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保护者·第十二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缅甸丢失后，中国完全被日军封锁，美国开始担心中国与世隔绝后是否还能继续抵抗下去。现在显然需要以有形的支援来鼓励中国，但问题是怎么把物资运到中国。由于日军占领了密支那，航线被迫北移，空中运输变得更加危险和困难了。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把欧洲放在首位，对亚洲战场的战略尚未确定，目前所能设想的就是必需让中国继续同日本作战，以便以中国为基地空袭日本的海上航线和最后以中国为跳板进攻日本本土。陆军部在这个时候制订了一项计划，题目是《使中国继续作战》。使中国继续作战实际上意味着得运去足够的军需品，实际上也意味着得收复缅甸。
史迪威脑子里已经构思好了一项收复缅甸的计划，准备一到德里就写出来。由于有在缅甸的亲身经历，史迪威在计划中要求美国派部队作战。他提出这一要求是必然的。他在5月25日发给陆军部的电报中说：“我坚信中国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因此，我认为美国不向这一战区派遣作战部队是犯了个严重错误。”马歇尔一心想在欧洲开辟第二战线，史迪威没能说服他把任何兵力抽调到亚洲。马歇尔只答应把第十航空队重新划归史迪威指挥。中缅印战区的前景不令人鼓舞，史迪威更加决心实施他的在印度训练一支中国特遣部队的计划了。
但是，史迪威没得到多大支持。在中缅印战区任职的美国人中，许多人受到失败造成的有害气氛的影响，也有许多人觉得自己是在一个不受重视的战区任职。驻德里的美国人员一个接一个地要求调职，有的称病请调，有的雄心勃勃地想得到更有前途的差事。“天哪，难道他们就没有一个人把战争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得失放在第二位吗？”史迪威本人因黄热病而出现黄疽，“浑身虚弱无力”，一连几个星期断断续续地卧床不起，但责任感使他很难同情任何要求调职的人。他对那些不把自己对当前使命应尽的义务放在首位的军人感到无法理解。记者埃里克·塞瓦赖德在赴中缅印战区采访后写道：史迪威“对当一名真正军人有一种高尚的构想，但是，他所理想的真正军人是不可能存在的”。
史迪威同韦维尔举行磋商，韦维尔“嗫嗫嚅嚅地”保证“要打回缅甸”。随后，史迪威启程前往重庆，由于天气恶劣，他中途在昆明停了五天，于6月3日才到达重庆。在以后的七个月里，他七次往返于他在德里和重庆的两个总部之间。德里和重庆相距两千一百英里，他先要从德里飞越一千一百英里到阿萨姆机场，然后越过喜马拉雅山脉飞行五百五十英里到昆明，最后再飞四百五十英里到重庆。喜马拉雅山脉海拔一万五千多英尺，比飞机通常飞行高度高一倍，而且常常出现强大气流，狂暴的气流甚至能使飞机破裂。飞机飞到海拔一万七千到两万英尺的高度，人就得戴氧气罩。速度缓慢的旧式运输机不适宜在这种条件下飞行，因为飞机上没有导航辅助设备，也没有配备武器对付日本飞机追击。史迪威这次乘坐的是时速二百五十英里的B－25型轰炸机，“不怎么舒服，但快得不得了。比运输机快多了”。
史迪威发现，委员长夫妇对他的接待非常热诚。考虑到他在缅甸吃了败仗，这种接待是令人惊异的。委员长邀请他到他们黄山的宅邸过周末，虽然他因病得太厉害而没有能去。蒋介石尽管表面上态度热诚，但他对盟国，特别是对英国已经完全幻灭了。为了得到史迪威主管的租借物资，他还不能对美国太失望。从中国的观点看，虽然蒋介石极力减少损失，但是，史迪威指挥的缅甸战役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不仅丢失了缅甸，而且损失了摩托化第五军及其炮兵部队。用中国一位军史学家的话说，这是“倒霉的进攻战略”造成的。结果证实委员长对发动攻势有怀疑是对的。中国有这样一种说法：“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 译注：这句话引自《孙子兵法》的《谋攻篇》。“善之善者”意思是高明者当中的最高明者。 ] 在失败临头的时候不战而降也是上策。蒋介石在把他认为的两个精锐军交给一位外国人指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们会被击溃。他那样做不过是想取悦于美国，从而能使中国得到更多的租借物资罢了，决不是真的把它们交给史迪威指挥。史迪威的指挥权不是“有实无名”，而是“有名无实”。
中国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失望。它过去抱有巨大期望，希望能得到盟国援救，但现在的处境反而比以前更加糟糕了：滇缅公路丢失；云南遭到进攻；由于美国发动杜利特尔袭击，日军又在浙江大举讨伐。中国人担心日军会进而进攻长沙，甚至重庆。中国除了在军事上遭到失败外，也没有取得盟国的平等对待。盟国制订了大西洋宪章，但没有制订以反对殖民主义为原则的太平洋宪章，中国为此非常愤慨。此外，他们对盟国把重点放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方针也非常不满，因为那意味着不重视中国局势。这一点在6月份丘吉尔第二次访问华盛顿时就已经显得很明显了，因为当时盟国开会没让中国参加。更加损害中国感情的是继续不让中国参加军火分配委员会。联合参谋长会议的成员就是军火分配委员会的成员，中国曾直截了当地要求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但在6月13日遭到拒绝，理由是要保密。
结果，中国看透了这场战争，态度越来越消极了。缅甸陷落后，在重庆的茶馆里，“让盟国去干吧”的论点非常流行。以夷治夷是中国传统的治国原则，这项原则现在看来不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可取，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道理了。据一位外国侨民说，中国认为，中国已经抗战五年，现在不仅有理由采取消极态度，“而且有权利在盟国作战的时候尽量离盟国远一些”。争取行使这种权利成了中国政府在这场战争中要干的主要事情。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摆脱外国，摆脱依赖，但迄今没获得成功。中国的问题太大了。随着应付本国形势的能力越来越小，国民党竭力想使对外国的依赖合算一些。
蒋介石很快就告急。他5月25日警告美国说，如果中国人民看不到得到盟国帮助的明显证据，“他们对盟国的信心就会彻底动摇”，那可能预示着“中国的抗战会彻底崩溃”。日军攻打浙江进一步证实蒋介石的警告是有根据的。蒋夫人5月23日写信给租借物资管理局局长劳克林·柯里，说中国的士气“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低过”。她还说，委员长也“第一次”感到悲观。随后，蒋介石写信给罗斯福，要罗斯福派哈里·霍普金斯代表他本人到中国来，因为局势发展到了“我过去从未经历的危急阶段”。中国在给美国的另外一些函件中警告说，准备推翻蒋介石并向日本屈服的失败主义分子会抬头。罗斯福本来就已经极为担心，他5月5日要求阿诺德将军“研究”将物资空运到中国的“一切可能途径”，因为“不管多么困难，我们都必须使航线保持畅通”。高思大使虽然并不认为中国同日本单独媾和的危险很大，但是，他认为，中国以一种“不宣布同日本媾和但实际上同日本停战”的方式长期采取消极方针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
