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严峻考验·第三

作者：沃尔特·J·博伊恩·美国

出自————《跨越苍穹——美国空军史》

出自————《战争通史》

　　 美国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笨拙地介入了朝鲜冲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上将称之为“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从许多方面看，这种介入都含有不少希腊悲剧的成分，其中有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骄傲自负，有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被野心蒙住了的眼力，还有他们三人通常备受称赞的忠诚品质所带来的令人极其痛苦的相反效果。在这些造成不幸的混合因素之外，还必须加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各军种部长们的因循苟且，他们明知在苏联日益侵略成性的情况下，当时的军事预算不足以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却接受了这样的预算。

　　 杜鲁门的骄傲自负自然是人之常情，因为他在选举中曾大获全胜，不仅击败了他的对手托马斯·E·杜威这个“站在结婚蛋糕上的人” [ 译者注：人们如此称呼杜威，可能是因为他身材矮小。 ] ，而且使民主党人在国会两院中都占了多数。这一胜利使他忘乎所以，产生了在他身上并不常见的自负，其表现就是听不进军事专家们的意见，而是对老朋友们偏听偏信。他的反军偏见由来已久，始自当年因体检不合格而被拒之军官学校门外，后来则因持有国民警卫队员历来蔑视正规军官的那种态度而使偏见加深。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国防计划特别调查委员会(杜鲁门委员会)的经历，又持久地强化了他的这种态度。委员会的工作性质使杜鲁门接触到了战时军事采购工作中的阴暗面，从而早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毋宁说是他的演说撰稿人)在1961年的告别演说中创造出“军界-工业界集团”这个名词之前很久，杜鲁门对军界和工业界的态度就已经带上偏见了。作为总统，杜鲁门无疑觉得自己军事上的无师自通堪与亚伯拉罕·林肯媲美，因而坚信自己的军事判断像政治判断一样精明。他把对部属的最坚定不移的信任不是给予他的专业军事顾问们，而是给予像哈里·H·沃恩少将那样的昔日政治密友和像约翰逊那样的筹款人。沃恩是他的军事助理，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军事经历，却占据着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要职，任职期间对杜鲁门基本上是唯唯诺诺。

　　 下级对上级的忠诚也没有给杜鲁门帮上什么忙。艾奇逊的忠贞不贰只不过增强了杜鲁门的对外政策与其国防预算的互不适应性。这种对外政策表现出了一种即使军队饥肠辘辘也要维护全球利益和支持联合国的衷心愿望。误人歧途的忠诚还在其他方面起了坏作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和三军参谋长们明知低水平的国防预算正在毁伤他们所负责的武装部队的肌体，却仍公开支持约翰逊的国防预算。这既对杜鲁门没有好处，也不符合国家利益。那时，军界首脑们集体辞职比留在军队内更能显出英雄本色。杜鲁门肯定会接受他们的辞职(连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都吓不倒他，布莱德雷就更不在话下了)。不过，他们如果发表辞职声明，那就会比其过去的战绩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荣誉。

　　 就艾奇逊而言，他的自负来自其高贵的出身、作为白宫与国务院密谋的幕后操纵者所获得的成功以及与政敌们斗智时的节节胜利。用他的贵族观点来看，他忠于杜鲁门是一种动人的特性，说明他比国会和新闻界的那些名流高明，因为几乎没有别的人能看到这位来自密苏里州的平民总统的真正价值，而他却能看到。必须指出，值得赞扬的是，他领导的国务院后来要求保卫南朝鲜和实行重整军备的政策，而这本来应该是由国防部长提出来的。

　　 机会主义分子约翰逊的自负则是由于出身低微，他像装在国防部甲板上的一门乱轰一气的大炮，扬言要轰倒整个内阁。然而，朝鲜战争只打了几个星期就已经证明他那么急切地执行杜鲁门的预算方针是多么的错误，因为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军竟毫无准备，因而十分危险。

　　 自找麻烦

　　 共产主义的行径虽然令人惊心动魄，但仍不足以唤起美国公众或国会去勇敢地面对建设一支充分的国防力量所需的代价。政府天真地相信美国空军垄断“空中原子武器”(当时很引人注目的一个词)所产生的威慑力量，因而不去努力制定充裕的国防预算。

　　 美国的外交工作像它的国防工作一样懈怠。全世界，特别是北朝鲜人，一再得到保证说：美国不把南朝鲜视为其主要利益之所在。这些保证体现在一系列主动退让之中，而且每次都有不同的理由。第一次退让是1945年7月在波茨坦作出的。在当时讨论许多重大问题之际，即席作出了一项决定，让苏联解除朝鲜境内三八线以北日军的武装，并由美国解除该线以南日军的武装。

　　 美国第7步兵师的部队直到1945年9月8日才进入朝鲜，但是苏联的行动却要早得多和快得多。苏联参战后几天之内就封锁了以工业为主的北方和以农业为主的南方之间的边界，永久性地切断了南北方之间的铁路、水路和公路交通。日本在其35年的压迫和占领中剥削了朝鲜，但也使它变成了一个具有活力的经济实体。苏联在三八线上划界而治，就制造了两个都不能充分运作的残缺不全的国家。

　　 参谋长联席会议力图弥补彻底复员所造成的损害，并且知道军队面临着预算越来越少的困境，因此不得不作出艰难的抉择，根据国家的最大利益去分配兵力。1947年9月2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交了一份由参联会主席艾森豪威尔将军签署的备忘录，认为驻朝鲜的美军维持目前的45000人(大部分是新兵)的实力没有什么战略利益可言，若要以军事行动保卫南朝鲜，可从日本派出美国的空中力量。

　　 为了弥补此种支援不足的状况，美国要求联合国安排选举，将朝鲜统一在一个政府的领导之下，结束妨碍合理地发展经济的人为分裂状态。

　　 尽管从不欢迎自由选举的苏联反对这一主张，联合国还是作出了于1948年5月10日举行全国选举的安排。选举在三八线以北受阻，但在南朝鲜，73岁的李承晚于1947年7月20日被任命为大韩民国总统。此人是激进分子，难以驾驭。

　　 苏联对这次选举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并于1948年秋宣布成立北朝鲜人民共和国，由32岁的金日成(后来人们高呼他是“伟大领袖”)担任首相。作为一种明显的贿赂，苏联提议双方共同撤走驻在朝鲜的外国军队。这一安排正中美国下怀。

　　 美军分阶段撤出，先是减到只剩下一个7500人的团战斗队，然后又在训练出一支韩国保安部队之后，将兵力减至一个小小的驻韩军事顾问团，人数约为500人。美国有意识地只给韩国保安队装备轻武器，而不给它火炮、坦克或作战飞机，因为美国人担心李总统如果有了向北进攻的军事能力就会发动进攻。

　　 苏联没有类似的禁忌，立即着手训练和装备令人生畏的北朝鲜人民军，使之得到了苏式火炮、坦克和飞机的充分装备。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情报组织发展而来的年轻的中央情报局认为，南朝鲜无力在美军撤走的情况下保持独立。但是，尽管南北之间的力量不平衡，而且从普通经济学的角度看，也存在着统一南北方的压力，中央情报局还是没有预见到北朝鲜人会发动进攻。北朝鲜拥有大约900万人口和一支由3000名苏联顾问指导的可怕的进攻力量。名义上实行民主的南朝鲜拥有大约2100万人口和一支大约5万人的训练很差、装备低劣的保安队，另有一个500人的美国顾问团。本来显而易见，北朝鲜企图在南朝鲜实力增强之前尽快以武力统一全国。

　　 到1949年春，杜鲁门在军方的内部压力下同意由美国帮助加强韩国军队。这一决定是20多年后蹩脚的“越南化”政策的先兆。它又一次清楚地表明，美国已不准备在南朝鲜认真承担军事任务。北朝鲜人及时地看出了这一点。

　　 有两件大事本该促使美国大力加强国防建设，但是美国没有这样做。中国的国民党军队终于被逐出中国大陆，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周恩来任总理。一个星期前的另一件事更是不祥之兆：美国空军刚刚启用的一个侦察系统发现苏联进行了一次原子爆炸。当9月23日宣布这一发现时，美国政府宁可相信这是苏联的第一次试验，苏联还要过若干时间才能储备足以发起偷袭的原子弹。(尽管美国核武器的储量不足，杜鲁门直到10月17日才授权增加标准核弹的生产，并且拖到了次年1月31日才授权研究氢弹。)

　　 然而，美国观测到的原子爆炸可能只是最近的一次试验，苏联人有可能在进行此次试验之前就已经将原子弹投入大规模生产，而且鉴于美国防空体系的可悲状态，苏联人还可能派出图-4轰炸机作单程飞行，执行轰炸十几个美国大城市的任务。针对敌人有能力干的事作好应付的准备，这是一条基本军事准则。可是，这一准则又一次被撇在一边，而代之以奉行一种不那么费钱的战略，即针对自己认为敌人会干的事去作应付的准备。

　　 这两件事确曾促使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9年12月30日发表一份文件——一份与其说是申明政策、不如说是承认自己虚弱的文件。这份NSC48/2号文件要求向亚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增强它们抵抗共产主义蚕食的能力，同时明确规定美国将用军事力量予以保卫的地区是包括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在内的线状地带。南朝鲜没有被提及。为了进一步限制美国所负的责任，杜鲁门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说，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军队将得到经济援助而非军事援助。

　　 如果苏联和北朝鲜人还不明白这些政策的含意的话，那么迪安·艾奇逊1月12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的演说则把其中含意说得一清二楚了。在那次演说中，他再次确认美国将只保卫国家安全委员会备忘录中所规定的弧形地带，其他国家在自身防务上将不得不依靠自己和联合国。

　　 尽管如此，艾奇逊还是为时已晚地承认需要加强军事力量，而这种加强所需的国防预算将是1950年130亿美元国防预算的3倍以上。这已经太迟了。由于美国极度缺乏准备，因而后来流了许多血，而且差点儿——只差几天和几英里——输掉一场战争。

