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研究的四种境界·第十一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研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战略研究是一门多彩多姿的学域，有其非常古老的根源，也有其非常现代化的发展。从事这一门学问的研究者很容易会感觉到好像是走进了一个“八卦阵”之中，走进去也许很容易，但想走出来却相当的难。结果可能愈深入则愈模糊，甚至于研究了一辈子，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研究什么。这绝对并非夸大其词，因为作者本人在四十余年的研究过程中，即曾时常有这样的感觉。
因此，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不可以不讲求研究方法。必须有一套完整合理的研究程序，然后始能循序渐进，步入坦途，否则就可能有歧路亡羊的危险。根据许多学者的著作，以及个人的治学经验，可以归纳成为一套理论，似乎足以有助于后进。
这一套理论体系可以称之为战略研究的四种“境界”，为学者必须通过此四种境界，然后始能登堂入室，成为一位真正合格的战略思想家。此四种境界分别为：
（1）历史境界，（2）科学境界，（3）艺术境界，（4）哲学境界。
此四者之间又有微妙关系，并且合而为一，共同形成一个整体。不过，为了分析的方便，还是必须分段来解释。
历史境界
就思想的传统而言，战略与历史几乎是不可分。所有的古典战略家无一不是历史学家。被称为西方最早的战略思想家，古希腊时代的修昔底德所著的书根本上就是一部历史著作，即流传至今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但他的书中又的确蕴藏着许多战略观念，可惜的只是不曾整合成为有系统的理论，这也正是他不如我国孙子的地方。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37。 ]
19世纪初期的战略大师克劳塞维茨，若以其著作来作为比较依据，其作为历史学家的成分应该是多于战略家。他的遗著共分十卷，《战争论》仅占其中的三卷，而其余各卷则均为历史著作。此外，克劳塞维茨还有很多的历史著作都已经逸散，而不曾收入其全集。 [ 注：Peter Paret，Clausewitz and the Stat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pp．441–445。 ]
被世人称为最后一位古典战略学家的李德哈特，到他晚年时，曾自称宁愿将其全部剩余精力都投入历史的研究。 [ 注：Brain Bond，Liddell–Hart：A Study of His Military Thought（Rutgers，1977），p．235． ] 事实上，其传世之作《战略论》中，历史几乎占了全部篇幅的四分之三，而战略理论（第四篇）则仅占四分之一。也许可以这样说，从李德哈特的观点来看，战略理论不过只是历史研究的结论。
从表面上看来，核时代的惟一一位西方战略大师，法国的博弗尔将军，似乎有一点轻视历史的倾向。他的确在其《战略绪论》中曾经这样说：“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和大多数这一类的书不一样，我的书很少引用历史。”接着他又说：“我相信历史几乎可以用来证明任何结论。”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14． ]
以上的言论可能就是有人认为博弗尔不重视历史的证据。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不引用史例是一件事，不重视历史又是一件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实际上，博弗尔所反对的只是两件事：（1）概括地提到某一将军或某一战争的大名；（2）牵强附会地滥用史例以证明某一结论。关于第二点，博弗尔的意见与克劳塞维茨非常接近。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
对于任何事件若仅轻微接触，而未作谨慎详述，则好像在远距离看东西一样，不可能分辨出细节，而且从任何角度来看似乎都是一样。这样的史例实际上已经被用来支持最矛盾的意见。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trans．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172． ]
简言之，博弗尔和克劳塞维茨完全一样，并非反对引用史例，而只是反对滥用史例。
克劳塞维茨认为一个单独而彻底详细的史例比十个仅只触及表面现象的史例远具有启发性。反而言之，对于历史的表面化和不负责任的处理，将导致无数的错误观念和伪造理论。于是他说：
在认清使用史例的困难之后，也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结论。例证应从近代史中去抽取，因为那已有适当的了解和评估。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trans．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173． ]
