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顿狠揍”·第十一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现在，关键问题是能守住缅甸以让通往中国的大门敞开着，还是让缅甸重蹈新加坡的覆辙。局势的发展使史迪威第二次得到了指挥作战的机会。他极想抓住这个机会，虽然指挥作战并不是他担负的使命的根本或主要目的，虽然蒋介石打算让他指挥中国派往缅甸的两个军，不过 是对他表示恭维的一种姿态。史迪威知道，如果让中国人自己指挥那两个军，他们是不会在缅甸发动必要攻势的。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指挥本领是否能得到证实。
印度首都新德里地域宽广，到处绿树成荫。它是二十年代新建的都市，是显示英国统治者威严堂皇的象征。史迪威到新德里后，到总司令部参加过一次会议。司令部“非常大，简直足以容纳下我们的陆军部”。会议室里中将、少将和准将济济一堂，而前线只有三旅部队，显得似乎很不相称。史迪威怀疑英军召开这次会议为的是让他出洋相，他产生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英国人对美国派象他这样一位高级将官承担这项使命而他手下又无兵卒感到非常可笑。史迪威询问缅甸的战况，发现“除军需官外其他人都一无所知”。看来，参谋人员没有制订自己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制订同中国军队配合作战的战略，对敌军的兵力和意图全然不知。“英军连一名敌军俘虏那没抓到。”
接着，史迪威继续朝东飞往加尔各答。加尔各答是印度昔日的首都，是个熙熙攘攘的、肮脏的城市。它位于印度东部沿海地区，是通往缅甸的起点站。史迪威在加尔各答等待韦维尔。韦维尔2月28日从后来陷落的爪哇飞抵加尔各答，他“疲惫不堪，神情沮丧，一副吃了大败仗模样”。他们在旧政府大厦幽暗的餐厅里一道进餐，韦维尔向他叙述了三个月来连吃败仗的经过。随韦维尔来的是在爪哇任职的美国空军少将刘易斯·布里尔顿。布里尔顿现在已被任命指挥驻扎在印度的美国第十航空队，该航空队属史迪威统辖。布里尔顿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架式，手里摆弄着一柄马鞭。史迪威对多恩嘀咕说：“空军军官拿着马鞭干什么，难道想用它打鸟不成？”几个月后，史迪威跨进布里尔顿的飞机时，发现机舱里铺着一块剪裁得很合适的高级波斯地毯，不禁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在位于孟加拉湾彼岸的缅甸，就在韦维尔同史迪威会晤的那一天，政府开始撤离仰光。日军正从锡当江朝仰光推进，政府务必赶在他们打来之前北迁，因为如果他们打近仰光，切断铁路线，封锁仰光同外界的联系，政府就来不及撤离了。英国军队从来就没准备认真地保卫他们驻守的这个国家，因而使人感到没多大希望阻挡住日军。在新加坡陷落三天后，艾伦·布鲁克在伦敦沮丧地承认：“缅甸的消息非常糟糕。如果军队不能比现在打得好一些，我们帝国肯定是要完啦！”五天后，英军住锡当江大桥又遭到大惨败，进一步加速了帝国的崩溃。印度第十七师蹒跚地掉在后面，有一个旅几乎遭全歼，其余幸存者泅水过江，武器损失殆尽。
英国建立大英帝国是为英国本土效劳，而不是相反。英属印度军队同匆匆忙忙从中东调回缅甸的两个旅一样，所受的训练只是为了在沙漠地区同德国军队作战，而不是为了在本国执行任务，因为呆在本国就有可能受到亚洲危险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英属军队没有受过丛林战训练，因为英国在制订军事计划时没有估计到马来亚和缅甸会遭到地面进攻。这些部队同美军在路易斯安那演习时离不开卡车一样，也寸步离不开交通工具和公路。公路一被日军封锁，他们便束手无策。英国无法从陆路向缅甸增派援军或提供补给，因为印度和缅甸之间根本没有汽车公路。不修筑公路是符合颇有势力的缅印航运公司和驻印英军的心意的，因为缅印航运公司想继续垄断加尔各答和仰光之间的货运生意，而驻印英军则想使缅甸成为缓冲区。军方认为，“缅甸疾病流行、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要想越过这道屏障进攻印度，从军事上说是不可能的。”
在仰光，盟军开始销毁囤积的租借物资，包括焚烧了九百七十二辆没装配起来的汽车和五千只轮胎，浓烈气味冲天。锡当江战斗后，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人员尽可能地转移了一部分物资，但是，他们把九百多辆卡车和吉普车、一千多挺机枪和其他武器移交给了英军，这使中国人大为恼火。缅甸政府部门开始往上缅地区转移，警察和公务人员中的印度籍人纷纷逃走，缅甸雇员也大批逃散。纵火抢劫事件不断发生，第五纵队和强盗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政府留下的唯一的一个组织是一支爆破队，他们在等候总督最后下令炸毁码头。
总督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在仰光的最后一个晚上同剩下的几名属僚一起在政府大厦凄凉地最后一次进餐。总督原来共有一百一十名仆人，可是现在只剩下一名厨师和一名管事了。大厦里空荡荡，平日那些身穿白长衫、外罩金边猩红坎肩的高大的印度侍者一个也不见了。昔日的侍者们唯一的责任就是象表明帝国统治的无声雕像似地伫立着恭候吩咐。晚餐结束后，总督同他的副官以及另外一、两个人一道打弹子球。弹子室四周的墙壁上悬挂着历届缅甸总督的画像，他们那平静、冷漠的目光似乎激怒了副官。他顺手拿起一个弹子球，说：“爵士，您是否觉得不应该把它们留给日本鬼子？”说罢用力把弹子球朝画像砸过去，其他人也纷纷拿起弹子球乱砸，顿时在画像上砸出一个个窟窿。他们的这种举动也许是由于感到灰心丧气，也许是由于悲观地认识到自己的统治完蛋了。总督后来说：“简直象一场大屠杀！”他指的是一下子毁掉了那么多幅油画。但是，靠威望进行统治的大英帝国确实是分崩离析了。
在缅甸，英国不能指望得到人民的普遍支持。虽然积极活动的亲日分子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但是，人们私下都钦佩日本人，认为他们是亚洲的一个终于起来反抗西方的民族。正如缅甸总理吴苏所说，“自伽马 [ 译注：伽马(Vasco Da Gama)，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 ] 绕过好望角以来，我们亚洲人就不曾有过一天好日子。”山区的钦族、克钦族和克伦族等部族人都友好和善战，但是，下缅地区的缅甸人却不一样，他们总的来说对世界漠不关心，只希望自己免遭战祸。民族主义运动迫使英国作了一些让步，同意让缅甸人参加政府，但是，他们拒绝答应让缅甸战后实现独立，甚至拒绝答应让缅甸享有自治领地位。他们认为，如果要打垮日本就得丢弃大英帝国，那同日本打仗就毫无意义了。
在印度，争取独立的风潮趁着日本给英国构成威胁的机会，正在达到又一个高峰。罗斯福对认为民众会为日本打开大门的看法十分关注，尽管丘吉尔去年12月份表示过愤怒，他还是又一次敦促英国对印度的一些要求作出让步。同时，蒋介石一心想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他在2月份史迪威到达印度的前几天赴印度访问，想联合印度共同抗击日本，但没有完全取得预期的结果。印度国大党非旦没有被蒋介石说服，反而想利用他对英国施加压力。甘地一针见血地指出，盟国对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就否定了蒋介石的论点。甘地说：“他们永远不会自动平等对待我们印度人。他们甚至都不让贵国一道参加会谈。”蒋介石被刺痛了，因为他当时正为美国不让中国参加主管武器和物资分配的华盛顿军火分配委员会而感到特别忧虑。他当即写信给宋子文，在信中援引了甘地的这番话，目的是让宋子文转告美国总统。他在信中还说：“如果我们在艰难困苦的战争时期都受到此般对待，那么，到举行和会那天，我们会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呢？”这个问题对总统并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总统从思想上说是愿意对蒋介石平等相待的，军火分配委员会只是个例外罢了。
关于印度，蒋介石指示中国驻英国大使告诉丘吉尔，“我本人对印度的军事和政治局势感到震惊”，如果不“马上赶紧采取解决办法”，日军进攻印度的危险将与日惧增。他劝告说，如果英国自动把实权交给印度人，就能避免这种危险。但是，他的劝告没受到丘吉尔的欢迎。
3月3日，史迪威一行离开加尔各答，以完成赴重庆的最后一阶段飞行。史迪威将到重庆建立自己的总部，向蒋介石报到，并希望澄清让他指挥中国派往缅甸的第五和第六军的问题。第六军是支二流部队，下辖各师均不满员。它按计划是去接防驻守在掸邦的缅军第一师，但是由于行军速度缓慢，3月1日缅军第一师撤走后，它还没完全进入阵地。第五军的兵力比第六军强得多，下辖一个满员的机械化师和一支炮兵部队。蒋介石虽然非常希望守住缅甸，但却不愿把第五军派往缅甸。他2月份整整一个月一直拖着不调动第五军，直到3月1日才命令该军的一个师出动，其余两个师仍扣着不让动。
史迪威先是乘飞机越过河流纵横、幅员辽阔、暗褐色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三角洲和阿萨姆邦郁郁葱葱的山岭，然后朝北越过缅甸黝黑的、重重叠叠的山峦，四个半小时后到达腊戍。他在宽敞的波特酒家拜会了蒋介石夫妇。波特酒家是专供外国人聚会的地方。蒋介石到腊戍来是为了下达作战命令。委员长诚挚地对史迪威表示欢迎，但只简单地聊了几句。他看上去同史迪威上次见到他时没有什么变化，外表显得还是那样严肃而圆滑，活象一尊光滑的石像，丝毫看不到经受患难或怀有忧虑的痕迹。他总是象过去那样似笑非笑，一看他的眼神就看出是强作笑脸。他身穿一直扣到领子的笔挺的黄军装(他只有在家里时才穿中式普通长袍)，为了不让人看到他的灰白头发，他剃了光头。蒋介石出于独裁者喜爱阳台的本能，站在波特酒家门廊上对第五和第六军的指挥官和参谋长们讲话，他讲话时结结巴巴，声音又尖又快，军官们肃立在下面，紧张地、聚精会神地恭听他们的元首训话。史迪威站在一边观看。
史迪威在委员长的随行人员中发现了他的老朋友商震将军。商震将军现任总参谋部对外联络局局长，主管同盟军联络。这是很难得的，因为商震为人直率，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史迪威可以同他坦率交谈。但是，商震不是委员长的亲信，实际上，他跟委员长出身不一样，他俩谁也不喜欢谁。商震出身于旧官吏家庭，1927年北伐战争后才加入现政权，他一直同蒋介石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甚至对史迪威说过委员长“太自私”。作为高级将军中唯一的一个能讲流利英语的人，他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他高级军官都得用翻译。随行人员中的另外一位老熟人是新闻局副局长董显光。董显光是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毕业生，负责同报界打交道，中国言过其实的公报都是他一手撰写的。史迪威很不喜欢他。史迪威在笔记中是这样描绘他的：“圆滑、虚伪，在我到达时做作地说他感到高兴。”
在腊戍停留一个小时之后，史迪威改乘中华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中国。中华航空公司是一家公认的商业航空公司，使用的是DC－3型运输机，驾驶人员中除一名合格的中国驾驶员外，其余的全是美国人。史迪威一行沿滇缅公路飞行两小时，到达昆明，这是第一段行程。他在陈纳德的总部过了一夜。陈纳德于次日上午飞回昆明。他俩第一次商谈了指挥权问题。“我同他谈了很长时间，终于使他冷静下来。他同意把美国志愿团并入美国空军，并说乐意在我的领导下供职。这非常令人感到欣慰……他还不错。”但后来证明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因为飞行员们还是反对合并，闹事的主要是飞行员，而不是他们的指挥官。
史迪威一行接着又在飞机上颠簸了两小时才到达重庆，机舱里的“中国乘客全呕吐不止”。他们从飞机上走下，踏上长江边上的一条长两千英尺的混凝土跑道。史迪威“又象昔日使劲爬坡那样”，攀登了三百六十五级台阶才到达为他安排的宅邸。那所房子是宋子文修建的一幢西式楼房，过去拉铁摩尔住在里边，现在他已经回美国了。重庆座落在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的岩(左石右甲)上，史迪威的住宅位子嘉陵江畔，第一层与马路同高，另三层俯瞰江面，跟旧金山的住房差不多。屋顶的阳台上种着花，叶上落满灰尘，另外还有一个小水池。站在阳台上，江面船只如梭的壮观景象尽收眼底。戴笠给他派来了服务人员。戴笠是中国的集希姆莱和埃德加·胡佛于一身的人物。
重庆一年有三季遭到敌机轰炸，没有象皇家空军那样的空军部队保卫人民和惩罚敌机，这样的轰炸使重庆有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经历。老百姓所能得到的只是岩石上凿出的防空洞以及派驻在自由中国边缘地区的防空监视员组成的传递敌情的警报系统。他们这些年来一直坚持抵抗，一直在自豪地单独抗战，但是，苦难越来越深重，人们也越来越疲惫。由于战争时期大批人涌入，本来条件就很差的重庆挤满了人，比以往更加使人感到不舒服，变得更加肮脏，供应也更加紧张。天气则还跟过去一样，夏天潮湿闷热，其余三季阴雨绵绵，道路泥泞难行。许多房屋被炸坏，屋顶漏雨，东倒西歪。由于人口拥挤，显得更加肮脏，臭味更大。夜间耗子乱窜。职员和工人领不到全薪，很多人营养不良。有记者发出消息，说有些美国记者认为，“在中国，在财政部长以下的人中找不到一个胖子”。通货不断急剧膨胀(史迪威在日记中记载，“苦力手里拿着相当于五十美元的钞票到处逛”。)，官吏们则终日山珍海味，一个个大发横财。政府靠银行发行钞票过日子，根本不控制发行量，也没有任何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早就无法实现其最初的目标了，它跟清朝末代朝廷一样，没有力量也没有能力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只求满足于一点，这就是保住自己的权力。
