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攻前夕·第十四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尽管苏联红军擅长进行战斗伪装并在这方面进行了精心准备，不过他们仍然不能掩饰即将对奥得河和尼斯河发起的大规模攻击行动。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将在4月16日发起攻击。在北部，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将紧随其后沿奥得河东岸发起攻击。苏军的集结目前已达到250万人，他们装备4.16万门火炮和重型迫击炮、625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另外还可以获得了四个陆军航空兵团的空中支援。这是战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火力集结。

　　 4月14日，苏军对屈斯特伦桥头堡的战斗侦察被证明是最为成功的。崔可夫的第八近卫集团军成功地将德军第二十坦克装甲师赶进了一个长约2～5公里的狭长地带。据称希特勒闻此恼羞成怒，以至于他下达了如下命令：在该师能够成功实施反攻前，该师所有官兵的勋章都被摘除。

　　 对桥头堡的占领同样加速了苏联红军的集结行动。就在当天晚上，苏联红军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的一个旅开始借夜幕的掩护穿越奥得河。“那个晚上，坦克、火炮、满载弹药的军车和一队队的士兵源源不断地向奥得河对岸移动。”年轻的女交通管制员拼命地挥舞着手中的交通管制圆牌，指挥坦克进入白线标志的路段。从第七政治部扬声器传出的嘈杂的音乐和政治宣传播音试图掩盖坦克发动机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不过德国人非常清楚苏联红军的活动。

　　 4月15日，苏联红军的士兵一整天都在密切监视着德军的阵地，直到“眼睛开始酸痛”，以防德军在最后一刻进行增援或是对阵地进行调整。在奥得布鲁赫，4月的鲜花已经开始在一些小山丘上偷偷地绽放，然而河中仍然漂动着大的冰块，还有一些树枝和杂草弥漫在毁坏的铁路桥周围。在东岸的松树林中，白天有一股“神秘的静谧”，然而砍断的树枝下埋伏了成千上万门装甲车和火炮。

　　 在南部的尼斯河前线，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最后一刻还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觉悟高的共青团员教年轻的士兵要爱惜坦克，尽量利用这种作战性能强大的武器的最大潜能。”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战争的惨痛没有忘记，政治部亦是如此。苏联红军最新战斗口号中的复仇情绪非常明显：“不要对敌人有丝毫怜惜。他们种下了孽种，现在是他们自食其果的时候了。”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现在更多地关注于较差的无线电纪律，甚至连俄罗斯秘密警察人员最近都在使用“清晰的过时的代码发报，并且对接收到的信号不作回复”。按照规定，下属部队都不允许使用无线电，最多只能用设备接收信号，不能发送信号。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对泄密问题的忧虑在15日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从那时起到1945年5月底前使用的新的无线电波长和代码是向总部发送的。

　　 尽管根据指示，苏联军官不得提前超过三个小时发布总攻命令，锄奸团人员却断定，不会发生红军士兵在最后一刻开小差或向敌军通风报信的事情。锄奸团人员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代表命令所有政工军官要检查每一个前线士兵，确认那些看上去对战争持怀疑态度以及“士气不高或是政治上不坚定”的分子。在早一轮的搜捕行动中，锄奸团人员已经拘捕了那些被指控就集体农庄发表消极言论的人。苏军建立了一个特别警戒线，以保证“我们的人不会叛变到德军一边并且防止德军抓住‘活口’”。不过，所有的这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心机。4月15日，来自屈斯特伦南部的一名苏联红军士兵对俘虏他的德军人员称，苏联的总攻将在第二天早上拂晓前发起。

　　 考虑到德国即将面临失败，德军有更充分的理由担心士兵会一有机会就叛逃或是投降。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发布了一项由海因里希签发的命令称，来自同一个地区的人应当分开，因为他们几乎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战友开小差回家。“大德意志”近卫团一个突击营的营长观察到，营里的年轻士兵很少抱有为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奋战的理想。“许多人都希望受伤，这样他们就可以被返送到战地医院。”他们之所以还在阵地守卫，只是害怕被草率处决，他们别无选择，只有“行尸走肉般的忠诚”。使德军军官非常震惊的是，苏军一开始使用扬声器对德军阵地进行广播，士兵们就会马上开始大声询问细节问题，诸如，他们会不会被遣送到西伯利亚？苏军是如何对待德国占领区的平民的？

　　 科涅夫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当面是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这个集团军的几个指挥官开始没收白色的手帕以防止有人使用它们作为投降的标志。一些逃兵被抓住后被逼在空阔的无人区挖战壕。许多德国士兵希望溜进浓密的森林地带向苏军投降，这样投降时不会被别人看到，从而避免家人们因希特勒颁布的惩罚令而受到牵连。

