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事变·第一
作者：重光葵 ·日本
出自————《日本侵华内幕》
出自————《战争通史》
一 天剑党
裁军风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结束之后，根据凡尔赛条约，建立了国际联盟（一九二零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消灭战争而战，其结果所产生的国际联盟就是力图永久确保世界和平的一个国际机构。
因此，国际联盟准备限制作为战争工具 的各国军备，以消灭国际纠纷的因素。限制军备问题成了战后国际联盟面临的最大问题。旧敌的德国差不多被禁止存在作战力量，所以当时一般舆论认为要想维护和平，战胜国自身也必须平衡地限制军备。
为处理东亚及太平洋问题而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也根据上述的观点达成了协议，规定美、英、日三大海军国的主力舰比例为五：五：三，同时限制西太平洋方面的防务，订立了海军条约（一九二二年）。空军在当时尚未具有显著的意义。海军唯一的攻击力是主力舰，所以限制主力舰就是限制海军军力。在这个武力背景下，决定了政治问题，终于订立了太平洋四国公约与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及其决议；同时取消了英日同盟，并且以善意来对待中国方面的要求。
为了要消灭战争，在巴黎签订了禁止以战争作为实现政策的工具的条约（一九二八年八月）。这就是凯洛公约，又称之为非战公约。这都是基于尊重现存条约的观点，企图维持国际关系的现状。华盛顿会议之后，国际联盟更进而开始解决包括陆军的军备限制问题。战后欧洲国际问题的焦点，也还是限制军备问题。法国担心德国的复兴，因此站在相当困难的立场上，致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蒙受了无可挽救的打击。一个国家为自卫而保有必需的防卫力，这无论在国内或国际观点上，都应看作必要的，但是在当时企图过分地限制军备已成为一种当然的趋势。而这种限制军备潮流，不幸地多少又被不切实际的世界和平运动所煽动。当时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沉浸于和平与安逸的气氛中。
当然应该承认限制军备的观点是对的。拥有超过必要的军备，从政策上看不但是愚笨的，而且是危险的。在日本，随着海军军备的限制，陆军也在继田中大将之后的山梨及宇垣陆相的主持下，依据政党内阁的期望，陆续限制陆军军备。由于轻浮俗论的流行，限制军备的气氛立即引起了一般轻视军人的倾向。在另一方面，一般不愿意限制军备的军人，对先辈也发生了感情上的激变，其结果对政党产生了极坏的恶感。
财阀的跋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因英日同盟之谊参战，日本军攻占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胶州湾，对欧洲方面向地中海派遣有力的驱逐舰队，以防卫印度洋的运输线，同时日本增加生产力，给同盟国以经济援助。但是，这种经济援助促使了日本的商业势力向海外扩张，也意味着日本对外贸易的急速扩张。当时日本只知有自由贸易而不知统制经济的意义，将刚刚发展的轻工业产品无限制地输出到世界市场上，因此种下了战后抵制日货的种子。总之，因这种战争繁荣而致富的，不只是明治以来的政治商人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而且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的大小商人也迅速地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因此，战后的日本，出现了暴发户泛滥的时代。战时获得的财富虽有一半因后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与东京大地震而失掉，但大多数的大小新旧财阀仍能保持其繁荣并施展着新兴资本家旁若无人的骄横态度。这种暴发户的风潮，打着自由主义的幌子，给社会带来了难以名状的坏影响，国民道德低落，风俗糜烂，极端的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到处横行，因此金权势力理所当然地立即左右了政治。
派阀政治 明治时代的藩阀政治经过民主政体的逐渐改革，到了大正以后演变成政党政治。虽然自由主义的思潮已很明显，但是日本社会的机构大多数仍未能挣脱旧的桎梏。在明治维新时代，封建制度托庇于贵族的特权而保留下来，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仍然脱离不了派阀的或者感情用事的习惯，而不能依照意志合理地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民主政体取得胜利，世界各地都在讴歌民主政体。而日本只吸收了民主政体的糟粕，当时得势的政党政治，只是追逐社会生活潮流并走到不自觉不负责的路上去了。应该作为国民代表的政党只是斤斤计较党的利益，经常把国家的利益摆在次要位置上。更有不仅为了政治资助而向新旧财阀低头，而且利用这些资金来培养政治家的个人势力。经济界的繁荣并不是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结果，而是和当时政权相勾结的财阀势力扩张的结果。大小财阀靠着国家与国民的协力而发达起来，又和政党勾结操纵了金融，致使巨大的财富很少使用于一般公共事业上，而是大部分耗费在私生活方面，或用在博取政治上、社会上的声望以及扩展自己的势力方面。遍及全国的拜金风潮，终于波及到政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贫富的悬殊更恶化了思想问题，农村处于极度的贫困。至此，滥用财富的弊病急速地表现出来。政友、民政两个日本大政党不但不能担负民主政体的领导责任，反而由于它们与金权势力的关系，终于变成了政治腐败颓废的主要原因。
日本人的自大心理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代表亚洲迅速地成为世界五强，进而为世界三强之一，在西太平洋俨然处于领导的地位。日本在世界和平中处于重要地位，对于人类的文化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就是从对日本国家的将来发展、日本人自身的进步方面考虑，也不该忘记明治以来辛辛苦苦的努力，而是更应充分认识本身的地位与责任的重大。只有常常反省和继续努力，才能完成这繁重的任务。然而，日本的国家与国民听任拜金潮流泛滥，徒有其表而无内容与实力。日本地位的跃进只能靠日本国家与个人谦虚的态度与努力，才能有大的成就的——这个极容易明白的道理也完全忘记了。这是袭入了一股非日本化的、过分追求物质文明的浊流，只顾眼前的利益，缺乏正确认识个人及国家的久安与理想所致的。这就是昭和动乱的原因，也是在运动乱中所看到的不幸现象。
对军人的蔑视 军阀作为日本藩阀势力的延续在日本政治上社会上已经构成了传统的一大势力。随着自由民主风气的盛行，政党想打倒军阀，而军阀也起而对抗并防止其势力的衰退。战后轻视军人的风气立即在军部以外的人们中蔓延。政党长期受军部横暴欺压，想乘机削减占国民负担大部分的军事费，借以推倒军部的势力，其首领们也会在议会上公然诽谤军部。一般国民起来剥夺军人的特权，这是过去不敢做出事。他们这样蔑视军人，自以为就可以呼吸到自由阔达的空气了。多年来阀族军人蛮横所激起的狭隘复仇心也在起作用。这是由封建时代经过藩阀刚踏进资本主义时代，而没有受过训练的国民情感的暴露，也是政治及政治势力脱离一般国民及舆论的现象。军部自认为是特权阶级，立志继承藩阀势力，而政党也无视国民的委托，埋头于扩张私人势力与利益。两者都沿袭藩阀时代的作风，缺乏自己是国家及国民的一部分的共同观点，更缺乏自己负责处事的责任感。
军人到处受到轻视与侮辱，军人乘电车也被认为是不应该的。例如，当着军人乘客的面前，起劲地谈着“军人为什么要坐电车”。军人的长剑也被乘客认作讨厌的东西。而军部反对这种轻视军人的风气的做法，也相当恶劣。军队中不论任何阶级，大部分是农村的子弟。农村是形成军队的背景。农村因城市的繁荣与腐败而疲惫衰落，从而危及军阀的基础，于是军人提出对此不能熟视无睹。
军人的愤慨 军队直属于天皇，一旦有紧急情况，军人有以死卫国的责任与义务。军人是维护国家的，而且认为是发展国家的力量。而这种纯粹忠心构成建国基础的军人被人轻蔑的空气，是由于政党的专横与金权势力的跋扈而产生的。他们所主张的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社会堕落的直接原因。这种风潮的流行，领导日本的上层人士是有责任的。因此，逐渐在狭隘的军人中充满了一种反动的思想：必须铲除这种腐败分子才能医治国家的疾病，诛戮国贼为什么要踌躇呢？在参谋本部，陆军省以及地方军队中，有不少的上级及中坚将校也鼓吹这种思想，士官学校的学生与青年将校都兴奋起来了。
血气方刚的青年将校认为，古时大化新政就是由中大兄皇子天剑一挥，在殿中诛杀了苏我人鹿而得到实现的。为实现昭和新政，使用非常手段为什么要踌躇呢？这才是忠君爱国的至诚，杀身救国的时机。因此他们之间相互以诛戮国贼、革新国政为目的，纠合同志，从东京向全国各地军队发出檄文。各师团与镇守府的青年将校以血书来参加盟约，宣誓挺身为国家革新献出自己的生命。青年将校这种以直接行动为目的组织的秘密结社，自称为天剑党。
昭和时代的革新思想，还本着复古主义，依照一千三百年前的历史时期的习俗，以暗杀作为手段，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青年将校 天剑党中的青年将校，都是年青的尉官、见习官以及士官学校的学生，也都是具有单纯救国精神的青年。同时把所有精通军务的年青的优秀将校也吸收进来。他们既然有舍身的觉悟，许多人连对于结婚成家的日本传统也置之不顾。他们的主张和决心是：“日本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要断然革新把它挽救出来，为此我们先要牺牲自己。”
军队首脑部虽对这种趋势表示忧虑，但只是阻止他们进一步的行动，而再没有积极的措施。不但如此，军部当局反而善意地或恶意地利用以青年将校为中心的军队内部的形势，作为帮助军部跋扈的推动力。
这些青年将校的目的始终是以直接行动铲除国家的病根，是单纯的破坏活动，而他们作为革新的急先锋则打开了革新的道路，至于破坏后的建设，他们没有什么计划方案，也没有那种力量。建设方案只有等待外部提供。他们准备委托他们信赖的前辈来实行建设事业。事实上军部中的中坚将校是利用了这种形势，制订军部独特的计划而付之实现的。