由于大城市和工业基地落到日本人手里，工商界许多人破产，其中包括最近代的、最倾向西方的集团。他们是现政权最强有力的支持者。随着这帮人的势力的削弱，国民党内部极右派的势力增大了。资本和生产资料的丧失导致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导致薪金阶层破产，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被迫从事黑市投机活动和贪污受贿。接二连三的失败和撤退使军队损失了大批武器装备，士气日益低落，指挥力量遭到削弱，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也减弱了。残酷无情的租税和拉壮丁促使农村进一步贫困化，反抗地主和官吏的武装暴动越来越频繁。河南省第一个出现要发生饥荒的迹象。不满引起镇压，镇压又加剧不满，激起反抗，促使许多人向往共产党。这个政权终日惶惶不安。在重庆和昆明，大街角落里修筑了混凝土机枪掩体，显然不是准备对付日军的。1937年至1938年出现的那场挫败日本的伟大爱国高潮因人们感到厌倦、遭到压制和有人趁机渔利而烟消云散了。蒋介石凭自己的灵气和高超的政治手腕把国民党拢合在一起(史迪威说过这样一句名言：蒋介石是“二十世纪最诡计多端的政客，他不得不这样干，否则就活不下去”)，国民党逃避现实，我行我素，对越来越严重的脓疮视而不见。
在重庆，有些美国人，特别是那些原先对蒋介石抱有希望的美国人，用他们当中一个人的话说就是现在都“十分厌恶甚至憎恨”蒋介石及其政府。另外一些美国人，如大使高思，也对蒋介石“感到厌烦了”。史迪威在拜会高思时发现了这一点。高思过去担任过驻上海总领事，因敢于反对日本而名声大噪。他在中国先后从事过三十年领事工作，但对中国没有强烈感情，不喜欢研究中国问题。大使馆里有很多人懂汉语，能说能看，经常到各地旅行，社会接触广泛。高思靠这些人使他的大使馆成了驻中国的消息最灵通的使馆。但是，华盛顿的决策人和特使常常绕过他。他缺乏外交官的文雅和愉快的职业作风，由于他过去一直担任领事，而且为人不随和，所以没能象威廉·布利特和约瑟夫·格鲁那样挤进白宫。他办事认真，外表不扬，常常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雪茄烟。他对东方人转弯抹角地阿谀奉承作风感到无法忍受，他“不易受骗，好思考，谈吐坦率”。他喜欢说的一句口头禅是：中国“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笔小小的资产”，但可以变成“一大笔债”。中国人觉得这位西方人奥秘莫测，正如一位同事所说，他们称他为“铁面如来佛”，不怎么喜欢他，“因为他常常冷冰冰地说‘不行’”。
史迪威在重庆遇见一些老熟人，其中包括杰克·贝尔登和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贝尔登曾作为《时代》杂志记者随史迪威再次到缅甸。史迪威正式拜会了何应钦。何应钦辛亥革命前在东京讲武堂与蒋介石同学，后来一直追随蒋介石。他在黄埔军校时在蒋介石手下任职，在北伐战争中一直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在北伐战争期间，北伐军给他起了个“老奶奶”的绰号)。他身材矮小粗壮，为人圆滑，总是堆满笑容的圆脸上长着一张小圆嘴巴，戴着一副圆眼镜。他只效忠于蒋介石，认为自己当参谋长的职责就是操纵各个派系，控制补给和资金，以使军队不产生贰心。他集中精力从事这项工作已有十五年之久，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在西方看来，他并没掌握多少现代军事知识，以供他的上司运用。史迪威必须同他多次会晤。正如多恩所说，同他的会晤是“不着边际的无稽对白和喝茶社交”，无法摆脱客套、礼仪和拖延。史迪威3月5日发现他“很风趣”。他们会晤时用中文交谈。
3月6日，史迪威带着指挥权问题上的“巨大精神负担”去向蒋介石报到。他认为，发动攻势能够拯救缅甸。他知道在缅甸作战不仅是个实现重要军事目标的机会，而且能使中国人恢复自信心，也可以弥补自己失去“体育家”行动指挥权的损失。史迪威发现，蒋介石确实打算让他指挥派往缅甸的军队，而且看来他也愿意作战，这使史迪威松了一口气。蒋介石“非常怀疑”英国的动机和意图，“对英军的后退和惰性非常厌恶”。史迪威对他说，“我们跟他一伙，愿意按他说的办。”史迪威同样向蒋介石夫人保证不会把陈纳德撇到一边。蒋夫人对陈纳德的地位感到担忧，告诉史迪威陈纳德己按规定辞职了。会见结束时，蒋介石答应第二天为缅甸战区建立一个联合参谋部。史迪威告别时相信自己能返回缅甸作战了。“我现在用不着每天早上一醒来就垂头丧气，不晓得能干些什么来证明自己不是虚度光阴了……我仍不能确定自己是个什么角色，但商震说我是中国的二号人物。”
但是，第二天和第三天都白白过去了，一言以蔽之就是“再等一等”。每次同中国人会晤结束时，他们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恼人的方式道出这几个字。在等待期间，史迪威自己制订了在缅甸的战略计划和在中国的行动计划。如果仰光失守(在他制订计划那一天，即3月7日，日军进攻了仰光)，他打算用中国第五军和英军一道发动强大反攻，夺回仰光。如果反攻没有奏效，盟军就退到曼德勒以东的高地上，那样，如果日军向北进攻，就能给其侧翼构成威胁，而且能控制住上缅地区。重要的问题是“制订出英国能够接受的计划”，但是，困难在于制订计划时对情况全然不清楚。谁也不知道日军在缅甸投入了多少部队，也不知道他们是在集结兵力准备发动进攻呢，还是兵力虚弱，无力再发动攻势。各种估计纯系猜测而已。
在中国，主要是应该努力开始实施训练三十个师的计划，而训练哪些师到现在还没确定下来。史迪威打算在缅甸有了保障之后在中国发动攻势，把日军从汉口地区赶走，“使日本本土处于我们的打击距离之内”。他打算用美国空军支援中国地面部队，构成双重包围，以夺取汉口。他的长远战略计划是打算“首先迅速加强空中支援力量”。他在离开美国前把这项计划呈交给了马歇尔。建立一支有效的地面军事力量也同样受到优先考虑。
中国军队是一支散乱而薄弱的队伍，要把它造就成一支能作战的军队，是一项只有坚韧、刚毅的人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军事系统中的其他所有因素都不利于实现这项任务。中国划分为十二个战区，控制权分散，为的是不让日本一下子胜利结束战争。但结果扩大了地方上的势力，长期使军队变成政治筹码，而且几乎变成了战区司令官的私人财产。此外，这样做还使精锐部队分散到各地，纵然有作战愿望，也没有一支强大的部队来同日军作战。中国人之所以不愿作战，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跟日本作战的时间够长了，现在该让别人去打了，另一个原因是想把军队积蓄起来争夺地方权势，中央政府只想用部队对付共产党，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缺乏自信心。史迪威写道：“中国人不相信中国军队能跟日本人作战。”
中国军队名义上有近三百万人，约有三百个师或其他建制。军队实行三三制，三个团为一个师，三个师为一个军，三个军为一个集团军，每个战区有三个集团军。各个师的质量相差很大，得宠于委员长的师武器装备和服装都是最好的，士兵们有绑腿和皮靴。但是，中央政府的供应系统并不向所有部队提供这些物资，中国普通士兵穿的是草鞋，五个人合用一条毯子睡觉。他们每人腰带上系着两颗手榴弹，脖子上挎着一条蓝色粮袋，里边装着大米，那是他们在战场上的唯一口粮。由于征兵队强拉壮丁，农村的劳动力几乎被抽光。定期缴纳一百元法币或一定数量的粮食，则可以避免当兵。新兵被用绳子拴成一串，押往兵营，他们只接受三周基本训练。各个师一般都不满员，因为军饷是一次全部发给指挥官，他手下领饷的人数越少(以某个自己限定数字为度)，自己得到的饷银就越多。各个师的人数并不全都是武装力量，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扛运东西的苦力。
营养不良和疾病造成的减员数字很高，有时一年高达百分之四十，甚至超过百分之四十。因此，约七千人的一个师每年要补充三千新兵。由于饷钱少而且不按时发，军官开小差也屡见不鲜。口粮定量是每人每天二十五盎司大米，外加一些盐水或红辣椒腌的咸菜，其营养价值甚至比想象的还要低，因为咸菜的腌制把维生素全部破坏掉了。发的粮食一般都是两、三年前的陈粮，维生素和蛋白质已丧失。士兵的月饷平均为十六到十八块钱，而伙食费要扣掉八到十块钱。由于通货不断膨胀，剩下的钱根本没什么价值，士兵们不能象过去那样买点豆腐、脂肪、青菜或偶尔买点鱼肉改善自己的伙食了。就连一个月挣一百四十五到一百七十五块钱的上尉和少校也买不起足够的营养品。士兵们每天吃两顿饭，大伙用一个锅，吃饭的时间往往只有三分钟。食物不经咀嚼就囫囵吞下，很难消化，结果身强力壮的人吃去大部份，身体较弱的人则体质更弱。军队医院里有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病人是患饥饿浮肿病及其他疾病。部队里，特别是运输连里经常有人饿死。士兵们经常抱怨说：“我不疼不痛，就是浑身没有气力。”最糟糕的情况一般在有人来视察之前就掩盖起来了。部队调动时，沿途的公路上往往抛下一具具尸体。
痢疾和天花等流行病以及虱子传播的回归热和斑疹伤寒不断发生。虽然上级命令为新兵建立灭虱站，但指挥官们常常不愿搞，因为搞就得多花钱买燃料，花额外时间要费额外粮食。由于同样的原因，指挥官们也无视要他们种菜的命令，因为他们不愿意自己花钱种的菜在一旦调防后让别的部队享用。中国的伟人之一罗伯特·林博士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医疗队只能勉强解决表面问题。林博士1943年因受到政治压力而被迫去职。大多数士兵从来不讲究清洁卫生，许多军士甚至军官都不知道卫生同疾病的关系。他们不懂为什么要挖厕所，认为买燃料烧开水喝纯属浪费。
军队医院医务人员不足，设备很差。由于缺乏公路和救护车，担架员尽力把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能抬多远就抬多远。有的伤员只能自己给自己包扎伤口，有的则死在倒下的地方。随各个师到战场上去的红十字会医疗队常常得同指挥官的愚昧无知和阻挠作斗争。指挥官们认为抢救伤员并不是什么急迫的事情，因为正如一位指挥官听说，“我们中国有的就是人”。这是一种使人感到自在的神话，其实，这么“多”的人既满足不了军队贪得无厌的需要，也满足不了农业的需要。指挥官中有的也真心实意地想为自己的部队谋福利。驻扎在宜昌前线的第十八师的一位姓罗的将军看到，他的部队四年中的非阵亡死亡人数相当于整整一个师。他下定决心不让那些没遇到日军就丧命士兵的父母们“咒骂我是敌人”。他请医疗队帮忙，渐渐地把部队死亡和患病的比例降低了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当他开始这样做时，他并不知道他驻防的地区流行的回归热病是虱子传播的。史迪威希望中国当局能为打算训练的三十个师作出的正是这种努力，另外再增加口粮，按时发饷以及提供武器和训练。
史迪威在重庆一直等到第三天晚上才收到让他指挥部队的计划，但该计划表明他“不过是个配角，没有任何实权”，把他同中国指挥官列为平级。从此，一场斗争便开始了，而且一直未得到解决，最后终于酿成危机。参谋部的计划看来表明了蒋介石的真正意图，但是，蒋介石在谈话时又好象是把史迪威当作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史迪威按他说的行事，虽然内心里也暗自对他的话的可靠性抱有怀疑。
委员长在其黄山宅邸举行宴会招待史迪或，双方继续举行了讨论。黄山树木葱茏，位于重庆以南约十英里，在黄山顶上可以俯瞰全市和两条江川。陪客中除了商震和何应钦外，还有军械署长俞大维以及桂系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俞大维是哈佛大学和海德尔堡大学的毕业生，有涵养，善于思考。李宗仁和白崇禧多年来对蒋介石的态度一直变化无常。他们两人“一言不发，各人在想各人的心思”。白崇禧现在担任副参谋总长，主管训练工作。作为一个没掌握军队的将军，他不得不越来越投靠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同李宗仁一直很对立。客人们正襟危坐，焦急不安，偶尔避开红色屏风后面的特工人员的监视，互相耳语几句。在委员长夫妇正式入席后，中方致祝酒词，史迪威用中文致答词，他再次转达了罗斯福的口信。
宴会结束后，史迪威同蒋介石讨论了两小时作战问题。他虽然心里很蔑视蒋介石，但还是耐心地听他阐述他“外行的战术”，其要点就是要“小心谨慎”。显然，蒋介石认为第五军和第六军是他最精锐的部队，他犹犹豫豫，不敢拿它们去冒险，因为英国人可能会“逃跑”。此外，蒋介石说，中国军队要有三倍于日军的兵力才能打防御战，要有五倍的兵力才能打进攻战，因此，他希望先弄清日军是否在调集增援部队，然后再发动进攻。史迪威建议说：“让我们赶在他们增调部队之前发动进攻吧。”但是，这项建议被否决了。先让敌人采取行动，“如果日军不动，我们可以行动”。必须避免把部队集结在一起，因为那样可能导致几个师一下子全被击败，而如果一个师被消灭，其余的师还能保存下来。要保持纵深配备，就是说要把几个师以相隔五十英里的距离拉开。以上是蒋介石的原则，同史迪威的原则是截然相反的。
蒋介石坚持说他不能接受英国人的命令，并说他要打电报给罗斯福，要罗斯福转告丘吉尔，必须让史迪威指挥盟军部队。史迪威提醒他说，收复仰光符合“我们的”利益，“英国也需要印度前面有一堵墙”。但是，蒋介石拒绝马上行动。他希望史迪威先返回缅甸弄清英国的意图，研究地形和采取纵深配备战术。