这同派史迪威到中国去实现的目标截然相反。租借法案的理论根据实质上是利用盟国的兵力打击共同敌人，派史迪威到中国去的目的就是保障使租借物资达到这一目的。史迪威现在遇到的障碍是接受租借物资的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采取了消极态度。委员长之所以还打仗，只不过是因为不这么干美国就可能停止提供物资。他光靠消极威胁不可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军火，为了使美国决心提供必需物资，他得答应采取军事行动。史迪威在这方面拥有决定权。委员长认为，史迪威作为他的参谋长，其职责就是为他搞到他所需要的物资。
史迪威不认为自己是承办商，甚至不认为自己是用来达到中国目的的工具性“顾问”。他认为，自己是个军人，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是打败敌人，因此需要有支军队。不管有没有一支美国部队打头阵，主体作战部队都得是中国部队。因此，为了提高战斗力，中国现有的部队或其中能投入作战的部队得进行改革。要是让史迪威担任顾问，他就打算象在他之前的许多顾问那样进行根本性改革。中国过去聘请的许许多多的顾问有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坚决主张实行改革，认为不管是货币、司法、关税、政体，还是农业，都应实行改革。在1942年的情况下，派到中国任职的人员要求改革的愿望不会比他们的前任们小，除非是老中国通。那帮老中国通认为中国人就是“那个样子”，实行改革也无济于事。
史迪威跟怀疑派截然相反，他主张实行改革，而且是个实干家。正如马克斯韦尔·泰勒当年在北京所看到的那样，史迪威一看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就想加以纠正。有位中国观察家说：“每个美国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史迪威的办法就是改革军队，这既是为了中国，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也是为了他自己。史迪威看到，中国的三百个师“铺在全国各地”，平均缺员百分之四十，而指挥官们却按满额领取军饷。“军官们发了财，许多士兵营养不良，染上疟疾、痢疾或霍乱，奄奄一息。得了病的全被撵走。军人偷卖弹药和武器。各条战线上都有人同敌人公开来往……车辆用于走私活动，没有一辆用于调运军队。”蒋介石从不视察他的部队。他老是一个劲地谈论卡车、飞机和大炮，这完全说明他对训练、补充兵员、领导、医疗和后勤供应等工作的必要性一无所知。史迪威知道，改革工作规模太大，很可能自行垮掉。但是，他认为，有租借物资作为交换条件，他可以要求实行改革，至少可以从计划训练的三十个师开始。
史迪威在德里就草拟了一项关于军队的弱点和需要补给的报告，他到达重庆当天去向委员长汇报缅甸战役后期的情况时把报告随身带去了。他当时虽然正生病，但一想到要汇报的内容就非常激动，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按时去见蒋介石。正如他在写给史汀生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希望把缅甸战役的真相告诉委员长，可能“会使他吓一跳，从而促使他真的改编自己的军队”。“很多中国高级指挥官应该枪毙。”他建议枪决第六军军长甘丽初以及两名师长和一名团长。
虽然蒋介石每天都从重庆向派驻缅甸的各军发号施令，但是，他对缅甸的形势、战况或其他问题缺乏直接了解。他的宫廷里充满拜占庭式尔虞我诈气氛，谁也不愿意把日益恶化的实情告诉他，因此，形势越糟糕，告诉他的情况就越少。这不仅是因为他的部属害怕和顺从他，而且因为中国有一种根本思想，就是爱面子。中国有这样一种观念：忘掉坏的只说好的有助于使社会保持团结，有助于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尊严。结果，用史迪威的话说就是使委员长陷入了“无知和虚幻的自鸣得意之中”，从而使说服他相信需要改革军队变得困难得多了。
这次，史迪威把缅甸战役的“全部真相”统统告诉了蒋介石夫妇，“指名道姓地提到一些人……仿佛是在一个老太太的肚子上踢了一脚”。但是，“除我之外，谁也不敢把这些情况告诉他，因此我更有责任这样做”。向一个人——尤其是中国人——谈在他的领导下发生的失误，并不是说服他同意作改进的最好办法。但是，史迪威决心说服他答应对敌军采取行动，而且，他认为自己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接着，他提出了自己的改组军队的计划，其要点是缩编军队和将现有的武器装备集中使用。遣散军队是中国的一个老问题，蒋介石在1928至30年期间曾试图遣散部分军队，但结果没能成功。在那之后，他就千方百计地玩弄伎俩，采用不提供补给和不增补兵员的办法消灭非嫡系地方部队，但也没取得什么效果。史迪威现在建议“把一些师合并，使所有部队满额，然后把现有武器尽量拨给这些师使用……少量可靠的、装备精良的得到有力支援的师的价值比把现有普通师的数目增加一倍的价值大得多……而且战斗力会高得多，也较易于提供补给和进行管理”。中国甚至在目前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也能形成一支有效打击力量，中国可以利用这支力量挡住日军的进攻，一直拖到盟军进攻力量扭转战局、反败为胜为止。
史迪威还建议按能力对军官进行全面筛选，提升有能力的军官，“把无能的高级指挥官坚决整肃掉”，否则，“不管得到多少物资，军队都会继续每况愈下”。他最后提出一个敏感的问题：要求委员长必须选出一个他所信赖的人担任前线总司令，“给他一个总的指示，然后放手让他指挥军队，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再插手干涉”。史迪威把自己写的建议留给蒋夫人，她很快浏览了一遍，说：“哟，这不是同德国顾问跟他说的一样嘛！” [ 注：二十年代曾担任德国国防军首脑的赛克特将军1934年担任中国军事顾问期间提出一项计划，强调应该重视军队的质量而不应该重视数量，建议训练和装备二十个师(后来扩大为六十个师)和整肃军官队伍。他指出，中国的一大缺点是选拔军官时是看其人有没有后台，而不是看本人素质的优劣、成绩的好坏、能力的大小和能否胜任指挥工作。 ]
委员长没有对史迪威的建议作出答复。十天后，他们第二次会晤，原定是讨论中国已经答应的派军队到印度训练事宜。但是，委员长又把话题扯到物资问题上。“他又搬出他的那套老想法，说什么有了飞机、坦克、大炮等东西就能打赢这场战争。我有点发火了，对他说打胜仗的唯一办法是彻底改编地面部队。”这时，蒋夫人插话说委员长得考虑“某些影响”。
史迪威在听委员长本人介绍1929年遣散军队的情况后，看清蒋介石完全是中国军界错综复杂的私利关系的俘虏。各战区司令官指挥的军队，他不能自由处置。他只对中央政府直辖的十个军拥有无可争议的控制权。史迪威在一份题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独裁者遇到的麻烦》的报告中分析了蒋介石的行动受到限制的各种因素。蒋介石让过多的部属把省主席的政治权力和司令官的军事权力集于一身。“他现在发现这样做使他们揽权过大，他一年来一直试图抛开他们，但没有成功……威胁手段起了作用。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想搞掉薛岳。但是，如果他抽调薛岳的部队，薛岳就会发牢骚，说‘我不能对我地区的安全负责了’，甚至可能会有意让日本人作出反应。他还会要部下去施加压力。中央政府的各位官员会接二连三地收到抗议。于是，他们会对那位小人物说，反对意见非常强烈，硬搞下去可能会吃力不讨好。这样，这位小人物就停下来等等看了。事实很清楚，他不敢采取有力行动。”
