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斯图拉河的奇迹·第十三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战后·第五》

出自————《战争通史》

　　“我们走向世界胜利之路的下一步是摧毁波兰。”——托洛茨基关键——波兰问题——波兰的危险——布尔什维克的集中——波兰的前进——乌克兰——入侵波兰——停战谈判——致命的条件——华沙：奇迹——决定性结果——总结——失去可能性——一点慰藉——一个有利条件。

　　01

　　世界上新的危险之门正在打开。

　　波兰是凡尔赛和约的关键。这个古老国家曾被奥、普、俄撕成三片，但最后从压迫者魔掌中解放了出来，在150年奴役和瓜分之后原封不动地重新得到统一。监狱的门已被打破，了望塔和有枪眼的防御墙已在大动乱中被推倒，从废墟中出现的这个18世纪的囚犯，长期不见阳光和空气，四肢已被拉肢刑架拉得脱臼，但天赋的本性和一颗自豪的心脏依旧还在，仍然是昂首挺胸。苦难没有摧毁波兰的精神；苦难教得她聪明了吗？

　　但是要公正地对待波兰，必须要求人们公平地认识她不同寻常的苦难。当她还对新获得的自由感到眼花缭乱之时，在她能振奋起来适应眼前这个时代的环境之前，一系列的危险、困惑和窘迫向她猛袭而来，这是就连最富有聪明才智的最稳固的政府也绝难应付的。在她的西边是颤抖的德国，德国已被打得处于半昏迷状态，动弹不得，但依然具有巨大的能力与特性，由于这些条件她几乎能单枪匹马到同时对近乎整个世界进行顽强的战争。波兰处在这两个遭受痛苦的帝国之间，不断地受到它们不幸的影响，她比较弱，比较小，毫无经验，没有组织，没有结构，缺少粮食，缺少武器，缺少钱，仅能炫耀地挥舞着她无可置疑的和新近再次得到确认的自由与独立的所有权证书。合理地理解波兰的困难，是正确衡量波兰的危险处境所必不可少的。

　　制订凡尔赛和约的那些人的意图原本是要在波兰创造一个活泼的、明朗的、生气勃勃的有机体，该有机体要在德国与俄国之间，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只要它能持续下去——与欧洲其他国家间，形成一道有用的屏障。波兰的毁灭和崩溃以及她作为一个整体并入俄国政治集团，将使这个屏障消失，从而使俄国与德国立即直接接触。布尔什维克军队侵占波兰，或者通过布尔什维克宣传和阴谋颠覆波兰国家，必然会使法国利益受到严重的、乃至致命的影响。法国人目前会面临这种使人惊慌的形势只能怪自己。他们曾嘲笑邓尼金的努力；他们不打算在民族主义俄国与波兰及其他边境国家之间做出良好的工作安排。他们根本不想带头(他们的利益是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推动所有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和国家的明确而协调一致的行动。他们的没精打采使我们自己半心半意的努力归于无用。他们一贯麻木不仁，这显然由于是对邓尼金失败和俄国军队正在稳步集中对付波兰的不理解，他们是个旁观者。他们从不努力诱导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对付共同危险的行动中联合起来。正相反，他们像英国人一样，鼓励这些国家媾和，不是全面和平，而是零星和平，让波兰处于实际上的孤立，甚至怂恿她进行战争。

　　对于这一系列新的危险，1920年5月21日我作了如下论述：

　　波兰要对付的像俄国苏维埃政府那样的困难不应低估。凡与布尔什维克俄国直接接触的每一个其他国家均经历过同样的困难。这些国家与苏维埃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建立令人满意的和平。布尔什维克不但进行军事活动，而且和军事活动一起，同时或交替地在他们邻国领土上使用各种宣传手段，促使士兵哗变反对他们的军官，激起穷人反对资产阶级，唤起工人反对雇主，唤起农民反对地主，并以总罢工使国家瘫疾，普遍地毁坏现存形式的社会制度与政府。因此，所谓和平状态，也就是暂时停止使用武器的实际打仗，可能只是意味着以更困难和更危险的方式进行战争，亦即不是用士兵进攻边界，而是使国家从内部受瓦解，使国家拥有的每种机关均被破坏。对于像波兰那样新建的国家(她经过一个世纪多的外国统治才得到解放，才挣扎着站了起来，她的财政紊乱，她的资源在恐怖的战争中被耗尽)，这后一种形式的进攻特别危险。

