有其暗示价值。 [ 注:关于“间接路线”可看钮先钟:“李德哈特及其思想”一文载于战略研究与战略思想(军事译粹社出版,民国七十七年),p.151-155。 ]

   (八)九变

   这是十三篇中最短的一篇,也是引起争论最多的一篇。尤其是既以“九变”为篇名,而篇中又一再提到“九变之利”和“九变之术”,但何谓“九变”?孙子并无明确说明。所以,这一篇内容是不完全而有遗漏。好在其所论与较高层的战略似乎并无太多关系,所以可以不必加以分析。也许只有下述的一段话为例外: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这一段话是应该属于大战略的层次,为什么位置在此很不可解。其文义也很复杂。孙子首先指出智者的考虑必然包括利害两方面:假使其行为(务)的确对其有利,则也就可信,假使其威胁(患)可能对其本身产生有害的后果,则此种威胁也就能设法解除。是故在国际事务中可以用害来迫使对方屈服,用劳民伤财的事业来消耗其国力,和用利来使其接受我方的政策。以后到战国时代,他的这种观念也就常为各国所采用。

   (九)行军

   这一篇的层次更较低,所分析的全是战术性和技术性的问题,与战略几乎毫无关系,不过,这一篇又还是能够显示孙子对于战争的实际情况了解得非常透彻。尤其是对于敌情的研判更是十分严密,可以充分表现出其思想具有深厚的科学基础。

   (十)地形

   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孙子应该算是全世界上第一位地略学家(geopolitician)。在其十三篇中有三篇都曾列举出一种地理名词的分类,至于讨论或强调地理与战争之间关系的语句则更是在书中多处都可以找到。明末的顾祖禹在其巨著(读史方舆纪要)中曾经这样称赞着说:“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过如孙子。”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自序二)。 ]

   在“地形”篇中,孙子列举了六种不同的地形,说明每一种地形的性质,并同时简单地指出在不同的地形中应如何作战。不过,他又强调“地形者兵之助也”,决定胜负者还是人,尤其是将,所以他又说:“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孙子对于战略家(将)的尊重可以说是到了极点,他在这一篇中指出战略家是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

   (十一)九地

   孙子在这一篇中对于地又作了不同的分类和界定,那是与前一篇中的分类完全不一样。在此必须指出这两种分类是代表不同的层次:“地形”篇是属于野战战略的层次,而“九地”则属于大战略及军事战略层次,所以两种分类并不冲突而是各有其用意。

   “九地”篇是十三篇中最长的一篇,文字也可能有重复错误。譬如说,在其篇首列举出九地之名,但在中段又重述一次和再加上一个“绝地”而以前在“九变”篇中也曾提到其中的五个,包括“绝地”在内。不过,这些内容自今日视之,都已经没有太多重要性,所以也就不必深究。不过这一篇中又还是有一段话从大战略观点来看是颇具深意:

  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

   国无分大小强弱,都必须“信己之私”始能确保生存而不可妄想依赖结盟或其他外交手段,孙子在两千余年前所云对当前的世界还是一个很好的警告。

   (十二)火攻

   这一篇主题很单纯,而所论者也都是古代的情形,自今日视之,已无太多意义。不过,其最后一段却特别值得重视。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也许要算是孙子在全书中所发出的最严重警告之一。有人认为这一段不应摆在这一篇之内,而应该移到“谋攻”篇中去,此说也未尝不合理,但对于古书是不宜擅自改动,何况位置在何处也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分析的还是其内容和含意。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孙子这一段话是语重心长,的确是至理各言。

   “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用现代语来解释就是赢得战争而未赢得和平,孙子认为那是浪费国力(费留)故“凶”(大不利)。所以“非利不动,非得不用(兵),非危不战”,必须“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从这一段话来看,可以认清孙子是一位标准的理性主义者,他完全了解在战略领域中唯一的考虑即为利害,绝无感情用事之余地。他的思想与现代战略家完全一样,甚至于其谨慎的程度犹有过之。

   (十三)用间

   这是十三篇中的最后一篇,就逻辑而言,独成一段,也构成孙子全书的最大特点:以计划为起点,以情报为终点,前后在思想上具有连贯性,而使全书成为完整体系。

   孙子可能是第一位把情报纳入战略思想体系的人。他指出:“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于众者,先知也”。其意即谓胜利成功的基础在于“先知”,而如何能先知,则必须有良好的情报组织,尤其重要的是必须有第一流的情报人才,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以上智为间”。此外,他又指出要有更好的情报,必须舍得花钱,因为从成本效益的观点上来看,用在情报方面的钱也许是最上算,所以,“而爱爵禄百金,下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最后,他又特别警告说:“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在他那个时代,能有如此合理、客观、科学化的精神而绝不迷信,更是令人敬佩。 [ 注:可参阅钮先钟:现代战略思潮(黎明文化公司民国七十四年),p.267-279。 ]

