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内战·第十二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战后·第五》

出自————《战争通史》

　　幽灵的战争——农民——农民的长老或代表——半心半意的政策——寇松勋爵的批评——北俄罗斯——新建的旅——后卫——撤出——临别的打击——履行义务——高尔察克的垮台——援助的撤回——捷克军：帝国的财宝——高尔察克被出卖——高尔察克被处死——邓尼金的努力——征服辽阔地域的危险——波兰——邓尼金的责任——他的失败——反犹主义——邓尼金的毁灭——协约国的责任——缺乏协调一致——1919年12月的形势——难民——最后的恐怖。

　　01

　　在1919年，整个俄国打了一场奇怪的战争：一场在如此辽阔的地区打的战争，一支庞大的军队，实际上是几十万人的军队，打败了，被冲散了，瓦解了，失踪了；没有真正的战斗，只有袭击、闹事和屠杀，其结果是像英国或法国那么大的地区换主易手；是一场地图上移动小旗的战争，一场改变警戒线的战争，一场骑兵掩护部队前进或后退几百英里的战争，既无真正原因，也无持久后果；一场既不是勇猛又不是仁慈的战争。无论谁都能向前挺进，并感到容易继续向前；无论谁都会被迫后退并感到难以停止。纸面上看，它好像西线和东线的大战。事实上只是幽灵的大战：一场冥国国土上没有什么内容的、冷酷的、虚幻的战争。首先是高尔察克，然后是邓尼金，通过发动他们所谓的攻势，在广大地区前进。随着他们的前进，他们把战斗部队铺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散。看来他们的作战范围似乎是只求不断展开，直到一英里还不到一个人。处在中心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同样虚弱，但当时机到来时，不管愿意不愿意，总是要不断施压，在这里击一掌，那里打一拳。于是所有旗子往后退，城市易手，但可怕的报复行为落到了无援的人们的身上，然后对报复行为进行几个月琐碎的调查。浩大的自然或战略障碍，如漫长的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脉不再是休息的地方；获得它们或失去它们不再有战略后果。这是一种极少有伤亡、但有数不清的死刑的战争！记述俄国城市、王室和无数卑微家庭的这些悲剧，可能使图书馆里增加大量令人忧郁寡欢的书册。

　　但是俄国人口本是农村人口。千百万农民居住在几十万个村庄里。土地永远存在，大自然永远会结出果实。这个时期这些村庄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有一天我们与劳合·乔治一起进午餐时萨文科夫给我们说了一席有关那里的使人信服的话。在某些方面似印地安村庄，在村庄上空往昔时代的征服的浪潮被扫了回来。他们占有土地，他们杀掉或赶走以前的土地主人。村庄社会涌现出新的耕作的田野。他们现在有了这些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地产了。不再有地主；不再有地租。刚好有了土地及其全部收获。他们还不懂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他们还会有一个新的地主——苏维埃政府——新地主要征收更高的地租以养活饥饿的城市。这个地主是一个没人能杀他的集体地主，而他却能而且会毫不在乎地杀死他们。

　　他们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完全没有外部世界或现代设备，他们只能维持自己的粗陋生活。他们用兽皮制成外衣和靴子。蜜蜂给他们蜂蜜代替糖，还给他们蜂蜡供日落后可能需要的照明之用。有面包，有肉，有块根植物。他们吃、饮时蹲坐在地上。人类的事业与他们无关。共产主义或沙皇政府，世界革命或神圣俄国，帝国或无产阶级，文明或野蛮，专政或自由——这些在理论上对于他们来说完全一个样；而且不论谁赢在事实上也是一回事。他们生在那里就留在那里；在那里干辛劳的苦活以取得他们每日要吃的面包。一天早晨来了一队哥萨克巡逻队。他们说，“基督出现了；协约国军在前进；俄国获救了；你们自由了。”“苏维埃不再来了。”农民们咕哝几句，适时地选出他们的长老会议。哥萨克巡逻队骑马走了，随身拿走了他们所要的、带得走的所有东西。几星期也许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一个布尔什维克带着十几个持枪者乘着一辆破旧的汽车来到，同样说，“你们自由了；你们身上的锁链已被打碎；基督是骗人的东西；宗教是民主的麻醉剂；兄弟们，同志们，为享受新的伟大的日子欢呼吧。”农民们咕哝了几下。那位布尔什维克说，“叫长老会议滚蛋吧，穷人的剥削者，反动的卑贱工具。选出村苏维埃取代它，从今以后镰刀与斧头象征你们的无产阶级权力。”于是农民们赶走长老会议，用简陋的仪式重选村苏维埃。但是他们选出的正是此前组成长老会议的原班人马，土地仍旧在他们的掌握之中。那位布尔什维克和他的持枪者很快乘上汽车动身，在马达的哒哒声中驶往远处，也许驶往哥萨克巡逻队。

　　莫斯科控制着俄国；当协约国的事业在胜利中逐渐暗淡时，俄国并没有别的控制机关，只有《鲁滨逊飘流记》中克鲁索式的辛劳、自言自语和杀戮。古老的首都坐落在向四面八方辐射的铁路网的中心。在中央有一只蜘蛛！四面的苍蝇列队前进，抱着粉碎蜘蛛的徒劳希望！我一直认为只要有二三万坚定的、理解形势的、武装精良的欧洲兵就能迅速沿着向莫斯科汇集的大道前进，不会有严重的困难或损失；能重创向他们迎击的任何武装力量。可是不存在这样二三万坚定的军人或者不能把他们聚集起来。邓尼金的军队在广袤地区搜寻粮秣。他们夸口说具有大面上的政治影响。他们靠乡村养活，因征集而很快疏远了农民，这些农民开始时曾欢迎他们。要是邓尼金本人在南方一个地方聚集必要的供应，为直接扑向莫斯科做准备，要是他抓住西伯利亚军开始衰落之前的最佳心理时机，他本来有良好的成功机会。莫斯科及其无与伦比的铁路中心的主人，拥有一个军的可以信赖的军队，其力量和威望也许是不可动摇的。但是从来没有人对莫斯科作过一次冲锋；没有对这个神秘首都作过拿破仑式的飞扑；只在远处单薄无力的战线上徘徊，而且力量越来越单薄，越来越衰弱和胆怯。最后，布尔什维克处在圆圈中央，对方踌躇不前而又不充分集中，所以此时轮到布尔什维克进军了，他们在对方战线上什么都没有发现！只有无依无靠的人民或千万顺从的家庭和个人。

