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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命运的一年1917·第五

决定命运的一年1917·第五

作者:汉森·鲍德温·美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纲

出自————《战争通史

   1917年很可能是历史将永志不忘的一年。美国背弃了乔治·华盛顿关于不卷入联盟的忠告而参加了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和“保证世界民主制度安全的十字军”。

        在俄国,从这个“东欧贫民窟与犹太区”兴起了一场民族革命和国际密谋。其激烈的后果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仍然影响着世界。战争宣传——“邪恶的流言四起”——煽动着人们的情绪。有些流言是真的,大部分则是假的。但是,说实在的,虚构大王们远远跟不上真正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战争规模扩大了,越来越大。试看在法国的英军炮兵拥有的各种口径的火炮数:1915年1月1日拥有轻型火炮749门、榴弹炮882门;迨至1917年1月1日,分别增至3,433门和1,574门。

   西线

   1917年协约国的计划是预想几乎同时在三条主要战线——西线、东线和意大利战线发起“决定性的”进攻。一如既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 译者注:此处原文引用R.Burns诗:“鼠与人之最周密的计划也常有乖误”。 ] 事件的发展总是超过希望。1917年1月的德国(它的军队感受到了多线作战的压力,而且在索姆河遭到削弱),在西线的兵力对比上处于劣势:协约国军队约达400万人,德军约有250万人。因此,德国的计划预计在西线实施防御,在海上开展无限制的潜艇战,同时援助奥匈对付意大利。

   尼维尔将军,这位霞飞的继任者,血气方刚而且好大喜功,他劝说法国政府实施无情的、猛烈的进攻。他计划对努瓦荣大突出部翼侧实施一次大规模的“巨人般的拳击”;努瓦荣正是协约国三年来力图加以消灭的那个突出部。但是德军又一次率先行动了。

   这一次是退却而不是进攻。从2月25日到4月5日,德军在鲁登道夫巧妙的指挥下,实施分阶段地从努瓦荣撤退,退到一系列正面较狭窄的预设阵地上;这些阵地史称兴登堡防线(德国人称之为齐格菲防线)。撤退最多达31英里以上,这是三年大战中在西线最大的一次运动。新的阵地与纵深野战工事相结合,极其坚固,缩短了的防线使用不到13个师的兵力即可防守。因此,这次撤退有助于满足德国最大的需要——后备队。在德军后面,在他们那放弃了的曾经长期固守的突出部,他们留下了一片“焦土”。水井撒了毒药,建筑物残骸上装有饵雷,村庄、公路、树木和铁路都被彻底破坏;毫无人烟,只有一大片荒野。协约国军追击退却之敌的同时不得不从头建设。

   但是,刚愎自用的尼维尔(他是历史提供的富有说服力的个人对政客们产生影响的最好典范之一)并没有灰心丧气。他发起的进攻比以前规模更大,也组织得更好。他广泛地散发进攻计划和指令,甚至在伦敦的宴会上对女士们公开谈论即将来临的交战。没多久,德国人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了解就和尼维尔一样多。

   在4月9日那个可怕的复活节早晨,英军开始了1917年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局;这一战局以进攻阿拉斯为起点,兴登堡防线西北翼即位于该地之维米岭。从4月9日到24日,在14英里的正面上,埃德蒙·艾伦比爵士指挥的第3集团军和1个加拿大军(开始突击时辖12个师)不顾敌人的顽抗,奋力进攻。海格对最初的失利的回答是使用更多的火炮,炮火准备持续了一周,交战过程中消耗的火炮及弹药约达8.8万吨。新式的触发引信瓦斯发射器对进攻者是一个帮助。在同里希托芬“特技飞行队”进行的出色空战之后,英军最终赢得了空中优势。加拿大军队占领并固守着制高点维米岭,这是一年以后才获得的进展。但是,1917年阿拉斯之役仍然是有限的胜利,因为在20英里的战线上,只向前推进了2至5英里,虽俘德军18,128名,缴获火炮230门,加上德军5.7万人的伤亡,但英军也付出8.4万人的代价。

   当大炮仍在阿拉斯轰鸣时,由法军第5、第6、第10和第1集团军(约54个师,包括14个师的预备队)组成的尼维尔攻势的强大主力部队,于4月16日对德军发起突击。第二次埃纳河交战在从苏瓦松到兰斯宽50英里的战线上展开,包括650英尺高的舍曼代达姆岭和克拉奥纳平原,加上深谷在内的这一带地形,已被德国人变成“真正的堡垒”——欧洲最强大的阵地之一。

   尼维尔把宝押在1,100万发炮弹和十足的信心上,但为时不久。大吹大擂的“结束战争的突破”在头一天就完全停止了,最后法军占领了舍曼代达姆岭这个制高点,并在德军战线上造成几个浅近的突出部。到5月下旬,当交战结束时,法军已损失约12万人。

   尼维尔连同他的大话全完蛋了。“凡尔登的救星”贝当接管指挥权。第二次埃纳河战役,加上尼维尔,成了折断骆驼背的几根稻草 [ 译者注:意指引发一场大祸的最后几个因素。 ] 。法国陆军发生了兵变,这也许是现代史上一支庞大军队中发生的最大兵变。徒劳无益的流血,无止境的战斗,不充分的休假,贫乏的娱乐设施,官兵间无法弥合的鸿沟,反战罢工,煽动和国内绝望情绪,德国的宣传以及俄国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起了作用。整师整师的部队拒绝执行任务。

   兵营贴满了布告,宣布士兵们拒绝再回到堑壕去……奉命上前线去的一个营在树林中解散了。回家休假的士兵在火车上高唱国际歌,要求和平。在16个不同的军团中都发生了兵变……许多青年步兵游行穿过一个法国城镇的街道,学着羊的咩咩叫声,表示他们像羔羊一样被赶赴屠场。