　　 用词不当和判断错误

　　 3个大国在朝鲜打了两场不宣而战的战争，而且就像紧张地注视各自的出租车司机吵架的乘客那样，故意不顾事实而给自己的司机帮腔。苏联、中国和美国造成了使北朝鲜军队得以去打南朝鲜军队的局面。北朝鲜军队得到了苏联和中国“志愿军”的支援，而南朝鲜军队则同主要由美军组成的联合国军联手。

　　 杜鲁门总统称这次行动为“警察行动”，以便绕开只有国会才有宣战权这项法律。由于苏联的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外交失误，美国促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谴责北朝鲜未受挑衅就发动侵略的决议。当时，苏联正在抵制安理会，以抗议国民党中国继续在安理会拥有代表权。因此，苏联代表马立克没有出席会议去否决联合国决议。这项决议为后来组建遂行战争的联合国军打下了基础。

　　 双方都作出了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在第一场战争中，北朝鲜人听信了别人的话，以为美国不会干涉，于是进攻南朝鲜。他们错了，所以他们输掉了那场战争。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帜把战败了的北朝鲜人一直追到中国边界上，以为红色中国不会干涉。这次是美国错了，所以它输掉了为时较久的第二场战争。

　　 与此同时，美国、苏联和红色中国却始终处于名义上的和平状态。

　　 1950年6月25日

　　 1950年6月25日凌晨4时，北朝鲜突击部队兵分六路突破了南朝鲜的象征性的防御。突击部队总共89000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在中国打过仗的老兵)，组成了7个师、1个装备着令人生畏的苏制T-34型坦克的坦克旅和2个受过特种任务训练的独立步兵团。北朝鲜人还有一支大约51000人的预备队，组成3个师和边防部队。北朝鲜空军拥有162架作战飞机，其中包括70架雅科夫列夫和拉沃奇金战斗机(差不多相当于美国的F-51“野马”式)和62架优异的伊尔-10飞机(历史上有名的什图尔莫维克攻击机的改进型)。

　　 与其对抗的是编为8个不满员师的大约10万人的南朝鲜军队，其中足足有三分之一是简直不能用于作战的勤务和支援部队。美国人故意不让南朝鲜保安队拥有反坦克武器，因为顾问团认为朝鲜像比利时的阿登山区一样不适于使用坦克。韩国空军拥有16架飞机：3架北美T-6教练机和13架联络飞机——5架派珀L-4和8架兀鹰(斯廷森)L-5，这些飞机都未安装武器。

　　 北朝鲜的突击使人联想到了苏军挺进德国后期的情景。它综合运用坦克、炮兵和步兵迅速挺进，大有在数周之内以武力统一朝鲜之势。韩国部队惨败，沦落到了没有外来干涉就不能恢复元气的地步。6月26日，眼看汉城必然失陷，美国大使约翰·J·穆西奥命令美国使馆一切非必要的人员和美国人在朝鲜的所有眷属撤往日本。

　　 远东空军的状况

　　 这场战争充满了许多出乎意料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预算上的困难使美国空军不能实现所需程度的现代化，但使远东空军正好剩下适于打非核战争的装备，而它现在所打的正是这种战争。如果能有数量较多的、比较现代化的飞机，那当然很受欢迎。但是，构成远东空军作战部队主力的365架洛克希德F-80战斗机、32架北美F-82战斗机、26架道格拉斯B-26轰炸机和22架波音B-29轰炸机很适于迟滞并最终挡住北朝鲜的进攻部队。F-82后来较早地撤出了战斗，因为数量很少而且缺乏备件。

　　 这支力量将得到召回现役的北美F-51战斗机的补充。重新启用这些飞机是因为其航程较远以及能在朝鲜原始的机场上起降。

　　 这些飞机之中包括从准备移交给韩国空军的飞机中抽回的10架飞机，从战区储备中拨出的30架飞机，以及从各州空军国民警卫队中调出的145架飞机。(美国本土还有1500多架F-51可供使用，其中大约一半存库，另一半则属于空军国民警卫队。)6个F-80C战斗机中队改成了F-51战斗机中队，这似乎是一项无关痛痒的措施。但是，如果你看到飞行员们要立即驾驶不熟悉的、飞行性能完全不同的飞机去战斗，而且知道保养工作是由同样不熟悉此种飞机的机械士们去进行的话，你就不会认为不关痛痒了。这是战时少有的倒退行动。

　　 此外，远东空军还有用于侦察的25架RF-80和6架RB-29，以及一些用于气象侦察和空海救援的飞机。

　　 另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是在战争爆发将近4个月之后出现的。这次可不是什么好事，而是对方引进了米格-15飞机。中国虽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却获得了一种显然比联合国军在战争中使用的所有飞机都优越的先进飞机。这些飞机是向苏联购买的或以货易货换来的。苏联历来不免费提供战争物资，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内战时期，那时支持共和政府的一方为从俄国获得“拉塔”式和“查托”式装备向其支付了黄金。不管是买来的还是换来的，在美国拥有与之抗衡的北美F-86飞机之前好多个星期，中国就已经拥有了米格-15后掠翼飞机。此外，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拥有的米格-15的数量使F-86的实力相形见绌。

　　 虽然远东空军缺少飞机、人员和补给品，但它保持了很高的训练水平，能够执行受领的任务。远东空军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指挥的远东总部的空军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实施日本、琉球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驻菲律宾美国基地的积极防空。

　　 远东空军由乔治·E·斯特拉特迈耶中将指挥。他是一位具有广泛战地经验的、很有风度的指挥官，但他在战术空军方面的经验尚不足以博得这方面的专家、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的完全信赖。

　　 远东空军的其余部队包括：第2和第3空中救援中队的各个小队(装备SB-29和SB-17)，第512和第514气象侦察中队(装备WB-29)，以及皇家澳大利亚空军的第77中队(装备F-51，驻在日本岩国)。

　　 总的说来，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支伟大的空中力量，但却用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幸运的是，虽然装备陈旧过时，而且所受的训练也与朝鲜战争中的任务不符，但是飞行员们技术娴熟，适应力强。更重要的是，他们求战心切。

　　 空军介入

　　 在北朝鲜部队南进之际，其空军扫射了汉城和金浦机场，摧毁韩国空军的轻型飞机，打坏美国军事空运局的一架C-54——这在过去的时代就足以构成宣战的理由。远东空军的计划工作已经预见到要从朝鲜紧急撤离美国人员。在斯特拉特迈耶将军缺席时代行指挥之职的帕特里奇将军指定第8战斗轰炸机联队的约翰·M·普赖斯上校担任负责撤离行动的空军特遣部队指挥官。

　　 普赖斯调集了一支由自己联队的F-80和F-82战斗机、第8轻轰炸机中队的10架B-26以及另外12架C-54和3架C-47运输机组成的力量，准备从汉城撤运人员。后来，他又奉命为自仁川从海上撤运人员的船只提供空中战斗巡逻。

　　 由于飞行距离远，不能将F-80用于空中战斗巡逻，因而普赖斯要求得到F-82和F-51的加强，并决定使用B-26执行保护运输船队的任务。

　　 此后发生的一系列空战明确了空军在朝鲜的任务，使它得以充当地面部队的剑和盾。帕特里奇将军告诉第5航空队：“不得容忍对你们的任务的任何干扰。”这一指示得到了坚决执行。

　　 6月27日，5架敌军战斗机(其中包括1架双座雅克-11、1架雅克-9和1架拉-7)组成一个口袋，套向自金浦机场起飞的运输机。这些战斗机的速度都比“双野马”式慢，但机动性较强，而且拥有令人生畏的武器。如果由熟练的驾驶员驾驶，它们本来可能成为对其进行伏击的、来自第68和第339全天候战斗机中队的5架F-82的强硬对手。

　　 雅克-11企图攻击第四架F-82，但是威廉·G·赫德森中尉和他的雷达手卡尔·弗雷泽中尉驾机偷偷地溜到雅克-11的后面，6管0.5英寸口径航空机枪开了火。第一个连发打烂了雅克的尾翼，第二个连发打掉了襟翼和副翼，机翼着火。这是在朝鲜战争中击落的第一架敌机，以后又有975架敌机被击落。

　　 片刻之后，驾驶员查尔斯·莫兰和雷达手弗雷德·拉金斯击落了一架雅克-9。第339中队指挥官詹姆斯·W·利特尔少校和雷达手查尔斯·波特上尉也击毁了一架拉-7。求战心切而又没有经验的雅克飞机驾驶员们逃跑了。(有些资料将击落第一架敌机的功劳归于几周后执行夜间任务时阵亡的莫兰，但官方认定是赫德森的功劳。)

　　 这是迈向空中优势的第一步。当天晚些时候，战果进一步扩大：8架伊尔-10企图袭击金浦，第35战斗轰炸机中队的4架F-80C喷气战斗机当即击落了4架，其余敌机逃之夭夭。罗伯特·E·韦恩中尉击落2架敌机，雷蒙德·E·希莱雷夫上尉(第35中队作战官)和罗伯特·H·德沃尔德中尉各击落一架。

　　 远东空军的战斗机万无一失地保护了飞离汉城的运输机和驶离仁川的货船。C-54和C-47运输机将851人安全地送到了日本，另有905人搭乘条件远不是那么令人舒服的货船从海上撤离。

　　 这是空军在一场糟糕的战争中的一个良好开端。这些开局的战斗还预示着保持绝对空中优势将是朝鲜战争的重大决定因素。这种优势独力支撑着联合国部队，两次使它避免了可耻的失败，并最终使得共产党的部队确信不可能取得军事胜利。由于篇幅有限，不可能详述远东空军在朝鲜战争中出动的720980架次中的每个架次的情况，但是每次飞行，无论是一架北美F-86“佩刀”式战斗机在鸭绿江上空进行惊心动魄的空中格斗，还是一架陈旧的柯蒂斯C-46“突击队员”式运输机缓慢而又吃力地向陷于敌后的部队运送紧急物资，都体现了熟练的技术水平和高度的英雄主义精神，从而使这场战争得以给空军带来一些巨变。