　　 为说服士兵们坚守阵地，德军连一级指挥官几乎绞尽了脑汁。一些军官对士兵称，罗斯福已于4月14日晚逝世。这意味着，美国的坦克再也不会进攻他们了。他们表示，事实上，西方盟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非常恶化，美国人和英国人会帮助德国人打退苏联人。德军驻古本附近的第391保安师的一些保守主义者发现，德军第32“1月30日”掷弹兵师的党卫军人员开始来给他们上课了，内容主要是有关罗斯福逝世和使腓特烈二世摆脱困境奇迹之间的联系。上课的党卫军人员好像是在念天经地义的《圣经》经文。德国士兵根本不相信这些鬼话，不过仍然坚守阵地，因为据他们猜测，德军会在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一天使用新型秘密的“超级武器”对苏军发动大规模的反攻。

　　 一些满是愤怒和怨恨的德军军官最终还是成功地说服了老兵，使他们领会到如果东线失守，苏军突破德军防线进入柏林，那么德国将面临恐怖后果。“你无法想象，”一名大尉在信中对妻子说，“这儿弥漫着多么可怕的仇恨。我向你保证，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把他们找出来，那些强奸妇女和儿童的家伙会得到惩罚。你很难相信这些禽兽都干了些什么。我们已经发过誓，每一个人要消灭十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上帝保佑我们实现愿望吧。”

　　 一些新的应征入伍者最近来到了前线。他们缺乏训练，大多数人对军官的说教更是无动于衷，他们只想活命。在德军第303“多伯里茨”步兵师中，一个团指挥官给下属营长提供了一个建议：“不管付出多少代价，我们都要守住阵地。你要对此负责，如果有几个士兵开始逃跑，就枪毙他们。如果许多士兵逃跑，你又阻止不了他们，形势陷入绝望，那么你最好自杀吧。”

　　 在泽洛高地，除了一些零零星星的机枪扫射声，这儿几乎保持着一种“暴风雨前的平静”。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德国士兵检查和清洁着武器，吃吃饭冲冲澡。有人利用菲尔德阵地的作战间歇坐下来给家人写信。实际上，一些人的家园早已被敌军占领，还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家人颠沛流离到了哪里。

　　 武斯特上尉派实习空军技师新兵分批前往战地食堂，这个食堂位于第二道壕沟防线后面的一个村庄里，他和连队军士长待在了一个火力战壕内。透过树林眺望着奥得布鲁赫和苏军的阵地，武斯特突然颤抖了一下。“告诉我，”他转身问军士长，“你是不是也感觉有些冷？”

　　 “我们不是冷，上尉，”军士长回答，“我们是心里害怕。”

　　 在位于阵地后方得保平安的柏林城内，马丁·鲍曼向省长们下发了一份战斗前夕电文，命令他们找出那些“胆小如鼠的人”。在市中心，电车被人力推过街道，然后装满了砖块和碎石充作临时的防御工事。人民冲锋队被召唤出来了，他们要戴上蓝灰色的法国钢盔，甚至还要穿上军装。这是德国在1940和1941年军事大胜期间所收藏的最后一批战利品了。

　　 不只希特勒一个人在回顾七年战争。俄罗斯《真理报》早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大肆回顾俄罗斯是怎样在1760年10月9日利用五个哥萨克骑兵团作为先锋部队冲进柏林的。“城市的钥匙送到了圣彼得堡，以永久保存在喀山大教堂。我们要踩着历史的足迹，完成祖国和斯大林同志下达的命令。”崔可夫将军的第八近卫集团军获得了由纸板剪切的大钥匙图案，它提醒该部人员要铭记发起冲锋的那一历史时刻。

　　 苏军还分发了一些更标准的标志——红旗，主要是配发给了担负攻击任务的师。它们将插在柏林市内一些重要的建筑物和前线工兵人员所建造的一个大的城市模型上。“社会主义竞争”将推动苏军去做出更大的牺牲，而最大的荣耀将属于那些攻占帝国国会大厦的人员。帝国国会大厦是斯大林特意选定的目标，主要是用来标志苏军对“法西斯野兽巢穴”的完全占领。那天晚上，在近似一个大规模的政治洗礼活动中，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两千名红军士兵被吸收进了共产党员的队伍。

　　 尽管苏军作战指挥官丝毫不怀疑能够突破德军防线，不过仍极其担心美军和英军可能会首先到达柏林。如果出现这个结果，那么苏军将视其为最大的侮辱。无论是从受难者还是从征服者的权力角度，柏林都属于苏联。每个集团军指挥官的情绪如此，克里姆林宫内翘首以盼的最高统帅无疑也是如此。不过，他们并不完全清楚的是，斯大林此时的思绪却更加复杂。西方媒体此前曾做了一些并不是很精确的报道，称美国的先头部队已于4月13日晚抵达柏林，不过由于莫斯科的抗议，这些先头部队后来又从柏林撤出了。