但是，建立一支组织严密、富有战斗力和“有用的”军队看来显然是符合现政权的利益的，因此，史迪威相信，“有美国站在他一边支持他”，蒋介石不会不“抓住他一生中的这个重大机会”。即使撇开军事方面不说，单从中国的福利考虑，也必须减少强拉壮丁，以避免使农村严重丧失劳动力。但是，蒋介石却表现出了一个被保护人身上的最使人恼火的缺陷——认识不到明显的自身利益，也就是说认识不到在一位美国人看来是符合他个人利益的东西。史迪威感到沮丧，认为只有政府外部的某些势力能够帮助中国。他以其特有的明确用语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要么被敌人毁灭，要么是树立某种新思想，并马上付诸实践。”
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建议的抵制从来不是坚定不移或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他认为史迪威能为他从美国要到东西的多寡而变化不定的。他不得不作出足以使美国继续提供援助的让步。陆军部这时制订了一项作战计划，打算利用积压在印度无法运往中国的四万五千吨租借物资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另外积压在美国纽波特纽斯码头上的十四万九千吨供给中国的租借物资已重新收归美国使用。)但是，重新发动地面攻势已经打动不了蒋介石。蒋介石希望美国集中力量提高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空运能力，以便达到他的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想使作战物资继续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供给他自己使用；二是让陈纳德的飞行队得到燃料，继续维持下去。因为陈纳德曾向他担保，他的飞行队能为对日作战出力。
空运队只有二十五架飞机，同罗斯福答应的一百架相差很远。中国一直要求增加运输机，但军火分配委员会没能予以满足，因为飞机和飞行员普遍供不应求。尽管交通已被完全切断，但中国还是象过去那样继续要求提供巨额军用物资，这种要求也没完全得到满足。毛病是出在美国把“波利洛” [ 注：波利洛(BOLERO)行动是在英国集结力量以开辟第二战线的行动的代号。 ] 行动计划和俄国人放在优先地位，但宋子文却归咎于史迪威。他在打给史迪威的电报中说：“由于你没发电报帮中国说话，陆军部对中国的要求反应相当迟缓。”他要史迪威认识到自己在美国对上至总统、陆军部长和参谋长的所有人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宋子文的这最后一句话有点奉承味道，但这也确实是中国人的看法。中国人对欧洲战争漠不关心，因而以为美国的物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以为美国不向他们充分提供物资完全是史迪威没有提出要求的缘故。
在宋子文的推动下，委员长比较愿意听取史迪威的意见了，反映出这种变化的是他逐步同意了史迪威提出的派军队到印度训练的计划。6月24日会晤时，由于蒋夫人向委员长力陈了该计划的各个论点，史迪威提出的条件大部分被接受了。史迪威不同意让杜聿明担任训练营长官，双方最后商定，如果史迪威同意让罗卓英担任主管行政和军纪的副长官，就由史迪威本人指挥和管理训练工作。蒋介石甚至还同意空运五万部队到印度去。蒋介石在谈判中经常“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这是其中的一次”。诱饵是一幅“大美景”——这项武装中国以发动反攻的计划的基础是每月用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向中国空运五千吨军火，此外还要向中国提供五百架作战飞机。
喜马拉雅山航线运输吨位这个无休无止地折磨人的问题，成了中国战区的关键问题。自4月份以来，由于雨季无法飞行和部分飞机被调去向难民空投食品，运输机平均一个月只往返中国两趟，结果，一个月运到中国的物资平均还不到一百吨。尽管美国作出种种许诺，但是，驾驶员和设备供应不上，飞机缺乏维修，阿萨姆的机场简陋不堪而且不顶用，气候也变化莫测。美国现在在国外有七个航空队，在国内有四个。阿拉斯加的一位指挥官写道：“我什么都需要！”他的这句话概括了各个航空队的状况。喜马拉雅山航线的需要最大。他们收到的设备先得从美国经过一万二千公里运到印度西部沿海港口，然后装上火车经过一千五百英里运到加尔各答，最后经阿萨姆－孟加拉窄轨铁路线运到各个机场。
阿萨姆－孟加拉窄轨铁路初建时是为了把阿萨姆邦的茶叶运出去，这条铁路交通拥挤阻塞，令人绝望。在从加尔各答到利多的这段距离里铁轨变换三次，还要经过布拉马普特拉河，河上没有桥，全靠用驳船把一节节车箱运过江。英国人对铁路的管理墨守成规，就好象此刻还不怎么紧急，办事还是那么不紧不慢的。1942年夏天，印度国大党号召举行罢工，在全国开展“不合作”运动，印度的工矿企业陷入混乱。阿萨姆－孟加拉铁路的运输量长期低于商定的数字，铁路管理官员工作作风刻板，甚至置中缅印战区后勤部门长官“胖将军”韦洛的权限和情面于不顾。这个问题阻碍了物资运输工作，一直持续了近两年之久。最后，美英双方于1944年2月达成协议，把那条铁路划归军队，由美国派几营铁道兵管理。
在喜马拉雅山脉彼侧的中国，供给陈纳德飞行队的燃料和零件运到昆明后，还得经陆路和水路运到数百英里以外的几个空军基地，路上往往要用八个星期时间。空运队每把一加仑汽油运到中国，自己也要消耗掉一加仑汽油，为了使陈纳德飞行队能向日军投掷一吨炸弹，得运十八吨物资到中国。一架运输机能运载四到五吨货物，在最适宜的条件下一天能飞一个来回。但是，每次起飞的飞机数量很少超过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恶劣的天气和其他方面的故障减少了飞行次数。这条航线上的损失非常惨重。空运队在这条航线上飞行了三年，共损失了四百六十八架飞机，平均每月损失十三架。驾驶员有的能跳伞逃生，被美国战略情报局派到缅甸的特工人员组织的克钦族营救队营救出来。但是，有的驾驶员死在森林里，有的被日军俘虏，还有的落在树顶上下不来，尸体长期挂在树上，被蚂蚁吃掉。
凡是一支空军部队所需要的，陈纳德飞行队都长期短缺，空运队运去的每一吨物资他们可能都使用了。跟史迪威或中缅印战区的几乎其他所有人一样，陈纳德平常总是感到恼火。他写道，虽然他手下的人把破飞机修修补补，把旧零件擦洗后再用，甚至把用过的汽油过滤后重新使用，但是，美国参谋部的军官们“在印度和中国问题上却傲慢地挟着公文包逃避责任”。这种状况“使我们大家感到愤慨”。在喜马拉雅山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常常挤进乘客，他们占的地方本来可以用来运载燃料、轮胎、电花插头、汽化器、工具、罩衣、香烟、肥皂和美国志愿团所缺少的其他一切东西。美国志愿团1942年7月4日正式编入美国空军的时候，是中缅印战区唯一的空军部队第十航空队的一部分，现在它被命名为驻华空军特遣队，陈纳德任队长，并晋升为空军准将。但是，他所讨厌的比斯尔在他之前一天擢升为准将，并被任命为中缅印战区空军司令。据麦克休说，蒋介石把美国没有任命他提名的人担任空军司令看成是对他的“一种直接冷落”，认为这表明美国不会向中国提供他想要的空军力量。实际上这反映出阿诺德将军不喜欢陈纳德。中国开始施加影响，要美国撤掉比斯尔和提升陈纳德。最后，中国达到了其第一个目的，虽然第二个目的没有实现。
陈纳德虽然很得宠，但就连他也跟史迪威一样，跟蒋介石闹起纠纷来了。蒋夫人有一次对他说，他以后得直接与委员长联系，不要再通过她了。陈纳德回答说，如果没有她当中间人，那些有私心的人就能劝委员长“发布无法接受的命令”。他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惶恐不安，以致蒋夫人还是允许他象过去那样行事。陈纳德督导中国飞行员的训练工作。飞行员们暴露出来的问题跟史迪威在军官中发现的问题一样。他1942年5月向蒋夫人发牢骚说，情况“越来越糟糕，现在几乎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调去担任教官的全是最差劲的飞行员，他们根本教不了学生，也无法维持纪律。他们不理睬美国人的建议，“憎恶美国的影响”。陈纳德四年来发现无法纠正这种状况，他现在也不能出具证明担保这些飞行员到美国完成训练学业。他认为应该报告陆军部，“在中国，飞行训练办法存在严重缺陷。”如果打算继续搞下去，必须让他对学校和人员拥有“全权”。后来，陈纳德在坚持认为史迪威个人的缺点是引起他同委员长发生冲突的原因时，没有提到他自己同委员长的纠葛。