　　俄国军队打打停停，而且流动性大，这与协约国的政策或缺乏政策是相似的。协约国在与苏维埃俄国打仗吗？当然不是；但是他们一见到苏维埃俄国就开枪。他们在俄国领土上像是入侵者。他们武装苏维埃政府的敌人。他们封锁它的港口和击沉它的战舰。他们热切地希望和策划使苏维埃政府垮台。可是战争——令人震惊！干涉——令人羞耻！他们一再表示，俄国人怎样决定内部事务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他们是公正的。砰地关上了门！然后则进行谈判并试图通商。

　　读者很可能认为，五大国最后在6月份决定明确支持高尔察克，标志着怀疑和踌躇莫决的结束。但他们派不出军队；他们不能花很多的钱。但是他们可以用剩余军火和精神上的鼓励以及协调的外交手段给予有力的援助。只要他们实实在在地和真诚地在这些限度内一起行动，他们原本有可能达到良好的结果。但是他们支持高尔察克和后来支持邓尼金都只是半心半意的。另一个半心半意的表现是1919年的整个夏季一直表现摇摆不定，对反布尔什维克的前景持怀疑态度，又不知道苏维埃政府和第三国际的真正性质，且急于要知道莫斯科的极端主义者是否会对理性和耐性的做法做出反应。

　　寇松勋爵在1919年8月16日起草的备忘录，以严厉的言词描述了协约国行动的软弱无力和杂乱无章。

　　“不能说曾经采取过完全一致的政策，即使现在作为最后一招政策所根据的原则，在某些方面也仍有争论。有时行动由坐在巴黎的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政府的代表或由他们建立的组织机构采取，有时由各国政府自己采取。形势如此复杂，要使各方都能接受做出的决定，困难很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说，是要人们承认根本不存在的政策，这并非夸大其词。

　　“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国在会晤时——必须承认，采取不行动的对策敷衍塞责，这是太寻常了——往往采取一种不肯定的行动路线；财政负担往往几乎完全落在不具有最大能力或最不愿付钱的国家的肩上；其命运与我们有关的独立国家或社会群体，经常没有或始终没有最好利用所得到的帮助，同时又不停地叫喊，要更多的援助，应不应承认这个或那个社区几乎一直是每星期都要争论的事情，协约国派出许多使团设法在各地做整治混乱和恢复秩序的事；对于要追加大量物质援助的地方，我们提出的建议得到了上级的准许，其他地方我们则置之不理。……”

　　“在俄国西部战线，波兰和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正在对俄国苏维埃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就波罗的海国家而言，她们是否继续抵抗，主要取决于她们能够得到的物质援助的数量以及协约国政府决定对她们的民族愿望采取何种态度。从政治上说，目前的形势极不令人满意。英国政府已经承认分别设在塔林与利雅帕亚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临时政府，在巴黎的协约国代表根据承认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时所附的第五条，说明，‘如果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高加索和外里海地区与俄国之间的关系的解决办法，未能很快达成协议，解决办法将在与国际联盟的商讨与合作下制订，一到这个解决办法商订妥当，俄国政府应承认这些地区为自治地区，并进一步确认存在于该地区的事实上的政府与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政府的关系。’但是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步骤以设法保证与俄国接壤的国家应依照各协约国制订的政策进行合作，也没有向这些国家驻巴黎的代表进行通报，尽管这些代表一再要求告知各协约国政府的意图。极大的不满随后导致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独立。”……

　　“协约国缺乏明确的决定性政策，这一点在对待高加索战线各接壤国家的问题上也有不少表现。”……“这里和其他地区一样，各协约国的政策也徘徊于承认和有礼貌的冷淡之间。”……“一切全是变幻莫测和模棱两可的，随着将唯一的一支协约国军队撤退到高加索以南，可以预期将会发生严重的骚乱(如果不说恶化的话)。”

　　“仅凭我以上所述的不顺利的事态的发展，就认为它们主要是由于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缺乏政治眼光和缺乏政治上的协调一致所致，这也许是一个不能认为合理的推断。但是把挫折部分归咎于个别大国，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能够供整个战场使用的资源浪费于各个战场上，而不实行一种有组织的政策，借以集中各方面的努力，并在政治、军事和财政等措施之间进行适当的协调，这么说不会是不公正的。”……

　　02

　　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个应尽的直接而又明确的责任。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不引起灾难和不失面子地从阿尔汉格尔与摩尔曼斯克撤出。这是一个既困难又微妙的军事和政治问题。我向下议院提出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如下意见： [ 原注：1919年7月29日。 ]

　　“在德军抵抗被击破和停战协定签署之前，冬天已降临北俄罗斯海岸，阿尔汉格尔港将被冰封冻或事实上已被冰封冻，我们的军人被迫驻扎在这个荒凉和令人沮丧的地方，在引起我们最大焦虑的环境中度过整个冬天。显然，与他们处于冲突之中的布尔什维克如果愿意的话，本来可以集中一支他们投资建立起来的规模庞大的部队来北极圈的这一特定地区进行争斗；而我们的军队除小股部队外已与外界切断了联系。因此他们的处境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他们大部分为C3级士兵，但是他们有良好的精神状态，一旦答应他们在下一个冬天来到之前回家，他们会以很大的决心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保住了阵地，打退了几次十分严重的攻击。另外几次，如果允许对方发动攻击的话，结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就这样在整个这段黑暗时期一直维持这种局势。只是在冬天，在这个海岸整个被围困期间，这些部队人心惶惶，而且在经历的主要战斗胜利后产生的心力交瘁的情况下……还另有其他极大的困难，即必需向那些部队送出几个月所需的各种救济品或援助。

　　我还说：

　　“……不管在巴黎的协约国做出什么决策，我们在阿尔汉格尔与摩尔曼斯克的部队是相互依赖的，都将不得不留在那里直到仲夏。既然他们必须留在那里，他们也就必须有适当的给养支援。对他们必须供以维护其安全所必需的补给品，可按我说明的范围运抵部队，还必须供应他们可能需要的一切。有人对这些远征军队说三道四，这是没有用的。谁都知道为什么要派遣他们。他们是作为我们对德作战的一部分派出的。……那个理由现在已经消失，而按该理由派出的部队现在仍然在荒芜的北方海岸，锁在无尽的冬天的笼罩下，我们务必不可忽略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此外，我们对这些地区的拥护我们的事业的人民，以及在对德战争时期主要受协约国的鼓励、而且主要为我们自己的目的而组建的俄国军队，欠的情太多了。应特别关注这类事情，我们总是设法竭尽全力对那些信任我们、并因按我们的建议采取行动而陷入危险的人，尽我们的义务，这是这个国家的风范。”

