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的将道·第十一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历史与战略》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在西方历史中真可以说是名将如云，但辈分最高、最受后世崇拜，而盛名也历久不衰的则莫过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汉尼拔、恺撒、拿破仑等人固然也都被后世尊为一代名将，但若与亚历山大相比较，则都不免瞠乎其后。至少有两点是其他名将无法与他相比：(1)其他的名将在其一生当中总会有失败的记录，惟有亚历山大在其短短一生之中，几乎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2)后世兵学家或史学家对于其他的名将都会有所批评，褒贬也不一致，但对于亚历山大则除了歌颂以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议论。
亚历山大真是如此伟大吗？是否由于时间太久远，信史已难考证，于是就自然地把他送入了神话的境界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很值得作较深入的探讨。
在此又必须首先说明为什么要研究名将(great captain)及其将道(general ship)的理由。李德哈特曾经指出，军人和其他的专业人员不一样，他并不能经常从事他的专业，战争似乎只是偶一为之，很多将军甚至一生都没有打过仗。
不过，俾斯麦却曾提醒我们：“愚人说他凭经验学习，我却宁愿利用他人的经验。”俾斯麦的话使我们认清有两种不同形式的经验，一种是直接经验，另一种是间接经验。后者的范围远较宽广，也较有价值。一位军人即令其一生多彩多姿，但他的直接战争经验仍然可能非常有限，而且这种有限的直接经验，其能应用的范围也必然相当狭隘。反而言之，间接经验的价值正是在于其较复杂的性质和较宽广的范围。
所以，李德哈特认为“历史是宇宙经验”，它不仅是另外某一个人的经验，而更是许多其他的人在各种不同条件之下的经验。因此，以战争史为军事教育的基础实完全合理。
但是对于将道的研究而言，仅研读历史似乎还是不够，因为历史的优点是客观和简明的，但其弱点则为完全缺乏人情味，所以，我们在历史中所看到的人好像是X光片上所看到的，只见骨骼而不见血肉。假使军人想学习将道，则他必须把历史中的名将当做活人来模仿，甚至还应设身处地，把自己当做古人来考虑当时的问题。因此，学习将道要比研究战争史远较困难，因为后者只是一种科学化的努力，而前者则必须进入艺术化的境界。
诚如拿破仑所云：“像亚历山大、汉尼拔……一样地采取攻势；一读再读他们83次战役的记录，以他们为模范，此乃成为名将和学会艺术秘诀的不二法门。”
简言之，想要学习将道的精华，必须研读名将传记，最好是他本人所写的回忆录，但不幸，只有较近代的名将才会留下这样的记录。尽管如此，经过若干前贤的发掘和整理，对于西方名将的言行，还是累积了不少资料可供后人作为研习将道的根据，至少对于一个初学的人而言，也许还会感觉到资料不少而嫌多。
说到这里，又不禁令我们感到惭愧，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过去的史籍中却非常缺乏这种资料。一部二十六史对于战争的记载可以说是因陋就简，而对于名将的思想和战法则更是无从查考。这也使后人想研究都无法下手，至少我个人是常有望书兴叹之感。
闲话不说，还是回到本题。这篇短文所要分析的主题即为亚历山大的将道，而尤其重视的是战术方面，并希望能从这种个案研究中提出有价值的教训。
亚历山大的生平
亚历山大出生于公元前356年，他的父亲腓力(Philip)是马其顿(Macedonia)的国王。历史上常有古今类似的故事，非常耐人寻味。亚历山大和18世纪普鲁士的腓特烈(Frederick the Great)非常相似，他们都有一个好爸爸。他们的事业都是爸爸替他们建立基础，假使不是这样，则他们未必能有那样的成就。