使陈纳德更加火冒三丈的是物资供应不足，他之所以恼火是因为他完全深信，如果能得到装备，光用他的航空队就能截断南海的日本军用物资运输线，使日本大吃苦头。这个办法的诱惑力是很大的。陈纳德写道：“我们始终应该研究如何做最为适宜，而应该忘掉这样做是否可行的问题，因为那样很快会给我们造成足够的危害。我们应该看看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应该为之感到鼓舞。”他本人就受到了这种令人钦佩的原则的莫大鼓舞。他在那年夏天写信给史迪威说，太平洋战略的目标是切断日本的海上通道，鼓励中国出动地面部队进攻日占区，在缅甸和印度支那地区压制住日本空军，减轻日军对印度的威胁，保卫通往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航线和“提供军需品以成功地发动一场攻势，来激励所有盟国”。如果给他五百架战斗机和一百架运输机，再加上让他“全权指挥这个战区的空军”，他就能实现上述目标。
在蒋介石夫妇看来，陈纳德的论点是很难不予相信的。如果给陈纳德五百架战斗机、一百架运输机和“全部指挥权”就能打赢这场战争，那就没有必要改革军队，也没有必要打乱各集团、各派系和各战区司令官之间的极其微妙的关系了，因为蒋介石的很不牢靠的权力宝座就是靠这些关系支撑的。空军不需要中国花费力气，而且干起来看上去似乎不费吹灰之力。陈纳德每周给蒋夫人写一份战况报告，蒋夫人有一次收到报告后写信给陈纳德说：“如果我们每天击毁十五架日本飞机，那么，用不了多久，日本飞机就会所剩无几。”于是，诱导美国提供五百架飞机和从喜马拉雅山航线提供补给以使空军部队保持作战能力和进行维修，成了蒋介石的既定目标。
蒋介石对美国不履行诺言越来越不满。美国制订了一项代号为“哈普罗”的行动计划，打算从中国出动B－24型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蒋介石对这项计划颇感兴趣。但是，由于浙江的空军基地落入日军之手和空运队运输的物资供不应求，这项计划无法实施，最后被美国取消了。在史迪威的建议下，原准备飞往中国的B－24型轰炸机中途停在埃及没有飞来。由于别的地方需要，美国把原答应向空运队提供的一百架运输机减少到七十五架，后来又减少到五十七架。史迪威不得不通知委员长，空运队原来估计每月能运送五千吨物资，但按目前的情况看连十分之一都无法达到。蒋介石同古代的帝王一样，一听到坏消息就归罪于送消息的人。他在听宋子文说史迪威没有卖劲地向美国政府力陈中国的要求之后，对史迪威更加恼火了。
委员长认为这说明史迪威没有尽到参谋长的职责。依委员长看，一个外国人从他自己的国家要不到需要的东西，完全说明他缺乏影响。物资得用轮船、火车和飞机转辗漫长里程后才能运到中国，这一点蒋介石根本不管。后勤方面的实际问题他也毫不在意，因为他对后勤不甚了解。如果史迪威搞不到东西，只能说明他不是没有足够的影响，就是没有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出力。蒋夫人既有办法提高史迪威的影响，也能诱使史迪威真心实意地替中国服务。她对史迪威说：“我们将设法使你晋升为四星上将。”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这帮混蛋！”他感到自己受了凌辱。他对他的下属说，他认为蒋夫人对他说这番话意在收买他，以便让他顺从地向美国政府提出中国的所有要求。蒋介石夫妇实际上确实是想收买他。
6月底，物资供应争端终于导致了“三项要求”的危机。导火线是隆美尔6月21日占领利比亚的托布鲁克，把英军赶出埃及，再次出现了德军突破防线打进中东的危险。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布里尔顿的第十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以及空运队的运输机和驾驶员奉命飞赴埃及，飞往中国的一队B－24型重型轰炸机中途停在喀土穆，改变航向飞往英国。把这些消息通知委员长的任务又落到史迪威头上，可以预见到委员长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史迪威本人跟委员长一样，也十分恼火。“我们作出的许诺一个也没兑现，却还乐呵呵地对他说，老兄，继续干吧。”
蒋介石夫妇利用这个机会大发雷霆。蒋夫人气愤地说，英国每遭到一次失败，就拿走一批中国的装备，“既然如此，中国没有必要继续打下去了”。委员长声称中国受到“轻视”，要求美国和英国“明确回答是否认为中国是盟军战区之一”。他马上提出了他真正关心的问题——租借物资问题。他说，美国运到中国的物资还不到罗斯福许诺的十分之一，这实际上等于是“不服从”总统的命令。“作为我的参谋长，你的责任是保证使答应提供的物资很快运来。”蒋夫人最后以最后通牒的口吻说：“委员长希望盟国明确回答是不是还认为这个战区是必要的和需要给予支持。”
史迪威愿意表示同情，因为他与蒋介石夫妇一样，也希望美国加强对中缅印战区的支持。但是，由于他们指责他没有尽到职责，他非常恼火。他“把他们的指责驳了回去，告诉他们我提出过什么样的要求”。史迪威认为，蒋介石夫妇是故意发作，以为只要“激烈表示反对”就能占上风。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各种礼遇、会晤、招待、友谊和其他关系都是表面假象，从根本上说，中国人内心里是把西方人看成在任何交易中都得以智取胜的对手。在这种表面做法的背后，引起蒋介石对美国不满的深刻原因是美国没有让中国象英国那样控制援华租借物资的支配权。美国对中英两国区别对待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如果物资交给中国随便支配，有很大一部分绝对不会用于抗日。但是，这样做看来是对中国人的明显歧视。蒋介石认为，美国这样做使他丢了面子，是不可原谅的。这也是他不喜欢史迪威的根本原因，因为史迪威身为援华租借物资经管人，是这种做法的明显代表人物。
蒋介石夫妇在口头提出最后通牒三天后，又正式提出了限期答复的三项要求。这三项要求是：
1．美国于8、9月间调陆军三师到印度，重新打通经缅甸到中国的交通线；
2．自8月起美国从中国出动作战的飞机要达五百架，而且以后需一直保持在这个数目上；
3．自8月起空运队每月保持五千吨之运输量。
蒋介石夫妇说，如果这几项“最低要求”得不到满足，中国只好“取消”中国战区，“重新调整”自己的立场，“另做安排”。
史迪威非常愿意转达这几项要求，因为除了飞机数目和时间期限外，其他内容都与他本人向马歇尔提出的要求相近。但是，当蒋夫人后来要求他把这三项要求同他本人的建议一道向美国政府提出时，他拒绝了。他对她说，他不愿支持任何人向他自己国家的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蒋夫人“非常生气……开始大声斥责我”，叫来了她自己的秘书，要秘书“把我说的话全记下来。她是气疯了。她劈拍一下抽了个响鞭，但是小丑没有应声跑出来”。史迪威利用这个机会指出了自己的双重身份，说他虽然是委员长的参谋长，但是，在涉及到美国政府的问题上，委员长不能把他叫来对他发号施令。他阐明了自己兼任的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美国政府驻盟军军事机构代表和援华租借物资统制人的职能，并说明自己“是个曾宣誓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陆军军官……如果她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她就比我想象的还笨”。
