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战略思想的演变
作者：约翰·柯林斯 ·美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对战争进行广泛的研究，其客观意义不限于探索新的、真正的学说。但广泛的研究是任何战争理论的必要基础，因此它对于寻求开阔自己的眼界和提高判断力的普通……研究人员是十分必要的。否则，他对战争的认识就会象倒立的金字塔一样，岌岌可危地竖立在细小的塔尖上。
利德尔－哈特：《战略》
自古以来，成千上万的人打过仗，但是几千年间，在战略方面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却如凤毛麟角。许多被认为有创见的人，不论是教育家还是实践家，不过是模仿其前辈，在旧思想上加一点新花样罢了。十九世纪以前，只有极少数的创新者在理论上有所著述。大多数人却把写作任务留给了事隔很久才动笔的历史学家，而在这些历史学家关于编制、武器、战役、战斗和战术的冗长的著述中，只隐含着一鳞半爪的战略学知识。
古代环境的特点
权威人士通常一致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战略——运用国家力量，在一切可能想象的情况下满足国家安全目标的需要——在古代是稀有的东西。这种见解是颇有道理的。因为在古代的中国、希腊、波斯、迦太基和罗马，战略环境是极为简单的。
当时没有民族国家 [ 译者注：通常指欧洲十六世纪后由封建社会解体而形成的以民族为单位的、统一的国家。 ] ，因而国家的利益、目标和政策是不存在的。政治结构也不复杂。只有少数国家能对较大地区造成威胁。
当时贸易虽然重要，但大多数国家基本上能自给自足。象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工业是没有的。没有外国投资或国际货币制度。没有复杂的援外计划。财政是以现金而不是以国债为基础的。经济战尚处于低级阶段。
那时和现在一样，军事力量在战略诸因素中处于支配地位，但军队仍然是原始的，大多数军队基本上是为实施地面作战而编成的，即使是地米斯托克利在萨拉米斯一战 [ 译者注：古波斯帝国国王泽尔士一世于公元前四八○年率舰队远征希腊，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为地米斯托克利指挥的希腊海军所败。 ] 获胜的希腊海军，也不过是一支支援国内外地面作战的海岸部队。罗马舰队也是如此。
人力和密集队形是主要的。对部队的指挥和控制不成为大问题。军队经常是集中的——原始的通信工具和粗略的地图不利于使用松散的队形。指挥官有严密的警卫，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他们战死，一切就都完了。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尚未发明。当时使用的武器主要是依靠体力的冷兵器。只有象石弩那样的攻城器才是利用机械的，而其有效射程则极为有限。大部分军队的武器和装备差不多。今天，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有些国家有核武器，而另一些国家则没有。然而当时的战略家却从未为此苦恼过。因此军事力量和人员数量的关系是相当直接的。
战略机动和战术机动实际上是一回事。时间——距离是极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对后勤工作有决定性的意义。部队携带少量行装并惯于就地取食。由于缺乏迅速与随意机动的能力，往往造成“只有双方同意才进行战斗”的局面。任何一方，如果觉得条件对己不利，都可以拒绝作战。
法律——道德——伦理的准则是原始的。没有相当于海牙公约或日内瓦公约的东西。军备控制是不存在的。人们习惯于总体战。以有意识自我克制为特征的有限战争概念尚未创造出来。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多少世纪以后才出现的(虽然颠覆到处都有，而且有一些游击活动)。冷战还未成为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是马基雅维里 [ 译者注：尼科罗·马基雅维里(1469－1519)是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反对意大利的政治分裂，主张君主专制。甚至认为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的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 在十六世纪开创的。
然而，现代战略的基本观点在古代全部都有了。集体安全、灵活反应、大规模报复和谈判都以不同形式流行过。世界上第一个威慑战略是以“罗马和平” [ 译者注：指强加于被征服民族的和平。 ] 的形式出现的。
公认的战略创新
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于公元前400－320年间写成了最早的名著《兵法》。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的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