　　然而，布尔什维克虽然大声宣告谋求和平的愿望，却从去年年底开始，准备对波兰前线发起进攻。

　　除了向波兰前线不断增援外，还有许多迹象表明布尔什维克即将发动攻击。布尔什维克在西部战线军队的大致力量，从1920年1月的81200人增加到3月初的99200人和4月中旬的133600人。这些数字是步兵和骑兵，也就是战斗实力。邓尼金倒台后释放出了大量军队。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作过许多声明，大意是他们要像对付邓尼金和高尔察克一样对付波兰，波兰在冬天感到极度的忧虑：如果波兰遭到这样的攻击，她的命运将会怎样。

　　无疑，不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及其增援前线是否起作用，他们都有能力打败波兰军队并推翻他们后面的政府，而如果是这样，就会出现极困难的形势。反动的德国人当然高兴看到波兰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垮台，因为他们了解一个强大的波兰处在俄德之间，将妨碍他们帝国的重建和复仇的计划。

　　大约两个月前(3月5日)布尔什维克对波兰人的进攻开始，这次进攻的主要重心是在从普里佩特沼泽到德涅斯特河之间250英里的战线上。可是情况当时变得很明显，波兰军队虽然供应不足、服装褴褛，但充满强烈的爱国精神。尽管布尔什维克在这个月的以后时间里一再发动攻势，但他们的攻击从未取得任何实际进展。于是布尔什维克提议开始和平谈判，并请波兰政府指定谈判的时间与地点。

　　波兰人提出鲍里索夫，这是距他们战线很近的一个地方，并提议4月10日为合适日期，同时还表达了在战线的那一部分安排停止敌对行动的意愿。波兰人还保证他们的军队在谈判期间不进行反攻行动。然而布尔什维克否定了波兰建议，要求整个战线停战，并把谈判地点选在波兰内地或中立国或协约国的某个地方。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的新增援部队集中在波兰战线，有种种迹象表明，即将再次发动对波兰人的攻势。因而波兰人自然认为苏维埃政府只是在拖延时间，它正在设法造成一个停顿时间，借以用宣传手段来破坏波兰军队和人民的斗志，同时准备新的攻势。

　　由以前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家毕苏斯基元帅领导的波兰政府当然谙熟俄国的政治形势，并表明他们很清楚该怎样稳定他们暂时治理的俄国领土。据信他们的愿望是在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俄国之间，总而言之是在他们战线的某一部分建立某种缓冲地带。这样的缓冲地带要由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来充任。

　　4月27日波兰外交部发布公报，大意是波兰承认乌克兰独立的权利，并承认佩特卢拉的政府。毕苏斯基元帅于同一天发表宣言，他声明波兰军队愿与乌克兰军队合作，他们留在乌克兰领土上的时间以乌克兰政府成立为限。他说一旦这个政府成立，波兰部队立即撤离。

　　佩特卢拉也于当天发表宣言，孰促乌克兰人民做所有力所能及之事以促进波兰军队和乌克兰军队的合作。

　　邓尼金将军当然是完全反对一个强大的波兰或一个独立的乌克兰的，他的思想(他一直忠实于这个思想)是一个维持战前国界线不变的统一的俄国，虽然他愿意承认一个波兰国家，但其国界线要由谈判决定并由议会批准。随着他的消失，乌克兰人在佩特卢拉领导下，已把布尔什维克从他们的一大部分领土上赶走，并致力于建立一个不受布尔什维克影响的独立的乌克兰。与波兰—乌克兰努力取得进展的同时，乌克兰发生大规模的民众起义反对布尔什维克，还有种种迹象表明解放部队受到了欢迎。顺便提一下，一个乌克兰—加利西亚师(布尔什维克征集以辅助红军的)放下武器，拒绝与波兰—乌克兰军队作战。

