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前线·第十四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苏联反攻第6集团军的大规模计划——“天王星行动”计划——在去年冬天斯大林的急躁情绪给苏军带来严重损失后终于诞生了。 这次，斯大林的复仇心理战胜了他的急躁情绪。

　　 这次行动可以追溯到9月12日，星期六。当时保卢斯在文尼察接受希特勒的召见 ，与此同时   ，朱可夫也被斯大林召入了克里姆林宫，这是苏军进攻保卢斯北翼失败后的第一次召见。同时到场的还有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在墙上刚刚挂出来的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和米哈依尔·库图佐夫 [ 注：前者曾在18世纪给土耳其人以沉重的打击，后者则是拿破仑最顽强的对手 ] 的肖像的凝视下，朱可夫被要求对进攻失败的原因做出解释。他反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被送去攻击德军的三支部队，都存在着大炮和坦克严重短缺的情况。

　　 斯大林希望知道他们还需要什么东西。朱可夫回答说，他们还需要一支全副武装的集团军，包括一支坦克军，三个装甲旅和至少400门榴弹炮，同时还要有一个空军集团军配合作战。华西列夫斯基对此表示赞同。斯大林沉默不语，他只是拿起标有大本营后备力量的地图，独自仔细地研究了起来。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退到了房间的一角，他们低声耳语，讨论着存在的问题，俩人一致认为，必须制定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斯大林的耳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灵敏。“你们在说什么？”他远远地问道，“‘全新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意思？”两位将军被唤回到他的面前。“立刻回参谋部，”他告诉他们，“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

　　 第二天晚上，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再次回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丝毫没有耽搁，他礼貌地与两位将军握了握手，这让两位将军感到非常的意外。

　　 “好吧，你们带来了什么方案？”斯大林问到。“谁来报告？”

　　 “谁都可以，”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两位将军在大本营里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研究今后两个月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和组建新集团军及坦克军的相关计划。他们在地图上越是研究德军突出部和两个侧翼部队，他们就越是确信，唯一有价值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果断地扭转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南线的局面”。在朱可夫看来，斯大林格勒城应该采取消耗战来守住它，投入的兵力只要能够守住防线就可以了。不应再将战斗力量浪费在小规模的反攻之上，除非是必须采取的阻止敌人占领整个伏尔加河西岸的措施。然后，在德国人集中全部军事力量夺取斯大林格勒市的同时，苏军大本营应该着手在战线后方秘密集结新的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后面突击德军，以形成合围之势。

　　 起初，斯大林并没有对这个计划产生多大的兴趣。他担心的是会失去斯大林格勒，并且遭受更进一步的羞辱，除非立即采取行动。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将攻击地点设在靠近城市的地方，但是朱可夫回答说，这样离第6集团军也会很近，敌人将会重新调整战略部署。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真正看懂了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

　　 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比的最大优势在于他几乎没有什么脸面可讲。在1941年那次彻底失败之后，他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苏军军事思想显得不再那么反感。在“大纵深作战”理论的指导下，利用机械化“突击集团军”去彻底消灭敌人已经不再是人们私下里推崇的异教邪说了。9月13日晚上，斯大林对这一纵深作战方式采取了全力支持的态度。他叮嘱两位将军要提出“一套完善的保密制度”：“除了我们三人之外，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再告诉第四个人。”这个进攻计划被称做“天王星行动”。

　　 朱可夫不仅是位优秀的策划者，同时也是位出色的计划执行者，他给斯大林的一贯印象是办事毫不含糊。朱可夫不想再重复9月初攻击斯大林格勒北部时候的那些败笔，使用未经过训练和装备极差的部队。训练部队的任务是繁重的，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决定将新组建的后备师团，送往前线战事相对平静的地段进行实战体验。苏军的这一做法，甚至迷惑住了德军情报机关。精力充沛但徒有虚名的德国陆军东线情报机构头子莱因哈德·格伦上校开始怀疑，苏联红军似乎在策划一次针对中央集团军群的大规模声东击西的攻势。

　　 侦察报告和对俘虏的审讯记录都证明，“天王星行动”的目标必定是位于第6集团军两侧翼的罗马尼亚军队。在9月的第三个星期里，朱可夫对德军突出部的北线进行了秘密的考察。一天晚上，第221步兵师侦察连的亚历山大·格里乔夫中尉受命前去师部报到。那里停放着两辆威利斯牌汽车。一名上校接待了他，然后命令他交出自己的冲锋枪，然后坐到其中的一辆车的前座。他的任务就是带领一位高级军官巡视前线战场。

