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的幽灵·第十四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战后·第五》
出自————《战争通史》
[ 原注：本章及下一章内容可参阅第16章末地图。 ]
唉！弟兄们淌着鲜血！
唉！创伤几时能愈合！
岁月严酷无情！
吾辈仇恨何时方能止休？
吾辈良心，怎能躲避邪恶？
克制贪婪掠夺，实因惧怕神灵，
哪有何圣洁可言？
有何圣坛能予宽恕？
贺拉斯，《项诗》第一卷第35首
——英译者康宁顿
自我保存——改变中的比例——威斯特敏斯特的爱尔兰人——大战爆发时的爱尔兰——强制征兵的问题——新芬党人——他们的仁慈的抵制——爱尔兰动乱开始——新的爱尔兰自治法案——法案的头等重要性——黑色和棕色——军方的观点——得到授权的报复——首相的态度——内阁的分歧——克雷格与德·瓦勒拉的会见——内维尔·麦克里迪爵士的报告——英王在北爱尔兰的演说——反应——一项重大决定——停战——拖延谈判——在爱尔兰自由邦的众议院内——爱尔兰人的会议——统一党内的紧张关系——政治上的紧张——未准的辞职——深刻的敌意——最后通牒——签订的协议——劳合·乔治和爱尔兰。
01
完整的社会如同生命体一样，也受自我保存本能的支配。这一法则经过道德、逻辑或情感争议取得了权威的教义地位，体现在每一代人的身上。父母们把诸如此类的教义灌输给自己的孩子，认为这些曾经使自己获益匪浅的教义到了孩子们长大成人的时代或许依旧用得着。因此，当信仰的需要已经过时时，信仰本身也会继续存在。虽然在当时并不总是很明显，但实际上在每个阶段，人们都在依赖武器和吸取过去战争的教训。潜在的需要总是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均衡的周期而不断改变的，间或还有某种巨大的外来冲击强制人们修正内容和调整比例。
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关系，是在怀有敌意的爱尔兰的独立对不列颠的生存构成威胁的几个世纪里确立下来的。较强大的英格兰岛所实施的每一项政策、每一项措施、每一项压制都源自于这一基本事实。然而在20世纪 [ 法郎注：参考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给出的欧洲各国的人口数据，这些数字似应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人口统计数字。 ] 中，情况已不再是这样。拥有1200万人口的不列颠，被夹在一面是拥有2000万人口的法国——她是一千年来英国的宿敌和潜在的入侵者——和另一面是拥有700万人口并怀有敌意的爱尔兰之间，此时，这1200万人心怀焦虑是情有可原的，而他们最终采取的措施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法国在人数上被一个统一的德国——是法国几个世纪的宿敌——远远超过时；当爱尔兰人口已减少至425万，如不算北爱尔兰，则只有300万时；当不列颠人口——不包括其帝国人口——已增加到4300万时，形势发生了变化。
然而与此同时，具有严密结构、利益、偏见和强烈情感的各方，都依然如同其父辈以前的所作所为那样，坚持老的准则并据此做出判断并相互争斗。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冲击，迫使人们对发生变化的统计数字有了新的认识。
另外两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物质因素也在起着作用。第一个因素是财政因素。在战前的许多年，从爱尔兰征收的税金，大大少于联合王国财政部在爱尔兰的公共支出。爱尔兰实际上是一个持续从联合王国财政部获得资金的财政受益者。但是战争的巨额耗费超乎了梦想，债务积累超出了原先的想象，在此情况下，用于大英帝国目的的税款虽然在增加，但不再与爱尔兰地方政府的支出具有任何关系了，联合王国财政部公共支出的货币量不再朝西流向这些规模小得多也贫穷得多的岛屿了。
第二个新因素的实际意义并不亚于第一个因素。根据《统一法》(Act of Union)，爱尔兰有权向大英帝国议会选送103名议员。在19世纪，相对人口的惊人变化并未影响此配额。爱尔兰人对这一数字经立法予以固定感到满意，而英国人则在默认此项要求的同时，不断发出牢骚。因此，在大英帝国政府的中心，始终至少有80名不断发牢骚的议会成员，他们直率地说，爱尔兰对不列颠及其制度毫无兴趣，英国的困难成了爱尔兰的机遇；爱尔兰人将通过议会的压力得到他们能够勒索的一切而不给予任何回报，他们将把自己机械地控制的力量投向国内的每一种颠覆运动和国外的每一种敌对势力。诸如此类的声称说，爱尔兰民族主义党(Irish Nationalist Party)——至少从帕内尔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爱尔兰事实上保持了对反叛和暗杀的武装力量的支配地位。
然而，实际上正是议会制度和民主制度的润滑作用使得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反英教义明显改变了。如果说，他们通过阻挠和扰乱议事，破坏了下院古老和自由的议事程序，但他们毕竟使下院的辩论变得生动活泼而且增色不少。虽然他们声称自己是不列颠制度的死敌，他们却在许多改革的适时实施过程中(这些改革对不列颠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至关重要，而且通过改革，不列颠制度本身保持了其长久不衰的活力)扮演了明显的促进角色。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在指责南非战争侵略性质的同时，也在为爱尔兰团队的英勇表现激动不已。爱尔兰男子是自由应征入伍的，而爱尔兰的领袖们则抱着这样的想法宽慰自己：这毕竟只是一场小规模战争，士兵们可以尽情地玩水而不致危及整个事业的安全。
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扫除了所有这些次要性质的辩护以及小规模的进行方式。1914年8月4日，一种崇高的情感深深地触动了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民。虽然爱尔兰的心脏并未与不列颠的心脏以同一节奏跳动，然而道德和理智上的决策，在两个岛屿中却是相同的。不列颠国民应该永志不忘，并且历史也将深刻地记上一笔，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和英国宣战的消息在广大爱尔兰民众中激起了与不列颠帝国以及协约国相同的同仇敌忾的高涨情绪。约翰·雷德蒙先生争得民族主义党全党的赞同，以该党的名义用高雅雄辩的言辞保证了爱尔兰对战争的支持。爱尔兰的议员们对战争及其需要的征税投了信任票。在一致对外的大前提下，北部和南部的争吵停止了，在整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同样纷纷赶往征兵处报名入伍。
现在是趁热打铁的时候。现在是赋予爱尔兰以她渴望已久的遵照宪法自治的时候。在北爱尔兰建立一个独立的但同时也是隶属的议会，这时已有可能仅仅作为得到广泛保证的庄严忠诚中附带的一件小事，在帝国全体人民中获得赞同，因为他们首次结成了一条共同战线。这样的努力没有得到政府的容许，我们的确也不能宣称它是切实可行的。很少有人预见到，在我们大家前面还存在着危险弥漫的长久岁月。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战场。自由党政府坚持将《爱尔兰自治法案》置于《法令条例全书》之上，但是一直到战争结束，一条悬而未决的条款仍在拖延它的实施。虽然此后在政治家中，有些人对这一法案深表不满，但《爱尔兰协议》在极不友善的情况下，还是在1921年签订了。
