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关系·第三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出自————《战争通史》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算是一次同盟战争(Coalition War)，从头到尾几乎都是同盟对同盟。最初是英法对德意，然后是美英俄对德意日，最后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同盟(Grand Alliance)。但是这些同盟国家之间的关系却是相当复杂，而且彼此差异颇大，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人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似乎不太重视，尤其是在同盟战略方面的研究最为缺乏。本文拟就德意、德日、英法、美英等同盟关系分别加以检讨，其重点是放在战略方面而不是外交方面。主要目的是要想说明同盟关系在战略领域中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同盟战略形成的过程，并希望能从这些历史的分析中提出若干有意义的教训。
德意同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资格最老的同盟关系是德意两国之间的同盟。此种关系的起源可以回溯到战前的30年代。自从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取得政权之后，由于双方在思想上的接近，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即开始缔结伙伴关系。但两国之间不过是互通声气，彼此捧场，还根本谈不上有所谓同盟的存在。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对于德意关系的发展是一个关键。德意两国对西班牙的共同政策为罗马柏林轴心奠定了主要基础。从1936年9月起，希特勒即积极展开其争取意大利的外交战。他特别指出：“地中海是一个纯粹的意大利海，意大利有控制地中海的特权。”这种曲意交欢的态度也就冲淡了双方过去因为奥地利问题曾引起的不愉快情绪。
经过若干互相磋商之后，10月21日意大利外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Galeazzo Ciano)遂在柏林与德国外长诺伊拉特(Von Neurath)签订一项所谓“十月草约”(October Protocols)，在许多问题上都说明了双方合作的细节。这是两国之间有正式条约的开始，但严格说来，仍不具有军事同盟的意义。1936年11月1日，墨索里尼公开承认两国之间已有一种协定之存在，并第一次使用“轴心”(axis)这个名词。
1936年11月，德日两国代表又在柏林签订所谓“反共公约”(Anti－Comintern Pact)——关于该公约内容留待下节说明——希特勒遂希望把“十月草约”与“反共公约”合而为一，并以此当做一个新军事同盟的基础。
在1937年间，希特勒为了巩固罗马柏林轴心是下了不少的工夫，其中的症结有两点：(1)英法两国仍企图恢复其与意大利之间的友好关系；(2)奥地利问题在德意关系中仍为暗礁，墨索里尼不愿意希特勒兼并奥地利。但希特勒的确是外交战的能手，他终于使墨索里尼同意加入“反共公约”。在1937年11月6日正式签约仪式之后，墨索里尼遂宣布这是三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加强合作的第一步。
这次外交胜利给希特勒带来的眼前利益就是他现在可以向奥地利动手，而不会受到意大利的反对。在兼并了奥地利之后，希特勒的屠刀现在又指向捷克。墨索里尼在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上曾经大出风头，但实际上并不能阻止纳粹德国的日益强大。于是德意两国的相对地位相差日远，后者事实上已由伙伴而降级为附庸。1939年5月21日，德意两国缔结所谓“钢铁条约”(Pact of Steel)，这也就无异于确定了希特勒的领导地位。
就理论而言，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同盟，而且不像一般军事同盟(那几乎都是防御性的)，这个“钢铁条约”所代表的是最公开的“攻击同盟”。其主要条文为：“签约双方如有一方与任何国家发生战争，则另一方应使用一切军事力量予以援助。”这样的措辞在近代可以说是非常罕见。 [ 注：一般的条约都是规定如一方受其他国家攻占时，另一方始有援助义务。反而言之，假使主动地发动攻击则同盟国也就并无援助义务。 ]