古人中另一个伟大的人物是无与伦比的亚历山大(前356－323)，他是西方战略家的典范。他的建立世界大帝国的梦想深入许多后人之心，然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提出同样深刻的战略思想。亚历山大显然认为战争总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物质的，二是心理的。前者解决物质问题，后者解决思想问题。他所指挥的战役充分体现了每一条作战原则，他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各个方面都是运用作战原则的大师。
这两位先驱都有一些著名的继承人。一个是汉尼拔(前249－183)，他使用大象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远征，引起了迦太基和罗马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 [ 译者注：布匿战争是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战争。迦太基系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因罗马人称腓尼基为布匿，故名。布匿战争共三次，第二次以汉尼拔率步兵九万、骑兵一万二千，使用大象四十只翻越阿尔卑斯山远征罗马开始。 ] 。他的主要对手是西庇阿·阿弗里卡纳斯(前236－184)。汉尼拔和西庇阿都是在军事上运用间接法 [ 译者注：作者给间接法所下的定义是：(1)强调从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上，而不是从军事上对敌人施加压力的大战略；(2)设法在与敌主力部队交战前将其打败的军事战略。 ] 的大师。他们都是卓越的战略家。朱利叶斯·恺撒(前100－44)也是一位卓越的战略家。
在黑暗时代 [ 译者注：指欧洲中世纪。 ] ，战略思想的发展曾一度中断。知识之灯在其它领域还微弱地闪烁着，但在战略方面，这盏灯实际上熄灭了，而且一直熄灭了一千多年。唯一的光辉例外是在拜占庭帝国，在那里，象贝利撒留、那锡士和贤王利奥 [ 译者注：指利奥六世，公元八八六－九一二年期间的拜占庭皇帝。 ] 这样的人在掌权。不论野蛮人的迁徙、早期回教徒和蒙古人的征伐以及中世纪的大多数战争(特别是十字军东征)，都没有产生有意识设计的战略。
最后，到了十六世纪，贤哲们终于开始把战略和战术正式区分开来，把军事行动与政治策略大量地联系起来。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及紧接着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出现了两位战略巨匠：一位是尼科罗·马基雅维里(1469－1519)，他是一位政治军事理论家，他对力量的源泉、使用及其局限性的论述特别给后世的独裁者以启发；另一位是腓特烈大帝(1712－1786)，他可能由于提出“内线战略”而为人们所永志不忘。
奇怪的是，被誉为历史上的伟大战略家之一的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严格地说，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先驱者。他的长处在于利用法国大革命激发起来的巨大人力，发展已有的理论并加以熟练的运用，然而除了一百一十五条格言外，他没有留下关于战略和哲学思想的著作，而这一百一十五条格言，又都是些军事上的陈辞滥调。因此，世人是通过别人的看法来评论他在战略方面的贡献的。最重要的阐述者是安东尼·亨利·约米尼(1779－1869)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
正如爱德华·米德·厄尔在其《现代战略的制订者》一书中恰当地指出的那样：
约米尼将军在试图阐述拿破仑的事业时，对当代的创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的确，对战争的研究并非从他开始，但对这一课题以现代方式进行系统的研究确是从他开始的，而这种研究方式一直保留至今。可以说约米尼和比他稍后的克劳塞维茨一道在研究战争方面作出了类似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约米尼所做的实际上是科学上的先驱工作——不是首次对一个未知领域的大胆探索，而是第一次为研究这个领域勾划了十分良好的蓝图。
克劳塞维茨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战略。约米尼力求想出赢得战斗的理论体系，而克劳塞维茨则注意战争的基本性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还是要绝对避免写那些人人都知道的、谈论过千百遍的、并已为大家所接受的泛泛的东西，因为我的抱负是要写一部不是两、三年后就会被人遗忘，而是对此有兴趣的人经常翻阅的书。”
他出乎本人意料之外地成功了，他给后世战略家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甚至在今天，凡是第一次阅读他的不朽著作《战争论》的人，都会对该书所涉及的广度和多样性有深刻的印象。这部理论巨著至今仍被认为是在已出版的有关战略的著作中最引起争论和最有影响的。虽然该书的某些部分被否定了，因而必须根据改变了的战略环境加以修改，但其大部内容都可成功地应用于解决现代问题。