博弗尔的历史意识几乎是与克劳塞维茨所见相同，甚至于还犹有过之。在他的著作中所曾引述和重视的例证都是仅限于现代，而且几乎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验。尤其是他所写的两本回忆录，更是可以提供非常宝贵的启示。据他自己说，那可以作为个案研究，因此，足以证明他仍然承认历史研究实为战略研究的基础。
核时代初期，美国有一批文人战略家，的确认为从历史的途径来研究战略是一种已经落伍的方法。他们相信现在已经有新的治学工具，即所谓作业研究和系统分析（OR／SA），可以提高研究效率，并获致更好的成就，所以，旧有的传统方法将自然会被淘汰。不过，没过多长时间，他们的这种过分简单、天真和自大的态度，即开始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而且事实也证明新的方法并非万能，甚至于有时尚不如旧的方法有效。
到1970年代，美国战略界（strategic community）中又出现若干后起之秀，例如勒特韦克和格雷等人，他们又再回头走向历史研究的途径，甚至于有人称其为“新克劳塞维茨学派”（Neo–Clausewitzian）。此种趋势并非复古，而是诚如陶渊明所云：“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 注：陶渊明：《归去来辞》。 ]
为什么从古到今，有许多战略思想家都认为研究战略应从历史入门？其理由为何？李德哈特在他所写的《为何不向历史学习？》一书中曾作简明的解释：
俾斯麦曾经说过，“愚人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我则宁愿利用他人的经验。”就这一点而言，研究历史能够提供最大可能的机会。它是一种宇宙性的经验，比任何个人的经验都无限地较长、较广和较复杂多变。 [ 注：B．H．Liddell–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Hawthern，1971），p．2． ]
事实上，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几乎很少能以其个人的经验为基础。许多职业军人甚至于一生都不曾上过战场，战略家的工作与医师很相似，但他在学习或研究的过程中却远比学医较为困难。医师在尚未正式开业之前，可以有很多和很长的临床实习机会，换言之，他可以累积其个人经验。研究战略的人则不是如此，他的知识几乎完全是从书中得来，能获致丰富的个人经验者只可以算是例外。
概括言之，所有一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若与自然科学作一比较，也都有同样的弱点。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常可用试验方式来进行研究。简言之，即能控制情况，并能使同一现象重现。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使用此种方法的机会可以说是非常有限。通常都只能对已有的现象（经验）来加以观察，而这些现象既不受控制，也不能改变。尤其是过去已成过去，任何人都无法使其重演，因此，也更增加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历史的主题为过去，但战略家研究历史，其目的又非仅限于要想了解过去，然则他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博弗尔对此有其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说：
对于过去的变化作精密的研究，能够使我们学会如何操纵把我们包括在内的现在，以及支配我们前途的现象。 [ 注：André Beaufre，The Suez Expedition（Praeger，1969），p．14． ]
这也正是战略学家与纯正历史学家之间的主要差异。史学家为历史而研究历史，战略家为战略而研究历史。老一辈的富勒将军说得更恳切：
除非历史能教导我们如何看过去，否则战史只不过是一种流血的浪漫故事（bloody romance）。 [ 注：Hew Strachan，European Armies and Conduct of War（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3），p．1． ]
博弗尔对于战略的功能和战略家的责任有一种非常伟大庄严的想象。他认为战略家的理想是控制历史的潮流（current），改变历史的趋势（trend）。这当然是一种非常艰巨的任务，但并非不可能。然则如何始能控制历史的演变，其首要步骤即为研究历史，诚如罗马史学家波里比亚（Polybius）所云：“从历史研究中所获得的知识，对于实际生活在一切教育方式中是最佳的。” [ 注：B．H．Liddell–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p．3． ]
李德哈特的意见似乎要比博弗尔的较为消极。他认为作为指标（guiding signpost），历史的用途有其限制；但作为警告牌（warning sign）的价值则比较值得肯定。历史虽不一定能教导我们应做什么，但至少能指示我们不应做什么。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指出人类所最易犯的错误。 [ 注：同上书，p．1。 ]
