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的决定·第一

作者：汉普顿·赛德斯 ·美国

出自————《魔鬼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我们是在巴丹半岛战斗的私生子，

　　没有妈妈，没有爸爸，也没有山姆大叔，

　　没有婶婶，没有叔叔，没有外甥，没有侄女，

　　没有药片，没有飞机，没有大炮，

　　……甚至没有人诅咒。

　　 拉尔夫·埃默森·希布斯医生躺在丛林里一个破烂的阴沟边。

　　 他的牙齿    打着冷战。

　　 疟疾突然袭击了他，像通常一样，他的腿失去了力量，象是拴上了重物。成千上万的细菌在他身体里复制，疟原虫在他的肝脏里爆发并进入血液。医生对自己的病也无能为力。他不能工作，也不能思考。像每个人所做的那样，他不得不忍住发烧的折磨，无助地颤抖着在被战火打得千疮百孔的路沟边劳动。作为一名陆军上尉和衣阿华医学院的毕业生，希布斯是第2步兵团31营的外科医生，他一个人负责700名野战士兵的健康，但是他没有奎宁。当1942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时，尽管巴丹半岛已经成为大批虐蚊的孳生地，但是他却无法获得奎宁来治疗疟疾。

　　 希布斯医生与另外几千个疟疾病人一起，沿着山区蜿蜒的道路向马里韦莱斯走去。世界已经陷入巨大的恐慌和混乱中，人们向南跌跌撞撞地奔跑，以躲避来自前线的骚乱和屠杀，因为在那里，几个星期以来，日本人冷酷无情的杀戮已经达到了高峰。一位当事者后来描述这场撤离：“成千上万的人像春天溪流入河一样潮水般涌入丛林。”士兵们则在弹坑之间和弹片密集之处开路前行。丛林为他们所有人提供了掩护的幕布。失事的吉普车翻滚到一边，留下深深的辙痕，在蕨类植物上燃烧。藤条被烧焦，树叶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炮弹撕开了雨林的华盖，让午后的阳光得以渗透通过。

　　 据来自某个地方的传言说金将军将要在早晨提出投降。希布斯得知这个消息后既感到宽慰又感到悲伤。每个人都知道这种状况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是一场糟糕比赛的参加者，”希布斯后来写道，“我们无法再存活下去，更不用说战斗了。”人们只留下枯瘦的，心惊胆战、神经脆弱的躯壳。他们精疲力尽，正如一位士兵所描述的那样：“连我们的头发都感到疲劳不堪。”他们用临时收集的武器战斗，靠临时准备的食物生活。一天一天由井然有序变得极度混乱。水手作为步兵服役，他们从坠毁的飞机上拆卸下各种零件，组装成机枪向敌人开火。吃的方面更是糟糕，腌牛肉变成硬面饼，硬面饼变成大蜥蜴，大蜥蜴变成毛毛虫。在平常的情形下，军中兽医也许会关照负责运输的骡马的健康，但是现在他们看到的则是这些牲口被杀掉制成“战地牛排”。随着防线不断地被突破，任何宣称要坚守阵地的主张都是荒谬的。现在巴丹半岛上的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退的地步。地面上充斥着医院的病人、倾倒的弹药箱、军用器材以及被打散的部队。巴丹半岛的南部如此拥挤不堪，以至于一位美国军官记述说：“轰炸机只要随便投下几个夏威夷山芋，就会造成有军事价值的人员伤亡。”他们前面是第14帝国军，身后是南中国海，不管人们如何去描述这次撤退行动，如后退演习、战略退却或其他一些委婉的说法，现在都因走投无路而毫无意义了。而他们上方则是零式战斗机。几个星期和几个月来，天空中都充斥着三菱发动机嗡嗡的轰鸣。轰炸和扫射无情地咀嚼着菲律宾人的小棚屋，使大片褐色的草地和甘蔗林在旱季燃起熊熊大火。“相片乔”是美国人对敌人侦察机的称呼，它大摇大摆地在头顶盘旋，通过电波向总部发回美菲军队的准确位置，以便日本炮兵可以精确地向美军阵地倾倒致命的弹雨。甚至出于种种原因，即使敌人派出臃肿的小型侦察飞艇，美国人也无法把它赶出天空。

　　 飞机不仅扔炸弹，还扔宣传品。随着战斗的进行，传单从天空中不断飘落下来。一张传单还描述了一位妖娆的女人引诱士兵上床。“在恐怖到来之前，让我陪伴在你身边……共度良宵。随时随地我都在。软软地靠着我，把你温暖的手贴在我的乳房上。”最近的宣传则转为笨拙的最后通牒。

　　巴丹半岛马上就要被扫平。希望得到增援的想法是毫无用处的。如果你们继续抵抗，日军将会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无情地歼灭你们的力量，直到最后一个人。进一步的抵抗是毫无用处的。你们，亲爱的战士们，马上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吧。

大日本帝国元帅

　　 然而对于巴丹半岛的人来说，真正的敌人是疾病，它不但可以置人死地，而且可以消磨士气，其影响力不亚于第14军。对于过去那些令人恐怖的疾病，现代医学已经有了治疗办法。如维生素缺乏症，劣质卫生疾病，丛林腐烂病，性病等等，并且，当然还包括亚洲热带带菌者传播的疾病。野战医院充斥着各种各样伤口发出的腐烂气息。由于缺乏维生素B，人会患上脚气病，感到关节疼痛和奇怪的胀大，正如一位士兵描述的那样，左边的腿“感到水肿并且抽痛”，心脏也像拖拉机陷在沼泽里一样，跳得很吃力。

　　 希布斯医生在前线为第31步兵团工作，他看到了所有的状况，甚至遇到了其他许多更糟的病例，但是他最终发现自己不可能治愈那些患者，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药物。医院内已经人满为患，护士被安排到室外简易棚屋居住，那里有粗糙的树枝和古老的菩提树的树根。

　　 在整个巴丹半岛的各个作战单位都配备了各种各样的装备，但是看来第31团不成比例地只是获得了疾病和死亡，特别是在后来被包围的几个星期内。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人员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活动，而且由于他们离军需官太远，因而得到的供应比其他单位要差。离前线越近，军需品供应越少，已经成为一个神秘而古老的事实。31团在战前以豪饮和英勇善战而著名，被戏称为“口渴第一”，但是当他们来到巴丹半岛时却被称为“饥饿第一”，因为他们是当地美军中最受饥饿折磨的部队。