史迪威还向蒋夫人解释说，每月飞越喜马拉雅山空运五千吨物资从后勤上说意味着得有三百零四架飞机、二百七十五名机组人员和三千四百名地勤人员，而且每一头得各有五个飞机场，每个机场得能容纳五十架运输机才行。“她开始有些明白了。”他最后对她说，他认为委员长“需要的是位军人，而不是个橡皮图章”或虚伪的、口是心非的“话筒”。
为了让美国相信中国确有单独媾和的危险(单独媾和是中国能使三项要求成为最后通牒的唯一手段)，重庆放出谣言，说日本特使和南京代表已到重庆来洽谈媾和的条件。史迪威没有把这些谣言放在心上，因为他确信，中国能从美国得到的太多了，而“同日本媾和有百害而无一利”。他同高思大使讨论了这个问题，高思同意他的看法，并告知华盛顿，中国是在“吓唬人”，虽然它的需要是真实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位代表拜访了周恩来，据周恩来说，根本不存在中日单独媾和的危险，相反，他们的“抗战已经变成了一桩好买卖，因为那便于捞取援助”。他说，国民党官员引以为得意的是自己会施展外交手腕，会利用美国人的神经质。他们在上海同日本保持接触“为的是引起美国人的担心”。
美国不敢冒丢掉中国这个作战基地的风险。如何答复三项要求取决于能拨出多少物资，因而又取决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是否会同英国发生矛盾以及讨价还价的结果如何。在作出决定之前，罗斯福总统先写了一封信安抚蒋介石，答应在近期内解决这个问题。
委员长在两架运输机的使用问题上同史迪威发生了争执。他非常恼火，企图剥夺史迪威对租借物资的控制权，结果引起了意外的严重后果。他写信给罗斯福说，史迪威既对美国政府负责，又对中国政府负责，这种双重责任看来在租借物资问题上发生了抵触，这个问题得解决。罗斯福在复信中断然拒绝把史迪威的两项责任对立起来，明确肯定史迪威主要是对美国负责。“让史迪威将军完全受命于您是行不通的。”罗斯福的复信是马歇尔起草的，马歇尔知道租借物资是史迪威施加影响的唯一手段。复信还说，不管换谁接替史迪威，都将握有同样的权力。
罗斯福的复信违反了中国人办交涉的主要原则——照顾对方的尊严，不直接拒绝对方的要求。由于白宫和陆军部看来缺少熟暗中国行文习惯的謄写员，宋子文补了空缺。为了能平静事态，他把总统复信的语调和措词都做了删改，然后才转呈委员长。在这同时，马歇尔给史迪威寄去一份原信副本，供他参考。因此，史迪威知道自己的立场得到确认，蒋介石的看法则不是这样。他们两人又纠缠了几个星期才把真相弄清楚，在这过程中，他们相互不满的情绪进一步增大了。蒋介石在看到总统的原信后，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再次提出要取消中国战区。蒋介石的这种反应是可以想见的。总统把宋子文召到白宫，亲自告诉他史迪威的身份仍然不变。宋子文跟蒋介石手下的其他部长和官员一样，也不愿意传递使蒋介石不悦的消息，他继续按自己的意愿删改信件。两年后，罗斯福总统又发现有些信件被删改，于是他命令，凡是他给委员长的信件，一律由美国驻重庆的一位高级军官亲自交给委员长本人。
史迪威一面等待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三项要求作出答复，一面继续催促中国实施派三十个师到印度受训以收复缅甸的计划。他跟委员长保持着一种时而表面上客客气气，时而怠慢冷淡的关系。他跟军政部的会谈始终给他以合作的希望。中国人从来不说“不”字，因此，史迪威始终可能是以为自己即将办成某件事。他知道有人在散布流言蜚语，说他破坏了第五和第六军在缅甸的进攻，然后“溜之大吉”。他认为这些谣言是宋子文散布的。但是，始终有些中国朋友希望他的改革计划获得成功，对他的希望加以鼓励。缅甸战役时期的首席翻译官曾士奎继续担任联络官，他有一次来找史迪威聊天，“看来他确实是相信我能渐发挥足够的影响，产生很大作用”。
这几个月的生活并不令人感到愉快。史迪威黄疸病刚好就又得了“肚子疼”病，最后诊断为体内有寄生虫。他得在一天半的时间里服用八种不同的药，根据他本人后来的记载，他吃惊地“感觉舒服一些了”。他6月份收到母亲逝世的噩耗，非常悲痛。此外，他还给视力搞得心神不安。他的视力几年来一直不好，几乎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东西。日本飞机空袭造成的麻烦，再加上重庆天气闷热，使人感到厌烦。因此，他非常思念家乡卡梅尔和亲属。马歇尔和史汀生联名给他发了一份电报，给他吃了颗定心丸。他们向他保证，如果事实证明争取委员长更加积极地提供合作的努力毫无成效，他们就把他调到另一个战区去，以让他发挥更大作用。
后来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情况。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尽管印度政府非常不乐意，史迪威最后还是说服韦维尔答应把拉姆加尔拨给他作为训练中国部队的基地了。拉姆加尔位于加尔各答以西约二百英里，过去是关押两万名意大利俘虏的战俘营。英国人担心大批中国武装部队开到印度会对印度人的反叛活动产生影响，此外也不想用中国军队收复缅甸。但是，中国三十八师和二十二师的八千人已经在印度境内，而且，美国不打算派本国步兵部队到中缅印战区作战，因而力主实施史迪威的计划。最后，美国占了上风。英美两国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作为逆租借法，由英国为中国军队提供住房、粮食和军饷，美国则提供装备和进行训练。训练计划开始实施时只有八千人，拖了三个月后，即到了10月份，中国才开始象蒋介石6月24日许诺的那样用飞机增调部队到印度接受训练。
阻碍军队改革的障碍更大。军界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军人官僚派，另一派是黄埔派。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大部分控制在黄埔派手里。何应钦一派依赖现行的组织体制，正如史迪威所指出的那样，这就是象杜聿明这样的将军能够“如此独立不羁”的原因。何应钦坚决反对运用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估计任何改革计划或作战行动计划都会遭到他的反对和阻挠。
黄埔派比较愿意实行改革。这一派的领导人是黄埔军校首期毕业的老军人陈诚将军和胡宗南将军。陈诚将军现任湖南省主席兼司令官。史迪威1938年曾认为他是中国诸将军中的一位“最强有力和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现在则认为他有可能成为总司令，或者有希望接替何应钦。陈诚是委员长的密友，据认为在蒋介石的儿子具备条件之前，他会被看成临时继承人。他享有蒋介石的青睐是必然的。考虑其他任何不受宠的人是毫无意义的。据信陈诚想凭自己的本领继蒋介石之后当权。他长得跟委员长相似，也剃着光头和蓄着一撮小胡子，说话声音也很尖。由于这些缘故，人们传说他跟蒋介石是异父兄弟。尽管如此，陈诚在统一战线期间还是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一道在军队各师建立了政治部，并采用共产党的办法组织民众抗日。
黄埔派的另一位领导人胡宗南也是委员长的亲信。他的总部设在西安，指挥四十万大军封锁共产党人。他统辖的部队是中国兵力最多和装备最精良的一支部队。他同黄埔派的另一个人物戴笠是密友。