同早些时期的情况相反，自从一八三一年克劳塞维茨逝世以来，战略的演变主要不是由个人而是由事件支配的。甚至在拿破仑时代结束前，工业革命就在解放生产力了，这种生产力最终将使进行全球范围的总体战成为可能。新的推进系统促进了灵活的战略机动。与此同时，通信工具的革新扩大了控制的手段。部队的大范围疏开与有效而集中的指挥相结合，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现实。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出现了管理革命，这是渴望组织、训练、装备和调动军事力量以便在新的条件下保卫本土或向海外展开兵力的任何国家的实际需要。在创建职业军官队之前，特别需要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伴随而来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习惯以及摆布人类命运的方式。卡尔·马克思在现代战略领域里播下了极为重要的哲学种子。
美国的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是检验尚未成熟的战略思想的最初两场大战。这种思想强调政治－经济因素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以及正在缩短的时间－距离关系的意义。战略理论与实践的改进是由李将军、格兰特、谢尔曼和毛奇在战场上取得而由象杜皮克和德尔布吕克这样的大师，写下来的。
在这个时期，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成了中心人物。在战略理论方面马汉也许是美国第一个理所当然的杰出人物。正如路易斯·哈克所指出的，马汉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马汉所著的《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93)》一书，由于译成了所有重要的现代文字，立即传遍了全球，每个伟大的政府首脑和海军将领都如饥似渴地阅读该书并加以认真的研究；它形成了德国和日本的帝国政策；它支持了英国的见解，即英国的伟大在于它那辽阔的帝国；它使美国再次把精力转向那些直到一八六○年它还拥有势力的海洋，而这些海洋，由于美国一心致力于征服美洲大陆，却在一八六○年以后被放弃了。
没有任何一本书比马汉这部著作对海上战略的影响更大了。
恰巧在马汉逝世那一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二十世纪几次大集团间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于幼稚无知的挑衅，发展成双方皆无现实目标的盲目作战，不久就沦为一场毫无意义的、僵持不下的、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的浩劫。也许历史上再没有任何战争能象这次大战这样清楚地说明战略思想典型地落后于技术了。军事和政治领袖们都低估了加强了的火力对公认的战略思想的影响。乔治·克里孟梭尖刻地声称：“什么事也不能托付给将军们去做——甚至是战争。”(此话译成英语时住往被译为“战争这个问题太重大了，不能托付给将军们。”)他对将军们的不信任似乎是颇有道理的。
1914－1918年的悲剧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年停战期间的战略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国的极端保守分子把战略和防御等同起来。在法国，构筑马其诺防线的思想开始形成。英国和美国则钻进了孤立主义的硬壳中。然而，照例还是出现了少数几个先进的思想家。
文官们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邱吉尔、希特勒、列宁、斯大林都大量地研究了战略问题。军事界的哲人包括吉里阿·杜黑(其名著《制空权》于一九二一年出版)在内，为现代战略轰炸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夏尔·戴高乐、海因茨·古德里安和富勒是机械化战争思想的先驱。比利·米切尔坚持说，岸基航空兵可以向海上舰队挑战。英国人利德尔－哈特的著述最初在德国比在其本国流传更广，但后来却对盟军的战略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上述富于想象力人物的试验场。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总体战思想把外交活动、经济战、心理战、颠覆活动、地缘政治学、科学和军事行动融化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使战争与和平失去了明显的区别。集体安全作为战略的组成部分盛行起来了。