马其顿在古代希腊文明时代只是一个边陲小国。西欧世界是最先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重心，仅当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这两个巨强两败俱伤，北方文明水准较低的国家始得乘虚而入。首先称霸的是第比斯(Thebes)，而后来居上的则为马其顿。
腓力花了20余年的时间，在希腊境内扩张其势力，直到公元前338年，才在柯林斯会议(Congress of Corinith)中被各国推选为希腊联盟(Hellenic League)的盟主(Hegemon)，这是其一生事业的巅峰。此后，他就开始准备远征波斯，但不幸在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其未了的大业只好留给他的儿子去完成。
亚历山大立即承继大统，此时他只有20岁。不过，他不仅已经学会了一身武艺，而且更曾拜希腊大哲亚里士多德为师，精研文史之学。至于他的将道则可能是出自其父王的亲授。腓力死后，众叛亲离，亚历山大立即着手恢复控制。在两年之内，他重建了马其顿的权威，并于公元前334年开始准备东征。
他一共花了4年的时间(前334－前331年)，才进入巴比伦(Babylon)，完成其征服波斯帝国的伟大目标。此后3年他继续在波斯东北部进行扫荡行动，最后在公元前327年，越过开布尔隘道(Klyber Pass)进入印度，并终于在公元前326年的希达斯皮河会战(Battle of the Hydaspes)中击败印度国王波罗斯(Porus)，这是四大会战中的最后一个。
他还想继续前进，据说他想走到大地的终点为止，但他的部队此时已归心似箭，尚未进入恒河(Ganges)流域即拒绝再向前走。所以，亚历山大只好同意返回波斯。从马其顿到印度，他们已经走了大约2.7万公里的路程，可以说前无古人。
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又准备离开巴比伦去进行另一次远征行动，他企图从海上环绕阿拉伯半岛航行，以建立波斯与埃及之间的交通线。但不幸突然患病，可能是疟疾，不过10余天即一病不起，到6月13日日落时，他永远闭上了眼睛。去世时他还不到33岁，一共统治了12年又8个月。他这样静悄悄地走了，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继承人。事实上，也无人能够继承他。诚如波里比奥斯所云：“这是大家所一致公认的，这位国王的天才超出人类标准之上。”
亚历山大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所历经的大小战役真是不计其数。最著名和最重要的当然是所谓四大会战：(1)格卡尼西亚斯会战(Battle of Granicus，前334年)；(2)伊苏斯会战(Battle of Issus，前333年)；(3)高加梅拉会战(Battle of Gaugamelae，前331年)；(4)希达斯皮河会战(前326年)。前三次会战都是以波斯人为对手，而最后一次则是以印度人为对手。这四大会战早巳成为后世学习战术的范例，而其中最重要也最具有决定性的则为高加梅拉会战。这一战不仅决定了波斯帝国的命运，而对于亚历山大的将道也代表最高度的发挥。
除了四大会战之外，亚历山大还曾参加过许多次其他战役，其中包括各种不同形式的战斗，有围城战，有登陆战，有山地战，有反游击战，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亚历山大真是像我国小说中所形容的，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无论任何环境他都能适应，并且更能随时调整其组织和战术以因敌制胜。孙子说：“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在西方战争史中也许只有亚历山大能够达到此种境界。
将道的分析
何谓将道？在此必须先作少许解释，然后始能作进一步的分析。“将道”这个名词虽然沿用已久，但始终只是一种模糊的观念，而缺乏明确的界定。尤其到今天，它已经不算是标准化的军事学术名词，不过我们研究战争史的人还要继续用它。
