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和烦恼·第二十七
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美国
出自————《巴顿将军》
出自————《战争通史》
1944年8月12日，当收到阿朗松被第15军攻克的消息时，艾森豪威尔将军正在布雷德利将军的司令部里。阿朗松这个地方使布雷德利想起了他曾答应过海斯利普将军的一件事。
既然对第3集团军的参战仍然保密，那么它所属的第15军的参战当然也是极为秘密的。所以，在喜讯频传的战报中公布第15军的战绩时，就没有提到这个军的名字。
这个保密完全是人为制造的。敌人清楚地知道，是什么部队在向他们进攻，是谁在指挥这支部队。布雷德利尊重客观的天性和办事公正的美德，使他感到此事做得有些太过分了。对阿朗松的占领使他急于要履行自己的诺言，他趁艾森豪威尔在场的机会，请求最高司令官取消对海斯利普和第15军的保密限制。艾森豪威尔同意了。
布雷德利还感到，这也是一个让巴顿重新露面的好时机，他建议撤销涉及整个第3集团军的保密禁令。这是简单的常识。对巴顿和他的集团军实行保密，瞒不过敌人，而只能使美国人民对他们一无所知。这个秘密保守的是那样严密，连在国内的巴顿夫人也无法知道她丈夫作战的行踪。但是没有人能骗得了她。自7月28日以来，她就在地图上标出她认为是她丈夫确有力量影响的地方，而且正如塞姆斯所说的那样，在她的“内心”，已经在公报中把巴顿的名字“填上”去了。
就巴顿个人而言，他对这个问题看起来是满不在乎的，但是他却几次向布雷德利提到，“在这种该死的保密把第3集团军的胜利掩盖起来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使它保持高昂的士气呢？”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甘寂寞的人，布雷德利知道，在取得辉煌胜利的这些日子里，让他充当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他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艾森豪威尔却不甚同意。也许他认为巴顿还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再打几次胜仗，才能在国内批评者的心目中挽回自己的名声。不过，他对布雷德利讲的话却表明，他也是为了自己。
“先别忙”，他在回答布雷德利建议恢复巴顿在报纸上的重要地位时说，“巴顿给我找了那么多的麻烦，在我这可怜的老脑袋瓜上，就剩下几根白发了。让乔治多干些时候再上头条新闻吧！”
当时，在美国国内，巴顿的拥护者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既要借重巴顿的才能，又要拒绝让他享受应得的声誉，这是极不公平的。8月23日上午，华盛顿《明星晚报》挑出了这个问题。这家报纸援引了一家德国新闻社多次披露巴顿在法国的消息，并在一篇社论中提出，现在是应当给有争论的巴顿将军以应有名誉的时候了。这篇社论立即报告给了艾森豪威尔将军，这时最高司令官才改变了态度。8月15日晚上，巴顿听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时，突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他对来到他办公室里记录口授指示的罗斯维奇中士说，“我刚从广播里听说，我正在法国指挥第3集团军。”
然而，有些人仍在继续贬低第3集团军在这次战役中的作用，特别是力图削弱巴顿日益迅速增长的声望。福雷斯特·波格在他所著欧洲战场最高司令部的官方历史一书中写道，“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新闻处不仅有责任对新闻消息加以检查，以防止破坏保密和影响盟国间友好关系，而且也有责任公布各部队的战绩以鼓舞士气。”