墨索里尼之所以肯如此低首下心，其原因有二：(1)他已在4月间出兵入侵阿尔巴尼亚，希望能获德国的援助；(2)他希望利用同盟关系来稳住希特勒，使其不贸然在欧洲发动大战，好让意大利有休息和准备的时间。他向希特勒强调欧洲和平至少应维持到1942年，希特勒也欣然表示同意。
墨索里尼正自以为得计，殊不知希特勒则另有打算。他只是想利用这种同盟条约来虚张声势，以便可以不必使用武力而压迫波兰屈服。等到波兰始终不屈时，于是战争的爆发便就迫在眉睫。此时墨索里尼感到非常矛盾。他一方面想废弃“钢铁条约”，和希特勒翻脸，以免被拖下水，但又感到害怕；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民主国家可能重演一次慕尼黑签约，于是德国又可以再度获得一次廉价胜利，而他也不希望丧失分赃的机会。在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之下，墨索里尼的处境非常狼狈。
8月24日，德俄两国签订互不侵略条约，这也就表示希特勒已经下了决心：除非波兰无条件投降，否则他就会发动攻击。德俄条约的公布使墨索里尼和齐亚诺都深感刺激。希特勒事先并未与墨索里尼协商，甚至也不给予通知，所以他们认为至少在这个阶段意大利可以拒绝加入战争。于是墨索里尼便坦白地说明，意大利尚未完成准备，无法采取军事行动，其对德国的支援只能限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同时也提醒希特勒，双方本已同意在1942年以前不发起战争。
希特勒对墨索里尼的态度并不感到惊讶，他是否有一点惭愧我们则无法知道，不过他却似乎很认真地反问墨索里尼，他需要一些什么东西才能完成准备，希望他开列清单以便看德国能否提供。结果，意大利所开列的项目简直是朝天讨价，把德国人都吓坏了。于是希特勒对于意大利的援助也就仅以下述三项要求为前提：(1)意大利的报纸和无线电广播尽量支持德国；(2)尽可能虚张声势以牵制法英两国兵力；(3)提供德国工业和农业所需的人力。
希特勒对墨索里尼的态度保持着其原有的尊重，但在回信中失望之情却溢于言表，墨索里尼为了挽回颜面，在8月31日(即开战的前夕)又表示他仍愿出面调停，但希特勒婉辞拒绝。他们之间虽然始终不曾出现公开的裂痕，不过所谓“钢铁条约”者却已形同具文，完全没有发挥其理想中的效力。
严格说来，“钢铁条约”的签订已使德意军事同盟具有法律的形式，但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几乎可以说是似有实无。不但没有制定联合计划的机构，甚至于两国的参谋本部人员也很少接触。尤其是希特勒的一切决定往往都是神来之笔，甚至其本国的高级军事首长事先都可能毫无所闻。所以他更不会事先告诉墨索里尼，都是在行动之后，才会向他作一个礼貌的“报备”。因为在德国人眼中，意大利人最不能保密，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总而言之，德意之间虽有正式盟约的存在，但双方实无真正同盟战略之可言。双方虽勉强合作，但彼此并不信任，在战场上和后方也都时常发生摩擦。根据德国将领所写的回忆录，可以发现他们认为意大利对于德国实在是个包袱。如果意大利能中立到底，则对德国的贡献可能还会远较有利。
德日同盟
日本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地区，并建立伪满州国之后，就开始受到国际舆论的一再谴责。结果遂使日本在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于是其国际地位也就变得更为孤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日本就开始企图与在欧洲出现的两个侵略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发展。
希特勒一向是以反共为号召。自1919年以来，他就高谈德国为“反共长城”的理论，而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他更指出欧洲诸国应以反共为共同利益。苏俄为世界共产主义的大本营，所以反共必须反俄，也就成为自然之理。这种思想与地理因素的结合，遂进一步构成德日合作的基础。因为日本人始终视俄国为其假想敌之一，而且也一向崇拜德国，对于德国的国力有高估的趋势，所以当德国提出结盟的要求时，也就很容易获得日本的同意。