其他许多人物的态度和相互关系变化无常，但对这些人也得予以重视，其中之一是同南方集团结成联盟的张发奎。张发奎担任过“铁军”的军长，“现在发了财，过着安逸的日子”，但仍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此外至少还有七个战区司令官(包括陈诚)，他们军政大权独揽，其中之一是以悍勇好斗著称的省份湖南省的“长沙虎将”薛岳。薛岳是“军队中唯一的一个态度强硬的汉子”，在蒋介石打电报干预的时候，他居然敢“咆哮着要求解除他的职务”。这七人中的其他人都是偏远地区的战区司令官，如山西的阎锡山和云南的龙云，他们都是半封建的土皇帝。云南省主席龙云身材矮小，靠种植鸦片发了财。他自己发行货币，保留着自己的军队，实际上是在云南实行自治。他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紧张，有一次发生政治危机时，蒋介石要他到重庆去，但是，他直到蒋夫人到云南府留作人质后才前往重庆，而且直到他返回云南后才让蒋夫人离去。
这七人中还有一位战区司令官是浙江战区司令顾祝同。有一次国民党军队在同日军作战时，他的部队“就在后方五十多英里的地方，但他一直按兵不动”。史迪威在北平任职时的助手、现任武官巴雷特上校亲自前往前线调查，带回了一项关于在衢县发动的一场“倒霉的攻势”的报告。在衢县有个庞大的轰炸机基地，委员长反对发动杜利特尔空袭主要就是害怕丢失这个基地。在发动那场空袭之后，该基地果然丢掉了。根据巴雷特的调查，蒋介石又是从重庆指挥作战，而且“取得了象以往一样的辉煌战果……这个小人物命令两个军埋伏在深山里，等日军经过时从侧翼发动进攻。但日军完全封锁了退路，继续前进……这些军队的装备是最差的，士兵生病了没人管，也没有运输工具。病员很多。大部分是新征来的壮丁，是被捆绑着押送到部队来的。当兵是件丑事，只有没钱没势的不幸儿才会被抓来当兵……这个笨蛋为什么就认识不到训练三十个师的计划是他唯一的希望，为什么就想不到另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呢？”
这个恼人的问题的答案是逐步清楚起来的。史迪威经过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蒋介石并不真心想有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作战部队，这样一支军队对他来说是害多利少，他生怕富有战斗力的三十个师会由一位新领袖或新集团控制，从而给他自己的统治地位造成损害或挑战。史迪威提出的撤销无能指挥官职务的建议会把那些效忠于他、对他感恩戴德的人撤掉。他不希望建立一支能同日军作战的军队，只希望有一支能保住他在国内的地位的部队。因此，他认为只要自己的军队、枪炮、飞机和坦克比共产党多就行了。
史迪威继续不懈地努力。推动他的是一个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的信念。他相信美国援助具有巨大讨价还价力量，能够迫使中国改革军队和克服政治上的障碍。他的设想是：中国军队最后缩编为大约一百个满员师，作为核心力量的头三十个师在昆明地区训练和装备后担任“Y部队”；也就是盟军两路夹攻缅甸的东线突击部队。(美国把进攻缅甸的计划称为X－Y计划，X代表从印度发动进攻的部队。)史迪威不打算整师整师地训练，只打算训练干部，然后让干部们去训练自己的部下。中国军政部对这项计划的“总的梗概”表示同意，但回避确定开始训练的日期。
为了激励委员长，史迪威又向他呈交了一份备忘录，有力地论述了自己的努力的理论根据。他敦促中国在考虑问题时不要从自己并不拥有的军事力量出发，即不要从庞大的空军和炮兵部队出发，而应该利用自己拥有的力量，这就是“用步枪、机枪和迫击炮武装得相当好的庞大兵力”。如果把现有的师减少一半，使缩编后的师满员，那么，每支部队的步枪、机枪和迫击炮就能达到标准定额，而且能增强炮兵的支援。史迪威最后说，“我知道也懂得，在我主张改革指挥系统时，会有人出来反对”，因此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改革建议。
委员长对这项备忘录与对史迪威在近一个月里提出的其他五项备忘录一样，也没有作出答复。史迪威要求见委员长，但等了一个星期也不见回复。史迪威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这是我历来进行的一种最枯燥乏味的活动，得竭力去引导和影响一个执拗、愚昧、抱有偏见和骄傲自大的暴君。除我之外，谁也不对他说真话，而他在听到真话时又不肯相信。”史迪威向史汀生解释说，他认为，那种以为把“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蒋介石就能使他“逐步树立起信心”的想法，完全是一种天真幼稚的期望。他还对史汀生说，“在寻找这个人身上的长处时，必须考虑他的环境和经历……他没有受过正统教育……他没有一个朋友，他只有奴仆，他们在他面前唯唯诺诺，没有一个人例外。他的夫人是他唯一的真正朋友。“实际上，她非常怕他，他一发怒，她就不敢作声了。她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为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而奋斗。”如果是她当委员长的话，中国的“进展速度会为现在的五倍”。
史迪威的总目标是促使发动一场战役以收复缅甸，但这场战役谁也不想打。他愿意让蒋介石发动缅甸战役，以作为一条出路，使蒋介石从致华盛顿的最后通牒中解脱出来。委员长只要“表明愿意合作”，就能得到美国的物资。一旦中国决心战斗，美国就得充分提供物资，支援这场战役。华盛顿也一定会施加压力，逼英国参加缅甸战役。史迪威仍然希望美国派遣一个或几个师参战。他相信，如果中美军队愿意采取行动，“英国几乎不会不采取行动收复自己的领地”。
依据这个想法，史迪威7月19日参照自己原先的两路夹攻缅甸的设想，向蒋介石提出了一项四点军事计划，要中国方面“挑选二十个师”参加作战。这项计划的诱人之处是重新打通经仰光的运输线。据史迪威估计，如果仰光收复，美国陆军部就能连续半年每月拨运给中国三万吨物资。史迪威的这项计划还主张，在盟军从陆路发动进攻的同时，英军重新在孟加拉湾确立制海权，收复安达曼群岛，派部队在仰光登陆。
次日，劳克林·柯里以总统特使身份代替哈里·霍普金斯来到重庆，史迪威得知美国不会派部队到中缅印战区作战，因为“运输量过大”。虽然这是中国提出的三项要求之一，但是，柯里在同委员长初步会谈后仍感到“十分鼓舞”，“认为他已经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柯里身材矮小，但却很自大。罗斯福第一次派他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到重庆来是1940年春季，在那以后，他一直在华盛顿主管援华租借物资。他很快就以“柯里梳子”和“机智的柯里”的绰号出现在史迪威的日记里。柯里不赞成用租借物资要挟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他对马歇尔说：“鉴于中国仰赖我们继续提供援助，估计不会出现不合作的麻烦。”这是一种典型的错误判断。他低估了中国利用想利用它的人达到自己目的的本领。
委员长在同柯里会晤时对史迪威表示不满，再次想让美国撤换史迪威，或至少是不让他再管租借物资。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任职期间，如果在物资问题上较通融一些，如果他建议华盛顿接受委员长的要求并不对物资的使用管得太严的话，他本来随时都能对蒋介石采取随和态度。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但是，蒋介石很快就发现史迪威不愿意在这层意义上持合作态度，因此，他后来从来没有长时间放弃撤换史迪威的念头。当柯里把蒋介石的不满意见的大意转告给史迪威时，史迪威反驳道，他告诉委员长的全是时局真相，因为他相信委员长想了解真实情况。“我只能据此继续工作。”