　　 朝鲜战争不仅是同精明能干、意志坚定的敌人进行的一场冲突，而且是一支专业化空军的诞生过程，这支空军将在规模和实力上发展壮大，并使美国登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宝座。朝鲜战争不是按照空军所选定的方式进行的——后来的几场战争也不是如此。空军要遵循远东总部的指示和华盛顿政客们的决定去打朝鲜战争。对于神奇的“空中原子武器”之盾不适用于“局部”冲突，因而又在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仗，这些政客深感震惊。

　　 这些指示和决定往往与运用空中力量的正确方针相抵触，但是空军不仅执行了命令，而且实现了自己的更大的目的——在空中打败敌人，同时在地面上遮断敌军。当停战谈判终于开始时，出席开城谈判的北朝鲜首席代表南日将军说：“我坦率地说，如果没有你们的战术空中轰炸的直接支援，仅靠你们的地面部队，事实上是完全守不住现在的阵地的。你们的地面部队之所以能够暂时勉强守住现在的阵地，与其说是由于你们的战术空中力量对前线提供了直接支援，不如说是由于你们的战略空中力量对我方地区进行了狂轰滥炸。”(南日认为对桥梁、铁路编组站、发电站和其他类似目标的轰炸是“狂轰滥炸”。)

　　 战争的阶段划分

　　 朝鲜战争在地面上和在空中都分为5个阶段，这些阶段既相互连系又各不相同。地面战争的阶段划分如下：

　　 1、1950年6月25日至9月14日 联合国部队被撵到釜山(洛东江)防御圈内，损失惨重，数度陷入被赶下海的危险之中。即使在美军得到增援并企图发起反击的情况下，北朝鲜人民军也坚决挡住了美军。

　　 2、1950个9月15日至11月24日 麦克阿瑟将军以其在仁川的宏伟的(虽然是冒险的乃至不必要的)反击，加上第8集团军随后自洛东江突围，扭转了战局。北朝鲜人民军在战斗中打得精疲力竭，又被无情的空中遮断搞得弹尽粮绝，因而被联合国部队赶回到三八线以北。

　　 9月27日，美国决定让联合国军一直打到北朝鲜的北部边界，并在政治上将朝鲜全国统一在李承晚政权之下。参谋长联席会议不顾关于共产党中国视朝鲜为其特殊利益范围的明确警告，继续认为北朝鲜的行动不仅是由苏联批准的，而且是由苏联策划的。参联会的分析指出，克里姆林宫不会为了帮助北朝鲜而进行军事干涉，也不会让红色中国这样做。虽然麦克阿瑟将军几乎事事与参联会意见不合，但在这件事上他支持参联会的立场，声称中国的干涉不会超出派几千官兵和对北朝鲜人提供秘密援助这个限度。他在著名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威克岛会晤中亲自向杜鲁门总统重申了这一保证。在预测亚洲形势方面一贯正确的中央情报局也说不会出现旨在帮助陷入困境的北朝鲜人的干涉。博学多闻的迪安·艾奇逊本该知道两千年来朝鲜作为缓冲国对中国的重要性，但他也看轻了存在的危险。连中国人在10月25日发动的第一次攻势也没有引起警觉。联合国军取得的胜利令美国领导人陶醉，但他们很快就尝到了共产党中国给他们酿的苦酒。

　　 3、1950年11月25日至1951年1月24日 在朝鲜177年来最寒冷的那个冬季，共产党中国的大规模干涉开始了。联合国部队完全措手不及，节节败退，损失惨重。三八线于1月1日再次被越过，汉城亦于1月4日二次被占领。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H·沃克将军在12月份的一次车祸中身亡，由马修·李奇微中将接替。他全靠自己坚强的个性使联合国部队恢复了抵抗意志。

　　 4、1951年1月25日至11月12日 李奇微采取新的消耗战略，使他赢得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战斗指挥官之一”的名声。他不再把取得胜利和实现统一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是进行谈判和实现停战。在他的指挥下，联合国军打回到三八线以北几英里处。频频中断的停战谈判于7月10日在开城开始进行，10月7日又移到板门店进行。1951年4月11日发生了战争中最重大的人事变动，杜鲁门总统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切职务——远东总部司令、联合国军司令和盟军最高司令官，任命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后来又由詹姆斯·A·范佛里特中将接替了李奇微。(就在范佛里特任职期间，其子小詹姆斯·A·范佛里特中尉驾驶第13轰炸机中队的一架B-26到北朝鲜上空执行夜间轰炸任务时阵亡。)

　　 5、1951年11月13日至1953年7月27日 在拖拖拉拉地进行谈判期间，还在进行着由局部进攻和反击组成的漫长而痛苦的战争，这造成了许多伤亡，但无助于和平进程。主要问题之一是遣返战俘问题，因为13.4万名共产党战俘中几乎有一半人表示不愿回家。共方要求遣返全部战俘，而不管他们的个人愿望如何。最后达成了妥协：愿意回家的战俘在停战协定签字后60天内遣返，不愿回家者听其自便。

　　 共方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发生在1953年6月，但因没有空中支援，在遭到损失7万人的沉重打击后陷于停顿。6月和7月——一场徒劳无益的战争中最后两个徒劳无益的月份——双方总伤亡达16万人以上。停战协定于1953年7月27日签字，现有的战线变成了两国之间的分界线。

　　 联合国军共有118515人阵亡，264591人负伤，92987人被俘。其中，美军有33629人阵亡，103284人负伤。死难的南朝鲜平民约有300万人。敌军伤亡约200万人。粗略的计算表明，双方伤亡之和至少达550万人(未包括受伤的平民)，花掉的财富不计其数，而边界和政治现状几乎毫无改变。

　　 空中战争的实施

　　 空军的活动包括夺取空中优势、战略轰炸、侦察、空海救援、战区之间和战区内部的物资空运、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遮断敌方补给线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地面战争的迫切需要。这些活动虽然常常获得赞扬，但有时也受到知情者和不知情者的批评。

　　 空军是在装备陈旧、后勤不足和人力缺乏的情况下打这场战争的。这一点如果广为人知，那么赞扬就会更多，批评则会减少。与对它提出的要求相比，美国空军获得的资源少得可怜，以致范登堡将军称它为“小本经营的空军”。鲜为人知的是，空军还有一项比在朝鲜作战更优先的任务，那就是建立一支强大得足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核威慑力量。

　　 鉴于可供使用的手段有限，因此毫不奇怪，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花费巨大代价才学会的许多作战理论在朝鲜战争的实施过程中被违反了——有时是故意违反，有时是无意之中违反，有时则是迫于不可抗拒的压力而违反。然而，空军基本上还是尽力依照其作战理论行事的，只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时作出修改。

　　 对战争各个阶段和空军理论运用情况的分析，往往可从对各种飞机运用方式的论述中得到印证。

　　 空中优势

　　 美国空军始终只能遵循其空中作战理论中的一条原则——保持空中优势。它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做到了这一点，尽管敌人占有数量上的优势，米格-15战斗机出人意外地拥有质量上的相对优势，以及己方的交战规则使中共部队普遍处于有利地位。美国空军保持了空中优势，是由于其飞行员们训练有素、干劲十足，地勤人员也忠心耿耿、一心一意地维护飞机。地勤人员是在气候极其恶劣、后勤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工作的。这些年轻的空军士兵们欣然忍受着严冬酷暑的煎熬。可是，零件和装备的缺乏却叫人难以忍受，因为这使他们的工作变得难上加难。

　　 简言之，用十分有限的手段建立的空中优势两次挽救了联合国军，使之免遭彻底失败并两次“卷土重来”，最后创造了合适的氛围，迫使共军同意了停战条款，虽然这些条款并不令人满意，但至少可以接受。奇怪得很，实际夺取空中优势的战斗几乎与地面战事的起伏跌宕并不相干，唯有F-86被迫转移到日本基地上去是个例外。至于其他的空中作战，包括战略空中作战和战术空中作战，则受到了地面战争各个阶段比较直接的影响。

　　 对美国空中优势的最大威胁是苏制米格-15飞机。它们首次露面是在1950年11月1日。那天，一小队“野马”式和一架T-6飞机遭到了它们的攻击，虽然全部脱逃，但很快就看出来了，米格飞机的性能显然优于战区内的任何一种联合国飞机。

　　 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零”式飞机一样，米格-15的出现本应并不出人意外。该机于1947年12月30日首次飞行，仅比美国XP-86A的首次飞行晚了90天。它的研制成功，靠的是米高扬-古列维奇设计局的光辉才华和英国政府批准销售55台罗尔斯-罗伊斯“内尼”发动机(分3批出售，分别为10台、15台和30台)这一若非秘密通敌、也是极端愚蠢的行为。首台“内尼”发动机马上被逆向设计(就像被扣留的波音B-29那样)，并由V·A·克利莫夫少将将其作为RD-45投产。静推力达5013磅的“内尼”，发动机比苏联当时的任何一种发动机都要先进好几年。它所促成的研制工作不仅保证了米格-15的成功，而且保证了整整一个系列的苏联飞机的成功。

　　 米格-15在1948年土希诺航空展览会的飞行表演中公诸于世，而且尽管苏联通常十分保密，人们还是知道了该机已批量生产(每月至少200架)并已供应各卫星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F-86的首批订货只有221架，刚够在1950年6月之前装备第1、第4和第81战斗截击机联队。之所以说“刚够”，是因为这种早期飞机的损失率高得异乎寻常。此后，在朝鲜战争的压力促使增产更新型号的飞机之前，又订购了333架F-86A。

　　 米格飞机比F-86A小而轻，但在各项性能上均略胜一筹。苏联将像美国空军一样从战斗中汲取经验教训，因此米格飞机将像F-86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改进。米格飞机最大的优势是战斗持续时间长。这种优势并非来自其设计，而是来自地理条件和联合国军方面禁止攻击位于中国一侧驻地机场上的米格飞机这条交战规则。美国的战斗机必须飞到鸭绿江附近去与米格飞机交战，由于距离远，飞到那里后也许就只剩下可供20分钟作战之用的燃料了。米格飞机可从受到中国边界保护的机场上起飞，然后爬升，并在几乎满载着燃料的情况下准备投入战斗。

