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卢斯的垂死挣扎·第十三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相对在城市中的部队，身处草原上的德军生活要平淡的多。这里也有需要防守的战线和要应付的敌人进攻，但是生活相对来说要轻松稳定得多，尤其在远离前线的地方。10月25日，周日，巴伐利亚第376步兵师某团全体军官邀请该师的师长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前去参加慕尼黑十月啤酒节的打猎比赛活动。
当时部队的首要任务是做好过冬的准备。“这里没有一处美景，”第113步兵师的一名士兵在家信中这样写道，“在空旷的大地上看不到村庄、看不到森林，也没有树木和灌木丛，甚至还看不到一滴水的踪影。”俄国战俘和希维人被派去挖掘战壕和掩体。“我们确实得好好使用一下这些人，我们的人手太短缺了。”一名高级军士这样写道。在树木稀少的草原上的德国步兵师不得不派卡车和劳工进入斯大林格勒，从房屋废墟中寻找可以充当掩体顶梁的木材。在斯大林格勒南部，第297步兵师在丘陵的斜坡上挖出了很多洞穴，有的充当马厩，有的充当储藏室，甚至还有一个完整的野战医院，而所有设备都是通过铁路从德国运送过来的。乘着10月中上旬秋高气爽的温暖日子，德军士兵们积极准备着他们过冬的Haus(房子)。就算是最年轻的士兵，也非常明白这样深挖洞的含义：他们将会在这里度过即将到来的冬天。
关于过冬的问题，希特勒下达了元首命令。他希望看到“高度自发性的防御”和一种“胜利的荣誉感”。坦克必须被放在特别搭造的混凝土掩体中，以躲避冬天寒冷的温度和苏军炮弹的轰炸。然而，必需的材料根本没有运到，所以全部车辆只好露天停放。第6集团军司令部也拿出了详细的过冬计划，甚至还订购了一部芬兰教学片《如何在野外搭建桑拿浴室》，但是所有这些准备最终并未解除人们的担忧。“元首命令我们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一个人。”格罗斯库特在给德国的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不得不全力以赴，假如阵地丢失，我们的处境会变得更加悲惨。我们都知道，在空旷的大草原上没有可以遮蔽风寒的场所，那无疑就是等死。”
元首统帅部还决定，所有第6集团军的牲畜都必须向后撤退100英里，这样就可以节省向前线大量运送饲料的车皮了。大约有15万匹马，大量的牛和骆驼，积聚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运输车辆和维修部队也被后撤。如果单从后勤供给的角度考虑，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随后出现的危机却证明这其实是个完全错误的做法。第6集团军，特别是那些炮兵和医疗部队，几乎完全是靠马匹来提供机动的。
按照第371步兵师一位军士长所说，军队的士气“因为国内寄来的信件数量的多少而起伏不定”。这里的每个人都承受着思乡的痛苦。“这里的每个人都与从前判若两人”，第60摩托化步兵师的一名高级军士这样写道，“这种改变当然并不容易。我们就好像身处另外一个世界似的，每当家信到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迅速的冲出自己的‘小房子’，你根本无法阻止他们的行动。每当这时，我就只能站在一旁看着他们，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
大家已经开始谈及圣诞节了：“一年中最美丽温馨的节日。”士兵们已经开始与妻子们讨论圣诞礼物了。11月3日，某师提出，他们希望能拥有“乐器、晚会游戏项目、圣诞树装饰品和蜡烛”。
离开前线休假人员名单，是让士兵们满怀期望，又不抱希望的东西。保卢斯坚持认为，应该优先考虑那些“自1941年6月以来就一直战斗在东线阵地而从未休息过”的士兵。对那些即将踏上回国归程的幸运儿来说，过去的日子如同梦境般逝去了。家对他们来说，仿佛昨日般记忆犹新。然而在面对亲人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讲述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很多人失望地发现，老百姓们根本无法了解前线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而更糟糕的事情是，他们只能选择沉默，因为哪怕是一点点关于战争的话语，都只能是让自己的妻子更加担惊受怕。噩梦成了唯一无法摆脱的东西，甚至脑海里会跳出当逃兵的念头。但是没有人真的这样做。告别的场面是令人永生难忘的，对很多人来说，这恐怕是最后一次见家人的机会了。人们非常清楚，踏上通向斯大林格勒的道路，就等于重新踏上了死亡之路：“禁止入城。停留观望者及其同伙谨防送命。”这句话究竟是不是个玩笑，困惑着很多人。