在爱尔兰军队的建立过程中，另外的一些重要机遇被错失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试图尽可能寻求在迅速建制的营和旅中突出颇有特色的爱尔兰特征——这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在爱尔兰南部的各处，具有民族意义的旗帜、徽章、制服和口号，都成为人们热切追求的目标，而对这种愿望本应予以较大胆的宽容，这种愿望原本有助于征募新兵，而且还能强化友善的情绪。然而基奇纳勋爵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现象，而且竟然无人能反驳其错误的根据。1798年的历史就在他的眼前，而且他本人就出生在爱尔兰，但是他却认为，为一个目的而建立的爱尔兰军队，不被用于其他目的这一点得不到保证。在他影响下，陆军部依旧按呆板僵化的常规办事，许多当地人的满腔热情受到了伤害，他们甚至感到寒心。战争在极为艰难地进行，激情在逐渐消失，旧有的误解和残缺的同情又恢复了其支配性的影响。在爱尔兰，仇恨的武装力量开始重新获得对民族思想的控制；与之交织在一起的还有青年人敢作敢为和承受苦难的渴望——但那是为了某种目的。接踵而来的是1916年复活节周的悲剧：试图获得德国援助、疯狂暴动、迅速镇压、严酷死刑，虽然为数极少，但却具有侵蚀作用。常言说得好，“青草很快就会在战场上长出来，但永远不会在绞刑台上长出。”爱尔兰议会党的地位受到了致命损害。解决爱尔兰问题的钥匙已经传到这样一些人的手里：在他们心目中仇恨英国占支配地位，并且是唯一的关注。
直到陷入了这样的可悲处境，爱尔兰的民族主义领袖们、爱德华·卡森爵士、不列颠政府以及随后的联合政府，才认真做出努力，以求在爱尔兰的两部分之间以及在爱尔兰与大不列颠之间达成一项协议。会议的失败或许不应过分归咎于上述形势。整个时期内，不论战争将爱尔兰师团派往何处，他们都以固有的传统英勇作战。志愿募兵制不能补充他们蒙受的损失。战争日益激烈残酷。随着交战各国每年都增加赌注，在整个大不列颠，志愿服兵役乃让位于强制服兵役。加拿大和新西兰通过了《强制征兵法》。后期参战的美国则试图严格立法，将人口中符合服役条件的所有人员都征召入伍。到了最后，在大不列颠，18岁男孩、45乃至50岁男子、有家室的父亲和寡妇的独生子均被征召服役。人们不禁严厉地质问：“不乏当兵的适龄男子的爱尔兰为什么应该受到优待？”
1918年，我们采取如下方式来处理爱尔兰强制征兵的问题，致使我们在两方面都遇到了最坏的结局：一方面引发了反对强制的民怨，另一方面，最终又形成了既无法律又无兵员的局面。英国在爱尔兰推行强制兵役制的需要激起了全体爱尔兰人民的强烈不满。6万爱尔兰士兵在前线服役，但同时又有6万英国士兵驻守爱尔兰，收支相抵，我们的兵源并未增加。
胜利并未给南爱尔兰带来喜悦。爱尔兰人民现在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事情之上。在1918年的选举中，支持协约国目标的人全部落选。19世纪60年代末代表爱尔兰民主事业的民族主义党，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被选出的80名新芬党议员，他们对整个民族同化过程完全视而不见，且拒绝接受其影响；而这些过程在用言辞和投票支持对抗的和平时期，实际上造就了大量潜在的同情者和理解者。现在出现的是一种回复到早先时代的古老仇恨，它处于原始状态，还没有得到过发泄的机会。这是只顾及本地目的的一群人，他们不会从理智上考虑如此做将给他们自身或争取更大利益的努力带来什么后果。在下院的这80名议员身上充分体现了复活节叛乱的精神。战前在欧洲某些国家的议会就曾现出过诸如此类的可怕的少数派冲突，这种情况今天在某些国家的议会恐怕依然存在。
在1919年1月召开的那届议会，我们知道，保守党党员占了压倒多数。80名死敌的压力可能会破坏议会的辩论，甚至有可能导致在会议厅发生暴力行为，但是这并不能阻碍或改变事情的进程。然而其他历届议会已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任何有远见的深思熟虑者，必然会想到以往的英国各届议会：有时，各党派会处于平衡状态，但有时也会出现平衡被某一拒绝和解的少数派打破的情况，因而导致不利于国家的安宁与幸福。选举权几乎已被扩大到了最广泛的极限。当初无理性的、被选举人煽动到过火程度的反德激情迅速消退。在这一过程中，所有旨在颠覆国家和毁灭文明的力量都在蠢蠢欲动。实际上，4年一届的议会即将换届，届时80名新芬党议员几乎将使一个不成熟的、组织不严密的、并且缺乏教养的社会党获得绝对多数。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议会生活和政党竞选活动中，帝国最为要害的部分总要经历折磨，由一群无教养的野性仇恨者把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都不知道的一种恶毒感情带进英国的公共生活。
谢天谢地，新芬党党员们总算饶恕了我们，使我们免受这些卑鄙而又悲惨的经历。他们对于什么才是爱尔兰意识的看法，导致他们藐视那些令不列颠王国感到困扰的令人生厌的功能。新芬党党员们毫不犹豫地仿效一个马扎尔人的做法，声明放弃在下院中的一切代表权。他们从来不权衡或评估他们对不列颠帝国的重大事务所能施加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姑且不论是好是坏。“新芬党”和“只有我们”，成为了当时他们的呼声，他们采取了一种自我牺牲的做法(即便这种做法的动机出自仇恨，它也是引人注目的)，永远中断了他们在下院中的继承权，这一行动虽然招致不满，但从世界意义来说，却是十分宝贵的。爱尔兰曾为不列颠做出过两项最大的贡献，其一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正式加入了协约国的事业，其二就是在大战结束时从下院退出。
读者在有了这些概括性的——但绝不是详尽无遗的——了解之后，现在必须把注意力重新集中于当前的事件了。
1919年1月15日，新芬党在都柏林召开代表大会，在会上宣读了《独立宣言》。22日，共和主义者 [ 译者注：主张北爱尔兰脱离英国而成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 ] 在都柏林大厦举行议会会议，推选出了一个内阁。2月4日，新下院在威斯特敏斯特开会，除了来自北爱尔兰的代表外，几乎没有任何爱尔兰代表出席。当时全世界正是多事之秋，我们自己的事务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致使一些示威行动的重要性几乎未引起注意。军队要开拔回国，和平时期工业要重建，要召开和平会议，最终的《停战协议》要签订，欧洲面临着巨大的混乱，这一切占据了新一届政府的思考和精力。只有当世界历史演变的规模大大缩小，速度大大放慢而成为渐变性质时，英国人的脑海里才会重新想起爱尔兰问题依然存在的事实。直到整个世界的混乱在阵阵反复中逐渐平静下来时，人们才听到南爱尔兰在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大声疾呼——按现在的理解，这话的含义就是：“要么独立，要么谋杀。”
在1919年夏秋两季，不列颠王国政府派驻爱尔兰的低级别政府代表，开始遭到偶尔但却是由国家策划的谋杀，到了该年年底，在遍及南爱尔兰的3个省 [ 法郎注：爱尔兰全岛在行政区划上共分为32个郡，在地理上这些郡分别归属4个省。今天联合王国的北爱尔兰地区(传统上被划分为6个郡，1974年全英行政区划调整之后被打乱，重新划分为26个区)以及与其接壤的、现属爱尔兰共和国的各郡中的两个在这种划分中被算作一个省。另外三个省则全部归属爱尔兰共和国。亦请参见第16章所附地图。 ] 中，一场针对地方行政官的、针对三三两两出现的警察和士兵的、有组织的暗杀运动逐渐发展起来了。新芬党议会并不反对这种滥杀无辜的政策，但实际工作是由一些叫做“爱尔兰共和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秘密团体完成的。这种交战形式令人憎恶。一名在城市或乡村街道上巡逻的警察可能被人问到“现在几点钟”之类的随便的问题，当他掏出怀表准备回答之际，便被枪击身亡。谋杀凶手虽被正好路过的几十名行人所看见，但没有一人愿意作证指出谁是凶手。还有，当英国士兵做完弥撒返回军营时，会突然遭到来自树丛后的一阵枪击，当场有三四人中弹身亡。这一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类谋杀事件在数量和规模上有增无减。12月19日以一桩坚决图谋杀害弗伦奇勋爵的事件而达到顶点。这位总督的汽车被一群枪手阻截，遭到了几轮手枪子弹的狂射。弗伦奇勋爵本人没有受伤，1名刺客被击毙，一名保镖受伤。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只算得上是小打小闹。在1919年5月至12月间，总共发生了约1500起政治性违法事件，其中包括18起谋杀和77起武装袭击。