史迪威写道：“什么指示，乱七八槽。他们多么憎恨英国佬。我是多么幼稚。”他还颇有几分远见地写道：“也许日本人会打到我们头上来，给我们解决这个难题。”次日，史迪威又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谈话，他承认蒋介石对中国人的气质和军队的局限性讲出了“很多道理”。史迪威尽量地施展外交手腕，“我重申了训令，仔细听取了他的各个论点”。尽管中国作了些限制，但是，他认为中国人“把这些军队交给一个他们还不是非常了解的老毛子，从他们的观点说已经是干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在那次宴会后的第二天，蒋介石确实给罗斯福发了电报，提议让史迪威担任驻缅盟军司令官。罗斯福在中国和英国之间感到左右为难，他复电说这个问题“非常微妙”，建议把指挥权一分为二，缅甸北部由史迪威指挥，南部由英军驻防。
3月11日，即在史迪威离开中国的那一天，蒋介石向他口头保证说：“我今天上午已经颁布命令，要第五军和第六军听你指挥。”他还说已经通知那两个军的军长杜聿明将军和甘丽初将军以及代理参谋长林蔚将军“绝对听从你的命令”。史迪威知道自己的指挥权“是有限的，当然，这些限制我也许能够摆脱掉，也许摆脱不掉。十之八九摆脱不掉”。他习惯于把最悲观的可能写下来，但是，跟大多数人一样，他实际上并不相信会是那样。
史迪威返回缅甸的时候，溃不成军的印度第十七师已从仰光退到伊洛瓦底江畔的卑谬。同时，中国第五军的主力师二○○摩托化师开到锡当江畔的东吁，同英军处于了同一线。
盟军的想法是在下缅的卑谬和东吁(位于仰光以北约一百五十英里)一线坚守。这种想法还没确定，因此还很难称为计划。在水平线上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有一定的困难，因为缅甸所有的交通线都是沿三大河川走向的，西部是伊洛瓦底江和钦敦江，当中是锡当江和伊洛瓦底江上游，东部是宽阔的萨尔温江。萨尔温江跟长江一样，发源于偏远的西藏内地高原。古都曼德勒几乎位于缅甸的正中央，座落在伊洛瓦底江畔，是个铁路枢纽，向西去的铁路通往密支那，向东去的通往眉苗和腊戍，在腊戍同滇缅公路接通。蒋介石还没派出第五军的另两个师，即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虽然他已向史迪威许诺一旦粮食给养安排妥当就把它们派往曼德勒。
史迪威把总部设在眉苗。眉苗位于一片丘陵上，是个避暑胜地和夏都。市区街道尘土飞扬，有许多英国式的草坪和花园，这时该市的英国政府已经撤走。史迪威及其参谋人员住的是浸礼会传教士的一座红砖楼，墙上爬着紫蔷，院里种着玫瑰花、桉树和冬青树。
战争史往往都是从指挥官的角度撰写的，但是，指挥官没有参谋人员的辅佐是不能指挥作战的。史迪威的参谋班子里收罗了具有各种能力的人物，因为指挥任何一场战斗都是一些人胜任而另一些人不胜任。有人在谈到赫恩将军时说，如果你想干什么事，最好别找他干。但是赫恩将军忠实可靠，这种优点弥补了他的不足之处。赫恩将军直到最后一直担任史迪威的参谋长。在担任前线顾问和负责同第五和第六军联络的前线军官中，有个名叫乔治·斯利尼的上校，有位英国同僚称他是“陆军造就的最优秀的炮兵军官之一”。汉语培训班培养出的几名毕业生非常宝贵，后来又调来一位名叫曾士奎的中国上校担任主要翻译。曾士奎是美国弗吉尼亚州军事学院的毕业生，1937年曾在上海英勇作战，表现非常出色。他具有中国人的特点，这就是既善于处世，又具有很强的个性。在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任职期间，曾士奎始终是他亲密和宝贵的助手。史迪威的班子中没有一个人过去来过缅甸，对于缅甸的食物、公路、货币、交通、政治以及他们要在其中游泳的这个汪洋大海的其他一切，他们都非常陌生。总的来说，鉴于这种实际情况，史迪威的参谋班子是不行的，是应付不了他们面临的任务的。有位观察家认为，许多人“反映出军队二十年来在驻地消遥自在惯了，反映出过惯了野外体育俱乐部的安乐生活”。英国人负责为中国军队提供补给和交通工具，他们认为美国的参谋人员完全干不了向中国的六个师(后来是九个师)提供补给的工作。他们的这种看法有几分道理。史迪威则认为英国人无法同中国人合作，“因为他们瞧不起中国人”。
英军总部设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弗拉格斯塔夫大厦，座落在一座小山丘上，那里银杯始终斟满啤酒，随时准备招待宾客。英军总部有一名陆军上将、一名中将、五名少将、十八名准将和二百五十名参谋。他们指挥的是一支兵力已经削弱的陆军部队，总人数不足一万五千人，是两个师和一个装甲旅剩下的全部人马。英国将军们穿着短裤，即使天塌下来也一定要写史迪威称为“利文沃思式命令”的东西。
史迪威前往弗拉格斯塔夫大厦礼节性拜会了总督(据史迪威日记记载是多尔曼－史密斯)。总督见一位美国人自称是中国驻缅军队指挥官，颇为吃惊。在这之后不久，第五军的杜聿明将军也以同样身份拜会了他，他更加迷惑不解了。多尔曼－史密斯问杜聿明怎么他们两个人担任同一职务，杜聿明诡秘地笑着回答说：“噢，阁下，那位美国将军只当是让他指挥军队，其实并非如此。您知道，我们中国认为，让美国人继续参战的唯一办法是给他们一些名义上的指挥权。只要我们这样干，他们就不会造成多大危害。”
杜聿明的这番解释提出了东西方之间不断出现的一个问题，这就是，这种相互关系到底哪一面符合实际呢？到底是谁想让谁继续参战？史迪威的职务到底有多大实际意义？这些问题使史迪威在缅甸的指挥权变得象皮兰德娄 [ 译注：皮兰德娄，意大利剧作家及小说家，1867－1936，曾获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剧本情节十分离奇荒诞。 ] 的戏剧一样错综复杂。
就在史迪威同中国将军们建立关系的时候，眉苗又来了一位新指挥官——敦刻尔克的英雄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亚历山大将军完全是一副威武的皇家禁卫军军官模样。他是一位伯爵的幼子，英国原先打算任命他指挥参加“体育家”行动的英国军队。他来到眉苗是为了接替韦维尔指挥驻缅英军，韦维尔调任印度总司令。丘吉尔写道：“即使我们不能派遣军队，我们至少也能派一个人”，虽然“我从来没有承担如此孤注一掷地派遣一位将军的责任”。韦维尔已经写报告说，他“严重怀疑”能否守住缅甸。亚历山大以在危险和紧急关头镇定乐观闻名，这种名声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中尉时在敌人的炮火下博得的，后来在敦刻尔克的极端危急时刻他又以自己的表现证实自己名不虚传——他率领英国军队平安地从那里撤出来。据说，当时人心惶惶，滩头炮声隆隆，而他却“穿着擦得锃亮的皮靴和笔挺的马裤”吃早餐，对果酱赞不绝口。据丘吉尔说，“他信心十足”。但是，要使人们对保卫缅甸产生信心，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如果不控制住公路和不收复仰光，武器和增援部队即使可以弄到也调运不进来。在仰光失守的第二天，即3月8日，爪哇投降了，盟军又有一万三千余人被关进战俘营或被迫服苦役。日本广播宣称即将进攻印度。珍珠港事件爆发已经整整三个月了，这是东西方关系史上最耻辱的三个月。言过其实的公告和自吹自擂的报纸宣传蒙住了美国公众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真相，但没能骗住军人。他们在战场上挨炸，遭受伤亡，节节败退。他们对领导人失去了信心，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对事业也失去了信心。他们大多数人认为这并不是自己的事业。士兵们若在自己国土上就会决心战斗，决不会产生放弃战斗的念头，但是，在缅甸作战就缺乏动力了。只有缅甸人才会在缅甸拼死作战，因为把交战者打跑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派遣亚历山大到缅甸来只不过是一种空洞姿态而已。
史迪威在会见亚历山大将军时，由于内心厌恶英国佬，因而是非常警惕的。他看到一个身材瘦高的人，鼻子又高又尖，眼球突出，蓄着禁卫军式的胡子。史迪威觉得他的目光里流露着优越感。亚历山大“让我在外面一直等到商震到来……听说是我——就是我这样一个该死的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他颇为吃惊。‘太奇怪啦！’他上下打量着我，就好象我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似的”。当谈到指挥渠道时，亚历山大“完全茫然地看着我”。史迪威没有给英国人的那种毫无表情的目光吓住，而是“回瞪了他一眼”。同时，史迪威打电报给蒋介石，要他把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派到曼德勒以南一百三十英里的彬马那，以支援在东吁遭到进攻的二○○师。在等待复电的时候，他决定采取行动，命令林蔚开始调动部队。英军参谋部得知这项行动后“很满意，尽量显得友好一些了”。亚历山大“是刚来就职的，他满面笑容地同我开玩笑，说我从他手里夺走了中国军队”。除了亚历山大的参谋长T．J．W．温特顿少将外，史迪威跟其他英国军官的关系均得到了改善。温特顿是个目中无人的家伙，史迪威从报刊连环漫画《穆林斯月亮》上给他找了个“布拉什博托姆”的绰号。史迪威打电报告诉马歇尔，合作问题业已谈妥，“指挥权问题不一定会影响作战”。史迪威认为，潘兴坚持主张本国部队保持原样是正确的，但是，他也认为要实行统一指挥。他宁愿自己受亚历山大领导，虽然他并不感到高兴。
由于采取了军事行动，大家的情绪都好一些了。杜聿明“不错，在战术方面很扎实，愿意打仗”。林、肖和商震也一致认为应在东吁打击日军。史迪威“对中国人赞同我的方式感到惊愕”(事实证明这种结论是肤浅的)，因而断定“麻烦完全出自最上层”。
缺陷逐渐地暴露出来了。电台寥寥无几，通讯联络系统极差，医疗设施缺乏，出现疟疾和黑水热病，参谋班子不完全适应需要，日本飞机逐个轰炸缅甸城镇。敌军每天平均出动二百六十架飞机，而盟军只能由英国皇家空军一个中队和顽强的美国志愿团出动大约四十五架飞机。美国志愿团虽然长期缺乏燃料、飞机、零件和飞行员，但是，击落的敌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他们打下的。
在凉爽宜人的眉苗郊外，机构臃肿的英军参谋部处于混乱和无计划状态。史迪威还在华盛顿的时候就曾经提出个医治这种状态的药方：“应该让这帮家伙坐下来，两个小时不要说一句话，好好地思考一下。”但是，让他们思考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明确指示，不知道在仰光失守后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不知道是应该在缅甸尽可能地坚守阵地呢，还是在为印度的防务作准备的同时慢慢撤出缅甸。唯一的一项明确并被视为燃眉之急的任务就是要沿着经过钦邦山区达武山口通往印度英帕尔的长期不用的公路开辟一条逃生路线。大家心里知道，5月中旬雨季就要来临，到那时，小道会变得泥泞滑溜，缅甸会成为一个陷阱，除非有一条外逃的公路。曼德勒难民营里霍乱流行，那里的印度人成群结队地涌往达武山口。为了使修筑公路的工作不受影响，英军规定每天沿公路逃亡的印度人不得超过五百人。
弗兰克·梅里尔少校向史迪威叙述了缅甸战场到目前为止的情况：“没有任何计划，不进行侦察，不采取任何保密措施，不搜集情报，从没抓到过任何俘虏”，日军却截然相反，他们有很好的联络系统，积极主动，而且机动性很大。梅里尔少校过去担任过日语教官，珍珠港事件后从菲律宾调到缅甸，负责同英军联络。史迪威发现梅里尔是个可贵的战友，后来他在缅甸发挥了重要作用。梅里尔是个精明和蔼的军人，身材高大肥胖，近视眼，晒得脱皮的红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他十八岁参加陆军，后来，由于他六次投考，西点军校才同意放宽条件，破例接收他这个眼睛散光的人入校。
另一个著名人物戈登·西格雷夫博士就是在这个时候来眉苗供职的。西格雷夫是美国浸礼教会的外科医生，长期侨居缅甸。他不是正统派，性格坚强不屈，谈吐坦率，有献身精神，有点象史迪威那样为人刻薄和厌恶虚荣。他过去在掸邦建立了一所医院，训练了一批缅甸护士。现在，他表示愿意带着这批人到东吁去为中国第五军服务。他愿意在美军领导下工作，而不愿受英国人领导。西格雷夫估计自己会被撵走，因为他认为史迪威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而且很可能会对传教士和缅甸护士抱有偏见。但是，完全出乎他的意外，史迪威将军及其军医官罗伯特·威廉斯上校同意他的建议，甚至就中国军队的补给问题征询了他的意见。随着战争步伐的加快，西格雷夫和史迪威几次交谈后便取得了相互谅解和尊敬。他马上就明显地看出，这位将军在跟那些喜欢阿谀奉承的人见面时“甚至连‘早安’都不屑一说”，但是，“当你跟他谈正经事时，他显得非常友善，往往是你把事情刚讲了一半，他就明白了，而且很快就作出决定”。
为了说服蒋介石派遣中国部队，史迪威3月17日飞往重庆，同商震一道跟委员长斗争了两天。“他提出的所有论点都被我驳回了。我不停地驳斥他，丝毫不松劲……搞得我筋疲力竭。”商震同何应钦、白崇禧以及总参谋部的另两名成员进行磋商后说，他们四人一致认为需要采取行动，并答应敦促委员长同意。这使史迪威颇感意外。三番五次的争论甚至惊动了蒋夫人。“事实上她叫我坚持下去。”史迪威受到鼓舞，心里感到宽慰。他相信中国人正在接受他的立场，“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至少我现在知道，有些中国军官如果有胆量的话，是会同意我的意见的”。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自离开加尔各答以来头一次晚上睡了个好觉，因为他已对委员长的军事思想越来越感到幻灭。第二天是他五十九岁生日，他醒来时不再有那种“一切都完了”的感觉了。他心情这么好，近几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他在自从宣布他的使命以来第一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他信赖“我的部队”，即中国部队。他还说，“中美军队一道进入东京那一天将是我们一生最幸福的日子。”
