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巴丹的幽灵

作者：汉普顿·赛德斯 ·美国

出自————《魔鬼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各种坏运气都聚集到一起，汇集成了一句灵验的诅咒。

         1944年12月14日，

　　普林赛萨港战俘营，巴拉旺岛，菲律宾。

　　 对于所有人来说，他们面临的一切就是在劳作中走向死亡。他们的长官要求他们三个月完成这项任务，可是到此时为止，已经整整花去了他们三年的时光。在这一千个日日夜夜里，他们不停地进行着清理、提举、测量、搬运、推车、砍伐等繁重的工作。具体到每月的30天，无情的酷热不仅可以把岩石碾成碎块，把碎块磨成卵石，而且还把坚硬的人的头骨变成白色的骨灰，充当水泥原料。他们披荆斩棘地在丛林间穿行，把黑色的腐植质地面撕裂开来，在阴森恐怖的红木林环境里还不时可以听到野兽的嗥叫，令人毛骨悚然。他们曾经在海湾上方，在充满瘴气、猿猴和蜥蜴出没的森林中开辟出了一条简易跑道，但是他们很高兴看到炸弹把自己的成果毁灭掉。

　　 150名奴隶站在2200米长、210米宽的柏油路面上，手中握着铁铲、锹和耙子。

　　 自从空袭在两个月前开始后，中尉佐藤，这个被大家称为“秃鹫”的人，就命令他们每天早晨去填埋弹坑，以使跑道继续使用。今早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人们一大早起来，吃一顿糙米做的早餐，然后爬上卡车，经过很短的路程到达机场。像往常一样，他们需要忙碌整整一个上午，然后在中午时分休息一下，吃午餐。但是现在秃鹫却说机场将不会给他们预备午餐，这顿饭将回到军营再吃。这些人感到很困惑，因为他们以前在工作日内从没有在兵营吃过午饭餐。现在就赶回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仍然有大量的修理工作要做。佐藤没有做解释。

　　 犯人们再一次爬进他们的卡车，经过崎岖不平的山路一路颠簸地回到监狱。在纺锤形的椰树叶子的阴影下，他们蹲坐在各自营房边吃午餐，而他们周围的空旷地带则用栅栏和有倒刺的双重铁丝网包围起来。整个营地建在悬崖边，50英尺高的悬崖下面是美丽的珊瑚沙滩，不时地承受着来自普林赛萨海湾温暖的蓝色浪花的冲刷。

　　 下午一点左右，空袭警报突然被拉响。再没有比一个战士听到老教堂锈迹斑斑的大钟敲响后会跳起来更滑稽的事情了。人们抬头看见了两架美国P－38s战斗机划破天空直飞过来，但是飞机又从岛上越出，并且由于飞得太高，对下面的人并不构成威胁。因为有了充分经验评估空中威胁的性质，这些犯人们忽略了警报，继续吃他们的午餐。

　　 几分钟后，第二轮空袭警报拉响了。人们观望天空，发现一架美国轰炸机从远处飞来。他们并没有严肃对待这次警报，继续吃饭。当第三声空袭警报拉响时，佐藤和其他几个人正刀出鞘枪上膛地向工地挺进。佐藤坚持要求每个人都注意空袭信号并躲避进防空洞中去。“他们来了？”他尖叫道，“飞机——几百架飞机！”

　　 这些人再一次被迷惑了，而且是感觉到可疑。以前飞机来临时，佐藤从来没有对他们的安全特别关心。当美国飞机威胁他们时，他们有很多次正在修筑机场跑道。日本人将跳进他们的堑壕，但囚犯们则会尽可能地工作到最后一分钟。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他们暴露在空地上，忍受着自己同胞驾驶的飞机的轰炸和对简易跑道的扫射。几个星期前，一架美国轰炸机B－24“解放者”投下炸弹，弹片击中了来自美国肯塔基的詹姆士·斯蒂德姆，使他现在全身瘫痪。午餐时间，他躺在工地的一副担架上，沉默不语、情绪低落，依靠其他犯人用勺子来喂食定量的食物。

　　 “几百架飞机！”佐藤又一次呼喊到，甚至比上一次还要急促。

　　 “赶快！”

　　 这些奴隶们朝防空掩体奔去。这些掩蔽所很原始，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4英尺深的窄沟，顶上用原木做框架，并在上面堆上几英尺厚的泥土。这道沟有三条主要分支，每一条大约一百英尺长。在每条分支的末端都有一个巴掌大的入口，一次允许一个人进入。每个掩体大约能容纳50个人，但是每个人不得不收起下巴双手抱膝蜷缩着以节约空间。囚犯构造这些简易掩体以维护他们自己的安全，这样可以防备10月美军开始的空袭，避免像斯蒂德姆那样受到伤害。佐藤不情愿地同意了，战俘们还用油漆把“POW”字样涂在他们住所的电镀金属房顶上。

　　 佐藤今天的表现非常奇怪，囚犯们想，也许他知道一些事，也许一次大规模的空袭真的迫在眉睫。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美军飞机即刻就要到达。战争的潮水正在滚滚而来——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就在那一天早上，一架日本水上飞机发现一支由驱逐舰和战列舰组成的美国舰队进入苏鲁海，向民都洛岛驶去，那里是巴拉望岛北方的第二大岛。如果今天不发生这种事情，佐藤和他的机场工程师也会在不久以后估算出美国地面部队的行进速度，从而结束他们在巴拉望岛的工作。