在这些事件的压力下，都柏林总督府于8月宣布取缔新芬党，并于9月查禁新芬党议会。12月，新芬党的一些领导人被逮捕和流放，《自由民杂志》(Freeman’s Journal)也被查封。伴随着这些温和的反措施而来的只是不断增加的动乱。很长一段时期，军队和警察以一种堪称楷模的耐心承受着由暗杀行为造成的极度紧张，当然，几乎没有任何人由于这些暗杀行为而被送交法律制裁。然而到了最后，他们的不幸和愤慨促使他们将法律掌握到自己的手中。一些士兵目睹自己的同志惨遭谋杀，于是捣毁了犯罪活动邻近地区的店铺和住宅，警察也开始在各处对可疑分子进行未经批准的报复。在英国，许多人——他们本身并未受到任何危险——被如此缺乏纪律的行为所深深震动。然而要说服一群有武装的男子长期以冷酷的幽默感忍受袭击并一个接一个地遭受杀害，总是非常困难的。增援的士兵被派往了爱尔兰，并且武装警察也大大增加了。未经批谁的报复随着日益增加的挑衅而在增加。
与此同时，英国内阁于1919年9月决定提出一项《爱尔兰自治法案》。这一法案意在取代著名的《爱尔兰自治法》；后者已获英王御准但却被无限期地搁置一边。1920年的《爱尔兰政府法案》是一项重要的步骤。它授予爱尔兰自治政府真实的重要权力。它赋予建立于保守党人和统一党人占压倒多数的基础之上的政府和议会以权威地位。该法案是由像沃特尔·朗(他此时已身为联合政府的内阁大臣)这样的毕生反对爱尔兰自治的人提出的。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该法案建议南、北爱尔兰各自单独设立立法机构，因为留给爱尔兰议会处理的问题都不具有争议的性质。如此一来爱尔兰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代表制的意义就会大大减少。
经过长时间辩论后，这一法案于1920年12月获英王御准。它是在新教徒的北爱尔兰的激烈抗议下被接受的。新教徒们服从了帝国议会的决定。他们利用这一选择机会退出了都柏林议会的合约，并按照该法案的规定，建立了自己的立法机构。倘若这一法案所赋予的权力能为南爱尔兰统治阶层以理性和友善的精神所接受和行使的话，则毫无疑问，爱尔兰民族主义的不满将基本上得到化解，而且爱尔兰肯定将躲过一场长期的痛苦煎熬，今天也一定会更繁荣、更具影响力和更为和睦。自从1886年以来，这样一种议案——如果保守党政府能提出的话——无疑具有能被善意地加以接受的许多机会。然而在1920年，占据统治地位的新芬党组织对它简直不屑一顾。他们拒绝在南爱尔兰实施该法案，因而混乱和有组织的谋杀运动愈演愈烈。
然而1920年的法案是这两个岛屿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从一些重要的方面来看，在经历了120年的摩擦之后该法案废止了《统一法》，废止该法对统一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统一党的名称本身就失去了意义。此外它还具有一层更为实际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不允许改变的。北爱尔兰——或者更确切的说，爱尔兰的6个新教徒占优势的郡——成了一个披着宪法外衣的独立实体，它拥有政府和行政部门的一切机构，其中包括服务于内部秩序目的的警察与自卫力量。从这一时刻起，北爱尔兰的地位成为无容质疑的了。人们永远不能再说，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在抵制其南部同胞的强烈愿望了。恰恰相反，他们实际上是在因为默认了他们自己的基本原则而出现巨大混乱之后，由于接受了帝国议会的决定，而使自己遭到了在南爱尔兰统一党人的尖锐谴责的。从此以后，民族自决的每一项论据都对北爱尔兰人一方有利。任何一个英国政党都永远不能再想对他们施加压力，要他们放弃他们已经勉强接受了的宪法。他们是自己的议会的主人，虽然它可能很小，但从道德和逻辑上说，它是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石之上的。1920年的法案宣告爱尔兰问题的这一阶段永远结束了。
在1920年整个一年中，谋杀运动在爱尔兰呈现增长和蔓延之势。暴行的规模不断扩大。在一次伏击中，17名后备警察中有15名被击毙。11月的一个早上，14名官员在自己的住处遭到枪击，叛乱分子认为这些官员是在从事情报工作，实际上他们都是非武装人员，有几人还带着他们的妻子。这类事件真是罄竹难书，我不想让它们进一步玷污本书的篇幅。
在同一时期中，不列颠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大量增援部队被派往爱尔兰。装甲车和有装甲的汽车、警察和军事力量被大规模地组织起来，还成立了一支完全由前警官和参战军人组成的特殊警察部队。这支特殊警察部队最终达到了7000人，他们头戴黑色军帽、身穿棕色卡其布制服，因而有了“黑色和棕色”的浑名。爱尔兰人常常对“黑色和棕色”滥施辱骂，认为他们是受雇于人的打手，但恐怖分子也因此而突然减少了在爱尔兰美丽牧场上的攻击行动。然而这支“黑色和棕色”的部队实际上是从一大群申请者中根据其智力、品德以及在战争中的表现挑选出来的。最初，他们被计划用于增援受到巨大压力的皇家爱尔兰警察；但是在与谋杀犯的搏斗中，他们自身练就出了一套反恐怖主义的强大本领。他们在行动中享有与芝加哥或纽约警察在与武装团伙斗争时所享有的完全相等的自由。当任何一名同伴或军警遭到谋杀时，他们就“扫荡”著名不满分子或那些他们认为是不满分子的人的巢穴，并且在武力威逼下严厉盘查可疑的人。对这样的行为显然是无法进行辩护的，除非这样的行为是对某种袭击的反应。
当始终支持爱尔兰自治运动的自由党人强调，不实行自治运动会产生什么后果时，他们总是振振有词。他们得到了另一种思潮的支持，后者其实更欠公正或更缺乏逻辑。有相当数量的高层托利党人在顽固地反对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做出任何实际让步的同时，却又更猛烈地谴责“黑色和棕色”。他们要求政府通过正当法律程序严格和坚定不移地维持秩序，他们还要求政府严厉地惩罚行为略微偏离了一个文明国家在和平时期的标准程序的执法官，而不管他遇到了多么严重的挑衅。他们大声疾呼，“维护统一，绝不滥用暴力，坚持慎重对待国家法律。查出并逮捕罪犯，将其送上法庭接受法律制裁。”这一切都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几乎不可能。因为在爱尔兰没有一个证人愿意提供证据，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在爱尔兰也没有一个陪审团愿意宣判某人有罪，这里根本不存在正常的法律程序。
军事当局从另一角度提出了无济于事的忠告。以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为首的军方，要求在南爱尔兰持续不断地普遍实施军事管制。他们从未说明此项措施将如何解决问题。这些军方人士坚决拒绝任何反恐怖主义的建议。他们满足于含糊其辞地坚持，将反叛的爱尔兰置于军事管制之下“将表明政府是坚定的”。我在陆军部任职期间，从未从这些部门收到过关于这一问题的任何实际或有用的意见。我的军事顾问们很自然地也对部队所承受的重负不断发出抱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战后征募的新兵，却不得不月复一月地生活在经常可能会遭到某个外表上毫无恶意的普通老百姓谋杀的惊恐之中。无论是在我的任期内，还是在我的继任者拉明·沃辛顿—埃文斯爵士的任期内，军事顾问们都坚持要增援驻爱尔兰陆军并同时解散大部分现有卫戍部队。托利党墨守成规者的意见与军方坚持军事管制法者的意见(军事管制法不属于法律)，这二者神秘的自然融合促使议会发布一项决定，即“得到授权可进行报复”(这种情况在交战地带经常出现)，并且也仅仅是这样的报复才是可以进行的。对警察或特殊警察来说，一切未经授权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格约束。
