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危机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1944年7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处在高潮之际，美国政府正式要求蒋介石委员长任命一位美国人、约瑟夫·W．史迪威中将指挥全中国的武装部队。

　　 这项建议是史无前例的；从来还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直接指挥过一个盟国的国家武装部队。史迪威将军已经是中缅印战区一位取得了成   就、引起了争议、并同一些人闹翻了脸的人物，人们知道他是不受蒋委员长欢迎的人，在此以前，蒋就曾要求美国把他召回去；因此上述建议就更加奇特了。

　　 然而，中国的情况被认为“已经绝望”了，需要“采取非常手段”。使中国继续作战，保持其战斗潜力，防止日本巩固对大陆的控制，这些目标对美国的战略和战后政策都是极为重要的。罗斯福总统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整个亚洲的前途处于危急关头。美国在亚洲作出的巨大努力也有落空的危险。”他说，他完全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的意见”，但是“我看没有别的人具有消除现在威胁着中国的灾难所需要的那种能力、魄力和决心”。

　　 日本人向中国迄今未被他们占领的地区发动的全面进攻，加速了危机出现。日军4月间发动了攻势，迅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毫不容情地攻击中国软弱无力的防御力量，形成扼杀自由中国和攻占美国空军基地所在地区的威胁。在战争的这一阶段，美军横渡太平洋西进发动攻势，使日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他们的海上补给线因受到从华南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的攻击而大大地削弱了。日本人发动这次攻势的目的是拔除美国的这些空军基地，确保从满洲到东南亚的陆上交通畅通无阻，切断自由中国同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的美国军队的联系。

　　 敌人迅速得胜和中国缺乏协同防御的情况表明，敌人的目标很可能实现。假如这些目标真的实现了，天晓得战争会拖到何年何月。那末日本就能把它的交通线统统衔接起来，拔除美国尔后出击的基地，从而加强了他们对大陆的控制，即使日本本土诸岛被攻陷，日本政府退而可以迁到大陆去。

　　 此外，更加暗淡的前景已经隐约出现。如果中国被打垮了，美国对远东的整个政策目标很可能成为泡影。这个目标乃是要求胜利后有一个强大和稳定的并足以取代日本以维护远东和平的中国。但是中国的抗战已进行七年了，这比任何国家的抗战时期都长，根本谈不上强大，而是被动挨打，被敌人封锁；由于敌人的占领，经济崩溃，政府疲惫，贪污腐化，情况日益恶化。由于担心共产党人在内部进行挑战，中国为抗战而作的努力已经瘫痪了。蒋介石为消灭共产党，在1937年国共休战之前，打了整整十年的剿共之战，结果是枉费心机。如果他的政府现在垮台了，中国就会由于内讧而分裂。即使国民党政府在因日军新近的进犯而缩小了的零星地区幸存下去，其内部的失败主义情绪和腐朽现象将会加剧。最后，即使能在这场战争中撑持下去，但疮痍满目的中国有没有能力迫使日本投降？有没有能力保持自己的完整？如果中国没有这个能力，谁能成为维护亚洲稳定的擎天柱呢？

　　 这些就是向美国的政策投下阴影的令人不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发展结果是消极的，那就会断送为战争而作出的巨大努力。罗斯福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希望强大的中国成为战后和平的四大支柱之一；美国在战争期间之所以始终不渝地支持中国，也正是出于这种指导思想。军事战略方针与这种思想是一致的；它本来的意图是由中国人在大陆作战，而不是美国人在大陆作战，但它需要以中国国土作为目前作战的空军基地，到将来则为地面部队作战的基地。更重要的是，要在大陆上箝制一百万日军，还有赖于中国坚持抗战。否则他们就可以腾出手来还击横渡太平洋的美军逐岛冒险进军的攻势。代表远东最后一个自由国家的重庆政府的瓦解、投降或同日本勾结，就会导致亚洲其他国家同日本妥协，从而使罗斯福最为担心的事得以实现。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才决定美国从事长期艰难的行动来向中国供应军需物资，激励和动员中国，并重新打通经缅甸的后门。这就是自珍珠港事件以后一直由史迪威将军肩负的任务。

　　 在长江三峡以西偏僻的重庆市栖身的政府没有任何阻止日军进攻的防御计划。只有政治手腕而没有军事才能的蒋委员长完全依赖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空中力量及其自信的司令官陈纳德将军的保证来保卫自己。陈纳德将军曾保证说，如果能从他的美国同胞那里得到充分的补给，他可以遏制，甚至打败日本军队。这个方案最符合那个委员长的心意，因为有人来替他打日本，他就可以把中国有限的军事力量保存下来，用于对付国内的敌人。他没有把精锐部队投入对日作战，而是按兵于华北共产党控制地区的边境上。其他地方的异己势力也使他长年辗转不安。他在华南一些地方军的司令官中的宿敌，由于重庆屡次失败而日益焦虑不安，正在鼓动再搞一次类似历来是中国祸根的那种分裂活动。

　　 在这种种压力之下，蒋介石既不愿意冒险把嫡系部队投入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对日作战中去，又不愿意让那些不可靠的部队得到美国人的训练、武器和装备，因为他担心有朝一日这些部队会为人所利用，调转枪口与他为敌。美国能够给他的一切援助——武器、金钱和军需品——他都是迫切需要的，然而需要这些东西不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因为他预料无论如何同盟国会打败他们的)，而是为了达到他这个总裁认为对他的国家最为重要的目的——维持国民党政权的生存。这就是束缚他的阴谋，正是这种阴谋驱使他同史迪威进行了长期的纷争。