　　 在最后几个星期的战斗中，流血是可怕的。希布斯医生的记忆里就充满了最后战斗的绝望和残杀的痕迹。一天早上，希布斯发现自己抓着一条主人不知身在何处的大腿。另一天，他治疗了一个小战士，发现他头上被弹片严重损伤，伤口如此之大，以至可以发现露出来的森森白骨。希布斯于是声明这个年轻战士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后来他又奇迹般地挺了过来，只不过时常陷入昏迷。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整个部队被迫后撤，但是医疗队没有担架或救护车来运送伤员或阵亡人员。希布斯永远不会忘记，当他们撤退进丛林时，那个鲜血淋淋的男孩在医疗队员肩膀上晃动，像一只被浸湿了的破布玩偶。他们战斗时会把这个年轻人扔到地面上，然后拾起他继续撤退，然后再把他放下进行战斗。整天都是这样循环往复，而这个男孩则像是一个占卜撤退吉凶的福神。这种努力看上去很不值得；男孩的脑浆正从他的头上流出，他的脸上已经沾染了一些颜色；他的脉搏很微弱——但是他还在呼吸。对于希布斯来说，此情此景是对史诗般的巴丹半岛战斗的比喻，即尽管英勇搏斗，但终究回天无术。

　　 晚上，当战斗平息下来时，一位名叫亨利·李的中尉猛地冲出自己的散兵坑。作为深受菲律宾军区司令部直属连成员爱戴的军官，李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并且在波莫纳学院接受教育，在那里他首先培养起了对文学的渴望。在巴丹半岛，他与精干的菲律宾战士并肩战斗，以“菲律宾侦察机”著称。无论何时他都不拿枪，他通常被发现在手里握着一支钢笔。从李所做的诗句中，我们可以抓住最后几星期的精神状态。诗名叫《战斗前的祷告》，写的是对战神的敬意。

　　信念干涸了

　　我跪下来高吁我的主人

　　我不乞求苟且愉生

　　也不需要子弹转弯

　　我只想获得驾驭波涛的力量

　　以及另外一件事……

　　教我去恨。

　　 失败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到来，持续了4个多月。由于处在整个大包围圈中，巴丹半岛的陷落并不能单单由武器决定，它是一首史诗，主要标志就是物质、精神和材料的损耗。正如约翰·赫西所描述的那样，真相对于巴丹半岛的人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短缺”。希布斯开始在菲律宾履行职责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尽管战争的威胁已经隐约可见。马尼拉在军中被认为是最舒适的一个地方，号称“东方珍珠港”，懒散的军官们在远离了一天的暑热后可以换穿整洁的鲨鱼皮西装在嘉来夜总会尽情地跳舞，喝杜松子酒和品尝圣米格尔啤酒。希布斯与一位马尼拉街头女孩发生过一段风流韵事，她叫费拉芙·坎波斯，是一位年轻漂亮的混血儿，还是菲律宾群岛银行总裁的女儿。希布斯写道：“我们两个都不在道德的道路上寻求帮助。”去年11月份，即零式飞机第一次袭击吕末岛两个星期前，希布斯给自己在衣阿华州奥斯卡卢萨的父母写了一封轻松的短信。“这里一切都是平和的。”他写道：

　　在东方的生活悠闲自在，人们只强调及时行乐而不考虑未来。由于这里集结了巨大的军事力量，日本人进攻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我能再一次决定自己的去向，我就可能已经到英格兰去了。这里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爱你的，拉尔夫

　　 到了1月份，希布斯认识到了自己如何把无忧无虑的心境放错了地方，但是他仍然尽量把形势向好的地方想。他本质上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努力从阴影里看到希望，把目前的困境归咎于武器和医药供应的延迟，以及所犯的一些可以挽回的错误。希布斯是一个身材瘦小、带着眼镜、具有吉米·斯泰瓦特般和蔼特征的年轻人。无论世事如何冷酷，他都保持一种幽默感，他的眼神里也总是闪烁着恶作剧的光芒。2月份，希布斯给他的伙伴发出了另一封信，事后证明这是他在巴丹半岛进行的最后一次通信–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中所渲染的欢快场景根本就不存在。

　　生活并不大坏。我有一张竹床、一条毯子、很多的水和太多的蚊子。食物还算可口——水牛、猴子，偶尔还有骡子。每个人都很满意，非常健康，没有必要担心。我们有很多的房间进行演习和战斗，当然还有几间留给我们居住。为了把小牛带到牧场，我们将推迟行动。

拉尔夫

　　 这封信被广为流传，在《莫伊内什文摘》上发表时，还毫无讽刺意味地加上一个标题：“事情并不是太坏。”

　　 实际上，希布斯发现猴子肉远远称不上可口。这种肉在色彩和外观上丝毫引不起食欲，如果不得不吃它，给人的感觉就像生番吃人。希布斯后来写道：“咀嚼一小片这种肉，就感觉它在嘴里变得越来越大，必须动用所有的肌肉。多数猴子肉被放在我们肮脏混乱的工具包内，以免受到干扰。”正像猴子所做的那样，巴丹半岛的菜谱也变得越来越古怪。饭食包括猫、蛞蝓、老鼠、各种晒干的昆虫，以及大蟒的肉和蛋等。一些菲律宾人以吃狗而著称；狩猎为生的伊哥洛特人则教会了这些战士丛林生存技巧，特别是培养了他们对一种狗杂汤的喜爱。“有一种习俗是在宰杀狗之前把米饭纳入狗的胃中，然后再把装满了大米的狗胃煮熟，”希布斯回忆说，“这种与胃的粘液相混合的软绵绵的大米很是美味。”到了1942年4月8日晚上，“事情”对于希布斯医生来说已经变得最糟。他坐在阴沟里发抖，高烧几乎夺去了他半条命，广阔的丛林里爆炸声此起彼伏，仿佛要把这里的一切都毁灭掉。投降已经迫在眉睫，这些人得到命令销毁他们的武器以及任何可能对敌人有价值的器件。他们向着天空把子弹打光，引爆手榴弹，遮盖住炮兵阵地，拔掉枪栓，把枪炮解体，把其他的部件扔进丛林，部队则把沙子倒进吉普车和装甲车的油桶中，或是当引擎发动时拔掉油路阀门等。在巴丹半岛南端密布着像毛细血管一样曲折蜿蜒的小铁路网络，沿线的战士并没有立即扔下他们的武器，因为他们正在等待着金将军发布投降声明。