8月1日，蒋介石采纳了史迪威向他建议的“出路”，接受了缅甸战役计划：但机灵地提出了两项条件，一是英军从陆路和海路参战，二是派遣充足的空军部队提供有效支援。蒋介石指出，缅甸战役首先取决于弄清英国政府的意图。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前不久刚对英国的意图作过估计。戴维斯7月31日写的报告说，英国现在“无意在近期里收复缅甸”，其原因同他们当初不积极保卫缅甸的原因一样。蒋介石由于猜到了这一点，因此大胆地同意参加进攻缅甸，甚至把参加作战的二十个师中的十五个师都选定了。现在，缅甸战役完全取决于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作出什么决定了。
美国向中国提供援助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军事目的，实际上支援的是一个政杖，而不是一场战争。多恩上校8月4日写给陆军部的报告说：“在我们收复缅甸之前，援助中国的各种谈论和计划都毫无意义。但是，向中国提供的所有援助都必须附有条件，必须要求他们采取行动。”否则，“现政府会一味囤积物资，以备战后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几乎是偶然地提了一下问题的核心：“他们估计会发生大动乱或革命。实际上，宋子文在华盛顿说过，他认为，在战争结束半年之后，现政权会干不下去。他应该知道……”
国内问题是首要问题，这一点处处都可以感觉到。史迪威除记得1938年同周恩来和叶剑英友好谈话的情况外，对共产党人再也没有任何直接了解。他知道，八路军据说拥有五十万人马，共产党的力量在北方不断扩大。据一些消息说，山东省只有一个县还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史迪威自重返中国以来，跟共产党人只有过一次间接接触，那就是戴维斯向他转达了仍在重庆的周恩来6月份同戴维斯的一次谈话。周恩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戴维斯说，如果委员长允许，他愿意率领共军参加收复缅甸的战斗，“我愿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史迪威虽然把周恩来说的这些话记下来了，但他并没怎么注意共产党人。蒋介石问题把他缠住了，而蒋介石当时是居于突出地位的人物。
史迪威虽然在国内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但是，同驻重庆的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他也因为同他负责支持的这个盟国志趣不投而感到烦恼。在炎热的夏天的晚上，他在记日记时所写的尽是这方面的问题。他写道，美国“被迫同一帮法西斯分子结成伙伴，领导这伙法西斯分子的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同我们的敌人德国相似的一党政府”。这多少是吹嘘中国人民在蒋介石的无畏领导下进行六年壮烈抗战的“愚蠢的、骗人的、虚假的宣传”所造成的结果。“这里存在着同情纳粹分子的情绪。政府属同一类型，观点雷同，匪徒行径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既无力量，又无能耐。蒋介石“一步也不朝前迈，不采取任何具体行动提高中国的地位”。蒋介石跟希特勒一样，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完全凭“直觉行事”。“怎么打动这样一个家伙呢？怎能接受他的观点呢？”
史迪威预见到战争结束后会同“赤党”爆发内战，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帮助中国人民呢？停止愚蠢的宣传……壮烈的抗战在哪儿？伟大的游击战在哪儿？哪儿有什么改革，连对改革的基本认识都没有！”
史迪威认为，蒋介石是个“狂热的大中华主义分子”，就是说，他跟清朝皇帝一样，瞧不起别的任何国家的人，老是提心吊胆的，生怕别人说他亲美，生怕承认自己依靠美国。他的这种思想之所以比别人更加强烈，也许是因为他所处的地位。蒋介石虽然聘用了许多外籍人，例如长期担任他的政治顾问的端纳，他的德国籍卫队长瓦尔特·斯登奈斯、财政顾问阿瑟·扬以及他的专机驾驶员罗亚尔·伦纳德，但是，他内心里是憎恨外国人的。他憎恨英国人和美国人，把他们视为帝国主义分子。他认为自己同史迪威的关系使自己丢了脸。
由于遇到的麻烦越来越多，蒋介石变得越来越专断和难以接近，变得更加孤僻．落落寡合。史迪威并不是难得见到他的唯一的人。官员们见他一面得等上好几个星期，常常只能通过蒋夫人转达自己的问题，他们对比颇为不满。用史迪威的话说，蒋介石兼用“吓唬和拉拢”两种手法，使对手穷于应付。他看上去似乎是个强有力的，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是，他并不知道如何搞好一个政府。他虽然阅历丰富，但心胸狭窄，受的教育有限。他最大的障碍是缺乏有能力的行政官员。他从来不让真正有能力的人担任要职，唯恐他们力量太强。由于他规定的任职的标准是效忠于他，而不是有能力，所以，他周围全是一帮庸才。他的姻兄孔祥熙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主管政府民事工作，通常还兼任财政部长。但是，英格兰银行驻中国代表西里尔·罗杰斯说他的“智力只及十二岁的儿童。如果我把他跟我谈论银行业的讲话录下来放给大家听，那谁也不会再认真看待蒋介石政府了”。尽管如此，孔祥熙却精通生财之道。孔氏家族是重庆街谈巷议的话题。据说这类流言蜚语“有百分之九十不真实，但是有百分之十的情况甚至比传说的还要糟糕”。孔氏家族、宋氏家族以及他们的兄弟和侄男侄女形成了宫廷集团，为首的是孔夫人。孔夫人左右着她的妹妹蒋夫人，通过蒋夫人影响委员长。蒋夫人对委员长的影响是有限的，她把这归因子自己没给他生儿育女。
政府形式上分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院，但实权操纵在以蒋介石为总裁的国民党手里。在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中，势力最大的是以陈氏兄弟为首的右翼CC派。陈氏兄弟是国民革命的守旧派，是蒋介石的第一个恩师陈其美 [ 译注：陈其美即陈英士。 ] 的侄子，是1932年成立的蓝衣社的头子。蓝衣社是国民党的相当于德国纳粹冲锋队的组织。弟弟陈立夫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当过蒋介石的私人秘书，现在成了国民党的首领。国民党在每个村庄和每个部队都建立了基层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实行一党制，代表由国民党指定，隔三、四年才开一次会。国大自1935年以来没举行过一次选举，任何进步团体都没有表决权或发言权。在国大闭会期间，全国执政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决策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常委会每两周举行一次例会。蒋介石虽然对党内的压力很敏感，但实际上他是向常委会发号施令。