   与法军一起服役的俄国旅在战斗中受到虐待,伤亡惨重。他们造成麻烦最多,以致不得不把炮口转向他们。满腹怨气的幸存者中包括一名罗·雅·马利诺夫斯基军士,此人将在几十年后另一次大战中成为一名红军元帅。

   对亨利·菲利普·贝当来说,这是他最光辉的时刻。贝当对法国大兵怀有同情心,他以士兵保护者而著名,受到他们的尊敬。贝当是个勤奋不知疲倦的人,在他担任统帅的头一个月中,他就亲自走访了约90个师,倾听士兵们的抱怨,劝诫军官,安排更多的人休假,改善娱乐生活,并且加强领导。

   最后,调查和军事法庭宣告结束,某些类似纪律的东西得以恢复,约55名叛乱首领受到处决,法国继续进行战争。

   但是很谨慎,1917年剩下的时间主要用于缓慢的恢复。贝当知道法军必须休整和恢复元气。他告诉英国人,在协约国等待美国人力来帮助扭转局势的期间,英国必须肩负起西线的重担。

   这是棘手的事。因为年初看来似乎对协约国有利的西线战略形势这时已发生了逆转。俄国革命使德国腾出手来对付西线;灾难深重的意大利需要援助;法国的陆军师只能防守从瑞士到海边这一漫长战线上平静的地段。但是兵变一直保密,德国直到很晚才得知法国的这一严重情况。

   于是英国承担起重任。海格在法国兵变爆发之前许久,曾在一个时期计划在佛兰德发动一次攻势。兵变似乎更增加了把德军吸引到英军战线的理由,英国情报机关也对德军的弱点和低沉的士气提供了越来越乐观的估计。声名狼藉的伊普雷突出部(荚国大兵称之为“抹布”)又一次被选作大规模交战的战场,比利时海峡诸港口好像引人入胜的海市蜃楼,那将是对胜利的奖赏。

   6月7日,海格对瞰制伊普雷突出部的梅西讷岭发动一次有限目标的进攻,以保障他的主攻的南翼。

   赫伯特·普鲁默爵士指挥的第2集团军在9英里的正面上实施了一次精心准备的突击。突击之前。它在英国飞机的支援和指引下,进行了长达十七天的密集炮击。自1916年初以来,英国一直挖掘通向梅西讷的坑道,而德国人则一直针对英国人的作业埋设反坑道炸药包或进行对壕作业。这场黑暗中的战斗,在炮弹破坏的地面下长达百英尺的距离上进行,不时导致坑道内的肉搏斗争,士兵们相互卡对方的咽喉,用镐和铁锹将对方打死。

   但是在梅西讷,英国无论在地下、地面和空中都获得胜利。6月10日3时10分,19枚地雷约500吨炸药在德军阵地下同时爆炸,继之以令人生畏的炮击。只有一些被震昏的德国士兵还活着。稍后,德军预备队开进来填补空白,英军艰苦奋战,但在夜幕降临前攻占了梅西讷岭,从而保障了伊普雷突出部南翼的安全。德军防御部队的伤亡头一次略大于实施进攻的英军。

   这场大战中最残酷的交战之一——第三次伊普雷战役,经过长时间准备之后于7月底开始。梅西讷使德军警觉,他们组建了预备队,加强了防御线,更重要的是,佛兰德平原是一片沼泽地,烂泥坑,泥淖深得足以淹死人和动物。污水沟和渠道已被连续炮击所破坏。经过三年的战争,昔日这块肥沃的农田已经变成恶梦中的景象,在步兵发起突击的那天(7月31日),下了一场持续的大暴雨,接着又是几个阴雨天:

   ……士兵们疲倦地在隔泥板铺成的狭窄小道上蹒跚而行。一头扎进炮弹坑的伤员有淹死的危险。从小道上滑倒的骡马往往淹死在路边的炮弹坑里。火炮掉进淤泥无法使用;步枪沾上泥土打不响了;甚至食物也被无法规避的污泥弄脏。

   然而拥有大约18个师的第5集团军还是一再发起进攻,它的两翼由英国第2集团军和法国第5集团军掩护。

   这是一种长久而严酷的考验,它的恐怖永远铭刻在那些参战者的心中。德国人首次使用了一种引起人体生脓疱的烈性化学武器,即“芥子气”,它同泥水混合可在施放后很长时间内保持持久的杀伤力。加之德国飞机从空中向受苦受难的英国大兵们扫射。最后,随着严冬逐渐消逝,加拿大军队于11月6日占领了帕斯尚代尔岭。但是防御仍未打破;伊普雷突出部纵深更大,但宽度没有增加。英军至少损失24.5万人,多则38万人,几乎是德军的2倍。但德军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使法军恢复元气的贝当,在夏末和秋季发动了两次小规模的有限目标的攻势,以帮助恢复法军战斗的自信心。这两次攻势都经过精心准备,严格限制其目标;两战均取得小胜。8月20日至26日,拥有12个师的法国第2集团军占领了瞰制凡尔登的一个高地,俘获德军1万名,损失甚小。在埃纳河上的马尔迈松,法国第10集团军从10月23日到11月7日,在10英里的战线上用8个师实施进攻;此役借助坦克和突然性以及精心演练过的诸兵种协同作战,拔除了苏瓦松突出部,夺取了埃纳河上诸高地。