　　 当天晚上突然发生了一系列爆炸，希布斯把它描述为“启示录”。他正在倾听和感受在远东的美国军队垂死的喘息声：爆破班正在引爆美军最后一个大型军火库，以免它们落入日本人手中。那天晚上，巴丹半岛南端被照得如同白昼，一个人可以毫不费力就能看出半岛复杂的轮廓，它的沟壑和停歇的火山，以及无数伸进大海的海角。气势磅礴的科雷吉多尔岛礁在马尼拉湾不住地闪烁。希布斯医生缩在堑壕里，以防自己遭到爆炸所带来的尘土、碎石和弹片的伤害。这一次引爆了大约几百万美元的炸药——销毁了成百上千个小型弹药库中的炮弹。大爆炸所达到的TNT当量之强令人难以想象，硬是把希布斯从发烧的昏迷中惊醒。“它是我曾经看到过的最大的焰火展示会，甚至比衣阿华的交易会还要热闹，”希布斯说，“每一次爆炸，我的身体都好像被弹到了空中。”

　　 弹药库的爆炸声逐渐减小了，最后给丛林撒上一层厚厚的火药尘雾。希布斯又沉沉睡去，直到晚间某个时候被一阵骚乱吵醒。地面在一阵隆隆声中颤抖，夜仍然不会沉寂，灌木丛微微发出被扭曲的嗖嗖声，像是正在经受强风的冲刷。巴丹半岛上几乎每一名军人都感受到了发自远方的一阵猛烈震颤，它发出的声音很低，持续了大约20秒左右。“你肯定会以为它是地震。”希布斯在床上用肘支起自己，迷迷糊糊地嘟哝着。附近知道情况的一个菲律宾人跑过来说：“先生，它确实是一次地震。”

　　 第二天，4月9日早晨9点钟刚过，爱德华·金将军爬进一辆吉普车，从他的指挥部向北开出，来到日本一侧的战线，与本间正春将军的授权代表谈判。当金与其他四个随从在风中举着白旗沿着布满车辙的道路前进时，这位来自乔治亚州的将军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受人嘲弄的一笔。在1865年的同一天，李将军与格兰特在阿波马托克斯的房子里会面，同意向联邦军投降。现在，77年过去了，金将军打算在他放下武器时要成为美国历史上仅次于阿波马托克斯的一次投降。将近有7.8万名在巴丹半岛上的美国和菲律宾士兵处于他的指挥下；此外，还有大约两万名菲律宾平民被卷进了战争。

　　 那天早上，金换上他最后一件干净的军服，以便使他在那个场合下尽可能保持尊严。金是个高雅、和善、沉默寡言的人，他在乔治亚大学获得过法律学位。作为一个对内战史很有研究的学生，金评论此时的心情肯定与当年李在与格兰特会晤前时一样，当时这位同盟军将军说，“我宁愿死一千次。”

　　 然而金知道他已别无选择。他的部队已经被打散，而且道德败坏，许多士兵挥舞着枪口抢劫食品仓库和运输车辆。金注意到日本发动被称为“耶稣受难日攻势”大规模进攻已经持续了五天，现在，吕宋岛的战斗效率已经“快接近零点。”他的军需官汇报说仅仅有的一半定量的食物能够发放到个人，由于分发系统的崩溃，甚至最后一餐也成问题。此外，还有大约24000人挤在野战医院和巴丹半岛南部的医疗站。“如果我们不向日本人投降，”金在当时说，“巴丹半岛将发生历史上最大的屠杀。”他推断说，”我们的医院已经爆满，并且处于敌人火炮的射程之内。我们没有进一步组织抵抗的手段。”

　　 日本对吕宋岛的空袭开始于12月7日，在夏威夷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但是在菲律宾由于跨越了国际日期变更线变成了12月8日。由于一系列不能理解的大错和不可思议的坏运气，日本的轰炸机和零式战斗机摧毁了大部分停在马尼拉北部克拉克机场的美国远东空军的飞机。在几小时之内，美国就失去了制空权。

　　 在攻击的最初几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开始掌管菲律宾的防务，他也进入了一种朦胧状态。他躲在自己在马尼拉饭店的阁楼里，几乎不能对事态进行任何有效的控制。当他最后出来时，勉强调整了防御策略，即橘子作战计划，但这个方略一直在绘图版上停留了好几年。这个计划设计出众且易于执行。宣布马尼拉是“开放城市”，美军有系统地从首都周围的战壕和工事撤出，并在巴丹半岛摆下阵势准备迎接本间的第14帝国军的冲击。圣诞节前几天，本间的部队在仁牙因海湾登陆，打通了向南进军马尼拉的道路，他们有几千人还骑自行车行军。本间横扫了毫不设防的首府，发现自己仅仅遇到零星的抵抗，麦克阿瑟的主力已经深深地进入巴丹半岛，那里都是无路可走的丛林，一系列陡峭的火山的马尼拉湾，非常有利于进行长时间的防御战争。

　　 巴丹半岛对于防御者来说是完美的，但是同时也造成了从外部获得食物和军火的困难。橘子作战计划是建立在陆军在巴丹半岛坚守待援、直到海军横跨太平洋实行援救行动的基础上。但是，事实上海军根本不存在：太平洋舰队几乎在珍珠港被破坏殆尽。如果没有舰队打破日本的封锁，就不可能把足够的供应物资运送到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以便在半岛的尖端建立强大的防御阵地，实现对马尼拉湾的控制。这样的防卫体系很快就变成了野蛮的消耗战，正如后来所描述的那样，成为“消费而没有补充”的战争。

　　 从一开始，巴丹半岛就成为美国的塞莫皮莱，似乎这种英雄般的防卫行动已经注定了最终的失败。一位日本军官把美国在巴丹半岛的困境比作“一只装进麻袋的猫”。一位菲律宾侦察中尉兼诗人亨利·李把巴丹半岛描述为“我们自己设置的一个小捕鼠器……不夹身体，只夹尾巴”。这些人在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进退维谷，每天的配给不到15盎司，被迫使用陈旧的、生了锈的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武器作战。华盛顿的战争部在形势发展还不算太晚的时候简要地提出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营救美国人的计划。但是到了1941年圣诞节，华盛顿已经把巴丹半岛看作是一个沦陷的地方。罗斯福总统采取了“欧洲第一”的策略，决定集中美国的一切资源于欧洲，而避免在两条战线同时进行全面战争。在人们对如何赢得战争的主要策略争执不休时，巴丹半岛这个远方前哨的命运却已经注定了。到12月底，罗斯福总统和战争秘书亨利·斯蒂姆森向温斯顿·丘吉尔透露说他们已经万般遗憾地勾销了菲律宾。斯蒂姆森有一句后来变得特别著名的令人胆寒的话说：“现在是必须让那些人死去的时候了。”