德国方面负责与日本谈判的是里宾特洛甫(Von Ribbentrop)，当时他尚未接任外长，而只是德国驻英大使。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德日双方遂在1936年签订所谓“反共公约”。根据原文来解释，所谓“反共”者，实际上足只限于“反共产国际”(Anti－Comintern)。其所标榜的目标为击败共产党的“世界阴谋”(World－Conspiracy)。这样的说法也就可以冲淡直接以苏俄为敌的意味。其所公开宣布的内容不过只是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在预防措施方面彼此合作而已。但有一秘密“附约”，其中规定德日双方不得与俄国签订任何政治性的条约。假使有一方受到苏俄的攻击或攻击威胁，则另一方不得采取减轻苏俄负担的任何措施。
此种措辞固然很空泛，更不足以表示此项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意义，不过里宾特洛甫在签约仪式上致辞时，却已毫无疑问地表示德国对于双方的合作是存有进一步的希望。里宾特洛甫说：“日本将永远不许共产主义在远东流传。德国正在中欧建造反共的长城。而意大利将在南方升起反共的大旗。”(意大利到1937年11月才正式签约，所谓德意日轴心才终于成立。)
自从“反共公约”签订之后，德日双方的合作关系发展很慢，主要原因有二：(1)德日两国在地理上的距离太远，环境不同，而且双方的接触也比较少；(2)两国各忙于其主要的侵略行动(日本在中国，德国在中欧)，所以几乎无暇及此。不过里宾特洛甫却颇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其不断努力之下，终于达成了第一步——即所谓“三国公约”(Tripartite Pact)——时间已是1940年9月。
此项条约中的第三条曾规定“签约国中任何一国若受现未参加欧洲战争及中日冲突的任何他国攻击时，三国应使用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互相援助”。所以就形式而言是已具备防御性军事同盟的要件。从文字上来看，这里所谓“任何他国”只有两个可能性，即为苏俄或美国。
日本之所以愿意签订此项公约，从表面上看来，当然是以利用德国牵制苏俄为主要目的。但到1940年9月，世界情况已经变得和1936年“反共公约”签订时大不相同，所以在谈判时，德日双方曾达成下述五点协议：(1)双方都不希望美国介入战争；(2)德国不要求日本对英宣战；(3)德意日对美国态度一致；(4)应设法使苏俄参加三国公约，并由德国斡旋日俄合作；(5)德国避免介入美日在东亚的冲突。
从上述协议看来，似乎签约的目的并非想与美国为敌，最多只是想威慑美国，而对苏俄则更有拉拢之意。然则日本对德国究竟又存有一些什么希望呢？从9月19日日本御前会议的记录中可以找到若干线索，现在就将其节录如下：
参谋总长(杉山元)：日德意加强合作对中国事变的处理影响如何？
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缔结同盟时从对日本立场有利起见，曾向德国说明日本能独立解决中国事变，但我方真意为俟同盟成立后，再设法利用德国以促进中日和平交涉，本人相信可获相当效果。
军令部长(永野修身)：本同盟对日俄国交的调整能有何种贡献？
外务大臣：日俄国交的调整对德国也有利，它也希望介入，所以我们想请德国从中斡旋。……
军令部长：关于石油问题，想从苏俄获得补给希望甚微，结果只有向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尼)去争取……海军希望使用和平方式。
外务大臣：在交涉时我曾询问德国特使，现在占领荷兰的德国能否帮助日本解决石油问题，他已面允设法……德国在法国所获石油超过其一年的消费量，苏俄也对德输出大量石油，另外在罗马尼亚也可获大量石油……所以我曾向德国特使要求德国将其石油让一半给日本，他也答称将尽量努力。关于北库页岛石油，也曾委托德国向苏俄斡旋……他的答复为日俄调整国交之后，问题自可迎刃而解。(以上资料来源为服部卓四郎所著《大东亚战争全史》，军事译粹社印行。)
根据这些原始资料可以判断日本所希望者为：(1)结束中日战争；(2)缓和日俄冲突；(3)解决石油问题。今日看来，实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不过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暗示日本对德国的评价极高，所以它不惜冒与美国冲突的危险来附和德国，甚至于它之所以敢于发动战争，也与这种心理因素有很微妙的关系。德国为什么要拉拢日本呢？希特勒在1940年的秋天正在做瓜分大英帝国、重划世界地图的美梦，他的确很愿与苏俄合作，他当时可能有两种想法：(1)利用日本做榜样以引诱苏俄入伙；(2)与日本结盟以威胁苏俄使其就范。所以在三国公约签订之后，里宾特洛甫就立即开始对苏俄的交涉。