　　 150名美国的囚徒很勉强地接受了他们得到的命令，一个接一个地爬进阴暗憋闷的坑道内。但是斯蒂德姆除外，他的担架被顺手放在一个入口处的旁边。如果飞机来了，他的伙伴就会用毯子把他卷起，和大家一起塞进这个掩体中。

　　 他们等呀等，可是连一架飞机也没听到，更不用说100架的机群了。他们聚集在闷热的黑暗之中，每个人的身体都散发着热量，汗水在他们赤裸的胸前流淌。空袭警报的钟声一直持续着。一个名叫C．C．史密斯的海军信号员拒绝跳到他的坑道内。秃鹫于是突然开始猛击他。史密斯的头被劈成两半，刀刃最终在脖子的中途停了下来。

　　 然后，人们从坑道末端向外看去，几个士兵冲进了工地。他们带着五加仑的桶，里面装满液体。随着士兵的行走，桶也不住地晃动。随着他们手腕的迅速抖动，桶里面的东西被倒进了坑道的入口。闻到沾在他们皮肤上的液体的气味，这些美国人立即认出了它是什么——从简易机场拿来的辛烷航空燃油。在他们能理解它的完整的意义以前，另一队士兵就将点燃了的竹子火把扔进洞中。几秒内，整个坑道就在火焰中爆炸了。人们在彼此身上蠕动，抓挠着周围的泥土，似乎这样能使他们从强烈的热浪中退缩回去。他们在烟尘中窒息，他们的鼻孔充斥着烧焦的头发和烤肉的气息。他们像热锅上的蚂蚁被困在自己的巢穴中。

　　 仅仅有几个人设法逃脱了出来。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卡尔·芒戈医生衣服冒着烟从自己挖的洞中钻了出来。他的手臂伸向前方，像是恳求着——“主呀，请告诉我原因吧”——但是一名机枪手又把他撵了下去。另一个囚犯从坑道中爬出来，夺下一个士兵的枪，并在自己背后遭到致命一刺之前开枪打死了他。还有几个人冲向栅栏，试图强行翻过去，但是立刻被子弹打成筛子，留下一排死尸像干墨鱼一样挂在篱笆上。一些人设法冲出刺刀的包围，跳下悬崖，但是更多的日本兵正在海滩等待他们下来。尽管认识到逃跑已经无济于事，这些人还是进行了最后的挣扎，一个浑身着火的囚犯从掩体中跑出来，一下子抱住自己所看见的第一个士兵，不让其挣脱——这种同归于尽的拥抱使惊恐万状的行刑者自己也被火舌吞没。

　　 在此期间，佐藤中尉挥舞着军刀从坑道一头走到另一头，声嘶力竭地向他的人狂吼，随着自己发布的命令，他还不时地爆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声怪笑。他一声令下，另外一队士兵来到避弹所前，向燃烧着的入口里面投掷手榴弹，并开枪扫射。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把枪管伸进坑道入口，向蜷缩在里面的人点射。詹姆士·斯蒂德姆，这位瘫痪人士一直在他的掩体里观察着一切，默默地在恐怖中呻吟。一个士兵走到他跟前，敷衍了事地开了两枪，子弹射进了他的脸。

　　 佐藤中尉对于150名囚犯都被杀死感到很满意，他下令手下把周围散落的尸体一起投进冒烟的坑里。士兵们又往里面浇上汽油，重新点燃了整个坑道。他们把更多的手榴弹和爆破筒塞进里面，这样使受害者看起来完全像是在空袭中丧生，而且从美国炸弹的弹片中还可以找到一些“直接证据”。从三个地下火葬堆上冒起的巨大烟幕令人触目惊心，在距离普林赛萨港湾五英里远的地方，人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它。

　　 后来在战俘营找到了日本人写的日记，上面记录了发生在12月14日的那个幽灵般的日子。“尽管他们是战俘”，其中一份记录说，“他们无疑会悲惨地死去，今天我将听不到来自他们熟悉的问候‘早上好，军曹’。”另外一个提及了营地下的海滩，“被杀的犯人漂浮在防波堤的水面上”。另外一个则说：“今天的工场是一个孤独的地方。这里有众多的死尸……气味令人难以忍受。”

　　 1945年1月7日，来自军方情报机构(即G－2)的军官，与被称为尤金·尼尔森的一个人一起坐下听取后者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的对话不是随便的；它是官方的听证，并且由这位情报官——伊克斯上尉进行笔录。汇报时，尼尔森和伊克斯都在热带岛屿莫罗太岛——在地图上是荷属东印度的香料群岛的一个小斑点，可是目前已经成为麦克阿瑟将军对日进军的一个关键的落脚处。尤金·尼尔森是一位一级列兵，在围攻科雷吉多尔岛的战斗中被编入第59海岸炮兵师——他直接从巴丹半岛跨海作战，直到1942年5月被日本人俘获。尼尔森出生并成长在犹他州的山区，他时年28岁，有三年时光都消磨在巴拉望岛首府普林赛萨港附近的一个战俘营里。在那里他从事非常艰苦的工作，具体是修建一座机场，用手工把岩石和珊瑚石粉碎，混合到一起来制作水泥。

　　 尼尔森与另外的五名前战俘一起撤离到了莫罗太岛。在等待坐船回到家乡美国期间，他的身体逐渐恢复。尽管饱受当地各种疾病的折磨以及拥有在热带地区饿得要死的经历，但他从监禁中逃脱后逐渐恢复了体力，只是仍然有两处枪伤需要治疗。