　　 但是，在被围困的4个月期间，美国当局却不断地告诉士兵说食物、弹药以及药品正在运输的路上。罗斯福总统承诺了许多他知道永远不会实现的诺言，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通过广播向菲律宾人民保证，“每一艘可以利用的船只”都在去往吕宋岛的路上。罗斯福还给麦克阿瑟发出激动人心的消息，说“供我们支配的每一艘船都被派往西南太平洋去最终摧毁侵略者”。麦克阿瑟既是罗斯福欺骗的牺牲品又是自欺欺人的典型——因为他宁可相信战争部通过海底电缆传送的精心措辞的、描述太好形势的电报，而不愿相信血腥的事实。麦克阿瑟正确地判断出自己已经被华盛顿出卖了，然而同时却又受天生的乐观主义所支配。麦克阿瑟本人发出的一份最彻底的承诺是1月15日以散文风格直接写给部队的公报，即使以他的标准来说也具有历史意义。“增援正在路上。”他发誓说。

　　成千的部队和成百架飞机正在调遣中。但增援部队突破日本人的封锁到达这里的准确时间还是未知数。我们的部队必须坚守阵地直到援军抵达，因为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我们的供应是充足的；坚决的抵抗将打败敌人的进攻。现在的问题就是缺乏勇气和决心。逃跑的人只会遭到毁灭，而战斗下去的人将保全自己和拯救他们的祖国。我号召所有在巴丹半岛战斗的战士坚守岗位，击退每一次进攻。

　　 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来抵御每一次进攻，他坚守在自己的混凝土掩体中直接指挥战斗，这个掩体位于科雷吉多尔的“大石”下面的马林达地道内。他从科雷吉多尔出发，走两英里的水路来视察在半岛被围困的部队。不论公平与否，他特立独行的习惯不久就使他逐渐在步兵中赢得“独木舟”的绰号。实际上，麦克阿瑟在无数的场合都表现出了他的个人勇气；他对危险毫不顾忌，往往在空袭达到高潮的时刻，不戴头盔从掩体中出来数小时，出其不意地探访他在科雷吉多尔的士兵。但是在巴丹半岛，人们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看到麦克阿瑟。他们在散兵坑内忍饥挨饿，背诵着原本由一位美国记者所写的圣歌，以表达他们被抛弃的心情和某种在困境中的傲骨。

　　我们是在巴丹半岛战斗的私生子，

　　没有妈妈，没有爸爸，也没有山姆大叔，

　　没有婶婶，没有叔叔，没有外甥，没有侄女，

　　没有药片，没有飞机，没有大炮，

　　……甚至没有人诅咒。

　　 到了3月，当情况变得真正绝望时，罗斯福总统命令麦克阿瑟离开他在科雷吉多尔的工事。带着最大的秘密，将军和他的家人坐鱼雷快艇离开，然后转乘飞机到澳大利亚。在麦克阿瑟离开之际，他的同窗，一位受人敬爱的、喜欢狂饮，绰号“皮包骨”的乔纳森·温赖特将军从巴丹半岛赶到科雷吉多尔，接替他对菲律宾的指挥，接着爱德华·金将军取代了温赖特的位置成为坚守巴丹半岛最后几星期的司令官。甚至在被授予这个不讨好的职位之时，金就知道他必定是要投降的一个。“他完全明白自己接替这个位置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悲剧，”一位军事史学家写到，“但是他毫不畏惧地忍受了这一切。”

　　 但是使金将军难以下投降决断的是他没有得到上级的同意。在做出他称为“耻辱的决定”时，金没有在高层得到任何赞同，并且事实上他的上级坚决反对这个想法——或者说反对向他们请示。麦克阿瑟已经明确表示巴丹半岛是不会放弃的。当他安全地把司令部转移到在墨尔本的办公室后，麦克阿瑟就打电报给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说他“坚决反对在任何情形或条件下，发布最终投降的命令……”“如果说最终结果是遭到毁灭，也应该在战场上给敌人以重创。”瘦弱的温赖特也站在毫不妥协的立场上看待这件事。对于罗斯福总统，温赖特发誓说：“只要有一个美国士兵和一点食物弹药就要让我们的旗帜在菲律宾飘扬下去。”当温赖特听说金将军的决定在那天早上投降时，他试着与金联系要求他取消这个行动。但是无论电话还是电台都不能找到金。温赖特写信给麦克阿瑟说他不同意金的行动并指示他不要投降。“我得到消息太晚了，无法改变这个决定，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了行动。”

　　 金将军以个人的名义单方面做出投降的决定从几个方面来说都是勇敢的。他在战后只会被认为是因为胆怯而违抗军令。然而由于他坚持独自行动，没有人在他上面发号施令，因此温赖特、麦克阿瑟和马歇尔都不必“分担任何责任”。它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是与牺牲巴丹半岛的作战本质相一致的。

　　 由于金能指挥巴丹半岛的军队，科雷吉多尔至少在目前为止仍然在美军掌握之中，并且温赖特本人可以决定是投降还是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各方面的人员，包括巴丹半岛的护士，只要不是太晚都可以跨海到科雷吉多尔。那里的8000人还有信心和补给继续战斗。在空中封锁中，岩石、树木、甚至每一棵植物都成为狂轰滥炸的目标，整个岛的表面都被剥光，并且布满了弹坑。但是凭借着大规模的地下坑道和掩体网络，科雷吉多尔的军队可以储存比金多得多的食物和弹药。温赖特可以坚持一个月。

　　 金将军所考虑的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到北部去面见日本人。他知道他的人有很大一部分都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以至于他们不能够到达日军所指定的受降地点。于是金准备了一份备忘录：“由于遭受长期围困，定量供应严重不足，他们已经很难徒步行进很远的距离了。”最终预见到了这一点，金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军用车辆和汽油储备，以便使战俘能够向北方行进，到达日军指定的目的地。他认识到，对于一个被打败的将军来说，请求胜利者允许他把自己的部队运送到囚禁地是非同寻常的，但是他非常希望本间能够接受他的建议，因为他估计日军没有足够的车辆完成如此庞大的一项任务——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么这将耗费他们更多战争资源，增加更多的压力。