   11月,绰号“老虎”的乔治·邦雅曼·欧仁·克列蒙梭接替保罗·潘勒韦担任法国总理。他那弥天大勇和充沛精力将把法国引向胜利。

   稍后在康布雷,英军从11月20日到12月7日用新的革命性的战术再次进攻。

   在康布雷,坦克已经成熟。它的技术和战术已臻完善,终于能够大量使用,而不是零星地投入战斗,终于这些“铁罐子”能够选择地面,并影响战役计划的制定。

   11月20日,指挥英军第3集团军的朱利安·宾将军对兴登堡防线的一个地段发起突袭;使用大约12个师(但在6英里的战线上开始进攻时只投入5个师)和340辆坦克。坦克以烟雾掩护,并得到步兵的近距离支援,携带其自身的填壕装备——大捆大捆的柴薪或灌木。到黄昏为止,英军已突破德军除最后一道抵抗线以外的所有抵抗线,并且在德军防线上打进一个很深的但不规则的突出部,矛头指向康布雷。约179辆坦克失去战斗力,但其中仅有65辆是被德军火力击毁的,其他的都是由于机械损坏,或陷入泥沼。在争夺布尔隆森林的激战之后,11月30日德军发动了一次猛烈的突然反击,夺回了被英军占领的大部分地域。

   这样,对康布雷胜利的欢呼显然失之过早;英军的机遇——一天推进4英里,相当于第三次伊普雷战役时100天的进展——由于缺少坦克和步兵预备队而被虚掷了。但是,坦克最终显示了它的真正潜力。在1918年和未来的另一次大战中,这个教训依然记忆犹新。

   俄国的结局

   格里高里·拉斯普京(意译为“流氓”)是沙皇宫廷中的一个好色的阴谋家。他把对皇后的影响扩大到宫廷其他人身上;这种影响部分地渊源于据说他具有的心灵治疗功能,他曾把这种功能应用于患血友病的沙皇的幼子。不管拉斯普京是不是亲德分子,反正他在彼得格勒是个邪恶的因素,但与其说他是罗曼诺夫皇朝不治之症的原因,不如说是一个病兆。1916年12月拉斯普京被暗杀,只不过刺穿了一个脓疱,正在溃烂的沉疴并没有触及。诚然,这个僧侣死于宫廷贵族之手一事,加剧了杜马中的严厉批评早已引起的紧张气氛。

   食物短缺,骇人听闻的伤亡人数,加上沙皇顽固地拒绝对他的政府实行自由化,导致1917年头几个月不断增长的示威游行和罢工。彼得格勒(旧称彼得堡,后改列宁格勒),当时的俄国首都沸腾了。最后于3月11日(格利高里历;旧历2月26日)杜马不服从沙皇要它解散的命令。一个警卫团杀死了团队的军官。街道发生大火。监狱打开了,紧接着是巷战。叛乱蔓延到莫斯科。3月15日下午3点钟,沙皇在普斯科夫的陆军总部退位,“愿上帝保佑俄国”是他的祈祷词和墓志铭。一天后,沙皇兄弟大公爵拒绝继承皇位。几天之内,沙皇及其家族成员即被逮捕,罗曼诺夫家族的统治永远结束了。

   ……它不是一场人为的革命,无人为它制定计划,无人组织,甚至多年来一直梦想有这一天、并认为自己是擅长发动革命的专家的布尔什维克也完全感到突然。二月革命完全是一个旧的专制帝国体系的突然而彻底的崩溃;这一体系处在两种压力夹攻之间:一种压力是它不曾准备好的一场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另一种压力是帝国宫廷的堕性,这个宫廷已经脱出了常规,丧失了对事件的感觉和与人民的联系,甚至失去了当权的官僚机构对它的尊敬。

   这场革命很快就变成了杜马执行委员会中比较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建立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或苏维埃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从这场斗争中有一个叫阿列克塞·克伦斯基的人,“一个具有杰出口才的律师”,脱颖而出,成为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的领袖和临时政府的首脑。

   但是为时不久。流亡了十一年的列宁被德国人允许从瑞士乘坐封闭的火车厢经过德国。他在俄国与列昂·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布朗斯坦,3月27日以前一直在纽约)和约瑟夫·斯大林会合。……

   克伦斯基始则担任陆海军部部长,随后担任总理,勃鲁希洛夫为最高统帅。他们注意到协约国的压力,因此于7月在加里西亚发动了一场所谓克伦斯基攻势。
希望是渺茫的。在部队里组织了工人、士兵委员会,克伦斯基本人规定可以任命政委,纪律已经破坏,几百万人开小差。

   但是攻势还是发动了,并且取得初步胜利;用的是最精锐和受影响最少的部队,包括许多西伯利亚人和芬兰人。俄国第11、第7和第8集团军用40多个兵力不足的师向伦贝格(利沃夫)和哈利策进军。当面敌军是一支语言混杂的多国和多种族军队,包括疲备不堪的奥匈部队,若干德国师和土耳其师。一如既往,俄军对付德军干得很差劲,但是在南线与奥匈军作战的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指挥的第8集团军却推进了大约20英里;在其侧翼的罗马尼亚军队和俄国军队也取得了某些成果。这是一个短暂的胜利。

   同盟国借助从西线调来的少数几个师于7月19日发动了一场反攻,俄国战线实际上已经瓦解。整个整个的部队逃亡,在几天之内很少有激烈的战斗,德军和奥匈军如入无人之境。在1917年结束前,德奥军已经从加里西亚清除了俄国这部庞大的“蒸汽压路机”的残余;回首三年前,它是何等满怀希望地以压倒之势投入战争。

   在北线,为了引诱克伦斯基和谈,德国第8集团军(奥斯卡·冯·胡蒂尔指挥)渡过德维纳河,于9月3日占领里加,只遇到零星的抵抗。战术比胜利更值得注意:胡蒂尔运用突然性、夜行军、短促而猛烈的炮火准备、徐进弹幕射击,以及渗透和机动这一整套战术。德军派遣了一支两栖远征队去占领里加沿海诸岛屿,构成对彼得格勒的威胁,

   末日已为期不远了。在……十月革命(新历11月7至8日)中,旧俄国残存部分不是以轰然巨响而是以呜咽啜泣宣告破灭。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合法政府所在地彼得格勒的冬宫只有一队女兵和几名军官保卫。克伦斯基逃跑了,曾经支持自由主义而不支持暴君的温和社会主义者们退出政府,托洛茨基大声对他们喊道:“你们的戏演完了。从现在起,到属于你们的地方——历史的垃圾桶里去吧!”