　　 格里乔夫一直等到了半夜时分，一名身材魁梧，但个头甚至还没有警卫高的人从指挥部的掩体中走了出来。这位高级军官坐在了吉普车的后座上，一言未发。格里乔夫按照指示，引导司机沿着前线，从这个指挥所走到那个指挥所。当天亮时分他们返回的时候，他被告知任务已经完成后，并且拿回了自己的冲锋枪，然后返回自己的部队。战争结束很多年之后，他从以前的首长那里得知，那晚与自己同行的高级军官竟然是朱可夫，而他所视察的地点有时甚至距离德军阵地不足两百码。或许最高副统率根本没有与每个部队的指挥员就敌情和地形进行亲自交谈的必要，“但是朱可夫毕竟是朱可夫”。

　　 就在朱可夫对北线情况秘密进行视察的时候，华西列夫斯基则访问了斯大林格勒南线的第64、57和51集团军。华西列夫斯基督促各部队推进到草原盐湖区一带的地方。但是，他并没有告诉他们，这其中真正的目的是为“天王星行动”建立一个受到严密保护的集结地。

　　 对计划保密和误导敌人视听为的是能更顺利地完成各项准备工作。除此之外，红军还占有两个非常有利的优势。第一个是希特勒压根就不相信苏联还会有任何后备集团军，更不用说什么开展纵深作战计划所必需的大量坦克部队。第二个是德国人的错误判断极大地帮了俄国人的忙，尽管朱可夫从未承认过此事。在斯大林格勒北线侧翼对德军第14装甲军的所有无效果的进攻，使得苏军看起来根本没有能力在这个地区发动一场猛烈的攻击，更不用说对整个第6集团军展开大规模的合围了。

　　 在整个夏天里，当德国以每月大约500辆的速度生产坦克的时候，哈尔德将军告诉希特勒，苏联的月产量是1200辆。元首拍着桌子说，这根本不可能。而事实上，就连这个数字也是估计不足的了。1942年，苏联的坦克生产总量在短短的前六个月内从上半年的1.1万辆猛增到下半年的1.36万辆，月产坦克达2200辆。同时，飞机产量也在前六个月内也从1942年上半年的9600架提升到了下半年的1.58万架。

　　 苏联已失去了主要的工业区，但生产水平仍旧远远超过第三帝国的说法让希特勒非常生气也深感怀疑。纳粹德国的领导人们一直小看俄罗斯民族的爱国热情，而且，他们在对苏联为了将工业转移到乌拉尔地区而采取的彻底的搬迁计划，和将工人队伍进行军事化重组的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很大偏差。大约有1500家苏联工厂从西部地区转移到了伏尔加河以东地区，尤其以乌拉尔地区为多。随后，军队的技术人员就开始利用冬天的时间将一切重新建设安装完毕。很少工厂装有暖气，很多工厂刚开始连窗户都没有，有的甚至连屋顶都没有。可是一旦生产线启动，就再也没有停止下来，除非整条生产线瘫痪，或者是电力中断，或者是缺少某个特殊的部件。人力更没有成为问题，苏联当局新招了大批工人。苏联的官僚机构浪费了人民群众的时间和智慧，在工业事故中白白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与军事计划者们对士兵生命的漠视不同的是，这种集体主义牺牲精神——是强迫同时也是自愿——换来的是苏联空前绝后的伟大成就。

　　 就在希特勒固守着不让德国妇女到工厂做工信条的同时，苏联的工业制造却依靠着成千上万的妈妈和女儿们。数以万计穿着粗布衣服的妇女——“工装裤战士”——在生产线上为坦克安装炮塔，或者在机床前竭尽全力工作，她们确信自己所做的工作会对前线的男人们有所帮助。苏联当局的宣传海报从未停歇地提醒她们要牢记自己的职责：“你能为前线做什么？”

　　 车里雅宾斯克是乌拉尔地区最大的战争工业中心，以“坦克格勒”闻名。不久后，坦克训练学校就在工厂附近设立了，党组织负责在工人与军人之间牵线搭桥。与此同时，工厂还依靠回收废旧坦克来生产更多的新坦克。一名叫做米那科夫的坦克炮手创作了一首诗歌，描写的就是乌拉尔生产线的情景：