　　在中欧的饥荒地区没有比在允许经济与商业发展的基础上重建和平的乌克兰国家有更大好处的了。是在乌克兰那里，而不是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陷入赤贫的俄国的饥饿地区，可能有希望增加粮食供应。

　　现在还说不准结果会怎样。布尔什维克无疑将努力制伏波兰人，他们肯定将从反动的德国人那里得到非官方给予的援助。乌克兰人要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建立秩序将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假定佩特卢拉政府设法建立和维持了一个独立的文明政府，他应有能力解放乌克兰的谷物供应地区，而在解放该地区中又会得到强有力的波兰的庇护与支持，因此应当可能在今夏期间在东部实现令人满意的全面和平。另一方面，如果波兰在布尔什维克的攻击下屈服，乌克兰又遭蹂躏，那末建立苏维埃政权必然伴随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将毁坏所有生产能力，那就会阻止乌克兰有效出口谷物，而波兰的垮台将直接牵涉法国的重大利益，并在较小程度上牵涉英国的利益；此外，这还会大大助长帝国主义路线的重建企图，这是德国的反动分子所盼望的。

　　6月26日波兰人被迫撤出基辅后，布尔什维克对波兰的入侵又一次清楚地表明即在眼前：

　　“如果波兰完全垮台，如果布尔什维克军队横行波兰或者波兰政府被国内布尔什维克暴动推翻，那末我们需要考虑未来，那末我们下定决心做些什么呢？面对这种情况(可以想象到的是它已近在眼前了)英国政府的政策会是无动于衷吗？如果是这样，法国政府的政策又是什么呢？万一波兰垮台，这种情况会对德国的地位带来什么影响？要是德国的东部边界与布尔什维克化的地区接邻，那就显然不能解除她的武装……无论如何我们应当事先考虑我们的行动方针应该是什么。”

　　到6月30日形势变得如此具有威胁性，以致在波兰组成了国防会议，会议有权决定有关战与和的所有问题；波兰总理向国会宣布整个国家处于危急状态，必须认识到它的责任。7月初布尔什维克主力开始在波兰边界的北段挺进。4日他们穿过贝雷西纳，5日占领科夫诺。6日波兰政府写信给当时在斯帕开会的最高会议，呼吁给处境岌岌可危的波兰以援助。波兰提出愿接受波兰与俄国之间建立在全体人民自决基础上的和平，并警告协约国，如果波兰军队屈服于苏维埃军队将会产生什么的后果。14日布尔什维克占领维尔纳。17日契切林拒绝让英国政府干涉他与波兰人的谈判。19日我们据报得知，“现在在华沙与布尔什维克军队之间只有无秩序的暴民，如果布尔什维克军队继续按目前的速度前进，10天内他们将到达华沙的面前。”23日波兰人请求停战。

　　这些事态使最高会议大为吃惊。法国人看到，整个大战的结果是东欧处于危险中。8月4日劳合·乔治先生警告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如果苏维埃军队继续深入波兰，它与协约国间的破裂将不可避免。”

　　在这个著名的周年纪念日，我们坐在内阁会议室讨论这份严重的书信，我心灵的眼睛慢慢回到了我们斗争过来的充满屠杀与恐怖的6年。难道真的没有终结？难道最绝对的胜利也不能提供正义和持久和平的基础？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前面看来只是无穷尽的长列的苦难与危险。又是8月4日，可是这次我们无能为力。英法两国的舆论全都消极沮丧。所有形式的军事干涉都不可能。留下的只有言词和姿态。

　　红军横扫波兰广大地区。在后退的波兰战线后面，每个城镇的共产主义的生殖细胞和组织都从隐蔽处出现，准备欢迎宣布一个新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看来波兰从长达150年的被三个军事帝国瓜分的历史中逃出来后又落入共产主义政权之下了。厄运紧逼这个新解放的国家。8月13日红军的刺刀竖立在华沙的大门前，红色的宣传在市内波涛般升起。社会解体的浪潮将在何处停止？