这一决定使爱尔兰的秘密社团大大松了一口气。说句公道话，他们几乎是整个世界上唯一不对“黑色和棕色”的行为感到震惊的人。他们认为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受到惩罚倒也算得上公正。到1920年底时，他们已深切感受到“黑色和棕色”的行动所施加的沉重压力，后者正在通过日渐丰富的情报和越来越冷酷的手段来打击那些暗中施放冷箭者的罪恶。11月9日，劳合·乔治先生在伦敦市政厅宴会上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扼住了谋杀者的咽喉。”
“得到授权可进行报复”政策于1921年元旦开始生效。它很快就被证实远为没有特殊警察粗暴而随意的措施有效。在一次暴行的次日，部队急忙赶去烧掉一所乡间小屋，当晚，新芬党人就悄然而至，烧掉了一个乡间别墅。
与此同时，英国部队的实际力量可以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并干下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事情，而从未遭到太大的反对。骑兵和汽车在长达30或40英里宽的正面展开扫荡，对每一个进入罗网的男子进行仔细盘问，但却经常查不到任何嫌疑犯。也许在你白天仔细搜查过的地点，当晚就会发生一起胆大妄为的谋杀案。很明显，到1921年初夏时，不列颠正处在需要做出重大抉择的时刻。只需采用残酷手段，就能轻而易举地镇压这场令人憎恶的、可耻的战争，而我们正在遭受它的攻击并且越来越深陷其中。逮捕大批被警察认为是同情叛乱分子的人，每当一名政府职员被谋杀就立即处死4或5名人质(他们中的许多人肯定是无辜的)，这可能是一种既灵验又令人沮丧的手段。如果让不列颠人民发表其意见，他们是绝不会同意这样的做法的。即便是对我们的执法官拟定的不完全措施，舆论也会做出愤怒的反应。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选择已很清楚：“要么用坚强的和不受限制的武力制服他们，要么尝试着把他们想要的东西给予他们。”这是仅有的两种选择，虽然每一种选择都有热烈的拥护者，但大部分人却是对两者都不准备接受。
这的确就是爱尔兰的幽灵——令人惊恐，但又是无法消除的幽灵！
02
在现代历史中，还从来没有哪届英国政府的政策的剧变，比下面所描述的更为彻底和突然的了。5月份，国家的整个力量和联合政府的全部影响都被用来“追捕谋杀团伙”；6月份，目标是“与爱尔兰人民永久和解。”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生动对比，完全可以视为一则肤浅判断的笑话。然而实际上，只存在两种做法：带有极端暴力的战争或带有极端容忍的和平。两种做法都各有充分的依据，然而理性或仁慈却不能在两者之间找到哪怕是十分脆弱的折中妥协。在通常的国内政治事务中，这种截然的两分法常常是行不通的；然而当剑已出鞘、枪已瞄准目标、鲜血已在流淌、家园已任其荒芜，此时，就应该在两种做法之间做出明确的抉择了。
有一种传说已经获得了某些可信度，即政策中这种截然相反的改变，是由于首相的魄力日益衰退所造成的。例如，内维尔·麦克里迪爵士在其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发现劳合·乔治先生十分担忧其个人的安全。这种含蓄的批评与事实并不相符。直到1921年的夏季为止，没有人比劳合·乔治先生更坚决或准备更无情地镇压爱尔兰的叛乱了。他必须不断权衡不列颠的政治形势。作为任何形式的爱尔兰自治的序幕，首先是要求北爱尔兰的安全得到保证，第二是必须能彻底制服武装歹徒。1920年法案使第一个条件基本得到了满足；而第二个条件则显然尚未实现。那末又有什么原因和事由诱使劳合·乔治先生在其镇压政策见效之前就将其放弃了呢？以我的观点分析那个时候的形势，我认为不存在任何原因和事由。
到1921年4月，爱尔兰问题已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首相表示自己明显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通过战斗来解决这一问题，并且为了这一目的要依靠“保守党长期以来的忠诚”。内阁在这一点上和他是一致的。然而在方法上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所有大臣都非常清楚，必须在该年剩下的日子里以超乎寻常的努力恢复爱尔兰的秩序。必须增加10万新的特殊部队和警察，必须为数以千计的汽车配备装甲和武器；爱尔兰南部的3个省必须用碉堡和铁刺网构成封锁线紧密连结起来；必须有计划地对每个人实施搜查和盘问。为了制止为数只有数千名的少数叛乱分子活动，在必要时必须要求全体居民把自己每一个小时的行踪讲清楚。完成所有这一切并不存在任何自然障碍。这是一个人力和财力的问题，它要求按宪法规定尚有3年任期的议会提供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这就是上述诸项方案的本质，目前已直截了当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有些大臣们——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准备承担与实施这样一项政策相关的责任并准备就此共同付出努力，但是他们认为，在采取严厉措施的同时，应该向南爱尔兰提出尽可能广泛的自治方案。他们说：“让我们消除每一个障碍；让我们使每个人都清楚了解，爱尔兰人民正在新芬党的逼迫下，不是为自治，而是为分离而斗争；不是为争取在王国政府下建立一个爱尔兰议会，而是为建立一个革命的共和国而斗争。”内阁在这个问题上爆发了一场令人难忘的争辩。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看到爱尔兰人一方面面临着实现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以及格拉德斯通为之奋斗的一切的机遇，另一方面也面临着铁腕力量毫无约束的镇压的现实可能性。因此，我是站在主张把猛烈的攻击与最公平的给予结合为一体的人的一边的。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两种意见支持者的人数几乎是相等的，但如撇开人数而就人物所具有的影响力而言，则赞成双重政策的一方占有优势。首相发现有如此众多的保守党党员坚持这一较复杂的行动方针时感到惊讶，简直是吃惊。我能看出，政策的论证以及作为其后盾的权威人物，给他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有人问：“那末你将容许都柏林议会如同任何别的主权体一样，对不列颠的货物征收关税了？”首相言辞激烈地回答：“怎么能用这种琐碎小事来反对我们正在准备着的极其重要的行动呢？”和往常一样，在一个能够就主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内阁中，当出现了深刻而坦率的分歧时，并不要求成员当场做出决定，每个人可以回到家里再进行反复思考。我必须记录下我当时的看法：劳合·乔治先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便在保守党党员中，对爱尔兰实施绝对镇压的政策也不能得到毫无保留的支持。