　　　　为了朋友欢笑

　　　　为了敌人去死

　　　　我们只需要

　　　　T－34！

　　 后来，有人建议生产线上的工人应该组建一支第一乌拉尔志愿坦克团。组织者声称，在第一张海报贴出去的36小时之内，就有“4363人要求加入坦克团，其中有1253人是妇女”。

　　 甚至连从事军需物资生产的罪犯劳改营的生产产量也远高出德国劳改营的生产产量，并且几乎没有破坏事件发生。古拉格的犯人们同样坚信，侵略者一定会被彻底打垮。

　　 出于宣传的原因，盟国的援助行动很少在苏联官方的记录中出现，但正是这些援助帮助红军在1942年秋天能够继续战斗下去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斯大林曾向朱可夫抱怨过关于丘吉尔运来的飓风式战斗机的性能，而美英提供的坦克简直不能和T－34相提并论。英国提供的作战靴和大衣也同样不受苏军战士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东西根本不能满足冬天里御寒的需要。但是美国的车辆(尤其是福特、威利斯和史蒂贝克卡车与吉普车)以及食物——不管是上百万吨装在画着美国鹰徽的白色袋子里的小麦，还是来自芝加哥的猪肉和咸牛肉罐头——却都让苏军爱不释手，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

　　 朱可夫深知为这场机械化战争选择一名合适指挥员的重要性。在9月底的时候，他劝说斯大林任命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一名曾受到贝利亚NKVD迫害的人——为顿河方面军的指挥官。这个方面军控制着从斯大林格勒北端向西一直到邻近顿河大河曲的克列茨卡亚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由尼古拉·瓦图京中将指挥的新组建的西南方面军，驻守在罗科索夫斯基右翼，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对垒。

　　 10月17日，顿河方面军司令部下达命令，要求“距离前线15英里之内”的所有平民必须在10月29日前撤离。这样做部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同时，苏联军事当局也希望向前线挺进的部队白天能够隐藏在村庄里。这是一次计划周密的迁移行动，撤离者被告知必须带上“自己的牛、羊、猪、母鸡和可以维持一个月生活的食物”。母牛被用来当做牵引牲口，因为所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值钱的机器早已被运走。数量众多的老百姓被号召起来组成了一支十多万人的建筑队伍，负责修理萨拉托夫－卡梅申－斯大林格勒沿途的公路和桥梁，以及所有通往前线的路。

　　 从新铺就的萨拉托夫－阿斯特拉罕铁路为起点，延伸出好几条通往草原深处的铁路，一直通向后方大本营预备队的集合地，部队在这里整合后又调往各个前线地区。苏联铁路系统的火车，每天要向三个方面军发送1300个车皮的军用物资，由于繁忙，混乱自然无法避免。某师甚至在乌兹别克斯坦铁路支线的运兵专列上待了将近两个半月。

　　 “天王星行动”计划其实非常简单，然而野心却堪称巨大。主攻点定在距离斯大林格勒以西100英里左右的地方，苏军将从谢拉菲莫维奇突出点向东南方向进攻，此处向顿河以南延伸出了大约40英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根本无力完全支撑局面。此外，由于这里位于第6集团军后方的深远地带，斯大林格勒市内和周围的德军机械化部队也根本无法及时赶来采取补救措施。与此同时，一场内线进攻将会由顿河南面克列茨卡亚地区附近的一个突出点发起，然后跨过顿河大小河曲，向斯特雷克第六军的后方进攻。最后，从斯大林格勒南面出发，另外一支坦克突击部队则从西北方向进攻，然后与主力部队在卡拉奇会师。这将形成对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霍特的第四装甲集团军一部的合围之势。红军计划动用全部坦克力量的60％投入战斗，以保证“天王星行动”的顺利完成。