由于巴顿在法国，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正如波格所指出的，“象巴顿将军这样的指挥官，以其个人的丰采和势如破竹的征战而使其他指挥官和部队的艰难苦斗相形见绌，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就难办了。”
有人告诉一些可靠的记者，多报道第1集团军，少报道些巴顿和他的第3集团军。当波格所谈到的上述“困难”还继续存在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亲自过问此事。9月6日，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根据他的命令，公布了“关于对新闻界发布消息的方针”，在这份文件中，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直截了当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史密斯毫不含糊地告诉新闻处，它的新闻发布官应该对霍奇斯将军和他的第1集团军给予特别的注意，他写道，“换句话说，要努力让人们更多地注意霍奇斯和布雷德利，以抵消巴顿对新闻界的强烈吸引力。”
即使是这样的干预，也没有能使第1集团军得到它完全应得的重视。实际上，这个“方针”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当此事传到第3集团军时，在巴顿的官兵中激起了对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甚至对布雷德利的怀疑，这同上述方针是有关的。
8月14日，当每日的参谋例会结束时，巴顿作了一次小小的演讲，纪念第3集团军两周的作战。他站在地图的前面，这幅地图雄辩地说明了这个集团军的战功。头两周结束时，该集团军所属各部正在向奥尔良推进，该城在巴黎正南五十英里，在他们于8月1日进驻的阿弗朗什以东一百五十五英里。
第一战役的第三阶段即将开始。第3集团军正在快速向塞纳河挺进，并以芒特－加西库尔和埃尔伯夫作为主要对象进行另一次大包围。按照巴顿的计划，第3集团军要日夜兼程地向东，即向巴黎的南、北两翼推进，以便在防守之敌对其战略要冲真正加强之前一举攻克。
此刻，他对帐篷中为数不多的部下说，“到今天为止，第3集团军比有史以来其他任何部队都前进得更快、更远。”
那一天，加拿大军队还在卡昂－法莱兹公路上浴血奋战，巴顿集团军的第8军在布列塔尼为争夺几个难攻的港口而战斗；第15军在阿朗松－塞厄斯－阿尔让当地区扫荡敌人，准备进军德勒；第20军开始向夏尔特尔推进：新投入战斗的第12军正向法国中北部卢瓦雷富饶的首府奥尔良进发。
然而，这些胜利也投下了淡淡的苦恼的阴影，并不时产生一些失望。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而且也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些失望也使胜利减少了光彩。巴顿在第一次战役中所做的一切，并非如他强调进军的速度和距离时所想象的那样都对盟军的事业有利，然而这一情况却被繁忙和快速的行军所掩盖了。
德军方面指挥的糟糕是令人吃惊而难以置信的，这不光是由于希特勒的遥控干预造成的。这些德国将军们现在遇到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后援充沛和指挥有方的劲敌，他们就原形毕露，远非什么超人。相反，美军从艾森豪威尔到各战斗部队和特遣部队司令官的指挥却使人叹服。它使整个世界震惊，同时也使那些制定“霸王”作战计划的忧心忡忡的人为之惊愕。但是那些身居高位掌握决策和指挥重大战役的人，却没有展示出应有的第一流才能。
