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与其将道·第十二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历史与战略》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18世纪中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不仅是一位明君，更是一代名将。在欧洲战争史上，他应该与拿破仑列于平等的地位。但到了近代，他却比较不为人所注意，尤其在台湾地区更是如此。我还记得30年前与老一辈的将领(例如方天逸将军)闲谈时，还偶然提到鲁腾会战(Battle of Leuthen)，因为当他们在陆军大学受教时，教官还曾以这次会战为范例。如今这一代的青年军官对于腓特烈的生平可能已经感到相当陌生。事实上，战略思想是源远流长的，不了解过去就会无法预测未来，战争史始终是战略研究的根本。从战略家的观点来看，历史研究不仅是为了通古今之变，而更是想要识事理之常。所以，诚如英国已故战争史大师富勒将军所云：“除非历史能告诉我们如何展望未来，否则战争史就不过是一种血淋淋的浪漫故事而已。”
以上所云为本文写作之动机，现在就要对腓特烈的时代背景、生平大事、将道精华，以及其对后世的教训分别扼要检讨如下。
18世纪的欧洲
被后人尊称为“大帝”(the Great)的腓特烈二世出生于1712年，即位于1740年，崩逝于1786年，所以他的一生都生活在18世纪。要研究他的事业和思想，则必须了解其时代背景，因此我们首先应对18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有关战争的方面，加以简略的概述。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欧洲的过去，真可说是多灾多难。诚如布朗(R. H. Brown)所云：“欧洲的原始是从战火中锻炼出来的。”17世纪有一次长期大战，即所谓“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这次大战使欧洲各国都元气大伤，于是此后遂有一段比较缓和的阶段出现，同时，欧洲的学术文明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即所谓“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人道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使许多人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无论为平时或战时，都应受法律的限制。荷兰法学家格芬秀斯(Hugo Grotius)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的权利》(Rights of War and Peace)是全世界第一本国际法著作，它代表时代思想的结晶。
三十年战争还结束了私人性的佣兵战争。18世纪，欧洲的战争都是由专业性(professional)的军队来进行，这样也就使社会组织中的“军”(military)“民”(civilian)分离，其结果遂使战争形态也随之而改变，此即所谓“有限战争”(limited war)。
欧洲各国在表面上虽已统一，但国王的权力仍相当有限。他不能充分动员其国家的潜力。军官必须贵族出身，他们占全国人口还不及2％。一般老百姓除守法纳税之外，与政府则毫无关系。兵员的招募都是以最无经济基础的平民为对象，有时还包括大量的外国人在内。这样的军队成本非常高昂，差不多要花两年的时间才能把一个无业游民训练成职业军人。军队的纪律也非常难于维持，在战时的逃亡率更是高得可怕。
由于受到三十年战争的影响，欧洲许多地方都已残破不堪，几乎成为废墟，军队必须自备给养而无法就地取食，所以后勤尾巴又长又大，成为作战行动的重大障碍。这也限制了部队的数量，再加上欧陆的交通情况十分恶劣，遂使部队的调动益增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军会战自然也就非常稀少。