里宾特洛甫力劝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受德国的计划，其主要内容为对德意日俄四强的势力范围作出的下述概括划分：(1)德国除欧洲外，其所要求的领土以中非洲为中心；(2)意大利所要求者为北非和东北非；(3)日本所要求者为其帝国南面的东亚地区；(4)苏俄所要求者为其国土以南朝印度洋方向的地区。
如果此种计划能实现，则可以使俄国放弃其趋向欧洲、巴尔干、地中海的传统扩张路线，而改向波斯湾和印度洋前进。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与德意冲突，另一方面又可以促成其与英国的冲突。这不愧为一石二鸟的妙计。为了加强说服力，里宾特洛甫又用空泛的措辞表示德国将帮助促成日俄互不侵略条约，说服日本承认苏俄在蒙古和中国新疆的势力范围，并完成库页岛的交易。
对于德国而言，可以说是很不幸，苏俄拒绝合作，于是希特勒始决定发动侵俄战役。1941年2月，里宾特洛甫约见日本大使大岛，长谈两国合作的前途。3月底日本外相松冈访问柏林，又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作了几次会淡。希特勒希望日本尽快参加战争，但那却是对英而非对俄。他们告诉松冈，欧洲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英国承认失败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日本若此时攻击新加坡，则一方面可以发挥使英国人相信不必再战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也对日本在东亚雄心的实现大有裨益。
希特勒始终不告诉松冈德国已准备侵俄。其原因可能有二：(1)像对意大利人一样，他害怕日本人不能保密；(2)他深信德军能迅速击败俄军，根本无须日本的协助，所以只想利用日本牵制英国。当德军于1941年6月22日对苏俄开战时，日本政府不但未接获通知，甚至还是根据同盟社的电报才知道。这对于日本而言可以算是奇耻大辱。其后果有二：(1)就近程而言，一向亲德的松冈外相只好引咎辞职；(2)就远程而言，日本人从此也对德国采取报复行动，所以当他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事先也没有通知德国。
从这里即可看出德日同盟是有名无实。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接着德意日三国于12月11日签订了一项不单独媾和协定，到1942年1月18日，三国军事统帅又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其内容为划分战区范围，及规定作战行动大纲。但前者不过是承认地理的现实，而后者则内容空泛，殊少实质意义。
总而言之，德日之间也像德意之间一样，虽有军事同盟之存在，但并无同盟战略之可言。双方只是互相利用，各有用心，诚如《大东亚战争全史》所评论的：“虽为军事同盟，但旨在获致政略效果，就实质而言，仅为一种政治协定而已。”
英法同盟
概括地说，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同盟关系又可分为两大阶段：(1)是法英同盟的阶段；(2)是美英同盟的阶段。前者时间很短，即自1939年到1940年，而且通常很少为人所注意。后者则从1941年起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可以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战略关系的主体，也是资料最丰富、问题最繁杂的阶段。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之后，法英两国立即开始建立同盟组织，其所采取的模式也就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所曾使用过的旧有模式。在巴黎成立了一个最高战争会议(Supreme War Council)，其成员包括两国的总理、外长和常任军事代表(Permanent military representatives)，后者研究军事问题并提供专业性的忠告。两国的军事代表均向其本国的参谋本部负责，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中心。此外，最高战争会议并无执行权，其所作成的决定都必须由两国内阁加以批准然后始能生效。所以尽管有那样崇高的头衔，实际上不过是同盟国的领袖偶尔不定期集会而已，这与后来所谓的“高峰”会议似乎并无太多区别。不过，在伦敦和巴黎又都各有一个常设的联合秘书处，提供连续性的行政支援，不像“高峰”会议那样开完会就了事。