　　波兰人和协约国争取停战与和平的狂热努力在同时继续着。这些要求被布尔什维克人所接受，他们做出愿意谈判的保证，但在确定会谈地点上再三拖延。最后选择了明斯克。10日加米诺夫向劳合·乔治先生提交了俄国和平条件的预告，其中包含削减波兰武力到实际无防御能力的状况，但提供给她了合理的边界。加米诺夫意味深长地提到还有某些附带条款。英国工党强烈鼓动，反对英国给波兰任何援助。在共产主义的影响和引导下英国许多地方组织起行动委员会。没有一个地方的公众对波兰垮台后的祸害有哪怕是最小程度的理解，在这些压力下劳合·乔治先生被迫劝告波兰政府，俄国的条件“不会破坏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根据种族划分的边界”，要是他们拒绝接受，英国政府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对付俄国。另一方面法国则持相反的观点，与英国分道扬镳，通知波兰政府这些条件完全不能接受。在这种环境下波兰人继续调集他们的兵力保卫华沙，同时尝试着开始在明斯克的停战进程；布尔什维克则一方面进军，一方面拖延谈判。

　　直到8月17日会议才最终召开。苏维埃代表依照几天前给他们的指示行事，提出了他们的条件。他们承认波兰共和国的独立。他们不要求任何赔偿。他们同意波兰边界应是寇松勋爵7月11日通知里确定的边界线。没有比这些更加合理的了。但是根据第4款：“波兰将复员其军队至5万人。为了维持秩序将组织公民的工人民兵队。”第7款：“禁止在波兰制造武器和战争物资。”第12款：“波兰承担责任，为在战争中战死、受伤或致残的公民家庭分给土地。”就这样，根据貌似公正的纸上战线，俄国做出了关于独立、边界和无赔偿的让步，苏维埃要求的就是在解除武装的波兰实行布尔什维克革命。这些设计的意图对全世界每一个反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来说，是同样可以理解的。建立市民工人民兵队，加上为战争中战死、受伤的波兰公民的家庭赠送土地，其含意就是由在共产党指导下的赤卫队实施土地国有化的政策。内部的火即将点燃，从此波兰国家将出现苏维埃政权，被共产主义战胜。

　　然而与此同时出现了转变——它是突然的、神秘的和决定性的。它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几乎正好与6年前马恩河战役产生的同样性质的印象。俄军再次欢欣鼓舞地、不可抗拒地前进，他们带着难以估量的悲哀与毁灭的可能性。他们再次因不知什么性质的原因停了下来，摇摇晃晃站不稳脚步，俄军前后脱节，秩序混乱，并在似乎与推动他们前进的力量同样不可阻挡的强制力下开始退却。像巴黎一样，华沙得救了。笨重的天平把自己调整到了新的平衡点。波兰人像巴黎一样，不是趋向危殆而是趋向生存。欧洲，她的自由与她的光荣不会屈服于德国皇帝的专制或共产主义。8月13日进攻华沙的战役开始在离华沙不足15英里的拉济明打响，4天后布尔什维克军队全面逃跑，在波兰人手中留下7万幸存的俘虏。维斯图拉河以不同的形式再现了马恩河的奇迹。

　　发生了什么事？它是怎样发生的？当然有解释。在福煦元帅的“家兵”中，为首的是一个态度真诚地谦逊、思想缜密且具有军事天才的军人魏刚。他来到了华沙。法国没有东西帮助波兰，就派来了这一个人。看来派他来就足够了。凭借派到华沙的协约国使团团长、原英国驻柏林大使达伯农勋爵的影响和权威，实际的军事指挥权被交给了魏刚。他重组退却的波军，把他们的退却改变为协调一致的反击。被许多世代的压迫而抑制的波兰民族精神迸发出为国家求生的一次最后最大的努力。布尔什维克人没有能力禁得起任何坚决的反击，他们立刻屈服于新的意志力量，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战斗。那个充满信心向前进军、要把世界革命带入西方的使者，极为突然地、急促地穿越波兰边境向后退缩，同时波兰农民在毕苏斯基的强有力公告的激励下，以镰刀与棍棒武装自己，消灭掉队者，净化他们的土地。

