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叛乱·第二
作者：重光葵 ·日本
出自————《日本侵华内幕》
出自————《战争通史》
一 斋藤海军内阁
斋藤内阁成立 政友会总裁犬养被暗杀，如实地表明了军部革新分子对政党的敌视，也如实地表明了他们已下决心用无情暗杀的直接行动除掉企图妨碍革新的人。如果让政党单独组织内阁，将会连续发生暗杀事件。看到这种形势的元老等上层人士，煞费苦心 地选择新内阁的组织者。
这时，有一种权道的议论，认为宁让军部掌权，令其善处大局，这是一个捷径，与此相反的常道论认为，这样的做法等于承认直接行动，应尽力避免。因此，为减少磨擦，起用了斋藤实。他是军部内海军出身的，是海军最老资格的将领，当过朝鲜总督，又是持有稳健主张的人物。同时，还考虑到处理海军裁军问题。斋藤内阁的任务，是抑制今后陆军对满洲问题和海军极端派对将要成立的裁军问题，以引导政治走上中间道路。陆相荒木留任，海相以大角大将代替冈田大将，外相则坚请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伯爵继任。而政友、民政两政党的高桥、山本两长老都入阁，以举国一致的态势，来处理国家危机。自志斋内阁以后，内阁组织经常采取举国一致的态势。
日本因满洲问题受到国际上的谴责，在国内军部用杀伐的直接行动进行威胁，人民受到军部煽动的国家危机的宣传而神经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内阁要执行安定与中间的政策，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个国民缺乏政治训练的国家里，舆论的力量很弱，只是追随强者，有识之士的呼声，是不能广泛发生反响的。
退出国际联盟 斋藤新首相并不是一个积极的人，而是凡事都很被动的人。关东军与军部正竭尽全力进行满洲建国。由于甘愿采取放任政策，因此军部方面处于暂时的平静。政府对满洲问题作他人的事对待，但由满洲问题引起的日本责任问题决不是他人的事，军部的行动是日本的行动，日本政府自己必须负责地加以处理。根据明治宪法，总理大臣和其他国务大臣，均是直属天皇的辅弼之臣，总理只不过是立在统辖内阁的地位。一旦国家面临非常时机，需要对国政负责强力行使时，这样的组织就不合适了。特别对军部的满洲建国，事实上已脱离总理的管辖，无论在国际大局上有多大影响，总理也是不能控制了。
国际联盟派了李顿调查团，长期在满洲调查，并也来到日本，草拟了详细的报告。在此期间，关东军在当地加速进行满洲建国。板垣与土肥原从天津把溥仪带来，以执政的名义，让他就任“元首”之职（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于是，“满洲国”大致成立。之后，就是承认“满洲国”的问题。军部当然希望承认，但政府方面预料到承认之后在将来听取李顿报告和参加国际联盟会议时，日本的立场将更加困难，故朝野对于可否承认议论纷纷。内田外相在满洲事变时候是满铁总裁，深知满洲事变的真相，并推测将来的局面，认为宁可先承认“满洲国”，给满洲一个暂时的安定，让军部忙于满洲建国的大事业，这是一个贤明的办法。于是，外务省照英国承认伊朗的前例，起草了《日满议定书》，签订了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由此决定了日本对满洲事变的态度。国际联盟根据李顿报告，在大会上得出一个结论，认定日本是侵略国。日本政府派遣松冈洋右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松冈用英语进行激烈的辩论。但日本为侵略国已是预料中的事了。决议之后，松冈终于放弃同国联合作，退出会议（一九三三年一月）。其后，日本政府发出退出国联的通告（二月二十七日）。这就表明，日本毅然独力建设“满洲国”，站在国际协调之外，决心开拓日本的将来道路。因为这是满洲事变之后日本政府采取的最重要的外交措施，所以特发布诏书，指出日本前途的艰难，训谕文武百官恪守职责，宣布了退出国联后的对内对外政策之基础，以便收拾满洲事变的时局。其目的不外是指出今后日本在国际立场上的艰难，以促进军部反省，并期待集中全国国民的努力来收拾时局。
毫无疑义，为使这富于自负心的孤立政策能够成功，需要国民绝大的正义感和当权者计划周到的措施。这也是天皇在退出国联时发出诏书的原因。然而，毫无统制而且傲慢的军部，并没有因诏书而改善，国民又缺乏忍耐与训练，内阁更没有自信与措施。内田外相中途因病辞职，由自莫斯科回国的驻苏大使广田继任。广田上任不久，即由笔者担任外务次官。