　　 尽管两辆吉普车明显地插上白旗，但金的进一步行动几乎立刻就被几架日本飞机的进攻打断了。飞机俯冲下来向路上投掷炸弹并瞄准金的吉普车持续扫射。在早上更早的时候，金曾经派了一位使者提醒日军说他准备北上讨论投降的条件——日本人答应让他们安全通过——但这个命令并没有传达给飞行员。每过几百码金和他的随从就不得不跳下车蹲在路边以躲避对他们的袭击。飞机总是在他们身后盘旋，以便投掷更多的炸弹和用机关枪向路中央扫射。

　　 金的队伍向北部蹒跚而行，光躲避飞机就花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他们看见一架日本侦察机在道路上方低飞，并摇动机翼以示问候。从那时起，他们就再也没有受到骚扰。最后，他们穿越了日军防线，见到一个士兵，并被礼貌地护送到拉茂镇不远处的一家农舍里。

　　 他们被领到房子外面早已安排好的桌椅旁。由于在北进的路上吉普车不断遭到骚扰，金一边坐下一边擦去自己制服上沾染的路边的尘土。一会儿，一辆黑色的卡迪拉克驶到房前，从车上下来的是个子矮小、面庞冷酷的中山干郎上校，他是本间将军的高级操作官。本间现在回到了他在巴兰加的司令部；没有亲自露面，因为他认为金只是温赖特将军的一个代表，所以拒绝与自己军衔低的人进行谈判。

　　 一开始中山就没有搞清金将军与温赖特将军的关系，以及金个人提出投降的事实。中山并没有特别关注金所强调的巴丹半岛应该与科雷吉多尔区别对待的观点——尽管这两个地区从地理上讲完全不同，但是据日本人掌握的情况，这两个地方在军事上是统一指挥的。“对我来说考虑就任何有限的区域进行谈判是绝对不可能的……”无论如何，中山都坚持要温赖特亲自出面与本间将军协商投降事宜。最后金迫于压力，希望中山能从长计议并至少同意非正式地消除敌意。他提起了对于自己部下身体状况的担心，并且表示他的美国人和菲律宾人部队希望根据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得到善待。他随后要求允许他在日军的监督下，用美军卡车运送自己的人到任何日本人想要他们到达的地点。中山坚决拒绝了这些要求。他明确宣布本间将不会考虑金将军提出的任何条件——当然，除非温赖特能出现在谈判桌上。当金重申自己对部队的安全担心时，中山粗鲁地打断了他的话，说：“大日本帝国军队不是野蛮人。”

　　 金意识到他已经完全没有力量讨价还价。甚至在他们交谈时，他还能听见日本火炮的轰鸣。对于他的人来说，每多一分钟毫无结果的谈判就意味着离死亡更近了一步。他没有选择，只能无条件投降。他在大约12点半时，把自己的点45口径手枪作为佩剑的替代品放在桌上。

　　 巴丹半岛陷落了。爱德华·金将军成为皇军的俘虏。当爱德华·汤米·托马斯得知这个消息时，完全失去了主张，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以及该如何安排自己的命运。投降既没有标注在美军技术或心理手册上，也没有在他的训练中被拿来讨论。这个词甚至从未被提及。

　　 托马斯是通信团的一名中尉，他在上周一直与自己的战友坚守巴丹半岛，在前线附近跨越丛林架设紧急电话线。托马斯已经得到强烈的暗示，战斗的结束已经不远，因为指派给他们架设的电话线路一直在不断地改变。越过稠密的热带雨林架设电话线是一件繁重并很费时的工作。他和他的队员系着安全带，穿着钉鞋爬上树梢，用菲律宾大砍刀猛砍以标记线路。后来他们又牵过来一头骡子背负沉重的铜导线卷轴。他们拉开电缆把它挂在树上，仅仅使用一个小小的指南针和旧地图来猜测通过丛林迷雾的道路，以此到达刚才确定好的架线地点。有一次他们遇到一架日本飞机的威胁，另一次则遭到日本狙击手的射击，但是在大多数时间他们没有干扰地在热带雨林中独自工作，颜色鲜艳的雀鸟在上面叽叽喳喳地呜叫，无法看见的大炮则在远处轰鸣。他的手下有对丛林了如指掌的菲律宾人，他们在丛林中采摘草莓、竹笋、木菠萝、木薯根以及灌木丛中的其他野味，这可以帮助他们补足每日的食物定量。当看到成群的猴子在上面奔跑时，托马斯手下的一个菲律宾人就掏出点45口径的自动手枪进行射击。与第31步兵团的希布斯医生不同，托马斯认为炖猴子的味道极其“鲜美”，他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完全忘记了吃在嘴里的究竟是手还是腿，对他们来说，这个经历与“吃婴儿非常相似。”

　　 托马斯是一个声音洪亮、态度友善的大个子，他来自密歇根州的大拉皮兹，是个身高六英尺四，总是带着微笑的金发男子。他曾经是戈德温高中足球队的明星，但是生活中他总遇到麻烦，因此成为巴丹半岛队里坏运气的典型。当他还是一个婴儿时他的父亲就离开他的母亲而去，他的弟弟在一次电车事故中失去了一只手臂，然后又死于猩红热，在大萧条期间他家陷入了极端的贫穷，雪上加霜的是他家里还经常遭到贼人的光顾，在一系列变故后，托马斯只好自己谋生。他的母亲非常爱他，但是却不能帮助他。托马斯在高中的最后两年一直住在巴克溪一辆废弃的汽车里，靠卖报纸和暑期看护富人区的垃圾场挣钱过活。他想上大学但是无法负担学费，于是就参了军，相比在大拉皮兹的日子来说，这里的生活就像天堂，他挣着一份很有前途的工资(一个月21美元)，每天都有三顿热气腾腾的饭。

　　 在经过基本训练以后，他进入了位于新泽西州蒙默斯的信号团学校，在那里他学习技术成为一名无线电技术员。如果他想要升职，就必须在信号团学习很多东西，当他到马尼拉时，已经被提升成为2级中尉，这都是军队教育的结果。但是这一次军队却无法就一个问题给他答案，那就是如何使他放下武器，跨越丛林，步行7000英里[c原书如此，估计为“70英里”之误。]向外国军队投降。除了旧有的关于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美国从来没有输掉战争，美国人不会撤退，上帝在我们这一方——此外，还有一种无以言表的迷信说法，即投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它是导致灾难的细菌。托马斯说：“投降从来没有被提起过。永远不会有。甚至当我们知道它真的要到来时也不会。我们知道自己已经没希望了，我们将被抛弃，并且正在为注定的失败而战。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为那个不可避免的日子安排计划，因为承认它的可能性就是承认自己软弱。”