在战区和战场指挥体系中，同盟组织的原则不过是承认某一同盟国在不同地区中的优越地位，以及它所应有的控制权。所以在西线(Western Front)上联军总司令是由法军总司令兼任，而英国的远征军则接受他的指挥。不过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英军总司令在认为法国人的命令足以使其部队陷于危险时，他有权向其本国政府申诉。事实上，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Gen. Gott)一直都忠实地服从法国人的指挥，不过到了1940年5月西线崩溃时，他就只好独立行动了。中东方面完全由英国的中东战区总司令指挥，但法国的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地区——叙利亚和黎巴嫩——为例外。在地中海区，东地中海由英国海军负责，而西地中海则由法国海军负责。
当联军仓促地发动挪威战役时，其指挥系统是临时拼凑而成的。由于兵力的大部分是由英国提供，所以海陆军的指挥者也都是英国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1939年到1940年之间的同盟战争指挥组织都不过是承认当时各国在某种特定情况中的优越地位而已。
也许在军品采购领域中还有比较有实效的合作。1939年11月，英法两国成立了一个联合采购委员会，会址设在华盛顿，由英国人充任主席，负责协调两国从美国采购大量军品的工作。此外，在伦敦还设立丁一个外交事务的协调委员会，由法国人充任主席，负责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或大使馆的联系工作。这一方面的工作不仅做得很好，而且也替以后美英两国在此同一领域中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现在再来看法英同盟的联合战略，1939年4月，也就是战争尚未爆发之前，两国曾在伦敦举行了一次高层的参谋会谈。由双方的军职和文职专家共同草拟了一份文件，并经两国政府批准。这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大战略，而后来美英两国所采取的战略，从最广义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是脱胎于此。该文件建议首先尝试击败意大利，而在对意大利作决定性打击时应设法阻止德国的进攻，并同时进行经济战和增建同盟国本身的实力。然后再向德国发动决定性攻势。当然，这不过是纸上谈兵，英法两国本身根本没有计划实行这样的计划。
战争爆发后，意大利立即宣布中立，所以一向以尊重国际道义为号召的英法两国当然不能主动地向该国发动攻击，同时他们的动员非常迟缓，于是也就只能坐视德军向波兰发动闪击而毫无办法。波兰灭亡之后，遂进入所谓“假战”(Phoney War)的阶段。双方都暂时不采取任何行动。
但在这个阶段之内(从1939年秋季到1940年春季)，西方同盟国的高层对于战略却有很多的构想，但可惜都是空言多于实践。1939年秋季，对于在巴尔干开辟战场的可能性曾作冗长的辩论，结果却是不了了之。等到11月间，苏俄向芬兰发动攻击时，同盟国遂又考虑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以援救芬兰。但是英国人却另有一种目的，即利用援芬为掩护而顺便占领瑞典的铁矿地区，以阻止其对德国的输出，同时更想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建立基地，以威胁德国在波罗的海一方的侧面。经过许多的曲折之后，1940年2月5日，最高战争会议终于批准了这个计划。但芬兰战争却已经进入尾声，而西方联军何时能采取行动还是遥遥无期。3月15日芬兰接受苏俄提出的条件，签订和约并结束战争。于是英法两国遂免于对苏俄的战争。实际上，这对于他们来说，也可谓幸事，因为他们连德国都应付不了，自不宜树敌过多，何况劳师伐远，胜算极为渺茫，而且也会遭到瑞典、挪威的反对。不过，由于联军已有经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明显意图，遂不免刺激希特勒想先下手为强。关于对挪威的作战，西方同盟国可以说是“先人发，后人至”。严格说来，希特勒当初无意破坏挪威的中立，而丘吉尔则有此意图，不过由于同盟国行动的迟缓，遂反而让希特勒占了先机。总而言之，用当时所谓最高战争会议的方式来决定同盟战略实在是效率太差，结果遂不免“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