　　 与米格飞机之间的第一次战斗发生在1950年11月7日。那天，好几架米格飞机突然出现，攻击为轰炸新义州的B-29护航的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的F-80C。当时，第25战斗截击机中队的F-80已对高射炮阵地作过3次攻击。在第三次攻击中，“深青色丛林”小队威尔伯·克里奇中尉的F-80飞机被击中，油门卡在只能提供83%动力的位置上，飞机勉强保持不坠。他扔掉了副油箱，在离鸭绿江江面5英尺的高度上飞向中国海。

　　 克里奇刚刚飞抵中国海，其僚机驾驶员就呼叫：“米格飞机自钟面6点钟方向飞来。”在米格飞机上方是第16战斗截击机中队的“最佳长毛犬”小队，拉塞尔·布朗中尉驾机在僚机位置上飞行。带队长机目测高度，其他F-80飞机离队俯冲。布朗放慢速度，击落了第一架米格飞机。米格飞机的速度比F-80快得多，但其驾驶员的训练比美国空军驾驶员差——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都是如此。布朗用一挺未卡壳的0.50英寸口径航空机枪将敌机打得失去了控制，成了历史上首次喷气式飞机之间空战的胜利者。

　　 后来，对于僚机驾驶员不掩护长机而离队射击敌机一事，人们颇有争议。但是，布朗的照片一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一切争议均告结束。

　　 要求将F-86派往战区的呼声日高，于是范登堡将军在11月8日下令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参战。(他还指示派出装备F-84的第27战斗护航机联队。)第4联队的3个中队(第334、第335和第336中队)共有49架F-86，于11月29日统统装上了“埃斯普兰斯角号”护航航空母舰，并于两周后抵达日本横须贺，许多飞机因受含盐空气的侵蚀而损坏。12月13日，F-86在朝鲜作了首次体验飞行。

　　 “佩刀”式击落首批敌机

　　 1950年12月17日，第336中队指挥官布鲁斯·N·欣顿中校率领B小队的4架飞机从朝鲜最现代化的金浦机场(K-14基地)起飞，到430英里以外沿鸭绿江进行空中战斗巡逻。他们飞到了一个以“米格走廊”著称的三角地带，该地带的面积达6500平方英里，往北是布满米格机场的满洲里庇护所，往南则离起飞基地很远，“佩刀”式几乎要耗尽燃料才能飞回去。

　　 为了节省燃料，欣顿以0.62马赫的速度巡航(这项技术不久就被放弃了)。他发现4架米格飞机朝着自己的机队爬升上来。于是“佩刀”式冲向敌机，欣顿击伤米格长机，接着又咬住了米格僚机的尾巴，F-86的6管0.50英寸口径航空机枪(1500发子弹)的一连串长点射击中了这架米格飞机，打得它倒栽葱似地笔直坠向地面。这是F-86对米格的第一次胜利。在战争结束之前，“佩刀”式飞机的驾驶员们还将再击落791架苏制战斗机。

　　 空战中的两条硬汉在下一场遭遇战中取得了胜利。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落过23架敌机的约翰·C·迈耶中校轻松自如地指挥着第4战斗截击机大队。12月22日，他率领4个F-86机群中的第一个机群飞往鸭绿江。(在越南战争中，迈耶担任了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官，并监督“前卫”II号行动——1972年12月对河内和海防的袭击——的实施。)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落过18.5架敌机的第334战斗截击机中队指挥官格伦·T·伊格尔斯顿中校率领第二个机群。他们飞抵目的地后以0.85马赫的速度巡航，这个速度只允许他们巡逻20分钟或进行10分钟的空战，但最便于他们抓住被惊起的米格飞机。迈耶的16架“佩刀”式攻击15架米格式，在一阵令人头晕目眩的格斗中从3万英尺高空一直打到贴近地面，总共击落6架敌机。劳伦斯·V·巴赫上尉驾驶的F-86被击落起火。迈耶和伊格尔斯顿各击落一架(他们在朝鲜战争中各击落两架敌机，这是其中之一)。(巴赫的飞机是损失的第二架F-86。第一架F-86是6月17日被波-2双翼机的炸弹炸毁的。波-2是木结构机身，外加蒙布，绰号“查铺查利”，以夜袭著称。) [ 译者注：原注中“6月17日”疑为“12月17日”之误，因为F-86飞机是12月10日左右才抵达朝鲜的，而6月17日尚未爆发朝鲜战争。 ]

　　 到年底，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已经证明米格-15遇到了可以与之抗衡的对手。该大队共出动234架次，击落8架米格飞机，只在战斗中损失一架“佩刀”式。米格飞机被承认为一种优秀的飞机，其高空性能仅略占优势，但实用升限比F-86高了将近8000英尺，优势很大。在“佩刀”式所达不到的45000英尺以上的高度上巡航时，米格飞机可以选择何时、何地和是否与敌机交战。

　　 1952年，敌军还向米格飞机提供了一种性能优越的地面控制截击系统。这种系统既有很大的优点，又有弊端。对于米格飞机驾驶员说来，该系统的好处是可以使他们知道F-86对手的确切位置，坏处是企图从地面上控制米格飞机的活动，这是一种致命的错误战术理论。这种错误理论一直坚持到了越南战争及其以后时期。

　　 美国驾驶员们敢断定，米格飞机还不像较为复杂的F-86那样需要多加保养。就F-86而言，每在空中逗留一小时，机械士们就要在地面上花许多个小时进行保养工作。常常有多达50%的“佩刀”式飞机为了保养而停飞，其中有许多是因为缺少零件而停飞的。因此，为了凑足执行任务的飞机，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经常陷于十分窘迫的状态。

　　 F-86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武器平台，它装备的6管0.50英寸口径航空机枪也比米格飞机的航炮优越，因为米格飞机的航炮当初是为了用于截击轰炸机而设计的。不过，如果让“佩刀”式飞机的驾驶员们自己选择，他们宁愿要一种高射速航炮，因为难以用瞄准具长时间地套住米格飞机，高速度和重力又使得进行偏移射击很困难，而且很少有驾驶员能够获得超过一次的射击机会。

　　 在朝鲜战争漫长的岁月中，F-86与米格-15之间的较量时起时伏，这主要是因为敌方的战斗决心时常变化。在米格飞机遭到一系列沉重损失之后，美机往往很难再找到它们交战，因为敌方似乎是在分析失败的原因并企图找到解决的办法。到1951年底，敌方又采取了西班牙内战时的老办法，把鸭绿江上空的战场用作训练场，将一批又一批的驾驶员投入战斗，每6个星期轮换一批。

　　 美国驾驶员之间的歼敌竞争很激烈，虽然除了开玩笑地说说之外，很少有人明着说出来，但是争当美国喷气式飞机第一位王牌飞行员的愿望都很强烈。领先的竞争者之一是第334战斗截击机中队的詹姆斯·杰巴拉上尉，他在其头一个月(1951年4月)的战斗中就击落击伤了4架米格飞机。

　　 敢说敢做的杰巴拉出生于威奇塔，作为飞行学员受过训练，在欧洲驾驶“野马”式飞机进行过两小时的战斗飞行，击落敌机5.5架，击毁地面上的敌机4架。1951年5月7日，杰巴拉所在的中队轮换回日本，但他留了下来，期盼着再次击落敌机。

　　 机会出现在5月20日傍晚，那时36架“佩刀”式与50架米格飞机发生了混战。杰巴拉有一只机翼副油箱投不掉，但他照样投入战斗，击落两架米格飞机，成了有史以来击落5架喷气式敌机的第一人。官方有关王牌飞行员的政策迫使他轮换回美国本土，但他在1953年又回到了朝鲜。

　　 奇怪得很，空中优势的极端重要性甚少体现在被击落的米格飞机的数量上，因为中国人拥有大量的米格飞机，而且苏联也在大量生产这种飞机。空中优势的巨大贡献是使F-80、F-51、B-26和B-29如果不是不受损失地完成任务，至少也不受太多干扰地完成任务——遮断敌方后勤补给线。这种遮断在什么时候都很重要——在共军推进时很重要，在战线稳定时也很有必要。敌军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调来新驾驶员，采用新战术，并开始广筑机场，大力扭转局势。单从数量上看，形势对他们大为有利。到1951年，中国已经调集了445架米格-15，这一数目在整个战争期间还将稳步增加。美国设法将89架“佩刀”式飞机调进了战区，但是只有44架在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中参战，而且其中也许只有22架作好了战斗准备。最穷的大国正在显示出在第一流装备上对最富的大国占有10比1或20比1的优势。

　　 “头头”来了

　　 共方新计划中的头一个计划于1951年6月中旬亮了相。6月17日，25架气势汹汹并且驾驶得很娴熟的米格飞机攻击了“佩刀”式飞机，但被后者击落一架、击伤6架。次日，40架米格飞机咬住了32架“佩刀”式飞机；这次5架米格飞机被击落，但是F-86也损失了一架，这是这次战争中所损失的第三架F-86。第三天情况较糟，4架米格飞机在格斗中被击伤，但是“佩刀”式飞机却有一架被击落。美国驾驶员们发现敌方驾驶员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因此称他们为“头头”。美国驾驶员们认定这些新人是苏联的王牌飞行员或飞行教官。这种看法后来得到了证实，因为接到报告说，自击毁的米格飞机中跳伞的是金发碧眼的驾驶员。不那么老练的驾驶员被称为“学员”，通常易被击落。

　　 “头头”们尽管有损失，但还是信心不减，于是开始飞离通常所在的鸭绿江作战空域，向南一直飞到平壤。这些米格飞机的标志多种多样，情报军官据此推断，这些驾驶员是从苏联集团中不同的部队派来的，并且每人都带来了自己的飞机参战。他们还采用了新战术，其中有一种战术被美国人叫做“摇摇” [ 译者注：自菲律宾传入美国的一种玩具，可上下摆动。 ] ：一个米格飞机编队利用其高度上的优势在“佩刀”式机群上空盘旋，成双成对地俯冲攻击，穿过F-86编队，然后再跃升，回到F-86所达不到的高度上。后来，他们又运用被称为“列车”的战术：派出两个大编队，每个编队由多达80架米格飞机组成，在不同的高度上按错开的平行航线沿朝鲜半岛两侧南飞，中途有一些小分队脱离大编队去攻击在“米格走廊”中巡逻的“佩刀”式飞机，两个大编队转弯，在平壤附近会合，猛扑正在返航的、燃料不足的“佩刀”式飞机或联合国军的战斗轰炸机。