10月底，新的冬季装备开始陆续到达德军部队。“这些装备具有典型的德式风格。”一名军官这样评论道，“可以两面穿的裤子和夹克，野战灰和白色。”在干旱缺水的草原上，士兵们身上长满了虱子，“要想洗澡简直是种奢望。今天我处决了身上的第一批虱子，一共八只。”类似的“小游击队”的笑话，很快便在军营中传播开来。一些“希维人”告诉德国同伴一个清除虱子的上办法：把身上的衣服全都埋在土里，只露出一个小角，这样虱子很快就会聚集到露出的部分上，这时你就可以用一把火彻底解决它们了。
从这时起，各团的军医们对部队的健康状况开始忧虑了。第二年1月份，通过对有关第6集团军送交的医学死亡报告的研究，柏林的专家们发现，因为痢疾、斑疹伤寒和副伤寒这样的传染性疾病而导致死亡的人数，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 [ 注：黄疸病曾被单独记录。“这里的黄疸病特别的突出，”一名军官这样写道，“因为得了黄疽病就等于拿到了返回家乡的车票，所以士兵们都希望得上这种病。”但是还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士兵们为了让自己变黄而仿效一战的士兵们那样，去吃炮弹里的苦味酸。 ] 患上这种名叫“Fieberkurve”病的人数从7月开始便迅速增多。虽然患病人数与去年大致相等，但是让柏林的专家们大感惊讶的是，死亡人数却是去年的五倍。
患病德军人数增加的速度也让俄国人深感惊讶，他们称之为“德国病”。远在柏林的医生们认为，“部队抵抗能力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持续不断的紧张压力和短缺的食物供给。年轻的士兵是部队中最脆弱的一群，主要集中在17～22岁这个年龄段。死亡人数竟然占到了全军死亡人数的55％。无论导致士兵们生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第6集团军全体官兵的健康状况，在11月初就变得非常严重了，可是更糟糕的事情是，他们还得在冰雪覆盖的掩体中再过上整整一个冬天。
就在第64集团军向斯大林格勒逼近的同时，第57集团军占领了位于罗马尼亚第20步兵师和第2步兵师之间的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小山丘。再远一点的卡尔梅克草原战场上，第51集团军成功地突击到了罗马尼亚军队的阵地深处。一天夜里，上尉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率领的机枪连成功地攻破了罗军防线，试图袭击位于某个小村庄的罗军第1步兵师的司令部，引起了罗军一片混乱。涅夫斯基本人也在战斗中两次负了重伤。根据共产党关于俄罗斯历史的最新诠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认定，这位勇敢的上尉就是光荣的涅夫斯基家族的后裔。这名“勇敢而无畏的上尉，秉承了祖先的所有荣耀”，被授予了红旗勋章。
在城市里，极度疲劳再加上弹药匮乏，使德军的攻势在10月底渐渐地平息了下来。11月1日，第79步兵师对红色十月工厂的最后一次进攻，也在驻扎在伏尔加河对岸的苏军重炮之下彻底瓦解了。“敌人的炮火最终击退了这个师的进攻。”第6集团军司令部这样记录说。负责对北面斯帕尔塔科夫卡进行口袋式进攻的第94步兵师，也以失败告终。
“最后两天中，”在11月6日递交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敌人试图改变战术。这可能是因为过去三周的损失太大，所以他们停止使用密集队形进攻的战术。”在红色十月工厂各个地方，德军采取以“侦察部队深入我军团与团之间的薄弱地带”的战术，但这种新型的“突击进攻”战术并没有比以往先大规模轰炸然后再进攻的战术更见效。
从11月的第一周开始，德军便在各个据守的建筑物上“装上足以覆盖窗户和弹洞的线网”，这样就可以将投掷来的手榴弹反弹开去。为了破坏敌人的线网，第62集团军非常需要一种小口径火炮，但是这种火炮却非常紧缺，而此时从伏尔加河运送物资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红军战士们在手榴弹上装上钩子，这样投掷过去的手榴弹就会挂在线网上。
11月初，苏军部队的反击又开始了。伏尔加河区舰队的船只上，很多都在前甲板上安装了T－34炮塔，炮击驻扎在里诺克的德国第16装甲师。而“敌人没有休止的夜间轰炸”，更让德军士兵们没有丝毫缓解疲惫状态的时间。