史迪威收到了马歇尔发来的生日贺电。贺电说：“有你在中国，总统、史汀生和我都感到非常放心。”马歇尔知道他使他的这位最优秀的军长落入了可悲处境，因而不断地发电报赞扬他，但却不给他派遣增援人员。他在收到史迪威的报告，得知蒋介石拒绝接受英国人的命令后，不再坚持实行统一指挥。他告诉英国，如果他们确保中国参战，就得让亚历山大和史迪威各自独立地进行指挥。亚历山大意识到这一点，欣然表示同意。罗斯福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丘吉尔，丘吉尔采取了默许态度。
在重庆，蒋介石在使用中国军队问题上作出了小小的让步，他答应史迪威将二十二师派到彬马那一线支援二○○师，而且，一旦卑谬出现危险，可以援助英军，但条件是必须由史迪威指挥，而且“必须是出现紧急情况才行”。蒋介石坚持要九十六师呆在曼德勒。现在还不清楚日军是否有力量朝北进攻。蒋介石说，如果日军一个月内不发动进攻，中国军队也许可以发动进攻。(“他希望进攻能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他重申一定不能让第五和第六军吃败仗，“因此，我要他派遣一个能保证做到这一点的人，因为我不能保证不吃败仗。”次日，蒋介石又犹豫起来，他说，如果英国放弃卑谬，他就完全撒手不干。“他下不了决心，老是改变主意。”史迪威唯恐蒋介石过几天又变卦，于是立即乘飞机返回缅甸，一到腊戍立即签署了调动中国军队的命令。他乘轿车赶到第五军驻地漂贝。日军已开始发动攻势，东吁遭到进攻。杜聿明忧心忡忡。他同意赶快调二十二师去支援二○○师和调第六军的一个师去支援二十二师。史迪威匆匆忙忙地赶回眉苗安排调动部队。“在二十二师行动之前有一段悬而不决的时间，这是很糟糕的。”
那天，伊洛瓦底江畔的马圭机场(位于卑谬以北一百英里)大祸降临。停在机坪上的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志愿团的飞机出乎意料地遭到二百架敌机袭击。美国志愿团把没炸坏的飞机撤到腊戍以北中国境内离中缅边界不远的垒允基地。英国皇家空军飞行中队敷衍地打了两、三次仗，结果损失惨重，随后没有通知亚历山大将军就擅自撤到印度，以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作战或侦察。美国志愿团拼拼凑凑地修好炸坏的飞机，在一段时间里保持了一支规模不大的空战力量。但是，飞行员们由于不得不一直在不利条件下起飞迎敌，不满情绪越来越大，甚至越来越不愿服从军令。他们对不给他们派遣小批增援力量感到愤慨，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再增派一小批飞机来，他们就能压倒敌人。实际上，美国已计划让执行轰炸东京绝密任务的飞机在完成任务后去增援陈纳德。但是，还要过四个月才轰炸东京。史迪威3月23日在日记中扼要写道：“现在再也没有空中支援了。”
史迪威那天晚上写信给史汀生说，这正是当前形势的问题所在。“可以进行有效抗战的机会显然已经丧失了。”为了说服委员长调遣军队，用掉了很多时间，结果，“我们在缅甸本来可以得到的机会丧失殆尽”。第五军和第六军派到了缅甸，但后勤根本没跟上，口粮、铁路运输和汽车燃料全靠英国解决。“据我观察，中国军队的参谋人员对这场远征丝毫不感兴趣，根本没有为此操过心。”史迪威甚至不得不亲自寻找军医。军队的纪律和精神状态很好，但是，委员长的“战术思想非常离奇”。他给曼德勒迷住了心窍，一心认为“守住曼德勒的唯一办法是在那里安营扎寨”。
史迪威习惯性地从最坏的地步设想问题并继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3月24日至31日这一个星期里，为了让二十二师向东吁发动反攻，以使驻东吁的第二○○师免遭包围和巩固驻卑谬的英军的侧翼，史迪威尽了巨大的努力。二十二师在火车上令人不可思议地拖了四天之后才开进阵地，史迪威有点怀疑这是重庆故意搞的把戏。史迪威两次命令发动进攻，每次杜聿明及其部属经过辩论、分析、提出借口和作出许诺之后都答应执行命令，但第二十二师每次都按兵不动。
战线逐渐北移，日本飞机空袭更加频繁，村庄烈焰腾腾。公路上拥满难民，牛车一辆接着一辆，天气炎热，尘土飞扬，人们又饥又渴。“大家都大骂铁路。机务人员逃跑了。彬马那以南就不通火车了。也没有卡车。”史迪威要求供给他一百五十辆卡车，但是肥胖的俞飞鹏将军只拨给他五十辆。俞飞鹏是物资供应部门负责人，在腊戍掌握着七百辆卡车。他在用那些车辆把军用物资运往中国境内的秘密仓库。史迪威下达的所有命令一律得通过杜聿明将军传给林蔚，然后再转给另一位联络官，即一位姓胡的将军，由他报请最高领导批准。胡将军掌握着一部秘密电台，可以直接同蒋介石联系。同时，蒋夫人也写信向史迪威转达委员长的意愿。她的信是作为特别邮件通过重庆和腊戍之间的飞机递送的。采取这种做法是因为据信日本能破译无线电密码。蒋夫人的信件满篇是警告和劝诫，不断重申蒋介石喜欢的战术：“他想再次向你强调，务必遵循‘纵深配备’原则。”史迪威有一次在一天里竟收到三封信，封封改变主意，最后又同意调动二十二师，实际上史迪威那时已经下达调动命令了。“天呀，指挥官若受制于人，精神负担太大了！”
史迪威带领为数不多的参谋人员在驻扎在漂贝的第五军建立了自己的总部。他每天要么是驱车在眉苗和彬马那之间崎岖不平、尘土飞扬的公路上来回奔波，而且常常还要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要么是把地图铺在桌上，无休无止地讨论；要么就是同杜聿明和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将军争论发动攻势的有利条件。有一次，有四架敌机飞到史迪威住的平房上空，低空盘旋扫射，梅里尔少校在用布朗式轻机枪朝飞机扫射时听见史迪威将军在厕所里喊道：“这帮狗杂种在我解裤子的时候打上门来。等它们再飞回来的时候，我会去帮助你！”
在卑谬，英军编成了缅甸第一军，新任军长是威廉·斯利姆中将。他是从中东调来的，是跟亚历山大同时被最高当局调到缅甸来的。斯利姆斗志旺盛，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伍时是名列兵。负责同英军联络的梅里尔去见他，问他是否愿意一道参加反攻，斯利姆问道：“史迪威的目标是什么地方？”
梅里尔一本正经地回答：“仰光。”
斯利姆说：“去告诉史迪威，他可以把我算在内。”
后来，在大家都遇到不幸的时候，斯利姆结识了史迪威。他发现史迪威“有时象拉车的骡子一样倔强”，有时故意显得很粗卤，但具有军人的优秀品质，即“始终想积极主动地发动进攻”。斯利姆也认为在东吁发动反攻是可行的，但他没有多少可用之兵。缅甸籍士兵为家属担忧，不少人开小差，而且招募不到新兵补充兵员。空中掩护没有了。印度军队的野战炮和重型武器在锡当江畔损失殆尽。军队士气低落，士兵对军官的信任降到了最低点，阵地不战而弃。农村的情况越来越险恶。韦维尔的一位副官前来视察，发现“到处是无政府状态和危险”。土匪和民族主义领袖昂山领导的游击队肆无忌惮地四处活动。缅甸农民象“穿着长裤、头戴白帽的凶悍女仆”，他们个个腰间佩着锋利的长刀，实际上那是普通的农具，但看上去让人觉得凶狠可怕。英国士兵开着撤掉挡风玻璃的吉普车在公路上奔驰，结果有的人的脑袋被横在公路上的齐脖子高的电线刮掉。
3月26日，史迪威得知驻扎在仁安羌的英军发生骚乱。仁安羌位于卑谬以北一百二十英里，是个石油供应地，打仗所用的汽车燃料和石油全靠那里供应。不久又传来了更加糟糕的消息。“英军破坏油田。啊呀，我们在为什么而打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实际上谁也没为缅甸操心。缅甸是最后一道战线。伦敦和华盛顿都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用在了别的地方。由于没有增援部队，也得不到援助，中缅印战区存在着一种孤立感。西格雷夫博士也有这种感觉。他在彬马那第五军的后方建立了医疗站。他认为，使自己相信自己的任务很重要的唯一办法是相信“我们在这里努力干的任何事情都是为美国，甚至是为全世界干的”。
二十二师仍没有投入战斗。史迪威同铁路系统作了一番斗争。铁路上的印度籍工作人员因害怕抱有敌意的缅甸人，统统跑掉了。“告诉马丁用枪对着机务人员，强迫他们开车……运载二十二师的最后一辆列车七点钟经过漂贝。看来情况有些好转。”当时，杜聿明将军“郁郁不乐，十分烦恼——一切都不利于发动进攻。没有办法。天哪，他那副模样显得很可怕”。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二十二师的到达。凌晨三点钟的时候，还有两辆列车停在彬马那，到九点钟的时候，五辆列车全部开出了。(有人让列车拖延了三个小时，那个狗杂种到底是谁呢？)次日上午传来了一些互相矛盾的消息。接着，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所有三个团突然都进入了阵地，枪炮和坦克都做好了开始进攻的准备。
“后来，情况太妙了。”中国人又开始犹豫起来，提出了种种借口。“‘我们怎么能发动进攻呢？他们有105毫米口径的大炮，而我们只有75毫米口径的。’”“‘他们有四十九辆坦克。’”“‘九十六师无法按时赶到这里。’”(没能用卡车将该师运来。)或者是借口说缅甸人会破坏或切断铁路线。“‘也许明天可以发动进攻，得再好好想想。’”就在这个时候，传来消息说英军从卑谬撤走了，一下子使中国军队的侧翼失去了掩护。“这下子可糟糕了。怎么办，我对付不了杜聿明。”史迪威决心摊牌。他知道蒋介石在两千英里之外直接同杜聿明和林蔚联系，直接进行指挥，直至团一级的调动。林蔚在感到史迪威要强令二十二师发动进攻的时候离开了漂贝。为了揪住林蔚，史迪威回到眉苗，他吃惊地发现蒋介石承认亚历山大了。在这期间，亚历山太已经以缅甸战区总司令身份前往重庆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为什么发生这种引人注目的变化，原因从来没有人加以说明。然而，既然已经实现了统一指挥，史迪威就不再浪费时间去操那个心了。
史迪威找到林蔚，直到他同意签署进攻命令才放他走。随后，他又急急忙忙赶回漂贝同杜聿明研究进攻计划。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将军是个“毫无特色的家伙”。他高谈阔论，但不知所云。他希望等九十六师开到后再发动进攻。“他们拖着不干……如果我不设法逼他们干，他们会拖下去，什么也不干……好吧，我就再忍耐一段时间吧。天气热得要命。我们大家都口干舌苦、筋疲力竭。我的精神真受不住了。”他打电话到眉苗，要求英军发动支援性进攻，得到英军肯定性许诺。“好心的斯利姆。他毕竟还不错。”但是，杜聿明又一次找到了不采取行动的理由。就在杜聿明拖延时间的时候，敌军从三面包围了东吁，从东吁和卑谬之间穿插进来，给中国和英国军队的内翼构成威胁。斯利姆的装甲旅实际上已朝前推进，占领了一些地盘，这下又不得不撤回来，以避免被敌军切断后路。二十二师摆出一副进攻姿态，朝敌军开火，但一直呆在原地没有动。到3月30日上午九点半，史迪威知道不会发动进攻了，他们“又拖着不动了。这帮胆小鬼”。
二00师顽强地抵抗十二天，阵亡一千人之后，自己突围出来，跟在二十二师后面撤往以北六十英里的彬马那地区。缅军已经开始后撤，大概是想撤到彬马那一线的亚兰谬坚守。但是，部队不停地撤了八十英里，一直撤到离油田不远的马圭地区，途中甚至没有停下来破坏桥梁以阻拦日军。到这个时候，就连英军也有人开小差了。许多士兵逃往曼德勒，他们渺茫地希望能经中国逃出去。中国军队和英国军队互相责备，都怪罪对方暴露了自己的侧翼。中国指责英国让二○○师饿着肚子打仗，英国则反驳说，邰将军的联络官离后方太远，以致被日军包围圈切断了联系。取得全体盟军指挥权的亚历山大将军后来在正式报告中说中国军队是“寄生虫”，因为“他们指望我为他们提供粮食”。
史迪威自己陷入了困境——他在指挥一支拒绝服从他命令的军队作战。“我不能枪毙他们，也不能丢开他们。光责备他们又丝毫不起作用。”他过去多少还逼蒋介石采取了一些虽然符合中国利益但蒋介石却不愿采取的行动。蒋介石现在又退缩了。史迪威认为自己有三种选择：一是“听之任之，不闻不问”，二是“直捷了当地提出辞职”，三是“偷偷溜走，要求派遣我们自己的军队来作战”。他动身前往重庆，想去同委员长辩个水落石出。他意识到自己日益“陷入困境”，因而要多恩把一切事情都记录下来。
使部队指挥官服从命令的问题并不是史迪威一个人遇到的问题。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撤退和不占领或坚守某个阵地是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的习以为常和根深蒂固的东西，他们把战争看成一盘施展计谋的对弈，而不是铁血冲突。对一位指挥官来说，自己战死沙场或使兵卒阵亡并不是壮举，而是愚蠢行为。在中国，由于指挥官一向普遍不愿让自己的军队到真枪实弹的战斗中去冒险，结果十六世纪就产生了“连坐法”。连坐法是一种追究集体责任的军事制裁法，规定任何部队若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撤退，有关的一系列指挥官统统要判处死刑。蒋介石对第一次作战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就采用了这种办法，以使部队上下之间和左右邻军之间互相负责。
为了激起已完全丧失的责任感，中国采取的另一项做法是向坚守某个阵地的部队指挥官颁发奖赏。但是，不论是死亡的恫吓，还是奖赏的诱惑，都不能在军事上促成精神文明所没有培育出来的品质。而且，中国军官都认为自己不应对战斗胜败负责。军事职业历来不受重视，中国的理论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史迪威本人在笔记中写道：中国军官“不担任国家的负责职务”，也没有为国家尽职的传统。中国的指挥官并不象西方军官那样是体制严格的军队的成员，因而，指挥官们直接效忠于领袖本人，而不是服从上级指挥官的命令。结果是将军们分成派系，甚至团一级的校官们也常常是只接受蒋介石本人的命令，而不接受直接上级的命令。湖南虎将薛岳一度对委员长直接向他的部队发号施令非常讨厌，因为他的部队常常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调动或撤走。有一次，他实在忍受不住了，最后他本人违反命令，把军队调到了“电话打不到的地方”。