　　 苏联安全保卫工作的严密性比想象中的还要牢靠，尽管有大批的红军战俘和逃兵落入了德国国防军之手，但是他们还是无法了解到苏军的动向。1942年夏天，德国情报机构就没有能发现苏军新组建的五个坦克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的实力相当于一个装甲军)和十五个坦克军(每个坦克军的实力相当于一个加强装甲师)。当大反攻时刻临近的时候，红军通过削减大量无线电通讯内容的方法特别加强了maskirovka——意即欺骗敌人、自我伪装和战役安全——命令往往是当面传达，而不使用书面形式。主动欺骗敌人的方式还包括增加莫斯科附近部队的活动频率。德国人坚信，勒热夫突出部将是11月里苏军的主攻目标。与此同时在南线，前线部队加紧为“天王星行动”计划的执行修筑防御工事，还故意让德军空中侦察兵发现，即便是不参与这次反攻计划的沃罗涅日方面军，也得到命令准备架桥设备和冲锋舟，好像是在准备一次大的反攻。

　　 其他地域的部队表面上都在加紧修筑防御工事，给人造成防御而非进攻的假象。那些派往参与“天王星行动”的部队都在夜间奔赴前线，白天则隐藏起来。在毫无遮拦的大草原上这是一件难事，但红军的伪装技术的确是非常的高超。至少17座之多的假桥在顿河上搭建而成，为的是混淆德国空军的视线，以保护5座真桥，第5坦克集团军、第4坦克军、两个骑兵军和众多步兵师将通过这五座真桥跨过顿河。

　　 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地方，第13机械化军、第4机械化军、第4骑兵军和支援保障部队——总计有超过16万战士，430辆坦克，550门大炮，1.4万台各种类型的车辆，还有1万多匹马——利用夜晚从伏尔加河下游过河。这是一项艰难和危险的任务，因为从伏尔加河上游飘下来的浮冰非常的多。他们还必须在天亮之前把自己隐藏起来。当然，红军还是无法把整个行动完全掩盖，但是，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他们“最伟大的功劳就是将攻势规模做到了最大限度的掩盖”。

　　 1942年秋初，尽管大多数德军将领都不赞同希特勒关于红军已经彻底完蛋的说法，但他们自己也感到敌人的末日就要来临了。与此相反，很多参谋军官则对此说法深表怀疑。当温里奇·巴赫上尉——非洲军团的一名战功赫赫的军官——被调往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时候，集团军情报部的领导尼迈尔中校向他表示了欢迎，然而，也向他流露了出乎意料的悲观判断。“我亲爱的上尉，”他说，“请过来看一看战争形势图。请留意一下所有红色的标记部分。俄国人正在从北部的这个点，和南部的这个点集结。”尼迈尔认为，尽管敌人威胁后方交通线的可能性被注意到，但是合围可能会带来的危险根本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保卢斯和施密特也看过了尼迈尔的所有报告，但是他们却认为尼迈尔是在杞人忧天。两位将军都认为苏军会采取火炮和坦克猛攻的战术，但是都对苏联人会使用自己的“重点突破战术”来攻击自己的后方防线的说法表示否定(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保卢斯似乎陷入了人性中严重的自以为是的致命缺陷之中。相反，施密特却非常坦率地承认，德军大大低估了敌人的企图)。另一方面，对苏军从斯大林格勒南部进攻所带来的威胁性，霍特将军的头脑就显得要清醒的多了。

　　 德国本土的大多数将领都笃信，苏联绝对没有能力在两线同时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格伦上校的报告虽然对什么都没有下定论，但他却一口咬定中央集团军群将是苏联冬季攻势的目标。显然，他并没有把与顿河前线罗马尼亚部队对垒的苏军第5坦克集团军放在眼中。直到进攻发起前方截获到的一些信号中，才肯定这支部队也是构成此次攻势的一个部分。

　　 这个时期最明显的问题在于，在保卢斯和施密特看来，只要第6集团军的参谋提交了有关报告，那么他们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因为受到威胁的地域并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这种被动态度显然有悖于普鲁士的军事传统，这种无所事事，坐等命令而非独立思考的作风，对于一位指挥员来说，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错误。诚然，希特勒的一贯作风削弱了将军们的独立性，而且保卢斯自己行事风格更像是参谋军官而非指挥官，因此他早已习惯做出退让。

　　 就在苏军大反攻的意图显而易见之后，保卢斯仍旧固守希特勒的命令，为此他事后常常受到责备。然而，他的真正致命弱点是作为一名指挥官没有及早准备应对反攻的措施。此时受直接打击的是他自己的部队，他所应该做的是从消耗巨大的城市战斗中撤出大多数坦克，然后迅速组建一支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准备反攻。军队补给和弹药的储存地点也需要重新布局，以便车辆方便而快速地进出。只要进行这样的小小调整——虽然与元首统帅部的命令大相径庭——就可以让第6集团军从水深火热之中自我拯救出来。