　　 斯特拉特迈耶将军于1951年5月20日犯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奥托·P·韦兰少将被选中去接替他。韦兰得到范登堡的完全信任，因为韦兰在欧洲指挥第19战术航空兵司令部时曾从空中保护了第3集团军的翼侧，乔治·F·巴顿将军极口称赞他是“航空兵中最最优秀的将军”。与此同时，弗兰克·F·埃弗雷斯特少将被任命为第5航空队指挥官。

　　 新指挥官们眼睁睁地看着敌军的力量和进取精神不断增强，被迫承认敌军有能力从数量少得可怜的F-86手中夺走空中优势。在当今这个时代，有时不得不订正历史。于是，时常有人把冷战初期的军事领导人说成是机会主义分子，因为这些领导人利用来自苏联的虚假威胁去支持他们提出的不着边际的预算要求。对于这些观点，应当参照有关F-86的争论加以分析。空军的领导人急于在朝鲜获胜，尤其希望大力支援在那里作战的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然而，他们认为苏联发起原子攻击的威胁丝毫不假，因此不得不把一些F-86中队留用于美国本土的防空，而不是派到朝鲜去。如果美国空军拥有它认为必需的137个至145个大队，而不是国防预算所限定的40个大队，本来是会有足够的部队用于朝鲜和美国的防空的。

　　 幸好终于来了援助——经过改进的“佩刀”式飞机、具有创造力的领导人材和经过再三斟酌后新增添的战斗机联队。1953年春，增派了两支F-86部队——第8和第18战斗轰炸机联队。这些“佩刀”式飞机虽然是为支援地面作战而设计的，但也保留了截击机的性能。

　　 第一种改进型“佩刀”式飞机是F-86E，其特点是采用了全水平安定面尾翼。这种尾翼最早出现在贝尔X-1火箭飞机上。当年还是一名上尉的查尔斯·耶格尔曾驾驶X-1突破了音障。(铁杆F-86机迷坚持认为，刚好在耶格尔的那次一飞行之前，曾有一架“佩刀”式突破了音障。不过，这是与本书无关的另一回事。)F-86E的速度略慢于F-86A，但机动性较好，而且较易保养。大有改进的F-86F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另一条生产线上投产；并于1952年5月19日首次试飞。这种F型装有功率更大的改进型发动机和一种新的“6-3”机翼——翼根处的翼弦比原先宽6英寸，翼尖处的翼弦比原先宽3英寸，翼上缝条取消，增加了附面层栅。F-86F于1952年秋抵达朝鲜。苏联也在改进米格飞机，于是在中共飞机中出现了米格-15bis(“bis”表示是一种后继型)。F-86F显然是一种优越的飞机，其速度比F-86E快10节，并能在5万英尺以上的高空同米格飞机较量。

　　 从士气和装备两方面来说，比新飞机重要得多的是哈里森·R·锡恩上校令人鼓舞的领导能力。他是双料王牌飞行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各击落过5架敌机。他在1951年11月初接手指挥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并且很快就显示出了指挥官的素质对其部队来说是多么重要。驾驶员们对于飞机的保养工作很不满意，辛勤工作的机械士们更是满腔怒火，因为他们往往要靠拼拼凑凑地修补和拆用其他飞机的零件才能把飞机送上天。锡恩对此深感震惊，因而十分痛恨介于作战地区与国内后勤支援单位之间的似乎不可逾越的官僚主义障碍。他作出反抗，像在空中勇敢地战斗那样，在地面上也采取了大胆的行动。

　　 从葛底斯堡战役中的朗斯特里特，到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冯·保卢斯，再到朝鲜战争中的沃克，这些每日在战斗中出生入死却因害怕丢了前程而不敢冒险反抗上级的勇敢将领们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但是锡恩采取了有违常规的惊人之举，既在战斗中冒生命危险，又敢于对上犯颜直谏。他置个人前程于不顾，直接向最高层进言，然后率队前往鸭绿江上空巡逻。他给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写了一封信，令人寒心地明确表示，他再也不能对声名狼藉的“米格走廊”那个地区的空中优势负责了。他把信的副本送给了顶头上司们，以便他们根据范登堡的答复决定自己的去留。

　　 对于锡恩和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来说，幸运的是他写信的时机极好。1951年10月22日，范登堡下令再派75架“佩刀”式飞机去朝鲜，装备驻在水原的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第51联队只有两个中队可以得到飞机供应，但是这些飞机都是F-86E，而且归来自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的弗朗西斯·S·加布雷斯基上校指挥。加布雷斯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击落28架敌机，是美国在欧洲的首屈一指的王牌飞行员。他后来在朝鲜又击落了6.5架敌机。锡恩那封信收到的最大功效是零件和装备的供应大有改善，从而使“佩刀”式飞机的战斗准备状态大为改观。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原因是制造商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很高，在没有签订合同以防风险的情况下就供应必需的零件。共同努力使美国得以占了上风，尽管从未把6个以上的战斗机中队完全用于朝鲜战争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保持空中优势。在朝鲜战争剩下的那几个月里，第4和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的6个中队以寡敌众，给了中共空军越来越严厉的惩罚，而不管他们的飞行员是“头头”还是“学员”。

　　 造就王牌飞行员的时代

　　 1952年初，共方已损失339架飞机。到1953年7月17日 [ 译者注：应为7月27日。 ] 停战之时，其损失已跃升至954架，其中810架(包括不少于792架的米格-15)是被F-86击毁的。

　　 1953年6月，米格飞机的损失达到了顶峰。在6月份一个月中，米格飞机被击落77架，其中16架是在当月最后一天被击落的。在击落米格飞机方面长达18个月的大丰收，自然造就了更多的王牌飞行员。到战争结束时，39名F-86王牌飞行员一共击落305架敌机。威廉·惠斯纳少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于欧洲战场击落过15.5架敌机，其中包括在一天之内击落6架。他是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第25战斗截击机中队的中队长，于1952年2月23日使自己击落米格飞机的纪录增加到5.5架，成了1952年的头一位和整个朝鲜战争中的第七位王牌飞行员。(惠斯纳后来又参加了越南战争，并于1991年出人意外地死于对蜂刺的过敏反应。)

　　 在以后的那些月份里，改进了性能的“佩刀”式飞机又使32名驾驶员达到了击落敌机5架的指标。加布雷斯基于1952年4月1日成了第八位喷气式飞机王牌飞行员。伊凡·金奇洛上尉于4月6日成了第十位喷气式飞机王牌飞行员。他后来成了著名的试飞员，但在1958年7月28日试飞洛克希德F-104时丧了生。第二十位王牌飞行员是鲁宾逊·里斯纳少校，他在1952年7月5日至1953年1月21日之间击落了8架敌机，这6个月的时间刚好占他于越南战争期间在“河内希尔顿”战俘营度过的84个月的7%。

　　 在第334战斗截击机中队的小曼纽尔·J·费尔南德斯上尉与第16战斗截击机中队的小约瑟夫·麦康内尔中尉之间，展开了争夺王牌飞行员冠军宝座的正常竞赛。费尔南德斯起步较早，在1952年4月10日至1953年5月16日之间击落敌机14.5架。(作者在朝鲜战争结束10年后采访他时，这位王牌飞行员深信自己的西班牙家世对他夺冠不利。)麦康内尔在1953年1月14日至5月18日之间击落了16架敌机，后在黄海上空跳伞逃生，获救后成了朝鲜战争中的里肯巴克 [ 译者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战绩最佳的王牌飞行员。 ] 。1954年8月25日，他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一次F-86失事中丧生。

　　 已升为少校的詹姆斯·杰巴拉像当年在欧洲那样，自愿再次入朝参战。他于1953年5月回到朝鲜后，又击落了9架敌机，其中最后一架是1953年6月15日击落的。他击落敌机的总数达到15架，这使他成了这次战争中的亚军王牌飞行员。

　　 朝鲜战争中的最后一位王牌飞行员是斯蒂芬·J·贝廷格少校。他在1953年7月20日击落了第五架敌机，但自己也被击落并被俘，直到1953年10月2日才获释。贝廷格很高兴能在获释后证实自己击落了第五架敌机。在他被俘期间，为怕对方报复，对于他可能当选王牌飞行员一事一直严格保密。

　　 一名“佩刀”式飞机驾驶员死后获得了追授的荣誉勋章。乔治·A·戴维斯少校是朝鲜战争中的第五位王牌飞行员，总共击落敌飞14架，大多是一次击落两、三架。截至1952年2月10日，他已累计击落12架敌机，成了战绩领先的王牌飞行员。那一天，他勇敢地攻击准备袭击一批F-84战斗轰炸机的12架米格飞机的编队，击落了两架敌机，但在攻击第三架敌机时，第四架敌机自后面攻击他，打得他机毁人亡。

　　 正如联合国军指挥官们所希望的那样，以及地面战局所要求的那样，朝鲜战争以联合国军方面完全掌握空中优势而告终。原因之一是远东空军的指挥官们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格伦·O·巴克斯中将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52年6月10日接任第5航空队指挥官，并在上级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驾机执行战斗任务，其中最精彩的一次是1953年5月1日空袭平壤。所有的4个F-86联队都参加了那次空袭，第4和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在高空掩护，第8和第18战斗轰炸机联队轰炸广播电台。该电台一直进行不利于第5航空队的广播宣传，巴克斯使用一个共方正在守听的无线电频率宣布自己已经飞临上空，并且保证：“每当你们广播有关第5航空队的卑鄙谎言时，我们就会回来。”

　　 尽管米格-15在数量、地理条件和交战规则方面都占有巨大优势，但是“佩刀”式飞机仍然占了上风。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将军们、王牌飞行员们、勋章获得者们和士兵们都知道一个基本事实：士兵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拼命工作，除了由于知道战斗中的人们感激他们而感到慰藉之外几乎得不到什么奖赏。但是，如果没有他们专心矢志地工作，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胜利。