　　还有另一种说法解释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受元帅和总统毕苏斯基的严格个性支持的波兰参谋部精心制订的计划的一部分。波军故意后退，就像霞飞在马恩河前一般，直到时机成熟，再完成伟大的180度的转折。他们听任入侵者恣意伸展，抢夺他们的供应，从他们假装的衰弱防御中得到虚假的信心，然后以有充分把握的加列尼般的精力予以打击。现在他们因有魏刚将军那么敏锐的军事目光来亲眼目睹他们成功的配合行动而感到喜悦。

　　英国的观察家认为，这个结果应归功于魏刚。可是魏刚在任何场合，不论公开或私下，都颇有特性地宣称：做这个工作的是波兰军队。读者可以选择这两个解释中的一个，也可以两者一起相信。关于马恩河的实况，越想揭示清楚，实况及其巨大后果之间的差距就越大。所以现在在这个粗糙的、组织混乱的、心灰意懒的和精疲力竭的小小战争中一定要研究发生了什么，会使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

　　然而无论如何一切已经过去。我曾预见和担心的危险发生了，但是结果被避开了。应归咎于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的可怕丧失就在将发生的那一刻得以免除。和平条约于10月12日在里加签订，条约确保了波兰的独立和她对付俄国入侵或颠覆的自卫手段。俄国退回到共产主义。几百万人死于战争和迫害，更多的人将在未来几年内死于饥荒。亚洲的边界和黑暗年代的环境从乌拉尔山脉推进到普里佩特沼泽。可是在那里写着：“到此为止不准再往前。”

　　02.

　　也许值得花点时间总结一下这个俄国故事。对另一个国家事务的不成功的干涉公认是一种失策；于是协约国在俄国革命后和停战后在俄国所作的全部努力遭到了普遍的谴责。可是协约国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若想打赢大战必须在俄国进行干预。在1917年底和在1918年大部分时间协约国没有理由指望德国在西线突然失败。甚至在9月份协约国还是谨慎地期望德军撤退到默兹河或退到莱茵河，而且非常紧张地为1919年的大战做准备。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东方不作努力重建反德战线，那末俄国粮食和燃料的巨大资源将落入同盟国之手，这会是犯罪性质的疏忽。因而协约国承诺支持民族主义俄国政府和军队，后者正在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而且声称对战争的原来目的保持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

　　在大战期间，为在俄国达到决定性结果的工作做得太少。日本或美国做出了实际努力，使用了从未到达欧洲战场的军队，本来肯定会在1918年获得成功的。但事实其实是，足够多外国军队进入俄国会招致对干涉的明显反对，不足以打破苏维埃政权当时那种的结构。当我们注意到捷克军惊人的功绩时，看来似乎可以肯定，通过一支人数少但值得信任的美国或日本部队的坚定努力，原本有可能，甚至在德国突然失败之前，就由民族主义俄军和协约国军占领莫斯科。由于协约国中意见分歧和相互冲突，美国人不信任日本，以及威尔逊总统的个人反对，协约国在大战期间对俄国的干涉，确实降到了害处最大、好处最小的低点。因此在停战时没有取得任何一点成就，而且协约国在俄国的许多地区被纠缠在无意义的行动中。与协约国肩并肩一起努力的，是一些忠实的俄国组织，它们从协约国取得了甚至比物质更重要的精神支援。假如大战延长到1919年，每星期都在积聚能量的干涉必然会得到军事上的成功。事实证明停战是对俄国民族主义事业宣判死刑执行令。只要这个事业与以对德作战的27个协约国国家为代表的世界目的缠绕在一起，胜利是肯定的。可是当大战突然终止，战胜国急忙关心自己事务和每个政府都感到精疲力竭时，本来会支撑忠诚的俄国人向前的潮水迅速退去了，听任他们孤苦伶仃地留在困境里。