历史的研究有其叙述的部分，又有其解释的部分。前者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何事（what），后者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何（why）。历史是一种经常的流动（constant flow），也经常不断地在改变。历史学家从不承认“决定主义”（determinism），而相信天命与人事交相为用。所以，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克劳塞维茨认为在历史中只有最抽象和最广义的观念始能维持不变。他又指出历史显示人类的行为从不遵从固定规律。他说：“同样的政治目标可使不同的人发生不同的反应，甚至于同一人在不同的时候也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历史必须当作个案来研究，且必须对其作精密分析（critical analysis）。
克劳塞维茨认为历史可以扩大学者的经验，当缺乏经验时可以代替经验。但他同时强调历史不是模范书，并无教训或规律可以贡献，而只能扩大学者的知识，并增强其判断力。 [ 注：《战争论》：第二篇，第五、六两章。 ]
历史研究是以利用前人经验为起点，但虽起于经验而又不囿于经验。换言之，历史研究并非仅以过去的记载、解释和分析为满足，而是有如英国已故史学大师汤因比所强调，历史的任务是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并赋予此一有机连续体（organic continuum）以意义。 [ 注：Peter Calvoeoressi，“Arnold Toynbee–A Memorial Lecture”，International Affairs（January，1976），p．2． ]
这也正是我国汉代太史公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这样也就达到了本章第一阶段的结论：
战略研究的第一种境界是历史境界。研究战略必须从研究历史入门。在历史境界中，研究是以经验为主题，而其理想目的则为“通古今之变”。
科学境界
从历史的途径来研究战略固然有其非常古老的传统，但尝试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战略，甚至于认为战略本身即为一种科学，这一类的观念也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所谓科学化，其中心观念就是计量，战略家重视计量，我国的孙子也许是历史中的第一人。波兰学者加夫利科夫斯基对于这一点曾作非常精辟的评论，值得引述：
孙武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他对于现实所采取的科学研究途径。他的书在中国，甚至于在全世界，都是最早提倡对于社会现象采取科学分析方法的第一本书。其中包括若干量化评估的观念，以及对自然法则的引用。当然，孙武所用的分析方法并不能令现代学者感到完全满意，但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领域中，他却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p．24。 ]
在我国历史中还可以找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实例。张良在向刘邦分析战略情况时，曾经“借箸代筹” [ 注：《史记·留侯世家》。 ] 。中国古人在尚无算盘之前惯于使用算筹，张良因为一时找不到算筹，所以只好使用吃饭的筷子（箸）来代替，于是也就留下这一段千秋佳话。虽然当时的计算也许还很简单，但就原则而言，与今天使用电脑在意义上并无二致。
第一位企图用几何图形来作为解释和预测工具的西方战略思想家是18世纪末叶的比洛（Heinrich von Billow）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p．180–184。 ] 。但他的理论却受到19世纪两大师的驳斥。若米尼说：“其基础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认为战争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其一切行动都可用计算方式来决定。”克劳塞维茨则指出：“战略所包括的不仅是那些可以接受数学分析的力量。” [ 注：若米尼与克劳塞维茨之言均见本书第二章。 ]
但很讽刺，若米尼本人却又相信所有一切的战略都受到不变的科学原则的支配，而且他也宣称他已找到这些原则 [ 注：John Shy，“Jomini”，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1986），p．146． ] 。克劳塞维茨虽认为不可能建立一种抽象化和合理化的行为准则，但也不反对科学方法。事实上，他对于科学方法的运用相当熟练，其所谓“精密分析”实际上即为科学方法。
到了20世纪，科学的地位如日中天，许多早已存在的旧学问都先后被加上一个新的“科学”头衔，例如政治、经济等等。于是战略科学化也自然成为一时风气，并且也引起很多争论。至少有下述两套问题是必须予以澄清：
1、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方法？