结果，尽管局势十分美好和充满希望，但实际上却是胜负难卜。正是由于第3集团军取得了胜利和占领了大片的领土，才使得局势飘忽不定。在这种局势中，有许多事情证明布雷德利将军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尽管8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仍然使他感到不安。
在布列塔尼，巴顿与蒙哥马利将军打赌输了五英镑。布雷斯特并投有在五天的战斗结束时被攻克。几个布列塔尼的大港口顽强地抵抗了一次又一次地进攻，这种顽抗说明，尽管他们的将军犯了严重错误并且在诺曼底数次受挫，德国士兵在个人交锋中仍然是难以对付的敌手。
问题很清楚，聪明的将军的主要任务，正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所主张的(但不幸的是，他并未始终实行)，即歼灭敌军而不是夺取土地。如果敌人从这片土地上被赶走，又去打另一场战斗，那么拿下这片土地又有什么用处呢？最高司令官根据他对克劳塞维茨的研究所提出的经典原则，并没有被布雷德利和巴顿所接受。尽管巴顿具有广阔的历史眼光和科学的军事素质，但他并不是克劳塞维茨的崇拜者，也许因为这位德国人的战术原则与他自己的战术原则有些冲突。而布雷德利则是面临着一位他无法完全控制的指挥官所造成的这次战役的既成事实。
8月2日，布雷德利对米德尔顿说，“我并不在乎是明天还是十天以后占领布雷斯特。”这种对布列塔尼各港口进行牵制以待时机成熟予以攻克的思想，使德国一支实力强大的部队得以基本完整地保留在这个半岛上。更有甚者，当其他地区需要第8军发挥更大威力的时候，它却被钳制在那里无法脱身。
布雷德利逐渐认识到他最初想法的缺陷，并且悔不该阻止巴顿在布列塔尼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役横扫德军。9月9日，当第8军为夺取布雷斯特而进行了一次伤亡惨重而一无所获的战斗(包括争夺103制高点的血战)之后，正在医治重创重新部署的时候，据说，布雷德利曾对巴顿说，“我以各种借口来应付我的部下和上司，但是为了保持美军不可战胜的假象，我们必须拿下布雷斯特。此话除你之外，我不会对任何人讲。”
9月3日攻克圣马洛，9月20日攻占布雷斯特。但是其它几个港口只得加以牵制，直至战争结束。
由于未能封住法莱兹－阿尔让当缺口和围歼德军，致使成千上万名敌军得以逃脱并参加了以后的战斗。时至今日也没有人能讲清楚这些德国人是如何逃脱的。8月23日，希特勒命令西线司令官给他一份关于从包围圈中逃出来的几个师的情况报告，但是这份报告(如果已经上送的话)一直没有人找到。8月20日，德国B集团军群在每日报告中声称，“被围困的部队大约有40－50％已经突围出来，与党卫军第9装甲军会合。”后来估计突围出来的人数从二万到八万不等，前一个数字可能过低，而后一个数字大概是太高了。盟军在包围圈中没有俘获多少俘虏，可能不到五万人，当8月19日最后合围时，战场上仅有一万具德军的尸体。
德国人很快就意识到这次突围的意义，把我们未能封住缺口看成是他们的重大胜利。在德国人描述德军胜利的记载中，一直把法莱兹大战列在突出的位置上。德国的施拉姆教授在他对一些战争记事的评论中这样写道：“虽然敌人动用了空前规模的空军(仅在两次主要的空中支援行动中，就投下了总数达八千吨的炸弹)，但我们却成功地从这个包围圈里把我军向东撤出……相当一部分的重型装备由被围困的部队所毁坏，更多的则在突围中丢弃了，其中半数以上本来是可以抢救出来的。由此可见，法莱兹突围不失为这次战役中的一次大交锋，在这次突围中，第3伞兵师表现尤为突出。在这次撤退行动中，敌军切断和歼灭我整个集团军群的第二次机会就这样被挫败了。”
在后来的摩泽尔和凸出地带激战中，德国赫尔曼·布莱克将军顽强的部队编入了那么多的德国士兵，倘若盟军的法莱兹－阿尔让当的围歼战能按照常理结束的话，这些士兵早就在法莱兹一仗被打死或者被关进盟军的战俘营里了。