首相在若干场合中曾以内阁的名义建议，假如爱尔兰反叛分子准备承认王国政府以及帝国的地位，我们准备为达成一项协议而与其谈判。我们现在又在重新开始努力与爱尔兰建立联系。1921年5月，作为英国天主教领袖之一的菲茨艾伦勋爵接替弗伦奇勋爵担任总督。完全是凭借对公务的献身精神，他接受鼓励承担了这项如此令人沮丧的任务。3天后，应劳合·乔治先生的要求，北爱尔兰总理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在德·瓦勒拉先生的藏身处会见了他。曾作为前一次谈判重要议题的此次会晤的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这位北爱尔兰领导人——他是全体反对爱尔兰自治运动者的代表——在新芬党枪手的引导下，经过漫长而曲折的秘密路线，抵达爱尔兰叛乱领袖的总部。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坚定信念和他对帝国繁荣安宁的真诚责任感，促使他把个人生命或政治的风险置之度外，接受了这一使命。他与新芬党领导人的会谈失败了。到4个小时终了时，德·瓦勒拉先生才把喋喋不休倾诉爱尔兰苦情的话题转向谈论亨利七世时代《波宁斯法》(Poynigs’Act)的罪孽。这时，已有足够的合理借口来结束这场并非讨论、而是一场冗长训话的会谈了。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再次由两名向导带领，乘坐汽车，迂回曲折并无固定路线地返回了都柏林。3个人共乘一辆小汽车，在保养很差的道路上格格作响地颠簸行进，两名新芬党人后来很可能与橙色团北爱尔兰总理一样命丧黄泉了。突然间，他们后面开上来一辆满载“黑色和棕色”人的装甲车。虽然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两名向导并不特别担心接受仔细检查，但他们觉得为谨慎起见，还是让装甲车超车过去为好。那辆装甲车在距离小汽车不到一英尺处的近旁驶过。小汽车在好奇地等候了一阵子后，最终重又格格作响地颠簸行进，3名处境很不相同的爱尔兰人互相交换了一下完全理解的目光。
虽然克雷格与德·瓦勒拉的会谈事实上并未产生效果，但是一根联系纽带却被抛过了双方之间的裂缝。从那时开始，不列颠政府派往爱尔兰的总督有时会通过各种渠道与新芬党总部发生接触。
5月末，内维尔·麦克里迪爵士提出了一份关于爱尔兰形势的悲观报告。他写道：“虽然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可以指望现时驻扎于爱尔兰的部队继续尽力履行职责到今夏，但是我深信，除非能够达成一项和平解决方案，否则到10月时，要求部队以去冬的条件再驻扎一个冬天，那将是不稳妥的。不仅是因为出于士气和训练的原因，应该让士兵们脱离‘爱尔兰气氛’，在我看来还因为，如果不让军官们较长时间休假，届时将有许多军官完全不适于在爱尔兰继续服役——尽管他们可能不承认这一点。……就服役于该地的部队而言，爱尔兰事务目前的状态必须在10月前了结，除非我的判断完全错误，否则就必须采取步骤让整个部队以及大部分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换班回国休整。”这一报告得到了亨利·威尔逊爵士的赞同。把报告的内容付诸实施当然不成问题。这些感到绝望的忠告，不可能用事实证明其为正确；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部队换班的可能性。显而易见的步骤不是调换部队，而是大规模提供增援——给原来的驻军增添新的力量；这一步骤虽然耗费财力、十分棘手，但却切实可行。虽然内阁并未接受报告的建议，但他们仍有义务认真考虑爱尔兰总司令的这些危言耸听的关键性意见，因为它们已得到了帝国总参谋长的赞同。
虽然这些压力和动向可能尚处于潜意识之下，但只需某个事件的星星之火，就足以形成燎原之势。6月22日，英王将亲自为北爱尔兰第一届议会主持开幕式。有些大臣常常不合时宜把君权至上的话挂在嘴边，因为这些话只对北爱尔兰的人民有感染力。众所周知，英王——其行动不仅符合宪法的字面意义，还符合宪法的精神——迫切地表达了下述愿望，即所使用的语言应该能对全体爱尔兰臣民，不分南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不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具有感染力。君权至上的观点——它应被提高到党派倾轧之上、种族和宗教冲突之上、观点的局部分歧之上——必然地并且也自然地包含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的普遍利益，而不是某种狭隘的主体的利益。因此，首相和政府主要大臣们负起了他们(而且仅仅属于他们的)责无旁贷的重任，在英王的演说稿中添加一种真正的诚挚呼吁，吁请大家做出共同努力，结束这场可憎的灾难性的冲突。
英王满怀激情地说道：“今天，整个帝国的目光都集中于爱尔兰，在这个帝国中，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和种族抛弃了他们古老的世仇，走到了一起，在这个帝国中，出席今天会议的最年轻者，在其有生之年，将能看到一些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之下，我的目光超越了最近模糊了我对爱尔兰事务的看法的情况，因而消除了由此产生的怨哀和不安。我祈祷，我今天来到爱尔兰将被证明是朝向结束其人民——不论其种族和宗教信条是什么——之间的冲突的第一步，我是满怀着爱心说这番话的。
“怀着这样的希望，我吁请所有爱尔兰人中止冲突，伸出宽容与和解之手，饶恕并忘记过去，并且共同为你们所热爱的国家创建一个和平、满足和友善的新时代。我最迫切地希望，在南爱尔兰不久也能发生现在正在这一会议厅内进行的事情；类似的盛会将会出现，类似的仪式将会举行。
“为了做到这一点，联合王国的议会已经在最完美的程度上提供了诸项权力；为了做到这一点，北爱尔兰的议会正在指出途径。未来把握在我的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愿今天这一历史盛会是这样的一天的序幕，到那一天，爱尔兰人民将不分南北，在一个或两个议会——这将由议会自己来决定——引导下，在对爱尔兰的共同热爱中、在互相公正对待和互相尊重的坚实基础上一起工作。”
在负责起草英王演讲稿的人中，没有一人曾周密考虑过可能马上引起的结果。但是在这类宣告中，每一件事都取决于宣传媒介。英王——这位共同传统的化身——冒着生命危险履行其宪法职责这一事实，已经敲响了宏亮的并引起回声的警钟，所有的人都在全神贯注地聆听。两个岛屿的舆论都对英王的吁请及时做出了深刻而广泛的反应，并且从这一时刻起，事态以不间断的进程朝着建立爱尔兰自由邦的方向前进。6月24日，劳合·乔治先生邀请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和德·瓦勒拉先生来伦敦举行会谈。7月11日，双方均接受了邀请，并达成一项休战协议(具体条款在9日即被确定)。
就我曾涉及的不列颠国家政策的法案而言，没有一项法案比爱尔兰停战协议更能激起强烈的抵触情绪了。对于像不列颠帝国这样一个以如此广泛和如此多种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人道政府体制来说，与一种形式特殊的公开叛乱组织(它是在爱尔兰发展起来的)签订协议，必然是一个重大事件，它可能会从根本上动摇政府的权威，而各种族和社区的数亿人民的和平与秩序却正是建立在这一权威之上的。王国政府的公务员在忠诚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已经和正在被残忍地谋杀，这正是这种经深思熟虑后采用的战争方法的一个特征。对于那些应对这些行为负责的人，最多只能说他们不是出于自私或贪婪的动机、他们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大体上得到了其同胞的情感支持。在会议桌上接待这种人的领袖并试图通过他们作中介组成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这种做法必须被视为一个处于权势巅峰期的伟大帝国从来不曾涉足过的最成问题和最冒险的试验之一。