当然，军部以外的各行业的右翼或左翼团体以及浪人，也对这些青年将校或支持或操纵，进而予以煽动。
北一辉 对天剑党的活动提供思想基础最有力的人是北一辉。他生来就是革新者，也是阴险计划的实行家。他年青时曾漫游中国，投身中国的革命运动，从他的《中国革命外史》及其它著作中，可以了解他当时的情况。
北一辉在中国最有密切关系的人物是国民党的左翼革命家宋教仁。直到来被袁世凯暗杀为止，他们两人一直共同活动。因此，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革新计划站在怎样的基础上，是可以设想到的。他的最终目的虽然不清楚，但可以知道他的计划是完全混合了左右思想而编造出来的。
北一辉写的关于国家改造的著作，无疑地已成了天剑党的青年将校及军部革新计划者的教科书。他的客厅成了对这些人灌输革新思想的课堂，他对青年将校的控制，在后来发生的“二·二六”叛乱事变（一九三六年）中表现得最明显。
二 三月事件
思想反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内思想界很长时期在极右与极左之间激烈地摇摆着。思想虽在激烈地动荡，而政治社会机构却依然保持旧态，这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这表示日本政治上的领导，没有随着大战后的国际形势而进展。
战后，自由民主思想旺盛的时候，在思想自由制度之下，苏联革命思想传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也流行起来。从日苏开始邦交（一九二五年）前后，特别在东京大地震时期，日本共产党也在各地成立组织，共产势力日益壮大。
对共产势力的反动，成了山本地震内阁垮台的原因。从难波大助在虎之门狙击元首事件起，国粹思想逐渐激烈并突然抬头，因之左、右两派思想的暗斗持续了很长时期。在这时，平沼男爵领导的国本社也宣告成立。
在这思想混乱的时期，日本不仅没有能出现一位善于领导思想的人物，来很好地顺应世界大势和文明的潮流，而且连尊重条理的合理主义也加以排斥。一般人只在迷混之中无自省无深虑地追求着新奇，而陷入由极端走到极端的状态。日本陷入这种政治上、社会上，以及思想上的混乱，完全是自由主义的弊病以及被浮浅的宣传煽动而呐喊革新所致。国粹派攻击左派，而分不清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他们认为皇室是绝对的存在，对天皇的忠诚当然关系到国家的存立，连对这方面进行议论也被认为是“危险思想”，是违背国民义务。思想自由在这一点上已是危险的，主张排斥自由主义的中道论认为革新首先必须从排斥自由主义开始。
共产主义运动是以彻底破坏国家机构来完成革命的，而盲目反动的国粹运动是为了对抗共产主义运动而形成的，结果仍是采用同样的手段，逐渐压迫自由主义中道论者，以至领导了缺乏政治训练的国民。
日本也有封建锁国时代，由于外界势力的压迫才进入了开国进取的时代；同时因自由思想制度，匆忙输入了个人自由主义，又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的消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民被卷进资本主义潮流中去，没有充分时间来取得民主主义的训练，因此没有办法以各自坚实的判断作为基础而形成的强大舆论力量作为背景进行活动。舆论只是为强硬论喝彩而排斥稳健论，因此自然造成了动乱的祸根。
革新运动 明治维新以来，迄今已有七八十年，经过大半世纪，日本遭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演变，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昭和革新的风潮。不论大化新政还是明治维新，实际上都是受当时的世界大势所支配。只有顺应人类文化的进步，日本才能前进。所谓革新，就是使长久停滞在孤岛的文化，与外界大范围的世界文化接触而获得解放，并努力迅速追上世界的水准。日本的实情及地位，和世界大势要求相差太远时，日本将发生命运性变化，这可以肯定地说是自然的趋势。
在大正、昭和年代，当时的日本人要想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文化大势究竟走向何方，是非常困难的。那时的世界形势是极为复杂的。德国军国主义失败之后，尽管世界大势很明显地走向民主主义的自由民主方向，但因为日本不信任自由主义，而错误地做出了判断，以致使当时的革新运动走向歧途。
当时的世界可分为民主政体与全面独裁两种，或可再将后者分为共产主义世界与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这就有三个世界。日本的革新思想没有以强有力的步伐走向中道的民主政体，反而带着集权主义的德国军国主义的色彩，选择回到旧时代的方向。这是昭和动乱的根源，在出发点上已经发生了时代性的错误。
如丘吉尔所说，纳粹是共产党所生的畸形儿，那么做昭和革新梦的日本军部，也应该既是纳粹和封建派阀所生的杂种。
大川周明 有识之士感到昭和革新的必要，开始研究如何使日本进行革新。在这个时期，宫内省有关方面一度曾设立大学寮，也招聘民间思想家进行演讲。儒教方面由中道主义的安冈正笃担任，一般思想方面则由大川周明博士担任，国际历史方面由满川龟太郎，军事方面由大川博士推荐的西阳税（因参加“二·二六”事变处死）等担任。大学寮虽不久中途停止，但大川周明已和军部合作，组织了大行会，志在实行革新，而该会成了以军部为中心的对内对外革新运动的原动力。
大川博士曾多年担任满铁调查部的主持人，从事内外各种问题的调查，以思想家的身份写了许多著作。从他的著作可知，他的出发点开始于左翼思想，后转变到国粹主义，最后主张依靠军部进行集权主义的国家革新。但是，他的做法与北一辉的做法，在旨趣上有所不同。北一辉是以掌握单纯的青年将校，用直接暗杀行动来铲除与革新有害的人物，然后拥立可信的适当人物以达成目的，而大川周明是与掌握军部实权的中坚将校及首脑部联系，推动他们断然实行以军部为主体的“政变”，立即组织军政府，对内对外实行纳粹式的革新。推动中坚将校，以军部的政变对日本的内外进行革新运动，这也是本书所谓的昭和动乱的主体。如前所述，把中坚将校或上级将校当作傀儡，完全无视其权威，因而形成了下克上的风气。
“政变”的实体 当时在陆军省，陆相为宇垣大将，次官为杉山中将，军务局长为小矶中将；在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为金谷大将，次长为二宫中将，第二部长为建川少将。参谋本部的中坚将校在上级将校的默认下，以研究时局为名，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叫作樱会（一九三○年）。为刷新内外诸政，树立军部政权，着手计划“政变”。三月事件的首谋者，包括小矶军务局长、建川第二部长、重藤课长等将校，此外还有桥本欣五郎、长勇等中坚将校。桥本中佐任驻土耳其武官，目睹觊末尔的革命，对之深为羡慕，是刚回到日本的（桥本中佐的《世界再建之道》及《革新的必然性》）。这个团体的人士与大川周明等的革新团体，有密切的合作。
十月事件与樱会 他们认为，要想肃清政党及金权势力的毒素，刷新对内对外诸政，只有依靠军部，断然进行政变，解散议会，拥立宇垣大将，成立军政府。于是，大川博士经小矶军务局长的同意，用口头或文书劝告宇垣大将请其出马。
这就是所谓三月事件。其计划是：“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三月，劳动组合法案向议会提出的当日，根据大川周明的计划，动员民间左翼及右翼分子一万人，从四面八方向议会举行示威游行，并爆炸民政党、政友会总部以及首相官邸。派了解该计划的干部管理各队的先锋，并布置各队成立拔刀队以排除可能发生警察队的阻止，而且使用爆炸性大而杀伤性少的炸弹。”（三月事件审判记录）在这个计划中还有动员第一师团及近卫师团包围议会迫其解散，并强制若槻内阁辞职，拥立宇垣大将为首相，以上级官担任各要职。幸亏宇垣大将没有承认这个计划，终于泄漏而归于失败。后来军部中坚将校屡次策划的建立军部政权的企图，也常与这一次同工异曲，但同样无结果，
大川周明一派与军部配合策划用政变实行革新的运动，对内方面虽然归于失败，但对外方面却由关东军参谋在满洲实行了。这就是所谓的满洲事变。
三 满洲事变（一）
日本大陆发展政策 日本自明治以来，在内政与外交上有两个潮流。一个是受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称为自由民主即民主政体的一派，后来也称为英美派，它的思想大部分浸入到宫廷、政党及民间。明治时代民主思想的始祖是福泽谕吉；而在政治方面当初是以大隈信侯及板垣退助的反藩阀势力为代表的，也就是后来产生政党的起源。另一个是模仿德国的军阀政治，军部和一部分官僚在山县有朋元帅领导下，在政治上、思想上形成独立的一大军阀势力。海军方面，有山本权兵卫大将为首的长时间形成的萨摩派势力；陆军方面，有山县元帅领导的一派形成的长州派势力。海军由于仿效英国，与模仿德国的陆军不同，因此其中有不少人能理解英美的民主主义。
随着当时的潮流，明治的藩阀外交站在所谓富国强兵主义的立场上，运用了日本的发展政策。然而，日本的发展鉴于当时周围的状况，只能是向邻近地区即事实上唯有向东亚大陆发展。日中、日俄两次战争之后，日本终于经过朝鲜把势力伸张到满洲。这又是解决日本人口问题的一个方法。满洲是中国领土的边境地区，俄国的势力从北伸进来，日本的势力由南向北扩张。同时，美英的扩张通商贸易的经济政策，也明显地开始重视东亚。这种形势在大正以后也大体上没有变化。
如上所述，日本的大陆发展政策结果只能以中国为对象。中国的排外运动乘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高涨的民族主义的潮流与苏联革命的影响，突然变得激烈起来。日本向大陆伸张，和中国的排外民族运动之间如何调节？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现实问题。满洲问题就成了这个问题的试金石。
日本在满洲的权益 保全在满洲的权益，无疑实际上成了岛国日本生存的问题。因为日本粮食不足，资源缺乏，而且在世界现势上没有移民地。如何保存在满洲的权益，这是日俄战争以后历届内阁烦恼的问题。
满洲是人口稀少而又未开发的中国边疆。日本从俄国接收过来的权益，有旅大的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经过逐次开发，每年有将近百万人从中国本土来到这里，而且其中大部分在此定居。满洲因为是中国的领土，随着中国人口的增加，中国的政治力量也增强起来，终于要排除外国权益，自己来经营满洲，于是就和日本发生了利害冲突。
日本在满洲权益的基础，是关东州的租借地。它同其它的中国租借地一样，有九十九年的租期。但是日本从俄国接收过来的时候，在公文上只有二十五年的短租期，这个期限已剩下不多了。因此，日本希望没法延长这个期限。