第3集团军的8月进军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德国人对它的高度赞扬，它是当之无愧的。有时它在相距500英里的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并防卫卢瓦尔河一线485英里的侧翼，它在26天里前进了400英里，解放了47829平方英里的法国土地。有一个重要的统计数字提醒人们对这次胜利的评价要谨慎。到8月26日，第3集团军使德军遭到的伤亡总数是：死16000人、伤55000人、被俘65000人。在整个战争期间的八次重大战役中，第3集团军击毙德军47500名，伤115000名。虽然该集团军最后俘虏的人数高达惊人的一百三十万，但在8月1日至9月24日，这个集团军从阿弗朗什打到摩泽尔的第一次战役期间俘虏的总数还不到10万，确切地说，是94199名，或者说约占最终俘获总数的7％。
八、九月间，第3集团军平均每天俘获德军1713人(在强攻摩泽尔一线的战斗中，这个数字剧减至每天平均仅193人)。也许应当把这一数字与1945年3月12日以后的数字比较一下，这时德军已开始土崩瓦解，盟军已稳操胜券，平均每天俘获的战俘达9749名。
在这个幸运的8月，法国有许多情况和因素都汇集一起帮助巴顿进行了那不平凡的战役，并且促使他高度评价第3集团军对早日结束战争所做出的决定性贡献。其中的一个因素便是：他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在真空状态中作战。当然这正是他所计划和需要的。他命令格罗和海斯利普“绕过敌人的抵抗”就表明了他的意图。他总是在寻找“突破口”，并且常常能如愿以偿(这是由于他经常从费克特上校的禁卫骑兵那里得到极有价值的情报)，然后他便最充分地加以利用。然而这种办法却忽略了敌军的高度集中。它没有导致与敌人对垒，或者与敌人进行殊死决战。这种办法并没有以消灭敌军为其基本使命，尽管巴顿竭力激励各级指挥官要“消灭德军”，鼓励士兵要“杀死德寇”。
巴顿所谓的“突破口”意指前线上的“缺口”，就是在敌军防线上找出那些防守薄弱或兵力空虚的地方，以便穿过这些地方，迅速前进，直插敌人后方。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突破口”，巴顿设计出一个小规模作战的特别战术，这显然是为贯彻他所喜爱的战术原则，“一面踢他们的下身，一面还要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在“眼镜蛇”行动取得了意外的巨大胜利和阿弗朗什势如破竹的突进之后，巴顿并没有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因为他认为在德军实际上完全丧失有组织抵抗的情况下，任何正规的作战方案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为了对付常常是小股小股溃退下来的德军和仓促组成的战斗小分队(它们是由被击溃的部队的残兵拼凑起来的应急部队，大多在临时担任的指挥官的主动带领下，进行一些零星的抵抗)，巴顿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办法。他指挥装甲部队搞一些断断续续的袭击，就象使用骑兵一样。他并不把装甲师作为一个整体使用，甚至也不保持装甲师完整的战斗指挥，而把它们化整为零，分成战斗小组，其任务就是突破缺口，对于撤下来的德军，运用“打了就跑”的战术，一股一股地进行突然袭击，也就是说，切断这些德军与他们后方的一切联系，以一种大规模的然而又是游击战的突袭方式，把战斗引向内地。