冈田内阁的出现 斋藤内阁宁可站在以无为为自豪的立场上，但它背后的军部及与军部有联系的革新分子决不是无为的。随着关东军满洲建国工作迅速开展，国内革新分子的活动更趋活跃，左翼的秘密活动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也逐渐明显起来，甚至出现了法官被赤化现象。其间发生了司法法西斯化的“帝国人造丝事件”，使斋藤内阁进退维谷。这事件是以司法法西斯的有力分子的检事带头，检举了帝国人造丝事件的卑鄙贿赂问题，逮捕了大藏省黑田次官以下多数要员，以及前任大臣等，大大揭露了官场政界的腐败。连日来报纸上纷纷报导，在政界引起了一大波澜。事后才明白这是一个阴谋，但当时内阁却为了事件的责任不得不下台。经斋藤前首相的推荐，请曾在伦敦海军条约的达成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冈田大将组织海军内阁。帝国人造丝事件的被告们，经数年的审判与争辩，也都无罪释放了。
冈田海军大将的新内阁虽然仅仅是斋藤内阁的延续，但随时局的进展，它的使命越来越重大而且困难。外相广田弘毅留任，海相也同样是大角大将，陆相由林铣十郎大将代替荒木大将继任。
冈田内阁在性格上采取旁观的消极主义，这与斋藤内阁相似，但这两个内阁三年间所做的事，成了把满洲事变推进到第二阶段的重要原因。这就是，第一，海军裁军问题出现了破裂；第二，进行华北工作与日中邦交的恶化，第三，国内激烈的倾轧。
二 海军裁军问题的破裂
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规定了主要海军国英、美、日的海军主力舰比例为五：五：三，这是以太平洋、东亚及中国方面国际形势为背景决定的。这个海上国防比例，可以使各国建立安全感，以便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互相交易与协力。因此，海军比例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即使不规定比例，因为国力的差别，当然也会表现出这些国家的海军势力的差别。但当时的国际形势，由于把裁军本身放在异常重要的地位，硬性地规定了国际间的比例，结果使日本海军受到了不必要的刺激。
日本海军专家对这种比例非常不满：第一，对日本规定比它国处于劣势的比例不满；第二，对机动性的海军加以差别，就意味着绝对劣势，而且无法加以补救；第三，日本接受这种比例，不仅有损统帅权，而且损害日本的主权。他们只抓住形式上的比例，而不注意作为武力基础的资源有否与经济力的优劣，即国力如何。看到陆军在满洲问题上奏凯歌，海军也异常兴奋，态度也一直强硬。不论海军还是陆军，都根据自己认为必要的主张不顾一切地扩大自己的军备。而且这也意味着陆海两军部为掌握政权而展开的竞争。华盛顿会议时，海军专门委员加藤宽治中将（后升为大将）极力反对这种比例。后来，他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及军令部总长等统帅系统的主要地位，仍然始终继续反对海军裁军，进一步推进统帅权独立的观念，认为没有统帅部赞同的裁军是违反宪法的。后来继承加藤大将的人，也是统帅系统的末次大将。
所谓舰队派的意见，是与海军省军政系统首脑部相对立的，以加藤、末次两大将为代表。这种意见流行于海军部内，以至舰队派的极端论与军政派的稳健论发生了感情上的对立。事实上，两派之间对于需要扩大海军这一主张，没有大的意见不同。然而，在批准规定补助舰比例的伦敦条约（一九三零年四月）时，围绕着统帅权的宪法解释上的争论，终于变成了政治上的重大问题。
统帅权问题与滨口首相被暗杀 海军方面的宣传运动极其激烈。陆军势力及反对政党的国粹派集中起来支持海军，连枢密院的以伊东已代治、金子坚太郎为中心的一派也附和了海军极端派的论调。他们依宪法上对统帅权独立的解释，认为海军军令部没有同意条约可以暂缓批准。在这里他们忘记了统帅大权与政治大权一起都是归于天皇的。滨口首相及币原外相认为，伦敦条约的缔结是经过军令部协议的，决定军备力量（根据宪法第十条）的权力并不属于统帅部，而是属于政府责任，遂强硬地请求批准，一步也不退让。统帅权独立的理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经过空前的大争辩之后，条约在枢密院通过，但政府在与统帅部争辩中，受到无法恢复的重创。批准条约问题完全变成了政治问题。反对批准条约的议论在国内很普遍，响应统帅权独立的国粹主义者不加考虑地滥用了正在兴起的日本人的感伤论调。
滨口首相在这种气氛中终于被暗杀（一九三一年四月），由若槻礼次郎继任，这是军部策划政变的三月事件之后，又是满洲事变前的事。此后陆海军一起竞相对现状表示不满，而相继发生了种种事件。军部根据统帅权独立的理论，不管政府而独自行动了。
废除海军条约 根据华盛顿（一九二二年）及伦敦（一九三○年）的裁军条约，一九三五年又在伦敦召开裁军会议，全面研究海军问题。这是冈田内阁当时的一个难题。