首先要指出，在古代所谓“将”者真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职务。所以，今天英文中“general”一词仍然含有“总括”的意义。简言之，将军必须是通才(generalist)，他样样要懂，无所不能。尤其是像亚历山大那样以国王的身份而身兼统帅，更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事无巨细，他可能都要管。据我们所知，他既无一位参谋长(军师)，也没有完整的幕僚体系。
因此，对于所谓“将道”必须采取最广义的解释，其所涵盖的范围应该是上自大战略，下到战术，而且还要包括后勤、行政、战地政务，以及领导(1eadership)的艺术。换言之，作为一个总指挥(Commander in Chief)所需要的一切素质都应视为将道之一部分。
李德哈特曾认为，亚历山大对后世的教训大致在两方面，即大战略与战术。这种说法似乎暗示战略非其所长。事实上，这多少代表一种误解，应该在此加以少许澄清。
李德哈特对于名词的用法和我们今天的用法是有若干差异的。他对于战略和战术两个名词的解释大致还是遵从克劳塞维茨的传统。简言之，二者之间是以会战为分界。会战之内的一切行动为战术，会战之外(即其前后)的一切行动为战略。现代欧洲军语将后者称之为“作战”(operation)，而我们的军语则称之为野战战略。
在古代战争中，会战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就是所谓“决定性会战”观念之由来。因此，战术遂成为将道(战争艺术)的主要部分，而战略(作战)则比较不那么重要。其原因又有两点：(1)古代军队的运动能力都很有限，而战场的空间和距离也很小，所以，在会战之前部队很难作大规模的调度；(2)在古代，几乎是必须双方同意然后始能会战，否则，任何一方均不能有所作为。换言之，会战之前的造势并无太多意义。
李德哈特的话并没有错，而我们不要因此误以为亚历山大是长于战术而短于战略。反而言之，亚历山大在战术方面的造诣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且确如李德哈特所云，足供后世作为学习的模范。
现在再回到字义的解释，到底“将”是在做什么？将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兵”，所以，“将”就是指挥(command)，而指挥的对象就是兵(部队)。没有兵也就不成其为将。有人以为只要将道高明，则所指挥的无论是何种兵力，都一样能够打胜仗。甚至孙子也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择于人。”这种说法虽然完全不是这种意思，但多少也会使人有那种想法。
克劳塞维茨也曾以击剑为例。他认为将军和剑士一样，他只应注意如何用剑的艺术，至于剑的本身则与他无关，而且也与比赛的胜负无关。事实上，他的比喻颇有疑问。战争并非体育比赛，后者有规律，对双方都同样适用，前者则无规律之可言。在竞技场上，双方所用的剑是标准化的，所以，才可以完全凭用剑的技巧(剑道)来一决胜负。假使双方所用的剑在素质上并不一样，则此种比赛就不公平了。但在实际战斗中正是如此，所以哪一方面的剑比较好，则自然居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假使他的剑道又比较高明，则与宝剑配合，也就更能得心应手，相得益彰。
从这个观点来看，名将与精兵不可分，名将若能指挥精兵，则如虎添翼，可将其将道发挥到最高限度。亚历山大的故事即为最适当的例证。
腓力首创一种新的军事组织，它用现代名词来形容，就是“联合兵种编组”。比起那个时代其他国家的兵力，马其顿部队在组织上是远较进步，因为它能把各兵种融合成为一个合作的整体。所以，也许以数量而言，它并不太大，但却有远较坚固的凝聚力和远较强大的打击力，而在战术运用上的灵活则更非其他国家兵力所能及。
此种军事改革原是由第比斯的名将艾巴米仑达斯(Epaminondas)首开其端。当第比斯全盛时期(前371－前362年)腓力曾以王子身份在该国为人质，亲受艾巴米仑达斯教诲。因此，以后始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立他的新军制。