　　 空对地作战：近距离支援和遮断

　　 从朝鲜战争初期起，个别陆军指挥官和热心的记者就抱怨：空军没有向陆军部队提供像海军陆战队和海军飞行员向海军陆战队部队提供的那种程度的近距离空中支援。其他陆军指挥官(包括沃克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对空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感谢和表扬往往被忽视。更重要的是，收效比近距离空中支援更佳(在战争最后两年中尤其如此)的空中遮断活动从未得到充分理解或承认。

　　 空对地作战的各个阶段紧跟地面作战的阶段变换而变换。地面作战的每个阶段都对远东空军的装备和机组人员提出不同的要求。在第一阶段，北朝鲜人沿半岛快速南下，导致美方遂行一次特别的空对地战役。这一战役要求远东空军的所有部队都尽力执行武装侦察任务，并攻击大量的临时目标。麦克阿瑟将军命令远东空军攻击和摧毁三八线以南的所有北朝鲜军事目标，但除自卫外，不得在该线以北采取作战行动。可供使用的总兵力为2个中队的道格拉斯B-26“侵略者”式、4个中队的洛克希德F-80和2个中队的北美F-82。

　　 最初的战果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气象恶劣和缺乏侦察情报。6月28日晨，作为战争期间67000多个侦察架次中的头一个架次，布赖斯·波二世中尉(后来当上了将军)驾驶RF-80A作了美国空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喷气式飞机战斗侦察飞行。侦察结果促使上级批准由托马斯·B·霍尔上校指挥的第3轻轰炸机联队用12架B-26袭击汶山的铁路编组站。在返航途中扫射临时目标时，一架B-26坠毁，2架迫降。

　　 B-26的空袭得到了第8战斗轰炸机联队24架F-80所作袭击的补充。当天上午和下午，这些F-80充分利用公路上挤满北朝鲜车辆、部队和火炮之机进行了攻击。

　　 仍很活跃——虽然为时不长——的北朝鲜空军派出4架飞机扫射了水原机场，当时麦克阿瑟将军正好在那里参加一次情况介绍会。当着这位最高司令官的面，4架已内定拨给韩国空军的“野马”式战斗轰炸机发起攻击，将4架敌机全部击落。第80战斗轰炸机中队的奥林·R·福克斯少尉击落2架伊尔-10，第35战斗轰炸机中队的哈里·T·桑德林中尉击落1架拉-7，同一中队的理查德·L·伯恩斯中尉也击落了1架伊尔-10。麦克阿瑟深受感动，于是默许了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关于袭击北朝鲜空中力量老巢的请求。

　　 次日，18架B-26首次打击三八线以北的目标，袭击了北朝鲜首都平壤的机场，炸毁了机库、油库和营房，然后安然无恙地返回日本。第13轻轰炸机中队一架B-26的射手尼尔·S·米克莱中士击落了两架穷追不舍的雅克战斗机中的一架。另有25架战斗机被炸毁在地面上。B-26的胜利靠的是奇袭。不久，强大的北朝鲜防空配系迫使B-26增大高度，后来又迫使它们改在夜间执行轰炸任务。

　　 随着北朝鲜人将联合国军挤压到釜山(洛东江)防御圈内，空对地作战得到了加强，海军第77特混舰队的飞机、B-29和远东空军的各种地面攻击机都参加了行动。此外，还采取了特别措施。本来用作截击机的F-82G自横田和板付起飞，也勇敢地进行扫射和投掷凝固汽油弹。其飞行员们一次接一次地起飞执行任务，直到精疲力竭为止。

　　 F-80C也从板付起飞，因为它们的重量和起落架轮胎面积不允许它们从南朝鲜简陋的机场上起飞。这种“流星”式飞机装有火箭和翼尖油箱，作战半经约225英里，可在目标上空逗留约15分钟。在350英里的最大作战半径上，必须一到达目的地就发现目标，因为已经没有时间逗留。第49战斗轰炸机联队的爱德华·约翰逊中尉和罗伯特·埃克曼中尉在三泽对这种飞机作了现地改装，临时解决了增大航程的问题。他们在标准的165加仑洛克希德翼尖油箱的中部加上了一种较大(弗莱彻)油箱的两个中段，从而创造出了容量265加仑的“三泽油箱”。这使F-80C在目标上空逗留的时间延长到45分钟，但也危险地加大了翼尖的负荷，造成某些机翼损坏事故。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三泽油箱供不应求。

　　 最不寻常的临时解决办法也许是重新启用“野马”式飞机。首次重新启用很出名，这是迪安·E·赫斯少校的功劳。经过他的努力，10架原拟交给韩国空军的“野马”式飞机被留了下来，配上美国和韩国人员，于6月30日调至大邱，开始进行“第一轮”空对地作战行动。另一次规模更大、但不那么出名的重新启用活动被称为“达拉斯计划”。按照此项计划，从库存中调出30架F-51，并从驻菲律宾的第18战斗机大队抽出F-80C驾驶员(大多抽自第12中队)来驾驶这些F-51。这些飞机与驾驶员同“第一轮”的飞机与驾驶员一道组成驻大邱(K-2基地)的第51暂编战斗机中队。7月15日，这些“野马”式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同日，美国把空中力量的库底都翻了出来，将国民警卫队的145架F-51装上了“拳师号”两栖攻击舰。第40战斗截击机中队也将F-80改为F-51，并于7月16日从日本移驻浦项(K-3基地)。几天后。第40中队的驾驶员们刚刚熟悉了所驾驶的飞机，就出动220多架次，攻击对浦项进行试探性进攻的北朝鲜装甲部队，并很快制止住此次进攻。

　　 由“拳师号”两栖攻击舰运来的国民警卫队的F-51用于装备第18战斗轰炸机大队的第67战斗轰炸机中队。该中队由路易斯·J·西比尔少校指挥。他是欧洲战争中的老兵，曾驾驶马丁B-26执行68次战斗任务，荣获两枚卓越飞行十字勋章和12枚飞行勋章。西比尔率领其中队自日本芦屋起飞，前往攻击集结在咸昌附近江边的敌军。在第一次攻击中，他的两枚500磅炸弹中有一枚因出现故障而未能投下去，他返回去进行扫射，猛烈的高射炮火重创了他的飞机。他知道“野马”式飞机很脆弱，经不住打击，但他也知道1500名装备精良的敌军会对釜山防御圈构成什么样的威胁。于是，他不顾让他在大邱紧急着陆的劝告，舍身冲向目标。西比尔少校获得了荣誉勋章，这是在朝鲜战争中追授予美国飞行员的4枚荣誉勋章中的头一枚。

　　 (后来，查尔斯·A·洛林少校在惊人地相似的情况下也荣获了一枚荣誉勋章。1952年11月22日，他驾驶第80战斗轰炸机中队的一架F-80，率领4架飞机攻击敌军一处炮兵阵地。他中弹后一个急转弯就有意识地向目标俯冲，与目标同归于尽。)

　　 尽管远东空军最初对进攻作出的反应好像是临时凑合，但在打击北朝鲜日益拉长的补给线方面是有效的，而且釜山防御圈也保住了。美国空军尽快恢复了自己的标准做法，特别是在打击目标方面。到7月中旬，在大邱建立了一个联合作战中心和一个战术空军控制中心，并在战地开设了不下18个战术空军指挥所，用于控制打击行动。7月10日以后，这些指挥机构又得到了很大的加强。那天，哈罗德·E·莫里斯中尉展示了北美T-6“得克萨斯人”式教练机在充当空中控制飞机方面所具有的效用。这些空中控制飞机最初的呼号是“蚊子A”、“蚊子B”和“蚊子H”，因此“蚊子”成了“得克萨斯人”式飞机的通称。“蚊子”对F-80C来说特别有价值，因为它使F-80C可以充分利用其短促的空中巡逻时间。

　　 一种复杂而又快捷灵活的呼唤和实施近距离空中支援打击的方法很快就被制定出来了。来自某个战术空军指挥所的打击申请通过师和军司令部传到战术空军控制中心或联合作战中心，再由后者批准战斗轰炸机紧急起飞。这些飞机向空中控制员报到，由他指示目标。进行袭击之后，战斗轰炸机作出打击报告，然后回到地面。从申请到着陆，整个时间往往短到只有40分钟。

　　 这种基层的合作在指挥活动中也得到了体现：帕特里奇将军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沃克将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大邱。双方商定的首批工作之一就是在韩国铺设穿孔钢板跑道，以加快F-51返航后的再次飞行准备。F-51部队抵达前线后受领了近距离支援任务，而F-80则负责遮断敌方补给线。

　　 F-51的液冷式发动机易被地面炮火击坏，也容易受到机场上飞扬的尘土的损害，因此人们对于使用F-51支援地面作战是否明智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辩沦。使用F-51的唯一原因就是它是可资利用的“剩余战争物资”。重新启用它，是被和平时期没有远见的低额国防预算逼出来的一种代价巨大的节约措施。越来越疲惫的“野马”们一直被使用到1953年。它们满载着炸弹长途飞行，甚至迫于共军的推进而不得不从日本起飞。

　　 一些权威人士发表了对F-80不利的论点，认为这种喷气式飞机的高速度使它用作地面攻击机时不那么管用。他们错了。高速度在更加突然地接近目标方面是有用的，而且与“野马”式相比，喷气式飞机较难被地面炮火击中。1950年7月10日，第8战斗轰炸机中队的机首漆成黄色的“流星”式飞机用航空机枪和火箭攻击了一个临时目标，击毁117辆卡车和38辆坦克，展示了F-80的致命火力。击毁坦克成了F-80驾驶员的一门学问。他们以每小时400至500英里的空速和45至60度的俯冲角，尽可能对准T-34坦克比较薄弱的后部实施攻击。5英寸高速航空火箭弹的延期引信装定在适当的时间上，使火箭弹在爆炸前先震碎装甲，产生杀伤坦克乘员的破片效应。F-80必须在地平面上方至少500英尺的高度上退出攻击，以避免被飞起的目标碎片击中。