在另一方面，爱尔兰历史则是这样一部历史：在姐妹国家和近邻之间一代人又一代人永无终止地争吵和互相伤害。大不列颠迫切希望结束这一令人憎恶的世仇。在19世纪，英国和爱尔兰都以远比过去黑暗时代优越得多的方式重申她们的问题。英国已在爱尔兰慷慨实施了许多补救办法和安抚性措施，而爱尔兰则大体上通过宪法规定的行动来支持自己提出的要求。我们在1886年原本有可能在一定的基础上协议一项解决方案，该基础无论是对爱尔兰还是对大不列颠来说，其危险性与我们目前最终要据为协议基础的危险性相比，简直小到了不能再小的地步。在有关《爱尔兰自治法案》的重大分歧前面，格拉德斯通在下院这样说道：“爱尔兰正站在下院的围栏外满怀企望，充满希望，几乎是在恳求。爱尔兰的话是真实的和符合实际的。她祈求愉快地忘却往昔，对于忘却往昔，我们甚至有着比她更浓厚的兴趣。……思考一下罢，我恳求你们——在你们否决这一法案之前，应该仔细、明智地作一番思考，不是就当前问题思考，而是要为未来的年代思考。”
我们毕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斗争的胜利者。我们并不要求在那些最重要的结局中得到超出我们合理份额的东西，但是就爱尔兰物质意义来说相对无关紧要，这一点很容易使我们在心理上得到满足。例如，当世界上一切敌对的势力(包括几百万士兵组成的军队)均已不复存在，当德国舰队已经沉没于斯卡帕湾海底，并且当每一个武装对手都已被征服时，就没有人能说，大英帝国的生存正处于危险之中。没有人能说我们是一个怯懦的或衰落的民族。这些想法可能不存在什么逻辑相关性，但它们却为国家的决策提供了一个重要因素。而可供选择的另一种情况又是什么呢？大英帝国的一个小角落被投入严酷镇压之中——倘若没有谋杀和反谋杀、恐怖和反恐怖的搅局，这种镇压就不可能出现。只有危及民族生存才能成为推行这样一种政策的借口，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能够声称，现在已到了危及民族生存的地步。
然而，现在木已成舟。一项停战协议已经签订。枪手们已从藏身之处出来，就像是一个与我国同样古老和同样值得骄傲的国家的领导人一样，阔步走在都柏林的大街上。昨天还被激励着去消灭谋杀犯团伙的部队、警察以及“黑色和棕色”，现在却悠闲自得、令人啼笑皆非地站在那儿，尽管有关平等条件的谈判还在全力进行中。今后绝不能再重蹈这种战争的覆辙！绝不能再为不断的争吵、仇恨和蔑视情绪火上浇油！我们还有一些别的方案可作为最后的解决手段。港口和城市是能够保住的；都柏林是能够保住的；北爱尔兰是能够得到保护的；新芬党爱尔兰通往外部世界的一切交通联系是能被切断的，两个岛屿之间的一切贸易——也就是说，除北爱尔兰之外的整个爱尔兰的贸易——是能够被中止的，然而这一切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从签订停战协议的那一刻起，依靠大英帝国议会的权威来统治南爱尔兰的尝试宣告结束了。
除可扼要介绍外，本书不打算用太多篇幅描述谈判的进程或列举与谈判内容相关的文件和记录。不过，谈判正式开始时的场面倒是值得一提。7月14日，德·瓦勒拉先生与劳合·乔治先生之间若干次会谈的首次会谈在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举行。德·瓦勒拉先生在“爱尔兰共和国驻伦敦代表”(阿尔特·奥布赖恩先生)陪同下在参加仪式上作了自我介绍。首相把这位爱尔兰族长当作一名凯尔特兄弟 [ 译者注：爱尔兰民族的兄弟。 ] 予以热情友好的接待——没有哪位艺术家能够在这次重大会见的第一刻表现得比首相更出色了。德·瓦勒拉先生十分谨慎和拘谨。他呈交了一份篇幅很长的爱尔兰语文件，然后为方便计又提交了一份英语译本。文件的标题——“Saorstat Eireann”——激起了首相的文字好奇心。他说，“Saorstat”一词听起来不像是爱尔兰语，它按字面翻译应该是什么呢？停顿了片刻后，德·瓦勒拉先生回答说，按字面翻译它的意思是“自由邦”。“我明白了，”首相说，“Saorstat的意思是自由邦；那末在你们的爱尔兰中表达Republic(共和)意思的词汇是什么呢？”当两个爱尔兰人用英语商量该如何回答这一无恶意的问题时，首相转向内阁秘书托马斯·琼斯教授，两人用威尔士语交谈，从而使两位讲英语的新芬党来访者十分尴尬。最后，当德·瓦勒拉先生只是重复Saorstat的意思是自由邦而未做出进一步解释时，首相乃问道：“我们是不是绝对不能承认凯尔特人从来都不拥护共和政体，并且没有表达这一思想的土著词汇？”接下来是一段长时间的尴尬沉默。这就是后来持续了许多小时的对话的最初情况，一直到对爱尔兰的古代和中世纪历史进行了全面探讨之后，事态才变得明朗起来，那就是只有不列颠政府把它自己的建议摊到桌面上，谈判才能获得进展。
这些建议是于7月20日送给德·瓦勒拉先生的。它们构成了完整的英联邦自治领爱尔兰自治方案，其中当然包括独立自主的财政和税收管理权以及警察和军队管理权。方案附有六项条件。其中四项涉及海军和军事方面；一项涉及两个岛屿之间的保护性关税；最后一项则涉及爱尔兰应承担的由双方共同立约发行的国债中按公平原则确定的一定份额。这些建议遭到了德·瓦勒拉先生的拒绝，他宣布了完全独立的原则，并声明与王国政府脱离关系。首相在答复中清楚表明，不列颠政府不能讨论任何这样的解决方案，即，“爱尔兰一方拒绝接受我们关于在一个君主之下的英联邦内建立自由、平等和忠实的伙伴关系的要求。”通信联系拖得很长而分歧并未缩小。当时正在各地休假的内阁大臣们于9月7日在因弗内斯举行了会议。看来可以有两种做法：邀请德·瓦勒拉先生前来参加会谈，前提条件是拥戴王国政府；要么在有其他爱尔兰代表出席的情况下恢复与他的无条件谈判。最后确定的复函是：询问德·瓦勒拉先生是否准备参加一次会议，以深入讨论“如何使爱尔兰与称作不列颠帝国的多民族共同体联合为一体，以求能最好地与爱尔兰的强烈民族愿望相协调”。倘若回答是肯定的，则建议于20日在因弗内斯举行一次会议。
9月12日，德·瓦勒拉先生回信接受了这一邀请，但是他在信中写道：
“我们的民族已正式宣告独立并自认为已取得主权国家的地位。只有作为这个国家的代表和作为被选出来的监护人，我们才具有代表我们的人民进行活动的任何权威或权力。”
在这一问题上，首相拒绝了到首相休假地盖尔洛契来传送信息的两名爱尔兰使者，同时取消了为这次会议所作的安排。
然而存在着一种有充分事实根据的感觉，即没有任何一方愿意看到整个谈判破裂，信件和电报还在持续不断地来来往往。德·瓦勒拉先生无疑在无休止地苦思冥想各种重要的理论问题，而毫不考虑最终会给其同胞带来的悲惨境遇和物质上的重大损失。然而与此同时，在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关得紧紧的大门后面，在都柏林的几乎持续不断的会议中，在新芬党极端分子的最重要的秘密集会上，一种明确而坚决的反德·瓦勒拉倾向正在形成。彻头彻尾并且不断恶化的无政府状态随时都可能将魔爪伸向南爱尔兰。但是爱尔兰民族的天赋中有冷静而讲究实际的一面，一些有武力作后盾的人从混乱中站了出来，这些人的信义虽然值得怀疑，但他们所追求的毕竟是明智的目标，这使得他们讲的话对他们有约束力。这些人决心不让到手的东西得而复失。关于新芬党内的这些分歧，对外仍是严格保密，滴水不漏的。不过德·瓦勒拉先生对首相取消会议一事的答复却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最后他解释说，他和他的朋友不准备要求不列颠政府承诺任何条件来作为举行一次会议的前提。他们不能放弃自己的民族立场，他们也不期望不列颠政府做出类似的让步。他指出，在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之间达成一项协议，将永远结束争吵并使这两个国家——她们各自追求自己的发展——在共同关心的事务中，以自由和友好的合作一起工作。他要求首相阐明，不列颠政府是要求新芬党在立场上做出让步以作为会议的前提，还是同意会议可以在双方均不承诺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召开。鉴于这种局面，在9月21日，内阁委员会在盖尔洛契召开会议，在重申了其基本立场后，起草了一份邀请参加将在10月11日于伦敦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新邀请书(于9月19日发出)，内阁委员会希望届时能与新芬党的代表会晤，“以期深入讨论如何把爱尔兰与称作不列颠帝国的多民族共同体联合为一体”。这一性质模糊的邀请书为对方所接受，并在指定的日期，由首相、张伯伦先生、伯肯黑德勋爵、拉明·沃尔辛顿—埃文斯爵士、哈马尔·格林沃德爵士和我，在唐宁街首相府与爱尔兰的代表格里菲斯先生、迈克尔·科林斯先生、巴尔顿先生、加万·德菲先生和达根先生举行了会谈。德·瓦勒拉先生留在爱尔兰没有前来，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