1940年法兰西和低地国家战役中的一切战略都完全是法国人所一手控制。当时的英国远征军实在是太小，所以英国人也就根本不够资格对联合战略有真正的发言权。这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讽刺，真正最重要的战略反而不是由同盟国联合制定的。随着西线的崩溃，英法同盟也就无疾而终。于是接着一个新的西方同盟遂脱颖而出，并终于赢得战争的胜利。
美英同盟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美国就立即宣布中立，但实际上，基于思想、传统和利害的考虑，美国不仅同情英法两国，而且也开始暗中给予援助。为了保持中立的姿态，罗斯福遂宣布所谓“付现自运”(Cash－and－Carry)的原则，也就是说任何国家都可以从美国购买物品，但必须付现款并且用其自己的船舶运输。这在表面上似乎无所偏袒，但实际上却是只卖东西给西方国家，因为轴心国家不仅缺乏美元而且也无法自运。
在敦刻尔克战役之后，英国远征军虽然能安全撤回，但却把所有的武器都丢光了。于是罗斯福立即把美国库存的大量旧武器运往英国，这些武器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所生产，一直保管得很好，可供立即使用：共有步枪50万枝、机关枪8000挺、野炮900门，以及大量弹药。接着又同意英国用若干海空军基地来交换50艘美国旧驱逐舰。他并且派美国部队进驻冰岛，并用美国军舰在大西洋航线上巡逻，以保护英国运输船的安全。严格说，这已经算是战争的行为。
但是英国的“美元”毕竟有限，不久就到了捉襟见肘的程度，如果美国仍坚持付现的原则，则英国就会被迫向德国投降。在丘吉尔的紧急呼吁之下，罗斯福遂决定要求国会通过所谓“租借法案”(Lend－Lease Bill)。1941年3月底完成立法手续并立即开始实施，于是英国也就可以不花一块钱而获得美国的巨大补给。
虽然美国正式投入战争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但在1941年间，英美双方的参谋首长早已开始会谈并拟定联合战略计划，而美国海军也开始在大西洋担负护航和反潜的任务，换言之，实际上已对德国潜艇作战。不过由于希特勒的容忍，所以双方尚未宣战。
美英同盟国关系在组织方面是有其特点的。首先要指明的是在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有其深厚私交之存在，而在战争初期，英法两国政府首长之间却从未有过这种关系。其次，丘吉尔认为1939年的老办法已经不能再用，整个战争需要一种联合的控制，不能听任同盟国各划势力范围。所以他遂建议两国之间组成一个联合参谋首长会议(Combined Chiefs of Staff)。会址设在华盛顿，实际上英国参谋首长仅在必需时始出席会议，一般均由迪尔爵士(Sir John Dill)所率领英国联合参谋代表团(British－Joint Staff Mission)每周与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幕僚组织举行会谈。联合参谋首长会议的主要任务有二：(1)协调两国的战略歧见；(2)向政府首长提出专业性的建议。但对于战略作最后决定的人还是两国领袖。最后在重要战略决定作出之后，联合参谋首长会议便成为一个最高级指挥部，将广泛的训令下达给各战区或军种总司令，后者现在已不向其本国政府而改向联合参谋首长会议负责。
尽管在这种组织中仍然有不少摩擦，不过概括言之，此种对战争作联合控制的办法仍要算是相当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却又应归功下述几项特殊因素，而不一定是制度本身有其优点：(1)罗斯福与丘吉尔有直接密切的关系；(2)美英两国人员使用共同的语言；(3)在这个系统中只有两个国家，不像1918年有4个，而目前的北约组织更高达15个之多；(4)在1941年到1942年这个重要阶段中，英美两国的有效权力还是大致平衡，所以双方处于匹敌的地位。这最后一点可以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因为自1943年以后，在此种联合组织中美国人遂逐渐居于支配地位，而英国人就只好顺从美国人的意见。