2、战略是艺术还是科学？战略可否用科学方法来研究？
在本书第二章中，对于上述的问题都已曾作相当详尽的探讨，并且也已经获得公认的结论，所以在此已无再检讨之必要，而只需将结论（答案）简述如下：
1、客观的、逻辑的、有系统的分析方法即为科学方法。
2、凡使用科学方法的学问都可称之为广义的科学。
3、但必须是其理论对于未来能有预测能力，始可算是正确或纯粹的科学。
4、战略是艺术。
5、战略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
6、现代战略研究可算是广义的科学。
总结言之，战略研究有其科学境界，不过科学方法只是战略研究的一个层次。既不应认为科学方法可以适用于战略研究的全部范围，更不可认为除科学境界之外，即已无其他境界之存在。
战略研究的第一种境界是历史境界，在此境界中的主题是经验，而研究者的目的则为通古今之变。但战略研究又不仅以历史境界为限，假使是如此，则将只有历史而无战略。所以，遂必须进入第二种境界，即科学境界。事实上，这两种境界之间不仅具有连续的关系，甚至于有时也几乎不可分。
19世纪初期，日耳曼有一伟大史学家出现，那就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他率先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旧史，开风气之先。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是他的再传弟子，他是第一位把科学方法用在战争史领域中的学者，而这也是他对战略研究的最大贡献。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367。 ]
科学所追求的目标为知识，而知识又是以经验为起源。反而言之，经验的累积，经过长期的精炼，也就会升华为知识。历史的流程是由经常在变的事件所组成，但事件虽经常在变，事理却往往不变。如何从多变的事件中发现不变的事理，则必须使用科学方法，所以战略研究的科学境界是以“识事理之常”为其理想。更进一步说，必须先通古今之变，然后始能识事理之常。而为什么要想通古今之变，也正是因为想要识事理之常。
在此，还要补充说明一点，并非直到有了近代科学之后，始有科学方法。事实上，在科学这个名词尚未出现之前，人类早就已经使用科学方法，甚至于当人类知道思考和推理时，科学方法即已存在。尽管古代不曾有科学这个名词，但中外学者，例如我国先秦诸子和希腊哲人，在其著作中都已多少表现出科学精神。
艺术境界
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若能同时采取历史与科学的途径，而终于达到通古今之变，识事理之常的目的，应该算是已有相当不错的成就。一般中等智力以上的人可能至少要花十年以上的辛苦工夫，始能有此成就。即令如此，他也还是尚未能够达到战略研究的较高境界。
为什么仅凭历史与科学两种途径还不够呢？主要理由是战略本身为艺术，艺术有艺术的本质，战略家本身必须是一位艺术家，也就是他必须有艺术家的心态和气质。缺乏此种天赋的人很难成为第一流的战略家，但反而言之，若仅有天才而不好学，也同样不可能有杰出的成就。现在就要进而讨论战略研究的第三种境界，即艺术境界，这也是一种比较微妙的境界。
克劳塞维茨是19世纪初期的人，他是一位职业军人。他所写的《战争论》，严格说来，并非是以战略思想为主题的学术性著作，而其理想中的读者是准备充任高级将领的职业军官。尽管如此，其书中还是充满了智慧（wisdom），有许多见解真可谓前无古人，对于现代战略研究者仍然不乏参考价值。
他指出科学的目的为知识，艺术的目的为创造能力，这表示他深知二者之间的差异和关系。所谓创造能力即为智慧，也就是拿破仑所形容的“天才火花”（the spark of genius）。智慧固然必须以经验和知识为基础，但仅凭经验加知识而无天才，其结果还是不一定能够产生智慧；而且同样多的经验和知识，所可能产生的智慧也不一定相等。这也正是所谓艺术的最大特点。
假定有两个人同时学画，其所受教育完全一样，所下的功夫也一样深，但两人的成就却可能会有很大的距离，尤其是其作品的风格更是必然会有相当差异。这也就是说，艺术的境界有其巨大的弹性，而想在艺术的境界中获致杰出的成就的确是很不容易。
艺术境界中没有任何一定的法则可供遵循，这也正是其与科学境界之间的最大差异。博弗尔曾经指出没有一位艺术家是根据一套完整的理论规律来作画，假使他那样做，则他的作品就会充满匠气而缺乏灵性。反而言之，尽管艺术家在创作时并不有意地考虑到任何规律，但名家之作大致还是与规律暗合，即令偶然有所不合，也一定是自有其理由。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46． ]
克劳塞维茨也曾举一例以说明科学与艺术在工作方式上的差异：
战争不像一块麦田。不管麦田中麦秆的个别情形是怎样，都可以用镰刀将其割刈，其效率只是依照镰刀的质量而有高低之别。战争像一片由大树所构成的森林，所以在运用斧头时，必须正确地依照每一棵树的个别特性和发展来下手。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153． ]
这个比喻非常有趣，镰刀刈麦象征科学，那是没有个性的，斧头砍树象征艺术，必须考虑个性。克劳塞维茨认为知识必须转变成为智慧，然后始能发挥创造能力，若不能如此，则一切理论研究也都毫无意义。