不过第比斯军队与马其顿军队制度原本不同，在艾巴米仑达斯指挥之下的第比斯部队中，步兵仍然是主要兵种，而骑兵只是一种支援兵力。而腓力统治的马其顿本来就是强于骑兵，自从他征服了附近的色萨利(Thessaly)之后，其骑兵实力也更形增大。于是他不仅能够用他自己的骑兵击败敌人的骑兵，而且还能够从侧面攻击敌人的步兵。根据历史的记载，我们知道自马拉松时代开始，希腊的重步兵方阵在这方面是如何敏感。
所以，从此骑兵不再只是一种支援兵种，它不仅与步兵同等重要，甚至也能作为主力出击。有时在步兵交战之前，骑兵即早已在侧面发动攻击。有时甚至在这种打击之下，整个敌军即已放弃战斗，开始逃走，于是步兵方阵根本无须进入战斗。
因此，甚至有战争史学家相信骑兵现在已经变成主要兵种，而方阵仅是影子而不是灯光，它不再是军队的核心，而只是一般兵力。依照他们的见解，方阵的任务现在只是维持战斗，构成一道不能穿透的防御墙，等待骑兵去主动进攻，赢取决定性胜利而已。不过，若对亚历山大的战斗记录作精密的分析，即可发现这种看法多少有一点言过其实。实际上，重步兵和方阵在其取胜中仍然扮演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角色。在另一方面，骑兵也经常受到机动轻步兵的支援，后者不但替骑兵开路，并且用标枪、弓箭、投石等提供一般支援。(马其顿军事组织参看附图1)
马其顿军事组织的特长为其所有战斗单位之间都能有严密的整合，构成一种统合战斗力，而能采用德尔布吕克所谓的“联合兵种战术”(tactics of the combined arms)。所谓兵种，在英文中的原文就是(arm)，这个词的原意即为“手臂”，所以说，联合兵种战术，就是在搏斗时，能够把几只手臂联合使用的艺术。在此还要提醒大家，手臂并非仅限于两只，亚历山大时常就是由于能够伸出第三只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
附图1 马其顿军的战斗序列
马其顿的联合兵种军队，固然是腓力所首创，但带着他们去打天下的人却是他儿子。仅仅由于在亚历山大指挥之下，这支兵力才能百战百胜。亚历山大的战术，严格说来，并无固定模式。诚如孙子所云：“形兵之极，至于无形。”高谈所谓模式，都是后世附会之词，其虽有助于解释，但究属皮相之谈，并非将道的精义。
依照一般研究者的看法，亚历山大所惯用的战术是一种所谓“hammer－and－anvil tactics”，若予以直译则应称为“锤砧战术”，但似乎不如意译为“打铁战术”。过去铁匠把铁块烧红后，把它放在铁砧(anvil)上，然后用铁锤(hammer)猛打，就能打出他想要制造的东西。这种程序就叫做“打铁”，俗语“趁热打铁”就是由此而来。
亚历山大经常是将其一部分兵力(不一定是步兵)当做铁砧，再把其他兵力当做铁锤，于是在双方夹击之下将敌军击碎。事实上，此种“打铁战术”并非亚历山大所发明，其来源也已不可考。古今中外的名将使用此种“模式”的人也很多。不过，能像亚历山大如此得心应手，马到成功的人却不太多。
亚历山大所常用的“打铁战术”，一直到今天仍为基本战术，虽然亚历山大从未完成一次典型的两面包围(double envelopment)，实际上那也是“打铁战术”的变体，不过这种包围作战在执行上常较困难，因而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所实施一次非常漂亮的两面包围，后人遂称之为“坎尼模式”。
为了说明“打铁战术”在战争中的一般重要性，我们还可以引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段往事来作为例证。根据战争史学家的评论，麦克阿瑟从荷兰地亚(Hollandia)进攻莱特(Leyte)的战役远比巴顿在欧洲的战役更勇敢也更微妙，整个战争可以代表最卓越的战略观念和战术执行。麦克阿瑟在其回忆录中曾经指出：“在此战役中，莱特就是铁砧，我希望在菲律宾中部把日军锤击成碎片。”