　　为了保证协约国军从俄罗斯北部安全而体面地撤出，有必要增援他们。全体协约国希望尽快离开这个令人伤感的地点，英国因为自己处于指挥地位而且英军人数又超过远征军的一半，实际上负有组建后卫部队的责任。我们在那里的军队中的大多数理应回国，根据我们复员计划的条款离开军队。因此有必要招集一支特别志愿部队以接替疲乏和无耐心的被征入伍者，以结束这椿要事。3月4日战时内阁决定，加紧催促在巴黎的协约国代表，希望其同意北俄罗斯协约国军早日撤出北俄罗斯。为准备这样做和为应付存在于阿尔汉格尔的危险局面，战时内阁授权我做出任何必要的安排。

　　在执行这个决定时，我招募了两个新建的旅，每个旅4000人，由正在复员的大部队中的志愿人员组成。军官与士兵乐于应募，在几天之内名额即足。这些优秀的经过战争锻炼变得坚强的军人很快呈现出协调一致的队形。他们准备一等港口解冻就立刻被派往阿尔汉格尔。于是在其他人急于离开部队的最关键时刻，我们有了一支坚强、高效和装备精良的军队。这支军队刚一到达驻地去接替精疲力竭的驻军，在俄国友军中就爆发了一次大范围的危险的哗变。据说这种背叛是俄国人的特性；但是理由是简单的。从我们受议会和政治压力所迫，宣布我们的撤退意图的时候起，每个友好的俄国人都知道，自己是在死刑之下作战，而他们最安全的途径是离开协约国，以此为代价与自己未来的主子妥协。这个反应无论有多么令人不愉快，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因为我们必须执行自己的实际上不可避免的、明智的撤兵政策。

　　除了奥涅加地区的哗变分子整个投向布尔什维克外，其他地方的哗变都被一个波兰营和一个英国骑兵连的猛攻而遏止与平息了。但是此后2.5万到3万名由协约国组建的武装和经过训练的当地军队就不能作为一支援军而加以信任了，实际上必须看作是一种危险了。幸运的是退役的志愿人员已经不需要再执行他们清楚了解的这个任务了。总崩溃已完全避免，他们了解，在一切作战形式中自己均占有技术上的优势，他们占据着广阔但力量大大减弱的战线，已把反叛者夹送到后方去，他们能不费大力就打退正面的进攻。

　　为派遣新部队去北俄一事，我们受到了社会主义者和自由党反对派的猛烈攻击，某些保守党的报纸也没有放过我们。要不是我们对这些不负责任的劝告充耳不闻，坚决采取不受他们欢迎的措施，当然也就不会派出新军了。若不是新军队及时抵达，在7月份肯定会发生一场特别丢脸和规模巨大的总崩溃和大灾难。正因为有了新军这一道牢固的屏障，美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应征入伍兵的撤出和大量贮藏物资的运走，才得以不停地快速进行。这是停战后我们在北俄作战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作战的情况更为复杂，又引起了更多的争论。我于7月29日写给议会的报告中论及的局势与第一个报告相比并无好转：

　　“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战时内阁决定，在下一个冬天来到前必须撤出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的军队，内阁指示陆军部作相应安排。他们还规定，凡我们军队安全撤出该阵地可能要求或需要的不论何种支持，食物、救助物品、增援或援助等等，均应由陆军部提供和发送；此外还应该适当注意，我们与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各阶层人民，与应我们要求组建的当地俄军和当地俄国政府所订条约中我们应承担的义务。……

　　“这个政策的决定已向俄国领导人作了通报。4月30日高尔察克海军上将获悉，全部协约国军将在下一个冬天之前撤离北俄罗斯；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希望，北俄政府和俄国军队有可能在协约国军离开后独力坚持下去。这是容易理解的，如果这个解决办法能奏效，如果这个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能够自立或与主要的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军队联合起来，那末这些军队就能接防，我们就可以向那里的一部分居民和军队极为担忧和痛苦地告别，并向他们提供避难所和营房，这样就为选择留在那个海岸的所有那些忠诚的俄国人解决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

　　“虽然我们坐在英国家里的人似乎很容易说，‘清除，撤走，赶紧脱手，以免多受损失，让军队登船和离开，这是聪明的决定’。然而在当地，面对你一直与之一起生活的人，面对与之并肩作战的军队，面对在我们坚持下建立的小小的政府，面对小政府的所有机构及其下属分支机构和服务部门，当你使我们的军官和士兵与当地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时，要割断联系和离开当地，是一件十分困难和痛苦的事情。我不向下议院掩饰，我最真挚地希望并相信，按正常趋势，在我们离开后，当地北俄政府会有独立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在得到内阁或政府的完全同意后，我们严格依照参谋部的建议行动，已准备沿德维纳河向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伸出间接的某种程度的援助之手，希望他能够到达那个地区，联合当地俄军以稳定局势，并使我们在那里的事业蒸蒸日上，完全令人满意。”

　　然而北俄战事还有第三阶段。当最后可以肯定捷克军不再愿意而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也没有力量与北俄地区建立任何接触时，撤退的最后行动开始了。我们对这次行动的困难和危险非常忧虑，所以我们决定派一位最高军阶的司令官指挥这项工作。8月4日原第4集团军的著名军长将军罗林森勋爵上船去阿尔汉格尔。由他指挥：三个加强步兵营、一个海军陆战队营、一个机关枪营、二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和5辆坦克。强大的海军力量包括能上溯德维纳河的浅水炮舰以及其他充足的船舰。北俄政府见我们的决定不可改变，决心以他们的大部分军队和人员抵抗到底。他们从高尔察克那里接到了含有此意的紧急命令。这种孤单的希望与决心在英国志愿军中激起强烈的同情浪潮。罗林森严厉提示部下，服从是军人的首要责任，以此来抑压他们慷慨激昂的秉性，这是一项不愉快的任务。

　　撤离时打算对敌发动突然攻势作为掩护。要给敌人一个极为严重的打击，在敌人意识恢复之前，所有的英国兵和所有要求撤退的忠诚的俄国人都不会再留在海岸上。这次精心设计的军事行动在艾恩赛德将军指挥下由萨德利尔—杰克逊志愿军旅和俄国军队执行。8月10日横跨德维纳河的布尔什维克军阵地遭到攻击。进攻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达到所有的目的敌人6个营被歼。俘虏敌军2000多人，缴获炮18门以及许多机关枪。在占领了离我们原来阵地20英里的普恰加和博罗克两个村庄后停止前进。人们可以从以下事实来衡量红军的质量：我们的损失不超过官兵120人。