　　 来自G－2的官员坐在椅子上满脸惊骇地倾听尼尔森讲述的故事，里面披露了几星期前在巴拉望发生的一起事件，整个事件的细节都是来自美国军方情报机构的官员前所未闻的。

　　坑道中弥漫着一股十分强烈的汽油味。接着一声爆炸，火焰直窜过来。一些人痛苦万状。我意识到自己要么冲出来要么就得死。侥幸的是我所在的掩体靠近篱笆。因此我跳到了上面，匍匐通过拦路的铁丝和电线。我从峡谷上跳了下来并且抓住了山崖上的一棵小树，这样就减缓了我下落的速度，使自己免于受到伤害。日本兵在沙滩上张网以待。我把自己埋在一堆垃圾和椰壳内。我不停地在下面移动位置，直到感觉自己已经被完全地掩盖住了。躺在那里，我能感到小虫和臭虫在垃圾上咬洞，我甚至感到他们正在噬咬着我的后背，似乎打算钻个洞爬进去。

　　 当他向四周张望时，尼尔森吃惊地看到很多美国人已经躺倒在海滩上——大约有20或30人。一些人，像尼尔森一样，已经徒手撕开了带刺铁丝网，但是更多的人则通过一次地下事故逃脱出来，由于岩石遭到侵蚀，出现一个天然形成的出口直通悬崖。几星期前，当挖掘防空掩体时，一些美国人就幸运地发现了这个小裂缝，并且有预谋地把它隐蔽起来，他们用沙袋和泥土把缝隙塞住，这样日本人就不会发现它了。他们已经准备了一个不很完备的逃生之路，相信这条隧道可能某天迟早有用，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挖出松动的岩石，一个一个地从准备好的洞口中爬出去，逃离了正在被烈焰焚化的避弹所，到达外面。之后，他们跳到悬崖下面的沙滩上并利用那里犬牙交错的各种缝隙和岩石躲藏起来。

　　 但是他们这样做也仅仅是使危险暂时得到缓解，不过是从一个屠宰场转移到了另一个。尤金·尼尔森仍然躺在垃圾堆里，听见枪声在沙滩此起彼伏。日本兵有条理地搜索和捕杀着藏身在岩石之间的逃亡者。他们显然打算消灭掉所有的人。囚犯们用烂泥伪装自己，蜷缩在岩石裂缝和褶皱之中，当他们试图挤进岩石的凹进部分而在粗糙的珊瑚礁上爬行时，腿和脚的部分都被割伤。别的一些犯人躲在一条污水管道内，里面装了一半的污水，另外一些则藏身于岸边热带雨林杂草丛生的厚“床垫”内。这场海滨屠杀持续了3至4个小时。日本人把囚犯们从藏身之处逐一揪出来，用枪弹或刺刀就地处死。士兵们以班为单位严密地梳理着杂草，他们用刺刀一英寸一英寸地突刺，直到捅死他们的猎物为止。一个被抓住的美国人遭到六个日本兵的残酷折磨，其中一个还携带了一桶汽油。看到这个汽油罐，这个美国人立刻明白了他的命运，就请求他们开枪打死他。士兵们则把他的一只脚上倒上汽油，然后点燃，并对另一只脚如法炮制。当他倒下后，他们又在他的身体上倒了余下的汽油并且点燃了它，使这个美国人浑身冒着火焰在海滩上翻滚。

　　 不远处一个来自南达科他的名叫欧文·埃文斯的战俘认识到自己已经被发现，为了能避免同样的命运，他从自己藏身的垃圾堆一跃而出，并开口说道；“好，你们这些王八蛋——我就在这里，不要错过。”

　　 他们确实没有错过。

　　他们正在用刺刀刺杀底下的人，这使下面的人痛苦万分。日本兵用枪弹或刺刀打倒了12名美国人，然后在沙地上挖了一座浅坟，把他们都扔在里面。当他们被沙盖住时，这些人中有几个居然还在呻吟。然后，日本人开始用我正藏身的垃圾堆上的垃圾来覆盖这个坟墓。他们把一些椰子外壳剥离开来，之后就发现我躺在那里。然后他们又揭开了我肩膀上的覆盖物。他们认为我是死了，而且似乎以为我被我的朋友们埋葬了。其中一个人提议现在正是吃晚饭的时间，于是所有的日本人都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吃东西。我爬起来沿着海难一直跑下去，然后藏在一个小珊瑚礁里。

　　 在珊瑚礁下面，尼尔森遇见了另外七个生还者。他们中的一个人被很严重地烧伤。他的头发被烧焦，并且“当他背靠什么东西时，就会留下印记，从而很容易暴露他的藏身之所。”他们都在岩石之中蹲伏，以此躲避在海湾和岸边巡视的驳船。日本人在陆路搜索已经精疲力尽了，他们现在开始走水路寻找幸存者。在驳船上的是3或4名日本兵，他们装备着步枪和一挺三脚架机枪。尼尔森躲在角落里窥视，看见驳船正朝这边驶来。他确定自己藏身的地方并不能保全自己，于是就离开了大家，蹲在附近的一片灌木丛后面。从他藏匿的地点可以看到驳船的来临。日本人正在交头接耳，并兴奋地指点着那些看起来有希望藏人的岩石裂缝。七个美国人之一，来自密西西比的海军陆战队员J．O．沃伦没有把他的后背倾斜得足够远。日本人看见了他的脚从岩石中露出来就立刻向它开枪射击。沃伦被打伤，感到痛苦万分。为了能够帮助自己的同志，沃伦采取了牺牲性的行动，他猛地冲出来，以使敌人不会注意到其他六个人的下落。他很快地被乱枪打死。驳船靠近了。