他正在认真地把他在1941年演习中试用的战术应用于真正的活的敌人身上。1941年他曾采用了“整个战区到处开展许多小型战斗”的战术，从而引起了麦克奈尔将军的评论说：“这根本不是打仗的办法。”巴顿的战术一方面增加了敌军的混乱；而同时也在我军战线上引起了某些混乱。通过这些闪电式的袭击，他确实深入到了敌人的后方，但是他的各个击破的战术，往往只限于同一些散兵游勇进行一些小的战斗，而不能在战略上打乱敌人的交通枢纽区。虽然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方面他成功地阻止了敌人形成自己的战线，但是他歼灭的敌军，却不足以使其实力受到重创。
巴顿寻找“突破口”并不完全是由于他急于要尽可能快和尽可能远地向前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意识到，眼下他所领导的美国步兵还没有达到在同德军的殊死搏斗中所要求的那样精通作战之道。
巴顿经常向地道的步兵出身的布雷德利将军提出这一问题，在这一点上，布雷德利完全同意巴顿的观点。巴顿期望，随着经验的增多，美国步兵的威力会大大加强，但是在此之前，他不愿在任何激战中去冒险进行重大的试验。
巴顿的多次长驱直入，仅遇到很轻微的抵抗，甚至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样说也许对第3集团军在这些日子里的战斗中伤亡和失踪的12825名官兵的英名是不公平的，对这次战役中幸存的老兵来说，似乎也有点刻薄，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克里勒的加拿大部队沿法莱兹公路与德国装甲兵团精锐部队的战斗中，不得不一路浴血奋战，而美国第15军向阿朗松的挺进，却畅行无阻，一路上仅遇到德军一些部队的微弱抵抗，在第15军军史中把德国这些部队描写为“遭到重创”的“正在大规模重新组合的各师残部”。
海斯利普将军本人曾说，在他的右翼“没有值得一提的德军部队。”而他把那些值得一提的部队也说成是只有“无足轻重的战斗力”。塞厄斯城是由“伤亡惨重”的第9装甲师炊事连守卫。不管人们怀疑在该军北进的道路上有多少集结的敌军，海斯利普都是按巴顿的指令绕道而行的。
在向塞纳河的进军中，第3集团军发现在“维特雷和卢瓦尔河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德国人”，在通向德勒和奥尔良的公路上也没有敌人的部队。在夏尔特尔附近遇到的抵抗也完全是局部的。8月19日，“除了塞纳河本身以外，已没有任何起作用的障碍可以阻挡渡河了。”
另一方面，一旦遇到抵抗而不可能绕道而过时，第3集团军推进的速度就缓慢下来。例如，8月19日，第15军在塞纳河边只发现有几支溃不成军的德军残部。一位普通的党卫军上尉军官，名叫沃尔的青年人在这一危急的时刻，主动承担任务，组织防守几个渡口。他设法集中少数几辆坦克，然后又把第17装甲炮兵师和党卫军第1装甲师的残部吸收到他临时组织起来的部队中。这算不上是一支队伍，但它借助于天时地利，把向卢维埃进军的奥利弗将军的第5装甲师阻挡了达五天之久。
在这些日子里，巴顿出了名的那种“事必躬亲”作风是非常需要的，他作为“美军中他妈的顶呱呱的打气人”的本事是十分有用的。只要有可能，他都鼓舞士兵的斗志，鼓励他们克服有时遇到的困难。将级军官以他为榜样，并且在他的激励之下，都亲临战斗，不断以个人英勇的行为来鼓舞他们没有战斗经验的部下。
3月23日，在塞纳河蓬蒂埃里附近，一位军长沃克将军(一位矮胖的坦克手，巴顿说他“只要不被炸死，就会干得很出色”)，亲自指挥了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斗，袭击了一所监狱，这次战斗唯一的受惠者是“解放”出来的一批法国囚犯。
沃克碰巧经过西尔维斯特将军第7装甲师的一个前线指挥所，发现这支小部队被阻挡在河边，也就是巴顿喜欢称之为错误的一侧。这支部队正在准备渡河，它奉命为前往塞纳河中央一个有监狱的小岛的一支步兵连队扫清道路，这个小岛由一座被部分炸毁的桥梁与左岸相连。但是，命令没有被执行。沃克按照典型的巴顿方式，亲自负责指挥，敦促这些士兵向小岛前进。士兵们冒着河东岸射来的密集的炮火，迅速占领了这座小岛。巴顿授予沃克一枚殊勋十字章，另一枚授给了沃克的助于戴维·阿拉德中尉，表彰他冒着炮火游过塞纳河为军长搜集情报。