现在再谈谈战区的联合指挥系统，一个卓越的例子就是艾森豪威尔的联军总部。毫无疑问，此种试验对于高级指挥参谋单位的整合以及联合作战的控制都相当的成功。当然在总部层次之下，集团军 [ 注：原文为“军团”或“兵团”，现按各种二战史，改为“集团军”，非洲军团除外，后同。 ] 或集团军群 [ cdhyy注：原文为“集团军”，现按各种二战史，改为“集团军群”，后同。 ] 的组织还是以国别为基础，海空军的兵力也是一样。
我们还必须指出，艾森豪威尔总部的安排(最先是用在北非战场上，以后方扩大用于欧洲)也许只能算是一个例外。因为在意大利虽也有一个类似的联合司令部，但东地中海和爱琴海则仍纯粹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旧有的中东战区也是如此。再说到对日本的战争，所谓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战区都是完全由美国人控制，英国人根本没有发言权，甚至连战况的情报都不太知道。当麦克阿瑟从澳洲发动反攻时，虽然有相当大量的澳洲部队在其指挥之下，但他的总部却完全是由美国人组成的。
基本战略决定
美英同盟的基本战略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执行的？首先要讨论的就是“德国第一”(Germany First)的真正重大决定。一般人常误以为这是英国人的主张，而美国人则是受到英国人的影响或说服，才作出此种决定；否则照理说，美国人是应该采取“日本第一”(Japan First)的路线。事实与上述的想法恰好完全相反。
远在1941年1月16日，罗斯福即曾召集其国务卿、陆海军两部部长及参谋首长开会(当时尚无像国家安全会议这一类的组织)，决定美国所应采取的基本战略。其主要观念是由当时的海军军令部长斯塔克(Adm. Stark)所提出，即一旦美国参加战争，其首要目标应为击败德国，所以应立即集中全力在大西洋方面发动最大攻势，而在太平洋方面则暂取守势。因为美英两国参谋首长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会议，所以美国政府必须先形成基本决定以作为对美方代表的指导。同时还告诫其代表在与英国人谈判时必须记住下述原则：“我们不能够，也不需要，将我们的国家前途交由英国人指挥……英国人内心里永远记着战后利益，包括商业和军事两方面在内，所以我们也应留心保护我们本身的利益。”
为什么美国人会作“德国第一”的决定？其解释只能从当时美国人对于情况的研究判断中去寻找。美国人认为德国为最大的威胁，而欧洲是绝不可以丧失，仅凭英国不但不可能击败德国，甚至连自身也都难保。所以美国必须保住不列颠三岛，并用其作为反攻的跳板。反而言之，在远东方面，日本的力量最多只能达到西太平洋，并不足以威胁美国的安全，所以可以列为第二优先。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甚至其后，此种研究判断都不能说是不合理。
1941年1月29日，美英参谋首长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联合会议。英国代表对其立场作了下述三点说明：(1)欧洲为主战场，应在此寻求决战；(2)应先击败德意然后再对付日本；(3)远东地区(包括澳新)对英国利益具有重大关系。对于前两点美英意见完全一致，但第三点却引起争论。英国人视新加坡为其帝国安全的锁钥，对于印度、澳洲、新西兰的防御都具有必要性。美国人则认为既然要把全力集中在大西洋方面，则太平洋方面即令有所牺牲也必须忍受。换言之，他们宁愿让日本人暂时猖狂无忌而不愿分散其主力。
经过若干争议之后，双方代表遂作出下述三点决议：(1)确定欧洲为主战场；(2)维持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3)在远东保持防御态势。此项决议对两国并无法定拘束力，只代表双方一致的看法而已。基于以上的叙述，可以断定：(1)美国人对“德国第一”的观念甚至比英国人更重视，在会议之前即已作决定，自无须英国人的说服；(2)英国人对于远东的利益反而比较重视，他们不愿因为在欧洲求速胜遂使其帝国的战后地位受到损失。
在此应进一步指出美英两国在战略思想上的一项基本差异。英国是一个标准的岛国，在其与大陆国家的战争经验中都是以海制陆，惯于打长期战争而不汲汲于一时的得失，他们有一句老话：英国可能输掉一切的会战但最终仍能赢得战争。他们的传统战略是以极小牺牲和极小冒险以追求最后胜利。同时也诚如美国人所痛恶的，他们随时都注意到其殖民帝国的战后利益。