在将道的分析中，最后还有两点值得简明地指出：第一，亚历山大不仅每战必胜，而且他更能够把部队的损失减到最低限度。汉蒙德(N. G. J. Hammond)解释说：“从来未有一位征服者在战争中的损失会如此轻微。其原因是亚历山大善用头脑来避免‘老鼠战’(the battle of rats)，意即消耗战，他不仅要赢而且还要赢得最经济。”亚历山大的此种成就也暗示一项事实：一支有良好训练，严格纪律和旺盛斗志的部队，自然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其次，亚历山大不仅智慧过人，更神勇无敌。这一点在古代的战争中尤其重要，因为在那种冲锋肉搏的战斗中，将领的个人英勇程度实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他不仅每战必身先士卒，而且武艺超群，常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曾多次负伤，这是现代指挥官所很难想像的。
富勒将军对此有很精深的解释。他说：“要正确欣赏这个时代的战术，必须了解英雄决斗的重要性。”所以古代历史学家对于这种决斗常作详细的描述，因为这正是战斗中最具有决定性之一幕。
高加梅拉会战
要想对亚历山大的将道作认真的研究，则必须对他的战争记录作深入的分析。这当然不是本文所能尽述，现在为了示范起见，只准备以其一生中的一次最重要会战为例，来简略说明亚历山大是如何运用其将道的。即令如此，这种工作似乎还是费力不讨好，因为所要参考的资料实在太多，而想把它浓缩成为几千字，真有不知怎样下笔之苦。
据推断，高加梅拉会战发生在公元前331年10月1日，高加梅拉是一片平原，在底格里斯(Tigris)河以东，接近古城尼尼微(Nineveh)，在小镇阿贝拉(Arbela)以西约110公里处，所以，有时也称阿贝拉会战。
波斯军的数量极占优势，虽然亚里安(Arrian)所说的百万以上是过分夸大，但可能在10万到25万之间。至于马其顿军则仅约4.7万人，其中步兵4万人，骑兵7000人。此外，波斯王大流士还有装着镰刀的战车(scythed war chariot)约200辆，据说他计划凭此种秘密武器制胜。概括地说，波斯军是量多而质不精，尤其缺乏坚强的步兵，稳定性严重不足。
双方的战斗序列都是步兵居中，两翼为骑兵。由于波军兵力居优势，作战正面远比马军要宽，故当双方接近时，亚历山大发现在波军战车部队前方的地面已被碾平，不利抵抗，他立即命令其所部向右斜行前进，迫使波军战车移往崎岖的地形，以削弱其战斗力，而使大流土企图采取两个包围，用其大量骑兵绕过马军两翼进攻，同时在中央发动战车攻击以震撼马军步兵的战术失败。
关于亚历山大的战术部署，陶奇(Col Dodge)指出，“此种部署曾被称为一种大空心方阵(grand hollow square)”，但实际上不仅如此，此种部署主在保证比一个方阵更能获得较大的机动性，使其能够应付多方面的威胁。(参阅附图2)
不过，从会战过程中显示，比战前部署更重要的是其弹性的心灵。他不仅能猜透敌人的意图并准备其对策，而且还能依照自己的理想来发展战术。他之所以获胜主要还是由于他有先见之明。
附图2 高加梅拉会战(前331年)
当其兵力右移时，遂与由帕尔梅尼奥(Parmenio)所指挥的左翼之间发生空隙。为了预防后者被包围，他就命令部队采取梯次队形(echelon formation)。其整个计划也是由帕尔梅尼奥在左方担任防御性和牵制性的奋斗，而亚历山大本人则在右方找机会亲率精锐骑兵突破波军的战线，然后使大流士陷在“锤”(马军骑兵)和“砧”(马军重步兵方阵)两面夹攻之间。
当大流士看到马军向右斜行时，就命令其左翼的骑兵单位去攻击马军的右翼。亚历山大也派出若干骑兵单位来与之对抗，于是双方开始发生激烈的绪战。此时，大流士即向马军步兵方阵发动战车攻击。但散布在马军主战线前面的轻步兵(以标枪手为主)并未用整齐队形，所以能迅速向两侧散开，然后在战车通过时，袭击其驭手和马匹。等到战车冲到方阵前，马其顿重步兵凭着熟练的操练，严格的纪律，并未发生惊扰，而能迅速把正面让开，然后由骑兵从后方将那些战车击毁。简言之，大流士的秘密武器未能发挥想像中的威力，马其顿的联合兵种战术却稳住了阵脚。
此时，马军战线已断裂为两段，于是大流士遂命令对左翼马军(帕尔梅尼奥)发动猛攻。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只是徒然分散其兵力和注意力。事实上，他应该倾全力来攻击右翼马军(亚历山大)。帕尔梅尼奥受到包围，情况极为紧急，几濒于危。但由于波军纪律废弛，士兵纷纷去抢劫在后方的马军营地，才使他得以渡过难关。