加藤外相的抱负 大限内阁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加藤高明为外相。加藤由驻英大使卸任返国，就任该内阁外相之前，拜会英国外相格雷，并与之商谈有关东亚的各种问题。
这次谈话也偶尔触及到满洲问题。加藤大使谈到旅大租借地期限问题时，强调日本在满洲权益的重要性，并且说：“日本已经在该地建设了永久设备，广植树林，绿油满山。”格雷外相回答说：“日本不仅在关东州种植树林，而且种植了‘血’，所以日本重视满洲问题是必然的。”表示了对延长关东州租借期限问题的谅解。因此，加藤大使回国后就寻找机会解决这一问题。
所谓二十一条问题 大限内阁成立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欧洲爆发了。日本因有英日同盟的关系，决定参加大战，开始攻击山东胶州湾的德国租界地。加藤外相企图趁此机会解决满洲问题，遂令他伦敦时期以来的部属政务局长小池长造，编拟对此问题的草案，其结果对日本的进路造成了无可挽救的重大过失。这就是大隈、加藤政党内阁留下的难以抹掉的污点，严重地损害了政党内阁的信誉。
小池局长参照军部与同中国有关系人士的要求起草方案，加藤外相将此方案交给驻北京的日本公使，令其向中国政府提出。案中包括的事项，有关于满洲的，有关于山东的，更有关于中国本土一般的。日本不仅要求对满洲及山东的特殊权益，而且对中国本土也要想得到一种优越的地位。最严重的是对中国本土的一般要求事项，后来就仅仅作为希望事项处理，最后日本方面将其撤销了。
中国政府接到这个要求后，不但将它秘密地提示给英美驻华代表，而且也向外国记者透露，煽动了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世界舆论，从而激起了国内排日热潮。延长满洲租借期限问题虽不久已交涉成功，但中国方面对其余的山东问题、中国本土问题，特别对称之为希望事项的一般问题表示了强硬的态度，世界舆论对日本此次交涉也加以谴责。日本方面发出了最后通牒，尽管长时间使用高压手段，但收获不大。在交涉的问题中，日本只取得了满洲方面极不完全的权益与若干山东问题，而一般问题不得不由日本方面撤销了。
经过这次交涉，日本信誉几乎扫地，英国外相格雷也通过驻英的井上大使，劝告加藤不应过分妄行。日本经此次交涉之所得，除在满洲及山东的若干权益外，就是暴露了对中国的野心，引起了国际对日本的不信任以及中国人民排日运动的高涨。中国问题不再是日中之间的问题，它已变为世界问题。
美国根据门户开放政策，以保全中国领土及经济上之机会均等为其政策之重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要求表示完全同情，对于其它国家的对华积极政策，不管其理由如何，常持反对的立场。
日本对华政策的错误 中国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始觉醒，此时日本应该洞察世界大势，清算过去近视的对华政策，应该决定以日中亲善与合作作为国策。然后，日本将山东交还给中国，并请中国答允日本在满洲的要求。制订确立包括这些内容的对华政策，从当时情况看决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然而，经过二十一条交涉，尽管日本知道以武力对付中国所能得到的限度，但寺内军阀内阁却继续对中国使用武力的政策，这是日本的政治家对世界大战的意义及后来的国际动向缺乏洞察明识的缘故。
大多数日本的领导者，只能看出问题而没有见识，不明了世界大势，也不明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如何的意义。他们只认为“中国就是中国”，头脑里仍存着历史上对中国的印象，拘泥于眼前的利害。长州派、军阀大本营的寺内内阁，成立于大隈内阁之后，重演了比二十一条还要恶劣的过失，使日本的信誉更趋降低。这就是寺内内阁以数亿元西原借款的援段（祺瑞）政策。日本援助当时得势的安福系军阀，借此取得权力，其结果引起了中国革命势力及一般中国民众的反感，排日风潮因此更无法遏止了。
满洲问题由于二十一条交涉及援段政策，没有达到任何的根本解决，问题仍然留下来了，留给田中外交及币原外交来处理。
四 满洲事变（二）
日本对华外交存在着两个流派 如前所述，在大正时期有国粹派和自由派。这就是藩阀与政党、军部与文官的对立，以致后来在外交方面，以中国问题为中心，这种对立是以田中外交与币原外交作为代表表现出来的。当然，这两个派别，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且各有混淆不清之处，而他们在思想上也有根本的差别，加上对国际形势认识的不同，因此两者在政策上的差别非常之大。币原外交代表自由主义政策，它观察整个世界形势，认为美英领导的民主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大势，因而主张应与代表民主主义的美英合作，贡献人类福利作为国策基础，而对外政策，不应采取直接行动，而须以外交手段解决。因此，对于战后国际机构的国际联盟、华盛顿会议，不但予以承认，并且认为，只有在其范围内与其合作，才可以达到日本的繁荣和进步，这是合乎国家的最大利益的唯一手段。币原外交的态度，在国际间是以谈判与协议并根据谅解来行动的。因此，对华政策方面，对满洲与中国其它地区不加以区别，而且对于当地的日本侨民亦采取由当地中国当局保护的办法。
田中外交代表积极政策，它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机构，仅仅是维持富有国家现状的机构。不论是国际联盟也好，华盛顿会议也好，并不能解决国际纠纷的主要问题，特别是东亚问题，尽管由于苏联革命而变得非常重要，而国际联盟对此并没有加以深刻考虑。日本应当遵守国际上的条约是当然的事，但中国的排日风潮在苏联革命后愈益激烈，日本的权益一直蒙受损害，对这种情况并没有能够想出国际上的救济方法。国际联盟等国际机构，一点也不热心积极地维护正义与公平，它只不过是维持国际间资本主义现状的英法机构而已。满洲问题是日本独有的问题，只能日本自己单独解决，并应采取自卫的积极政策。其对华政策实际上是认为，满洲是中国之特殊地区，主张特殊处理，并且对在华日侨采取由现地日本当局保护的政策。
华盛顿会议的意义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采取的军阀的积极政策，由于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二年）而被清算了。这是原敬内阁（内田为外相）时期。多年来作为英日两国对东亚政策的柱石的英日同盟也被废止，日本重新承认了根据国际联盟条约、四国公约及九国公约所规定的国际主义。根据限制海军条约，英、美、日的主力舰比例规定为五：五：三，并且禁止各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务设施。对中国方面，承认其民族的要求，各国商议给予援助使其实现。根据凡尔赛条约，日本从德国继承下来的对胶州湾特权也归还中国；并决定撤废在中国所设的邮局。然而，只有日本在满洲的权益没有涉及。
日本虽因华盛顿会议而处于被动地位，但已开始根本改变对华政策，从过去的以中国为对象的发展政策。改变成作为日本的合作者的善邻政策。当时当局的见解认为，为了使日本强大起来，就不能与中国对立，而应该与中国合作，应建立与中国共存共荣的善邻关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满洲问题的解决。否则，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日本开始认识到在东亚的使命，如果日本无阻碍地渐进式地扩展自己的势力，自然可以得到东亚安定势力的领导地位了。
原敬首相被暗杀之后，继承他的日本领导者，应当用巨大的政治力量在内政与外交上强力推进这个正当的新政策，更应当设立有力的宣传机关努力进行正确指导，使国民对国际形势有深刻的认识。
对币原外交的谴责 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条约与决议，在北京举行了关税会议和法权委员会的国际会议（一九二五年）。后者根据中国方面的要求，以废除治外法权为目的，前者是以中国恢复海关自主权为目的。日本代表日置大使，在这个会议的开头就提议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这表示日本政府是始终忠实地以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来行事的。在这之前，对于交还山东问题，已由小幡公使与王正廷间进行交涉，并在逐步实行（一九二二年）。
交还山东交涉及北京关税会议，是币原外交的第一步，而与币原外交有重要关系的佐分利贞男，后来当了驻华公使。
北京的国际会议（一九二五年）是在冯玉祥等左倾新军阀为基础的段洪瑞执政政府时期召开的。当时中国军阀战争不断，而且中国的革命运动开始猛进，蒋介石的北伐军从广东出发，段执政政府垮台，北京完全陷于无政府状态，正在举行的国际会议终于虎头蛇尾而自然消失了。
在日本，军部和政友会对民政党内阁的攻击已逐渐猛烈，反对及谴责币原外交之声越来越强烈。谴责的理由是：“中国内乱连续不断，从外部来挽救它到底是困难的。币原外交虽符合中国之意，但反而得到相反的结果，中国只是内乱，日本只是徒然丧失权益。”
蒋介石的国民军北伐到处胜利，也到处惹出了问题。在容共联苏的政策之下，由苏联顾问训练的军队已经赤化，蹂躏外国权益，镇压土豪劣绅。其结果，无论在汉口还是南京，都发生了大掠夺，在南京的英美军舰向中国军队开炮。南京的情况很悲惨（一九二七年二月）。但是，对日本领事馆的暴行行为当时并没有引起日本军舰开炮。荒木海军少尉负责领事馆的守备，后来感到未能完成保护而自责剖腹自杀。此时，日本舆论激昂起来，认为日本蒙受屈辱，都是币原外交的结果，于是对政府的谴责达到白热化了。反对党抨击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的政策，并主张应在当地保护侨民，必要时应断然派兵，而侨民从危险地区撤退，有失国家威信，也丧失权益。
于是，民政党内阁垮台，而出现了政友会内阁，田中大将任首相兼外相，任命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一九二七年四月）。
田中奏折 田中大将是长州派的宠儿，早年历任军部要职，从佐官（校官）时期起，已在陆军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梦想当前辈的维新时代的元勋。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向西伯利亚出兵之时（一九一八年八月），他任参谋次长，以实权指挥一切。但是，他公开采取对华直接政策，是从作为政友会总裁，继民政党内阁之后自己组织内阁后开始的。政友会多年来的自由主义对外政策，从这时起转变到军部的田中外交。