博弗尔的想法几乎与克劳塞维茨若合符节。他认为战略不可以是单纯的教条，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不过，博弗尔至少有一点似乎比克劳塞维茨还更为深入，那就是他特别重视未来，而这一点又更增强了战略研究的艺术性。博弗尔认为战略家必须考虑未来，战略研究不再可能仅以客观的演绎为基础，而必须根据假定来作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思考。于是他说：“在企图对于想象中的未来情况使用新工具以寻求未来的解答时，根本无成规可循。”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46． ]
科学与艺术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但它们都只是一种相对性的观念，而且其间也无绝对的分界线。艺术中固然含有科学的成分，而科学也同样含有艺术的精神。假使不是这样，则科学也就不会有创新的能力。
不仅是西方的战略大师都特别重视战略的艺术境界，包括思想、研究、行动都在内，我国古代的“兵圣”孙子在二千余年之前，也早已有此同样的观念，甚至于还可以说他的思想似乎是更高明和更微妙。
孙子在其书中曾经一再强调“无形”的观念。他说：“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又说：“微乎微乎，至于无形。”他又以水为喻，指出“兵形象水”和“水无常形”。
“无形”这两个字有其高度的艺术含义。有形的因素可以用科学方法和科学工具来处理，但无形的因素则必须凭借高度的智慧始能探索。尽管今天在科学领域中的进步是日新月异，但科学只能对艺术提供最佳的服务，而并不能代替艺术。
于是也就可以对这一节作一小结。战略研究除历史和科学两种境界以外，还有第三种境界，那就是艺术境界。在此境界中，以运用智慧、发挥创造能力为主题，而其理想目的则为“探无形之秘”。
哲学境界
战略研究能够达到艺术境界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不过，此种成就虽可谓尽美矣，但尚未尽善也。因此，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还应有更上层楼的雄心，即企图进人另一层更高的境界。这个第四种境界即为哲学境界。在战略研究的领域中，这不仅是最高的境界，而且也是最后的境界。首先要说明此一境界非常难于分析或解释。因为那不仅是“无形”，甚至于还是“无言”。所以，只能用比喻或间接的方式来说明此一“无言的结局”。
在尚未作任何分析之前，首先要引述一段古书，即为《庄子》“养生主”篇中的一段妙文：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日：“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日：“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也，所见无非牛也，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日：“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庄子在我国古代学者中是有高度天才的一个人，他这段文章真可以说是下笔有神，极富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对于战略研究可以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启示。我们也许应该像文惠君一样地感叹着说：“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战略焉！” [ 注：文惠君即为梁惠王。庖丁是姓丁的庖工。 ]
战略研究的最高境界即为哲学境界。我们也应像庖丁一样，所好者“道”（哲学）也，进乎“技”（艺术）矣。战略虽为一整体，但在治学程序上还是应分为四大阶段：由历史（经验）到科学（知识），再到艺术（智慧），而最后才到哲学（灵感）。必须达到此一境界，始可谓尽善尽美，
庄子假借庖丁的话来对所谓道的境界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什么是道？道就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换言之，即趋向于天人合一的意境。必须如此，始能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又必须如此，始能目无全牛和游刃有余。战略的最高境界亦复如此。
艺术虽然奥妙，但还是人的境界。哲学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艺术家虽能探无形之秘，但还是有“我”的。哲学家则余欲无言，因为天何言哉，所以他是无我的。方东美先生曾指出：“每一种哲学之后都暗藏着一种更重要的哲学。”而“此种潜藏而更重要的哲学”即为“不言之教”。 [ 注：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台北：黎明文化，1986），三版下册，p．259。 ]
所有的思想家，无分古今中外，不管其所研究的是何种学问，但其最后和最高的阶段必然是走入哲学的境界。