反之，美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众的新兴国家，他们不仅自信有绝对的物质优势，能迅速赢得胜利，而且也厌恶长期战争和英国人的权力观念。简言之，他们只愿意拯救约翰布尔(John Bull)的老命，而无意保全大英帝国。美国人对于战后的新世界另有一套构想，所以到了1943年以后，美英之间的思想差距也就变得越来越大了。
珍珠港事件后，美英两国领袖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正式同盟会议，此时日军在太平洋的攻势正如火如荼，但双方仍迅速决定“德国第一”的原则不变。这种情形曾令若干人感到惊讶，但实际上是理所当然，毫不足怪。因为美国当局早已决定在太平洋方面忍受暂时的挫折，心理上早有准备，自不会因为感情的刺激而改变经过理智考虑的决定；
结论
在美英同盟之间的最大争论焦点是入侵法国的时间及其与地中海作战的关系。很明显，美国人一开始就主张采取直接路线，他们希望赶紧把一切的力量都集中在英国，然后立即渡过海峡进入西欧。至于发动作战的时间是愈早愈好，如果1942年办不到，至迟也不能超过1943年。英国人则主张采取间接路线，先发动地中海方面的作战以削弱德军，然后再向西欧发动决定性的攻击。在1941年12月的华盛顿会议中，由于英国人有较好的准备，遂使美国人同意在北非登陆的计划，但双方仍然决定渡海入侵法国的作战应在1943年发动。
又经过一段时间，“火炬”(Torch)作战终于定案，统帅人选也已决定，但关于登陆时间和地点的问题仍然引起很多争论，这可以证明同盟战略的协调的确非常困难。最后D日是在1942年11月18日。在北非的登陆虽然很顺利，但联军登陆之后的行动却异常迟缓。所以到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会议时，英国人遂又主张把入侵法国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美国人虽然无可奈何地同意，但心中却有受骗上当之感。
美国人认为英国人根本上是想逃避渡海入侵的风险，他们认为英国人那套间接路线战略理论——由西西里、意大利，以达巴尔干——实在是一种欺人的神话。所以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Quebec)会议中，以及在1943年底的开罗和德黑兰会议中，都曾因此而一再发生激烈的辩论。平心而论，美国人对英国人的指责并非毫无理由，因为从英国陆军(帝国)参谋总长阿兰布鲁克(Gen. Alanbrooke)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他当时的确希望地中海方面的成功可以取消入侵法国的需要。
不过到德黑兰会议时，这个争论也就终于作一了断，渡海入侵法国的时间遂定为1944年夏季。从此次会议开始，由于斯大林的介入，丘吉尔在罗斯福心目中的比重也就急剧降低。于是美英同盟关系开始变质，美国已经据有支配地位，而英国则屈居下风。
从历史记录来看，美英同盟之间的联合机构虽不能算是完全的成功，但仍差强人意，至少比之过去的任何其他企图都要算是较为进步。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各种会议上，其辩论又不一定是以国籍为分界，有时在两国代表团内，军种代表之间也会发生歧见，于是同军种的代表遂又穿越国界而组成联盟。譬如说，在讨论有关反潜作战和轰炸德国的优先顺序时，就形成了英美海军联合对抗英美空军的形势。
联合参谋组织的优点是能够经常集会，对于许多真正棘手的问题可以平心静气地作有系统和有秩序的研究和讨论。虽然在融洽友好的气氛之下，仍然不免隐藏着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暗斗，但对于同盟国之间的合作总还是贡献良多。
当然真正重大问题的决定仍出于最高阶层，联合参谋组织固然对国家领袖有相当影响作用，但有时也可能完全不起作用。因为在政策领域中决定之权毕竟还是操在“人”的手中，任何制度都不能代替“人”。尤其是在同盟关系中，“人”的因素尤其重要。
当然，最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在任何同盟组织中，总是强国扮演主角，弱国扮演配角，甚至于只够资格跑龙套。所以欲求立国于世，必须发奋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