“在整个东线，”格罗斯库特在11月7日写给兄弟的信中这样说，“大家都在等待着迎接敌人为庆祝十月革命节而发起的全面进攻。”其实，庆祝革命25周年的活动对普通士兵来说是有限的，因此，红军战士们更普遍的庆祝方式是“突破社会主义竞赛期间自己定下的杀敌数字”。对共青团员的杀敌数字统计是十分精确的。根据第57集团军政治官员的报告：“1697名共青团员中，有678人从未杀死过一名德国人。”而这些没有达到杀敌数字的人，可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一些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根本没有得到苏联当局的允许。受命增援第45步兵师的某营，由于营长和副营长都“喝醉了”，而且“失踪了整整13个小时”，所以部队只好在伏尔加河东岸徘徊不前。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好几个师都没有可以用来庆祝节日的东西，特供的伏特加酒要不就是没有送到，要不就是送到的时候太晚了。甚至还有几支部队连当天的食物都没有收到。
没有伏特加，很多战士便想方设法地寻找甚至是有危害性的替代品。最糟糕的是，这些替代品所带来的危害并不是马上就会显现出来。就在周年庆祝后的第二天夜晚，第248步兵师的28名士兵在走出卡尔梅克草原的行军过程中死亡。他们没有找医生，也没有人敢于说出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军官们自作主张地声称，他们是在行军的途中死于寒冷和疲惫。对此NKVD特科非常怀疑，于是对这24名战士的尸体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死因在于他们体内过量的“防化液”。战士们大量地摄取了本该是在敌人放毒气时才少量服用的化学溶剂，而这种有害液体含有一定的酒精成分。一名被抢救过来的战士在医院里接受了调查，他说一名战士声称这是“一种葡萄酒”。NKVD拒绝将这起事件定为偷窃军用物资和酗酒的行为，最终，这起事件被定性为“蓄意毒害战友的破坏行为”。
11月8日，也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的第二天，在慕尼黑的伯格布劳凯勒，希特勒对纳粹党的“老士兵”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第6集团军的很多士兵都收听了这次广播。“我希望能到伏尔加河去，”希特勒故作幽默地说，“去一个特别的地方，一座特别的城市。只不过非常不巧，这座城市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但这并不是我要到那里去的原因，我要去的原因是因为它拥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我要占领这座城市，而且你们应该知道，目前的状况很让我们满意，因为我们马上就会完全占领它！现在，我们只剩下很小的一部分没有攻克。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战争的脚步不能再快一点？’这是因为我不想要第二个凡尔登，我宁愿采取小股部队突击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伏尔加河上已经没有船只了，这才是关键所在！”
希特勒的此番说词堪称世界上最狂妄自大的事例之一。此时，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已经从阿拉曼撤到了利比亚，而刚刚完成火炬行动的英美联军也在北非海岸登陆了。里宾特洛甫认为，此时是通过斯德哥尔摩的苏联大使馆与斯大林联系的最好时机。“希特勒立刻拒绝了这一建议，”他的空军副官这样记录道，“他认为在这样一个被动局面下，并不适合与敌人交易。”在斯大林格勒问题上的狂妄自大，使得希特勒拒绝了里宾特洛甫的建议，错过了一次宝贵的机会，让自己踏上走向毁灭的不归之路。这个擅长煽动民众的政客，牢牢地捆住了军队高级将领的手脚。在巴巴罗萨前夜让里宾特洛甫最为担心的事情，不久将会变为现实。
第二天，斯大林格勒的严冬正式来临，气温骤降到了零下18摄氏度。水面宽阔的伏尔加河是俄罗斯最后几条结冰的河流之一，可是现在也变得不能行船了。“大块的浮冰相互碰撞着、挤压着，”格罗斯曼这样描述道，“河面上嗖嗖的风声就像流沙在狂啸，离岸很远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让城市中的德军士兵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恐惧的念头。