田中兼任外相时的政务次官是森恪。森恪当时是政友会中一名斗士，颇有势力。他的对华政策主张非常放纵的积极意见，和军部的极端分子联络，煽动对满洲采取强硬论。田中内阁成立不久，在大连召集与满洲有关系的军人及官宪，举行东方会议，协议并宣传对华积极政策，这也是他的主意。
东方会议前后，中国的报纸上登载了田中奏折的记事。这个有关日本最高政策的秘密文件作为田中奏折广泛地向世界宣传。田中大将关于日本对外政策的意见作为奏折的形式被流传开了。其内容是：日本占领满洲，再由华北向东亚发动军事行动，进而征服全世界。文件用具体的事实有次序地陈述，日文很流利，只是有一些在事实上有错误。
在日本，没有人相信有这奏折的存在，只认为是一种恶意的宣传而置之不理，但在外国特别是中国，都相信这是反映日本真正企图的文件。笔者当时在外务省任职，曾广泛调查这种文件或类似的文件是否存在，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也没有找到这种文件，同时认为其内容并不是田中大将本人的意见。恐怕是日本军部里的极端分子中的某些人收藏过类似的计划，而这种不负责的意见书落到他人手里，经过改写做成奏折而用之于宣传上。总之，可以肯定地说，田中奏折是由左右两派的极端分子合作编造出来的。然而，后来东亚发生的事态，和随之日本所采取的行动，恰似以田中奏折作为教科书按其所提示步骤进行的，因此外国对田中奏折的怀疑是难以澄清的。
田中大将与满洲问题 田中大将对满洲问题的方针，是将满洲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和中国本土分离，并打算将满洲问题与满洲实权人物张作霖之间解决之。因此，田中大将对张作霖把野心扩展到中央在北京出头一事，并不赞同。希望张作霖由于日本的援助，只固守住东三省得到事实上的独立。这样张即可与中央分离，同日本建立特殊关系，按照日本的意见解决满洲问题了。况且张作霖自己已经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四日）宣布东三省独立。至于中国本土，田中大将仍希望援助国民党使其成功，其条件是国民党默认日本与满洲的关系。
因此，田中大将同北伐中的蒋介石也有所联络，在蒋介石占领南京后流亡日本时，对于北进之事给予谅解。而与此同时，对于进入北京的张作霖势力，特派前任陆相山梨半造大将去劝告，让张作霖立即从北京撤退专心在满洲维持治安。当时张作霖已在北京就大元帅之职（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以中国元首自居。张作霖听到山梨大将的劝告后，突然严肃地说；“自己来到北京是与共产势力做斗争，我的战争也是日本的战争。但是，日本援助受到赤化的蒋介石，又劝我返回满洲，真意何在？”山梨大将对张的反问没有回答，他愤慨张作霖的傲慢态度，返回东京做了汇报。这件事使军部对张作霖在感情上发生了很大的裂痕。
另一方面，芳泽公使负着和山梨大将同样的使命，执行田中首相的训令。这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极为强硬的训令，其内容是：如果张作霖不听田中大将的劝告，与国民军发生冲突，战败后撤回满洲时，也许日本军将在山海关阻止其撤退。
出兵山东 田中大将尽管对蒋介石统一中国进行北伐已有谅解，但还是发生了日中两军的冲突事件。
蒋介石的北伐军受到了赤化，在共产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燃起了恢复国权意识，到处发生恣意掠夺暴行，蹂躏了外国权益。日本在济南的侨民被虐杀，日本的权益也濒于危殆。田中内阁对此采取了与前内阁币原外交不同的现地保护政策，当即两次派兵经由青岛前往济南，终于同国民军发生冲突。结果，日本军占领了济南（一九二八年五月）。这就是所谓济南事件。幸而这个事件没有扩大，蒋介石军在日本谅解下绕道北进。在华北的满洲军撤退，张作霖因田中首相强硬的劝告而撤回奉天。日本军出兵济南更煽动了排日风潮，关税会议以来币原外交所尽的日中亲善的努力也成了泡影了。排日风潮立即弥漫全中国，而日本却未能想出有效的对策。当时的排外运动是一种最有效的对外武器，蒋介石也充分地加以利用。中国的抵制日货，立即压迫着日本的经济界，以致经济界首先强烈地谴责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至此田中首相也多次考虑迅速解决济南事件，使日中关系恢复正常。于是，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底派芳泽公使到上海，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开始解决济南事件，经芳泽公使的努力，于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获得解决。随之，南京、汉口两事件，也由芳泽公使加以解决。日本承认南京的蒋政权即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日中之间又重开邦交。这是田中内阁的最后一段时间，笔者在北京关税会议之后，再度前往上海、南京，也是进行有关中国问题的济南事件的交涉。
张作霖被炸 张作霖当时在北京控制中央，骄傲自大，连苏联的中东铁路与在东三省的权益也准备着手收回，怎么也不会甘心受日本军部的指使，更不会把关东军放在眼里。日本军部因山梨大将的报告而对张作霖发生了极度的恶感。关东军甚至已经断定，不除掉张作霖就不可能解决满洲问题。
一九二八年五月，田中首相通过芳泽公使提出了强硬的劝告。之后张作霖于六月三日退出北京撤回满洲，他所乘专列在未到奉天站之前，由于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的阴谋，同多数随员一起被炸死（六月四日）。日本顾问町野大佐中途在天津下车，平安无事。
继承张作霖统治满洲的是张作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张作霖被炸死，是关东军参谋阴谋的结果，这件事后来作为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言才第一次公布于世。张学良在当时已经感觉到这是日本的阴谋，以致发誓日本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
田中内阁采取的对华积极政策，天皇也极不满意。天皇屡次督促田中首相在解决济南事件的同时调查张作霖被炸案的真相。天皇在知道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后，命令首相追查责任严厉处罚，以维护日本的国际信义。如前所述，虽然济南事件已经解决，但对严厉处罚制造炸死张作霖事件的责任者，因陆军的反对未能实现。陆军的理由是，如果公开此案，不仅严重影响对部属的统制及监督，而且将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于是不做公开处罚，只将直接负责人编入预备役，就此敷衍了事。天皇对田中首相信用扫地，以后再不听取首相的上奏。田中内阁也已经在议会上失去信任，终于不得不实行总辞职。军部对炸死张作霖事件敷衍了事的行动结果被得到承认，这是造成昭和动乱的一个动机，必须加以高度注意。
天皇的神化与宪法 关于处理炸死张作霖事件，日本主权者天皇的心意如日月经天一样明白，直接辅佐天皇的元老的意见也很明确（参阅《原田日记》）。根据宪法第十一条明文规定，天皇有统率陆海军的权限。即使是统帅权独立不属于一般的国务范围，但也很明白是属于天皇的。若天皇行使这个权限，严令统帅部即军部（指陆军）追究炸死张作霖的责任，问题也许可以直截了当地加以解决。但是，天皇如直接行使这个大权，又有违日本过去的传统。因此站在君主立宪的立场，只有将这种与政治有关案件，通过内阁总理大臣，经其辅弼之后才可处理。总理大臣可通过统帅部在内阁的代表军部大臣，实现主权者的意志。何况当时田中大将对军部保有相当的权威，是可以办得到的。
裕仁天皇即位之前，唯一的咨政元老是西园寺公爵。他是一位深受法国革命思想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西园向天皇讲的天皇学说是主张天皇应依照各负责地位人士的意见从事。一切政务经内阁大臣辅弼，至于统帅事项，应得陆海两总长（参谋总长及军令部长）的辅翼而行动。这是为了防止出现专制君主，当然符合宪法的主旨。天皇也非常忠实地按照这个学说行动，没有发布过依照自己意志的积极命令。这是非常好的君主立宪的态度。然而，天皇因此完全与实际政治隔离，他的地位也神化了，一切国务都由辅弼或辅翼负责人进言而决定。这是英国式的管理政治的方式，可惜日本的政治还没有进到英国那样的民主主义的地步。政治不直接与国民联系，而是由处于主权者与国民之间的势力所左右。主权者为取缔军部，而不能命令军部，要等军部的进言采取行动，由于这种矛盾关系是不可能取缔军部的。这样，宪法成了具文，问题还是存在，影响国家的存亡是当然的结果了。天皇神化，是企图代行天皇权限的人所真正希望的事。
元老及其周围的上层人士为不损害万世一系的皇室，以最纯真的忠诚心促成天皇地位的神化。元老希望代替天皇而负起责任，但由于在宪法上无应负责任的规定，虽然能在背后批判政治，而不能站在国民之前以坦然的态度指导国家大政。宪法上明文规定的主权，不由天皇直接行使而让其搁置起来，实权已逐渐移到别处去了。《原田日记》（西园寺公与政局）是了解这方面情况的最好的记录。日本民主主义发展迟缓，政党势力又小，尤其存在着英国式的立宪君主与国民之间插入中间势力的余地。
最欢迎这种状态的就是政府与议会都管不着的统帅部。昭和动乱期间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是统帅部违反主权者天皇的意志按自己意见独断专行所致，天皇只不过将统帅部的意见事前或事后加以承认罢了（如满洲事变发生时，朝鲜军越境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天皇地位的神化，在古时产生了武人政治，而现在产生了军部政治。军部因此摆脱了最高的约束，而从最后羁绊中得到放任自主。军部为了取得实权，高唱统帅权独立与国粹论，也抨击天皇机关说，并迫害天皇身边的近臣，企图策划政变，进行暗杀和叛乱。这些行动本来相互之间没有意识上的关联，但都以实现军部独裁为其直接或间接的目的，实际上由于不断使用这些手段，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象宪法这样的国家基本法变成虚构的或死条文时，国家将变得危险。即使任何理想的好宪法，如不由该国家的成员即国民，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不以身体力行来维护它的话，那么宪法就会不知觉地不存在了。昭和动乱的原因，在于日本宪法死条文化，这对日本的将来是一个重大的警告。历来对国家意志存在的立场不明了，或是国家意志分裂的时候，如果意志过分集中在一个地方，这对国家也是颇为危险的，自古以来经常由于这种情况而使国运倾落了。