在战争进行的同时，一切商业、旅行、文化学术交流仍维持不断，战争是国王的战争，与老百姓殊少关系，而启蒙时代的人也不再认为战争是人类的必然命运。简言之，许多复杂的因素加在一起，才产生了所谓“有限战争”，那是为了有限的目的，用有限的工具来打的战争。腓特烈一生所打的都是这样的战争。
普鲁士的兴起
从历史的观点来命名，普鲁士应该叫做布兰登堡普鲁士(Braudenburg Prussia)，因为前者才是其王室发样之地。普鲁士的正式建国是在17世纪，但其根源却可以追溯到10世纪。三十年战争是日耳曼中世纪文明的坟墓，也是法兰西与日耳曼对抗的起点，以后300年的欧洲历史都深受影响。日耳曼民族精神是在这次战争中培育出来的，其象征即为1640年即位为布兰登堡侯的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他是腓特烈二世的曾祖父。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他开始生聚教训，奠定普鲁士的开国基础。
威廉死于1688年，王位由他的儿子腓特烈继承。1701年，后者自封为普鲁士国王，上尊号为腓特烈一世，也就是腓特烈二世的祖父。1702年，腓特烈一世参加反法大同盟，把他父亲所遗留的军队2.5万人扩充到4万人，出兵参战。当西班牙继承战争结束时(1713年)，普鲁士对法兰西已经变成一种经常存在的威胁。
腓特烈一世崩逝后，由其子腓特烈·威廉一世接任(与其祖父同名)。这位腓特烈·威廉就是腓特烈二世的父亲，他即位于1713年，崩逝于1740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即位时只有24岁，但立即显示出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严厉而勤勉，其自奉的节约在国王中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他的一生可以作为勤俭建国的最佳榜样。
他一方面把总数达4万的南日耳曼人移民到东普鲁士以充实国力，另一方面厉行经济改革，广辟财源。在这样不断努力之下，他终于能够将其常备军从5万人扩充到8万人。这样也就使普鲁士开始有资格变成欧陆四大强国之一，尽管还是名列最后(其他三强为法、奥、俄)。
他的军队的数量在欧洲虽不是最大的，但其纪律和训练却是最严格的。这位国王对于军事具有癖好，但一生却不曾打过仗。他似乎只把军队当做玩偶。他对于操练极有心得，算是一流的专家。他最喜欢的“玩偶”就是由“巨人”组成的禁卫团，他甚至不惜到欧洲各地去绑架身材特别高大的人来充数。实际上，这种巨无霸并无任何军事价值。
他一共有14位子女，其中第4位就是以后在历史中被尊称为“大帝”的腓特烈二世。这位王子的个性至少在表面上与他的父王完全相反，他似乎是一个活泼浪漫、崇尚法兰西文明的青年，所以父子之间的代沟极深。老王训子极严，对子女近乎虐待，有几次若非群臣力劝，腓特烈二世险些被老王盛怒之下处死。
腓特烈·威廉一世一生尽瘁国事，到1740年生命垂危时，他听到环绕着病榻唱圣诗的人唱出：“我赤裸裸地来到世界也赤裸裸地回去”时，他还挣扎着说：“不，我要穿上我的军服。”
腓特烈二世的生平
若照个性来判断，腓特烈二世应该是一位与我国历史中李后主或宋徽宗类似的皇帝，但事实上却完全相反。他一即位，立即显示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过人的天才，而且那都是其父王所预想不到的。不过，他还是应该感谢他的父亲，因为他所获得的遗产是一个高效率的政府，一个充实的国库和一支欧洲训练最佳的陆军。
英国大文豪卡莱尔(Thomas Carlyle)称腓特烈为“国王中的最后一位”(the last of the Kings)。事实上，他是另一种新类型的国王，与当时的那些国王都不一样。概括地说，他正是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理想中的“君主”(或“君王”The Prince)。他的一切行为几乎都能达到《君王论》所揭示的标准。