不论这次战役有些什么缺陷，在巴顿所写的文字或谈话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表明他曾为此过分担忧。他的神速的进军，他的使命的美好，在索米尔周围的他那可爱的法兰西，整整30年前，他曾愉快地旅居此地，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使他甚感欣慰。
他的欣慰之情正与日俱增，但愿一切如愿。他热爱法兰西的感情得到满足的时刻日益临近了，这是他久所盼望的。巴顿正在迅速而锐不可当地逼近巴黎。解放这座被纳粹占领军玷污了的伟大光明之城，对他来说，是一个触动他感情的问题，是一个事关他个人荣誉的问题，这就是他向巴黎南、北的奥尔良和德勒两城急速进军的部分原因。他同蒙哥马利将军商量过此事，并且得到蒙哥马利的许诺，让他来担负这个使人垂涎的使命，这项使命定将成为向法国进军的高潮。蒙哥马利显然决心信守他的诺言。他在8月20日发布的一道命令中，指示布雷德利把他的右翼部队“集结在巴黎西面和西南面，在负责指挥的将领认为适宜的时刻，而不是在此之前，攻占巴黎。”战后蒙哥马利郑重其事地澄清了他的这一段话，他毫不含糊地宣称，他所说的“指挥将领”就是指的巴顿，那段话应当读作：“在巴顿将军认为时机适宜的时刻攻占巴黎。”
然而，艾森豪威尔将军则对于是否在此时解放巴黎颇费踌躇。从单纯的军事观点来看，结束巴黎被奴役的局面是不成问题的。巴顿在这片地区的三个军中的任何一个军，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巴黎，这三个军是：在德勒的海斯利普的第15军，在夏尔特尔的沃克的第20军和在奥尔良的曼顿·埃迪的第12军。此时，三个军对巴黎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他们最近的进攻点离巴黎郊区只有大约三十五英里。
即使如此，艾森豪威尔基于后勤和政治方面的考虑，还是想尽可能地推迟这一伟大的解放壮举。他担心，这个大都会一旦解放，在食物、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上，会使李将军的交通枢纽区的各种设施负担过重，美军战线的大大延伸，已经使它们非常吃紧了。在政治方面，艾森豪威尔预料同戴高乐将军会有一些麻烦，戴高乐与盟军的合作常常是很不理想的。
然而，城内发生的情况迫使艾克作出决断。巴黎的抵抗力量不愿坐等他拿定主意。8月7日，他们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取出隐藏的武器，夺取了要害部位，逼着德军城防司令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将军做出安排，以尽快结束他的统治。
8月23日早晨八点钟，几名戴着白手套、着装整洁的美国宪兵带着五名风尘仆仆、满身泥浆和疲惫不堪的人，走进夏尔特尔西南加菲将军的帐篷办公室里，此事成为巴顿的司令部在战争期间卷进的几个不大体面的耸人听闻的事件之一。这个奇怪的代表团由一位自称是瑞典驻巴黎总领事的兄弟罗尔夫·诺德林的瑞典人率领，其成员有：代表全国解放委员会巴黎支部的亚历山大·德圣－法勒；戴高乐将军前内阁秘书让·洛朗；一位自称是“阿尔穆先生”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军事情报处16号代表；还有一位代表冯·肖尔蒂茨的身着便服的德国军官赫尔曼·本德少校。他们乘一辆雪铁龙牌小汽车从巴黎迢迢赶来，一路上全靠那位神秘的阿尔穆先生的秘密证件通过了盟军的防线。