无法统制军部 查明炸死张作霖的责任并予以严厉处罚，尽管是天皇的意向，但田中首相缺乏实行的能力，而且军部首脑也阻挠其实行。军部的实况，已经到了这种连基本名分都不遵守的无统制、无纪律的地步。而隐蔽炸死张作霖事件的理由，是唯恐对国际关系发生恶劣影响，因此就给了军部一个印象，今后凡是对国际关系有恶劣影响的阴谋，就是实行了，国家也可以默认。有关国际关系的阴谋成功了，当事人成了国家的功臣，即使失败，其恶劣影响国家也必定替他负责，当事人不受任何制裁。这种最危险的思想，不知不觉之间在军部里扎下根了。
武人政治自明治以后变成藩阀政治，武人以统帅权的权势想强行自己的意见，这种倾向已经在明治维新初期的征韩论上得到表现。参谋本部设立之后，台湾总督儿玉的《对岸计划》，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田中参谋次长时的西伯利亚出兵问题，都是军部强行自己的意见。在炸死张作霖事件上，积极外交的首领田中首相不能对军部怎么样，也不能实现天皇的意旨，军部为实现自己的计划，终于导致了连天皇也不畏惧的状态。
五 满洲事变（三）
币原外交的复活与佐分利公使之死 田中政友会内阁之后，出现了滨口民政党内阁（一九二九年七月），恢复了币原外交。芳泽公使的后任，内定以驻苏大使佐分利任驻华公使，笔者襄助之。
当时币原外交有两个重大任务：一是对中国问题，二是伦敦海军裁军会议，都是华盛顿会议的延续。前者是币原外交恢复之后，根据华盛顿九国公约与决议的宗旨，将日中关系恢复到正常这一困难的事情，后者是根据华盛顿裁军条约，以规定的主力舰比例五：五：三，来决定如何解决补助舰的比例这一困难的问题。海军问题，是会议召开前的一项紧急事项，币原对之相当重视。
在中国，蒋介石的北伐总算成功（一九二八年六月），不久将孙中山的遗体从北京西山的香山寺移至南京，在紫金山的中山陵举行了盛大奉安典礼。各国借此机会承认南京政府，局势也渐渐安定下来。佐分利公使于刚恢复邦交之时就到中国上任，和当时取得革命成功的国民政府要人交换了意见，并到各地考察之后返国，准备向政府提出重要意见，但当时外务省忙于裁军会议的事，对于中国问题，没有充分地与新公使商议。佐分利公使在东京空费了时间，时时刻刻失去了改变对华政策对中国方面发生心理上影响的好机会。在这时候，佐分利在箱根自杀了。一般人难于了解佐分利自杀的原因，但有识之士已经感到解决对华问题是如何的困难了。
佐分利公使死后，中国问题的重担就落在笔者的肩上了。
全权代理公使 中国的舆论欢迎复活币原外交，因佐分利公使的突然死亡，发生了很大动摇。不少人认为佐分利公使长期逗留东京而后自杀，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没有能实现公使意见的结果。日本提出小幡大使作佐分利公使的后任。小幡大使以前曾负责归还山东的交涉，对币原外交有深刻理解，而中国的报纸以此认为币原外交终于要倒转回田中外交而加以反对。其反对的理由是，小幡大使曾以公使资格驻华多年，曾任大使馆参事追随日置公使，并在大限内阁与中国交涉二十一条问题时曾采取强硬态度。中国政府因此拒绝同意任命小幡。左倾的国民政府，当时在革命外交的旗帜下，所表示态度相当强硬，一直在恶化对日本的舆论，排日风潮又突然激烈起来。
当时日本已陷入不能派遣正式公使的窘境，币原外相为打开僵局，任命笔者为全权代理公使，负责一切交涉。这种任命是表示暂时不派正式公使。笔者为恢复日中邦交，数年来在南京、上海间富有波澜的外交生活，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这期间与南京政府的关系得到改善，笔者继而被任命为正式公使而留任。笔者的工作，当然要扫清田中外交时期的混乱，更要继续北京关税会议以来的币原外交，以期得到结果。
币原外交的全盛时期 自从鸦片战争订立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以来，各国与中国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享有治外法权、固定关税、租界的特权；这种特权又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各国都得到均沾。各国的特权，又因管理海关、义和团议定书中关于驻军、设立租借地的条款而越来越多，使中国几乎处于不能动弹的半殖民地状态。在北京英国公使领导下的各国公使团会议，事实上具有管理中国机关的权威。中国民族的国民运动，是将中国从各国特权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在这时具有强烈的排外色彩，特别在苏联革命之后，由于共产党的挑动，更变得非常有革命性了。
笔者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没有参加过北平的外交团，只留在南京、上海之间，为改善与国民政府的邦交，着手将两国间堆积如山的悬案，加以具体解决。中国方面亦熟知笔者至今处理中国问题持有怎样的态度，欢迎对笔者的任命，给笔者寄以全面的信任。笔者也将精力用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以调节日中利害。首先将关税问题作为最大的问题加以解决，西原借款的债务整理问题也有了眉目（此事得笔者的前任矢田总领事之力很多），并且将要着手进行处理不平等条约的法权问题。日中关系迅速得到改善。蒋介石为重建其军队，排除德国顾问，用日本顾问，从日本招聘了多数的教官。国民军统一了中国南北，日本政府和军部都已和国民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使国内外人们都感觉到日中两国关系开始走上了轨道。各国也有很多渐渐仿照日本的做法，币原外交的全盛时期得到了暂时实现，可惜这个时期未能长久继续下去。
英国对华新政策 英国是最保守又是最进步的国家。英国在华有许多权益，是最有势力的国家，英国公使事实上是北京外交团的首脑。但是，国民革命终于在中国取得成功，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日本公使开始在华中活动。自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以来，在华中设立公使馆的国家增多，以致北平公使团完全变成没有对象的外交机关，各国因此不得不对新形势加以深刻的考虑了。
英国为建立适应中国新事态的体系决定了新政策。这是采纳了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柏拉德的草案，由保守党内阁的外相张伯伦于一九二九年发表圣诞备忘录方式宣布的新政策。英国根据这个新政策，改变过去的保守政策，承认国民政府，接受中国的要求，实行改订不平等条约，并具体商议将租界及其它权利交还中国的问题。这是英国洞察中国民族运动而决定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策。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是蓝普森。英国新政策的内容是和日本当时推行的对华政策完全一致的。美国以及其它欧洲各国，也同英国同一步调。因之，英国在对华政策上，常常保持着领导的地位。
象英国这样的国家，一旦确立了政策，就要彻底照这方针去实行，这表明英国政权行政机构的完善性，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在日本，虽然尽力制定了好的方针，但因政府机关的不统一，军部恣意干涉，政党不理解外交，没有舆论健全的支持，使币原外交一点也不能超越某种限度向前发展。民政党内阁由于已经受到反对党与军部的压迫，越来越损失政治力量，致使币原外交受到日本国内不断抬头的国粹论者的牵制，实行得非常不彻底。在这期间，英美和中国方面交涉迅速进展，修订不平等条约已有了眉目。若是这样，中国很容易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
中国想利用同英美交涉来促进同日本的交涉，但和英美交涉已经进到这样的程度，对于踌躇不定的日本方面交涉，已经没有重视的必要了。
中国的革命外交 日本过去屡次和中国方面交涉，都把困难的满洲问题摆在最后，不提有关满洲的问题，先就中国本土改订不平等条约交涉，以此力图全面改善日中关系，在改善后的气氛中按顺序来解决困难的满洲问题。
北京关税会议自然消失之后，中国政府趁中国民族运动的高潮，提出革命外交，宣布条约已届满期者一律无效，所以将已满期的与比利时条约首先废除。日本对于改订将要满期的日中通商条约的交涉，丝毫也没有异议，当时已在北京进行改订条约的预备交涉，芳泽公使与顾维钧外交部长之间已开始谈判。其后笔者也和国民政府之间进行谈判。日本方面对条约之改订，先以公正的态度向中国方面表示，以此作为解决满洲问题的前提条件。
中国方面尽管也充分理解日本的意向，但因英美方面和中国的交涉进行得非常顺利，致使其欲加速实行恢复国权政策。
外交部长王正廷是左倾军阀冯玉祥系统的人，是蒋介石旁系的能干的外交家。他看到大势已对中国有利，便发表了他的对中国革命外交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第一期是关税自主和收回海关，第二期是收回法权，第三期是收回租界和租借地，第四第五期是收回内河及沿海航行权、铁路以及其它权利。这个所谓革命外交的进度表，其宗旨是在极短的期间内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收回一切利权，和各国的交涉如不能在预定期间内解决，中国将单方面废除条约并断然收回一切利权。王部长的革命外交全貌详细地刊登在报纸上。笔者鉴于以上形势，一方面向政府提出警告，以满洲问题为中心的日中关系遇到了危险，另方面决意回国向币原外相陈述意见。在此之前，为确知中国当局的意向，在南京到官邸拜访了王外交部长，这是一九三一年满洲事变发生前半年的事。
王外长回答日本公使笔者的询问，确认报纸上所发表的内容，不但收回外国利权，且包括满洲，并说明中国方面对于旅大的租借权与南满铁路的经营也都将按照公布的顺序准备收回。笔者当时非常忧虑，担心过去笔者所费的苦心也许将付诸流水。王外长的这个强力推行的革命外交方案的发表，引起内外舆论的重视，严重地刺激了日本的军部，并对正在进行的币原外交以致命的打击。
满洲的排日风潮 币原外交虽对日本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做出了划时代的改善，但对于处在半独立状态与日本最有关系的满洲，却未能得到改善。