　　 结果巴丹半岛上被打败的步兵战士根本就没有命令可以遵照执行。半岛上所有的人都陷入了与托马斯所发现的一样的思维混乱之中。许多人决定进山成为游击队员。一些人甚至试图乘坐当地的小船逃离吕宋岛，向南方的维萨扬群岛方向航行，并希望以此能够到达澳洲。但是巴丹半岛上大多数战士都知道他们必须向日本人投降。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问题变成了：以什么方式投降？他们走出来应该排成一队还是两队？他们要举着双手在丛林中穿行吗？当他们出现在大道上时是一次所有人都过去还是派几名军官作为代表上去接洽呢？他们被监禁时允许携带什么个人财物？他们是不是要自己准备食物？以及将如何处置68000名在巴丹半岛作战的菲律宾人——他们必须与美国人一样投降吗？还是进入丛林回归他们的平民生活？

　　 更大的不确定因素——而且是他们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一旦他们放弃了自己，在他们身上将会发生什么？巴丹半岛上的人很少能获得自己期望得到的暗示。一些美国人抱着微弱的幻想认为日本人将会按照日内瓦公约采取更为人道的方式处置战俘，而一些人由于听到关于日本人在中国南京大规模屠杀的暴行而心惊胆战。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托马斯对他的捕获者将如何处置他们感到极为担心，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设想了一种较为美好的情形——尽管并没有迹象可以支持这种想象——即日本人最终将会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大规模交换美国战俘。

　　 美军从来没有与如此一支知之甚少的军队作战。在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第一次见面就将包含两种骄傲的文化的极端的碰撞，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双方对彼此一无所知，但由于强烈的种族倾向而相互轻视。从某种意义上看，被打败的美国人已经成为自己族群意识和种族优越论的牺牲品。1941年12月前，许多驻扎在马尼拉及其附近的美国人都抱怨日本的威胁；坚信如果战争爆发，所有的冲突都将在几天内结束。对于他们来说，日本是一个拥有插花艺人和禅宗佛教的古怪国家。日本人个个都是“歪头斜眼”，身披浴衣却脚穿短袜和凉鞋的奇怪的小人。美国人把日本士兵丑化成为青面獠牙的类人猿，在西方现代化军人的眼里，日本兵既没有智慧也没有好装备，根本不上档次。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近视眼，这来源于古代部落的遗传，这样他们尽管很努力，也培养不出优秀的飞行员，这样他们在空战中通常会失去目标，自己毫无希望地坠入海中。许多日本专家则板着脸争辩说大日本不会对美国构成显著的威胁，理由是日本士兵大都用脑过度，因为他们既要学习复杂的字母表系统，又要学习构筑了他们书面语言基础的汉字，没有精力考虑其他。

　　 对于托马斯来说，他从来没片刻想过敌人——他的背景，他的文化，他的信仰。尽管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有关日本兵的偏见都是错误的，但是美国人却很少考虑以什么形象来替换它们。托马斯说：“日本人是敌人，仅此而已。当我最后面对面地遇见他们时，并不知道什么将要发生。”

　　 托马斯与他的电话维护队员一起隐蔽在一棵大树的巨大的树洞形的裂缝内，度过了4月9日的晚上；这里离公路有几百英尺远，公路上大批的美国兵正在极度的混乱中向马里韦莱斯前进。第二天早上，托马斯的菲律宾人小组成员决定向北穿越丛林，以便与家人团聚。托马斯希望他们能过得很好，并且含着眼泪挥动着手臂与他们道别。然后他决定自己去投降。他扯掉了汗衫，把它系在自己从灌木丛折下的一根长树枝上。慢慢地，他向下爬到路上，然后开始向马里韦莱斯的方向行进。几乎很快地，他就侦察到一小队日军也松散地向他们同一方向前进。他们身穿黄褐色的制服，背着战斗包，戴着野战帽，后面很时尚地拖着长长的太阳帘，帽前还佩带着一颗金星。一束明亮的闪光来自他们的点25口径步枪的枪管和刺刀。

　　 托马斯希望日本人对待一位信号团的工程师能够比对待一线士兵更和蔼一些。随着心律棒槌一样在胸中狂跳，他挥动着肮脏的汗衫站在路边。一辆吉普车在他身边停下，一个日本司机招手让他跳进去。几分钟后，他们来到了一个日本露营地，托马斯与一位说流利英语的年轻的中尉相见。他说自己在加州大学学习过，并且很喜爱美国。“某一天，当一切都结束后，我愿意回去看看。”

　　 然后中尉使托马斯吃惊了。“你愿意留在我这里，并且成为我的囚犯吗？”他问道。他指了指附近停的一辆很大的白色卡车，并表示他不知道怎么驾驶它。“也许你能？”于是托马斯同意作中尉的司机。作为回报，这位军官也客气起来，并且为他提供了香烟和丰盛的食物。“你不会试着逃跑吧？”他问道。

　　 托马斯摇了摇头：“我还能去哪儿呢？”

　　 “好——我信任你。”

　　 那天晚上，在享用了干鱼和大米做的晚饭以及日本米酒后，军官打手势要托马斯随他进入森林。他们来到一片林间空地，那里已经被清理平整，可以作为一块天然摔跤场使用。几个身上仅仅系着兜裆布的摔跤手正在弹跳，做热身运动，而一些观众则站在附近观看。摔跤的风格与相扑很相似，但是更加随意，有更多的自由发挥形式。在经过几场比赛后，军官用肘轻推了托马斯，并且说，“该你上场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托马斯谢绝说。

　　 ”你很快就会学会的。”

　　 托马斯脱下他的内衣，回合开始了。

　　 身长六英尺四的托马斯更高，但是他的对手更重并且有极好的肌肉。“我把手放在臀部，喷着鼻息，再跳起来，就像他们那样去做”，托马斯后来在他的传记中写道。他看着中尉，不晓得下面会发生什么事。他一把抓住了对手，但是日本人很快就挣脱开来。“突然，他砰地把我撞到地面，并且跳到我身上。我不能移动，裁判宣布比赛结束。”然后日本的摔跤手和蔼地过来把托马斯从地上拉起。当他站起来时，围观的士兵给了托马斯一阵掌声。“他们喜欢你。”中尉说。