03
要想估量这些事件在统一党内部形成的紧张关系并非易事。虽然每个政党的每个成员都会因世界大事的暴风雨冲击而偏离自己的政治立场；虽然全世界人类的命运依然在急流中漂泊不定，人们因正在发生的一切而受到挫折、感到迷惑和疲惫不堪，但是，要在这些可耻的情况下放弃毕生的坚定信仰，几乎是无法容忍的事情。忿恨越聚越深，因为感受最深刻的国家栋梁们知道，他们完全无能为力。北爱尔兰依旧激烈动荡，拒绝与爱尔兰政府结合在一起。南爱尔兰30万反对自治者完全在孤立无援地进行斗争，他们在谈判中发出了哀伤的呼声。
在这一阶段，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臣们的个人行动。对于自由党人和爱尔兰自治运动的支持者来说，支持以最广泛的形式建立爱尔兰自治并非难事，但是对于已将其整个政治生涯融入反对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那些人来说，他们需要完成一件令人生厌的担着风险的任务。主要责任落到了统一党领袖奥斯汀·张伯伦先生的肩上。他一直与首相亲密无间地共同进退，是那种做事有始有终、勇于面对任何结局的人。
当一个领袖实施一种基本上偏离其党的整个传统乃至性质的行动方针时，往往会使另一个杰出人物有机会获取巨大的并可能是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没有人能指责后者的动机；他只是按老办法行事，以一种直截了当的、简单的、一贯的方式行事。这样的人物将发现他会得到许许多多正直人士的支持。他的行动虽然有利于实现他的野心，但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受责任感和坚定信仰激励所致。因此，伯肯黑德勋爵(当时任大法官)在这一关键时刻的态度至关重要。他与抵制爱尔兰自治运动明显有着特殊的关系，与爱德华·卡森爵士志同道合；他曾充分利用内战的威胁，在1914年阶段的爱尔兰冲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没有人会因反对爱尔兰协议而获得较大的个人利益；也没有人会因支持爱尔兰协议而受到较多的指责。他不顾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表现得就像对协议态度最积极的保守党的支持者一样。爱尔兰自由邦的支持者们老是觉得他们应向他表示感激——他们的感觉一点儿没错。值此关键时刻，统一党领袖及其最强有力的陆军中尉具有独立而无所畏惧地做出判断的素质，在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体制可以通过下述检验而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即：其重要代表能否根据事实真相针对重大问题做出决策，能否不顾其自身利益以及往往是其最好的朋友的利益而做出决策。
在经过多次拖延和耍过许多花招之后，爱尔兰代表按照既定程序抵达唐宁街，那些内阁大臣们——他们或因其职务、或因其个性而被认为应该担任主要角色——隔着会议桌与那些此前不久还被他们斥为“谋杀犯团伙”的人举行了会谈。所有这些爱尔兰代表都是不久前还在狱中服刑或刚刚被终止通缉的人，有的还在不同程度上与暴力犯罪有牵连。双方的交锋过程是惊心动魄的，有几周时间，人们看到了最严格的繁文缛节。讨论本身不仅由于其模糊和不确定性而受到阻碍，还由于大量错综复杂的内容和高度爆炸性的细节而受到妨碍。谈判——包括秘密的和公开的——持续了两个月。谈判在各个阶段都受到了保守党的内部压力以及重新召集的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的骚动的影响。贝尔法斯特发生了动乱。北爱尔兰政府宣称他们正在被出卖，他们拒绝参加会议，但是他们抱怨说，甚至没人征求过他们的意见。政治紧张几乎与战前岁月一样严重，但是对灾难性事件却束手无策。事情只是被拖在那儿，爱尔兰人对任何事情既不说“是”，也不说“不”。爱尔兰的情况日益恶化，在下院占2/3席位的保守党深感忿怒和忧虑。
虽然这段时期在爱尔兰问题上，我只是扮演着一名后排议员的角色，并未充分感受全部的压力，但是作为内阁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有了一种明白无误的印象。我们必须把这件事进行到底，坚持到或者我们不再执政、或者达成一项协议、或者以一种新形式重新开始与南爱尔兰对抗。我强烈要求大臣们不用辞职的办法来逃避他们的苦恼。到11月上旬，渴望解脱的想法达到了非常普遍的程度，以致没有人知道自己明天是否仍然身在其位。在以后的日子里，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也许可以用以下这封不带任何特殊推论的信函来进行衡量——它或许能够达到与其他任何检测方法一样好的效果。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1921年11月9日
1、提出辞职的大臣们已经放弃了他们的责任，对此必须加以批评。倘若提出的理由是，“我们的正义感禁止我们强制北爱尔兰，而我们的信仰又禁止我们强制南爱尔兰”，则尤其应该加以批评。有人会说，“这些人是有原则地联合起来的，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也知道国家的利益需要什么，他们拥有议会的压倒多数(包括自己党内的多数)，然而在议会并未撤消委员会的情况下，他们却宣称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有所作为。”
不论鼓励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有多么崇高，我对这种策略所会引起的后果深感担忧。
2、在他们的辞职获准后，博纳·劳先生将被邀请组成政府。为什么他不该辞职呢？倘若现在政府成员已经宣称他们在任何方面都受约束难以有所作为，那末博纳·劳肯定是感到在道义上有责任接替他们去做。为什么他也不能成功呢？……在当前的这场危机中，保守党将势必团结起来支持某人。很明显，他们将团结起来支持一位保守党领袖，组成一个保守党政府，这个党已经自告奋勇要去填补因联合政府所采取的自杀政策而造成的鸿沟；它还将被赋予权力以贯彻这一原则，以便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击败工党，并接受前大臣们(他们已经认输)谨慎的讨论意见。无法组成一个可供替代的政府这一错觉是长期存在的。张伯伦先生认为，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将被“嘘声赶下台”。阿斯奎斯先生则深信，你不能组成一届政府。但是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即将离职的政府都不曾通过宣布自己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做形势所可能要求的工作，而在每个方面约束自己。