从感情上说，继承张作霖的张学良无论如何也不能象其父那样对日本采取妥协态度。他完全是在英美人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当时的顾问端纳是英国人。张的思想是极端排日的。他亲手枪杀亲日派杨宇廷以表明其态度，又参加国民党，撤销满洲半独立的状态，将五色旗降下改悬青天白日旗，树立了公然排日的方针，用很露骨的办法想把日本势力逐出满洲。
在这种形势下，满洲日中间纠纷日益增加，日中双方交涉案件堆积如山。南京中央政府的权威本来没有伸到满洲，但张学良为了发泄对日本方面的不满，以不是站在地方立场所能解决的为借口，拒绝进行交涉。交涉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都不能解决，悬案一直在增加。日本在满洲取得了租借权，在铁路附属地以外也有土地租借权，但因中国官宪的压迫，日本人及长年居住的朝鲜人的租借土地，不用说重新申请，就是维持既有权利也已感到困难。同时也开始了收回满洲铁路的运动。中国方面要自己建设与满铁平行的铁路线，并委托外国（荷兰）公司在葫芦岛进行大规模的筑港，企图使日本经营的铁路及大连商港失去价值。关东军的任务是保护日本权益及日本人与朝鲜人。鉴于这种现象，它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用外交手段解决，已经除了使用武力别无办法了。
日本人口问题与满洲问题 当时，日本人对国家与民族的将来，具有非常的神经质。日本作为一个小岛国，当然耕地狭小，其它的矿物资源也不足。甲午日中战争时期有三千余万人口，其后三千年增加了一倍达到六千万，每年人口增加近百万。如何保养这样众多的人口，这是可以动摇日本国策根基的大问题。在不可能实行海外移民的情况下，日本积极开发朝鲜和台湾，更以在满洲的经济活动来不断地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海外贸易是不可缺少的，但这也得有对象才可以进行。因此，满洲问题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大。日本人的勤奋并不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准，而只是为了生存。
国际联盟否认战争，以维护世界现状作为方针，并根据这个方针实现裁减各国军备。但对应解决的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即经济问题，只有自由主义的空论，而世界实际上又回到以欧洲各国为中心的经济封锁的状态。
移民问题 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在英帝国内部也有增强帝国主义倾向的趋势（一九三二年缔结了渥太华协定）。法国与荷兰这些殖民帝国，为维护本国的利益，只能越来越对外国进行封锁。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极端国家主义的时期，各国的政策完全离开自由贸易的原则已相去太远了，国际联盟的自由经济原则的宗旨已完全被忘记了。日本为保养不断增加的人口，靠用自己汗水劳动来发展对外贸易已经行不通了，只好强逼降低生活水准了。
这个问题尤其对近邻中国有关系。日本对华贸易因中国排日风潮而受到重大打击，而且在中国的日本人的纺织企业也因此受到了相当的妨害。共产党斗士李立三受过莫斯科训练，他以上海为中心煽动学生、工人运动，竭力掀起排日风潮。日本的权益不仅在中国本土，如前所述，在满洲也被置于张学良严厉的压迫之下。中国革命外交在王正廷的主导下，已经在全国发挥作用了。
日本不仅有关东州的租借地，而且在铁路附属地有行政权，还有百万朝鲜人居住在满洲内地。日本的这些权益，在排日风浪中，在当地加以防卫，当然不是容易的事。而且，日本不仅经济上在中国本土受到排斥，而且在满洲也被驱逐，日本人生活本身已经受到威胁。
笔者作为驻华公使对当时形态深表忧虑，认为要防止日中关系急速恶化，应在中国本土问题上让步，以解决满洲问题，因而尽力对日中冲突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笔者向政府郑重提出，应向国际联盟说明纠纷的情况，并明确表示日本的立场，尤其日本应迅速树立彻底的总括性的对华政策。总之，笔者相信，对于中国问题，日本内政外交正是应发挥强大的政治力的时候。一九三一年四月初，笔者返回东京，向币原外相直接报告一切情况，并补充说明上述的意见。
滨口首相被暗杀（一九三一年四月）之后，接着是若槻为首的内阁。当时前首相在执政末期表现出的征兆，已证实他无意站在大的治理立场来实行政策，这使笔者感到非常失望。笔者提出的具体方案之一是，如租界，先将价值较小的苏州、杭州租界从速归返中国，以表明日本对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但连此主张也因不易得到枢密院的同意而被政府退回。有的阁僚以笔者的态度过于同情中国方面而向笔者提出警告，这使币原外相陷于困难的境地。日本的国粹主义，不仅充满军队，而且弥漫到反对党和枢密院。围绕伦敦海军条约问题，军部确立统帅权的主张成功了，而政府历尽艰辛才批准了条约，但由于已受到右翼势力的压迫，故丧失了政治力量。日本政界还在玩弄暗杀的手段。当然，币原外交使外交走上正道是无可怀疑的，但它对与日本存亡有关的满洲问题却没有拿出使国民能接受的方案。政府在国家危急之秋，缺乏积极的指导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和能力，这是悲剧的序幕，也是日本自由主义破产的一大原因。这样的形势在发展，满洲问题从内外看都急待解决，而没有政治力的政府却束手无策，一方面对形势的发展感到忧虑，一方面又在袖手旁观。
满洲事变爆发 从国内局势上看，笔者所提出的意见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东京采纳。
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日本已面临国际危机。如人力不能防止的话，也至少应该尽力缩小危机。也就是在当地一旦发生任何不测事件，日本政府需要在对内对外上有一个坚定的立场，并做好处理的准备。当然，政府与军部为了统制国内防止不轨，应极力避免日中关系的恶化，另一方要敲响警钟，应该全力使世界理解日本的公正态度。当前中国革命外交情况已经清楚，而日本政府还是缺少对策，已经很明显日中关系要走到死胡同。既然走到死胡同，从外交上考虑，除以“坚实的安排”作为方针外没有别的道路。所谓“坚实”，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在外交上日本的地位能得到世界上的理解。笔者以“坚实的安排”的口号，在失望之余，复由东京返回任所，但仍决心努力挽回颓势。
在满洲不断发生具有危险的事件，如压迫朝鲜人的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被暗杀事件等。张学良对日本的态度是强硬的而带侮辱性的。笔者为根本挽回在满洲的两国关系恶化，和当时南京政府的中枢人物财政部长宋子文协议，寻找缓和满洲紧张局势的方法。当时宋子文和笔者进行密切的联络，协力改善日中关系，商议同赴满洲，亲自调查当地情形，找出解决的办法。宋部长的意见是途中顺便去北平，劝说在北平的张学良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再赴大连和前外务大臣现任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伯爵进行商谈，并制订有关满洲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案。
笔者将这个意见上报日本政府，经许可预备和宋子文在九月二十日从上海乘船北上。船位已准备好，但终于没有来得及实行。满洲事变突然于九月十八日在奉天爆发了。当时笔者仍不灰心继续交涉，准备同宋子文一起到满洲，使事变能局部化，以期达到解决的目的，但在等候日本政府训令期间，事态如燎原之火迅速扩大，故没有办法可取。中国将比事变向国际联盟提诉，终于到了无从采取外交措施的余地了。
在满洲事变爆发时。笔者向日本政府发出的电报的一节如下：
一、此次军部的行动，基于所谓统帅权独立的观念如此无视政府，煞费苦心所做的外交努力有一朝被破坏之感。为国家将来计，不胜悲痛之至。既然如此，希望政府应从速禁止军部之独断专行，依照国家之意志，停止军部不负责之不利宣传，更应表明旗帜，确立政府的指导……
二、国民政府方面知此次事变之严重，照例采取军事上不抵抗主义，而进行军事行动以外所有之对抗手段。当然，在党政一致领导之下，过去受过训练之排日机关正在开始活动。如断绝经济往来还好，但连在朝鲜事件时也未动摇的全国学生运动受到了最大的刺激，反日感情之恶化有甚于所谓二十一条时期，今后将更趋恶化。照目前情况，在满洲以外的各地，不能预料什么时候有不幸事件的发生。关于此点，尤望海军自重，请政府充分留意。万一日军推进至北满，则将与俄国发生冲突，事态更趋严重。
三、国民政府政策是迅速解决内乱（迅速地认真同广东方面的妥协终于实现了），以统一的力量，用“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将此次事件诉之国际联盟（由于最近宋子文的联络，同国联关系已变密切）及主张非战条约的美国，用全副内外宣传力，强制促日本军撤退，尽可能与归还山东时一样。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同日本国缔结有关今后满洲问题的适当的协定，还有为这个目的进行谈判时，国民政府也不会参加。因此，应该认识到此次事件能使日中两国处于断绝邦交状态。长此放任，由于国民政府方面的策动，日本将受到世界舆论指责。（根据远东国际法庭记录）
明治以来，日本逐步形成的国际信誉是极高的。日本的国际地位一旦被破坏，日本的国际信誉也将一落千丈，这种情况是负责外交的人士所难忍受的。
事变的扩大与地方化 尽管三月事件失败了，但军队中的中坚分子及上层仍在积极进行对国家的革新运动。关东军参谋与陆军省军务局永田军事课长等商量，秘密地将旅顺要塞炮移至奉天驻屯军的兵营；并积极宣传大川周明等要求对满洲问题采取积极行动的方案。土肥原大佐用了数日旅行中国各地，关东军昼夜不停举行激烈的演习，为保护日本在满洲的正当权益，军部早已下了决心，在不得已时采取自卫手段。
外务省看到这种不稳形势，极为注意形势的发展。驻奉天林总领事奉政府的训令，调查满洲危险的形势，并详细报告政府请其注意。币原外相接到报告后，将报告交给陆相要求妥善处理。南次郎陆相派遣建川少将去满洲，劝说关东军自重。建川直接领悟天皇意旨，使关东军勿做越轨行动，但旅行途中因访朝鲜军司令部，抵奉天时已较预定日程为迟。关东军幕僚正在饭馆里招待建川的时候，发生了柳条沟铁路爆炸，张学良的北大营兵营已受岛本大队的攻击，日本兵营的大炮已经向北大营开炮，满洲事变爆发了。