在卑谬－东吁大撤退后，眉苗的气氛开始恶化了。史迪威参谋班子中的美国人虽然没有亲身参加战斗，虽然美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取得什么辉煌战绩，但是，他们为中国和英国感到耻辱，而且，据一位美国人说，随着战局的发展，他们越来越相信“亚洲局势已无可挽回，除非专门派遣美国部队来作战”。史迪威的“偷偷溜走和要求派遣我们自己的部队来作战”的想法就反映了这种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在中缅印战区是实现不了的。眉苗的英国人在受到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嘲笑后则公开讥笑“史迪威组织的中国军队大反攻”。随着大英帝国的地盘一块接一块丢失，英国人常常认为主要应归咎于美国，因为美国在别人一再提出警告后仍麻痹大意，结果在珍珠港损失了自己的太平洋舰队，以致最后搞得他们连印度都可能保不住了。
史迪威4月1日在重庆在日记中对自己的境遇进行估量时自问道：“我是四月愚人 [ 注：四月愚人(April Fool)指在愚人节中被愚弄的人。 ] 吗？”主要的麻烦是蒋介石插手。如果不是蒋介石阻止调动二十二师的话，在二十二师第一次绕过东吁的时候本来是可以把日军切断的，但是，“蒋介石一心想守住曼德勒，而且看不到守住曼德勒的办法是在东吁吃掉日军”。史迪威从商震那里得知，是蒋介石亲自命令军队退到彬马那一线的。
在同委员长会晤的时候，史迪威“表示强烈不满，讲话时故意措词强烈，说得解除我的职务。我提出另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单独拨出一支军队专归我指挥。我告诉他，我不能用第十航空队去支援这样的指挥官……简单明了地说就是，军长和师长们不服从命令，而我没有足够的权力迫使他们服从命令”。
实际上，史迪威还是故意未猛烈抨击蒋介石，因为正如他在日记中所承认，“我不得不板着面孔告诉蒋介石，当他的部下大概是按他说的行事时，他们并未执行他的命令。但是，公平地说，要让他们把几个军交给一位他们不了解、也不怎么信任的十足的外国人指挥，那是一种奢望”。跟许多美国人不一样，史迪威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排外思想能够理解。
蒋介石夫妇看来很发愁，急于想纠正这种状况。在以后的几十天里，他们答应尽力使史迪威具有明确的权力。在蒋夫人的提议下，蒋介石同意亲自到腊戍去一趟，“以便向大家讲清楚我是他们的上司”。他看来是真心实意，使人相信是真心。他改派罗卓英担任执行官。罗卓英可以比林蔚更好地对付杜聿明。罗卓英是广州人，性格坚强，精力充沛，在三十年代剿共的战斗中发迹，后来又在上海和长沙打过仗，给史迪威的印象是个办事认真的“强硬的家伙”。此外，蒋夫人懂得西方的看法和外国人内心里对中国人转弯抹角做法的想法。她“答应尽力予以帮助”。史迪威认为自己取得了重大胜利，“只要考虑一下他们同外国人打交道的历史和经历，就会看出这确实是蒋介石作出的一个相当好的姿态。”
在重庆，记者老是跟着史迪威。他注意到，报上已开始“大吹大擂，提出种种理由说我得在一周内打进仰光。如果我被日本人赶出缅甸，那我会被视为一个什么样的大笨蛋啊！”这时，美国公众在报上看到的是诸如《中国机动部队击溃日本装甲部队》一类的大标题。史迪威创办的《奥德堡概论》对宣布史迪威到中国任职的消息大加渲染，甚至得意地夸口说要“注意裕仁的动向”。
4月5日，史迪威跟蒋介石夫妇一道返回缅甸。英国人用标准的礼仪欢迎委员长夫妇，缅甸步兵队吹奏起风笛。蒋介石在眉苗向亚历山大保证说“史迪威将军全权指挥中国军队”。次日，他召集中国指挥官，当着史迪威的面要他们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的命令，并说“我完全有权提升、任免和惩处中国远征军的任何军官(上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调门”。史迪威同委员长夫妇手挽手，满面笑容地合影，以供报界发表。此外，委员长还答应发给他一枚用篆体字刻着他正式头衔的大图章，以确认他的权力。文件只有盖上这样的红章才生效，不盖图章，史迪威的命令只能算建议。一周后，史迪威收到图章，但跟蒋介石许诺的不一样，图章上刻的是“同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赴缅远征军总司令”，而且也没有附寄来奖惩权证书。三十八师的军官们在战争结束后说，不论委员长在眉苗说过什么话，刻着参谋长字样的图章说明史迪威是“顾问”而不是司令官。他们就是这样看待他的。
但是，在史迪威看来，蒋介石终于同意要想守住阵地就必须发动进攻的观点了。而且，罗卓英和杜聿明也“全力赞成这样做了”。因而他感到鼓舞，当然蒋夫人也起了促进作用。她在动身的时候给史迪威留下一罐果酱和一封信，她在信中甜言蜜语地说果酱的成份象征着生活的甘苦，并向史迪威保证说“我们是你的后盾……我在战线的另一端……你面前摆着大丈夫的任务，而你就是个大丈夫，而且我要补充说，你是个了不起的大丈夫。”蒋夫人认为跟外国人打交道不一定非得圆滑一点不可。
卢斯夫人也来到眉苗。她采访了史迪威。两个月后，她的报道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史迪威的照片登在封面上。卢斯夫人问史迪威同蒋介石的会谈是否成功，据她报道，史迪威说：“是的，是的，委员长直率地向包括他自己的将军在内的所有人讲了自己的意见。亚历山大和我也直率地讲了自己的意见。蒋夫人直率地给我们作了翻译，一点也没有留情面。是的，大家都坦率地听取了意见。”史迪威说，记者可以向国内报道说局势完全控制住了。卢斯夫人问：“但这种局面能维持下去吗？”史迪威回答说：“不会，不会维持很久，维持不了多久。”但是，争取到了一段时间。“时间，时间，时间”——这正是他要争取的。“在缅甸多坚持一小时，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美国人就能多活一小时。”
醋性子乔变成了一个知名人物。他成了报道的好材料，报界也充分利用他进行报道。报纸发明了一些生动的语言，称史迪威是易发脾气、喜欢高谈阔论的真正军人，说他坚强不屈、坚韧不拔、瘦高而结实、脚踏实地、讲话妙语横生、会讲中国话，说他不摆架子，见人热情微笑，是个深受部队爱戴的严守纪律的长官，有的把他称为美国的“中国戈登”， [ 译注：戈登(1833－85)，英国名将，曾协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 ] 还有的把他称为“乔大叔”。
虽然日军从伊洛瓦底江朝曼德勒方向推进，而且先出动飞机有计划地逐城逐村轰炸，但是，在史迪威到重庆期间，缅甸战局没有发生任何明显的变化。“我们仍然有机会。”实际上，在这期间，日军又增调了两个师和两个坦克团，但是，盟军由于侦察系统薄弱，一点没有发现。日军的计划是赶在5月中旬雨季来临前分兵三路，穿过三条谷地，围歼腊戍和钦敦江之间的盟军。史迪威依照自己的为了守住阵地必须发动进攻的理论，认为仍然可以从彬马那一线发动反攻，这样足以打退敌军和巩固中缅地区的盟军阵地。为了守住曼德勒，蒋介石又增派了三十八师，师长是机警、精力充沛的孙立人将军。孙立人跟马歇尔一样，是弗吉尼亚州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后来事实证明他是个颇有才干的战术家，在战斗中头脑冷静而富有进取精神，在缅甸战役中成了中国杰出的指挥官。孙立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不仅为他指挥作战提供了方便，而且大大提高了他的声誉。史迪威在同别的师打交道时遇到麻烦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足够胜任的译员。
日本飞机对村舍狂轰滥炸，中午的热风一吹，草屋竹舍烈火熊熊，黑烟冲天。4月3日，日本飞机轰炸了曼德勒，有四百人被炸死，火车站和医院被炸毁，大片街道变成废墟，电话线被埋在灰烬、废墟瓦砾和遍地的人畜尸体的下面，许多尸体被炸弹抛到十八世纪的宫殿四周高大石砌围墙下的壕沟里。当史迪威4月8日到曼德勒同孙立人磋商时，那座庙宇塔寺林立的城市里大火仍没有熄灭。警察、公务人员以及大部分居民都逃跑了，英国当局很难恢复公共服务事业，也很难收埋死尸。市区腐臭味扑鼻，令人感到室息。死尸浸泡在泛起绿色泡沫的粉红色污浊血水里，胀得鼓鼓的。大街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腐尸，猪狗乱翻乱拱。乌鸦啄食死尸的眼珠。死尸上的蛆虫把鸟儿喂得肥胖，鸟儿象喝醉了似的摇晃着，从一具尸体跳到另一具尸体上。蒋介石夫妇跟史迪威同一天到达曼德勒，他们抓住这种骇人景象大骂英国人，发泄他们对西方的失望和愤怒情绪。自珍珠港事件以来，中国人中的这种愤怒情绪越来越大了。蒋介石在写给丘吉尔的信中说：“在我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哪个地方象缅甸战区这样悲惨，这样毫无准备，这样混乱和衰败。”
史迪威自认为获得了新的权力，他再次匆忙赶到各师视察，想把第五军调到彬马那地区作战，想把左边的第六军调去守卫萨尔温江一线的垒固地区的要道，但一切都不顺利。日军继续朝前推进，他们常常发动突然袭击，犹如从天而降，一下子就攻占了盟军的阵地。日军不断派飞机空袭，盟军的秩序和后勤工作越来越混乱。委员长不断写信来，他在是否、何时以及从哪里调哪些部队增援英军问题上三易决定，结果，本来就很紧张的运输系统几度重新调配。蒋介石还在一封信中命令将中国阵亡军人的尸体一律装入松木棺材运回中国，以便葬在他们的祖坟里。
史迪威前往彬马那视察二○○师的部队，看到“许多士兵精神焕发”。日军飞机的炸弹震得大地颤抖。燃烧的房屋劈啪作响，浓烟烈焰腾上天空，形成巨大的黑色蘑菇云。这种情景好象突出地表明了他是在黑暗中战斗。由于缺少空中侦察，不可能弄清敌军的进攻路线。史迪威对多恩说：“上帝，我简直象个瞎子。”美国志愿团的飞行员拒绝在他们认为有可能送命的低空飞行。史迪威紧急要求英国皇家空军派遣两架侦察机，但没有回音。驻印度的美国第十航空队当时有八架轰炸机，另外还有十七架飞机飞在飞往印度途中。尽管史迪威提出要求，但它也没有给予支援，因为据布里尔顿3月24日前来见史迪威时说，他的炮手们还没受过射击训练，航空队要到5月1日才能作好参战准备。布里尔顿虽然应受史迪威指挥，但是，他却喜欢认为自己是韦维尔的部下，而且，他在德里受了影响，也认为缅甸已经完蛋了。
史迪威求助于雨季，希望能坚持到雨季到来，因为到那时大雨能阻止日军前进。每次视察时，他总是停留一下去看看西格雷夫和他的护士们。他们不知疲倦地抢救伤兵，终日挥汗如雨、满身血迹。西格雷夫医生抬起头来，发现史迪威在默默地注视他工作，他们互相苦笑一下。西格雷夫写道：“他总是有时间去看望努力干好工作的人。”在美国参谋人员中，有一部分人不再努力工作了，变得悲观失望起来。他们紧张不安，批评史迪威将军固执，说他硬要打一场英国和中国都毫无信心的战役，而英国人和中国人对自己毫无信心，也互相不信任。
突然，就象用隐现墨水写的字一下子显现出来一样，日军三路进攻最东边的一条进攻线路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参谋部军事情报部的罗伯茨上校把第六军同敌军分遣队交火的零散报告综合起来进行分析，意识到这是敌军进攻腊戍的试探。敌军如果攻占腊戍，通往中国的公路就会被切断。他向正在第六军前线视察部署情况的史迪威作了紧急报告，史迪威认为这种动向非常令人沮丧。第六军的部队没有接到命令就撤进防御阵地，指挥所松松垮垮，军长甘丽初将军麻痹大意，对情况一无所知，根本管不住他手下各师的将军。其中五十五师师长陈将军遇到劣势敌军，但他却毫无必要地后撤，结果丢失了关键阵地。此外．陈将军也没有严格执行收复某个阵地的命令。在遍地松柏的美丽的高原地区，村庄很平静。史迪威对多恩说：“噢，你知道，这些松木好给那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做棺材。”“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开始只是史迪威给委员长起的绰号，后来渐渐成了对委员长的固定称呼。史迪威回到总部后要罗卓英下令处罚甘丽初将军，解除五十五师师长陈将军的指挥权和收复丢失的阵地，但是，他无法保证这些命令得到执行。果然，除处罚甘丽初外，其他命令都没执行。
三天后，日军突破伊洛瓦底江一线，绕过缅军第一师，朝仁安羌油田挺进。斯利姆将军无法指挥士气低落的部队卓有成效地作战，于是在4月15日下令炸毁油田。亚历山大急急忙忙地把史迪威叫到眉苗。史迪威感觉到“不幸和忧伤”。亚历山大向他承认，他手下的人“对日本人谈虎色变”。他本人很担忧，他“现在称呼我乔了”。
就在这个时候，史迪威突然收到蒋介石一封信，命令他给每四个士兵发一个西瓜。在史迪威在缅甸战区任指挥官期间，这件事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大。委员长在盟军最不幸的时刻，即在缅甸一败涂地的时候(史迪威认为这主要是委员长插手造成的)，竟然还命令发西瓜，这使史迪威长期瞧不起他。委员长后来得知此事非常恼怒。这件事给他们两人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
按照过去同委员长作出的安排，孙立人的三十八师调到伊洛瓦底江一线加强同英军的联系，此刻又去拦截日军，以拯救缅军第一师。三十八师守住了阵地，并同英军装甲旅一道发动了反攻。这场战斗是缅甸战役中最激烈的一场战斗，显示了史迪威一贯说的中国军队只要有坚强刚毅的领导就能表现出的素质。中国军队虽然损失了大部分汽车、迫击炮、野战炮和高射炮，虽然伤亡人数达百分之二十，但是，他们的英勇作战不仅拯救了缅军第一师，而且也拯救了其东面的印度十七师。因为如果缅军第一师被击溃，印军第十七师也会遭歼灭。