　　 托马斯在随后的几天都为那个日本中尉驾驶白色的卡车，他沿着道路运送物资，寻找其他美军遗弃的车辆，看一看能不能修复继续使用。一晚上，在日本行营的火堆旁，托马斯问中尉什么命运将会降临到美国囚犯身上。

　　 “也许红十字将带我们回去。”托马斯乐观地说。

　　 中尉在含糊地点了点头后说：“但是你不能再战斗。”

　　 “我已经对战争受够了。”托马斯回答说。

　　 一个想法整天都在托马斯脑海中翻腾。中尉对待他看上去似乎真的很慷慨、很友好，但是托马斯渴望与自己的同志在一起。他是孤独的，而且是不自在的，因为他是日军营中惟一一个美国人。这真是一个奇怪得不能再奇怪的安排。他很乖巧地询问他的新朋友，他是否将要带他到其他投降的美国人那里去。中尉带着同情的表情离开片刻与上级商量，然后回来了。“明天，”他说，“我会带你去。”

　　 第二天一早，托马斯给中尉上了一堂驾驶课，以便使他自己能开车。然后他们开车到离马里韦莱斯不远的地方，那里有将近50名军官被关在匆忙搭建的铁丝网后面。起初他们对于托马斯从哪里来还搞不清，但是最后他从篱笆下面爬进去加入到美国人中间。托马斯向中尉表示感谢，然后说再见。警卫把军官与士兵分离开来，并且把他们编成组以便管理，然后就开始讯问他们关于战争计划和装备设置的事情。日本人显然对证实一个在皇军中广为流传的小道消息特别感兴趣，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传闻说存在一条秘密隧道把科雷吉多尔和巴丹半岛连结到一起。整个上午都进行单独讯问，随后，一个英语很好的日本上校来到这里向整个战俘队伍讲话。他说日本军队已经注意到美国人在守卫巴丹半岛期间作恶多端，大日本皇军决心报复。他举了一个特别的事件作为例子，说在一个叫做基纳湾的地方日军小艇突然在敌后登陆，但是在半山腰遭到伏击，美国人还想把他们赶到海里去。这场战斗非常惨烈，大部分是白刃战，双方都死了很多人。当日军拒绝投降时，美国人就驾驶坦克冲出来，直接向日军掩体内投掷燃烧弹，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导致日本人的大批伤亡。无论如何，日本上校坚持认为美国必须对基纳湾事件付出代价。他指示从各种军衔的美国战俘中挑选出10个人处死。这10个人，他说，将在第二天早上进行集体枪决。在经过讨论以后，不同军衔的10个美国人被选出。他们中包括自愿者托马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没有理由这样想。一部分原因，我想，是我至今单身，而其他的大多数人则已经成家结婚了。但是确实，那是一个冲动的决定。”

　　 第二天，10个人被带到山丘上，可以看到日本兵在训练，而树上则挂着许多供练习射击和刺杀用的靶子。

　　 托马斯和另外的9个人得到铲子和镐，被强迫挖掘一个足够容纳他们所有人的大坑。作为给将死的人的特权，他们获准抽烟和喝酒，然后被告知要在坟前下跪。上校问他们是否想要眼罩，他们拒绝了。

　　 行刑队的10个人举起了他们的步枪。每个美国人都直面着眼前的刽子手。上校挥动他的军刀，发出开火的信号，扳机的撞针被扣动了。

　　 托马斯狼狈地躺在坑中，上面被其他人的身体缠压着。他正在呼吸，但是他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还活着。然后他看了看其他人，发现别的同僚也仍然活着。托马斯感到一阵糊涂，他慢慢地使自己清醒过来，从坟墓边缘爬了出来。

　　 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爆发出一阵笑声。“我确实要射杀你，”上校说，“但是后来我决定开个玩笑。”

　　 在大坑里的人互相拥抱着，流出了悲喜交加的眼泪，不相信这是真的。事实证明，挖坟墓、喝米酒和抽雪茄都是一出精心安排的恶作剧。上校玩弄他们的生命就像猫在玩一只老鼠。还有几个人需要被人从头上泼一桶冷水才能苏醒过来，他们被吓晕了，正如托马斯所说的那样：“这次恶作剧真的很真实。”

　　 尽管他是胜利者，本间正春中将并设有胜利的感觉，也没有从中感到任何通常的光荣或快乐。他很欣慰巴丹半岛最终屈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第14军在战争中的使命已经完成，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间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他在东京的上级许诺的给他金钱的奖赏，看来他们坚持要求的奖金会迟到很久。如果日本海军或商船不能自由地使用马尼拉湾的船坞和码头，占领菲律宾就几乎没有意义，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亚洲最好的天然港口。然而他们如果不能控制科雷吉多尔就无法控制马尼拉湾。科雷吉多尔就像一只钢牙紧紧咬住马尼拉湾，它在岸边有射程20英里的固定加农炮，在海湾内有纵横交错的蜂窝状的深海钢锁控制船只进出。这个岛的形状像一条蝌蚪，它蠕动的尾巴指向马尼拉，它球状的头瞄准了巴丹半岛。它被称作”岩石”、“攻不破的堡垒”和“亚洲的直布罗陀”。

　　 对于本间来说，要想夺取科雷吉多尔，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把他的军队调到巴丹半岛南部，把自己的大炮高高地架在马里韦莱斯山的南部山脊上，从上往下向这个岛倾泄炮弹，直到它的防卫遭到削弱，然后发动两栖进攻，这样才能有把握拿下该岛。面对这里复杂的由陆地和水道构成的锁链，本间认识到巴丹半岛是开启大门的第一把钥匙。

　　 但是根据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理，两个点不能占据同一个空间位置，现在本间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在他进入巴丹半岛南部之前，投降的美国人和菲律宾人必须搬出去。美军中有伤兵数千，他们在火线下碍手碍脚，简直是人渣。他们沿着半岛的东南的边界集中，正好占据了本间对科雷吉多尔发动进攻和获得补给的最佳区域。由于经常被东京斥责为行动迟缓，通常小心翼翼的本间在巨大的压力下迅速对科岛发动炮击。这样，温赖特的拒绝投降就意味着巴丹半岛的囚犯必须被迅速清除掉——只有打扫干净舞台，下一步好戏才能开场。