　　与陆军一起前进的海军小舰队在其可能到达的最远处的河道上布设了水雷，这样在一段时间内敌人船只即无法通过。敌人暂时瘫痪，我们进行了迅速和不受干扰的撤退，先撤到阿尔汉格尔防线，从那里又退到船上。粮食与武器留给俄国米勒将军及其军队。选择离开的6500名俄国人从海路前往已获解放的波罗的海国家和南俄。到9月27日完成从阿尔汉格尔的撤出；接着于10月12日进行摩尔曼斯克撤退。这次撤退实际上在毫无损失中完成，因为此时留下来的忠诚的俄军处于很有利的地位，撤出时他们实际上采取了一次他们自己的攻势。

　　在北俄罗斯英军从1918年春季到1919年10月停战前后战死、病死、受伤和失踪的总人数为军官106人，各级士兵877人，其中战死的军官41人，各级士兵286人。

　　图01、北俄罗斯。

　　Arehangel，阿尔汉格尔；Borok，博罗克；Kola Peninsula，科拉半岛；Lake Onega，奥涅加湖；Limit of British Ocupation,1919，1919年英军占领区界线；Medvyejya Gora，麦德维贾戈拉；Murmansk，摩尔曼斯克；Onega，奥涅加；Petrograd 100 Miles，距彼得格勒100英里；Povynetz，波维涅茨；Puchega，普恰加；R Dwina，德维纳河；R Onega，奥涅加河；R Vaga，瓦加河；Railways，铁路；Scale of Miles，英里比例尺；Soroka，索罗卡；Vorogda 170 Miles，距沃罗格达170英里；White Sea，白海。

　　这次成功的撤出是先撤协约国军，其次撤我们自己的军队和俄国难民。这次行动只是由于无视社会党人的派性，反对派的挑拨离间和报纸的责难才可能成功的。英国人是尽心尽力了。为每一个希望离开的俄国男女和儿童提供了安全。留在那里继续打内战的那些人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样做的。留在那里无限期地进行对俄国苏维埃的战争的力量不足，不可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后果是令人沮丧的。几星期后米勒将军的抵抗被扑灭；苏维埃政府在白海沿岸恢复了统治，将大量人处以死刑(一次就有500名军官)，就此熄灭了这些地区俄罗斯人生活与自由的最后希望。

　　此刻我能见到来自阿尔汉格尔的居民代表的苍白脸庞和呆滞目光，他们于1919年7月底到陆军部找我，乞求英国进一步的保护，对于他们我不得不作“含糊的回答”。所有这些可怜的工人和店主势将立即面对行刑队。挽救他们的命运的责任落在了打赢这场大战但没有完成任务的强大而光辉的国家身上。

　　03.

　　高尔察克与五巨头的通信于1919年6月12日令人满意地终止，随后他的垮台就开始了。6月上半月盖达将军的北部军团在格拉佐夫周围取得了少许进展。可是这并没有对我们的代表诺克斯将军掩盖住如下事实，即高尔察克部队的处境十分不利。西伯利亚西部军团5月初在乌法前线遭到重创，6月底北部军也陷入惨败的境地。因此到这个月底西部军和北部军溃退多英里到达彼尔姆。7月初那里战线的走向大致如下：彼尔姆以东——昆加尔——克拉斯乌菲姆斯克——辛斯克——斯捷尔利塔马克——奥伦堡。7月份西伯利亚军队不间断地继续后退；到7月底，他们已放弃埃卡特琳堡和车里雅宾斯克，丢失了乌拉尔山脉防线。8月初最高会议决定不再进一步帮助高尔察克，他显然迅速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诺克斯将军对西伯利亚军队的情况评论说：“士兵没精打采，懒懒散散，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军官能控制他们。这些士兵需要的不是休息而是艰苦工作和训练……敌人夸口说他将前往鄂木斯克，当前依我看没有办法阻止敌人。随着军队的退却瓦解也开始了，士兵偷偷跑回他们的村庄或者护送其家属去安全的地方。”整个8月西伯利亚军队不停后撤。9月初他们在人数上依旧超过布尔什维克军队，但是从5月起一直后退使他们的士气非常低落。然而在9月初季耶特里奇将军对敌反击，收复了近100英里地方。这次成功是短命的，到10月30日彼得罗巴洛夫斯克被布尔什维克占领。南部军团继续撤退，处于溃散状态，军团已不再是军事局势中的一个要素。因此在布尔什维克军与鄂木斯克之间不复存在任何阻力，鄂木斯克遂于11月14日撤出。11月17日政府迁至伊尔库茨克。盖达将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企图发动政变，这在当时看来似乎使伊尔库茨克政府触电般惊醒过来。但是西伯利亚存在的舆论越来越不满于高尔察克；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越来越有诱惑力。

　　当所有这些事态正在发展时，我尽最大努力劝说最高会议做出决定去指导和鼓励高尔察克。5月28日我打电报给诺克斯将军，告诉他利用他的影响，以便使这位海军上将“强调召开制宪会议和实行民主选举等开明原则，这些政令将确立俄国未来政府的基础”。诺克斯将军接到指示后，作了最大努力，以把高尔察克的抱怨和四大国规定的所有条件紧紧连在一起。诺克斯尽可能利用约翰·沃德上校的帮助，因为没有人能更好地表达“既反对专制政治又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爱国的英国劳动人民”的感情了。忠告伴随着帮助。满载货物的英国船舶一直到1919年10月仍不断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一年英国船装运供应西伯利亚的物资总共接近10万吨，包括武器、弹药、装备和服装。为执行议会的任务和内阁宣布的政策，沃德上校和他的米德尔塞克斯团于1919年9月8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乘船去英国。在他们之后11月1日又有“汉普郡号”启航。从此以后只有英国军事使团和铁路使团代表英国驻在西伯利亚了。

　　协约国和英国的支持撤离了，军队不停地后退，高尔察克的毁灭终于来到了。12月24日伊尔库茨克发生革命，1月4日海军上将请求捷克军保护。

　　可是捷克军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已经在1918年10月看到他们“在兴旺中有点疲劳”，并被白俄罗斯的处置不当所激怒。大战结束了，他们原来为协约国效劳的紧张士气松懈了。此后他们唯一的、最自然的愿望是回家。协约国的胜利解放了波希米亚。捷克军不再是哈布斯堡帝国的背叛者和卖国贼了。他们是捷克斯洛伐克胜利的军人和先锋队。本来永远不准他们回去的故乡现在发出了自由与光荣的光芒。指路明灯的光束穿过茫茫的俄罗斯雪原，照到他们的眼前时是多么明亮。