　　 希特勒在6月30日的元首训令中要求，各个部队之间不必非要保持联络。施密特将军在司令部参谋军官的劝说下，没有执行这个命令。第6集团军一名配备无线电设备的军官，受命进驻西北方向的罗马尼亚部队营地。此人是格哈德·施托春中尉，1936年柏林奥运会标枪冠军。斯特雷克将军也从第六军中派出了一名联络官员。

　　 苏军正在顿河沿线集结部队的第一个警告，在10月底被送到德军司令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司令官杜米特雷斯库将军执意认为，只有控制住整个河岸地区，并且借助顿河这个天然地理优势来作为反坦克的屏障才能稳住阵脚。早在9月底，杜米特雷斯库就曾建议夺取顿河南岸的其他地区，虽然B集团军群赞同他的观点，但是他们认为，应该将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斯大林格勒，夺取斯大林格勒是目前最首要的任务。

　　 一旦注意到敌人的集结行动后，罗马尼亚军队变得烦躁不安。每个罗军师只有7个营，但却要控制12英里长的战线。他们的致命缺陷是缺乏有效的反坦克武器，而只能用骡马来牵引的37毫米Pak反坦克炮。这种炮被俄国人戏称为“敲门人”，因为它的炮弹根本无法穿透俄军T－34厚厚的装甲。罗马尼亚炮兵部队的弹药也极度匮乏，因为弹药必须优先保证第6集团军的需要。

　　 10月29日，杜米特雷斯库的参谋向集团军群司令部提交了一份阐述自己忧虑的报告，安东内斯库元帅也想法让希特勒注意到了自己军队所处的危险境地。但是，此刻的希特勒除了时刻等待斯大林格勒陷落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隆美尔从阿拉曼战场撤退，随之而来的是英美联军舰队向北非驶进的警报。“火炬行动”的成功登陆，迫使希特勒重新将注意力转向法国。德军被派遣在11月11日重新进驻法国南部未占领区，而这天恰恰是保卢斯向斯大林格勒发起最后一次进攻的那一天。

　　 此刻，红军即将向突出部发起进攻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了。联络军官在11月7日的报告中说：“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守卫的克列茨卡亚至拉斯波平斯卡亚地区将会在11月8日受到来自敌人坦克的猛烈进攻”。罗马尼亚人说俄国人将会在未来24小时内进攻他们是当时唯一的叫嚷声，而当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之后，特别是在平静地度过了十月革命25周年纪念日之后，罗马尼亚人的叫嚷就真的成了“狼来了”的小孩子的做法。

　　 另外一方面，冯·里希特霍芬上将对空军侦察中队提供的证据笃信不已。就在11月11日保卢斯发起最后一次进攻的同时，他调遣第8空军的部分力量向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对阵的苏军集结地进行了攻击。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顿河前线，俄军正在积极筹划对罗马尼亚军队展开攻势。第8空军、第4空军联队全部和罗马尼亚空军对他们进行了轮番轰炸。现在敌人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我所考虑的是，这场进攻将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

　　 11月14日，他又写道：“天气变得越来越差，寒冷的空气冻住了机翼，冷彻心扉的暴雨随之而来。斯大林格勒前线异常平静，我们继续对斯大林格勒以东的铁路进行轰炸，以此来扰乱敌人运送援军和军需物资的行动。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也继续对逼近顿河前线的俄军部队进行着毁灭性的攻击。”

　　 德军对苏军后方的空袭让正在渡河的第5坦克集团军遭受了一些损失，并差点造成两名重要人物的伤亡——德国飞机袭扰了正在韦维特里亚接见某个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的赫鲁晓夫和叶廖缅科。当时他们带来了37车皮的礼物，包括有葡萄酒、甜瓜干、大米、苹果、梨和一些肉食品。

　　 对于即将来临的威胁，包括元首统帅部、B集团军群和第6集团军司令部等各级指挥机关都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但这些反应要么规模太小，要么速度太慢。当然，希特勒极具鼓动性的空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发布命令，派遣德军部队增援罗军阵地并且增设雷区，但是他却拒绝面对德军其实已经资源短缺，并且几乎没有可资增援的部队的现实。