   革命迅速蔓延,俄国陷入混乱之中,内战开始了。……

   布尔什维克很快就开始讨论俄国退出战争的问题,从而使德国得以自1914年以来首次将大批军队腾出来用于西线。接着罗马尼亚也退出战争。12月15日签订了规定停火1个月的休战协定,同时俄国、德国、奥匈、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代表团于12月22日会聚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安排长期性和平条款。俄国人是执拗的,但是,德国人自知已占优势。德国外交大臣(1917年8月至1918年7月)兼同盟国代表团团长巴龙·夏里德·冯,库勒曼言词尖刻。他说俄国人的“唯一选择是用哪一种调料下饭”。

   美国参战

   自1915年以来,美国缓慢的参战趋势已经明显,见之于华盛顿和柏林之间外交函件日益尖锐的措辞。

   1914年美国的中立无疑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尽管这个大多数人是倾向于同情协约国一方的。但是,在三年的战争中,各种因素的组合慢慢地改变了公众舆论。

   德国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一事激起许多美国人反对柏林。在一般美国人眼中,由德皇所体现的普鲁士容克阶级的军国主义和不可一世的傲慢引起了另外一些美国人的反感。还有一种美国人对受害者的天然同情心,而法国看来就是受害者。此外在美国东北部还有更多的英国和法国的同情者,而正是美国的东北部——从波士顿到华盛顿——控制着美国最重要的报纸和通讯媒介。英国控制着全球电报网,并且毫不迟疑地把它作为一种战争工具。在宣传领域中德国人的愚蠢和英国人的老练也对改变美国公众舆论起了作用。

   的确,宣传对于改变人们的思想——无论是公开地还是微妙地——都大有可为。英国在这场斗争中大获全胜,部分原因是他们有利的通讯阵地和共同语言。1915年德国人在比利时处决一名被指控帮助协约国士兵逃跑的英国女护士伊迪斯·卡韦尔的事件,促使群情愤激。英国人详尽无遗地讲述这个故事,做到了尽人皆知。另一方面,极少美国人知道法国人在战争期间曾将9名妇女当作间谍处死,其中包括富有魅力的玛塔·哈里和朴实无华的玛格里特·施米特;她们同卡韦尔护士都死于1915年。许多据认为是德国的暴行,由于包括在布赖斯爵士所做据称是详尽无遗的报告之中显得煞有介事,活灵活现。

   “受难的加拿大人”,“被砍掉双手的婴儿”,奸污后被割掉乳房的妇女,诸如此类的故事总是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的场合突然出现,尽管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对于半个世界来说,德国人已变成“匈奴人”和“德国鬼子”。

   德国人的愚蠢毁坏了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在美国进行宣传的拙劣作法适得其反;德国驻华盛顿的海军武官卡尔·冯·博伊-埃德上校所从事的秘密活动导致了他被召回,并引起了极大不满。最尖端的愚蠢行为要算1917年2月所谓的齐麦曼备忘录。这份由德国外交大臣(1916-1917年在职)给德国驻墨西哥公使的外交函件被英国截获和破译,英国人立即通知了美国。齐麦曼建议如果美国参加对德战争,则墨西哥应对美开战,报偿是墨西哥收复“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失地”。

   就这样,渐进地但肯定地伤害了感情,加剧了思想对立,如同水滴石穿一样,中立主义不知不觉地被抛弃了。

   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无疑是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因素。战争头几年,关于对德国实施水面封锁的问题曾在英美两国之间引起磨擦。美国不满英国在公海上干涉它的航运。但是,德国的潜艇战的实施却是以美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而且越来越残忍。1915年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从来没有被忘记。但此类事件接踵而至。为回答美国的强烈抗议,德国不时限制它的潜艇,但事后又恢复英国人喜欢称之为Schrecklichkeit(骇人听闻)的政策。柏林制定的1917年战略规定德国在西线进行防御,但是在英伦三岛和欧陆协约国周围特定海域对各国航运开展无限制潜艇战,此时已成破釜沉舟之势。无限制的潜艇战始于1917年2月1日,不久就有更多美国平民葬身公海。

   长期以来,海上自由就是美国人最基本的自由之一,德国的挑战直接导致了战争。

   此外,当时也有一些人预见到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未来作用。对他们来说,不参加欧洲战争,不去扭转德国在欧洲专横称霸的局面,将意味着不仅仅失去贸易,而且相对地降低美国在世界国家之林中的地位。加之俄国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从而减轻了那些认为这场战争是争取民主的人们良心上的不安。

   这样,在1917年初,美国越来越接近战争的边缘。伍德罗·威尔逊断绝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把商船武装起来,最后经过一场可怕的自我斗争,这位总统要求国会于4月初对德宣战。4月6日,美国参战了。这样,刚刚五个月之前以“他使我们处于战争之外”为纲领勉强赢得大选胜利的这位总统,如今变成“武力,最大限度的武力,没有吝啬和限制的武力”的倡导者。然而德国的实际行动比华盛顿的要多。当柏林决心开展无限制的潜艇战日子,它有意地接受了各种风险,它认为美国的武装力量将为数很少,而且会姗姗来迟。

   柏林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想。美国的正规陆军加上已在墨西哥边境动员起来的联邦国民警卫队,总共只有208,034人,另有101,174名国民警卫队员们仍在各州服役。没有一个齐装满员的师。战备情况好得多的海军,勉强在1916年开始执行一项庞大的造舰计划,某些美国工厂已装备起来为协约国生产军火,但是美国谈不上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美国的空军(当时编制上为陆军通信兵的航空队)大约有130名飞行员和55架陈旧的飞机。加上海军航空兵的一些飞行员和飞机。