海军内部在伦敦条约批准后，由于满洲事变的刺激，舰队派的强硬论渐渐得势，海军稳健论失去地位。他们的要求的最后目标，是完全废除海军条约的束缚。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海军不分左右地团结一致，将这强硬论向外宣传。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的危机宣传，是海军预料到可以完全废除海军条约并以此为目的而煽动起来的。冈田内阁中虽有床次竹二郎、山崎达之辅、内田信也等政友会的党员入阁，但他们都是以私人资格脱离了政党而入阁的。铃木总裁领导的政友会，完全以在野党的地位，是政府的反对党，并且迎合舆论，同军部一起煽动极端论，所以政治形势越来越恶化。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的危机宣传，连同对美浓部博士的天皇机关说的批判运动竞相发展，结果是神化的明征国体论厚颜无耻地公然在政界横行起来。软弱的政府受这种论调的压力，不得不一而再地发表无理论根据的明征国体的声明。海军方面希望全部废除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外务省当局主张维持华盛顿会议的体制，双方发生激烈对立，但冈田内阁压制外务省的主张，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正式发出通告废除华盛顿海军军备条约。已经在伦敦举行的预备会议（代表为山本五十六）因此无结果而散。日本更以废除华盛顿条约的政府强硬态度为背景，于次年一九三五年派遣代表参加伦敦海军会议。在伦敦会议上（全权代表为永野海军大将、永井大使），日本提议设各国共同平等的制舰限制，在这个范围内各国可以自由造舰。但因英美两国的不同意，日本全权代表退出会议。到此，已经不可能成立新的海军条约约束日本，而且因日本通告废除华盛顿条约，全部海军裁军条约都已不能限制日本了。
废除海军裁军条约不仅是建造军舰的专门问题，而且在实际上也是有关国家基本的政策问题。满洲事变发生之后，更要全面废除裁军条约，这是关系到根本动摇日本的国际地位的大问题，是应该极为慎重处理的。尽管如此，冈田内阁既不能抑制海军的主张，又不问舆论的是非，只为避免国内发生风潮就变成了海军的辩护人。日本先因满洲问题而退出了国际联盟，现在又废除了作为华盛顿会议基础的裁军条约，于是日本在国际上最后的盾牌已经撤去了。日本不受国际上任何约束，站在独立的立场上，但这意味着日本在国际孤立，各国在外交上都视日本为敌人。孤立产生不安，而不安更招来自卑感与焦急感，所以日本危机说盛行，军国主义者更唱其高调。军国主义者认为，必须扩大军备，组织国民，以防备日本的危机。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日本陆海军备的发展了，从此为实施充实军备和国民总动员，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于是，陆海军部齐头并进地迈向国防国家建设。
废除裁军条约对中国问题也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因废除裁军条约，就意味着破坏华盛顿会议的体制。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虽没有明文废除，但发生了对关于中国的决议也可以同样无视的风潮，陆军对大陆的行动可以完全不受任何的约束。其直接的影响，出现了日军在华北的行动。各国都以锐利的眼光注视这一风潮。陆海两军虽然是日本国防的两翼，但双方同时是激烈的竞争者。它们的竞争不仅是争预算分配问题，而且在对内对外政策内容的决定上，双方都主张平等均衡。这意味着，陆海军势力在国际上已脱离了制约，在国内又没有抑制它们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陆海军可以无限制地对内外政治采取自由行动了。
当时，军部强烈提倡对满洲事变论功行赏，政府也没有反对的意向，终于实行了。对于违反敕命、反抗政府方针、谋叛式的满洲事变以国家行赏，竞公然由冈田内阁大规模实行了。其结果，要想立功，要想受国家的恩赏，只能发动第二、第三个满洲事变，这是最捷径的办法。国民以非常奇异的目光看待难以理解的关于满洲事变的授爵叙勋的功劳者。
三 “满洲国”与关东军
改造国家计划与国防国家 本来满洲事变和日本的革新运动是同根而生，许多地方采纳了大川周明博士等满铁调查部的理想论。什么“五族协和”、什么“王道乐土”、什么“反对财阀”等左倾及右倾的革新精神，都由关东军幕僚的倡导而加以实行。仿照纳粹，以一党一国为目标，组织了“协和会”。又成立了日“满”经济提携协定，后来又以日本产业会社为中心成立了满洲重工业会社，和南满洲铁道会社并行，经营满洲经济。
关东军的智囊就是当初的满铁调查部。在后藤任满铁总裁时期，成立了一个调查部，在大连及东京建立大规模的机构，进行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调查与设计。大川博士曾指导过调查部。关东军幕僚利用这个调查部，编制成了对内对外的广泛的详细的革新计划。这就是革新的蓝本，军部革新计划者之间称之为《虎卷》。鉴于制作者的性质，它的内容极为广泛，又带有理想化的纳粹式的色彩。对内，以实行纯粹全体主义的革新为目的；对外，则梦想极端的膨胀政策。这个《虎卷》的全部内容，只有数名核心人物（中坚将校）知道，他们将计划以同志的秘密联络方式，让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在它所管辖的范围内一部分地分别推行，以后综合全体实现国家改造，以完成革新的目的。但是为达到目的，采取了左倾的战术。关东军是满洲事变的直接发动者，也是日本改造运动的策源地。