在这场战斗之后，恐惧气氛蔓延开了，这是敌军犯下的与在中国一样的暴行所引起的。日军把印度俘虏关在竹屋里，然后点着火烧死，或者是往身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更加让在缅甸的西方人感到恐怖的是，被俘的英国军官也受到同样虐待。他们有的竟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供日本士兵练习刺杀。在这之前，到亚洲来的所有西方人都还以为自己会受到同当地人不同的对待呢。
在那场战斗之前，史迪威4月15日给马歇尔发了一份电报，悲观地扼要汇报了缅甸战局。他说，他相信英国早在一段时间以来就把缅甸一笔勾消了。他相信，英国在印度的驻军足以拯救缅甸，“如果他们真想干，他们早就派军队开进缅甸了”。他内心里从亚历山大不愿让自己的部队投入战斗一事得出结论，认为亚历山大一定得到伦敦的命令，要他只象征性地抵抗一下就撤出缅甸。美国人，不仅是史迪威参谋班子中的美国人，普遍相信这种说法。卢斯夫人在同亚历山大谈话后于4月10日给史迪威写了一封私信，说“蔡尔德·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不怎么想坚守他已抵达的黑塔，虽然事实证明这是件痛苦的事情”。(亚历山大还说过一句“极其荒谬”的话：我确实希望乔不要离开。如果没有他，我会觉得很难指挥中国军队。)路易斯·约翰逊上校也有同样的印象。约翰逊上校是个有相当战斗精神的人，担任过陆军部长助理，这次被罗斯福以总统特使身份派到印度。他报告说，英国人宁愿放弃缅甸，也不愿为了守住缅甸而欠中国的情或向缅甸民族主义分子让步。无论如何他们想在和谈桌上收复缅甸，想既收复缅甸又不对将来的政府形式承担任何义务。
缅甸在所有人的轻重缓急考虑中都被放在最末一位。4月份第一周，日本的六艘航空母舰驶进孟加拉湾，韦维尔担心加尔各答遭到袭击，布里尔顿于是派他的八架轰炸机对仰光和日军集结船舶的安达曼群岛进行了空袭，但收效不大。这件事离布里尔顿拒绝支援缅甸不到一周，因而使史迪威十分震怒，蒋介石更是大发雷霆，因为美国曾向他保证第十航空队属史迪威指挥。蒋介石认为，布里尔顿的行为证明美国必要时会为了英国而牺牲掉中国。蒋介石同盟国打交道的经验加剧了他对西方的反感，而不是相反。他公开宣布，如果再把中国战区的兵力用于别处，如果盟军再遭到失败，中国就有可能“一下子变得仇视一切外国” [ 注：这是美国海军武官詹姆斯·麦克休上校说的话。麦克休同蒋介石夫妇交往甚密，常常充当他们的喉舌。 ] 和退出战争。
尽管如此，当要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马歇尔还是没有动摇。4月9日，日本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袭击了锡兰，这证明韦维尔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时，马歇尔同意派第十航空队保卫印度。这是美国对英国同意开始在不列颠群岛集结军队付出的代价。英国集结军队是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攻入欧洲。以马歇尔为首的一批美国人一心想攻入欧洲，英国人则不大愿意，于是美国以保卫中东和印度作为条件。马歇尔的幕僚提醒他说，他的决定“会给中国局势和史迪威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但是，中国的利益实际上是被放在第二位的。为了掩饰这一点，马歇尔对委员长和史迪威说，加尔各答和印度东部沿海地区遇到的威胁“不仅危及到了印度本身，而且给我们今后继续支持中国的能力构成了威胁”。
史迪威希望得到空中支援，但只能满足于精神支援。马歇尔对他说：“我向你保证，你所尽的努力从世界范围来说起着明白无误的重要作用。”但是，这无助于阻止日军前进。由于飞机不够用，马歇尔只能作此表示而已。
史迪威4月16日写信给他的妻子说：“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要挨揍了。”第一次实际指挥军队作战就吃败仗，这种前景使他感到痛苦，他一心想报仇雪恨。他已经在制订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不管英国把缅甸看成什么，缅甸在他的心目中仍然是通往中国的重要走廊。他认为最后要同日军在中国决战，而且，他希望美军同他指挥的中国军队一道同日军决战。
史迪威在这种大难之中制订了重新打回缅甸的计划。按他的计划是把中国军队运到印度，在美国人指导下训练和装备成特遣部队，然后重新打回缅甸。他从来没有公开宣称“我要打回来”，但是，这是他钢铁般的决心。他立志要打败现在打败他的敌人，要证明中国军队只要领导得当，就能打胜仗，就能自己拯救自己。4月16日，他派自己的一名参谋把计划送往重庆，征求委员长批准。
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指出，经缅甸北部通往中国的陆空供应线很可能被日本空军切断。因此，如果武器运不到中国军队手里，中国军队就必须去取武器。他建议在印度组建和训练两个军的中国部队，每个军下辖三个师，团长以下的军官由中国军官担任，团长以上的指挥官和参谋长先由美国军官担任，到中国军官有能力指挥时再换成中国军官。他极大胆地提出了如何把军队运到印度去这个关键问题的解决办法，提议“在美国空运公司尽可能的帮助下”，从密支那把军队经孟拱和信宾扬，越过缅甸北部，沿利多公路运到阿萨姆境内的火车起点站。美国通知史迪威，说已经调集了二十五架运输机，正飞往阿萨姆，准备开始行动。他希望中国军队5月15日开始调运，那时已经进入雨季。他知道那是最糟糕的时候，因此人们只能推测他选定这个尽可能早的日期是估计到蒋介石无论如何不会同意在那一天开始行动。
史迪威把“收复缅甸”定为这项计划的目标，主张从印度发动决定性主攻，让中国其他部队从云南采取辅助性行动。他从来没有改变这项计划。两周后，蒋介石“总的来说”是批准了这项训练计划，条件是如果印度人民举行起义，不得让中国军队帮助英国进行镇压。美国陆军部也批准了这项计划，因为它符合美国的让亚洲国家军队在亚洲大陆作战的原则。
史迪威对守住缅甸北部还抱一线希望，他想用卡车和火车把二○○师调去填补中国军队和英军阵地之间的缺口，但是，事实证明他的努力是枉费心机。这时，总部得知对东京发动杜利特尔空袭的消息。这项非常冒险的任务本会使陈纳德的航空队增加十六架B－25型飞机。但结果这十六架飞机统统报销掉了。由于飞机从停泊在比原定距离远的位置上的航空母舰上强行起飞，结果燃料耗尽，坠落在中国日占区或附近地区。飞行员被中国人营救，但日军却对飞行员降落的地区大举扫荡，残酷地进行讨伐，并出动五十三个营的部队，摧毁了中国境内的一些美国可能再出动飞机轰炸日本的机场。这次英勇的杜利特尔袭击虽然牵制了敌军部分兵力，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扫除美国人民的沮丧情绪和打破生产停滞状况，是为了在盟国普遍情绪低落的情况下让大家看到最后胜利的希望。这次空袭达到了这些目的，但是，它也使许多中国人家破人亡，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更大不满。出于保密考虑，从中国国土上进行的这次行动直到执行前一周才告诉蒋介石。蒋介石坚决反对，担心敌人会进行报复，会摧毁浙江省的某些机场。但是，美方告诉他，这项计划已经准备妥当，无法取消。这件事无助于说服蒋介石相信中国受到了平等对待，更不用说让他相信中国被视为大国了。在缅甸，这项行动更使官兵们感到自己孤立无援。当天空出现飞机的时候，他们已不再仰首眺望，因为肯定是日本飞机。
4月20日，决定性的打击来到了：绕道向腊戍挺进的日军突破了盟军东翼防线，击溃了五十五师。“垒固遭祸。五十五师溃不成军……甘丽初胆颤心惊……天哪，这会把我们彻底压垮。”敌军从中线打开缺口，然后从两翼包围了九十六师。“看来好象这里也会垮掉。天哪，派赛伯特去了解情况……电话线全断了。英军会离开我们跑掉吗？是的。这种结局越来越明显了。”
史迪威在以后的几天里拼命努力堵塞漏洞，重新集合力量，商定计划和按计划部署混乱的部队，但仍然阻止不住崩溃趋势。没有几支中国部队开到要他们去的地方，也没有几支部队进入阵地，因为找不到卡车。史迪威顺便指出，“4月18日前后，腊戊有六万五千加仑汽油和八百五十辆卡车”，但是，卡车都忙于把物资运往中国，无暇运送部队。铁路线不是被封锁，就是开不了车，找不到指挥官，军纪越来越涣散。联络军官送来了“一些官兵不服从命令和开小差的消息”。(史迪威在日记里的题外话中记下了“士兵们在我陷入困境时看着我的那种样子，他们毫无表情，他们是要看我如何忍受。好象是在说‘我不知道这是否会使你垮掉？’”)
杜聿明将军和甘丽初将军唯恐自己的部队蒙受损失，因而不让部队前进，甚至下令撤退。有一次，有位师长请战，但他们还是下令撤退。日军一支先头部队占领了重要据点东枝，史迪威亲自冒着猛烈炮火，指挥一连中国部队发起进攻，想收复东枝。他命令坚持到增援部队到来。后来，在罗卓英的提议下，史迪威宣布，如果部队五点钟以前拿下东枝，就发给五万卢比奖金。结果，东枝很快就攻下了，比规定时间还提前了一个小时。但是，他提出的相反的办法却没被采纳。五十五师全部逃进了山地，史迪威要求将该师师长陈将军处决或送交军事法庭，结果没受到理睬。对于五十五师，他有些心寒地对贝尔登说：“一点也搞不清它的行踪。这是我所看到的最该死的部队。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师，今天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
史迪威在一份定期总结报告的结尾说：“这是最糟糕不过的局面，我必须尽可能弄个明白。蒋介石使我什么也干不了，我现在也可以承认这一点了。”委员长到腊戍来是一场闹剧，“我完全受骗了，我简直是个笨蛋……我当时还以为他是诚心诚意……”史迪威根本管不住高级指挥官，除了孙立人和另外几个人外，其余的人满脑子浸透了委员长的思想，都认为打防御战得有三比一的兵力，打进攻战得有五比一的优势。史迪威很羡慕八路军。正如他常常跟他的参谋人员所说的那样，他希望“那些共产党人到这里来作战”。
中国囤积物资，以备应付将来更加紧急的情况，这是阻碍作战的又一个障碍。中国人长期以来什么东西都短缺，因而囤积物资成了他们的一种痼癖。第五军有九辆坦克，委员长从重庆亲自一辆一辆地调动，结果，九辆坦克作为一支坦克部队所能起的作用给破坏掉了。亚历山大有次看到中国士兵熟练地挖好炮位，出色地架设起野战炮，并仔细地进行了伪装。次日，他在东吁问杜聿明那些大炮怎么样了，杜聿明说，他已经把它们撤到安全地区去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不用它们打仗啦？”
“正是这样。”
“那要它们有什么用呢？”
“将军，第五军之所以是我国最精锐的部队，就是因为它是唯一拥有野战炮的一个军。拿它们去冒险我担当不起。如果我损失了这些大炮，第五军就不再是我们最精锐的军了。”
由于日军朝腊戍进攻，盟军的东翼发生了变化，使战斗打下去的希望化成了泡影。日军乘坐卡车，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越过东枝，推进到东枝以北很远的地方，正沿公路朝腊戍前进。史迪威集中第六军兵力的努力全失败了。他要求派来一百五十辆卡车，但是，设在腊戍的中国物资处只拨给了二十二辆。在中线，第五军遭到猛烈进攻，再往西，日军在向钦敦江推进，想插到盟军和印度之间。盟军面临到两面受围的危险。
4月25日晚上，史迪威和亚历山大在曼德勒以南二十五英里的皎施同罗卓英和杜聿明召开会议。史迪威戴着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斗帽，穿着美军卡其军装，没有佩戴勋章和绶带，一点也没有摆架子的样子。西格雷夫瞥了他一眼，发现他显得“非常疲惫”。罗卓英显得“肥胖，满脸不高兴神情”。杜聿明“让人捉摸不透，紧绷着脸”。大家一致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全部撤退。一旦承认了这一点，这场战役就变成赶在被日军拖住之前从速撤退了。在东部，溃不成军的第六军、驻在东枝的二○○师以及中国刚沿滇缅公路调来的另外两个师可以撤往中国边境。亚历山大和史迪威的主要问题是让缅军和中国三十八师、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经过曼德勒，渡到伊洛瓦底江西岸，然后，英属部队往印度撤，中国部队取道密支那往北撤。伊洛瓦底江上唯一可以通过坦克和大部队的是阿瓦铁路桥和曼德勒公路桥。按计划，等部队全部撤过江后，要把桥梁炸毁。英国早在2月份就作好了炸桥的准备。
史迪威在看着亚历山大口授全面撤退命令的时候，想起了中国的一句“吃苦头”的说法。唯一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没有命令部队象在新加坡和爪哇那样投降。敌人的六架轰炸机在开会地点上空轰鸣，这进一步突出了盟军的失败。军官们争先恐后地寻找掩体，一颗五百磅的炸弹落在不到一百码的地方，爆炸声震耳欲聋。在敌机袭击过程中，亚历山大一直若无共事地直挺挺地站在院子里。史迪威也不示弱，他把身子倚在走廊的栏杆上，以罗斯福吸烟时的那种角度斜叼着琥珀色烟斗。
盟军总部撤到曼德勒以北五十英里的瑞冒，日军的飞机也追击到瑞冒。参谋人员不仅越来越意识到在军事上已陷入灾难，而且越来越感觉到个人生命的危险。据一些人自己说，他们“提心吊胆”，有些人意志消沉，不知所措。铁路问题最糟糕。史迪威决心搞到运兵列车，以便把二十二师撤走，但是，中国军队的组织工作松松垮垮，什么事也办不了。由于史迪威的幕僚按明文规定没有一个人有权对中国军队发号施令，他不得不亲自返回曼德勒，力促中国军队赶快开始行动。在返回曼德勒途中，他挤在源源不断的撤退队伍中走过伊洛瓦底江大桥。在桥的下面，部队在乘渡船过江。通往瑞冒的公路上挤满了卡车、弹药车和难民的堆满什物的板车，人们顶着烈日，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撤退，一片阴郁恐惧气氛。昔日趾高气扬的锡克人一个个蓬首垢面，戴着破烂头巾。中国士兵一个个眼睛里流露出恐惧神色，他们在这个异国的土地上不能脱掉军装溜到农村去。公路旁躺着几具身穿黄袈裟的和尚的尸首，他们是被中国士兵认为是化装的间谍开枪打死的。日本的零式飞机不时飞到上空盘旋，用机枪朝公路扫射。坐在小汽车里的中国将军和自认为是“当地人”的英国军官希望不丢面子，但是，大家都意识到，在亚洲和全世界的眼里，“最糟糕的是在我们自己的眼里”，大家都声誉扫地了。