　　我离开那个区域，并沿着海滩向下跑。跑出大约50码左右，我撞见了更多的日本人。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被包围了。他们在我上面，来自两个方向。我被困住了。只好跳进了海里。在水下，我竭尽所能向远处游去。当我浮上来时，有20个日本人向我开火，悬崖和沙滩上都有人。子弹劈头盖脸从各个方向向我打来。一发子弹射进我的腋窝，并擦伤了肋骨。一发子弹击中了我左侧的大腿，然后，另一发子弹从我的脑袋右侧太阳穴擦过，击中了我的右大腿。我想它使我暂时失去了知觉。很快我在水中感到肢体麻木，几乎要溺水而亡。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大椰子壳在海湾附近上下浮动，于是我就在游泳时用它来防护自己的头部。

　　 他们继续在沙滩上向尼尔森射击。尼尔森决定游回岸边来，这样他们会以为他已经放弃抵抗，准备回来受死。他希望日本人能暂时停止射击，而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了。尼尔森然后稍微调整了角度然后沿着海岸线平行游了大约一百码。日本人跟着他向海滩下方走去，耐心地追踪他，并保持一定步伐。偶尔他们会朝着他的方向开一两枪，但是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紧密地监视着他。

　　我沿着海岸游下去，到达一个有许多树和灌木的地方。我知道他们正在跟随我，因此我朝岸边游去，并且打起浪花，发出很大的声音。我希望他们认为我最终会投降。然后，我突然掉转过身子，尽量无声无息地离开，之后开始横穿海湾。他们再没有向我射击。可能是因为光线太暗，他们看不见我。我几乎游了整整一晚上。我不能看见海湾的另一边，但是我知道它大约是5英里远。在半途，我游进了一股强劲的水流。这样我几乎游了好几个小时而毫无进展。最后我终于到达对岸，手膝并用攀上了岸边的岩石。我进入一片红木林沼泽中。由于自己大虚弱，以至于无法站立起来。时间大约是凌晨4点，我已经游了将近9个小时。

　　 在普林赛萨港湾的岸边洗净身体后，尼尔森的状况看起来令人同情——他浑身赤裸，身上有两处弹伤，皮肤上有破口和划痕。他休息了几个小时，但是在经过沼泽地时晕倒了，直到他遇见一个沿着此路过来的菲律宾人，他随身携带着一把大砍刀。鉴于当前的状态，尼尔森怀疑任何带刀的人。菲律宾人似乎很担心尼尔森恐怖的外表，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害怕。“我简直无法想象他是多么的酷”尼尔森说。最初尼尔森担心这个人是日本同情者，但是这个菲律宾人随后为他提供了水。尼尔森请求这个人帮他带一封信。“我想我是从巴拉望战俘营惟一活着逃出来的人，”他说，“我想要你写信给战争部，告诉他们关于在普林赛萨港的美国人被日本人屠杀的事情。”这个菲律宾人一言不发就从尼尔森身边走开。然后他突然转过头，神秘地说：“这里有你的朋友。”

　　 尼尔森跟着这位新结识的菲律宾人沿着小路走下去，穿过稠密的丛林，来到菲律宾游击队驻扎的一个隐匿的地方。在那里，尼尔森惊奇地遇见了另外两名来自战俘营生还的美国人阿伯特·帕切科和埃德温·佩特里。“我最初简直不敢相信，”尼尔森说，“我想真是见鬼了。”这两个人都有各自的恐怖故事要讲述，但具体细节只不过与尼尔森的情况稍有出入。帕切科和佩特里一起藏在一个珊瑚洞中，里边已经灌入了一半的海水。“下面的螃蟹正好可以成为我们的美餐。”佩特里说。但是当涨潮时岩洞完全被水吞没，于是两个人被迫退出了岩洞。像尼尔森一样，他们在黄昏时分开始游过海湾，但是遇到了更有利的水流。后来尼尔森、帕切科和佩特里又找到了三个逃生者。之后的几天，另外的幸存者也聚集到一起，这样从巴拉望逃脱的幸存者人数已经增加到了11人。其中一个人还遇见了一条沙滩鲨鱼。最后的到达者是来自衣阿华州德斯莫因斯的格伦·麦克多尔，他被发现挂在一个菲律宾人架设的渔网外面。本地渔民在早晨捕鱼时把半死不活的他拖出了水面。

　　 在游击队员的护卫下，尼尔森和原来的五名生还者从日本占据的巴拉望省出发，先是徒步行走，后来又乘坐被称为“巴卡”的独木舟，上面悬挂着用破毯子做成的帆作为动力进行航行。1月6日，这六个人最后被送上一艘卡塔利纳飞艇，驶到莫罗太岛，在那里他们得到美军的照顾。