日本在大陆的国防问题 日本军部占领了满洲，建立了“满洲国”，并负起了共同防卫的责任；现在把眼睛向四方一看，才发现自己责任的重大。
张学良的残败军盘据在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一带，策谋着恢复满洲。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以来，苏联实行五年计划，迅速地扩张武力，从三面包围满洲。苏联与混入共产分子的中国军队合作，威胁“满洲国”，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共产党军队，更把瑞金作为苏维埃中心地区，它西征（即长征）以后，又把延安作为中心地区，不断地扩大势力。关东军面对东亚新形势，必须采取紧急对策。为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认为凡不与关东军合作的，对日本的大陆使命没有自觉的日本现政府，决不应允许存在，必须根本革新国政，整顿态势以完成日本在大陆的新使命，更应建设真正的国防国家。这种思想通过军部，取得了支配地位，而且成了国家的舆论。这种毫不负责的日本言论刺激了世界各国。
苏联对日本经营“满洲国”异常关心，对日本对苏强硬论的积极言论也非常神经紧张。它预料日本将以满洲为基地，侵入沿海地区及西伯利亚，遂急速地进行防御设施的建设。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特别注重远东的工业化和移民的定居。在西伯利亚各地进行工业建设，作为军需工业的中心地，并且努力完成铁路复线工程，在“满洲国”周围建立军事基地。还有为了防备日本的突然入侵，以及利用世界对犹太人同情的舆论，在苏联远东军事中心点哈巴罗夫斯库附近，建立了毕罗毕将犹太国（一九三四年五月七日）。更为对抗《日‘满’议定书》的共同防卫，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了共同防卫协定，以外蒙古为对抗“满洲国”的军事基地（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在乌兰巴托签订《苏蒙互助条约》）。在此之前，苏联曾向中国提议签订同样的同盟协定（一九三五年七月），但未被中国接受。这样，苏联以两次五年计划（即一九二八年及一九三三年）极快的速度充实了对东方的军事设施，“满洲国”在陆上几乎完全被苏联包围。此外，一九三四年苏联参加国际联盟，并加入反对日德的国际战线（一九三五年与法国签订《互助条约》）。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也日益激烈，共产国际的东方半殖民地民族运动亦不断取得成功。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为保卫苏联采用了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战术，策划与资本主义各国建立联系，把德国与日本作为共产党的敌人。于是，反日德的斗争变成共产党世界性的一项运动，中国共产党公然对日本军表示了敌视。这样，苏联对日德的共产战术，自一九三五年以来不断取得进展。
关东军急忙在满洲建国，迅速为担负起大陆上新的军事上的责任做准备。但苏联的军事建设的进程，不久便已超过了日本。尽管如此，军部还沉醉在满洲事变的一时成功，认为日军之所至无事不成，既骄傲且又诱于功名心，并受到左右混合的革新论的煽动，对国家大局不做慎重考虑就干起来。国防责任上的不安全感和带有反动思想的傲慢混合在一起，使军部对国家的大事不断用直接行动来进行，这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这在当时已经为共产国际采用的从敌人内部进行搅乱的战术提供了最合适的机会。左尔格 [ cdhyy注：原译“曹尔基”。 ] 、尾崎间谍团在日中两国的活动，就是于满洲事变前的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开始的。
关东军与华北内蒙问题 关东军对“满洲国”国防上最关心的，就是同中国的“国境”地带，即华北与内蒙地区。盘踞华北的张学良部队，很明显是扰乱“满洲国”治安的原动力。如果苏联的势力通过外蒙古，利用中国共产党军的势力进入到华北时，不仅“满洲国。完全被苏联包围，而且中国也会置于苏联势力之下。所以，华北与内蒙问题，是关东军极为重视的问题。关东军认为，必须进行工作使这个地区掌握在不和“满洲国”敌对的势力手里，所以在满洲建设时，已在华北、内蒙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关东军之所以对华北问题有兴趣，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还在于建设国防国家这点上。政府曾询问关东军，为对抗世界封锁经济的风潮，实现国防资源的自给自足，只靠满洲究竟充分不充分呢？满铁调查部根据宫崎的报告，认为只靠满洲的资源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因此绝对需要开发华北资源。关东军以此向军部写了意见。军部首脑中积极从事国防国家建设的人，立即采纳了这个意见。