林总领事及森岛代领事将事件真相逐一电告政府。两人为了防止事件扩大，冒生命危险四处奔走。森岛领事往访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大佐，说明有用外交解决事件的希望，请军部中止行动，这时同座的花谷少佐（樱会会员）激昂地拔出长剑，对森岛领事威胁道：“再干涉统帅权，不能置之不理。”军人已经傲慢自大了。森岛领事得到既然行动起来任何人不得干涉的回答，只好回去。这时，关东军事实上在石原次席参谋的领导之下，开始全力突进了。
日本政府对炸死张作霖的当事人不能进行处分，更没有什么力量来对待军部。统帅权的独立已在政治上得到确认，连枢密院也充满支持军部的浓厚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军部已经达到完全独立的地步。而且，军队内部形成了下克上的风气，关东军从军中央部脱离，变成事实上独立的状态。反对共产党的国粹运动主张统帅权独立，反对裁军及明征国体，主张建设国防国家及革新国家。在此期间，现役及预备役的陆海军人运动，由于与一部分政友会党员及军部的结合，完全变成了政治运动。
若槻内阁虽用尽方法以防止事件扩大，但政府已不掌握日本军。当局还是认为最终军队也能追随政府政策，这是一种迂腐的想法。事实上，关东军无视政府的意向，北进至齐齐哈尔、哈尔滨，逐马占山至黑龙江，南进至锦州，终于成功地将张学良军队驱出满洲的最后据点。当时关东军威胁政府，如不支持军部，反而阻止军部行动，关东军将从日本独立，自己统治满洲。因此，若槻内阁只好从预算中支付军部越轨行动的费用。
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土肥原大佐，与板垣参谋等协议后，到了天津劝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并将其带到满洲，接着拥戴他，先推他为执政，后拥他做皇帝，急忙建立满洲国。驻欧美各国的日本使节，手持若槻内阁的满洲事变地方化的训电，反复向该任国政府说明。在不明真相的欧美当局看起来，这好象为军事行动制造烟幕的极为虚伪性的举动。
六 十月事件与血盟团
十月事件及“政变”的失败 满洲事变的爆发表示昭和动乱的箭已经离开弦射出了。军部的计划急速进展。他们认为，为了使计划有完满的收获，必须从速实现国内政治革新。以前，军中干部计划的政变即三月事件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受到训练的民众的参加，这次应不要民众只由军部实行。遂由桥本中佐等樱会会员中坚将校策划，制造了十月事件。它的目的与三月事件一样是推翻政府及议会，为了断然实行国家革新，必要时用暗杀手段，建立军政府，所不同的，这次不是拥立宇垣大将而是荒木中将。这次政变计划，因一部分参加者变卦，事为南次郎陆相所知，陆相加以阻止终于失败了。
三月、十月事件的参加者中的著名人士例如大川周明、桥本欣五郎被捕后只在形式上受到审判。特别是军部的态度极为勉强，内部的赏罚已完全失掉权威。在压力之下，世间也只有默认，因此军部就越来越扩大自己的过失。
中坚将校与青年将校 军中内部以及外间终于知道了三月事件与十月事件的内容，这使天剑党单纯的青年将校及支持他们的人非常愤怒。天剑党的成员决心杀身救国，但中坚将校等军中干部策划的以政变形式进行的革新运动是以参加人自己的飞黄腾达为目的的。后者主张夺取政权是为了个人的野心，夺取政权后也决定只以自己在政府重要部门中发挥作用。总之，后者并无改造国家的神圣精神，只是做维新元勋的梦，夺取政权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现在前者指责这些人每天寻花问柳，溺于酒色，非常愤慨地称之为堕落的干部，不能与之共事。他们要挺身彻底改造国家，认为必须首先除掉障碍这一神圣事业的人，并以高山彦九郎与明治初年的神风连自任。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多数的天剑党员血书宣誓，组织了一人一刀的“血盟团”，并且和井上日召和尚领导的暗杀团合并起来。
这个宣誓表示，为了改造国家除掉有害分子，将以一人杀一人为目标进行暗杀。先从军校学生起，后扩大到青年将校。他们宣誓后立即开始行动。
有直接行动力的青年将校和右翼行动派会合进行暗杀，给社会带来异常不安与压力。同时，它成了推进以军部为中心胁迫性的国家革新运动的助力。
血盟团的活动 因血盟团而牺牲的人相继出现。当时率领民政党的井上准之助、财界的如三井首领团琢磨等，以及居重要地位的自由主义人士，相继被暗杀，社会上充满不安，以致出现实业界人士争穿防弹衣的情况。
司法部虽可以逮捕处罚暗杀者，但不可能根本消除以军部为背景的暗杀事件。对破坏国家秩序的最重大罪犯的裁判，以“体谅其精神”的非科学的温情主义进行有名无实的处罚，受裁判的人不久又从监狱放出来，再着手更大的“工作”。统治国家的大义名分，已经极端混淆不清了，有人怀疑司法部在法西斯化。一般舆论对此也无能为力了。
军部的派阀斗争 天剑党的青年将校为达成革新国政所拥立的前辈，是国粹派的将军，如皇道派的荒术、真崎等将领。
这些皇道派愤慨于自由主义下的世道人心的颓废，注重国粹精神来处理思想问题，认为天皇的军队是神圣的存在，一旦国家处于紧急时期应牺牲自己。因此，应先明确国体，实行皇道，作为世道人心先驱的指导者。血气方刚的青年将校翕然集其门下，忧国慨世，高唱革新，连军部的统制也置之不顾了。当时，军部主流干部们认为这种风潮是产生军内部动乱之源，必须统制内部的秩序，排除极端分子，注重统制，因此产生了与皇道派对立的统制派。这一派分子，是以军部的干部为主组成的，继承过去军部的藩阀势力，对内外的政治阴谋感兴趣，其目的在于实现以军部为核心的军独裁政权，实施其革新政策，这一点在三月事件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皇道派是从国粹复古的思想出发，主张革新，敌视共产党，自然而然是反苏的。统制派军部本来的动向是爱好政治谋略，当前则致力于对华谋略。许多会讲汉语的驻华将校，以及和中国发生各种关系的人，组成了所谓中国派，而与苏联发生各种关系的人则属于所谓苏联派。
这样，在军队内部分为皇道派与统制派，进而更以个人势力分派。由于军人不善思考又行动力较强，因利害及感情的冲突，互相之间的斗争逐渐激烈。长官几乎无法统制，下克上风气严重，使日本军队完全失掉其本质。有些军人和右翼浪人，企图推出皇族出身的军人出来，施行所谓“锦旗革命”。
这样的军部，与外部的右翼及左翼分子建立了相互利用的关系。由于要进行国家的革新事业，其结果是更混乱，处于完全的无统制的状态。这些人乘着混乱，从内外来扰乱日本，这种策动是完全置日本的命运于不顾。
七 犬养内阁
犬养内阁的对华政策 若槻民政党内阁终于在满洲事变发生的一九三一年底垮台。这时元老也还有自由民主主义时代的惰性，仍想以政党内阁来挽回时局，乃推田中大将死后的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阁。犬养毅加入政友会任总裁不久即接受大命，即以当时政友会新势力代表森恪为书记官长，开始组阁。鉴于陆军部内青年将校的人望，邀请皇道派首领荒木将军为陆相，犬养的女婿芳泽谦吉，曾多年担任驻华公使，现任驻法大使，也被立即从法国召回担任外相，海相为大角大将。
森恪是政友会斗士，具有相当的势力。如前所述，田中内阁时期他曾任外务次官，与军部联系紧密，主张积极政策。他对陆海军部的革新运动，不但赞同，而且鼓励，并具有实现独裁政治的野心，梦想扩大满洲事变，在东亚建立日本的霸权。
政友会为了维持政权，只好强拉森恪参加内阁。他处在书记官长的中枢地位，使很多人忧虑犬养毅内阁真正要采取怎样的政策，尤其对中国问题如何处理，将是人们所注视的目标。
犬养首相的真意 犬养首相本来是孙中山的朋友，对中国国民革命有不少了解。鉴于他多年的阅历，相信对内外形势的判断不会有多大错误。然而，他是反对藩阀的党人，也引起了军部强烈的反感，而且他曾在议会上做长篇演说攻击军部。所以，他的对华政策，和以前田中大将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也是西园寺公爵推荐他组阁的重要理由。他想迅速解决满洲事变以恢复日中关系，以这种意图进行准备，瞒着森恪派萱野长知浪人，秘密前往南京。但是对当前政策问题，政府内部与政友会森恪一派及军部之间已经发生磨擦。
芳泽大使经由莫斯科视察满洲之后，回国就任外务大臣。当时日军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大体上结束了，问题是如何处理日军占领下的统治形态。关东军为了在满洲建立独立国，已经由土肥原大佐到天津进行溥仪工作，并有成果，于是做成了将来统治的方案。板垣副参谋长带着关东军的方案，回到东京。如何统治满洲是政府当前的重大问题，芳泽外相每日与军部协议。当然，政府无法拒绝关东军的意见。
八 上海战争
上海形势的危急 满洲事变的爆发推动了中国本土的排日运动。中国对外神经中枢的上海，突然发生了猛烈的排日风潮。上海最大企业的日商纱厂，由于共产党人的煽动发生了大规模罢工。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大会决定了中国问题的议案；又于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发表宣言，要消灭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为了排除在华的外国资本主义已经采取直接的行动。这次排日运动，较过去更明显带有政治色彩：预期扩大满洲事变，诱发日中间的骚乱。
驻防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由称之为左倾军阀蔡廷锴统率，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并不十分服从，是一支排日色彩浓厚的左翼军队。
上海日侨已从上海南京路事件即“五卅”事件以前饱受共产排日罢工的痛苦，这次罢工排日风潮使他们更加神经紧张起来。日军在满洲军事行动的成功，使日本人的意见逐渐强硬，连过去以稳健派闻名的大会社的分社经理，也和久居上海的日侨一样，主张对这次排日运动应采取断然的态度，对日本公使的笔者主张的忍耐自重意见不加理睬。笔者始终劝说他们，告诫不要轻举妄动而陷于诱发骚乱的阴谋，但他们竟派代表去满洲，拜访回国路过满洲的芳泽新外相，开始排斥笔者的运动。另一方面，内阁书记官长森恪公然发表暴力的强硬论，给一般人以为犬养新内阁对中国更有新的积极强硬政策的印象，终于使日中两国关系处于全面的危机。
东京协议 笔者对犬养新内阁的政策感到非常不安，并对芳泽新外相的意向也无从推测，遂呈准回东京，报告详细情况并陈述意见，同时也做好了不惜辞职的准备。这是芳泽就任外相一星期后的事，即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初旬左右。
新外相忙于当时满洲建国的问题，没有时间注意上海问题。尽管笔者催促，但与笔者会见的日期仍然一天天拖延下去。笔者向当局力陈上海形势的严重及危险，并强调说政府应一改使内外误解的态度，应公然而且明确声明日本政府的公正方针，但政府当时忙于协议满洲建国问题，已没有精力处理这种对华的全局性问题。