在右翼方面，波军仍在继续攻击，有若干骑兵单位单独前进过远，遂使波军左翼步兵与骑兵之间呈现出一个空隙，这也正是亚历山大梦寐以求的机会。他立即亲率精锐骑兵以楔形队形向空隙钻入。突入之后又立即向波军中央后方疾驰，那里是大流士本人所在的地点。此时，马军步兵正向前推进，一部分甚至跟在骑兵后面冲进了突破口。在这样惊心动魄的前后夹攻之下，大流士已经精神崩溃，立即弃军而逃。
不过，亚历山大并未立即追击，因为在孤军苦战中的帕尔梅尼奥亟待援助。所以，他立即赶往解围。等到解围之后再企图追捕大流士，已经太迟了。不过，这位波斯王是仅以身免，他不仅输掉了一场会战，而且也丧失了他的帝国。
马其顿部队在这一战中的表现可谓异常卓越，而亚历山大在将道方面的成就更可以说已经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不过，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有两点是一般评论家所不曾注意，或至少是不曾强调的。
1、亚历山大的智勇固然高人一等，但真正的决定因素还不是智勇，而是意志(Will)。假使大流士能有较坚强的意志，不弃军而逃，死拼到底，则鹿死谁手实难逆料。在滑铁卢之战时，英军主将威灵顿(Wellington)以将才而论虽不如拿破仑，但因其具有坚定的意志，故终能获得最后胜利。所以富勒将军有云：“将道在其最高的境界，即为意志与理想的结合，而并非单纯的计算。”
(有关滑铁卢与高加梅拉之比较详见下文。)
2、诚如施利芬所云，想完成一个“坎尼”，一方面需要一个汉尼拔，另一方面还需要一个法罗。这也说明战争是一种相对性事务。其结果由双方的互动关系来决定。在高加梅拉会战中，不仅大流士不是亚历山大的对手，波斯军在素质上也远不如马其顿军。前者人数虽多，但训练不佳，纪律松懈，近似乌合之众，自难敌马其顿的百练精兵。譬如说，当他们包围帕尔梅尼奥时，若不去抢劫马军辎重，则也许能迅速将马军左翼击溃，于是即可转过头来对亚历山大的右翼兵力加以前后夹攻。果能如此，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现在再以滑铁卢为对比：威灵顿所指挥的英国步兵，人虽不多，但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所以能死守阵地，一再击败法国骑兵的攻击，而终于获得胜利。
古代历史对于会战死伤数字的记载一向不太可靠。依史料记载波军已全部崩溃，非死即逃。但狄奥多(Diodorus)估计马军大约战死500人，另有非常多的负伤者。德尔布吕克认为这似乎较为可靠。
亚历山大与拿破仑的将道比较
研究将道和战争史有一重要方法即为比较法，把不同的人物和时代做一对比，往往能够发现个别研究所不能发现的特点。所以，假使想欣赏亚历山大的将道精华，最好是把他拿来与其他古今名将作对比研究。现在，就以亚历山大与拿破仑作一比较，以加深对亚历山大的认识。
选择拿破仑作为比较的对象也并非随意，因为他们的性格和事业都很类似，而且早已有著名的史学家曾做这样的比较。康德勒(David Chandler)为当代研究拿破仑将道的最著名学者，他曾认为：“拿破仑为近代史中最伟大的军人，若非有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在前，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者。”
研究亚历山大的史学家也曾发现二者之间颇为类似。马斯登(E. W. Marsden)曾指出，他们面临着显明相似的战略问题，一个要征服波斯，另一个要征服俄罗斯，但前者成功而后者失败。拿破仑在埃及时，要秘书把亚里安的《远征记》(Arabasis Alexandri)读给他听，但显然他未能由此而学会成功的秘密。
当然，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历史已经前进了两千年，战争形态已有很大的改变，但若作较精密的观察即可发现，改变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巨大。而古今的比较仍足以显示亚历山大对战争艺术的重大贡献。