一九四五年以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各种新型推进器的出现，加之有了大大改进的指挥、控制和通信手段，使得战略思想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新的情况需要采用全新的战略。现代最优秀的战略家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解决办法，他们包括毛泽东、武元甲、索科洛夫斯基、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等。
以上只是略举数人，当然，他们仅仅是代表人物。然而下面一个事实则是明显的：原子战争产生了若干美国的战略思想先驱者，而在这以前，在美国海军大学象牙之塔里工作的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则被认为是唯一达到国际水平的美国战略理论家和有独到见解的美国人。这种看法是否正确还可以研究，然而美国的创新者确实不多。
历史的教训
美国在战术创新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军事技术上是出类拔萃的。他向全世界提供了可互换零件的步枪、机枪、降落伞、潜艇和飞机。它采用成批生产的技术以满足战争的需要。但是，有人断言，在这些年中，美国军界人士及其文职同僚没有做大战略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们被指责是“赢得了”战斗但“输掉了”战争，“赢得了”战争但由于忽视历史教训而未能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以致重犯了过去的错误。
这些指责既不新鲜也非美国所固有，现在要为它们提供论据就和在塔特王时代一样困难。这些指责本身就含糊不清。古代格言，哪些适用于核时代，哪些已过时了，这主要是看法问题。有些格言，如比洛的老一套的作战方法、福煦的一成不变的进攻信念以及潘勒韦的死板教条都已受到广泛的否定。其它的似乎还是正确的。这样，评论者就可能各取所需，他们可以从前人的格言中仔细选出适合自己观点的话以“证明”当前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和相应的战略是好的、坏的、还是无关紧要的。
负责的美国公民很少指责我国宪法所体现的广泛的国家安全利益：“奠定国内治安，筹设公共国防”并谋“今后国民永久享乐自由之幸福”。除非是极端愚蠢的人，几乎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必须维护美国的独立、自由、捍卫其基本制度和社会准则，同时又保持适当的行动自由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大部分争论是由特定的目标、政策和相应的战略引起的。例如，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一个海上强国。可是我们现在却让苏联超过了我们的水面舰艇，尽管地米斯托克利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就明智地指出：“谁控制了海洋，就控制了一切”。随后约翰·保罗·琼斯又告诫说：“要是没有一支令人敬畏的海军——美国的前途就可悲了！”不过上述信念的强烈反对者却支持那位热情提倡空军的比利·米切尔。米切尔曾预言，飞机肯定会胜过。水面舰艇这种“挨揍的活靶子”。他的战略继承者坚信，装有核弹头的导弹使得水面舰队过时了。
下面谈谈第二个例子。如果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 [ 译者注：1540？－1596年，英国航海家及将军。 ] 还活着，他是会反对全面核战争的第三次打击战略的。他曾说过，“我认为，与其报复太晚，不如及时阻止侵略，这是合法的，也是符合基督教精神的。”科尔马尔·冯·德·戈尔茨在替布尔人把战争强加在英国头上的做法辩解时，看法更为激烈：“如果一个政治家知道本国已作好战争准备而且看到战争不可避免，还迟疑不敢抢先动手，那他就是对自己的国家犯罪。”可是，俾斯麦却对威廉一世进谏说：“我决不会仅仅因为看到我们的敌人最近可能对我们采取敌对行动而劝陛下立刻宣战。在战争问题上，一个人永远无法有把握地预料上帝是怎样安排的。”他的话似乎很适合美国的道德观。
严肃的大战略研究者认为要弄清克劳塞维茨哪些话最适用于美国的有限战争思想是困难的。当然，他认识到“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因此必须认真权衡利害得失，但是他又告诫说：
在对付一个只受内在力量限制而不受其它任何法则约束的野蛮的敌人时，一个政府如果采取不坚决的政策，运用墨守成规的军事艺术，那就太可怜了！这时，行动和努力上的任何懈怠都会增强敌人的力量。……(因此，他又说，)如果说流血的屠杀是残酷可怕的，那么这只能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该使我们出于人道让佩剑逐渐变钝，以致最后有人用利剑把我们的手臂砍掉。
这些话是否适用于美国在东南亚的问题，很可能要一直争论到下一个世纪。
总之，在历史上有关战略问题的无穷意见中，没有几条教训是明确的。我们的任务在于了解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及其来龙去脉，以便使经验能够巧妙地应用于未来。正如桑塔亚纳所说：“忘记过去的人必然会重蹈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