正当陆军在中国北方采取强硬手段的时候，好象与陆军竞争似的，上海的海军也表示了强硬态度。驻上海的日本海军中，也有血盟团分子。因此，上海的空气更加紧张起来。上海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为了攻击被认作祸源的上海北站附近的排日总部，向海军省请求许可以强力封锁这些地区并奇袭排日总部。笔者知道日海军中央当局批准了这个意向后，不得不对这种毫无考虑的行为表示惊讶。如采取这种手段，不仅立即给排日团体最好的口实，而且事情本身就直接意味着日中两军的冲突，笔者不得不反问，仅仅七八百人的海军陆战队，其结果将如何处置？海军当局终于取消了这种做法。
上海事态已甚危急，故笔者才能与芳泽新外相会谈。新外相已从谷亚洲局长处知道了笔者意见，对笔者的意见完全表示同感，望笔者从速返任，尽力防止上海不幸事件的发生，但对笔者关于声明新内阁对华方针以消除内外误解的提案，认为今日尚非其时，未予采纳。因此，一般对新内阁的误解，即政友会内阁又要恢复田中内阁时期的积极政策的误解，尽管决定笔者返任也未因此消除。笔者迅速离开东京，前往上海返任了。
笔者离沪期间，上海的气氛不断急剧恶化。有一次，日莲宗的和尚唱着歌打着扇鼓，路过排日总部的中国街，被中国暴民打倒，附近的日本浪人拔刀相救。这种混乱情形，使排日运动激烈化，同时也使日本人方面的态度极度地强硬起来。
第一次上海战争 当时日中之间尚未开辟航空线，笔者由神户乘最近期的长崎丸前往上海。从报纸和广播的报导中知道上海情况恶化。笔者一行离开长崎港时，已经听到日中两军在上海发生冲突。
到了上海一看，那里的情况很悲惨。各国在上海的驻军认为，上海一带的排日运动过于危险，随时可引起上海治安混乱，协议各国派兵部署各自担负的地区，进行共同防卫，日本陆战队也因此采取了行动。这时，日本陆战队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终于发展到战争状态（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战争果真爆发了，可是这时候日本海军连同停泊的军舰中的救援部队仅仅不过一千名。第十九路军有德国顾问指导，据有坚固的战壕，装备有列车炮，由几个师组成，同它作战无论如何是不行的。陆战队虽然善战，但这样打下去势必全军覆灭。三万日侨及其财产，已面临中国军蹂躏的危险。侨民集中到马头乘船回国。中国人因日中开战带着家财衣物，纷纷逃到公共租界避难，并拥挤在日本领事馆附近的外白渡桥边。这时日本陆战队的防线已濒于危急，中国游击队已出没于日军的背后了。
日本海军负有保护上海日侨和日本权益的任务，如果没有陆军的支援，已不能完成任务。笔者为避免日侨的死亡，经询问陆海军双方意见之后，请求政府迅速派兵。
中国政府因上海战争的爆发，更指责日本为侵略者，向国际联盟控诉。当时日内瓦正开国联理事会，立即将此案列入了议程。日本自满洲事变后，在国际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又因上海战争爆发，陷入更困难的状况。笔者无论如何不甘心让没有武装的数万日本人和亿万的权益一起被排日军队消灭。日本在上海有保护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是当然的事。军部因上海陆海军机关的直接请求，决定增派军队。
停战协定 海军以野村吉三郎为司令官，率领第三舰队运送久留米的下元混成（第二十四）旅团计一万名之陆军，急赴上海，而陆军则动员了第九师团，以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率领出征，并指挥在沪全部陆军。
为挽救上海危机，认为增派备有精锐炮兵的一个多师团部队足以应付，但以这些兵力仍不能将十九路军驱出上海地区。在大场镇以北展开了苦战。于是，更以白川大将为总司令官，率领三个师团增援。白川大将三月初抵达后，才将十九路军从上海附近击退。笔者认为既然日本军驱逐了中国军，便可恢复上海治安，决心必须立即停战，遂前往司令部，向白川大将商洽。笔者费了半天时间，才说服了白川大将，发出了停战令。和笔者同行的有松冈洋右，他也参加了谈话。白川大将的停战令起到了防止上海事件国际化的作用。国际联盟虽在三月三日举行大会，但上海已经停战，所以没有列入大会的议程上。
国际城市上海的防卫是由有关各国驻军共同负责的，所以维持上海的治安，与各国有共同的利害。日本与中国的停战交涉，以有关国家英、美、法、意四国公使斡旋的形式，在日中之间开始了。中国方面，当时汪精卫继顾维钧之后担任外交部长，任命外交次长郎泰棋为全权代表。在日本方面，既然是停战协定，事关统帅权问题，根据军部主张，任命植田师团长为全权首席代表，日本公使的笔者为次席代表参加了交涉。但是，各国代表以及中国方面，因过去的关系，均以日本公使为交涉对手，所以事实上这次交涉不得不由笔者一人承担。
停战交涉由三月上旬开始一直进行到五月初。在日本陆海军统帅权独立的抑制与国际联盟的监视下，和中国方面及各国代表在这个国际城市进行交涉，决非一件容易的事。笔者为解决这一复杂与困难的交涉，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上海事变爆发之后，日本政府似乎非常忧虑，犬养首相及芳泽外相特派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作为他们私人代表到上海。松冈洋右对笔者的工作，给予全面的理解和援助。停战协定的成立，除始终得到海军司令长官野村的理解与支持外，应特别提出有很多地方得到松冈的援助。
停战协定已达到成立阶段，上海气氛也恢复正常了，在四月二十九日天长节（天皇生日）那一天，举行了白川大将检阅日本军队的阅兵典礼。之后，日侨为庆祝天长节，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了庆祝会，军队、学校、日侨，以及多数各国来宾，也都到会参加。在这次庆祝会中，朝鲜左翼独立党金九一派的尹奉吉投了一颗炸弹，当场将在上海的日本干部全部炸倒，终于把河端民团长与白川大将炸死。野村司令长官、村井总领事、植田师团长、民团书记长都受了重伤。领事馆一个女职员也失掉一只眼睛，笔者亦受到濒死的重伤。
笔者没有屈服，仍在医院进行最后交涉，卒使停战协定于五月五日顺利成立。
停战协定的交涉地点在英国总领事馆。出席的各国公使制成文件。为签署这个协定，由日方冈崎书记官、英方伯刺克班秘书官及中国方面秘书张似旭，带了协定到福民医院笔者床前。当时笔者已处在危险状态，在痛苦中将许多文件签署之后，告诉中国方面的张似旭说：“日中两国本来应当亲善的。希望这个文件能作为将来日中亲善的出发点。”当时能否抢救笔者的生命已成疑问。张秘书回到会场之后，以感动的心情将笔者的话转告给与会的代表。签名完毕之后，笔者即被抬进手术室，将受伤的一腿全部切断了。
上海治安已经恢复，日本陆军不久从上海全部撤退，一切也都恢复原状。
九 犬养毅首相被暗杀
满洲的军事管理 犬养首相不能违背宿愿，但他又无力抑制军部解决满洲问题，也没有能力阻拦关东军建立“满洲国”的行动。军部建立“满洲国”的方针，内阁也不得不加以承认。后来，满洲问题不归外务省管理，另设了一个对满事务局（总裁由陆相兼任），事实上归军部的管理之下。
上海战争结束之后，将不需要的兵力立即调到满洲，用于维持满洲的治安。锦州问题已经解决，“满洲国”以山海关为起点，以长城为“国”境。日军扫荡了境内不满分子。当时，发生了是否将热河省并入“满洲国”的问题。因为热河省也在长城以北，故将其划入“满洲国”，于是关东军又出动讨伐热河的汤玉麟军队。
犬养首相被暗杀 犬养内阁甚至不能如若槻内阁那样，从正面反对军部对满洲的占领政策。非但如此，森恪书记官长等政友会一派人士，事实上与陆海军的极端派勾结在一起进行活动。然而，犬养首相本身的想法，实际上与军部的政策明显不一致。首相已是一个纯粹的党人，很早已被列入青年将校的黑名单中。五月十五日，血盟团的若干团员由一个海军中尉带领，闯入首相官邸，把老首相拉到日本房间来。首相说：“让我把话讲明白。”他想说服带枪的“贵客”，但这些“贵客”已经是铁了心肠的人，讲多少也不会使他们明白。“讲话没用！”“开枪！”号令一出，子弹已射出去了。
老首相身染鲜血，倒在榻榻米上。初是政党内阁的首相，政友会总裁原敬（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接着是民政党内阁的滨口首相（一九三一年四月），都被右翼分子暗杀了，使日本民主主义的发展受到致命的打击，但最后政党内阁的首领犬养老首相被暗杀，是最悲惨的一次了。
政友会内阁随老首相的命运同时垮台，森恪后来也因患病死去。
由于没有商量好，陆军军人很少参加暗杀犬养首相的血盟团团员的活动，主要是由海军人员干的。首谋者海军将校被军事法庭判处五年徒刑，后来又将刑期缩短，不久即保释出狱又予重用。这就是当时现役军人闯入官邸惨杀政府最高首脑的制裁方式。
血盟团用直接行动暗杀犬养老首相，政党内阁已告寿终正寝。用恐怖手段，将站在反对军部势力立场上的政党及政党政治家打倒，以切断对内对外国政的防堤。军部的这种行动，已无人能正面加以阻止了。
然而，上层多数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地忧虑到若不能阻止军部活动，至少也要将它缓和，使之不致破坏大局。元老或用海军的力量抑制陆军，或用外交的力量恢复对军部的节度。这就使得国内政治势力互相牵制，以期防止政治的极端化。这种姑息手段，不仅不能挽回大势，而且一旦堤防崩溃，将如洪水一般的激流，加速度地向前冲。特别是对外政策的混乱，逐次发生了破坏作用，已不知何时能停止了。
满洲事变发生时，币原外相曾用电话与金谷参谋总长商谈要事，因此中坚将校认为外相用电话来叫参谋总长，有损军部最高干部尊严，遂请闲院宫元帅担任参谋总长。军中中坚干部拥戴皇族作木偶，按自己的思想调动军队，利用皇族的威力，想威压政府及一般人。这种企图，和使天皇神化同出一辙。海军方面也加以仿效，请伏见宫担任军令部长。这样一来，由中坚将校推动的统帅部，对内阁更发挥了它的威力。
政党内阁终结 明治维新是日本受到世界潮流洗礼而发生的。在维新时期活跃的人物均是以德川时期外围诸侯为中心的。其结果，明治时期推翻幕府的，是以萨长为主的藩阀政治势力。反对藩阀的政党势力，最初在反藩阀势力中形成，以后随民权自由思想的普及，发展到有主张有主义的政党。政党的长足进步，是因为与继承藩阀势力军部对立的结果，近代化政党的出现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
日本终于随上了世界潮流，当然也使以国民为基础的政治机构得到发展，但还是发生了激烈的反动。有自由主义者与反动势力的斗争，有政党与军阀的斗争。但是，政党的斗争，由于政党本身无力与过失，以及日本人一般缺乏政治训练，再加上反动势力的野蛮和直接行动，结果惨败。它的最后一幕，是犬养首相的被暗杀，这也意味着政党政治的最后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