　　1919年初，捷克军开始不再是帮助的来源，而是确实危险的来源了。由捷克军逐步发展形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会议严厉地——无疑是有理由的——批评鄂木斯克政府。军队中各团建立了各种委员会，就像革命后使俄国军队腐朽的那种组织。他们的纪律及其战斗力松弛退化。春季他们从前线后撤，受命保卫铁路各区段。6月决定应尽快遣送他们回国。为此目的采取了适当步骤。

　　圣诞节前夕，名义上仍旧是西伯利亚总指挥的高尔察克住在伊尔库茨克以西约300英里的停在去尼吉尼—乌金斯克的铁轨上的火车中。与他在一起的第二节火车是俄罗斯帝国的国库，收藏着总价值6.5亿卢布(6500万英镑)的金砖，和大约价值5亿卢布的贵重物品和有价证券，后者已大大贬值。高尔察克已被他几乎全部的军队和随从人员遗弃。可是对海军上将充满不友好感情的捷克军的一个“突击营”依旧是他生命与财富的护卫者。传来消息说布尔什维克军队正从北方前来抢夺黄金，而统率捷克军的法国军官雅南将军打电报给“突击营”，命令退回伊尔库茨克，让高尔察克和黄金听天由命。进而1月2日高尔察克通过捷克军接到通知，“将护送各级最高统治者去安全地区。倘若因某种原因不可能护送所有级别人员，无论如何应保护海军上将的安全，并护送他去远东。”在这种情况下高尔察克于1月4日打电报到伊尔库茨克说，他将把自己交给捷克军。他的私人汽车车身上贴有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旗，装在运载“突击营”火车中的一节车厢里；在这节车厢后面的车厢里装有黄金。虽然他们要通过据说充满敌对叛乱者的地区，捷克军、黄金和高尔察克在旅途中都未受到骚扰，平安到达了伊尔库茨克。在这里的一个铁路岔道上海军上将和宝藏停了下来。

　　雅南将军的首要任务是撤出捷克军，但是他也要为高尔察克的安全负责。这两个任务若不是为了黄金本来都不难完成。在西伯利亚瓦解的社会结构中，每个人包括红军、社会民主党人或土匪都想要捷克军早点走，想方设法加快使他们离开。高尔察克本来可以毫无困难地和他们在一起。但是搬走黄金是一件难事，各种派别的俄国人准备泯灭他们的政治分歧，以阻止这个令人忧虑的事情发生。雅南将军于1月4日接受了运走黄金的任务，他浪费了10天时间为此事进行会谈和讨价还价。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军队正在接近伊尔库茨克，当地社会民主党政府天天激动得满脸通红。形势变得明显地具有威胁性。受黄金消息激励的红军尽管素质不好，但大部队即将到达。在西伯利亚有一些有本国军队伴随的协约国特派员，他们紧急发电报给雅南将军说，如果他在伊尔库茨克再耽搁下去，他们将不能帮助他撤出。没有理由认为，即使捷克军配置得当，他们的力量也不足以带着海军上将及黄金强行打开一条通道冲出来。但是空气中弥漫着恐慌和阴谋。雅南将军于1月14日与伊尔库茨克当地政府开始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帮助捷克军离开，但黄金与海军上将高尔察克这个人应留下来。

　　海军上将的一个参谋马利诺夫斯基在日记中说，“1月14日下午6点两个捷克军官宣布，他们刚接到雅南的命令，把高尔察克和他的参谋人员交给地方当局。海军上将一直保持平静，既不说话也没有姿态表示，他不让捷克人感觉到他怕死。海军上将带着燃烧的目光和苦笑说，‘那么这就算是雅南给我的不受阻碍去东方的保证了。一个国际背信行为。我已为任何遭遇作好准备！’于是他与他的总理M.佩佩莱耶夫被监禁于伊尔库茨克的牢狱。”

　　这些做法震惊了在远东哈尔滨的高级特派员们。从他们近日要求雅南从伊尔库茨克撤退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处境也不很妙。他们的告诫现在得到了无礼的回答。雅南将军说，除非他们交出海军上将，否则捷克军将遭受攻击，高级特派员们的行动没有丝毫帮助，往往只会把事搞糟，他不承认他们的管辖权。他说，“我认为自己应对捷克政府负责，它命令它的军队返回捷克斯洛伐克，我还对在巴黎的协约国会议负责，它命令我执行这次撤离任务。”

　　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位军官处境的各种困难。通过更细致的分析很可能将更清楚地发现这些困难。

　　1月21日已经几乎变成红色的伊尔库茨克社会民主党政府宣布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的密使入城，赤卫队取代粉红色的卫兵看守高尔察克。2月7日天亮之前海军上将和他的总理在狱室里被杀，布尔什维克以习惯的方式用自动手枪顶着他们脑后开枪。没有任何形式的审讯，但也看不出他们曾被拷打。

　　大量黄金与贵重物品的命运是十分神秘的。这批东西无疑是落入苏维埃政府之手了。但是完全不清楚苏维埃政府是否得到了全部。6个月后弗兰格尔将军的政府困难地调查了据报存入旧金山一家银行的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但是他活得不长，未能把此事深入追查下去。

　　可惜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军的重要纪录竟在高尔察克投降时毁坏了。看来似乎有一段时间，关于捷克军的一些神话是与他们此前一直在真实的历史舞台与衣衫褴褛、道德败坏的西伯利亚观众混合演出的戏剧不符的。

　　04

　　邓尼金的军事努力重要而持久。按照总参谋部的建议，英国的援助从6月份起集中供应他。25万支步枪、200门大炮、30辆坦克和大量弹药与装备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运至诺沃罗西斯克港；还派去几百名英国军官及未授军官衔的军官作为顾问、教练、司库员，甚至还有少数飞行员，以加强邓尼金的军队的组织。邓尼金拥有一年前在阿列克谢耶夫和科尔尼洛夫部分的俄国志愿军里为俄国事业(当时它仍是协约国事业)而战斗的那个英雄团体的核心分子与幸存者。因此他拥有虽为数不多但能力较强的、坚决而忠诚的军官。如我们已见到的，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夏季渐渐消逝，他的战线迅速向北推进，直到它们从西部大城市基辅几乎延伸到里海。在这次连续5个月的攻势中(从1919年4月到10月)，邓尼金获得25万俘虏、700门大炮、1700挺机枪和35辆装甲列车；10月初他到达离莫斯科不到220英里的图拉，军力差不多与他的对手相等，即大约有23万人。我于1919年9月22日(当时邓尼金仍在战场上)给内阁的全面情况报告说：