　　 苏军整个柏林作战行动的战略是先包围柏林，以警告美军和英军不要再插手柏林攻占行动，这一点只有崔可夫、科涅夫和他们几个亲密的战友清楚。但是即便是苏军这两大方面军的指挥官都没有意识到斯大林和贝利亚对控制德国核研究机构，尤其是位于德国达勒姆的威廉物理研究所的战略考虑。

　　 在总攻前夕，斯大林仍然在莫斯科挥动着谎言盾牌。迪恩将军汇报了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另一次会议结果，这次会议发出了“只着眼于迷惑艾森豪威尔将军”信息。在一个有关“其他问题”(苏军未来在远东地区部署以打击日军)的冗长的会议最后，“哈里斯提出，德国已经宣布苏军计划对柏林发起新一轮的攻击行动。斯大林元帅声称，他们实际上准备开始一个进攻行动；他不知道这个进攻行动能够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不过主攻方向是德累斯顿，这一点他早已向艾森豪威尔将军通报过了。”

　　 斯大林和随从们一定是很好地掩饰了他们的紧张情绪，迪恩和哈里斯都没有被欺骗的感觉。就在前天晚上，安东诺夫将军在苏军大本营举行会议时，突然发现了艾森豪威尔在最新一份电文中提到要避免西方盟军与苏军冲突的语句。他立即希望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双方先前就占领区所达成的协议有所变动”。他获得了保证，称这指的是战术区域，并不意味着双方就占领区所达成的协议有任何变动。“安东诺夫要求就这一点获得艾森豪威尔的确认”。苏军的这位总参谋长然后想知道“在完成对德国的战术占领后，盎格鲁－美国军队是否会从原来达成协议的苏占区撤离”。他的这一问题在艾森豪威尔于4月16日所发的一封电文中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苏军士兵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先刮刮脸，把自己打扮成体面的征服者。由于仍然有足够的日光，那些不值班的人开始对着一些破碎的镜片使用开式剃刀刮脸。很少有人能入睡，“一些人打开手电筒，用外套遮住手电筒光给家人写信”。第三突击集团军的一名军官这样写道：他们的信一般都简洁，不包含什么信息，大多是“来自前线的问候”。“我还活着，身体健康。我们离柏林不远了，残酷的战斗还在持续。不过很快就会有命令下达了，我们将向柏林挺进。我们必须要占领它，我也不知道那时还能不能活下来。”

　　 许多人的信不是写给父母也不是给未婚妻而是给笔友。成千上万年轻孤独的女孩被征召去了乌拉尔或是西伯利亚兵工厂工作，她们一直在给前线的士兵写信。通信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大家会互相交换照片。不过性并不是主导因素，对士兵而言，家乡某个地方还有个女人等着他，这是使他们想到仍然能恢复正常生活的唯一慰藉。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一个名为弗拉谢科的军士用书信体的形式写了一首笔友歌，是根据脍炙人口的“防空壕”曲调创作的。“防空壕”是在“离死亡只有几步之遥”的冰冷的掩体中写成的最著名的一首战争歌曲。

　　　　　　马灯驱散了黑暗

　　　　　　我才可以奋笔疾书

　　　　　　这封信缩短了我们的距离

　　　　　　使我们亲如姐妹兄弟

　　　　        我在前线思念你

　　　　　　当战争的日子结束　我会找到你

　　　　　　在故乡内地

　　　　　　只要我能活着回去

　　　　　　如果不测发生

　　　　　　如果我有生的日子屈指可数

　　　　　　时时想起我

　　　　　　用最好的颂辞怀念我

　　　　　　好吧　暂时搁笔吧

　　　　　　现在是我对德国发起攻击的时候了

　　　　　　我念着你的名字前进

　　　　　　只要在战斗中　我高喊“乌拉”

　　 《等我回来》是二战期间最为著名的一首战争歌曲，是根据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42年所写的一首家喻户晓的诗创作的。它唤起了苏联红军士兵的一种类似宗教的迷信思想，那就是如果一名士兵的女朋友对他忠实，那么这名士兵就能生还。苏联当局允许传唱这首歌，是因为它强化了军人的爱国主义。许多士兵将“等我回来”写在一张纸上并将它放进贴近左胸的口袋里，在即将投入战斗的那一刻像一名祷告者一样默默地念诵它。

　　 还有一首歌名为《蓝色围巾》，写的是一名忠实的女孩向她的士兵恋人告别的情景。它同样产生了巨大的爱国热忱。许多士兵将它加进了正式的战斗口号中，使它变成了“为祖国而战、为斯大林而战、为蓝色围巾而战”。许多共青团员还带着印有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照片的报纸剪报。她是一名年轻的共青团员，后来“被德国人折磨致死”。许多人在他们的坦克和飞机上写下了“为卓娅而战”的字样。