　　 尤金·尼尔森把他的悲惨遭遇告诉了陆军的G－2部门，两天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踏上了吕宋岛的海岸，这是他在太平洋战争中攻占的最大岛屿之一。菲律宾群岛的广阔水域有超过7000个小岛，但是吕宋岛是最主要的岛——也是绿色火山链中人口最多、最发达、历史上最重要的岛礁，在他的上面有港口城市和首都马尼拉。1942年3月，当吃了败仗的麦克阿瑟将军发誓说“我还要回来”时，没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从实际出发，麦克阿瑟的军队已经于1944年10月在莱特岛建立了登陆菲律宾的滩头阵地，位于马尼拉东南方400海里左右。但是吕宋岛必须拿下来，而且要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人在东京的作战总指挥部把这次战役称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作战总指挥部习惯于把所有的战斗都称为“决定性的”，但他们这次的赌注下得更大，而美军也已经越来越接近日本本岛。东京电台已经夸张地把美军入侵吕宋岛的企图描述得绘声绘色，说这一行动将遇到“战争史上最热烈的一次迎接”。除去宣传的成分，山下奉文指挥的第14帝国军真实人数超过25万，他们正恭候着麦克阿瑟的到来。登陆发生在1945年1月9日的一个温和的早晨，地点在仁牙因湾，那里具有宽广的新月状海滩、沼泽和鱼塘，位于马尼拉北部100英里。在火力和人力，飞机和战舰以及两栖作战手段等各方面，对仁牙因湾的进攻都是二战最巨大的行动之一，它使用了164艘舰艇，3000艘登陆艇和28万名美军士兵。

　　 使用如此强大的力量结果证明毫无必要。山下推迟了他的“热列迎接”计划，拒绝与登陆部队对抗。美国的船只遭遇到了大批神风敢死队的自杀式袭击，敌人的鱼雷飞机轰炸了仁牙因湾，但是在吕宋岛的日军地面部队保留了自己的火力，以便贯彻山下计划在吕宋岛北部的高地丛林发动的拖延性防御战争。

　　 这样大规模的进攻，在历史上也属罕见，但其结果却有些虎头蛇尾。日本人的反应出奇地平静，这似乎与他们的性情相符。美国海军的枪声像炸雷一般打破了黎明前的黑暗，仅仅几个小时后，美国第一军就登上了海滩。仁牙因沙滩的防御阵地不仅仅是不堪一击——它们简直是空的。5小时以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就以他通常的夸张和傲慢神态在海滨漫步了。随后到来的则是缺少麦帅气质、作风谨慎而毫无戏剧天分的美国第6军指挥官沃尔特·克鲁格将军。克鲁格是一位职业军人，他由于性格直率、脾气暴躁但平等待人而受到普通士兵的爱戴，为此他几乎成为最高司令官的对立面。他今年64岁，是一位普鲁士移民的儿子。从青年时代起，克鲁格就进行了跨越吕宋平原的远征，镇压美西战争后所谓的菲律宾人起义。36年后的今天，他又站立在海滨上，而手中则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麦克阿瑟和克鲁格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并且很快夺回了他们曾经与之有过亲密关系的土地。由于日本人拒绝在海滨进行战斗，美国人就有了两个独立的目标：向北把山下赶进山脉中，以及向南推进到马尼拉。但是他们首先夺取了首都，于是麦克阿瑟要求克鲁格的第6军尽可能迅速地移师到中央平原。“到马尼拉去，”麦克阿瑟命令道，“绕过敌人，直接向马尼拉进发。”

　　 由于现在就要完成两星期以后才考虑的目标，1月26日，克鲁格将军陷入了感情与野心相互冲突的尴尬境地。第6军现在已经在开往马尼拉的途中，但是它在前进道路上却必须要面对一个微妙的障碍。

　　 现在，有关人员坐在克鲁格的第6军司令部的野战帐篷里，克鲁格的司令部设立在距林加延湾几英里的小镇卡拉肖内，由于那里已经被美军占领，四周可以看见许多活动房屋和军需品仓库。野战营帐绿色的帆布在海风的吹拂下微微晃动，帐篷中一张大幅吕宋岛地图被张贴在一个架子上。

　　 前一段时间，怀特向克鲁格将军解释说，他已经与一位名叫罗伯特·拉法姆的美国游击队员领导人进行了几次热烈的讨论。拉法姆是一位身材瘦小、精明强干、性格坚毅的人，他来自衣阿华州的达文波特，在过去的3年间，他一直生活在暗影里，指导着菲律宾起义军进行反对日本占领的长期斗争。拉法姆从他在新怡施夏省的藏身处骑马赶来，走了大约40英里来警告G－2，说他掌握的一个情况可能会导致一场灾难。他告诉赫顿·怀特说，在卡巴纳端市附近，即卡拉肖以东60英里的地方，有大约500名美国士兵生活在一座肮脏的战俘营中。这些囚犯，他说，是被日本人在夺取巴丹和科雷吉多尔以后所捕获的，是美国军事史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投降。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巴丹死亡行军的生还者。他们忍饥挨饿、被人奴役已经有3年了。数以千计的囚徒由于狱卒拒绝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药品而死去。有一段时间，卡巴纳端营地是菲律宾所有岛上最大的一个战俘营，也是在全亚洲最大的战俘营之一，关押了大约8000名美国人。它可被称为“母营地”，而它周围则星罗棋布着其他“子营地”。几乎每一个被日本人俘获的美国人在一定时间都要通过它肮脏的大门。近几年来，战俘营中的人数不断变动，常常是新人换旧人，不过这些变动都要依靠日军的需要而定。但是在最近几个月，拉法姆说，战俘营的规模显著地缩小了。帝国军队把所有强壮的囚犯送到各个岗位上，作为搬运工和煤矿工在日本工作。