本来满洲事变后的内阁部以不把满洲事变扩大到满洲以外作为方针，并将“满洲国”的建设严格规定在长城以北地区。然而，关东军并没有遵照政府的方针，在很短的时间里又把活动扩张到华北和内蒙去了。
斋藤、冈田两届内阁时期，军部违反政府的意见，仍向华北与内蒙施展工作，它起到了把满洲事变扩大到中国事变的纽带作用。
四 广田三原则
收拾满洲事变的趋势与东亚的觉醒 满洲事变爆发使世界震惊，也使日本人民震惊。国民忧虑日本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政府虽然尽力采取善后措施，但政府的力量控制不了军部。直接主持事变的关东军幕僚，按既定的计划向前突进。本庄繁司令官也默默地追随着事件的发展。
日本政府对外无论如何也要对关东军的行动负全部的责任。政府虽然对外保证说，关东军的做法只是当然的自卫措施，而且行动只限于最小限度。但是，事态已经变成对内对外的“革命”，关东军如脱缰之马，发狂似的猛跑，事件不断在扩大。
国际联盟终于判定日本为侵略国，日本断然退出国联（一九三三年三月），采取单独行动，坚持主张进行“满洲国”的建设，表示了以世界为对手的不屈的姿态。如果随之适可而止，也还象极有实力的国家。本来，满洲事变是因中国方面极端的排日运动而爆发的，国际联盟及外国大致也不得不承认日本的理由。在国联反复举行会议期间，满洲建国已经出现了。日本的行动，如果只限于满洲的话，当时并不是没有希望使各国默认的。特别是英国在东亚或在国联居主导的地位，当时还抱有日英同盟时代之感情的有力人士在保守党里也为数不少。想设法弥补对华问题的破裂，不仅是日本，英国方面亦有人在。英国在李顿调查团调查之后，曾以私人方式派有力的般比使节团来日，为救济中国财政，英国政府派遣财政专家李滋罗斯赴华之前，先访日本与日本当局协议，要求日本协助。这些措施表明，英国政府仍在注重和日本的关系，还想设法努力调停日中关系。
中国看到日本这种毅然的态度，惊异得瞠目而视，而各国则预言：“日本的冒险，立即会招致日本国家的破产。”但是，日本愈益发挥了本身强大的潜力。革命中的中国抱着必须见习的心情，对日本的这种威力进行研究。这种心情恰似甲午战争后中国有识之士的心情一样。于是，许多留学生，见习生陆续从中国来到日本，政治家和外交家来日也突然增加起来。
若抓住这个机会，也许日中关系可以转祸为福。但是，为此日本方面必须忍耐，宽大与自制，尤其需要运用大智。
解决满洲问题的基本条件与天羽声明 外务省当局立即借着这种趋势，准备着手解决满洲问题。为此，必须先确定基本条件。
外务省的大体方针是：第一，日本应遵照当时退出国联的方针，除满洲以外，严格禁止积极行动，以表示并无任何野心，特别应注意美国所注重的门户开放政策。第二，希望各国不要煽动中国不负责任地排日，也不要给予中国武器上或财政上的援助，以激化日中两国间的斗争。第三，要觉悟到日中两国正面临着共产党的扰乱与灾祸。日本表示态度应慎重行动，以期避免各国对日本的非难，同时使各国彻底理解日本为安定东亚势力所处的当然地位。满洲本来是中国的边境地区，常常处于半独立的状态，还没有成为中国的完全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在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上，曾以“何为中国？”为题提出讨论过。然而，要使中国立即承认“满洲国”是非常困难的事。日本方面应注视满洲建国的推进，侯它日有机会时再请中国予以承认，而且“满洲国”本来是以中国人民为主体的地区，因此只要中国方面避免采取恶化中国与满洲关系的政策，尽量设法改善双方的关系，听其自然发展，总是可有机会最后解决的。日本应表示对中国本土绝无任何野心，同时对中国方面的要求亦应以宽大的态度对待之，以求得满洲问题的解决。这是日本过去的想法，这时又重新强烈地提出来了。
这个政策很有效进行之后，各国也逐渐增加对日本的谅解，同时也受到了内外舆论欢迎。然而，当时（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在列强中（主要是德国）排除了日本，对中国给予军事借款，供给武器、派遣军事顾问与教官，建筑机场等等，煽动反日抗日运动的情绪，因此有阻碍日中关系及扰乱东亚和平之危险。于是，一九三四年四月日本情报部长在日本记者定期招待会上，在回答询问的对以前的方针做了说明。这段说明在四月十七日以当局非正式谈话的形式，在报纸上刊载；可是海外各国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对这个消息产生了误解，所谓《天羽声明》被恶意地宣传利用了。这段声明，只是对前述方针第二点的一种补充说明，其主旨并非完全无视九国公约或驱逐在华的外国人，而是阐明日本对中国所采取的立场，以及为防止中国事态恶化各国应有的态度。