　　邓尼金将军的军队控制下的地区包含不少于3000万的欧洲俄罗斯人，和俄国第三、第四、第五大城市。这些地区容易与英国和法国进行贸易，这种贸易是目前那里的人民急需的。他们拥有铁路网，如果能得到车辆的话，那些铁路会处于比较良好的工作状态。那里居民彻底厌恶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有的按他们的自由意志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过调查，有的受过它的压迫。毫无疑问，这3000万人的意愿若能以公民投票来表达，一定会压倒多数地反对把他们再次交给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此外，邓尼金将军控制的军队虽然大部分是在志愿基础上募集的，但它迅速发展，到目前肯定总数已超过30万战斗员。……我们的政策应该继续保持与邓尼金的友好接触，完善军火的运送，以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帮助处于困难中的他，尽可能以政治忠告指引他，阻止他落入反动分子手中。尤其是而且看来最重要的是，在已获解放的广大区域内发展贸易与信贷，使得那里人民可以将他们的状况与在布尔什维克俄国充满的不幸作对比。可以看到邓尼金将军从不要求派去军队。在最近9个月里有一个英国中尉在一辆坦克里轻微受伤。这是我们获悉的唯一英国伤员。没有更多的金钱支出(除了剩余军火难以确定的价值外)，没有军队支援，除了让有限的技术人员组织鼓励、协商，以及商业——这些是仅需的手段。……

　　在西侧，邓尼金将军接触的是佩特卢拉率领的力量相当薄弱的乌克兰军队。邓尼金与佩特卢拉间有争议的问题是统一的俄国还是独立的乌克兰问题。罗马尼亚人感觉到他们只能从衰弱和战败的俄国手中夺取比萨拉比亚，自然会支持佩特卢拉。协约国的责任是设法协调这两种冲突的观点。为什么认为这点做不到呢？俄国的构想是由许多自治国家，联合在一起在联邦基础上建立俄罗斯联盟。在这个构想中所有合法的愿望都可以包含在内。这样的俄罗斯帝国对世界未来和平的威胁比庞大的中央集权的沙皇政府为小。现在所有俄国政党和军队都处于危急形势，明智地执行协约国政策有可能推动事态出现此种转折。瓜分或肢解俄国的政策虽然可能暂时成功，但不会有永久性的结果，只能导致无限的连续战争，由此最后在布尔什维克或反动的旗帜下，出现统一的军国主义的俄国。因此，所作的一切努力应该指导事态进入建立联邦化俄国的渠道，不抱地方自治或全面统一原则的先入之见。

　　贝拉·库恩在普遍憎恶中倒台，完成这次倒台之容易对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体系的威望是最沉重的打击。它对整个形势的影响不应低估。

　　更北面，在佩特卢拉的乌克兰军队的左边是波兰战线。这条战线也在最近4或5个月里不断向前推进，布尔什维克军不断败在波军手中，付出了沉重的人员与弹药的代价。波军战线现在有许多地方建立在俄国领土上。波兰人现在很有可能向协约国提出如下两项行动方针：

　　(a)协约国应为50万波兰军队提供经费，波军将长驱直入俄国心脏地带并占领莫斯科，或者

　　(b)波兰人将与布尔什维克讲和。

　　这两项行动方针在当前都是有害的。向世仇俄国挺进直抵莫斯科，将唤起在布尔什维克国际政权统治下潜伏在俄国那些地区的不管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且这个计划是任何协约大国在供应资金时都得不到本国舆论支持的。另一方面，如果波兰人与布尔什维克缔结单独的突如其来的和平，在波兰战线对面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它是目前战场上第三强大部队)便能迅速转移，去攻击邓尼金；这样可能根本上危及邓尼金的继续存在。对于我们来说鼓励波兰人谋求这样突然和单独的和平，特别是在万事都处于关键性的紧要关头，就会使如下努力彻底失效：

　　(a)协约国答应支持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一般政策，和

　　(b)英国运送大量军火给邓尼金的特殊政策。

　　这将是用我们的左手去取消我们的右手所做的事情；而且如果在同一战线的不同部分执行相反的和矛盾的政策，那末我们所能做的也就仅仅是，延长无益的流血和阻止建立任何形式的稳定的权威机构。因此看来很清楚，我们目前的政策应是说服波兰人，在今后几个月里按照现在正在做的做下去，也就是在他们选择的有利的地方和时间打击和打败在他们边界上的布尔什维克军队。不要准备决定性地进入俄国心脏地带，也不要单独媾和。

　　关于波罗的海国家，我们的政策应与对波兰的政策相同，即不采取强烈的重大军事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会使协约国必须做出重大牺牲或担负直接责任；但在另一方面，对现存的反布尔什维克努力应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并尽可能协调它们的行动，以避免战线的这一部分过早地和不合时宜地崩塌。

　　但是邓尼金的危险与他打胜仗的机会同时增加了。他要负责俄国很大的一部分国土，但恢复社会繁荣与满足人民需要所需的道德上、政治上和物质上的资源则一无所有。人民尽管欢迎他的军队害怕布尔什维克，但是在经历了恐怖年月后被吓得不敢集会支持他。在物质缺乏和秩序混乱的时候，加上铁路瘫痪、商业停顿，管理若干大城市和省份的人民生活的责任，落在了一个耿直、勇敢和新近才对政治事务有兴趣的军人身上，何况他已经过重地负担了组织军队和指挥战事的任务。在他四周的政治幕僚力量软弱，而且又鱼龙混杂意见分歧。有人怂恿他竖起帝国旗号，以沙皇的名义前进。单是这一点就将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喜出望外，这是双方所有的人同样了解的。他的多数顾问和主要军官都明确表示他们绝不容忍这样的一个决定，另外一些人劝他宣布，土地应留给已经占有它的农民。他对这些人的回答是：“那末我们还比布尔什维克好吗？”但是最坏的分歧出现于对从俄国分裂出去的国家与省份的政策上。邓尼金主张俄罗斯祖国应如他理解的那样完整。因此他成了反苏维埃战争中自己的盟友的敌人。为生存而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武力和宣传的斗争的波罗的海国家，与否定它们的独立权利的俄国将军没有事业上的共同目标。在与苏维埃的战斗中提供最大和最强军队的波兰人看到，在共同胜利的明天，他们还必须反对邓尼金以保卫自己。乌克兰准备为自身独立而与布尔什维克作战，可是引不起邓尼金军政府的好感。