　　 现在留在卡巴纳端的都是些老弱病残。这些留下来的人称自己为“巴丹的幽灵”，这一称呼既混合了黑色幽默，又透出他们的骄傲和坚忍不拔。当麦克阿瑟将军在1942年3月宣布放弃菲律宾时，这些人也被抛弃了，或者说，他们放弃了自己。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各种坏运气都聚集到一起，汇集成了一句灵验的诅咒。拉法姆上校知道所有关于卡巴纳端的事，因为这个战俘营就在他的后院。过去的3年来，他的行动区域一直在新怡施夏，而卡巴纳端市就是这个省的首府。他的游击队员们一直紧密地监视着那个地方。他们知道战俘营内的每一件事情——黑市、人员变化、处决和工作的详细资料。自从林加延湾登陆以来，他们就逐渐关心起囚犯们的命运。拉法姆说，一有好机会日本人就会屠杀这些囚犯。几年来，拉法姆和他的游击队战士都梦想能攻占这座“巴士底狱”，把囚犯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现在，对于拉法姆来说，解救行动比平时更加具有紧迫意义。他是一个现实的人，具有一根坚硬的神经，但是最近他总是预感到一些“不祥之兆”。正如拉法姆后来在他的传记中写的那样：“卡巴纳端囚犯们的境况已经在我的头脑中萦绕好几个月了。我发现自己很难理智地思考问题，感情总是鼓动我承诺对他们的营救。我们担心一旦日本人认为登陆迫在眉睫，他们就会杀死所有的囚犯。”拉法姆认为这次任务十分艰巨，因为日军人数众多，卡巴纳端市附近集结了8000或9000人。

　　 赫顿·怀特认真记下了拉法姆所说的所有情况。情报显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游击队领导人所担心的事情已经越来越有可能发生。日本人正逐渐变得愤怒和狂乱，倾向于采取野蛮的流血行动。当失败的可能性隐约可见时，他们就会堕入疯狂。早在1944年夏天的赛班岛战斗中，美国水兵就震惊地看到几百名日本士兵自杀——在许多情况下采取象征性的仪式，如切腹自杀等——以避免被俘后丢脸。在3个月前的莱特湾战斗中，美国海军更是见到了一种新式的致命武器，即神风飞机，它的出现表明了日本人深深的绝望和垂死挣扎。1941年1月由东城秀明发布的军事野战条例明确规定，对于所有日本士兵来说落入敌手是一种不可改变的耻辱，不仅会影响到个人，也会危及到他的整个家庭。“投降首先会影响你的家人，”野战条例宣称，“军人与其忍受敌人监禁的羞辱，不如以死来避免背上骂名。”野战条例规定日本兵应该把最后一粒弹药留给自己，或者与敌人同归于尽。因此日本战俘非常少。而西方国家的军队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中通常是每有一人战死就要有4人被俘。在日本军中，死亡和被俘的比例则被压缩成1／120。由于很少有日本士兵被俘，因此关押战俘在西方军队中被看作是一个具有完全不同含义的词。1944年8月，军方的G－2部门得到通知，在澳大利亚发生的事件就戏剧性地指出了这种观念上的巨大隔阂。这一事件发生在8月5日早间时分，在新南威尔士州炎热的考拉镇附近建立了一座专为接收日本战俘的大型战俘营。那天早晨，超过900名日本囚犯发生骚乱，手握棒球拍、大棒和餐刀等武器。他们一边高呼“万岁”的战斗口号，一边向营房的岗哨掩体发动袭击，后来这个行动又演变成大规模的自杀。在这个事件中，234名日本人死亡，108人受伤。至少31名囚犯当即自杀——或者上吊或者采取其他手段——12名战俘在棚屋中被他们自己的同伴点火烧死。“我不能杀死我自己，就等着别人来杀我。”一位参加骚乱的幸存者说自己经受了严重的煎熬。另一个人说：“作为一名日本战俘所遭受的羞辱已经超越自己所能忍受的程度……自从我们被俘后就一直盼望着死亡的日子，现在这个时间来到了。”

　　 如果这就是日本人看待战俘的基本观点，那么赫顿·怀特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日本人会以怜悯的态度对待美国战俘吗？虽然日本人在1929的《日内瓦公约》上签了字，但从来没有批准过它，这就使仁慈地对待囚犯更加没有保障。当战争开始时，东条英机首相就签署了对所有战俘营指挥官的指令。“在日本，”他告诉了他们，“我们对战俘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这样必然会造成我们与欧美对这一事物的认识有或多或少的差距。”东条所阐述的这些差别造成了悲惨的后果。战争结束后，据统计，德国和意大利关押的盟军战俘的死亡率约为4％。而在日本人控制的战俘营中，死亡率为27％。日本人抓获的每四个战俘中就有一人死亡。由于G－2已经对日本人对待战俘的每一情况都了如指掌，赫顿·怀特充分认识到如果美军继续大规模推进就会破坏敌人在卡巴纳端脆弱的心理平衡，从而挑起敌人对被拘禁者进行屠杀。既然战争的代价已经变得对自己不利，G－2预计日本将会变得越来越残忍和不计后果。在帝国军队的培训科目中，往往使用最卑微的词来描述战俘，鼓励士兵把战俘看作是可鄙的人，认为士兵无论如何只是战争工具而已，一旦失去了这个职能，他们就会变得毫无用处，不配生存下去。大屠杀是自发进行的，是复仇心理的总爆发，日本人通过这种手段来最终验证自己所接受的写在书本上或墙上的东西。这种行为还可以看作是更高层次上的政策的展开，它延续了冷兵器时代对战争失败所承担的责任，体现了日本武士时代，信奉武士道精神的战士所遵循的苦行主义信条。