　　 史迪威没有提出派任何代替中国军队作战的部队的建议。他一向认为，一个航空队并不比保卫其机场的地面部队好多少。现在日军的进攻给他的论断增添了极大的说服力。他的目标和使命是使中国地面部队能够发挥战斗力，为此去训练、武装和装备中国军队，保证其粮饷和医疗条件，以便形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他对一位记者说过：“如果我能证明一个中国军人不亚于任何盟国军人，我就死而无怨了。”他通过指挥两个军的中国部队在缅甸的作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计划用美国教官和装备在中国训练六十个师，但是他在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中不得不进行无休无止的斗争去克服种种挫折和拖延，而这些挫折和拖延有一部分是人为的。

　　 在蒋介石看来，美国人每训练一支部队，就会动摇他的控制力。可是他又不能拒绝这个计划，因为他得完全依赖美国的援助，但是他可以拖延、阻挠或挪用补给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两个顽固的人，同样坚决、互抱敌意的所谓盟友，为了中国的命运而斗得不可开交。蒋先后三次自己要求或指使别人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而史迪威也不讲策略地直率表示他看不起这个委员长。

　　 史迪威以“醋性子乔”的绰号而闻名于世是有道理的，他为人十分正直，办事认真，他非常憎恶这方面有缺陷的人，特别是某些身居高位的人如此，他尤其疾恶如仇。他之不逢迎不为他敬仰的人，尤如哑子之不能讲话。如果把没有班子协助而他能完成的工作交给他去做，他会欣然接受。当时他已经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副统帅、指挥驻印的中国陆军的司令官和该军赴缅作战的战地指挥官，他在中国战区的名义是蒋介石的参谋长，中国陆军训练与作战司令部首脑和执行租借法案对华调拨物资的主要官员。其中每一个职务都有相应的参谋班子、组织庞大、文牍繁多。他憎恶空谈和奉承，讨厌虚荣做作；他宁愿撇开这些而去遍地水蛭和毒菌的缅甸丛林与真正的敌人作战；他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在前线，他和格兰特将军 [ 译注：格兰特(U．S．Grant，1822－1885)，在美国内战时期是联邦陆军总司令，后成为美国第十八位总统。 ] 一样，总是脱掉佩带军官徽章的制服，使自己舒适自在一些。别人常常可以看到他穿着便服汗衫、美国大兵的皮靴，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硬边军帽在距火线不到几百码的地方同一位中国营长并肩而立，嘴里嚼着口香糖，用烟嘴吸香烟，口操汉语谈话。他这时六十一岁，体形单薄，瘦骨嶙峋，身高五英尺九英寸，斑白的短发，满脸皱纹，但显得严肃、刚毅，人们不免会认为他身体虚弱。实际上，他的体质之虚弱犹如钢丝。他曾于几个不同的阶段在中国供职，先后经历了军阀割据、国民党堀起和中日战争等几个时期。作为一个军官，他一向关心士兵的福利，无论是美国士兵还是中国士兵。但他的一片关怀之心并不是逢场作戏，而是毕生奉行、始终不渝的，有时甚至具有爆炸性地那样强烈。在美国公众眼里，他是在战败时举世闻名步行走出缅甸的英雄 [ 译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史迪威指挥的部队在缅甸一役，被日军打散，他带领和鼓舞部分人员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从缅甸步行撤退到印度。 ] ；在美国士兵眼里，他是“乔大叔”；在他始终不喜欢的英国人(他喜欢的那些人除外)眼里，他是“不好惹的”；在《中缅印战区简报》的记述中，突出地描绘了他的专心致志和幽默感，而他的幽默感“只有遇到雨季和在自负而无才干的大人物面前却丧失殆尽”。他的座右铭是“Illegitimati non carborundum”，这话他自己译成“不要让那些杂种把你压垮”。

　　 为了使蒋介石容易接受对史迪威的任命，美国把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当时只有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和阿诺德是四星上将。

　　 让一个外国人指挥中国的武装部队的建议无论如何是不适合蒋介石的胃口的。然而，罗斯福提出建议时使用的口气之粗暴，在一位国家元首和盟友对另一位国家元首和盟友之间几乎是带侮辱性的，这表明是一项最后通牒。美国居于优势地位，但是整个中国历史注定让中国人顺从是不容易的。蒋“原则上”接受，但是提出修正条件，坚持要控制租借法案的物资，施展曲解和敷衍的手法。中国人从需要出发，能够巧妙地玩弄以弱胜强的技艺，蒋耍出了一切策略和诡计。他要求派特使前去“调整我和史迪威将军的关系”，华盛顿便派去了前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蒋对他百般拉拢和搪塞；于是华盛顿急躁起来，加大了压力。两个月过去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9月12日，赫尔利会见了蒋介石之后，泄了气，说这个委员长“很难办”，问题依然如故。送别时，蒋以一半出于东方人的谦逊做作，一半出于真正的愤懑的口气说：“史迪威将军在中国比我的权力还大。”

　　 事实当然恰恰相反，但是居然说出这句话来就表明了一个美国人的奇异命运，后来他认为他提前五年离开了中国，而且他的生涯就此结束，同中国永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