4月29日，日军收紧了包围圈：在东线，他们占领了腊戍，切断了滇缅公路。在西线，他们占领了钦敦江畔距瑞冒只有六十英里的望濑，使英军撤往印度的道路受到威胁。英军现在得从速赶在日军之前到达钦敦江的加列瓦渡口。在撤军路线储备食品和饮水的工作不得不在最后一分钟中断了。盟军决定在4月30日午夜炸毁阿瓦大桥。为了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同中国军队保持联系，史迪威原打算把自己的总部迁到密支那，但是，由于腊戍失守，日军可能越过山岭直捣密支那，结果没有迁成。他决定把自己的大部分参谋人员用飞机送到印度去，而他自己跟罗卓英一道到腊戍一线的莱温去。5月1日，史迪威打电报要求派一架飞机来把他接走。他的参谋人员一个个热得头昏脑胀，他们靠吃米饭度日，因为今后的形势艰难莫测，得把罐头留下来备用。他们不耐烦地大吼大叫，大骂中国人一再不履行协议和不执行命令，一致认为应该让自己的“上司撵中国人滚蛋，让他们在能滚开的时候赶快滚”。炎热、失败、恐惧、对友军的厌恶和遭到遗弃的失望感等一系列因素使他们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
4月29日，史迪威收到一份电报，说蒋介石原则上同意派军队到印度受训的计划。史迪威的心思此刻全部凝聚在这项计划上了，就象水手心里总是想着北极星一样。“哎呀，即使我们只能把十万中国军队运到印度训练，我们也算是有收获了。”他立即给马歇尔打电报，要他保证予以支持并提供物资，因为否则就全得靠英国，“而那样将是很不幸的”。他周围所有的人这时一心考虑的是离开缅甸，而他却坐在破旧的电风扇下，对美联社记者达雷尔·贝里根讲述他打回缅甸、重新打开通往中国大门的战略。他认为盟军可以以中国为跳板进攻日本。马歇尔把史迪威的电报转呈给总统。由于缅甸即将丢失，总统又开始忧心忡忡，担心中国退出战争。罗斯福4月28日宣布“要另寻途径把飞机和弹药运给蒋介石委员长的军队”。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将来，“一个不可征服的中国不仅会在维护东亚和平与繁荣方面充分发挥应有作用，而且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方面充分发挥应有作用”。他说这话好象是为了使蒋介石放心，也好象是为了使自己放心。
5月1日，史迪威醒来时发现首席执行官罗卓英将军已经逃往密支那机场。罗卓英用枪硬逼着一列挂有十七节车厢的火车开车，那列没按点运行的火车开出二十五英里就同另一列火车相撞，结果使铁路两天无法通车。“不幸的是他没有被撞死。”罗卓英的逃跑甚至使赛伯特都感到伤心，赛伯特在这之前还一直主张坚持打到底，虽然他周围的人满腹牢骚。这时，他恳求说：“天哪，乔，让我回国吧。”莱温被封锁了，但是，史迪威仍觉得应该尽力保证在中国军队撤退道路沿线准备粮食。参谋人员说他应该到德里的总部去。但是，史迪威说：“不能。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不能去。”由于盟军连吃败仗，其中包括美军在菲律宾遭到失败，西方的威望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低过。照料他指挥的中国军队是他的责任，因为那些军队至少从名义上说是他指挥的。“如果我现在逃跑，就会又造成一次失败，又造成一次投降。那我以后就再也无法指挥中国军队了。”
史迪威坐下来，按名单把他的参谋班子分成两组，一组人前往德里，另一组人跟他留在缅甸。亚历山大“满面愁容地”走了进来。这是他们在缅甸的最后一次会晤。次日，亚历山大向英军发布了最后撤退的命令，他自己乘小汽车前往一百零七英里以外的钦敦江，步行前往的人得走六天。他们赶在日军到达之前渡过了钦敦江，但被迫抛弃了坦克、大炮和许多车辆。江对面已经准备好了交通工具和粮食。在5月12日至20日期间，缅军共有一万二千人七零八落地撤到印度境内，他们在四个月的战斗中共伤亡和失踪了一万三千五百人。亚历山大在5月20日停止行使指挥权时发表了告别讲话，他说：“我们当然要收复缅甸，因为它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在那之后不久，他返回伦敦，继续指挥“体育家”行动，想在突尼斯挽回声誉。他以后再也没有到缅甸来过。
亚历山大和罗卓英走了，史迪威留下了。有一次，他和几个人一块玩牌，突然敌机前来袭击，伙伴们四处躲避。敌机飞走后，他们回来时看到史迪威还坐在桌旁“专心致志地摆弄纸牌”。现在，日军已占领曼德勒并在朝前推进，连他们的炮声都可以听见了。史迪威对贝尔登说：“这真是个盛大的五一节。一切东西都丢光了，所有的人都走了。”
那天傍晚，飞来了一架美国运输机，驾驶飞机的是新成立的阿萨姆－缅甸－中国空运队队长卡拉布·海恩斯上校和执行军官罗伯特·斯科特上校。该空运队已在十天前开始活动，使用的是非武装的道格拉斯C－47型(DC－3型)飞机。飞行员们不喜欢自己的任务和飞行路线，他们把C－47型运输机叫作“信天翁”，因为这种鸟常常习惯性地往回飞，以看看自己起飞的地方。海恩斯和斯科特接到哈普·阿诺德将军的电报，命令他们“立即飞往瑞冒附近，赶紧把史迪威及其参谋人员撤出来。”
海恩斯和斯科特被领进史迪威设在一家茶园主住宅中的总部里，发现史迪威将军正戴着他那顶旧帽子，伏在桌子上写东西。斯科特虽然不很得体，但颇带戏剧味道地对史迪威说：“先生，阿诺德将军派我们来搭救你。”斯科特是位英雄人物，他后来参加了陈纳德的歼击机队，击落相当多架日本飞机，取得显著战果。史迪威给最后这段日子的紧张战斗搞得削瘦憔悴，他透过无框眼镜注视着这两位“飞行小伙子”，拒绝接受这种特殊优待。这两位飞行员目瞪口呆。他们告诉史迪威，他们看见敌人的部队正朝瑞冒开来，距瑞冒已经不到二十英里了。史迪威没有动摇。从军队溃败时起，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把中国军队撤出去。这是他作为指挥官的职责，他认为决不容许逃避履行这种职责。他欢迎飞机把参谋人员接走，但是，他本人打算乘火车、卡车、吉普车或可以搞到的其他任何交通工具到密支那去，他期望到那里后能同中国军队联系上。
史迪威没有说明他为什么决定这样做，这是他表示拒绝时的一贯做法。他就是这种脾气的人，就跟他不愿佩戴勋章绶带一样。身为三星将军，他觉得没有义务向两位空军上校解释自己的考虑，另外，他也不愿向粗率和缺乏领悟能力的陌生人吐露自己内心的想法。在这两位飞行员看来，一个头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破旧帽子的老家伙在距敌军不到二十英里的地方坐在桌子后面拒绝空军营救，荒唐地表示宁愿在地上行走，简直是对他们的侮辱。后来，经过斯科特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件事竟成了陈纳德的崇拜者们证明“喜欢步行的乔”不理解空军力量的论据。
史迪威让他总部的部分人员乘那架飞机离开缅甸，命令罗伯茨“去给我找一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地点，你是知道我的要求的”。他带领剩下的人员往北行六十英里至温托，希望能克服铁路线上的障碍。每个美国人现在都在考虑自己逃生的可能性。他们的车辆顶着酷暑，在干燥荒凉的乡间布满车辄的道路上艰难地向前行驶，常常因发动机过热而发生故障。他们在沿途超过中国军队的一些卡车，每辆卡车都挤得满满的，而且还有不少人象群蜜蜂似地扒在汽车边上。在温托，负责运输的军官保罗·琼斯在路上几次跳下车，亲自用撬棍推动陷到坑里的小汽车前进。琼斯从1934年在圣迭戈随后备役人员在史迪威领导下接受训练起就一直一心一意地跟随着史迪威。史迪威前去找第五军军长“谈供应问题”，但第五军军长没有任何计划，而且也不感兴趣。后来，蒋介石发表了三份因无线电受到干扰而电文有错漏的电报，但也无济于事。史迪威找到了罗卓英，但罗卓英要他晚上八点再来见他。史迪威到约定时间去找他，发现他住的屋子没有灯光，人全都跑掉了。史迪威意识到自己应该适可而止了。“显然，我们现在不会再有多大作为了。”他断定现在是走的时候了——如果可能的话，可以乘火车到密支那，如果不行，就往西向印度撤。他打电报给马歇尔说：“中国控制局势的力量非常弱，我相信很快就会垮掉。”他同时还向马歇尔报告了自己的打算。
史迪威现在掌握着几辆破汽车，手下大约有一百名人员，其中有十八名美国军官和六名美国士兵、西格雷夫的医疗队的两名医生、十九名缅甸护士和十六名中国卫兵、英国公谊会救护队的七名人员、九名印度、马来亚和缅甸籍厨师和勤杂工、七名失散的英国军官和英国难民，还有美国传教士凯斯先生、杰克·贝尔登和其他一些掉队的人。凯斯是彬马那农学院的院长，会讲山区部族人的方言。贝尔登在英国命令所有记者撤离缅甸时没有离去。十八名美国军官中有梅里尔、赛伯特、斯利奈伊、麦凯布、怀曼、费里斯、军医官威廉斯、副官多恩、副官扬以及预备役军官保罗·琼斯和弗雷德·埃尔德里奇。埃尔德里奇过去是专门采访警察系统的记者，后来在奥德堡担任新闻官，他在这个队伍里也是担任新闻官。
派到前面侦察的琼斯报告说，铁路阻塞，无计可施。史迪威决定沿着同铁路线平行的小路再继续朝北走一天，然后沿公路朝西走，不去达武山口，而是沿更北的一条路线走，以便尽可能赶在日军之前渡过钦敦江。这支队伍打算顺着公路一直走到尽头，然后走小路到钦敦江的支流乌尤江，乘木筏顺江而下，到两江汇合处。他们打算在霍马林渡过钦敦江，然后继续翻山越岭，前往印度的英帕尔。有人警告史迪威说，这条路线很少有人走过，路途艰难。他之所以选择这条路线，为的是避开源源不断的难民和中国逃亡军队。最令人担心的是，由于食品短缺，难民变得跟敌人一样危险。除了逃难的老百姓之外，中国三个师的军队也可能沿着伊洛瓦底江西岸的路线逃跑。一百万印度人已经离开或正在设法离开缅甸，其中许多人在逃亡途中精疲力竭，有的人因饥饿和疲惫而毙命。成千上万的人还在朝山里走，后来他们返回时，在路旁看到那些累死的人的白骨。有两名英国准将领着十二名英国军人撤退，他们极力劝说史迪威跟他们一道沿一条比较直的路线走，但史迪威拒绝了。几个星期后，史迪威得知，那队英国人遭到日军伏击，有几人被打死。
5月4日至5日，他们一路上一直不得安宁，不是汽车发动机烧坏，就是轮胎漏气，而且不断听说附近发现敌人。每次耽搁史迪威都非常恼火。雨季马上就要到来，因而更需要加快行进速度。他们过去是希望雨季快点到来，而现在雨季成了对他们的威胁。大家的心绪越来越坏。西格雷夫无意中听到有几个人议论说“应该给护士们一点钱，把她们打发走，省得她们给大队造成累赘”。他把这话告诉了史迪威，那几个人“马上”受到史迪威“训斥，再也不敢作声了”。贝尔登记载说：“大家都失去了自信心。”“失败给大家造成了巨大影响。”罗卓英将军又来了，他没能逃到密支那，沮丧地跟一批中国难民一道逃到这里。在英都，大家想利用最后一个机会搞到一列火车，结果是枉费心机。英都市区秩序混乱不堪，士兵们恣意抢劫，许多老百姓奄奄一息。英国军官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大英帝国完蛋。一些中国士兵用手扒着卡车，车上的士兵用枪托猛砸他们的手。史迪威后来说，英都市的混乱状况是他在远东看到的最糟糕的情景之一。他警告他手下的人说，他们可能得作一番斗争。“继续前进，千万别停下来。”
他们在英都离开了铁路线，进入了一片遮天蔽日的陌生的树林。除用一台无线电报机联络外，他们断绝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渐渐地与世隔绝了。史迪威一点也搞不清哪儿有敌人，有一次，他把路上走的一队士兵当成日本人，把大家吓了一大跳。“上帝，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担惊受怕过。”队伍不断耽搁之后(哎呀，我能马上找到他们多好！)，到晚上才集合在一起。西格雷夫领着护士们唱起《前进，基督教战士》。听到她们圆润、细弱的歌声，大家都停止了咒骂和抱怨，安静了下来。史迪威正想登上一辆吉普车，他也站着不动了。沉默了一阵后，队伍又在蔽天大树的阴影下，继续朝西前进。森林里不时地传来大象的吼声。在经过一片浅滩时，有几辆卡车陷入泥淖，这时，有一伙中国人“从我们当中穿过”。史迪威不顾一切地继续赶路，下令把陷在泥坑里的卡车丢掉。他到夜里十一点才让扎营休息，“我认为得赶在雨季前面”。
5月6日早晨，队伍集合的时候，史迪威发现多了十五名英国突击队员。他们一个个胡子拉茬，衣服肮脏，饿得半死，为首的是一个名叫戴维森·豪斯顿的上校。史迪威粗声喊道：“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有口粮吗？”他们摇了摇头。史迪威瞪了他们一会儿，同意让他们留下。这批人的到来，为大家增添了一个有用的人，他是巴顿少校。巴顿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丛林地区度过的，在缅甸呆了很多年。这支队伍现在共有一百一十四人了。那天经过一天的行程，走到了道路的尽头，除运载补给品的吉普车外，其余车辆都不得不抛弃，就连运载电台的卡车和二百磅重的电台也不得不扔掉。史迪威最后发了几份电报。担任报务员的军士专心致志地发报，他按动电键，焦急地收听，接着又发报。史迪威发给在印度的布里尔顿的电报是告诉他行军路线，并告诉他“我们的粮食越来越少了，眼下也找不到食物”。史迪威要布里尔顿把食品、担架和药品空运到霍马林，等队伍到那里后取用。他还要布里尔顿通知印度政府，数以万计的难民和中国军队正沿着北至户拱山口的各条小路逃往印度，得赶紧在沿途准备粮食、派遣警察和医生，“否则会有成千上万人死亡……大批人在路上，毫无秩序，可能会发生灾祸”。史迪威率领的这批人大概能在三天内赶到乌尤江。“这是我们给你的最后一份电报。”史迪威在经重庆转给陆军部的电报中没有提他们极端糟糕的处境，因为陆军部反正也帮不了什么忙。“我们有武器，有粮食和地图。我们现在在英都以西五十英里的地方。不必为我们担心。中国军队也走这条路线前往印度……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给你们的最后一份电报。再见。史迪威。”发完电报后，他们用斧子砸碎收发报机，把密码和卷宗全部烧掉了。