　　 1944年8月，东京作战总指挥部发出了一条指令给负责战俘管理的指挥官，勾勒出一个被称为“囚犯的最后安置”的政策。这份文件的一份副本就是世人皆知的“八月一日完全屠杀命令”，后来在东京被作为惩治战犯的罪证。这份指令上所宣示的内容与巴拉望实际发生的屠杀有共通之处：

　　当战斗状况变得紧急时，战俘将被集中起来，限制他们的行动，保持重兵看守，直到对他们进行最后安置为止。尽管基本的原则是在上级命令下统一行动，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安置行为也可以单独进行。不管他们是以单个还是集体被消灭，也不管完成任务是通过炸弹、毒烟、毒剂、溺水或斩首等何种手段完成，对他们的处理都要在口头命令下进行。不允许任何一个人逃跑，对他们要尽数全歼，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沃尔特·克鲁格将军不需要再进一步从赫顿·怀特将军那里得到证实了。无论如何，通过任何手段，都必须立刻派出一支部队越过战线对卡巴纳端进行营救。这将是一个必须在11个小时内完成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克鲁格将军知道麦克阿瑟将军差不多也是这样想的。“它听起来很危险，”克鲁格说，“但是这将会是一次奇妙的冒险。”

　　 克鲁格研究了地图并且考虑了日期。现在是1月6日。在5天内，他希望自己的部队能够到达卡巴纳端市。有了这样的考虑，克鲁格问怀特什么时候营救行动可以进行。怀特的答复是严肃的。“我想说的是，在29天后，我们发现囚犯生还的机会非常渺茫。他们能够活着不过几天时间而已。”这次任务，他们决定作为一次单方面的行动，与其他的行动相区分开来，完全由第6军来承担。在军队中没有一个人谈论到它。“显然，任何营救的尝试都必须绝对保密。”克鲁格在他的传记中写道。成功取决于出人意料。如果日本人听到了任何风声，他们就可能屠杀所有的囚犯。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派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克鲁格需要一队人马来进行秘密行动和闪电式袭击的训练。这些远征队员必须具有非凡的身体条件，他们必须能徒步沿顺时针方向在以30英里为半径的范围内自由行进。他们必须是多面手，能完全自立，并且对轻武器极其精通，在沿途随时消灭敌人。

　　 当克鲁格和怀特正在冥思苦想时，答案突然自己浮现出来。“让穆西去吧。”怀特说。亨利·穆西中校是装备精良的第六突击营的指挥官。突击部队是一个新建的兵种，它模仿了英国的突击队，由精锐步兵组成，但相对来说，从没有在实战中得到检验。穆西中校是西点军校毕业的第二代意大利裔美国人，他是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一位马贩子的儿子。穆西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直在新几内亚的雨林中进行训练，他每时每刻都与突击队员们在一起。然而，他们从来没有被作为突击队使用。在此之前他们曾经是一支“骡马”部队。他们大部分是从农场招募的人高马大的人，这些突击队员被编入一支炮兵部队的运输部门工作，以便训练在偏远山区携带辎重作战的能力。他们把火炮拆开来放在骡背上运输，然后再重新组装起来。他们就是著名的第98野战炮兵运输营。经过在美国本土的那段艰苦训练，他们可以驾驭骡子爬上科罗拉多尖尖的山峰，而把98营的辎重运往新几内亚的任务又迫使他们翻越了1万英尺高的欧文·斯坦利山。但是到1943年初，当他们来到莫尔斯比港后，战争进入了拉锯战，高层指挥官认为骡子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一个障碍，影响军队的机械化进程。正如人们常说骡子是一种忍辱负重的杂交动物一样，第98炮兵运输营也像骡子那样“没有祖先的骄傲，也没有后代的希望。”这批骡子被送往缅甸，而使唤骡子的人事实上也早就厌倦了这种倔强动物的又踢又咬，他们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新的任务。随着在新几内亚某地的一座帐篷里打字机敲出的命令，第98营被解散了，赶骡子的人成为第六突击营的战士，他们受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叫亨利·穆西的人的领导，而这个人将在一年之内把他们浇铸成为钢铁战士，使他们在丛林游击战中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力量。从这些新突击队员的角度来看，穆西是一个风趣、有吸引力、别具个性的人。作为一个珍珠港的幸存者，他曾经在檀香山做过监狱长。一些队员把他称为“小麦克阿瑟”，不仅因为他吸烟很猛，而且因为他像最高司令官一样，喜欢给整个战争带来一些戏剧色彩——充分运用推销技巧、甜言蜜语、阴谋诡计以及公共关系等各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把这些结合起来既能提高士气又能提高表现。他的人并不在乎外号的好坏——他们敬爱他，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要求他们到某地做某件事一般都是正确的。穆西是一个适应力极强的多面手，如果尽力去做的话，他可以赶上大多数比他年轻十岁的人。33岁的他是一个身材不高、粗壮有力的男人，有一副铅笔状的胡须，厚厚的黑色眉毛，粗大的前臂以及坚硬的深色头发。