　　在每一阶段这些对抗都提出了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个问题远远超过邓尼金所能对付的范围。难道这个问题超过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的能力了吗？聚集在巴黎的政治家难道不能协调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吗？他们曾对高尔察克与邓尼金说过：“除非你们与交界的国家达成协议，承认它们可能的独立或自治，否则不再提供弹药。”既然已经对俄国领导人提出了这种先决的强制条件，聚集在巴黎的政治家难道不能运用他们的整个影响使所有与苏维埃俄国作战的国家联合起来吗？如果不能，那末在更早阶段对各种事态放任自流不是更好吗？如果五大国打算在5月份对高尔察克发布宣言或要使宣言切实生效，协约国的俄国委员会肯定是一个有效的机构，设立这个机构是我于2月份在巴黎提议的，当时迫切需要立刻提出建议。然而每件事都是不完全的、脱节的、半心半意的、不协调的，有时实际上是矛盾的。

　　我利用我所有的影响阻止过分的行为并促进一致的行动。9月18日：“邓尼金将军在解放地区不但做他力所能及的任何事情，以阻止对犹太人的屠杀，而且颁发布告反对反犹主义，这有非常重要的意义。”9月20日：“实行乌克兰与邓尼金之间关系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有必要避免出现让他继续使用军队反对佩特卢拉的形势。……来自莫斯科的一份报告说，绿卫队数量上有发展并在该国许多地方建立了组织，如果他们不怕白军的报复，可能会容易地利用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邓尼金对这点完全理解吗？”10月9日我打电报给邓尼金催促他“加倍努力遏止反犹情绪，以这种遏止行动来证明志愿军的荣誉”。11月7日我又说：“我鼓励一个强大俄国和英—俄集团的发展，希望以此发展邓尼金战线后面的贸易与信贷。”

　　俄国人的反布尔什维克努力在9月份达到顶点。高尔察克依旧在西伯利亚形成一条战线，甚至稍有进展。率领以雷瓦尔为基地的西北俄军的尤登尼奇，实际上在为占领彼得格勒而战斗。全面动员的芬兰只需大国最轻微的鼓励就会向该市进军。英国封锁波罗的海的海军中队的摩托艇小分队，强行闯入喀琅施塔得港口，凭借无比大胆的英勇行为，再加上显然还有海军部独特的创议和授权，在内湾击沉了两艘俄国战舰。邓尼金的战线环绕整个南俄，并稳定地向北移动。但他与乌克兰之间争端的处置方法，以及波兰对俄的坚定压力，可能是起了决定性作用。一切全成泡影。高尔察克筋疲力尽。芬兰人受到协约国的冷淡和阻止，懒散地站在一旁。尤登尼奇因为未得到援助而失败了。波兰一直没有生气。邓尼金和佩特卢拉打了起来，邓尼金的军队刚刚全面打败这个乌克兰领导人，此时他自己膨胀的战线被布尔什维克的反攻突破。这支衰弱、分裂、犹豫和混乱的军队以及与苏维埃俄国重叠和搭接的国家的巨大包围圈，没有能力同时施展压力。11月邓尼金的军队瓦解了，他的整个战线以哑剧似的高速度不见了。这些灾害及原因，我于9月15日在一份备忘录中已详述过，在这里无法更细述了。

　　一年内协约国使用了大量金钱和相当数量军力以反对布尔什维克。英国花费了近1亿镑。法国在3000万到4000万之间，美国在西伯利亚至今仍保持超过8000人的军队，日本在西伯利亚东部有3万到4万人的军队，她现在还在为它提供增援。高尔察克的军队主要由英国武器进行装备，5月份总数达到近30万人，邓尼金将军的军队目前总数约25万人，除此之外还有可能投入战场的10万芬兰人。还有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完整地保持着从波罗的海到波兰的各自的战线。最后还有强大的波兰军队，还有可以从罗马尼亚和在较小程度上从塞尔维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得到的帮助。从上面所说看来，很明显，如果现有力量联合使用的话，本来可以轻易地取得成功的。可是成功由于完全缺乏联合而消失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之间完全没有任何明确或决定的政策。有些国家赞成和平，有些国家主张战争。结果是他们既不讲和又不打仗。如果他们在战线的一个部分打仗，他们就急忙在战线的另一部分讲和。如果说他们鼓励高尔察克与邓尼金，花金钱和派军队支持他们，他们却并没有鼓励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每次关于建立统一机构，以指挥与监督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提议均遭否决。6月份5位全权代表口头答应高尔察克继续用物资给予他支持，但从那天起却连接不断地撤回对他的一切支持。这一年中芬兰有两个时期打算进军，与尤登尼奇军队和爱沙尼亚军队联合以占领彼得格勒。在如此壮举中没有给芬兰以丝毫的支持与鼓励。波兰准备对布尔什维克保持强大的压力，可是实际上波兰受到了阻拦。至于一些小国，他们被告知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讲和或不讲和，但无论如何他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所有这些步骤都完全与和平政策或严守中立的政策相吻合，这些步骤肯定与战争政策不相吻合，这种政策实际上正在环绕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巨大北极圈的其他地区执行。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成功地逐步发展了他们的军队。这些军队远较潜在的反对他们的军队软弱；可是，当邓尼金站起来时高尔察克被打败和击破了。在最近5个月间，邓尼金的力量稳步增强，他的军队获得了巨大胜利，但是由于高尔察克的失败和整个西(欧洲)线的沉重压力的实际停止，反对邓尼金的力量在逐渐积累加强。在最近3个月中布尔什维克能从高尔察克前面、从波兰人前面、从波罗的海国家前面调集大量的兵员，他们实际上还能把整个后备力量投入南部即邓尼金战线，因此他们拥有了人数上超过邓尼金的巨大优势。邓尼金的军队现在也有了最好的军队，但由于处在超过1200英里的战线上，实际上是成一线铺开，那些具有数量优势的部队现已到处逼近了。虽然依旧有仗要打，虽然他的军队的抵抗力依旧相当强，但是作为有效的军事要素他们可能要被压倒和瓦解了。协约大国已公开宣告撤回支援，由于缺乏任何精神上的支持或有力的一致行动，所以邓尼金的军队有被协约大国抛弃的感觉，这很容易产生一些严重的状况，这种状况会导致全军的彻底毁灭或消失。高尔察克军队和政府的毁灭几乎是彻底的，整个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一直到贝加尔湖，到处遍布布尔什维克军队或者是呈绝对的无政府状态，贝加尔湖以东则受日本人的有效控制。突厥斯坦和中亚各省，已遭布尔什维克蹂躏，他们已经威胁波斯，并正在与阿富汗勾结。尽管协约国协调一致的努力很容易支撑高尔察克，帮助邓尼金走向成功，使尤登尼奇能与爱沙尼亚人和芬兰人协作占领彼得格勒，但布尔什维克如今在他们活跃的各条战线上都接近全面的军事胜利了。