那天晚上，他们第一次碰到好运气——遇上了一支中国马帮。那支马帮有二十只骡子，赶牲口的两个人一副无赖相，满脸凶气。他们在“北山”卸了货，现在正前往印度。史迪威怀疑他们是向中国贩运鸦片的走私贩。史迪威雇用了这支马帮，此外还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同当地头人协商，雇用了六十名挑伕。(当地人都是“好人”。)
天亮后，史迪威站在一辆卡车上向大家讲话，他说明了行军计划，宣布了几项决定。他规定，所有的食品全部集中起来，每个人除武器和弹药外，凡是带不了的个人物品统统扔掉。前面大约还有一百四十英里的路程，途中要渡过一条河和翻越一座山岭，山口海拔七千英尺。他们一天得走十四英里，如果达不到这样的速度，食品就会不够吃，而且有遇上大雨的危险。史迪威警告说，只有严格执行纪律，大家才能活命。凡是不愿服从他命令的人，现在可以离开队伍，发给一周的口粮，自走自的路。他扫视了大家一眼，谁也没有动。他最后说：“在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你们当中有许多人会对我恨之入骨。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大家都能活着出去。”
史迪威走在队伍最前面，以正规军队的每分钟一百零五步的速度领着大家前进。卡斯纳将军的幽灵伴随着他前进，但是，他本人是这支队伍中唯一的一个曾在第十五步兵团进行过急行军的老兵。从第一天起，许多美国人热得筋疲力竭，一个接一个地掉队。缅甸的5月，正值雨季来临前夕，是一年中最闷热的季节。史迪威对这种软弱表现和“该死的差劲体格”非常恼火。他允许每走一小时休息五分钟，但是，除了那五分钟外，任何人不得放慢速度或停下来。当走到河边时，他毫不犹豫地跨进水里，一面执拗地看着自己的手表，计算每分钟走一百零五步，一面泰然地涉水前进，其余的人排成长长的一路纵队，跟在他后面。由于许多人感染上虐疾和痢疾，体质虚弱的人越来越多，队伍的行进速度减慢了。史迪威不得不把休息时间延长到十分钟，他知道时间延长一小时就会增加一些艰难困苦。有两名军官中暑昏倒，不得不让已经超载的骡子驮着。威廉斯上校的药箱在宿营的时候被人偷走，“这是个极大的损失”。他们在途中经受了千难万苦：蚂蚁水蛭叮咬、驮包破散、挑伕逃跑、路途荆棘丛生、烈日暴晒、许多人腿上生疮，有一次还遇上了一头凶猛的野象。艰难困苦使大家把残存的一点友情也抛掉了。史迪威发现有位军官把自己所有的衣物全卷在铺盖里放在挑伕的担子上。他没有点名批评他，而是针对大家提出严厉批评，说他们把什物放在骡背上，使骡子少驮了一名病员。他气得说话时声音颤抖，眼眶里含着泪水。有一个人敬畏地低声说：“天呀，连他头上戴的战斗帽看上去都好象是怒不可遏。”
梅里尔在过河时中暑昏倒，再加上他心肌衰弱，不得不把他放正气垫子上拖过河，然后让人用担架抬着走。他昏迷了两个小时才苏醒过来。另外一些人步履蹒跚，有的掉了队。威廉斯恳求史迪威停一会儿，让病员休息一下。史迪威回答说：“队伍不能停下来。威廉斯，你和我能忍受，我们两人比他们任何人的年龄都大，他们为什么忍受不了？”他用喊骂和惩罚逼着大家继续前进。他一直为一百多人的口粮担心，命令大家把口粮定量减少一半，并指定多恩担任事务长，以防止有人多领。在大家排队领食品时，他每次都坚持最后一个领。他要求男人晚上轮流放哨，并在白天组织尖兵队，以防遭到日军伏击。
队伍在史迪威规定的三天时间里赶到了乌尤江。提前赶到的通讯兵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木筏。马帮由一名美国军官领一队中国卫兵护送，从陆路前进。西格雷夫手下的“始终乐意干事的”护士们用树叶在木筏上搭起顶篷，以遮住灼人的阳光。她们还把医院的草帘子铺在木筏上，让梅里尔和其他病弱者躺在上面。当大家撑着木筏，沿江而下，驶往钦敦江时，许多人心里对要前往的目的地产生了恐惧感，但谁也没说出来。保罗·琼斯问道：“这会是萨马拉约会吗？”木筏的行进速度“慢得要命”，史迪威要大家昼夜兼程，一刻也不让停。第二天下起雨来，这是不吉之兆。突然，上游飞过一架轰炸机，它在空中转个圈，又兜回来。大家都吓得浑身哆嗦，但后来看清了机身上的英国皇家空军的红蓝两色标志，人家欢腾雀跃，拼命朝飞机招手。飞机在低空兜了三个圈，然后打开投弹舱，把成包的食品投在江岸上。就在这个时候，有一群半裸体的、黧黑的山地人从树林里冲出来抢东西，木筏上的人狂怒地吆喝。当他们上岸时，第一批空投下来的物品已经被山地人抢跑了，他们只得到了剩下的东西。空投下的物品中有一包药品，威廉斯上校又可以给病人服用奎宁丸了。由于自己的困境突然为外界所发现，大家都产生了希望，相信一定会有人等在霍马林营救他们。史迪威坐在木筏上向贝尔登讲述了他收复缅甸的计划：如果美国提供飞机和物资……如果英国改编军队……如果中国予以合作……等等。贝尔登说：“我们首先得设法从缅甸出去。”他们又通宵不歇地撑了一夜木筏。木筏在黑夜里触礁撞散了，史迪威“通宵搞得疲惫不堪”。
他们从乌尤江步行到达霍马林，但大失所望，因为那里没有人等他们，没有食品，也没有音信。这使史迪威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削弱。有些人嘀嘀咕咕地发泄愤恨和进行指摘，有些人开始盘算如何自己逃命。史迪威准备第二天渡过钦敦江。由于估计可能会同敌人遭遇，他命令大家检查一下各自的武器。他们在钦敦江没有遇到日军，乘独木舟和货船平安地过了江。
过江后，掸族和克钦族挑伕换成了肤色黝黑、衣着邋遢的那加族人和唐库尔族人，他们象易洛魁人那样剃着光头，只在后脑勺留一小撮长头发。他们的耳垂上都有孔，他们常常把子弹、香烟或鲜花夹在耳朵上。他们脾气很好，待人友善，喜欢饮米酒，能用木制驮架背五十磅重的东西。5月14日，当队伍正吃力地爬一座海拔三千英尺的山岭时，天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大家几乎都绝望了。但是，就在那一天，他们遇到了在霍马林没有遇到的救助：一个名叫夏普的英国县级官员给了他们几头活猪，使他们吃上了一顿烤猪肉。而且，夏普还告诉他们，等一会儿有人要给他们送来马匹、食品、威士忌酒和香烟，还要来一名医生和四百名挑伕。史迪威在日记中只淡淡地写道：“这下可松了一口气。”夏普后来担任向导，领他们前往英帕尔。原来，给史迪威的信装在英国皇家空军那架飞机空投的食品包里，而那个食品包被山地人抢走了。史迪威问夏普，那片山区里共有四条道路，他是怎么知道该从哪条路迎接他们的队伍的。夏普回答说：“我先要德里查清你们是哪种类型的人。德里说你们非常精明。按常识一般都应该走这一条路，因此我相信你们会从这条路来。”他要史迪威放心，说已派人在其他道路沿线准备食物等物品。夏普也带来了一个糟糕的消息：菲律宾的科雷吉多尔投降了。
后来，他们又接着爬了五天山，为了在雨季前赶到目的地，每天的行军速度增加到十五、六英里，下山时的速度超过十七英里。已经开始下雨了，道路变得很滑溜，不时有人滑倒，大家跌跌爬爬地前进，大声地咒骂着，常常不得不走小路，慢慢向山里爬。西格雷夫腿部感染，有一天走完路后实在筋疲力竭，一动也不想动了，“裹着我的毯子躺在地上，只求一下子痛痛快快闭眼死掉”。但是，大家现在有食物吃了，伤病员也都有马骑了。有一个人得了严重疟疾，体质虚弱得骑不了马，只好由挑伕轮流用轿椅抬着走。那些“懦夫”和“胆小鬼”表现得好些了。意志坚定的护士们唱起基督教圣歌和美国流行歌曲。“中国士兵、缅甸姑娘、美国人和英国佬们都在小溪里洗脸或刮胡子，大家把脚浸在溪水里……多么美好的景色啊，”当地一位身披鲜红毡子的头人送给史迪威一头羊，前来欢迎的那加人送来了米酒和鸡。
队伍5月20日到达了英帕尔。史迪威凭着细致周密的计划和不讲情面的纪律，把大家领出了缅甸，一个人也没减少。他们是到达印度的队伍——不管是军人还是老百姓的队伍——中唯一的一支不曾死亡一个人的队伍。他领着逃出缅甸的人中确实有很多人对他恨之入骨，但是，这一百一十四个人个个都知道，自己能活着出来多亏有史迪威。一位记者报道说，史迪威走来时，“看上去好象上帝发怒，象个恶魔似地嘴里骂个不停”。他的体重减少了二十磅，本来就很瘦小的身躯衰弱到了极点。他的双手不停地颤抖，由于黄疸病，皮肤呈浅黄色，眼窝深陷。多恩的体重减轻了三十二磅。霍尔库姆上校是从开始撤退后不久就一直患病的人之一，他“面容憔悴，外形有点象甘地”。人们没有听到中国军队的消息。
有一份马歇尔发来的“令人愉快的电报”在等着史迪威。马歇尔在电报中转达了“陆军部长、总统和陆军部全体成员”对他的赞扬。但是，史迪威只知道自己的目的全失败了，因此他只写了一个词的评论：“为什么？”作为一个军人，蒙受耻辱得要有正当理由。他在后来写给陆军部的缅甸战役情况报告中对英国人和中国人没有尽到责任大加挖苦，以致陆军部下令把报告副本统统销毁，但实际上没能完全销毁掉，因为这样的命令自然不可能被完全执行。史迪威报告中的言外之意是，英国人的表现只能使他得出一种解释，这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坚守缅甸，而是故意放弃缅甸，以削弱中国的力量。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往往不如人们信以为真的事情重要。
史迪威在别处把这场失败的原因归纳为技术上的劣势(包括空军、坦克、大炮、机枪、迫击炮、弹药和运输工具等方面的劣势)、老百姓的敌对情绪、日军的主动精神以及“愚蠢的毫无生气的指挥、蒋介石的插手、英国人的铁路管理工作混乱不堪、联络系统不中用、英国人的失败情绪和盟军在战术上处于挨打境地”等等因素。史迪威在这里对敌人的称赞太少。日军在缅甸作战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并不比盟军少，在战术上所遇到的困难则比盟军更大。关键的区别是双方的意图不一样，进攻者是根据自己的力量制订计划、进行准备和采取行动，而守卫者没有制订计划，没有进行准备，也没有坚强的毅力。
在史迪威撤离缅甸期间，日军沿着滇缅公路向中国发动了进攻。他们在大败新调到缅甸的二十九师之后，于5月8口攻占畹町，而且在撤退的中国军队炸桥后不久打到了萨尔温江峡谷深处。驻扎在云南的中国军队着实很惊慌，他们在美国志愿团的有力支援下同日军奋战，想挡住日军的进攻。日军在华南的那片山区里锐气受挫，而且已经达到了从南面封锁中国的主要目的，于是他们停止了进攻。
华盛顿对中国的态度极为担心，因为中国同外界的联系现在已完全被切断，马歇尔5月9日在史迪威不在的时候向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发布了严格命令，要在中国的所有美国军官务必“继续对中国的前途持沉着和乐观态度”，无论是在制订计划时还是在谈话时，都不得让人觉得美国是认为“局势已毫无希望”，人员的行踪必须严加限制，避免可能被人误认为美国人要撤退。
中国派到缅甸的各支部队的命运不一样。孙立人率领的三十八师5月25日开始撤退，走的是史迪威一行稍南一点的一条路线。他们历尽艰辛，最后于5月30日秩序井然地撤到印度境内。第五军的二○○师同第六军的残余部队一道杀出一条血路，逃到了云南。第五军的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拼命朝北杀，但是，由于蒋介石对他们朝令夕改，他们不断改变行军路线，结果多跑了一倍路程，最后被滂沱大雨阻滞在西北的深山密林里，不得不靠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空投粮食维持生存。后来，二十二师的残存人马在7、8月份经利多撤到印度，九十六师的残余部队历尽千辛万苦，经过赫茨堡，翻过崇山峻岭，撤到中国。
中国的公报以其一贯的风格报道了缅甸战役最后几天的情况。驻重庆的美国记者及时充分地作了详细报道，美国国内的报人则又加以修改。中国的一项战报说，5月10日和11日，侵入云南的日军一个联队被“全歼”，另一个联队“也被消灭”，在缅甸境内，中国军队“收复了”眉苗，并从东西两翼朝曼德勒逼近，准备攻取，从而从背后“拖住了”日军进攻部队。美联社的一位记者转发了这项战报，说日本侵略者遭到一场“大惨败”。合众社记者甚至更起劲，他绘声绘色地报道说日军从中国潮水般地撤退，“遭到歼灭……狼狈逃窜”。美国国内各报馆的编辑以为所有中国军队都属史迪威指挥，他们出于爱国热忱，向读者报道这些消息时使用了诸如“日本侵略军被史迪威击溃”等一类标题，5月11日使用的标题是“史迪威指挥的中国部队围困日军；侵略军全线溃退。‘乔大叔’关上中国的后门，敌军后路被切断。陆军公报！！！”。实际上，“乔大叔”那一天正坐在木筏上在乌尤江上漂游呢！
史迪威一行从英帕尔山区驻地乘卡车前往阿萨姆的一个火车站，然后改乘火车到达丁詹和廷苏基亚，沿途是一望无际的翠绿的茶树。廷苏基亚设有美国空运队的机场。韦维尔和亚历山大、第十航空队的布里尔顿和比斯尔以及史迪威手下乘飞机撤到新德里的人员都来见他。5月24日，史迪威乘坐布里尔顿的那架铺着波斯地毯的飞机飞抵德里，他那天一下子成了举世闻名的人物。一大群新闻记者跟着他从机场追到帝国饭店(史迪威注意到那家饭店的电报挂号是“舒适”)，他同意举行记者招待会。史迪威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日军的空中优势是给盟军造成损失的最大因素。他在回答了一小时的提问后说：“我要说我们挨了一顿狠揍。我们从缅甸逃出来，这是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原因，然后打回去，收复缅甸！”他的这段话是缅甸战役史上的一段名言。
他说的这段话的影响是明确和不容怀疑的。正如《旧金山纪事》杂志后来追述的那样，史迪威的诚实态度象“锐不可挡的海风一样”摧垮了陆军宣传部门的骗人宣传和溢美言论。《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丘吉尔和罗斯福虽然擅长使用堂皇词藻，但“他们每人都可以从史迪威将军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如果减少官场作风，人们就能注意到史迪威的“措词风格和方针”。史迪威的这段话成了他名字的同义词，自那以后，记者每次报道他的消息时都要援引这段话。其实，他只不过是干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把真相告诉了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