　　 由费迪南德·海姆中将(此人是保卢斯的前任参谋长)指挥的第48装甲军，是唯一能够腾出手来缓解北线危机的部队。从表面上看，这支军队实力雄厚，包括第14装甲师、第22装甲师、罗马尼亚第1装甲师、一个反坦克炮营和一个摩托化炮兵营，但其实他们的真正实力与所记录的相差甚远，全军能够使用的现代化坦克还不到100辆，而且还分散在三个装甲师之中。

　　 曾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遭受重创的第14装甲师根本没有得到重新补充的机会；罗马尼亚师使用的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达”轻型坦克装备，与俄国的T－34坦克相比，简直是毫无优势可言；作为预备队的第22装甲师，一直都没有足够的油料可用，长期闲置的装甲车变成了躲避寒冷的老鼠温暖的家，而被老鼠咬坏的绝缘电缆也无法得到及时的更换。而且，这个师团已经被折分得四分五裂，为的是对罗军的求援做出反应。为了让罗马尼亚人安静下来，德军随意地向许多地区派遣小股部队，小到甚至只有两三辆坦克和几门反坦克炮，这种“徒劳之举”根本起不到任何效果。元首的空军副官尼古拉斯·冯·贝洛声称：“希特勒根本没有得到有关这个装甲军实际力量的真实信息。”可是，就算他说的是真话，希特勒也是造成统帅部的参谋们刻意地回避不愉快真实情况的始作俑者。

　　 在斯大林格勒南部战线，第29机械化步兵师是罗马尼亚第6军后面的唯一一支预备队，但是据说，这支部队在11月10日“收到了一封秘密电报，要求他们尽快赶往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管辖的佩列拉佐夫斯基”。佩列拉佐夫斯基是第48装甲军的命脉所在，尽管霍特将军屡屡警告，但是南部战线的这一薄弱环节还是没有得足够的重视。

　　 11月上旬的天气让苏军向前线的挺进也变得异常艰难。严酷的霜冻在冻雨之后接踵而来，而很多备战“天王星行动”的部队还没有来得及配发冬季装备。短缺的不仅是手套和帽子，甚至连裹脚布这样代替袜子的最基本红军标准配置品也奇缺。

　　 11月7日，从属第4骑兵军的第81骑兵师横穿卡尔梅克草原，到达南部侧翼。“因为指挥员极不负责的态度”主要是来自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的14名没有冬装的军人被冻死。骑马先行的军官们对后面发生的事情毫无察觉，而冻僵的士兵们从马上摔下来，眼看就要死去。面对这些人军士长不知所措，只是把他们扔在马车上直到彻底冻死。仅一个骑兵中队就损失了35匹马，一些战士产生了临阵脱逃的念头。在接近敌人的行军中，仅第39步兵师就发生了七起自伤事件，还抓住了两名逃兵。“在随后的数日里，”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向谢尔巴科夫提交的报告中说，“我们还要对其他一些叛国者进行审问，这其中包括一名党员，他在值勤的时候将自己的左手打伤了。”

　　 自从朱可夫提醒斯大林，必须将“天王星行动”推迟十天，延至11月19日之后，克里姆林宫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了。货车缺乏，致使运输困难，造成进攻部队无法得到足够的燃料和弹药。尽管斯大林担忧敌人会因为发现红军的准备工作而逃之夭夭，但是他却只能接受眼前的事实。他要求大本营及时上报第6集团军的部署变更情况。11月11日，斯大林变得越发的焦躁不安，因为红军没有足够的力量与德国空军抗衡。不过朱可夫详尽而周密的作战计划，最终还是让斯大林放下心来。这次，斯大林感到，俄国人复仇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于11月13日飞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当前的战况。“我们看出他非常满意，”朱可夫写道，“因为他悠闲自在地吸着烟斗，捋着自己的胡子，没有插一句话。”

　　 红军情报机关第一次决定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情报来源。自从战争初期的一系列灾难事件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证明自己能力的时候，而此前的斯大林一直无视情报分析的重要性——任自己独断专行。 [ 注：在情报机关服役，是个危机四伏的工作。11月21日，也就是大反攻开始后的第三天，第61集团军的情报主管便因“失败主义和反革命思想”而被起诉，同时被指控提供了错误的敌情。究竟是因为政治罪行，还是因为本人的无能，或者是成为了上级过错的替罪羊，我们已无从考证了。 ] 许多情报来自侦察巡逻时捕获的“舌头”口中，在试探性的攻击和空中侦察过程中，无线电通讯情报部门也协助确认了大多数德军部队的番号。关键地域的炮兵部队集结工作则由沃罗诺夫将军直接监管，在他的指挥之下，炮兵侦察工作也进行得相当出色。与此同时，工兵部队也在抓紧时间绘制友军雷区和敌军雷区的地图。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冻雾，而冯·里希特霍芬上将同样也对这样的天气怨声连天。