总之，上述的方针不外是正当表示日本在大陆的地位，关于满洲问题在于调和日中两国以及各国的利害与感情，以期得到根本的解决。后来，在议会上发表了广田三原则的声明，以进一步表明这个方针。日本企图根据这个方针，在逐渐缓和的气氛中，日中两国，再加上代表外国利益的英国，进行交涉。这个企图，好象和解决上海事件的途径一样。
中国问题的解决，只能靠英国的谅解和斡旋，这在理论上以及实际上，都已证实过了。这是因为除了英国（英国的后面还有美国）之外，其它国家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的。如果根据前述的方针，用确实而统一的外交政策，由政府实行的话，可以毫无疑义地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洲问题就能得到有利的解决。笔者后来在伦敦担任驻英大使时，更加强了这个信念。战后，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中国法官根据自己观察认为：“如果这个政策继续执行的话，也许中日关系能得到全面的改善，但军部为阻止这个政策执行，用阴谋手段发动了二·二六叛乱。”这个结论正确与否，是另一个问题，而这个政策确因当时军部事实上的反对而未能贯彻。政府不但不积极实施抱负，反而采取得过且过的消极态度。军部方面完全排除和英美的妥协，而且极力反对日本除在满洲以外保障对中国本土毫无野心的政策。
军部的反抗 如前所述，当时内阁不仅对军部极为缺乏政治力，而且冈田内阁忙于海军裁军问题的处理，对于满洲问题及日中一般问题任其发展。政府不敢抑制军部的行动，也缺乏指导军部行动的热情。不仅如此，由于通告废除海军条约，已经根本破坏了华盛顿会议体制，再放任军部对中国的行动，大局将更无法收拾。
关东军全然不顾而且无视政府的外交方针，秘密地推行对华北的工作。外交当局和政府也无从获悉其中的真相。外务省拟定的前述有关大局的外交方针，军中央部虽然表面上表示赞成，但贯彻时，军中央以及各地军事机关都强烈地反对。外务省根据既定的决定，将驻华公使升格为大使，强化使节的地位，试图强力实行新的政策，但军部以大使升格问题事前未与陆军省协议为理由，用威胁态度进行抗议，并对外务省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军部的真意是，满洲问题不用说，就是中国问题本身也应脱离外务省，由军部独自处理。因此，军部对华北乃至中国问题，决不允许外务省过问。对军部这种独断横行，政府不敢加以制止。
驻华陆军武官矶谷少将经常用日本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诽谤各国对中国的态度，表明日本军部处理中国问题的决心，谩骂中国政府，激烈攻击英国，完全站在与政府外交方针相反的立场。军部中央与之相呼应，使中国及列强的舆论因之沸腾。当时内外非常重视日本实权者军部的态度，随着事态之日趋恶化，政府的外交政策也越来越失去控制。
军部用这种态度进行华北工作，成了共产党最好的宣传材料。好不容易缓和起来的气氛，又告紧张，每次收拾满洲问题的外交尝试都受到破坏。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受到蒋介石的讨伐，不得已后退，但是有关日本军部在中国本土的工作却利用国际共产势力的反日风潮、策动捣乱，有效地而且隐密地实行起来了。
国际联盟自苏联加入后，共产分子逐渐增加，国联卫生部长莱西曼（波兰犹太人，共产党员）被派往中国，调查鸦片问题，以作为当时攻击日本的有力材料。他后来任中国政府的顾问，在中国政府内部最有效地为共产党服务。左尔格间谍团，也长期在日中之间进行活动。共产国际以世界组织全力使日中纠纷扩大为国际性的问题。欧美各国的苏联第五纵队立即在政治上加以充分的利用。于是，美国对日态度，在史汀生主义之下，越来越趋于强硬，强迫日本实行理想的门户开放政策，即使细小的事情，也反复反对提出抗议。这都刺激着日本军部，终于使日本当局实现满洲事变的解决化为泡影了，如果英美接受日本和平主义者的提案，承认日本是东亚安定的势力，以政治眼光采取暂先安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政局，那么世界形势恐怕也不会如今日这样危险吧。
五 “二·二六”叛乱
皇道派与统制派 立志革新国家的人是以天剑党和血盟团中的青年将校为中心的。他们大多数是崇拜国粹主义皇道派的前辈将领，企图由这些前辈来实现革新事业。如前所述，为开拓革新道路，中央与地方同志间相互串通，首先以自己率先，决心以直接行动铲除障碍改造国家的人物。荒木大将就任陆军大臣，真崎大将在闲院宫参谋总长之下，就任参谋次长之后，皇道派势力突然抬头。而后林大将代替荒木大将就任陆相之后，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斗争，公然在军部内激烈展开。