这段时间让崔可夫将军坐立不安，他把这种局面叫做两线作战：后面是冰冻的伏尔加河，前面是虎视眈眈的德国人，窥视着仅剩的几块狭长的地带。第6集团军司令部意识到了俄国人面临的问题，于是集中火力对伏尔加河渡口进行攻击。伏尔加河区舰队的一条装满武器弹药的汽船被德军击中后搁浅在了沙滩上，另一条船接着开过来，所有的货物都是在枪林弹雨中运送的。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损失惨重的水手们坚持不懈地苦干着，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个多世纪之前在别列津纳河上搭造浮桥的法国工兵。
“驳船坚硬宽阔的船头艰难缓慢地挤压着河面的冰块，船一驶过，薄冰马上就覆盖了船后的黑色水道。”两边的冰层把船身挤的吱嘎作响，船头的缆绳被绷得紧紧的，渡河变成了极地探险。
11月头十天里，德军仍旧不断地向驻守在斯大林格勒的苏军进攻，战斗规模缩小了，但有时还会以坦克来袭击苏军。战斗往往采取小股部队进攻，但是激烈程度丝毫未减。第347步兵团某连挖掘的战壕距离伏尔加河只有200码，在11月6日的战斗中，该连仅剩下了9人，但是连长安德列夫中尉召集了幸存者，拿起冲锋枪又向敌人发起了顽强的反击。增援部队及时赶来，切断了德军的退路，保住了第62集团军的北部渡口。俄国人仔细地研究了德军用于联络的信号弹的特点，利用缴获的弹药，配置了同样颜色的信号弹为己所用。一名排长使用了这样的信号弹，在德军炮火要攻击自己部队的关键时刻，引开了敌人的视线，因而受到了特别的嘉奖。
苏德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非常狭窄，因此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会当逃兵。但是现在，德军士兵也尝试穿越这个地带，投奔苏军。在第13近卫步兵师的防区中部，一名德军士兵偷偷地溜出了德军阵地，向苏军控制的建筑物跑去。他的行动显然是得到了战友的支持，因为后面有人一直在喊：“俄国佬，不要开枪！”但是当这个德国人跑到一半的时候，一名新来的苏军战士从二层楼的窗户开枪击中了他。尽管受伤了，但是德国人还是奋力地向前爬，嘴里还不停地继续高喊“俄国佬，不要开枪！”但是俄国人又补上了一枪，这次杀死了德国人。他的尸体就那样躺了一整天。那天晚上，苏军派巡逻兵爬到尸体旁，但是德国人早已将这名逃兵身上的武器和文件都拿走了。苏联当局认为必须就此事情做出“更多的必要解释”，为的是“让士兵们明白活着的德军逃兵对苏军有多重要”。每位苏联战士都要领会第55号命令的精神，采取优待俘虏的政策来吸引敌军投降。在同一地区，“有人看见德军士兵从战壕中举起手来，目的是为了能够受伤”。政治部门立即得到指示，要求利用广播和传单来加强宣传工作力度。
11月11日凌晨，东方刚刚露出了鱼肚白，德军的最后一次猛攻便拉开了序幕。在4个加强工兵营之后，第71、79、100、295、305和389步兵师组成了新的战斗团队，对仍旧在抵抗的苏军阵地展开了猛烈的攻击。由于在最近的战斗中，德军各师的战斗力都被严重削弱，这次进攻便可算是规模宏大。
第8空军的斯图卡飞机准备再一次按照常规行事，但是这种被称为“军队老一套”的战术让冯·里希特霍芬上将丧失了所有的耐心。在11月初与保卢斯和塞德利茨的一次会晤上，他抱怨“炮兵不配合，步兵也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空袭制造的有利时机”。11月11日这次战斗，最让德国空军骄傲的是炸毁了工厂的几个大烟囱，但是躲在战壕、掩体和地下室中的第62集团军，却毫发未损。
虽然巴秋克的西伯利亚师死守着马马耶夫岗上的阵地，但敌人主力部队还是向北面推进了半英里左右，直逼拉祖尔化学工厂和被称为“网球拍”的地区，这是一块儿由铁路主线和支线围起来的酷似网球拍的区域。这次进攻的主力部队是德军第305步兵师，其后是数个随时提供支援的工兵营。德军攻下了很多关键的建筑物，但是很快就又被苏军夺了回去。第二天，攻势渐渐平息了下来。
再靠北一点儿的战线上，德军将柳德尼科夫率领的第138步兵师团团包围在巴里卡德兵工厂至伏尔加河之间的区域，然而苏军的抵抗十分顽强。苏军的步枪和冲锋枪里的子弹，平均每支只剩下30发，口粮也只剩下每天还不到50克的干面包。晚上，苏军U－2双翼飞机向阵地空投了一些弹药和食物，但是落地的撞击力却让子弹受损，以至射击的时候出现卡壳的情况。