　　 另一方面，西蒙诺夫的另一首诗则被谴责为“下流”、“粗俗”和“有伤风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名为《抒情诗》。

　　　　　　一小时内　他们能记住彼此的名字

　　　　　　在这儿记忆不会长久

　　　　　　人们说“战争……”然后随随便便搂起了一个女人

　　　　　　他感谢那些这么容易投怀送抱的女人

　　　　　　她们不奢求被称作“亲爱的”

　　　　　　而他只是代替了那个远方的人

　　　　　　她一往深情像别的女人对待恋人一样

　　　　　　在那个不幸的时代慷慨地用放纵的肉体来温暖他们

　　　　　　对那些即将投入战斗的人

　　　　　　对那些可能永远都不能活着感受到爱情的人

　　　　　　他们发现面对未来的一切会更容易

　　　　　　只要记想了昨天的那一刻

　　　　　　至少还被人拥抱着

　　 不管当局是如何禁止传唱那些描述不忠实女朋友的诗歌，一些传统的叛逆者仍然想着把那些官方批准的歌曲改编成粗俗的形式。催人泪下的《黑色夜晚》，是描述一位军人的妻子守在孩子的小床边“偷偷地抹眼泪”的歌曲，但却被改编成了“偷偷地服用链球菌杀剂”——苏联战时发放的一种用以治疗性病的药。

　　 官方发行的爱国歌曲从来没有真正流行起来。唯一的例外是《炮兵之歌》，这是电影《在战争结束之夜的6点钟》的一首插曲。电影是为那些即将投入柏林战役的前线士兵放映的，主要讲述一位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炮兵军官在莫斯科的庆功会上遇到了自己的真爱。尽管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苏军士气，不过它却无法消除士兵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对死亡的自然恐惧。

　　 其他歌曲也对战争结束之后的情景进行了展望。第四坦克近卫集团军的士兵创作了一首自己的歌曲：

　　　　　　我们很快就要回归家园

　　　　　　女孩们会迎接我们

　　　　　　乌拉尔之星将为我们闪耀

　　　　　　有一天我们会记起这些日子

　　　　　　卡曼特斯－波多里斯克和蓝色的喀尔巴阡山脉

　　　　　　战斗中坦克的呐喊

　　　　　　维斯图拉河对岸的利沃夫和大草原

　　　　　　你不会忘记过去的岁月

　　　　　　你会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

　　　　　　有一天我们会记起这些日子

　　 苏联红军士兵有一种难以遏制的结束战争的愿望，不过越是接近胜利，他们越是希望能在战斗中生存下来。他们同时也是急切地希望将一枚军功章带回家，这将对他们以后在社区中尤其是家中的地位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然而，对他们而言，经过这么长时间都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在战争的最后这段时间，有一件比战斗死亡更令人恐惧的事，那就是缺胳膊断腿。截肢的老兵，同样被称为“萨马瓦尔”，会受到流浪者一样的待遇。

　　 4月15日傍晚日落后，苏军第47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卡拉什尼克上校派遣弗拉基米尔·加尔上尉和年轻的康拉德·沃尔夫中尉到前线去一趟，任务是采访苏军带回来的第一名德军战俘。科尼·沃尔夫是一名德国人，父亲弗雷德里克·沃尔夫是一名共产主义剧作家，并于1933年在纳粹党在德国上台后成了“莫斯科移民局”的一名成员。科尼·沃尔夫的哥哥米沙则是臭名昭著，他在冷战时期成为东德间谍机关的负责人并化名“马库斯·沃尔夫”。

　　 当只佩带手枪的两名战友穿过树林向奥得河岸走去的时候，天实际上已经黑下来了。他们四周埋伏的都是坦克和部队。走在寂静的树林间，尽管由于夜幕什么都看不到，两名年轻的军官仍然可以感觉到周围“集结有大量的部队”。加尔说：“一场巨大的行动就要发起了。”

　　 其他人都在从事一些更危险的工作。工兵在夜幕来临时已进入无人区扫雷。“我们提醒了所有的步兵人员，要开始实施任务了。”第三突击集团军的绍塔·苏尔汉尼什维利上尉称，“不过当一名工兵回来时，还是有一名步兵向他扔了颗手榴弹。他正在熟睡，听到脚步声后，一下子惊慌起来。我极为恼怒，痛打了他一顿，几乎把他揍了个半死。我觉得，我的部下都应当获得金质奖章，尤其是那些排雷的工兵。”

　　 那些有表的人愿意看着表，希望知道离总攻前还有多少时间。不过不允许发出任何光。这时也很难去想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