   但是,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校培训了一批能干的专业军官骨干,在美国参战之前作为准备措施而启用的普拉茨堡训练营还培训了一些“公民军官”。全国有一种十字军精神,不久“美国佬来了”的歌声响彻四十八个州的每一个城镇。

   几乎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第一次实行征兵制或者义务兵制,5月19日通过,到秋天,首批300多万应征入伍者穿上了军装。(连同志愿兵在内,在陆军中服役的总数达400万人,另有80多万人在海军服役。)为了响应盟国关于在欧洲尽快出现一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美国部队也会有助于鼓舞士气的建议,抽调分散的正规陆军部队拼凑成第1师,该师主力加上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团于1917年6月抵达法国。此前先期到达的是陆军花名册上年轻的少将约翰·J·潘兴(外号“短棍”);他被选拔出来领导美国远征军,部分地由于他在追捕墨西哥匪徒“潘乔”·比利亚 [ 译者注:原文如此,应为墨西哥农民起义领导者。 ] 时的表现。潘兴立即定下了调子:这将是一支在美国人指挥下的美国军队,而且师的编制要大,几乎达2.8万人,约为英法陆军师的两倍大。

   从6月份开始,新锐的美国部队源源不断地开向欧洲:第1师的余部;来自全国各地并最终组成第2师、第26国民警卫队师(扬基)和彩虹师(第42师)的各部队。

   潘兴在肖蒙建立总部;美国军需品临时堆积场和补给基地遍布法国各地。到10月底,第1师各部开进南锡附近的法国战线上一个平静的地段,10月23日晨6点5分,美军在该地愤怒地打响了参战后的头几枪。11月初,3名美国士兵在一次堑壕袭击战中被德军打死;他们是成千上万死者中的第一批。2,500名美军医疗队参加了对康布雷战役中英军的支援。到1917年底,大约每月有5万人从四个加拿大港口、六个美国港口转到六个法国港口和许多英国港口。美国佬真的来了,而且来得很及时。

   在美国国内,全国正在动员,包括人员、工厂和资源。美国还从来不曾试图干这么多、这样快:训练营在全国各地的农场和林区办起来了;工厂三班倒;造船厂欣欣向荣。曾几何时还是内向的这个国家,如今已是面向世界了。它第一次显示出的这种年轻的活力,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活力。

   海上战争

   1917年4月,只有7.3万名官兵的美国海军尽管力量不算太强,但几乎立即投入了海战。它的帮助在当时是雪里送炭。

   4月10日,美国驻欧海军部队总司令威廉·S·西姆斯将军在伦敦拜访了英国海军大臣约翰·杰利科将军。他了解到在1917年头三个月内,德国潜艇已击沉协约国和中立国的船只130万吨。据估计,4月份的损失总共将达到90万吨左右。杰利科说:“如果损失像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将不可能继续进行这场战争了。”

   杰利科补充说,目前尚无解决的办法。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于2月1日开始。动用了大约111艘潜艇。协约国可利用的船舶约为2,150万吨,据估计,至少需要1,550万吨来继续进行这场战争。西姆斯到达伦敦时,作为“缓冲”用的600万吨中的三分之一左右已被击沉。造船厂生产的补充船只远远跟不上损失。到1917年10月,大难就要临头了。如果船只继续被击沉,那么可供使用的船舶总数将低于所需要的1,550万吨。

   这个问题是朱尔·韦尔纳 [ 译者注:法国作家 ] 的恶梦。制海权迄今总是属于能够控制水面的海军,如今在水下活动的德国潜艇正在切断英国的海上大动脉。

   4月末,西姆斯将军报告称:

   协约国现在已没有制海权。部队和补给的输送紧张到极点,对战场上军队的保障已受到威胁。

   迄西姆斯抵达伦敦为止,多种常规的补救措施——在潜艇基地布雷、武装商船、使用伪装船或诱饵、施放烟幕,以及沿着通往英伦三岛的蜂腰部位建立巡逻路线——都试过了,但都不够。

   西姆斯、贝蒂将军和劳埃德·乔治首相都认为有必要采取更激进的措施,他们以自己的影响支持雷金纳德·亨德森中校和英国海军部的少数人,这些人赞成把商船编组成船队,以军舰护航。这是个简单的主意,这个主意将赢得战争。

   护航体系已有某些先例。为英法之间的运煤船护航早在3月份就开始了,为斯堪的纳维亚船队护航于4月份开始,第一支横渡大西洋的护航船队于5月份从纽约启航。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护航体系稳步扩大,而且成绩惊人。到11月30日止,从纽约到英国的护航船队,总共1,280艘船只中,只损失11艘(虽然这一年末斯堪的纳维亚护航船队遭到德国水面袭击舰攻击造成了沉重损失)。尽管德国于1917年10月投入140艘潜艇(整个战争中的最高峰),但这一年下半年被击沉的船舶总数却稳步下降。与此同时,美国的造船厂同英国的造船厂一起,执行一项庞大的舰船补充计划。无疑,西姆斯将军于1917年4月到达伦敦之后举行的历次会议和采取的决定,标志着反潜战的转折点。到12月,被击沉的船舶总数不到40万吨,而且这种损失再也没有超过1917年4月的88.1万吨的最高峰。

   美国海军对这场海上战争所做的及时而重要的贡献是加强英国的反潜部队。5月4日,美国驱逐舰分队中的6艘军舰在J·K·陶西格上校率领下到达爱尔兰的昆斯敦,该地是大西洋远洋航线进入英伦三岛的关键基地。陶西格上校立即向一名值勤的英国海军将军报到,并且被问道:“你的舰艇何时准备好出海?”陶西格的回答很简单:“我加完燃料就准备好了。”