　　 在向釜山防御圈撤退期间，空军给敌方造成的毁伤有75%应归功于F-80。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勤人员昼夜辛勤工作让飞机能够飞行，保证了84%的飞机处于可供使用的状态。这在平时也可以算是优异的成绩，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则算得上是辉煌的成绩了。

　　 对北朝鲜进攻作出的一系列多种多样的临时反应使进攻者流干了血，并使釜山守军得以逐步增强实力，恰好在仁川登陆之际发起反击。北朝鲜部队只能在夜间行动，他们的战线也随着美军近距离支援飞机出动架次的增多(8月份几乎达到7500架次)而崩溃。9月，北朝鲜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要把联合国部队赶下海。此时，第5航空队的战斗轰炸机和轻轰炸机每天出动多达683架次。当第8集团军的反击迫退北朝鲜人之际，沃克将军说，第8集团军得到了极好的空中支援，如果不是有了第5航空队的大力支援，该集团军就会被迫撤出朝鲜。

　　 首次北进

　　 在联合国部队从釜山突围的同时，远东空军在朝鲜战区的实力也由于抽调原先负责日本、冲绳和菲律宾防空任务的部队而得到了加强。第5航空队的作战节奏在9月份加快了，每天出动多达361架次。携带凝固汽油弹的“野马”式在攻击敌堑壕阵地方面特别有效。当北朝鲜人逃跑时，他们又遭到了F-80和B-26的痛击。到9月22日，北朝鲜的大多数坦克已被摧毁，共军在空袭下开始退缩。9月23日，乔治·A·纳尔逊中尉驾驶一架T-6“蚊子”式飞机投下一份署名“麦克阿瑟”的传单，命令对方放下武器，于是有200名北朝鲜士兵投了降，由此可见敌军士气低落到了何等地步。

　　 过去，遮断行动是为了阻止敌军增援部队和补给品抵达前线。现在，这种行动则是为了阻止敌军退回后方。北朝鲜人撤退时主要在夜间行动，于是B-29“超级堡垒”式与B-26“侵略者”式合作，由前者投掷巨大的伞降照明弹，再由后者轰炸被照亮的敌军。

　　 远东空军的空中力量尽管是仓促拼凑起来的，但依然重创了敌军。战俘的口供证明，空中力量给北朝鲜人民军造成的损失占其人员损失的47%、坦克损失的75%、卡车损失的81%和火炮损失的72%。由此推断，打败北朝鲜人民军的不是仁川登陆，而是没完没了的空对地作战行动。如果这不是麦克阿瑟的推断的话，那至少是美国空军的推断。

　　 南朝鲜的机场一修好，或者改进到为作战所需的水平，第5航空队的飞机就蜂拥而至。北朝鲜人在追击之下分散溃逃，以致战斗轰炸机有时因为找不到目标而带着没有投出去的炸弹返航。这种情况在中国部队介入后发生了急剧变化。

　　 且战且退

　　 为对中国的介入作出反应，范登堡将军命令来自得克萨斯州伯格斯特隆空军基地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第27护航战斗机联队投入战斗。该联队的共和F-84D和F-84E“雷电喷气”式战斗机飞到圣迭戈，仓促地被装上“巴丹岛号”护航航空母舰。由于防护措施不足，飞机受到严重侵蚀，以致后来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27联队被派到大邱(K-2基地)，并在唐·布莱克斯利上校的率领下执行了第一次飞行任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是著名的皇家空军第121“鹰”中队的成员，后来又指挥过著名的第4战斗机大队。他在欧洲出动400架次，战斗飞行1000小时，击落敌机15架。1950年12月7日，这位老飞行员率领4架飞机在平壤西南实施武装侦察。这些F-84使用高速航空火箭弹和航空机枪摧毁了一些火车机车，并使列车编组场燃起了大火。对于只受过护航战斗机任务训练，又没有用F-84攻击过地面目标的一支部队来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攻击行动。它为第27联队头一个月的紧张行动开了一个示范性的好头。在这个月中，该联队共出动飞机972架次，其中275架次均系支援地面战斗。它还成了F-84参战的象征——在整个朝鲜战争中，F-84参加了几乎每一个大战役，出动了86000多架次，投掷了50000多吨普通炸弹和5500多吨凝固汽油弹，发射了22154枚火箭弹，消耗的0.50英寸口径子弹足可装满若干英里长的子弹带。“雷电喷气”式飞机总共损失了153架，其中18架是被米格飞机击落的。F-84则击落了9架速度比它快的米格飞机。尽管作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F-84得到的报道却远比更富魅力的F-86少。F-84的驾驶员和地勤人员们对此介意吗？绝对介意！

　　 虽然带有平直翼的F-84飞得比F-80快，最大速度每小时613英里，但在高空空战中仍不是米格-15的对手。如果它们能将米格飞机引诱到20000英尺以下的高度上，它们战胜的机会就多一些。1951年1月21日，第523护航战斗机中队的威廉·伯特伦中校在低空战斗中将一架米格-15击落起火，显示了一名优秀飞行员驾驶F-84也是能够有所作为的。但是，人人都承认“雷电喷气”式更适于执行支援地面战斗的任务。在执行这种任务方面，它们像自己的上一代——神话般的共和P-47“雷电”式——一样出色。F-84能装4000磅炸弹，起飞全重达到18000磅，因此需要使用喷气助推起飞器才能从韩国的短跑道机场上起飞。

　　 F-84有许多光辉的时刻。1951年1月23日凌晨，阿什利·B·帕卡德上校的第27护航战斗机联队的33架“雷电喷气”式飞机袭击新义州。那里的北朝鲜机场总是得到驻在鸭绿江对岸安东的米格飞机的保护。在米格飞机紧急升空之前，头8架F-84对新义州作了第一次攻击，然后迅速爬升到20000英尺的高度，掩护后几批“雷电喷气”式实施攻击。30架米格飞机赶来保卫新义州，它们虽然速度较快，但无力在这个高度上与F-84周旋。雅各布·克拉特中尉很快就击落了两架米格飞机，艾伦·麦圭尔上尉和威廉·W·斯劳特上尉各击落一架。(麦圭尔击落一架敌机之事未获证实。克拉特在3天后又击落一架雅克-3，这是他击落的第三架、也是最后一架敌机。)

　　 联合国军其他的战斗轰炸机在支援第3陆战师和第7步兵师自长津湖地区撤退时表现出色，拯救了这两个师，使之免于被歼。在以后的一个月中，失魂落魄的联合国部队丢城失地的速度几乎与其攻城掠地时的速度一样快，令人丧气地迅速从一道指定的“坚守”线退到下一道“坚守”线。平壤于12月5日落入敌手，汉城于1月4日失陷，仁川也于1月5日陷落。仓皇撤退迫使杜鲁门总统于12月15日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中国人很快攻占了联合国军的许多机场，迫使美国空军部队撤至日本。到2月，“佩刀”式的有限航程已使之无力飞抵平壤以北，“米格走廊”完全处于敌方的控制之下。幸亏共军不会熟练地使用其空中力量，因此，尽管大规模修复机场，他们从未能够把自己受到的空对地残酷惩罚同样施之于联合国部队。联合国军的战斗轰炸机和轰炸机部队共同努力，摧毁着敌方的部队、卡车、列车和补给品。这种惩罚使中国人的攻势日渐式微。

　　 由于补给品不断被毁而供应不足，加上为避免轰炸而通过辅助公路和小道运送残存的装备和部队，中国人的攻势终于瓦解。接着，李奇微将军领导下的联合国军恢复了活力，慢慢地扭转战局。到1月6日，节节败退转为缓慢推进。到3月14日，汉城已被收复。鉴于共方漫长的补给线十分脆弱，远东空军的战斗轰炸机部队分别受领了武装侦察区域。飞行员们越来越熟悉各自的责任区域，一旦发现稍有变化，即说明那里出现目标。

　　 李奇微强调，无论是在防御作战中，还是在进攻作战中，都要给中国人造成最大伤亡。他的这种强调慢慢地开始见效了。中国人坚持自己的作战方针，发起了不下6次大的攻势，但终于认识到再也不能指望压倒联合国军并将其赶下海了。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双方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都不再谋求获胜，而是达成尽可能是最佳的协议，以便体面地退出战争。7月，“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对李奇微关于联合国军愿意谈判停战条件的广播声明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在板门店进行的漫长淡判最终导致停战。在战争的最后两年中，地面战斗虽然残酷激烈，但规模不大，双方形成僵持局面。空中战争则愈演愈烈，因为这是联合国军方面确保共方继续谈判的唯一手段。

　　 1951年夏，在联合国军向刚过三八线的地方推进的过程中，第27护航战斗机联队被第49和第136战斗轰炸机联队所接替。经验丰富的第49联队辖有第7、第8和第9战斗轰炸机中队，它们高高兴兴地放弃了已经疲惫的F-80C，换上了F-84。第136联队是一支空军国民警卫队部队，刚由“野马”式改装F-84E。它由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第111和第182中队以及来自阿肯色州的第154中队组成。另一个空军国民警卫队联队(第116联队)于7月底抵达，并接管了日本的防空任务。它所辖的中队分别来自佐治亚州(第158中队)、佛罗里达州(第159中队)和加利福尼亚州(第196中队)。

　　 这支由“野马”式、“流星”式和“雷电喷气”式飞机组成的混合力量将同B-26和B-29轰炸机一道，有效地掐住敌人的脖子，却堵不住爱批评空中力量的那些人的嘴。每个营长都想看到每时每刻总有“他的”飞机在“他的”战线上活动。海军陆战队的空中力量似乎就是这样(至少据说是如此)支援陆战队地面部队的，因此营长们也想得到这样的支援。在推进或撤退中，战线变化不定，局部地域没有空中力量提供支援，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战况迅速变化的情况下，飞机可能忙于在别处执行任务。但在战争的最后两年中，战线比较固定，敌我双方的试探性进攻均局限于战线上的零星地段。因此，如果不能随时召来所需的空中力量，那就不合情理了。