　　然而看来也许还有机会，还有可能以这些俄国民族主义军队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和他们的国家。但它绝不是极好的机会。据说福煦曾凭高明的判断力说过，“这些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军队难以持久，因为在他们背后没有文官政府。”在大战过去后，即使有可能，在俄国使用英、法或美军必定是不对的。那些已经在俄国的军队必须尽快撤回。停战后的对俄干涉只能采取金钱、供应品、军火、技术指导人员、精神上的支持和协调一致的外交手法这些形式。但即使这些严格受限制的援助资源，只要在良好的时机中巧妙和忠实地应用起来，也能提供相当好的成功机会。然而，它们被怀疑或矛盾的信念以及支离破碎、不合逻辑的行动一点点地浪费掉了。政策的二元性，如上文已说明的，对不论是和平计划还是战争计划的成功都是致命的。若是要采取帮助所有包围苏维埃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政策，这种政策应该予以明确实行；和平则要根据一定的条件与布尔什维克谈判，这些条件应保证忠诚的俄国人有生活与自由的希望，他们在战争中与协约国一起打仗，对他们我们在道义上负有义务。然而协约国既不认真地试图做这个，也不认真地试图做那个。半心半意的宣讲努力伴随着半心半意的作战努力。这种矛盾就这样拖延下去，所以没有真正和平或胜利的前景。民族主义的俄国人取得的成就虽然不充分，也超过了协约国政治家或将军所预期的。但由于他们得不到全世界道义上的支持，又由于他们对抗性的民族目标而与接壤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相分离，他们也就一个接一个被打败被消灭了。

　　我曾谈到我在这些事情中扮演的角色，我既不对最初的干涉负责，也不对由此承担的许诺和义务负责。至于决定停战后干涉应该继续或停止，这一点我也没有责任。努力完成英国参加的任务，尽可能保护在协约国和俄国本身的共同事业中受连累的那些人，是我的虽地位从属但岗位很重要的任务。想到我们的国家是最后一个不尽职或听任在劫难逃的伙伴由命运摆布的国家时，我感到了一丝欣慰。对于像阿尔汉格尔与摩尔曼斯克撤离时那样的困难与痛苦，我们可以声称我们无误地或体面地料理好了我们的事务。在西伯利亚，我们的作用一直不大。但对邓尼金我们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我们供应他接近25万人的武器和装备。这一费用被含糊地说成1亿英镑；但这是荒谬的夸张。实际不到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军火本身虽然生产时成本很大，但它们只是没有销路的大战剩余物资，对它们定不了货币价值。如果把它们留在手中直到它们腐烂，只会增加我们贮藏、照料和保管的费用。

　　虽然干涉失败了，但有两个结果有持久影响。第一个是道德上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说，没有让忠于协约国的俄军没有自卫的手段。他们手中握有武器，要是他们是一个高素质的社会群体，较好地理解他们的事业和他们自己的同胞，这些武器能使他们打胜仗。这里，又是捷克军的业绩提供了这些时候在俄国什么是可能做到的一个准绳。至少可以说民族主义俄国人不是因缺乏武器而失败，失败不是因为缺乏武器，而是因为缺乏伙伴情谊、意志力和不屈不挠的坚定性。个人不乏勇敢与献身精神，也不缺乏坚定的决心；但是能使几万人即使在孤立无援中也会联合起来，为一个共同目的而一致行动的素质在沙皇帝国的残骸中找不到。在马斯顿沼地冲锋的克伦威尔铁甲军，护卫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的掷弹兵，加里波第红衫党人，以及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受很不相同的道德与精神主题的控制。但它们本身都燃烧着火焰。但在俄国只有火星。

　　干涉还有一个更有实效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在整个1919年全力倾注于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战争。他们的精力用在国内战事上。这就为位于俄国西部边界沿线的新解放的国家提供了无比重要的喘息时间。高尔察克与邓尼金及其追随者被杀死或被驱散了。俄国被封冻在无尽的冬天之中了。可是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最重要的波兰，在1919年却能建立文明国家的结构和组建爱国军队。到1920年底，保护欧洲免受布尔什维克传染的“防疫地带”，已由自身精力旺盛的有生命力的民族有机体组成，这些民族有机体敌视疾病并通过与疾病的危害作斗争以积累经验而具有了免疫力。在这同一时期，在法、英、意社会主义者中第一次出现了那种理想的破灭，那种情绪逐渐发展为对现状的强烈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