腓特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他在治国治军之余，还有许多著作，足以证明其精力过人。不过同时也显示其思想相当复杂，甚至相当矛盾。他有一点犬儒主义(cynicism)的倾向，相信性恶论，并把战争视为一种“原罪”(original sin)。
作为一位国王，他非常开明，他说：“我和我的人民有一种双方都满意的谅解。他们说他们想说的话，我做我想做的事。”他开放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禁止刑求拷问，提倡学术，救济贫民，不愧为一代贤王。
当他即位之时，普鲁士的战略地位相当脆弱，既无天然的疆界而又为强邻所包围。因此，他认为普鲁士若欲保持强国的地位则必须扩张。但扩张必须有借口，于是他立即抓住奥匈帝国继承问题来大做文章，结果到1740年12月，他就进军西里西亚(Silesia)，这也是他走入名将之列的第一步。
在第一次战役中，腓特烈并不曾充分表现出其军事天才，西里西亚战役之于腓特烈正像高卢战役之于恺撒。这次战役使他的战略思想得以结晶，并使他有机会衡量其对手。到1745年圣诞节，普奥两国签订合约，腓特烈获得了西里西亚和格拉兹(Glatz)，这使他的领土增加了2.56万平方公里，臣民增加了100万人，并且在返回柏林时上尊号为“大帝”。这些收获对于初出茅庐的腓特烈而言，可以说是非常丰硕。
这场奥匈帝国继承战争又继续拖了3年才全面结束，但腓特烈非常聪明，他像赢了钱就退出赌场的赌徒一样，乘机休养并准备在有利时机再下场捞一把。
从1746年到1756年，这10年要算是太平无事，腓特烈就利用这个空隙来改进其国家和军队。如上次战争中他发现当时各国军队都缺乏机动性，所以遂决定建立一支骑兵，这也成为其以后决胜的主要工具，因为他的骑兵之精锐为任何国家所不及。
1752年，腓特烈发现奥匈帝国、俄罗斯、瑞典和撒克逊(Saxony)正阴谋对付普鲁士，同时，他也知道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可能一触即发。腓特烈基于经济上的考虑，决定与英国结盟，但这样引起了法国的反感。到1756年，他又发现奥匈帝国已与多国合作，并正在备战。
腓特烈遂决定先发制人，于1756年8月29日发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他计划在其强大邻国尚未压倒普鲁士之前，先主动击败撒克逊，然后再强迫奥匈帝国人在其同盟国尚未来得及救援之前与他媾和。在开战时，普军约15万人，而敌军则接近45万人。不过，地理位置却使腓特烈可以在内线上作战，这在当时环境中实乃巨大利益。
战争开始之后，进展并不理想。普军虽然能消灭撒克逊的兵力，但俄、瑞、法、奥四国兵力已形成合围之势。腓特烈必须连续痛击敌军，始有转危为安的机会。1757年11月，他在罗斯巴赫(Rossbach)会战中，以2.2万人击败法军5万，而普军的死伤仅为300人，诚可谓杰作。接着在12月5日，他又在鲁腾会战中大败奥军，而这一战也被战争史学家认为是腓特烈的代表作。
拿破仑曾评论如下：“鲁腾会战是机动和决断的杰作。仅凭这一战即可使腓特烈不朽并成为最伟大的将才之一。”他以残破之军击强大之敌，不仅大获全胜，而且损失也远较敌军轻微，对于攻势、机动、奇袭、节约、集中等原则的应用，鲁腾会战都是一个典型。
虽然有这样两次惊人的胜利，但战争还是继续发展下去，又拖了5年才告结束。在这5年之内，腓特烈的处境非常艰苦，全凭其超人的耐力、机智和勇气才渡过许多难关。最后终于出现转机，其敌人逐一退出战争，同盟开始解散。到1763年2月，签订胡贝尔茨堡条约(Treaty of Hubertsburg)，结束了7年的苦战。
这场战争确定了普鲁士欧洲强国的地位，同时证明腓特烈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最伟大将领，而且被列入古今名将集也无愧色，但更令人佩服的是腓特烈深明“持盈保泰”的哲理。七年战争之后，他就开始偃武修文，一心治理国家，从事复兴重建的工作，而不再作任何扩张的企图。这也正是拿破仑所望尘莫及的。
鲁腾会战