   到8月1日,美国在欧洲海域已有37艘驱逐舰、2艘供应船、8艘改装的游艇;这支部队将在规模、舰种和效能方面不断增大和加强。12月,英国大舰队(该舰队的战列舰先锋号由于不明原因于7月9日在斯卡帕湾爆炸损失)获得美国第6战列舰中队的增援,这个中队包括纽约号、阿肯色号、怀俄明号、佛罗里达号和特拉华号5艘战列舰(接着第6艘得克萨斯号也于1918年2月加入)。另有3艘美国战列舰驻泊在爱尔兰,作为护航支援部队以对付水面袭击。

   1917年双方也发生过一系列海岸袭击和轻型舰艇部队之间的冲突。德国人对多佛尔拦阻线(横跨多佛尔海峡的防潜网和水雷障碍,由拖网渔船和一支驱逐舰巡逻队保卫)进行了多次袭击。4月20日,英国区舰队领舰布罗克号和迅速号拦截以泽布吕赫为基地的数艘德国驱逐舰。这场火炮、鱼雷和撞击并用的混战,以短促的徒手搏斗告结束,两艘德国驱逐舰被击沉,布罗克号和迅速号受重伤。

   5月,一艘英国商船被德国一架水上飞机发射的鱼雷击沉,这是这场战争中首次成功地使用这种武器,对未来战争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启示。

   双方都肆无忌惮地布设水雷,西大西洋的大部分水域,包括整个北海和多佛尔、英吉利两海峡都变成了危险区。

   11月17日发生了一次主力舰队的冲突;这一天,英国大舰队所属部队在赫尔戈兰湾截住一艘正在扫雷的德国小艇。德国的扫雷艇由若干重型舰只支援,这一次英国又屈居第二位。英国命中德国舰艇7次,但战果不大:德方21人死亡,40人受伤。英方伤亡100人,有的舰艇遭重创。

   但是,德国公海舰队的光荣日子已经结束了。在亚德湾和亚得里亚海,厌战情绪滋生的革命病毒和美国参战产生的精神影响,在海军中引起兵变。长期蛰伏在亚得里亚海的奥匈舰队首先受到影响。2月1日在卡塔罗港的某些舰艇上升起了红旗,一个海岸炮兵连向鲁道夫大公爵号开火。兵变在两天之内就被平息了,但是革命的病毒仍在活动。5月,德国公海舰队也受到影响,8月,卢伊特波尔德亲王号和腓特烈大王号发生了公开不服从命令的事件。两个首领被处决,兵变被镇压下去了,但是毒素仍然存在。

   在这一年的黯然无光的日子里,海军上将杰利科焦躁不安,负担过重,被免去海军大臣职务,遗缺由海军上将罗斯林·威姆斯继任。

   意大利战线

   奥匈最伟大的战士康拉德的好运,随着老皇帝的去世而完结。2月,他被弗朗茨·约瑟夫的继承人卡尔皇帝解除了职务,但被派到特伦蒂诺前线担任野战司令官。

   俄国革命使奥匈得以增援意大利战线,尽管如此,遵照盟军规定在意大利发动一次攻势的计划,卡多尔纳还是恢复了在伊松佐地段的猛攻。在第10次伊松佐战役(5月12日至6月8日)中,意大利攻占了一些山区阵地,在卡索平原有所进展,但为有限的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更重要的是,意大利第3集团军的一些部队受到像野火一样从彼得格勒蔓延到世界的同一种病毒的影响,大群大群地投降。

   卡多尔纳回头又在第11次伊松佐河战役(8月18日至9月15日)中,以2比1的局部地区兵力优势发动进攻。在卡索地段的进攻轻易地被奥匈军顶住了。但是,北翼45英里战线上的意大利第2集团军,在奥匈阵地上打开了一个6英里的突出部,并收复班锡扎平原大部。疲于奔命、损失惨重,且为颠覆性宣传所苦的意军,在即将实现一次突破时停了下来。

   这引起了德军的警觉。只要再遭到一次打击,也许整个奥匈战线就会土崩瓦解。需要加强,而且得到了加强。

   德军的集结被伊松佐河战线一带的意军发现,因此,并非晴天霹雳。但是如同一年前在特兰提诺一样,构筑纵深防御阵地的命令未受到重视。10月24日,山顶覆盖着白雪,烟雾缭绕,德奥第14集团军(包括7个德国师)在奥托·冯·贝洛将军的指挥下,用毒气和高爆炸药的猛烈轰击预告灾难行将临头。第14集团军在位于两翼的奥匈第10和第5集团军的支援下对戈里齐亚以北的伊松佐河战线发起主攻。纸面上看,意大利占优势(40多个师对德奥35个师),但是意军大量缺员,且厌战情绪严重。

   意军在前十一次残酷而激烈的伊松佐河交战中艰苦奋战获得的全部成果,在这第个二次交战中雷电般的进攻下丧失殆尽。到24日下午止,冯·贝洛和他率领的德国部队渡过伊松佐河,意军第2集团军狼狈溃败。世人所知的卡波雷托(当时是处于激战焦点的一个意大利小村庄的名字,但现在却成了灾难的同义词)是用鲜血书写的。

   德国人用的是突击里加时用过的冯·胡蒂尔战术:突然性、短促而猛烈的炮火、渗透、绕过抵抗枢纽。他们的快速前进捕获了意大利北部卡尼克(山地)部队的许多士兵。

   位于突破口翼侧的意大利第3、第4集团军迅速后退,但秩序井然,免遭围歼。成千上万的意大利军队投降,并以高呼“奥地利万岁”和“向罗马进军”来鼓舞他们的征服者继续前进。布尔什维克病毒充分发挥了作用。

   想在11月2日在塔利蒙托河上站住脚的企图,以又一次急速的退却而告终。11月7日到达皮亚韦河这一宽阔的天然障碍,该河位于原伊松佐河战线后方70英里。战线终于在这个离古老光荣的威尼斯王城不远的地方稳定下来。德军的兵力有限,补给困难,且只有少量可用以扩大战果的预备队,这一切加在一起促使德奥的进攻放慢,并且停止。