　　 本间将军早在一个月前就预见了这个庞大的疏散问题，并委托他最得力的军官去处理此事。这些军官于3月8日向本间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在纸上，他们的计划是体面和仁慈的。囚犯将在一个被称为奥丹尼尔营的地方监禁，这个地方以前用于训练菲律宾军队，大约距离巴丹半岛75英里。战俘们将被带到巴丹半岛的东部公路上，穿过卡布卡本镇、拉茂、里内、奥利安、皮拉夫、巴兰加、奥拉尼、卢巴奥，最后到达卡帕斯，它离营地非常近。这些士兵的体能也许可以进行这样的长途跋涉，但是距离必须保证是合情合理的——平均一天10英里多。行军途中将提供食宿，他们将准备几百辆车，全部装运有关的物资。此外还将建立2所野战医院，每一所可以同时治疗1000个病人。

　　 然而，这个计划有两个致命的缺陷，并且在投降后的日子里越发明显的显现出来。

　　 第一个是制订计划的官员大大低估了囚犯的数量。由于早先的情报极为不准确，在包围美军期间，本间手下的计划者认为仅仅有25000名菲律宾和美国的军队将投降。实际数字加上平民，接近十万。所有关于后勤保障方面的计划安排——食物、水、躲蔽处和车辆——都是根据极端错误的数据做出的。本间很快就察觉到了数字的差错。“你们应该回去再估计一下。”他很严肃地告诉他的一个下属，但是新统计出来的数字虽然达到了40000，但是仍然差了60000人。

　　 本间的规划者们犯的第二个主要错误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囚犯的健康程度。

　　 根据他们的计算，70％以上的吕宋岛守军可以很容易地徒步到达奥丹尼尔营。但是他们对美军和菲律宾军队中流行的饥饿和疾病毫无察觉。“我们只是含糊地知道守军的食物状况不是很好，”本间后来说，“但是我们断定吕宋岛守军可以坚持若干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至少食物方面不用担心。”

　　 总的来说，本间似乎对计划很满意。尽管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制订对科雷吉多尔的进攻战略和计划上。“我的最初和最后的担心就是我如何能够在最可能短的时间内攻占攻不破的堡垒。”他说。但是对于本间来说，能够对战俘进行公平处置也十分重要。本间指示他的军官根据《日内瓦公约》和“友好的精神”来对待美国人和菲律宾人俘虏——当然还要保持帝国军队的高贵精神，即经常小看别人。当在东京的作战总指挥部对于自己的军人落入敌手采取极端严厉的态度时，本间知道天皇本人已经指示日本士兵把外国战俘看作是“不幸的人”，并且要对他们采取“最大的仁慈和善意。”在1904－1905的日俄战争期间，皇军因体面地对待战俘而受到广泛的赞誉。优待俘虏作为一条1904年制订的标准军规，已经简单地勾画出了一种仁慈的政策。“战争的囚犯，”它说，“将以亲善的精神对待并且将永不经受折磨或羞辱。”

　　 本间把这一条铭记在心，至少是吸收了精华，因为他是一位富于同情心的将军，因此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本间被认为是最出众的军事理论家之一，他是一个喜怒无常、敏感、行事谨慎、仪表堂堂的人。他身高将近6英尺2，在日本男人中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巨人。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地主的儿子，本间一家已经经营农场几个世纪了，他生长在佐渡岛，上面有非常著名的本州西海岸，那里在历史上曾经作为许多作家、牧师和政治家的流放地。作为一个年轻人，本间成为了剧院的一个工作人员，但是由于一段爱情生活，使他的事业遭到危机。尽管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第一个妻子那里，但是仍然避免不了离婚，在离开他后，他的前妻据说成了一个妓女。这样就使对他的提升引起争论，他的职业生涯被流言所笼罩，说他是个有怪癖的人，经常与社会上不受欢迎的女人一起饮酒作乐。

　　 在他工作过的多种岗位中，曾经在1930年代中期任军队宣传部门的领导，在此期间，他与日本卓越的作家、画家、剧作家等关系融洽。他的同事把他看作绝顶聪明，具有高度原则性，并且隐隐含有女人气。一个名叫金秀巳的著名小说家非常了解本间并觉得他很好，他把这个高大威猛的将军写成“一个为命令而生的男人。”然而他是一种生活中的矛盾，一方面他天性是个审美专家，但不幸的是这个本能受到武士道原则的约束。本间以在战斗的最激烈期间填词和作画而著称，这为他赢得了一个绰号“诗人将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间将军本来就应该被指派对美属菲律宾发动进攻，因为从他的个人哲学和私人风格来看，本间是个具有民主思想和公开亲西方的职业军人，对西方具有深刻的了解。在公众场合，他与东条英机观点完全不同。本间可以说流畅的英语。他到过美洲旅行，对于美国电影非常喜爱。他自我描述是一个亲英派人士，曾经有几年时间生活和留学于牛津大学，他还到过英国在欧亚的各个组成部分。他的第二任妻子，高田藤子，比他小15岁，也对美国了解甚多。在他众多的出国任务之中，本间曾经出席过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裁军会议。由于公开地批评本国在1930年代后期滚滚而来的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本间在通向战争的那几年里一直被认为是温和派人物。他据说在1938年曾经到过南京，并写了一篇激进的文章描述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的暴行，并且严厉斥责在那里的指挥官们——这一大胆的行为使他在日本军中的地位受到贬低。如果说本间有悲剧性的弱点的话，那就是他经常陷入深深的反省状态——他常常检讨自己对一些细节的疏忽，喜欢把所有繁琐的事情委派给下属来完成。一个同事曾经把他称为“一个纸上天才”，他是一个卓越的空谈家，能够出众地掌握事态的许多微妙之处，并提出非常优秀的策略，但是这些战略往往与现实中的情况相背离。诗人将军是一个梦想家，一个心不在焉的乐观主义者。如果说他的意图是以同情心对待这些新战俘，那么问题就是他是否能够坚定有力地把自己的愿望转达给军中无数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因为正是他们担负着把这些囚犯押解到关押地的任务。

　　 4月9日，当数千名不知情的美国和菲律宾人在丛林外一边吮吸甘蔗一边挥舞着毛巾和床单时，本间批准了第14军的疏散计划，并对此充满信心。当他在司令部附近遇到一个被俘的美军军官时，本间用带着牛津腔的流利英语轻快地告诉他，说：“你们的担心已经结束了。日本对待她的囚犯很好。你甚至可以有机会看到我们国家的樱花，那真是一幅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