　　我们现在面对的正是由这些事实所产生的形势，波兰人的寂然不动已使布尔什维克能集中攻击邓尼金；如果邓尼金毁灭，如果布尔什维克愿意的话，将能集中力量进攻波兰人。由于邓尼金兵力的增强及其军队所作的努力，因而波罗的海国家减少了承受的压力，芬兰仍能保持无声无息的存在。现在发生在邓尼金身上的事情已经在波罗的海地区产生意义重大的变化。布尔什维克的谈判代表完全改变了他对小国家说话的语气，由于改变了的军事形势，好像他们做什么都有正当理由了。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的恐惧已经明显，而且随着邓尼金好运与力量的消失将变得越发明显。据最近电报报告，芬兰现在动员了10万兵员作为防御手段，这个数字的一半在两个月前如与尤登尼奇的努力联合，就足够攻取彼得格勒，邓尼金的垮台将使布尔什维克能控制里海，使他们能与恩维尔和穆斯塔法·凯马尔等领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建立密切和有效的关系。如果那种情况发生，波斯承受的压力和阿富汗国内的危险将立即呈现出直接的可怕的性质。

　　人们常说，推测未来或沉溺于预言毫无用处。但可能紧接着邓尼金垮台而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确需要在事先仔细考虑，因为这些事情是确凿无疑的、明确的，并不遥远的。到目前为止，讥笑邓尼金的努力和完全沉溺于悲观主义和漠不关心的小聪明是一件低级的事情。迄今协约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主要使用俄国军队。这些俄国军队都垮台后，情况会怎么样？据最新无线电报告，季诺维也夫曾使用过最意味深长的措辞，这些言辞清楚地揭示出布尔什维克已取得军事胜利，其领导人的思想已产生了令人陶醉的影响。据报道他曾说：“俄国必须获得和平，不是社会主义需要和平，而是资产阶级需要和平。”布尔什维克现在对爱沙尼亚提出的要求，芬兰已经认识到的威胁，中亚和朝印度边界方向出现的形势，就是这句话含意的最初的例证。

　　原本只需采取正确的协调措施，而不必要大量增加人力财力，我们就能建立一个对协约国友好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现代化俄国，但现在我们却离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近在咫尺，它是一个彻底军国主义化的，完全靠军国主义生存的国家，对协约国极端仇视，随时准备与德国合作，而且构架的大部分已经由德国建立起来。认为波兰可阻止此种危险的想法是幻想。认为波兰会在东边坚持防守，直至最后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均被一一消灭，然后还会在西边保持对德的强硬态度，这种想法同样毫无根据。谋求由协约国出钱出军火加强波兰，同时又静观邓尼金的覆灭，静观随后布尔什维克军队的主力出人意外的壮大，以至于如今波兰必须与之斗争的敌人的兵力，达到原来的三、四倍，这是明智的政策吗？一方面承认每个国家应有独立和安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保证，挣脱俄罗斯帝国的桎梏的每个国家都有独立和安全，另一方面又拒绝承认和援救邓尼金将军军队的兵源——其力量无疑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并覆盖着俄罗斯部分广大领土和人口的——这样做难道是公正和合乎逻辑的吗？

　　认为整个这一年我们一直在为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打仗，这是一种错觉；正相反，是他们在一直为我们打仗。从他们被消灭和布尔什维克军队主宰了俄罗斯帝国的整个广大领土的那一刻起，这个事实就变得日益明白，令人痛苦。

　　随着邓尼金的失败日益明显，大国给予他的断断续续的支持迅速撤回。1920年2月3日我奉命指示霍尔曼将军把事实坦率地告诉俄国领导人。“我不能提供任何期望，以使你认为英国政府除在最后一揽子计划中已经应允的之外还会提供任何进一步的援助。英国政府也不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在波兰人、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等与邓尼金之间建立一个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侵略联盟。它的理由是，自己不拥有足以将这样的事业进行到底和获得成功的人力或财力资源，也不想鼓励别人，因为自己没有力量支持别人。……英国政府在与法国政府达成一致后，在与俄国接壤的国家受到苏维埃政府进攻时，将给他们一定程度的支持。……争论这是一种明智的政策还是一种正确的政策没有用处。它是我认为就要发生的事。有人说，与俄国接壤的国家只是为独立而战，而邓尼金是为控制俄国而战。我们不能答应为支持这后一个目标作进一步的努力，尽管我们同情这一目标。……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怎样从这艘失事的沉船中拯救尽可能多的生命。”

　　我现在把希望寄托在能为南逃躲避红色政权报复的大批难民找到庇护所上，哪怕是临时性的也好。顿河和库班河流域的哥萨克领土，由于当地人都是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或许可以组成一个独立或自治的地区。如这里不成，还有克里米亚半岛。邓尼金军队的零星残部和几十万流离失所的平民难民进入这块肥沃的半岛很快就会拥挤不堪，陷入不幸与匮乏的困境。邓尼金的位置由弗兰格尔将军接替后他们的防线还维持了几个月，这个新人有不寻常的精力与品质，但他到达白俄决策机构的最高职位时已太迟了。英国舰队以号炮的形式给予道义支持，同时还参加救济工作、阻止布尔什维克军从海路入侵克里米亚。但在7月，沼泽防线干涸了，陆地防线崩溃了，克里米亚遭侵入受蹂躏，接着是可怕的难民群蜂拥至君士坦丁堡。所有的船只还不够运载一半惊慌失措的人群。野蛮的敌人非常得意地击倒了这最后一批感到绝望的防御者。天花与斑疹伤寒和战争与饥荒结成新的联盟。满船身无分文的感染疫病的人——有时都已死亡或奄奄一息——源源不断地来到这个已经拥挤不堪、贫困而匮乏的土耳其首都。这最后阶段的恐怖还未被外界所知。英国的陆军部队和水兵以及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些英国和美国的慈善机构，在当地的救助中几乎罄其所有，而“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把目光转开，把耳朵塞住。他们不希望知道得太多，像在贝雷西纳的拿破仑那样回答说，“请您别打扰我的安宁。”毕竟死亡是仁慈的，死神肯定忙得厉害。

　　这就是大战中的战胜国对俄国事务所能提供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