　　 11月12日，一系列的侦察行动在第一场大雪中同时展开。白色的伪装服发到了战士们的手中，派去抓捕俘虏的侦察小组，肩负着摸清是否有新的敌军进驻的使命。第173步兵师侦察连第一次发现，德军正在建造混凝土掩体。不久，从其他地区抓获的俘虏口中苏军得知，虽然德军按照命令在建造混凝土工事，但是却没有调遣新的部队进来。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线上，他们发现高级军官霸占了所有的补给物资，并且运送到了后方的司令部去，前线阵地几乎是一无所有。负责对这一地区侦察的苏军分队，明显地感觉到“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

　　 而此时，最令莫斯科头疼的是缺乏对第6集团军士气的准确把握。迄今为止，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战役中，苏军连一个完整的德军团级指挥所都没有占领，因此除了从底层官兵那里得到一些零散的信件和命令之外，他们对德军的情况知之甚少。后来，在11月9日，红军情报机关头目拉托夫中将收到一份从驻守在顿河小河曲正面的第384步兵师(由撒克逊和奥地利部队组成)缴获的文件。他立刻发现，这正是他们一直等待的情报。翻译件马上就被送交给了斯大林、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和主管宣传和鼓动工作的负责人亚历山德罗夫手中。雷托夫将军十分自信这份文件将会深深地打动伟大领袖的心。苏军高层备受鼓舞，因为这支来自德累斯顿的部队居然从未参加过斯大林格勒的巷战之中。

　　 “我非常清楚目前全师的情况，”巴伦·冯·加布伦茨中将在给第384步兵师所有指挥官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知道全师已经没有战斗力了。大家不必惊慌，我会尽全力改善部队的目前状况。不过，这场战斗是残酷的，并且将会变得越来越残酷。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局势。军队目前死气沉沉的状态只有通过更加积极的领导来改变，指挥员们要比从前更加严厉。在1942年9月3日签发的第187－42号命令中，我规定任何临阵脱逃的人都要受到军法的审判……我会严格地按照军法来管理我的军队。任何在前沿阵地站岗时睡觉的人都必须被处死，任何人都不例外。违抗命令也是死罪……这具体包括：没有仔细照顾武器、阵亡将士的遗体、军人装备、马匹和机械化装备。”军官们必须时刻提醒下属“他们必须在俄国度过今年冬天”。

　　 此时，苏军机械化部队已经在后方装备完毕，开始向反攻地点集结。在大量烟幕的掩护下，他们顺利地渡过顿河进入各个据点。在战线后面，宣传连的大喇叭中传出的音乐和政治新闻报道，完全掩盖住了发动机的轰鸣声。

　　 此时，在被称做“斯大林格勒轴心线”的三条战线上，苏联集结了100万整装待发的军队。红军医疗部门的负责人斯米尔诺夫将军已经准备好了119个野战医院及6.2万个床位供伤病员使用。命令在总攻开始前三小时到达了各个部队。红军各部得到的命令是对敌人后方进行一次纵深袭击，合围二字自始至终都没有被提到。一想到德国人对即将到来的打击一无所知，整个苏军部队就异常的兴奋。反攻的序幕拉开了。车辆被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着，因为前方有很长的路在等待着它们。车辆的发动机被仔细检查着，“就像外科医生仔细地诊听病人的心跳声一样”。写信、刮胡子、洗裹脚布、玩国际象棋和多米诺骨牌的时间结束了，“官兵们得到命令要好好休息，但是他们兴奋得根本无法入睡。每个人都在反复地考虑是否把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直到大战前夜，德军也没有察觉明天会有什么不同。第6集团军的每日报告十分简短：“整个战场都没有大的变化，只是伏尔加河上的浮冰比前天有所减少。”那天晚上，一名思乡心切的士兵在给家里写信，他想到的是自己“与德国边境相距了2053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