诺德林告诉加菲，他们是来安排德军将法国首都有秩序地移交给盟军的。参谋长匆忙去向巴顿作了报告，巴顿立即意识到此事的历史意义，他以为这批人是来交出这座城市的，就派罗斯维奇中士去作谈话记录，并且请哈蒙德上校从通信兵部队派几名摄影师去拍照，以便为后代留念。
但是，诺德林并没有带来任何这样的礼物。巴顿明白了，他的使命仅仅是来“争取停止敌对行动，以挽救巴黎，也许是为了挽救德军。”巴顿根本没把它当回事，他把这个代表团送往集团军群司令部布雷德利将军那里去了。
至此，巴顿本人对解放巴黎已不再感兴趣了。几天以前他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这次打击显然来自艾森豪威尔，他撤销了巴顿一心向往的这一使命。
8月13日，艾森豪威尔非正式地会见了布雷德利，两人在一起打桥牌。布雷德利趁机提出了巴黎问题。他得到了关于抵抗运动在城市造成既成事实的紧急情报，担心如不马上从德国人手中接管这座城市，那么德国人可能会对起义者进行报复。他的情报处长赛柏特将军尤为坚持必须尽速解放巴黎，因此布雷德利敦促艾森豪威尔下达解放巴黎的命令。最高司令官勉强同意了。
尽管这次会见没有纪录，因此究竟如何讨论巴顿的任务也不得而知，但是从会见后事态的发展来看，人们有理由猜测，艾克不愿意让巴顿在解放巴黎的使命中担当任何角色。
布雷德利奉命向巴顿透露这一倒霉的消息。8月15日，他以某种托词，尽可能委婉地向巴顿解释了这项决定。他谈到有情报警告，敌人有五个装甲师将进攻阿尔让当。谈到这个威胁时，布雷德利指示巴顿命令第20军在夏尔特尔，第15军在德勒，第12军在夏特敦一线停止前进。巴顿马上意识到这其中的含义，即不让他去巴黎。然而，他仍然满怀希望。
但是他的希望破灭了。他开始看到了事情的真相。此时，布雷德利亲自决定，把他本人在伊格尔·塔克的前线指挥所从靠近拉瓦尔的地方，移至东面一百一十五英里的夏尔特尔附近，离巴黎近在咫尺，他向巴顿重申原地待命不得前进的命令。接着于8月19日，他通知巴顿说，艾森豪威尔已决定“只让法国师”进驻巴黎，并且暗示艾克已把解放巴黎的任务交给了第1集团军。
巴顿大失所望。他的部下也感到十分震惊。他们认为，这个决定是艾森豪威尔日益明显地竭力把巴顿从光荣的道路上排挤出去的最后一招。
本来这一任务完全应当交给巴顿。他是法国最好的朋友和全军最受敬佩的人。正是由于第3集团军的神速进军，才使得夺取巴黎的时机成熟。而且他所统率的部队也离巴黎最近。还有勒克莱尔的第2装甲师特地被派到法国来执行解放巴黎这一光荣任务，它是隶属于巴顿的第15军的。盟军最高委员会早就做出决定，第一支进入巴黎的盟军部队必须是具有一个师兵力的法国部队。
然而，艾森豪威尔将军却挑选了杰罗将军执行这一任务。杰罗的第5军自8月19日晚7时30分帮助完成了法莱兹－阿尔让当的合围之后，便驻扎在离巴黎一百英里的尚布瓦附近闲呆着。为了让第5军准备执行这项意想不到的任务，还需要做一番工作和调整。这样一来又引起了一些麻烦。
8月17日，这支法国装甲师从巴顿那里调出来，归属于杰罗。据解释说，勒克莱尔将军必须调归于更强硬的领导之下，因为他在巴顿手下一向不守规矩，而对法国的一切都喜爱的巴顿对他太放纵了，他对勒克莱尔不服从军纪这种不利于作战的行为也不加过问。
勒克莱尔确实是越来越难以管束和很不安分。他风度翩翩，极为干练而且饶勇异常，可以说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一个地道的军人，也是一个很称巴顿心意的训练有素的坦克手。他为了即将到来的荣誉流了多少血汗！1940年他被德国人俘虏。但是他逃了出来。为了不使他在法国沦陷区的家庭受到连累，他改名换姓，投奔到戴高乐的麾下，后来带领一支沙漠突击部队，穿过撒哈拉，从拉密堡到的黎波里加入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这是他参战后的第五年，前四年他过的是艰难屈辱的生活。现在，法兰西的甜蜜芳香，脚下的祖国大地，卡尔瓦多斯令人陶醉的夏天，遥遥在望的巴黎和他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这一切都使他如醉如痴，跃跃欲试。