孙子的书虽然简短，但其中却含有极深奥的哲学思想，这也正是其深受后世景仰的重要理由。冯友兰先生对《孙子》曾作简评如下：“它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波兰学者加夫利科夫斯基认为孙子思想中含有一种“斗争哲学”，那是独一无二的理论，在西方找不到与其平行的思想。他又指出这是一种高度抽象性的观念，其所能应用的范围并非仅限战争，而可以推广及于任何其他的情况。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p．27。 ]
西方战略思想家已经达到哲学家水平者也自不乏人，而且甚至于可以这样说，任何思想家等到其思想炉火纯青时，也就自然会有超凡入圣的趋势。克劳塞维茨虽为后世称为战争哲学家（Philosopher of war），甚至于阿龙还以此为其书名。 [ 注：Raymond Aron，Clausewitz：Philosopher of War（Routeledge and Kegan Paul，1976）． ] 但很讽刺，克劳塞维茨本人却提出警告说：“任何理论家以及任何指挥官都不应钻进心理学和哲学的牛角尖。”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137． ] 不过，他说这句话的动机并不难解释，因为他写《战争论》具有实用性的目的，他只准备教导未来的将领，而无意对思想作更深入的研究。
李德哈特不仅著作极多，而且名满天下。但他对于人类的贡献又非仅限于军事思想，甚至于也非限于任何学术领域。李德哈特不仅为战略家和史学家，而更是一位通儒，一位哲学家。诚如霍华德所云：
李德哈特是古代圣贤（sage）中最后的一位，他在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地位正像法国的伏尔泰（Voltaire），英国的罗素（Russell）和爱尔兰的萧伯纳（Bernard Shaw）。李德哈特不仅是位战略家，正像罗素不仅是一位数学家，萧伯纳不仅是一位剧本作家。 [ 注：Michael Howard，“Liddell–Hart”，Encounter（June，1970），reprinted in The Causes of Wars（Temple Smith，1983），p．199． ]
及其晚年，李德哈特所发表的言论有时看来似乎很粗浅，但实际上则为至理名言，值得回味。现在就引述一段以代表他对后世的永恒忠告：
研究战争并从历史中学习，尽可能保持坚强，且无论如何又都应保持冷静。要有无限的耐心，不要欺人太甚，经常帮助他人维持面子。万事都应替对方着想，必须避免自以为是的态度。 [ 注：B．H．Liddell–Hart，Deterrent or Defence（Praeger，1961），p．24． ]
真正了解战略与哲学的关系，以及哲学对战略的重要性，在现代西方战略思想家之中，博弗尔实为第一人。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流露出深远的哲学思想，这又与他的时代背景有其微妙关系。
博弗尔是一位亲身经历西方文明盛极而衰的人，此种经验足以促使他作深入的思考，并对于西方的衰颓作出独到的解释，这也正是将其思想引入哲学境界的关键。
博弗尔认为西方之所以衰颓是由于两个交相为用的原因：（1）缺乏一种指导原则，那就是哲学；（2）缺乏一种运作观念，那就是战略。缺乏哲学（也就是生活方式和价值意识的基础），西方人遂无法对抗思想攻击；缺乏战略，西方人遂又无法了解其敌人的行动，并且把自己的力量用在错误的方向上。 [ 注：André Beaufre，Strategy of Action（Praeger，1967），pp．47–53． ]
博弗尔又指出：
战略只是一种用来达到目的手段。决定目的者为政策，而政策又受到基本哲学的控制。人类命运的决定一方面要看所选择的是何种哲学，另一方面又要看他选择何种战略以使其哲学理想得以实现。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50． ]
于是在其主要著作《战略绪论》的结尾处，博弗尔不禁深有所感地指出：
我深信战略也像所有一切的人事一样，其中的支配和导引力量必须是理想，而那也就把我们带入哲学的境界。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138． ]
博弗尔之言完全正确，研究战略的最后目的就是要想达到超凡入圣、学究天人的境界。那是哲学的境界，也是灵感（inspiration）的境界。最后还是引用太史公所云“究天人之际”为警语，并完成此一四阶段的思想系统。
结语
战略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想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不应以浅尝为满足。不过，上述四种境界若欲融会贯通，则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历史和科学两种境界尚可凭功力达到，至于艺术和哲学两种境界则必须有赖于天才。
为帮助学者的了解，现在再把全章的要点用图解方式综述如下：
哲学境界 → 究天人之际 → 灵感
↑ ↑ ↑
艺术境界 → 探无形之秘 → 智慧
↑ ↑ ↑
科学境界 → 识事理之常 → 知识
↑ ↑ ↑
历史境界 → 通古今之变 → 经验
最后，必须说明，本章所讨论的主题为研究战略的方法，其所提出的基本观念为在全部研究过程中应分为四种不同的境界，而并非认为战略本身同时是历史、科学、艺术和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