按照这些想法，一场公开的彻底失败可能会很容易接踵而至，一个极端保守的保守党政府将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着手准备与工党进行竞选，而作为英国主体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民众将继续处于缺乏领导或不能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局面。
3、我希望将我的以下言辞记录在案：我认为我们的责任是推行我们深信不疑的爱尔兰政策，除非我们在下院中被击败，从而问心无愧地向王国政府解除我们的责任。……
有一点从一开始就极为重要，那就是让那些已被接受为爱尔兰领袖的人相信，大英帝国政府是有诚意和善意的。从交易和讨价还价的角度看，对这个问题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我们从一开始就说明我们准备付出一切，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走得更远了。我们还清楚地表明，倘若我们的建议被接受，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将其付诸实施，而不考虑最终可能落到政府或其主要成员头上的任何政治厄运。漫长而至关紧要的谈判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本着这样的精神进行的。
在谈判初期的日子里，我们就发现自己不仅面对着爱尔兰极端秘密社团的不切实际而又充满幻想的狂热与浪漫，而且还面对着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两国之间涌动着的不信任与仇恨的浪潮。黄色炸药和各种其他烈性炸药中的一项主要成分就是某种强酸 [ 法郎注：黄色炸药的化学名称是2，4，6—三硝基甲苯；在制造过程中需要用浓硝酸进行硝化，同时需要用浓硫酸进行催化。 ] 。这些精心配制而成的缓慢而可怕的液体与纯碳化合物混合，会产生一种从受抑制和浓缩中猛烈爆发出来的强大力量，摧毁建筑物和人的生命。仇恨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强酸在化学品中的角色。而爱尔兰人心中充满的就是仇恨，用吉卜林先生的话说就是，“他们如同吞下秤砣一样铁了心了”，谢天谢地，幸而这种仇恨在大不列颠存在还不到100年。而这一切都是我们必须克服的。
格里菲斯先生是一位作家，他对欧洲历史和各国政体作过深入研究，他坚定而正直，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爱尔兰人，总是难得说一句话。但是在我的亲身体会中，只要是他说过的话，他从来不收回。迈克尔·科林斯在受教育方面，未能享有与他的这位较年长的同僚同样优越的条件。但是他具备基本的品德和天资，这使得他在许多方面都引人注目。他远比他的领袖更热衷于在斗争中采取恐怖手段。由于这一原因，他在爱尔兰极端社团中的威信和影响力要高出别人许多，而他的内心情感上产生的困难以及与伙伴相处的困难，也要比别人大得多。与这两位领袖相比，其他代表相形见绌。然而达根先生是一位具有冷静头脑和坚强意志的人。身居幕后的厄斯金·蔡尔德斯先生虽然不是代表，但竭力推行各项极端计划。
最后，在经历了两个月毫无效果的会谈和冗长的废话之后，疲惫不堪的大臣们因爱尔兰破坏停战协议的暴行而感到惊恐，已处于真正的绝望之中，面对着这样的爱尔兰代表，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死神已经降临。在12月5日下午的会谈中，首相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不能再作任何让步，因而已无进一步辩论的必要。他们现在必须做出决定；他们必须在经历了这么多星期而达成的停战协议上签字，否则就离开；此外，任何一方今后有权恢复他们能够用以反对另一方的任何战争。这是一份已经发出的最后通牒，它没有通过外交渠道，而是当面递交的，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并理解，现在已经别无选择。虽然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并不怎么样，但是在双方负责人之间，现在却存在着互相尊重并深刻理解彼此的难处。
爱尔兰人面无表情地接受了最后通牒。格里菲斯先生用他那柔和的声音和谦虚的口吻说道：“我愿在今晚9点提出爱尔兰代表团的答复；不过首相先生，我个人是愿意签署这一协议并愿意将其推荐给我的同胞的。”劳合·乔治说，“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格里菲斯先生，即便所有其他人都拒绝，你仍然将同意签署？”“是的，是这个意思，首相先生，”这位具有伟大胸襟和伟大目标的寡言小个子男人回答。迈克尔·科林斯站了起来，看上去就像是要向某人开枪射击，更像是要自杀似的。在我整个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像这样强行抑制自己内心的情感和痛苦。
接着我们就离开了会议室并反复谈论会议的结束部分，大家还吃了些点心、抽了根烟，并且讨论了行动计划。谁也不指望除了格里菲斯先生以外还会有别人同意我方的建议，而仅靠格里菲斯先生一人的签名又有什么合法性可言？至于说到我们，我们已经破坏了我们的朋友和支持者对我们的忠诚。
不列颠代表团于晚上9时准点到达会议室，但爱尔兰代表团却在子夜过后很久才露面。和前几次一样，他们表面上镇静自若，毫无激动的表现。停顿了一段时间，或者在感觉上似乎是这样，然后格里菲斯先生说话了，“首相先生，本代表团愿意在协议上签字，不过有几处起草的措辞，也许我现在就商议一下，将是有好处的。”于是他用最从容的手势把整个问题带入了次要细节部分，并且每个人也把过度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些次要细节上，以致把主要问题反而推到幕后去了。
很快我们就围绕一些技术性细节和文字上的修改热烈地谈论起来，并坚决遵守这一切，以免发生更坏的情况。然而就在这种保护性的喋喋不休的讨论的下面，谈判的精神和气氛已经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在一项共同的事业——维护爱尔兰协议以及维护两个民族和两个岛屿之间的和平的事业——中变成了同盟者和伙伴。我们分手时已将近凌晨3点。但是全体人员都在该协议上签了字。当爱尔兰人起身离去时，英国的大臣们在一种强烈冲动的驱使下，一一走过去进行了双方的第一次握手。在以后几章中，我们将看到在推进爱尔兰协议的道路上，是如何困难重重，好事多磨，双方又将经历多少失望和焦虑不安。然而这是一个不会很快就被遗忘的时刻，这是正处于分水岭的时刻，命运之河向下流入了新的溪谷，朝着新的大海奔流而去。
这一事件对首相而言是灾难性的。他在一年之内便失去了首相职务。许多其他原因——其中至少有一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也促成了他的下台；爱尔兰协议及其签订仪式始终不能得到保守党内最固执分子的宽恕。即便在那些坚定支持该协议者之中，也有许多人这样说，“如果出现了那种攻击事件，必然是需要这项协议的，但是导致攻击事件发生的那个人将倒霉。”然而就劳合·乔治先生政治上的不幸与爱尔兰事件的关联而言，他可能会感到满意。因爱尔兰问题而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的失败者之中，乔治先生可以找到像埃塞克斯、斯特拉福德、皮特和格拉德斯通这样的同病相怜的人；而在英国的700年历史时期，在历届君主和或大或小的政治家中，他也可以找到一些可使自己感到聊以自慰的人。不过劳合·乔治的下台与上述诸人的下台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即上述诸人，不论他们曾经做出过多么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问题，而劳合·乔治却找到了——我们难道不能这样期望吗？——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