   卡波雷托是现代史上意大利军队绝无仅有的一次最大的灾难。意军损失30万人(其中26.5万人被俘)。意大利富饶的北部平原腹地受到了威胁;敌人缴获了几千门火炮和数量可观的补给品,同时对民心士气也是沉重的打击。冯·贝洛的短剑差点刺中了意大利的心脏。

   维托里奥·E·奥兰多接任意大利首相;卡多尔纳被56岁年富力强的阿尔曼多·迪亚斯将军所取代。到12月12日,有6个法国师和5个英国师到达,稳住惊魂未定的意大利人。从灾难中迈出了协约国走向统一指挥战争的第一大步。11月初,在皮亚韦河战线最后稳定下来之前,在意大利的拉帕洛建立了由劳埃德·乔治建议、并有军政两方代表参加的最高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常设地址定在法国的凡尔赛;被免职的卡多尔纳将军成了意大利的代表,而费迪南·福煦将军则成为法国的代表团成员。

   马其顿战线

   1917年在马其顿战线,政治阴谋和协约国之间的争吵比军事上的成就更引人注目。萨洛尼卡的冒险,从一开始就既无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无确定的军事目标。协约国深感内疚;一则入侵了一个名义上为中立国的希腊领土,再则没有真正的统一指挥,三则有法国的萨拉伊这样一位为人华而不实、刚愎自用的老资格将军(他名义上而不是实际上担任东方协约国各集团军总司令)。

   5月9日,萨拉伊发动了一场总攻,但是,曾于1916年冬占领莫纳斯提尔的塞尔维亚人发生分裂,他们对萨拉伊不信任,而且认为由于得不到协约国的支援而使他们失去了1916年的更大胜利。这次总攻很快就停止了。

   到6月,希腊问题如果说没有解决,也算终于得到了澄清。萨拉伊被授权入侵色萨利,该地一些忠于王室的希腊部队已经动员起来。紧接着来的是政治和军事两方面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动作,导致康斯坦丁国王的统治于6月12日宣告结束。他在协约国的压力下离开这个国家,并留下一个亲协约国的韦尼泽洛斯政府;该政府把9个师投入战争,完全控制了希腊。6月29日,希腊正式向德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宣战。

   12月份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卑劣而诡计多端的萨拉伊,被法国的马里耶·路易·吉约马将军所取代。

   外围战区

   1917年,奄奄一息的土耳其帝国一度获得短暂的喘息,同时遭受两次重大失败。

   在高加索战线,俄国革命解除了俄军的压力。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只有分散在一些孤立的支队中的俄国士兵发挥微不足道的作用。

   但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地,英国人却获得了新的成功。戴维·劳埃德·乔治,同温斯顿·丘吉尔一样相信一种离心战略,即进攻敌人的外围。在上述两地,政治目标重于军事目标。

   巴勒斯坦战局是出自这样一种军事上稳健的思想,即以穿过西奈向埃尔·阿里什附近具有战略意义的侧翼阵地前进,来保卫苏伊士运河。这一点在1916年底至1917年1月初已经做到。对巴勒斯坦战区的地面部队帮助很大的英国空中侦察,于3月初在加沙-贝尔谢巴地域发现正在退却的土耳其军队。驻埃及的英国司令官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奉命实施一次有限的牵制性进攻,使土军不得安宁。他于3月26日发动首次加沙战役,用5个加强师进攻约3个土耳其师。胜利已经在望,但是恶劣的交通条件和一些无根据的设想导致失败。英军撤退了,伤亡4,000人,土耳其伤亡约2,500人。

   4月17日,默里再次试图进攻,但这次要对付加强了的土耳其阵地,增加了一个土耳其师。克雷斯·冯·克雷斯泰因这个狡猾的德国指挥官已建立了可相互支援的坚固支撑点体系。一场残酷的正面强攻的结果,是英国人遭到惨败,伤亡6,400人,而土耳其只伤亡2,000人。默里应召回国,派到巴勒斯坦来的是一位令人生畏的将军,绰号叫“公牛”,他曾在阿拉斯指挥过第3集团军。这位叫埃德蒙·艾伦比的爵士和将军知道他在干什么,想要干什么,以及怎样干。他给英国部队注入了新的活力。

   艾伦比请求并得到了增援部队,整个夏季都在进行精心准备。从萨洛尼卡给他调来两个师,他把本战区的一些零散部队编组成另一个师,到秋天,他已有7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作好准备。土耳其方面也得到增援,但为数不多。由于俄国崩溃而解脱出来的土耳其师,编成所谓Yilderim(“闪电”)部队,由德国将军冯·法尔肯海恩指挥,其中某些部队已经抵达加沙前线。但英军仍至少占有2比1的优势。

   10月31日艾伦比向贝尔谢巴-加沙阵地发起进攻;一个澳大利亚旅实施一次骑兵冲锋以后,到黄昏时占领贝尔谢巴,11月6日至7日夜加沙也被攻占。这次进攻胜利了,但不彻底:土耳其人牢牢控制着掩护他们退却的一些重要的交通枢纽。退却与追击都受到干旱土地上最宝贵的财富——水的制约。

   如今,通向耶路撒冷的道路已经打开了。巴勒斯坦战局从牵制性防御作战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进攻;耶路撒冷对厌战的英国人民来说,已变成闪闪发光的政治和心理上的奖赏。艾伦比给渴望胜利的人民带来了胜利:向耶路撒冷进军!