七年战争中有许多次会战，虽然规模大小不一而且胜败互见，但其中最受战争史学家重视的则莫过于罗斯巴赫和鲁腾两次会战。以战果而言，罗斯巴赫似乎代表一个较大的胜利，不过其致胜的主因与其归之于腓特烈的将道，则毋宁归之于法军的腐败无能；反而言之，鲁腾对于腓特烈的将道可算是一次真正的考验，尤其是其最负盛名的“斜行序列”(oblique order)在这次会战中作了最完善的表演。所以凡是研究腓特烈和七年战争的人对于鲁腾会战必须给予最大的重视。
在正式讨论会战本身之前，又必须先了解腓特烈所用的工具，那就是所谓“斜行序列”。腓特烈本人对此所作的解释可以引述如下：“你把对着敌人的一翼缩回并同时增强准备用来攻击的另一翼。你尽量利用后者从侧面攻击敌人的一个翼。一支10万人的兵力若遇到3万人的侧击，都很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被击败……这种安排的优点是：(1)一支小型兵力可以和远较强大的敌军交战。(2)它在决定点上攻击敌军。(3)假使你失败了，那也只是你全部兵力之一部分，而你还有3／4的兵力可以用来掩护退却。”
事实上，这种观念并非腓特烈所发明，而是古已有之。希腊时代的名将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会战中(Battle of leuetra)就曾使用这样的部署。此后，其他名将也常作类似的部署，但不一定能保证胜利。要想获胜则攻击者必须有优越的机动性而守者却缺乏这种性能。所以诚如拿破仑所指出的：“腓特烈的斜行序列仅在对付一支不能运动的军队时始能保证成功。”
腓特烈之所以能战胜，不是由于他的斜行序列，而是由于他的部队素质较佳。从早年的战役中，腓特烈认清了当时的战术是如何的人工化和笨重迟缓，于是他立即决定要训练普鲁士陆军使其获得当时他国陆军所未有的能力。他用苦练的方法使其部队能够走得更快，能够迅速变换队形(由纵队变成横队)，尤其是能够射击得较快和较准。腓特烈曾经这样说：“一个普鲁士的营就是一座活动的炮台……其装弹的速度可以使其火力比其他所有部队快3倍，这样普鲁士军也就可以获致3：1的优势。”
普鲁士部队行动的迅速和精确扩大了腓特烈将道运用的范围，使其能对部队作一种空前未有的艰巨要求，并确信他的命令能够彻底执行。在罗斯巴赫会战之前，他的部队曾在两星期之内走270多公里，在当时是一种破记录的行军速度。而在会战时，部队的行动能够那样整齐精确，则更是苦练的成果。
腓特烈治军极严，因为很明显，那些由社会中的渣滓组成的军队若无严格的纪律则可能未战先溃。所以他讽刺地说：“士兵必须害怕其长官过于敌人。”他在当时所下的命令使人感到毛骨悚然：“在战斗中若有士兵似乎有逃走的模样，又或脱离他的战线，则站在他后面的士官就应立即用刺刀将其当场正法。”
尽管如此，他对士兵还是相当宽厚，他不仅重视他们的给养医疗，而且有时也非常有人情味。有一次，一个逃兵被送到他的面前。他问：“你为什么想离开我？”逃兵答：“陛下，我们的情况的确已经坏透了。”他说：“好吧，好吧，让我们今天再打一仗，假使我打败了，明天我们一同逃走！”于是他没有处罚那个逃兵而把他送回原单位。
另一方面，腓特烈对于军官的素质十分重视。从本质而言，普鲁士军官团完全是由贵族所组成，但他们与其他国家的贵族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他们与王室有长久共患难的经验，所以乐于为王室效命。从腓特烈曾祖父的时代开始，普鲁士即相当重视军官的教育，而腓特烈本人则更强调军官的精神教育，使每个人都有为普鲁士王国而战的决心。他尤其重视军官的勇敢和决断。他说：“一个勇敢的校官构成一个勇敢的营，而在危机时一个校官的决定可能左右国家的命运。”
综合言之，在鲁腾会战之前，腓特烈虽居于数量劣势，但享有素质优势。奥军有84个步兵营，146个骑兵连，火炮210门，总数在6万到8万人之间。普军共3.6万人：步兵48个营(2.4万人)，骑兵128个连(1.2万人)；火炮共167门，但其中有61门重炮和10门超重炮。战场是一个开阔平原，腓特烈平时曾在该地演习，所以对地形非常熟悉。
1757年12月5日上午5时，普军从新市(Newmarkt)向鲁腾前进。走了一半时，他命令全军暂停，把所有的将领集合训话。他说：“查理亲王(Prince Charles)的兵力要比我们强三倍，但我还是要违反一切固有的规律，决定攻击。我必须冒险采取这种步骤，否则就会一败涂地。我们必须击退敌人，否则宁可全军死在他的炮口下。现在你们回去把我的决定向各团宣布。”