本来，从陆军系统看，萨摩派的上原元帅和长州派的田中大将是对立的。在田中全盛时期，继承上原元帅的有宇都宫、福田雅太郎两大将。后来有武藤元帅（“满洲国”建立后，第一任关东军司令官）继承这个势力，直至荒木、真崎两大将时，成为皇道派。皇道派里大多数都属于统帅系统的将领。另一方面，继承田中大将的是山梨、宇垣大将以下的上级及中坚军政系统有政治家气质的将领，后来称之为统制派，先后担任军中央的重要职务，成为军中的主流。
相泽事件 林大将代替荒木为陆相，深感维持军的统制是个重要问题，要严厉惩罚直接行动等不稳的行为，取缔青年将校，并采取镇压危险分子的方针。林陆相罢免了青年将校崇拜的真崎教育总监，青年将校非常愤怒，因此发生了一件不幸事件。
相泽中佐是个单纯直性的人，和青年将校团体没有直接联系，但和他们志同道合，奉命调任台湾时，他认为真崎大将被免，是因为永田军务局长等把握实权的统制派的阴谋，决心自己代行天诛，白天在陆军省军务局长办公室，若无其事地将永田杀死。陆军内部的斗争，以最不法的手段，受到血的洗礼。
从此以后，军部内的派阀斗争，突然沸腾起来。对相泽中佐惨杀永田少将，认为义举而加以同情的人，都替相泽辩护，在军事法庭审判相泽时，利用左翼的战术，以辩护的形式大肆宣传。辩护人满井中佐等极力揭发日本政治的腐败，力主革新之必要，更指责军内的弊端，攻击统制派干部。这样一来，青年将校革新运动，和军内部的派阀斗争关联在一起，在北一辉、西田税暗中指导之下，愈来愈显采取直接行动的趋势了。
士官学校事件 军部的前辈为了使热血的青年将校头脑冷静，曾费了相当的苦心。单纯为国家着想的青年将校团体中，有全部士官学校的优秀生。他们对军的干部反感，也不愿上作为军人登龙门的陆军大学，等待着为改造国家而献身的时机。
然而，他们中的领导者村中大尉及矶部主计等人，终于倾听他们所信任的前辈的忠告，接受了劝告，停止直接行动，决心以模范军人为国家服务。村中进入陆军大学，作为学生认真专心从事军事研究。
但是，青年将校的一般政治运动一点也不衰落，士官学校学生中仍有不少受到政治运动的感染。军部当局确立了肃清祸根的方针，由士官学校干事（东条少将），根据中队长（辻大尉）制订的计策，给青年将校同伙的叫佐藤的学生下指令，让他内探他们的行动。佐藤历访村中及矶部，用辱骂他们变心来试探他们的真意，结果发现他们只是等待时机，对国家的革新精神一点也没有改变。
军部当局得到内探的报告，以此为理由将全部有关学生开除出陆军大学，更令其退役。根据军部的内规，未达恩俸年限的将校，是不应使其退役的。同时，士官学校的学生也多数被整肃。这件事称之为士官学校事件。因此，青年将校对统制派的军首脑部反感达到极点，村中、矶部等满怀着复仇心，考虑着重新崛起的时机，秘密地与同志在一起研究计划。而他们的背后，有北一辉及西田税等革新主义者。
重臣被暗杀 第一师团突然奉到命令派驻满洲。根据军部的内规，只有东京师团不外调。他们猜疑，这突然调动是一个计谋，是要把与青年将校关系紧密的部队从东京赶出。于是，他们决定非先下手不可了。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大雪之夜，以第一师团野中率领的部队为中心，连同近卫师团及其它部队，举着旗帜，分头出发，按照周详秘密的计划，决定先行暗杀元老及重臣。主力部队袭击了首相官邸，占据了永田町、霞关及溜池一带地区，并占领了警视厅、内务省参谋本部及陆军省。
西园寺元老住在兴津，事前已避难去了，牧野前内大臣及家属住在河原野村别墅，夜间受到袭击，经护卫警官勇敢保护，勉脱虎口，警官殉职。斋藤内大臣、高桥藏相、真崎大将后任的渡边新教育总监，各自在住所被惨杀，铃木侍从长在官邸也受了濒死的重伤。
同冈田首相住在一起的堂弟是秘书松尾大佐，他因相貌很象首相，而詖误杀，致冈田本人得免于难。冈田首相在松尾大佐祭葬搬运尸体的混乱时，脱出叛徒包围的官邸，演出了一场戏剧性的场面。
同叛徒交涉 叛乱部队将国家重臣分别血祭之后，到永田町的首相官邸集合，与总队会合。叛军以溜池的山王旅馆及饭店为根据地，以首相官邸为大本营，盘据附近一带，并设置警戒线，更追查所谓自由主义人士，向全国同志发出通电，促其发动暴动。因此，各地也发现有不稳情况，也有动员的军队附合叛乱，但终于大势未为所动，全国性的叛乱得以幸免。外相及次官之官邸也被搜查，但外相和次官均不在官邸居住。
叛乱发生之后，所有阁僚及重臣，都躲到皇宫中，住在宫内省。宫城门锁着，与外部的交通，除平常不使用的通过平河门宫城背后迂回路以外，都被遮断了。事件发生后，后藤内相就任临时首相。冈田首相逃出叛军占领的首相官邸，约一两日后从隐避的家中前往皇宫，向天皇报告一切，并集合阁员，解除了后藤临时首相之职。
国家政治中枢的首相官邸被占之后，连首相生死也不明的时候，政府也无从公然发表东京所发生的事件，国民连政府的所在地也不知道。流言蜚语忽然在各方面传播，日本有陷于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有识之士期待有人出来，竖起国旗，表明“日本政府在此”，但后来听说内阁诸公，甚至军部领导人物，与元老重臣一起，都在用河沟与铁丝网围起来与外部隔着的皇宫中躲起来，不免使国民非常失望。内阁在这危机中提出辞呈，政府就无形中自然消失，国民所依赖的指导国家的政府，在相当期间事实上就不存在了。