   孙子全书首先说明战略就是计划,而最后则指出计划又是以情报为基础。简言之,若无“先知”则也就无“庙算”,于是全部理论都不免沦为空谈。由此观之,可以发现孙子的思想不仅重视现实,而且还具有未来导向(future orientation)。他知道战略家所要考虑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以必须“先知”。这也就是所谓“先见之明”(foresight)。

   在这一方面,孙子在思想上是与已故战略大师薄富尔将军非常相似。薄富尔认为战略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控制未来,而要想控制未来则必须先知,所以他说:“要控制就要先知”(To control is to foresee)。孙子也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九变篇)。此处所用的“待”字不是等待(wait)而是期待(anticipate),也就是说对于未来的发展应先做准备,于是也就必须有赖于“先知”了。

   把十三篇中所含有的战略思想作一总检讨,又可以发现孙子的全部思想中含有四大导向(取向)。关于这一点,也几乎与现代战略家的思想完全一致。所谓四大导向即分别为:

   (一)总体导向(Total Orientation)

   (二)主动导向(Active Orientation)

   (三)未来导向(Future Orientation)

   (四)实用导向(Pragmatic Orientation)

   孙子用来表达其思想中的总体导向者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全”,所谓“以全争于天下”,也就是总体战略。而其最高理想则为“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动导向也可称行动导向,不过在此所强调者是行动必须是主动的而不可是被动。战略的本质就是行动,孙子在两千年即已有此种观念,要比西方行动学家早得太多。

   未来导向又可称前瞻导向。孙子在这一方面所强调的即为一个“先”字,战略家必须能“先知”,而“先知”也正是“先胜”的基础。孙子认为战略的主体即为计划,而计划当然是为未来着想,所以孙子是像薄富尔一样,他的战略是一种“明日战略”(Strategy for Tomorrow)。

   孙子思想的极高部分固然已经进入哲学的境界,但他并不玄想,其一切观念仍是以现实为基础,所以他的哲学也是一种实用的或务实的哲学。他重视数量、他善用对比,都可以表现出其务实的态度。他的书不是抽象化的空谈,而是一本具有实际可行性的教科书。

   四、孙子与后世

   《孙子》是全世界上第一本有系统的战略思想著作。诚然在古代希腊哲人(如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中也都可以发现若干战略观念,但那只是一鳞半爪,不能算是有系统的思想。最为西方人所推重的是修昔的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甚至于有人视之为西方的第一本战略著作,但严格说来,那是一本战史而并非以思想为主题。简言之,在西方古代著作中找下到一本像《孙子》那样有完整体系的战略思想著作。所以,孙子十三篇的存在真可谓民族之光,我们全体国人都与有荣焉。

   孙子对后世影响的巨大几乎是难以形容。以本国而论,后世谈兵者莫不以其思想为圭臬。据现存有关书目粗略统计,我国历代注解批校《孙子》者有二一〇家,各种版本近四百种。至于其他受到孙子影响或引述其著作的学者则更多到无法计算。 [ 注:数字引自大陆出版的《中国兵书通览》(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〇),p.99。 ]

   《孙子》在唐朝时传到日本,十八世纪时传到欧洲,首先出现的是法文译本,以后始有英、德、俄等国的译本。现在世界各重要国家大都已有其自己的译本。孙子的思想在全世界上也受到许多人的推崇,而且也不仅限于战争或军事的范围,在许多其他的领域中,孙子的观念也都受到重视或被引用,尤其以在系统管理科学方面,《孙子》的研究和应用更已成风气。

   《孙子》是一本非常古老的经典,但其思想则真是有如李德哈特所云,具有“永恒的新意”(eternal freshness)。它不仅是不朽,而且永远能够适应现代化的环境。在最近的波斯湾战争(1990-1991)中,透过西方传播媒体的大事宣扬,孙子的思想竟然大放异彩。联军指挥官,美国的史瓦兹可夫将军在战争发动前曾指示各级干部要研读《孙子兵法》。美国陆战队司令部更明令规定《孙子兵法》为年度指定阅读课本。这些事实似乎都可以作为佐证。 [ 注:刘达材:“波斯湾战争——我们应有的省思”(中华战略学刊八十年夏季刊),p.105。 ]

   孙子在全书中所最强调的即为“知”,知也就是智的基础。反而言之,诚如薄富尔所云:“战略无知是致命的错误。” [ 注:薄富尔:《战略绪论》,p.13。 ] 这也正是孙子在思想领域中所给予的永恒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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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