　　 他也是个极其雄心勃勃的人物。他对自己队员的期望值本不应该设得太高。在10月的莱特湾登陆期间，穆西的突击队已经获得了特别的荣誉，在真正的登陆行动开始之前，他们就占领并保卫了海湾中的三个小岛。莱特湾的行动是一次大胆的、甚至具有潜在自杀性的任务，但是最后大多数突击队员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因为大部分日本人在他们登陆以前就撤出了这些岛屿。后来，穆西非常沮丧地给司令部发出了一条消息：“我们到了这里，但糟糕的是我们一枪未发日本人就不见了。”自从他们在吕宋岛登陆后，穆西就等待着一个大任务让他们去完成，但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他们在林加延湾登陆已经两个星期了，可是现在他们仍然无所事事。作为一个不耐烦、不安分、精力充沛的人，穆西对他的部队什么都不能做感到绝望。

　　 既然他们无法用别的途径来充实自己，许多突击队员就被分配到克鲁格的卡拉肖司令部进行私人保镖服务。当克鲁格和怀特交谈时，他们就在帐篷外面荷枪实弹地站着，像是一排僵硬的牛肉食客。很显然他们的头脑中早已感到厌烦。保卫克鲁格当然是一种荣誉，但是在这种岗位上死气沉沉的样子并不是上校意识里突击队员的风格。“召唤他吧，”克鲁格告诉怀特说，“穆西就是你要找的人。”穆西中校第二天到第6军司令部与赫顿·怀特和罗伯特·拉法姆会面，讨论任务的具体要求和细节。既然他不能带上全部800名突击战士，穆西决定把任务交给C连，那支部队由一位年轻的斯坦福毕业生指挥，他来自西雅图，有一个非常适合于营救人员的名字：罗伯特·普林斯(王子)。穆西对于普林斯上尉非常有信心，任命他为“突击指挥官”，并且要求他制定一个袭击战俘营护栏的计划。作为一个华盛顿州成功的苹果批发商之子，普林斯对于他所思考的事物都持冷静的乐观态度，对人和事都能进行谨慎的、沉着的判断。普林斯还具有别人罕见的天赋：稳定的神经。作为一位具有市民背景的士兵，他对于事物的取舍非常冷静，没有西点人的那种狂妄的军事野心，他是一个希望尽自己所能把工作做得最好的人，然后就尽快回到西雅图的家中与自己的新婚妻子芭芭拉团聚，开始享受生活。他的祖父在内战中曾经是一位联邦军的战士，并且在彼得斯堡战役中受伤，但是军人从来没有成为自己家庭成员的职业。普林斯没有任何宏伟的计划需要实现，也不想取得父辈那样的业绩，总之，他没有来自军人家庭的传统遗产需要维护。酷！这就是过去所有人描述普林斯所用的词。这个词包含了很多含义：谨慎小心、细声细气、有条有理、书卷气、不受影响、行动缓慢等。也许对于所有最为火爆的军事行动来说，冷静是完成任务的核心要素，是必要的调节剂。普林斯就具备这一点。

　　 当穆西中校从第6军司令部返回时已经是1月27日星期六的下午，他与普林斯上尉进行了交谈，然后两个军官召集了一次C连的会议。突击营充满了跃跃欲试的激情。穆西的手下在早晨看见他坐着司令部参谋的车离去，他们就非常想知道他回来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息。现在，穆西已经站在他们面前，手中终于有了一项任务。

　　 “它将极其危险，”他说。“你们中一些人可能不会回来。”他仅仅粗略的解释了一下任务的核心——细节将在以后透露。第二天黎明，C连的人与来自F连的一个排乘坐卡车向东进发，目的地是美国推进线边缘的一个小地方金巴。从那里，他们将开始隐秘行动，步行30英里穿越敌占区，这次的行动非常关键，而且需要严格保密，除了克鲁格将军本人以外没有人知道它的细节。有一个战俘营，他说，里面充满了来自巴丹和科雷吉多尔的深受病痛折磨的美国幸存者。突击队员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在日本人屠杀这些囚犯之前把所有人解救出来。“你们要把每一个人都带出来，”他说，“就算你必须把他们背在背上。”

　　 这是一项听起来很简单的任务，但是风险是巨大的。正如穆西所说的那样，他们为了进行这次偷袭，已经被放在“八号球后边”，随时准备遭受击打。战俘营周围有大批敌军出没，他说。他宣称如果任何人对自己完成任务有疑虑可以当场放弃。他还特别建议那些结了婚的人可以从这次任务中撤出。由于任务是如此的艰巨，他希望所有参加远征的人都是志愿者。穆西说：“我只是想要那些觉得自己幸运的人。”

　　 这些拼凑起来的突击队员无声地带着惊异的心情彼此研究了一番。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没有一个人放弃。

　　 “另外一件事情，”穆西说，“这次行动将不允许无神论者参加。”在会议结束之际，他说他希望让每个人都与牧师见面并且在他们的膝盖之上祈祷。这个仪式将举行半个小时。“我想要你们在上帝面前发誓，”他告诉他们，“发誓你们将拼死战斗，而不是自食其言，在盛气凌人的麦克阿瑟面前丢脸，当你们与他的人再次相遇时应该使他们刮目相看。”然后，尽管有的人心存疑虑，有的人愤世嫉俗，但所有的120个人还是去了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