躲在宫中的大将阶级的军事首脑人物前往叛徒占领的陆相官邸，和叛徒首领会谈，连日努力交涉，希望早日结束事件。在此期间，叛军自称“尊王军”，一般人称之日“崛起部队”，或“行动部队”，或“挺身队”。但川岛陆相晋谒天皇时，天皇严厉地询问：“为什么还不镇压叛逆？”因此，把这些部队称为“叛乱军”，顺逆才开始明确。
在此期间，当时戒严司令部参谋石原大佐等，集合在帝国饭店，协议推举右翼运动人士山本英辅海军大将为后继内阁的首领。但叛乱军要求，以真崎大将为首领，建立以军为中心的政权，断然实行革新；如能贯彻其要求，则解散队伍服罪，并且自杀。
镇压叛乱 内阁是根据天皇大命而产生的，当然不是由真崎大将承认与否而决定的问题。随着时日荏苒一天一天过去，帝都东京的不安情形更加严重，又经过了数日的焦急不安。海军认为陆军若再犹豫的话，就由海军单独镇压，开始将海军省建筑物武装起来。这时为镇压叛乱，军队也终于在各地集合，陆军讨伐总部设在九段下的军人会馆，但因讨伐军参谋石原大佐等发表过鼓励叛徒的言论，使人们对讨伐的真意发生了疑问。真崎、荒木等各陆军大将连日向叛军说服，结果叛徒的首领决定实行自杀，并将十八具棺材运到陆相官邸，自杀用的手枪和日本刀等也准备好了。这时北一辉打来了电话反对自杀，宁可先投降，然后在法庭上斗争。经他劝告之后，叛徒们推翻了自杀的决定。戒严司令部对叛徒开火风声传出之后，队长野中在首相官邸庭前用手枪射击头部而死，其他人自首，兵员也返回兵营。这是二十九日的事。
军事法庭经秘密审判后开庭，宣判首谋者北一辉、西田税等处死刑；真崎大将约经一年的拘禁被释放了。
冈田内阁在事变中实行了总辞职。川岛陆相对军队的叛乱负有直接的责任，他的辞职理由也和其他阁僚一样，天皇对此表示惊异。西园寺立即奏请近卫公爵继任。近卫坚辞，使元老相当为难。当时重视国际关系，结果推荐为收买中东路与苏联交涉成功的广田外相担负收拾叛乱后政局的责任。
叛乱与外国使节 帝国军队直属天皇，天皇也说过军人“为朕之股肱”。帝国军人在天皇面前，连近卫兵也参加白天叛乱，杀害国家重臣，占据政府中枢达四天之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是否为叛军？就连顺逆问题也很难决定。由此可见，军内部是如何混乱了。
在任何时代，正本为政治的根本目的。为维持国家社会秩序，极为需要明确顺逆，有条有理。在日本有一种说法是“憎其罪而不憎其人”，过于怜悯其单纯动机，而颠倒了本末，混淆了是非，甚至对扰乱社会共同生活组织的行为，或轻免其罪，或视叛贼为英雄行径。昭和时代的动乱，是不是明治初年以来，经过多少颠倒是非的史实的堆积而发生的呢？吾人不得不想起，常常听到由军人口中说出对天皇批评的话，说“二·二六”叛乱时，如果天皇反对革新的话，将拥立某宫殿下代替天皇。实行所谓天皇机关说的人，反而是批判这种学说的军部。军部的跋扈情形，常使人们回想起古代武士专横的时代。
叛乱发生后不久，有不少外国使节越过叛军包围的哨兵线，来到外务省慰问。因广田外相当时住在宫中，故笔者接待了他们。他们对此种状况深表同情，特别是东方的两位代表阿富汗和泰国公使，他们流着热泪，握着笔者的手，说；“东洋先进国家日本，发生此次事件，使我们感到非常可惜。”笔者只有感到惭愧，俯首致谢其善意与同情。在他们眼里，作为东洋的先觉者、可以靠得住的日本，秩序如此大乱，不胜惋惜。这是外国使节的直觉。对世界和平负有重大责任的东洋国家日本，今后究竟走向哪一个方向呢？覆盖着大雪的帝都，因军队的叛乱，到处留着鲜血淋漓的斑点，国家中枢机能已经完全丧失了。电车的响声今天也听不到。在寂静的天地中孤独地站着的笔者，在外务省会客室送走了友好国家的代表，越发涌出了无限的感慨！
广田内阁成立 广田内阁的组阁总部，是在永田町首相官邸对面的外相官邸。组阁因军部的阻碍，进展缓慢。军部任性地推出寺内大将，为川岛陆相的后任。寺内大将带着军务局的几名幕僚，来到组阁总部，提出了种种要求。当时，以组阁参谋长资格的吉田茂本来预备担任外相，但因军部的反对，吉田茂连组阁的工作也退掉了。后来与军部有联系的劝业银行马场总裁，担任了组阁参谋长。再后，军务局的武藤中佐（后来为军务局长）等中坚将校，又来到组阁总部，反对下村宏就任文相。组阁用了一周以上的时间，经军部的认可，才勉强成立。
广田首相之下，马场为藏相兼任副首相，寺内任陆相，永野任海相，外相起用刚赴华不久的有田大使。新外相就任后，笔者辞去次官，由欧美局长班内谦介继任。
广田内阁是在“二·二六”事件重压下产生的，它提出了“庶政一新”口号，但事实上是军部的傀儡。满洲事变使军部完全脱离政府羁绊，可采取独立行动，而“二·二六”叛乱，终于使军部实事上夺取了日本的中央政府。
军部的首脑部的以寺内大将为陆相的统制派，借皇道派援助叛乱军为口实，在所有军部前辈应负责退休的名义下，将属于皇道派的将领全部清理出去了。青年将校中的极端论者多数调到国外或地方部队。但是，军部中坚将校依然继续其幕僚政治，而关于对内对外的所谓革新政策的方案，以《虎卷》为蓝本，仍由他们的手强力要求政府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