11月11日晚上，第62集团军发起反攻，驻守在巴里卡德兵工厂东南方向的第95步兵师也加入了战斗。在11月15日提交给谢尔巴科夫的报告中，第62集团军阐述了这次反攻目的：阻止德军撤走部队保护其侧翼。但这与崔可夫的回忆录有些出入，在回忆录里，崔可夫坚持说自己与其他参谋人员根本就不知道11月19日要发起反攻，直到反攻的前夜，他们才被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通知要进行大反攻。
德军的狂轰滥炸遏制了苏军的进攻，他们被迫隐藏起来。11月12日，从早上5点开始，德军“飓风般的炮火”足足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紧接着，德军的猛攻像一个楔子一样直插苏军两个步兵团的结合处。上午9点50分，德军得到增援，部分军队向伏尔加河岸边的油罐发起了进攻。苏军的一个步兵团全力阻挡敌人的主攻部队，另外的突击组则迂回包围了突人苏军阵线的德国冲锋枪手。德军的三辆坦克在这场战斗中被击毁，第一支苏军步兵团的一个营只剩下了15人。但是苏军设法守住了一条距离伏尔加河只有70码的战线，直到另外一个营前来增援。
负责保卫兵团指挥所的水兵仅有一人生还，他的右手被打碎再也不能射击了。当他走进掩体听说没有预备队前来支援后，就在帽子里装满了手榴弹。“我可以用左手来扔手榴弹。”他坚定地说。在不远处的另外一个团的阵地上，某排战斗到只剩下了4个人，他们弹药全都用光了。一名被派回来的伤员带来了这样的消息：“朝我们所在的位置开炮，在我们的前面是大批的法西斯。永别了同志们，我们决不向后撤退一步。”
伏尔加河靠近岸边河水的封冻让第62集团军的补给变得异常困难，苏军只好派破冰船靠近岸边破冰。11月14日，斯帕塔科维茨号汽船带着400名战士和40吨补给物资，停靠在了红色十月工厂右边的岸边，返航时冒着枪林弹雨运走了350名伤员。但是，这样幸运的时候少的可怜。救援人员日夜值守，随时准备救助那些被冰冻住的船只，而这些船只往往成为德军炮火攻击的目标。里希特霍芬挖苦地说：“此时伏尔加河已经开始封冻，斯大林格勒城内的俄军已经面临严重的补给短缺的威胁。如果此时第6集团军不能夺取这座城市，那么他们将永远不会成功。更何况，白天会变得越来越短，天气会变得越来越糟。”
保卢斯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他的医生警告他，如果他继续这样不休息，那么他将彻底的崩溃。“希特勒完全沉迷于斯大林格勒的象征意义之中，”保卢斯的一名参谋军官这样解释道，“为了在11月清理掉最后几个抵抗据点，他下令让坦克驾驶员改编成步兵，为的是发起最后一次突击。”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们为这种疯狂的浪费行为大为吃惊，但是他们却丝毫无法迫使保卢斯取消这道命令。最后，他们想到了一个对策，极力搜集后备驾驶员、厨师、医官和通讯兵用以充数——事实上，只要不是那些经验丰富的坦克驾驶员就行——为的是能保存自己部队的战斗实力。装甲部队遭受的损失被证明是非常严重的，在随后几天内更显出了这种损失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
此时的冯·塞德利茨将军也忧心忡忡。到11月中旬为止，第6集团军司令部判断“在他指挥的各营中，差不多有42％是‘打光’了”。很多剩余人数还不到50人的步兵连，不得不重新进行编排。塞德利茨同样十分担忧第14和第24装甲师的情况，因为他们同样也需要重新装备，这样才能更好地迎接苏军的冬季攻势。在他看来，今年的战斗拖延得时间太久了。在拉斯滕堡的午餐桌上，希特勒承认，德国部队应该早在10月初就开始准备迎接“俄国的冬天带来的所有考验。”驻守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部队已经开始按照特别指令准备冬季防御事宜，然而远在慕尼黑的希特勒居然还在狂吹时间无关紧要的论调。
损失最大的往往是那些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军士们。战斗进行到这个时候，双方幸存下来的经验丰富的战斗员都非常少。“现在这些德国兵，和8月份同我们交战的那些不一样了，”一名苏联老兵注意到，“我们也和从前不一样了。”前线的双方战士都有这样的感觉，最好的和最勇敢的战士总是最先死去。
德军参谋部官员们同样也十分担心明年春天的战斗。简单的统计结果表明，按照这样的死亡速度，德国部队根本支撑不了多久。任何英雄主义的想法都让人可望而不可及，一种强烈的不祥征兆占据了人们的头脑。作为复仇雪恨的准备，新的红军部队在斯大林格勒受训，当某位受人尊敬的指挥员牺牲后，苏军不是将排枪或者排炮“射向天空，而是射向德军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