蒋介石的思想基本上是儒家思想。他1927年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后来又盘踞最高地位达十五年，使他取得的胜利进一步得到巩固。这也是天意和定数。为了显示这一点，除不时发脾气时外，他总是摆出一副从容和善的模样。他认为，他的所有部属，包括他的参谋长史迪威，理所当然地首先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共产党人不服从他，藐视他的权威，因此在他眼里比日本人还罪大恶极。心怀牢骚的知识分子和地方首领中反对他的人联合不起来。孙中山的儿子孙福 [ 译注：孙福即孙科。 ] 享有广泛支持，是敢于向委员长坦率陈言的不多的几个人之一，但是，跟他的父亲一样，他没有力量根基。李宗仁很有可能成为南方联盟的领袖，仍然是对蒋介石的一个威胁。国民党从来没能真正把全国统一在一起。蒋介石知道，由于他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很多地区可能对他怀有贰心，因此，他对自己的军队不敢全部相信。他没有能抓住有利时机进行社会改革。由于失去了沿海大城市现代派实业界，他对右派势力的依赖程度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大过，如果采取改革措施，势必引起这帮势力的反对，这是他所吃不消的。他执政是求生存，他无视他不想看的东西。正如史迪威所写的那样，作为一种没有出路的制度的首领，蒋介石“完全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美国公众完全被中国的朋友和支持者以及教会组织的积极宣传所蒙蔽，对真实情况一无所知。国务院的官员，如远东司司长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及其前任、现已调任政治顾问的亨培克，仍然坚持他们过去形成的立场。汉密尔顿1942年写的一项政策声明说，当代中国出现的是“一个伟大领袖领导的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这正是美国所期望的”。蒋介石“坚定不移、顽强不屈，而且总的来说眼界开阔，这也许是使中国成为作战盟国的最重要因素”。大约就在这前后，高思大使在报告中提到有人说蒋介石是领导中国积极抗日的伟大领袖的看法时说，“人们在大胆正视严酷事实时，只能把这斥之为信口雌黄”。
罗斯福总统看不出除了支持委员长外，还有什么其他抉择。由于他担心打败日本后会出现真空，而且有人一再劝告他说只有蒋介石能把中国团结在一起，他对蒋介石有求必应，倾全力予以支持。中国的朋友都希望美国援助中国，他们有的是出于真心实意，有的是为了谋取私利。他们不断告诫总统说，如果放松对中国的支持，重庆政府就会垮台。美国医药援华局局长，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唐纳德·范·斯莱克博士的告诫具有典型性。他告诉总统说，中国的士气“在迅速低落，失败主义分子趾高气昂，蒋介石丧失权力和中日妥协的危险性增大了”。他还转呈了“驻中国西部地区的八名美国负责官员”联名发的一份电报，他说他是从这份电报了解到这一情况的。高思在报告中没有排除如下可能性：中国某些省的将军(如云南省的龙云)有可能同日本媾和，从而让日军进入那些省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蒋介石政府“可能很快就会垮台”，也可能被迫撤到援助物资无法运到的陕西省或甘肃省去。高思接着预言说：“不管发生任何情况，蒋介石肯定会欣然地把一切归咎于没有得到美国援助。”后来的事实果真证实了他的预言。
虽然陆军部在史迪威的强烈要求下赞成在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时提出交换条件，但是，从性格上说，罗斯福是反对这样做的。他不喜欢斤斤计较，认为硬逼着一个遭到围攻的盟国答应这样或那样的条件未免胸襟太狭窄了。他8月份收到陆军部的一项建议，内容是主张明年春天发动缅甸战役，主张向中国调拨租借物资，但条件是中国必须派部队参加缅甸战役和象史迪威建议的那样改革军队。同时，柯里8月初返回美国，他支持史迪威的方针，但不同意采取威逼手段。他对总统说：“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规定任何条件，也没有必要在提供支持时附加任何条件。”他还汇报了史迪威与委员长“个人间的”纠葛，认为他们不和的原因是史迪威对蒋介石插手缅甸战斗毫不掩饰地表示愤懑和蒋介石憎恨史迪威拒不服从他的命令。他建议采取大胆行动，把史迪威、高思和宋子文三人全部撤换掉(如果不撤换他们，他建议作为一项预防性措施，今后凡是总统给委员长的信件，都给史迪威一份副本)。
罗斯福采纳了柯里的建议，认为这是解决令人烦恼不已的中国问题的一种方便的或至少是可行的办法。他以他一贯的乐观口吻写信给柯里说：“我不得不认为，整个局势如何发展取决于任用什么人，而不取决于制订什么样的战略计划，甚至不取决于中英关系或印度局势如何演变。”他答应考虑更换若干人员，“直到我们找到合适的人”。史迪威个性突出、容易伤人，显然是第一个撤换对象。但是，罗斯福的试探遭到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反对。他们坚持认为，要想收复缅甸和促使中国采取行动，非得史迪威不可。
9月份，盟军计划人员一致同意只在缅甸北部发动一场规模有限的战役，目标是从印度阿萨姆邦的利多打出一条通道，同滇缅公路连接起来。史迪威提议的以收复仰光为目标和有海军支援的全面作战计划——盟军把它称为安纳吉姆方案——被搁置在一边了，这是因为据认为无法得到物资，物资得优先提供给北非战场、欧洲第二战线和俄国。英国人在整个战争期间花了很大气力制订安纳吉姆计划，但是，他们为了避免实施安纳吉姆计划而花的气力则更大。他们同意改为发动一场小规模攻势，收复缅甸沿海若开狭长地区的实兑，建立一个战斗机基地，以便将来发动进攻。他们同意参加北缅战役，但并不热情，因为他们不象美国人那样迫切感到需要把援助物资运往中国。英国人“重新估计”形势后认为，中国即使不再得到援助，也能再坚持一年。
但是，美国虽然同意满足委员长修改后的三项要求，但不同意派遣美国部队作战。罗斯福10月份通知蒋介石，美国从1943年起将拨一百架运输机每月经喜马拉雅山航线空运五千吨物资给中国，此外还将拨二百六十五架作战飞机给中国。罗斯福没有向蒋介石提出任何交换条件，虽然他在电报中说改组军队“对于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至为重要”。
罗斯福在作出最后答复前再次向马歇尔建议“召回史迪威将军，留下惠勒将军担任代理负责人”。他派柯里去向马歇尔转达自己的意见。马歇尔后来回忆说，“有个小矮子”来到他的办公室，卷曲起一条腿，说总统希望撤换史迪威。马歇尔问：“他确实是想撤换史迪威吗，”柯里回答说，是的。
马歇尔问：“是他打发你来告诉我的吗，”
柯里点了点头。
“你在中国呆了多久？”
“三个星期，先生，”柯里回答。
参谋长脸色阴沉，默然不语。柯里只得告辞了。
罗斯福没有善罢甘休。他直接写信给马歇尔说：“史迪威在中国的处境如何，显而易见，这同他和委员长之间的麻烦事关系很大。我认为，如果把他调到别的战场去，他能发挥更大作用。”马歇尔和史汀生劝他说，不可能找到更好的人接替史迪威。马歇尔在写给总统的信中说，打通缅甸线路的人必须是位美国人，而且必须是位军队将领，不应当是谈判代表或物资供应官，这类人“只会起到促进同重庆建立和睦关系的作用”。
马歇尔的这句话确定了史迪威在中国任职期间一直受到纠缠的问题，也确定了他后来的名誉。如果“同重庆建立了和睦关系”，所有问题都不致会象现在这样难办。如果换个比较谦和、不怎么严格的人，不硬是提出委员长害怕的问题，不硬把他不愿听的真相告诉他，不硬要他采取他不愿采取的作战行动，那么，和睦关系是能够建立的。史迪威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8月份陷入了僵局，该办的事情一再耽搁，他不得不同委员长耍弄手腕。他当时写信给他的妻子说：“从我的观点说，这样去打仗简直是糟糕透顶了，这使我觉得自己完全成了个敷衍塞责的家伙。如果我也是个圆滑的人，也许能取得一些进展。”一个圆滑的人也许确实能在重庆建立和睦关系，但是，建立和睦关系并不是史迪威的使命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