为简便起见，还是以滑铁卢来作为比较的基点，因为这是一场许多人都知道的会战。现在首先提出一个玄想的问题，假使当时法军是由亚历山大指挥，他是否能赢得这场会战？
滑铁卢会战发生于1815年6月18日。对于会战的经过不拟在此细述，我们假定读者对拿破仑战争史已有相当了解，以下的分析都是以这样的假定为基础。如果读者对于滑铁卢的故事还不太清楚，请自己去找一本参考书看看。
拿破仑在上午9时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高谈阔论花了不少时间，所以延迟了战斗发动的时间。直到上午11时30分才发射第一枪，到下午1时，主战斗才开始。假使是亚历山大，他决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于是会战可能会提早开始，提早结束，这也会带来一个重大的结果，那就是敌方援军(普军)可能赶不上。
拿破仑的计划是要对英军阵地发动一系列的正面攻击。他命令他的勇将内伊(Marshal Ney)元帅指挥第一线兵力。他本人亲率禁卫军(Imperial guard)留在后方，这支精兵准备在决定性时刻始投入战斗。
一直大约到下午4时，内伊才决定对威灵顿的阵地发动大规模骑兵攻击。他出动了5000骑兵，但值得注意的是并无步兵支援。猛攻了1小时，英军还是守住了阵地。到下午5时，内伊在盛怒之下，又把其最后赌本——另外5000骑兵攻进去，而英军仍能坚持不退，尽管其方阵所承受的压力极为沉重。但此时，布吕歇尔(Bluucher)所率领的普军也已经逐渐接近。
下午6时，内伊始要求拿破仑动用禁卫军。下午7时，拿破仑把禁卫军——他的精锐步兵，带到距离前线600米处，交给内伊指挥，此时，普军已在战场上出现。下午7时半，禁卫军在“皇帝万岁”呼声中向英军发动最后一次攻势，但他们不仅没有骑兵的支援，而且还受到侧面的威胁。不久，在气衰力竭之后，败下阵来。于是在夜幕低垂时，拿破仑输掉了这场会战，也断送了他的帝国。
所有战争史学家都认为拿破仑和内伊在滑铁卢会战时曾犯不少错误，根据前人对亚历山大的研究，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他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拿破仑的第一大错误已见前述，而亚历山大是从来不会这样拖拖拉拉的。内伊对于骑兵的使用简直不可理解，充分显示他完全不了解“联合兵种战术”，而那正是亚历山大所擅长的。最后，亚历山大决不会像拿破仑那样一直不亲临前线，这似乎很难理解。威灵顿曾说过，“拿破仑在战场上的出现可值4万大军(Worth 40000 men)”，但在滑铁卢，很奇怪，他却一直留在很远的后方，当然也就不能发挥这样的心理效果。甚至据说他对于内伊的指挥方式感到很不满意，但因为距离太远而无法加以矫正。像这样的错误，对于亚历山大而言，是绝对不可想像的。
在此还可以提出一点比较性的解释。亚历山大在高加梅拉之战时只有25岁，真是少年俊才。拿破仑在滑铁卢之战时已经46岁，不仅入到中年，而且养尊处优，早已发福了。尤其征俄失败，以致放逐厄尔巴岛，此次卷土重来，他的意气已不免消沉，意志也已开始动摇。所以，他的身心状况都已过巅峰而呈现疲态，这也许即为他所以比过去远较消极懒散的原因。
结论
亚历山大逝世距今已两千余年，当然，要把这个时代的战争和那个时代的战争相比较，的确是很难，因为有许多因素根本无法比较。不过，他在两千年前即已把将道提升到最高水准，则应为大家所公认的事实。以后，罗马人对步兵的组织虽曾加以改进，但历数古代名将，从无任何人在将道的贡献上能超过亚历山大。
诚如陶奇所云：“以为将而论，亚历山大的成就超过任何人。在他以前，没有任何人替他留下榜样，但他却能以身作则，指导后人应如何作战，并建立了第一套战争艺术原理，而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斯、屠云尼、尤金亲王、马尔波罗、腓特烈和拿破仑都只是将其发扬光大而已。”
亚历山大的将道，就历史而言，虽称得上是“前无古人”，但就战争未来发展而言，却不一定就是“后无来者”，只要我们学习其将道精髓，并有效融会现代战争特质与艺术，仍可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