   补给和交通条件都对英军有利。土军依靠一条1,300英里长的铁路生命线,而且火车头是烧木材的。英军把他们通过西奈的陆路交通线组织得相当好,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制海权这一无价的优势。胜利必然是英国的。

   12月8日,艾伦比用4个师对土耳其阵地发动了强攻,这些阵地从地中海雅法以北,一直延伸到耶路撒冷前面的朱迪亚山迤南的拐角。土军防线后缩而且崩溃了。12月9日,他们从耶路撒冷退却,这座圣城终于落入英国人手中。几天后雨季到来,作战季节结束。

   进行巴勒斯坦战局的是:土耳其的土著文盲兵、印度大兵、难控制的澳大利亚兵、牛津大学的学者和普鲁士的容克地主;补给依靠人背肩扛、驴子、骆驼、骡子、马、铁路、输水管和船只。此役得助于用英镑和诺言激励、煽动和组织起来的一次阿拉伯人起义,还得助于一位青年英国考古学家T·E·劳伦斯扭曲的天才。1917年,劳伦斯和他的阿拉伯小分队(大部分乘骆驼)沿着阿拉伯的所谓汉志铁路线,不断袭扰土耳其部队,切断线路,使土军无法行动。当艾伦比进军巴勒斯坦期间,劳伦斯和他的非正规部队掩护英军的右翼,实施奇袭和侦察,并提供有关土耳其部署的珍贵情报。劳伦斯属于那种逐渐消失的罗曼蒂克的知识分子之,同时又是行动粗野之徒;他对地形独具慧眼,并以从军为乐。阿拉伯人起义和劳伦斯,虽然都很重要,但对艾伦比的成功来说都是次要的因素。劳伦斯那本不朽的著作《七根智慧柱》比他参加的战斗更有名气。

   在美索不达米亚,巴格达这份奖赏吸引着英国几个集团军继续北进。斯坦利·莫德爵士率领的25万大军(战斗部队不到一半)大大超过了稀稀拉拉的土耳其部队。这场交战既打子弹也打补给。大批内河船只、劳工和各种牲畜组成了莫德通向海上的生命线。

   莫德克服顽强的抵抗和暴雨造成的延迟之后,终于肃清了库特伊马拉(当年英军大败之地)的敌人,经舒姆伦河曲和阿西济耶(3月4日)继续沿底格里斯河北上;阿西济耶随后成为14架英国飞机的一个航空基地。指挥力量薄弱的土耳其第6集团军的哈利勒帕夏,在巴格达正面部署了一个1.1万人的军,企图固守迪亚拉,但是,英军以机动制胜,并且兵力也大大超过了土军。

   3月11日,《天方夜谭》里的这座城市经过小规模的战斗就陷落了,“向东推进”——柏林-巴格达铁路之梦结束了。

   英军巩固了自己的占领地,哈利勒帕夏率领他的集团军残部向北退却。在炎热的几个月期间,双方都获得增援,11月莫德继续北进,占领了拉马迪和提克里特。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胜利。这位英国将军(他的名字在英国已是家喻户晓)于11月18日突然死于霍乱,地点是“18个月前科尔马尔·冯·戈尔茨帕夏(德国司令官)死于其中的那幢巴格达房子”。

   在东非,1917年在战略上是1916年的重演。整个这一年,英国、比利时和其他协约国的军队都设法进逼并消灭神出鬼没的德国部队。他们只取得了部分成功。8月25日,莱托-福尔贝克的主要下属之一率领的1.3万人,最终被迫向英军投降。但是莱托-福尔贝克本人,在南部沿卢库莱迪河的一场激战之后,同他的部队越过葡属东非边境逃跑了。在三年多的战争中,(协约国军)头一次肃清了德属东非之敌。

   1917年标志着这场冲突最终演变成全球性战争。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继美国之后参战。世界的贸易形式、政治和经济关系、旅游、学术和感情联系,都被扭曲变形了,再也无法恢复战前的面目。美国人模糊地意识到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和平谈判的前景(从来就不是很光明的)随着美国参战而幻灭了。正因为如此,同时也因为美国的介入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界大国在历史舞台上崛起,J·F·C·富勒少将把1916年4月6日描述为“自从瓦鲁斯失去他的军团以来欧洲史上最关重要的一天……”。

   这场战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都扩大了。潘兴将军预见到,俄国的崩溃将使1918年成为这场战争中对西线盟军来说最危险的一年,因为德国肯定会以最大的努力作孤注一掷。潘兴早在7月就要求到1918年5月时调到法国的美军达到100万人,而不是陆军部计划的到1918年6月时应达到的65万人的指标。在康布雷大显身手的坦克,对制造火炮、装甲和履带的工厂提出了新的要求。飞机首次显示了成功地干预地面战斗的能力;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飞机有助于把敌人的退却变成溃败。水面袭击舰(诸如海鸥号、狼号)击沉了大批商船,并在那些东方岛屿外围和世界大多数海洋布设水雷。潜艇也显示了它可观的活动范围;德国潜艇纵横于各大海洋,袭击亚速尔群岛的德尔加达角,切断美国沿海的电缆,从亚得里亚海出发作战的潜艇,甚至给那些在埃及骚扰英国人和在的黎波里骚扰意大利人的叛乱的沙漠部族人——塞努西教团 [ 译者注:1837年创建于北非的一种穆斯林兄弟会,遵守伊斯兰教的正统教义,主张诉诸武力以实现其政治目标。 ] 强悍的成员提供军火。从来没有一场战争像这样范围广泛,像这样残酷无情,像这样摧毁一切。

   但是对于德国及其盟国,1917年的胜利留下了某种酸楚。到这年底,潜艇战显然是失败了。陆地上从来就没有取得足够的胜利;而人力的缺乏越来越严重。更糟的是英国持续不断的封锁使德国人民忍饥挨饿。1917年对德国人来说是“萝卜年”。

   俄国革命的影响笼罩着全球。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将要永远地改变一个世纪的历史;50年以后,其结果也是无法估量的。那是革命的年代,彼得格勒捷足先登。龙牙已经种下了,而且已用鲜血浇灌了三年之久;现在种子已在发芽;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见不到这种收获。在全世界——在法国、奥地利、德国和意大利,塞努西教团、阿拉伯人和爱尔兰人,天南海北各式各样的国家和民族,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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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