8月14日，他请海斯利普将军询问巴顿，何时派第2装甲师从阿尔让当东进去解放巴黎。他不等答复，就自作主张整装上路，开始向巴黎进发。加菲立即被召去。他命令勒克莱尔就地待命。
第二天，勒克莱尔给巴顿写了一封未加署名的信，威胁说，如果不让他立即向巴黎进发，他就要辞职，并且闹出一场难以收拾的政治事件。当天晚上，他去见了巴顿，巴顿亲切地接见了他，并且向他保证，他一定会得到解放巴黎的荣誉。
这才使勒克莱尔的情绪平息下来。“说也奇怪，”巴顿说，“我们分手时交上了朋友。”在这次情绪激烈的会见中，伍德将军碰巧在场，他看到了激动的勒克莱尔挥动手势，以法国人的善辩申诉自己的观点。巴顿对伍德说，“约翰，你瞧，发起火来他比你还要难办。”
勒克莱尔对第1集团军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与霍奇斯和杰罗的关系都很紧张。这两位美国将军不象巴顿那样同情法国的一切，他们对这位法国人的放荡不羁深感恼火，因而对待他的态度是很苛刻，甚至是轻蔑的。勒克莱尔则指责这几位美国将军有反法情绪。他拒不接受调动命令，继续把自己当成(即名义的)第3集团军大家庭的一员。
8月22日，第5军为解放巴黎这一重大事件做好了准备。勒克莱尔的装甲师为执行这一任务而处于待命状态。为了支援他，巴尔登将军的第4步兵师从第7军调往第5军，并且尽速由南向巴黎进发，只留下一支后备战斗队在塞纳河边，执行原来掩护渡河的任务。
至少可以说，巴顿是以妒忌的眼光注视着事态发展的。可是，当8月25日下午3点15分在蒙帕纳斯车站的一个拘谨的仪式中，德军将领冯·肖尔蒂茨交出城市，向勒克莱尔投降的伟大时刻到来时，巴顿却从三件他称之为善有善报的事情中得到了自我安慰。这三件事使他感到莫大的愉快。
第一件事，法国国内部队最高司令官皮埃尔·约瑟夫·柯尼希将军专程拜访了他，这位将军已被戴高乐将军任命为解放后的巴黎军事长官，他在去巴黎赴任途中特地绕道来巴顿的指挥所，向这位美国将军致敬并表示谢意。这一番友好姿态使巴顿感动得热泪盈眶。
另外两件事也使巴顿喜上眉梢。
杰罗将军有点以征服者自居，他把司令部设在拿破仑陵墓附近的残废军人宫，把自己置于冯·肖尔蒂茨那种孤家寡人的境地。他在那里等了三天才通知戴高乐，他已做好准备把这座城市移交给法国方面。对方立即干脆地告诉他，他不必多费心。柯尼希将军已于8月25日就任这个新职。柯尼希对杰罗说，“自解放之日起，这座城市就已完全由法国当局接管。”
巴顿得知此事后说，“老柯尼希干得好。”
后来他又听说，英国广播公司把巴黎的解放归功于第3集团军。据记载，他对英国广播公司播放的这一令人愉快的消息的反应是：“这对我来说似乎是善有善报，如果不是有人不让我干，我本来是可以拿下这座城市的。后来我发现，法国第2装甲师进入巴黎时，他们逢人便讲他们是属于第3集团军，而不属于第1集团军。”
第3集团军的确有三个人进入过解放后的巴黎，但他们仅仅是路过临时停留一天。其中有科德曼上校，加入军队前是波士顿皮尔斯公司的葡萄酒进货员；“邦尼”·卡特上校，过去曾在旺多姆广场经营摩根银行的巴黎分行；还有他们的司机，一位名叫肖尔德的下士。
他们偶然遇见了戴维·布鲁斯上校，他正领导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巴黎小组在执行一项绝密使命。当他认出坐在里兹牌汽车里彬彬有礼的科德曼上校时说，“噢！是你呀，查利，现在我明白一切都正常了。”
但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坐在克拉里奇饭店里，对着一杯1929年酿的佩里埃·儒埃牌名酒沉思，他最好不过地总结了第3集团军的情绪，他说，“这没什么，不过是一些废话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