奥军分两线展开，在他们前面为坟场，而鲁腾村位于其阵地的左端。普军在与敌军一接触时即首先攻占波恩(Borne)村，这对于胜负是一重要因素。因为从那里腓特烈可以看到敌军的全部部署，而且这片高地也使敌人看不见正分为4个纵队向该村前进的普军主力。(参看附图)
公元1757年鲁腾会战要图
腓特烈用他的前卫向敌军右翼发动佯攻，以吸引其预备队，而主力则向右转，从坟场后面经过，再梯次地打击在敌军的左侧上。每个营相距50步，所以普军战线右端要比左端前进1000米，每个营都可以各自为战而不需要特殊的命令。这样的队形使普军的战线一直绕过奥军的侧面而达到他们的后方。奥军企图挽回危局，遂在鲁腾村附近组成一条新战线，但普军骑兵向他们进攻并将其击溃。最后，腓特烈夺占利萨(Lissa，在图以外)桥而切断了奥军的退路，并结束了会战。
在实际战斗中，普军损失5978人，奥军损失7400人，可谓大致相当，但在追击时，普军却俘获奥军2.1万人，遂使腓特烈获得大胜。从表面上看，这是斜行序列的胜利，但决定胜利的因素却不仅此而已，它还包括平时训练，火力、地形的利用，兵种联合作战等，而更重要的还是腓特烈的将道。
腓特烈的将道
伟人的范例常被后世盲目模仿。自鲁腾一战腓特烈成名之后，斜行序列不仅为其部下所仿效，甚至他本人也不免一再尝试想重演一次“鲁腾”。事后回顾，我们却发现腓特烈将道的精华是远较深奥，而并非仅限于此种形式化的外表。
概括言之，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虽然受到18世纪环境的限制，但他还是竭尽全力以求突破那些限制。这也正是他制胜的秘诀。在那种困难的环境中，他仍然尽量设法寻求决战。也许除亚历山大大帝和查理十二世之外，腓特烈要算是所有名将中最具有攻势心灵(offensively－minded)的人。
柯林(J. Colin)说：“腓特烈二世所呼吸的完全是攻势的空气。无论在何种情况中，他都想发动攻击，即令面对着优势的强敌也仍然如此。有一次他说，任何军官，若不立即攻击而等待敌人的攻击，他马上就会叫这人滚蛋。他不仅经常攻击，而且也总是先发制人。他说，部队的全部力量在于攻击，若无良好理由而放弃攻击实乃愚不可及。”
拿破仑对腓特烈的评估极有趣味，值得引述如下：
“他在最紧急的时候也表现得最伟大，这也是对他所能做的最高称赞。”
“使腓特烈最杰出者不是他在调动部队时的技巧而是他的大胆。他曾做过许多我绝对不敢做的事情。他会放弃他的作战路线，他时常采取若干行动好像他完全不懂战争艺术一样。”
“面对欧洲三大强国，保卫普鲁士达7年之久的不是普鲁士的陆军，而是腓特烈大帝。”
事实上，拿破仑在思想上与腓特烈有非常微妙的关系，而这种渊源又是约米尼首先发现的。这个故事可能不太为人所知，值得在此简述一次。约米尼说：“腓特烈的遗著使我开始探索其鲁腾大捷的秘密，然后我又发现拿破仑在意大利的成功也是应用了同一套原则。于是我才开始写作。”结果他在1804年写成《大军作战论》(Treatise on Great Military Operations)。这本书深获拿破仑的激赏，并且认为约米尼的确了解其内心深处的奥秘。
七年战争结束时，腓特烈恰好50岁，他又继续统治普鲁士达24年之久，到1786年才以74岁高龄辞世。他在晚年有很多著作，那都是为了留给后世而写的。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无法加以详述，却可以概括地指出其思想的日趋成熟，而且饶有哲学家的风味。他有许多话相当风趣而深刻。譬如当他论及为君(或为将)之道时，特别强调必须独断。他很幽默地说：“假使牛顿首先与笛卡儿和莱布尼兹商量，那么他将永远不能创造他的思想系统。”
从这一点来看，即可暗示腓特烈具有一种独来独往的性格。他生在18世纪，由于客观环境之所限，不能不打有限战争，尽管如此，他还是竭尽全力以求突破环境限制，并了解即令在有限战争中也仍然需要寻求决战的道理。
对于后世而言，腓特烈的贡献在于“身教”而不在“言教”，他的书今天也许很少有人阅读，但他的功业却永垂青史，并且对于战略家应如何突破困境获致成功提供了最佳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