　　 问题在于打的是阵地战。共军是构筑工事的高手，他们修建了深深的堑壕、用坑道与地下仓库相连的坚固地堡以及十分隐蔽并有厚厚的覆盖层的火炮和迫击炮阵地。这些工事修得极好，以致在实施近距离空中支援时，除非直接命中，否则不仅无效，而且代价远比使用常规炮兵火力为高。对战事头几年的统计数字所作的分析表明，对战线大后方的遮断即使不像近距离空中支援那样能够鼓舞士气，但却取得了更大的战果。

　　 于是。根据经验得出了一些运用空中力量的方法。事实证明，若在对方进攻时将空中力量集中用于前线，对方的增援会增强进攻的锐势并使进攻得以继续进行。然而，若将足够的力量用于远距离遮断，对方的进攻就会由于缺少补充兵员和装备而陷于停顿。其补给线越长，情况就越是如此。

　　 在停战谈判期间，远距离遮断对战局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联合国军方面决定用空中力量保持对共方谈判代表的压力。战斗轰炸机的昼间袭击迫使敌军夜间使用公路，这就给轰炸机提供了目标。战斗轰炸机与轰炸机密切协同，保持了对敌人的压力。

　　 轻轰炸机

　　 道洛拉斯B-26“侵略者”式——有些飞行员称它“小赛马”——因为执行了朝鲜战争中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轰炸任务而声名卓著。如前所述，第一次轰炸是1950年6月28日在第13轰炸机中队小哈里森·洛布德尔上尉率领下进行的。最后一次轰炸是在1953年7月27日晚间进行的。当天下午8时59分，第17轰炸机联队第34轰炸机中队的一架B-26C由赫伯特·L·阿特金斯中尉驾驶，运用近程雷达指向系统向元山投下了炸弹。该机于夜间11时55分返航着陆，距停火生效时间只差5分钟。

　　 在这两次轰炸任务之间漫长而又艰难的37个月中，为数不多的B-26把战火烧向北方，让共军大吃苦头。它们长途单飞，不仅要冒低空攻击敌军车队时的风险，而且还要经受恶劣气象条件的考验和穿过凶险莫测的云层。第3轰炸机联队和配属的第731(后为第90)夜间轻轰炸机中队驻在日本本州南部的岩国，而且在战争期间，其飞机数量从未达到满员——72架。与它竞争的B-26部队——第452轻轰炸机大队及其接替者第17轻轰炸机大队——也同样缺少飞机。(第452大队是空军后备队单位，其B-26是从加利福尼亚州乔治空军基地调到海外来的。)到战争结束之际，B-26严重不足，空军情急之下把一些无座舱盖的老式B-26都派来了，飞行员们穿上冬季制式飞行服和使用标准求生装备依然冻得吃不消，根本无法驾驶这种飞机飞行。在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两支部队还缺乏补充机组。

　　 从第8轰炸机中队约翰·沃姆斯利上尉的壮举中可见B-26机组人员战斗力、创造性和英勇精神之一斑。1951年9月12日夜间，沃姆斯利试验了一项新战术，用一盏8千万支光的大探照灯照亮一支车队，并在10次攻击中摧毁了16辆卡车。探照灯使B-26显得很可怕，就像一列火车以每小时300英里的速度自天而降，吓得一些司机把卡车开翻到路边沟中。两天后，沃姆斯利又故伎重演。这次是发现并攻击一列火车。他弹药不足，于是召来一架B-26把火车干掉。他用探照灯继续照亮火车，因而自己也成了理想的目标，终被炮火击落丧生。后来他被追授予荣誉勋章。此后，飞机上装探照灯的主意也就弃置不用了。

　　 B-26部队只有为数不多的飞机，却每夜照例执行38次飞行任务，攻击各式各样的目标。当情况需要时，一夜就执行48次任务，于是有的飞机就要一夜执行两次任务——一次是武装侦察，另一次是支援地面战斗。这样的夜晚会把人搞得疲惫不堪。因为，在正常情况下驾驶B-26虽然惬意，但在空速表指到每小时420英里的红线上时从俯冲攻击中改出，却是一件费力气的事情。

　　 只执行一次任务也会使人精疲力尽。B-26从岩国起飞后到大邱机场进行中间整备，那里的燃料和军械往往供应不足，而且穿孔钢板跑道使轮胎磨损得很严重。在战争的不同阶段，B-26还从K-1基地(釜山西)、K-8基地(群山)和K-16基地(汉城)起飞。每隔一分钟就起飞一架B-26，各个机组单独飞向北朝鲜主要补给线上的指定地域。目标很难发现，而且共军沿路设有防空哨，一有飞机接近，就向公路上的车辆发出警报。接到警报后，卡车通常在15至20秒钟内就关掉车灯。列车则闭灯行驶，熟练地从一个隧道冲向另一个隧道。

　　 B-26试图奇袭敌军，一面在2000英尺的高度上飞行，一面搜索目标。如果带有照明弹，则在上风处约3500英尺的高度上投下照明弹。如果没有照明弹，B-26往往先投下凝固汽油弹照亮地面，然后尽力阻止车队前进或后退。如果炸弹截住了一列火车或一支车队，使之动弹不得，就接着进行扫射攻击，直到耗光弹药为止。在扫射时，为了取得战果，飞机有时降到低至200英尺的高度。

　　 高山往往笼罩在云雾之中，机组人员必须具有钢铁般的神经才敢于穿云下降，冲入山谷——但愿是山谷而不是山体——实施攻击。这样做在肉体上也要承受很大压力，因为R-2600型庞大发动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眼睛还要不时地适应从漆黑的夜色到“萤火虫”C-47投下的照明弹发出的眩目亮光的变化。此外，战斗中常有的精神压力也不容易承受，因为山谷两侧布设的高射炮陷阱顷刻之间就能把飞机打下来。

　　 在夜间，可能安排多达6架飞机去同一地区巡逻，因此时间要掐得很准。有一次，一架B-26的飞行员在退出对目标的攻击时感到飞机轻轻地震动了一下，他以为是高射炮弹破片或飞鸟撞中了飞机。第二天早晨，地勤组长发现有一个炸弹挂钩上蹭着一点儿漆，漆的颜色与另一个中队飞机翼尖上的漆色相同，于是迅速检查了那个中队的飞机翼尖，结果证实曾发生轻微碰撞，差点儿酿成大祸。

　　 B-26虽然机龄已老而且数量有限，但仍继续服役，后来还参加了越南战争。到1952年夏，人们对于B-26执行夜间任务的经济效益产生了疑问，于是巴克斯将军将它们改用于昼间编队空袭，攻击通常没有米格飞机保护的地区内的敌方交通中心。只有经验最丰富的机组仍执行夜袭任务，并编入第3轰炸机联队第13中队和第17联队第37中队。有些飞机还进行了改装，以便实施近程雷达指向轰炸。

　　 B-26在朝鲜总共出动了55000多架次，其中44000架次是夜间出动的。B-26机组人员很不满意的事情之一是不能核实自己的战果，因为在激烈的战斗中只能粗略估汁所造成的毁伤。据他们自报的战果统计，他们总共摧毁了近40000部车辆、35000节铁路车厢、406部铁路机车(机车被毁时动静较大，故较易核实)、168座桥梁和7架敌机。

　　 重轰炸机：最初的日子

　　 北朝鲜的工业化程度虽比南朝鲜高，但其战争物资大部分是自苏联经中国运来的。因此，对北方的战略轰炸在目标类别和实际收效方面都是有限的。再则，在共军两次推进期间，远东空军的B-29轰炸机往往用于执行近距离支援任务，实施地毯式轰炸。此外，许多飞机是重新启用的封存飞机，许多机组人员则是正常生活被现役作战勤务打断的后备役人员。尽管如此，B-29及其机组人员在整个战争期间还是干得十分出色。

　　 远东空军最初的战略部队是驻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第19中型轰炸机大队——唯一不在战略空军司令部控制之下的B-29单位。该大队奉命立即移驻嘉手纳，并于6月28日下午派出4架飞机袭击通往汉城的铁路线和公路，以显示力量。

　　 1950年7月8日，斯特拉特迈耶将军成立了远东空军轰炸机临时司令部，并派小埃米特·奥唐奈少将任司令。奥唐奈在1942年那些糟糕的日子里指挥过驻菲律宾的第14轰炸机中队，后来曾率领B-29对东京进行了第一次袭击，并因战绩辉煌而当上了战略空军司令部第15航空队指挥官。

　　 由于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得到了战略空军司令部部队的补充，因而奥唐奈特别适于指挥该轰炸机司令部。当驻华盛顿州斯波坎(后改名“费尔柴尔德”)空军基地的第92中型轰炸机大队和驻加利福尼亚州马奇空军基地的第22中型轰炸机大队奉命赴朝执行战斗任务时，它们突出地表现了战略空军司令部部队的训练有素和纪律严明。经过9天的时间和8000英里的航程，它们调到了远东，并且执行了第一次战斗任务——轰炸元山。它们的行动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是因为自带了成套装备器材、机组人员长途飞行后体力恢复得快以及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机动理论先进。这次调动的经验使得后来的大队调动起来更加迅速。8月1日，第98和第307中型轰炸机大队分别自华盛顿州斯波坎空军基地和佛罗里达州麦克迪尔空军基地调入远东空军。仅仅6天后，第98大队(驻横田)就执行了第一次战斗任务。第307大队(驻嘉手纳)则在7天后第一次执行了战斗任务。

　　 战争初期，B-29的行动着眼于通过摧毁桥梁和铁路来迟滞敌军。此时，在麦克阿瑟总部目标组与远东空军目标科专业空军人员之间爆发了目标选择权之争。最后勉强达成协议，允许远东空军选择目标，但麦克阿瑟坚持他那个单位有权在他认定的某些“特殊情况”下为B-29指定遮断目标。

　　 远东空军经过仓促分析，确定了北朝鲜境内的五大战略目标，包括首都平壤，另外加上元山、兴南、清津和罗津。

　　 第一次大行动是在5天内进行3次打击，目标是兴南一家专门制造炸药的庞大化工厂。这就为后来的战略行动开了先例。1950年7月30日晨，47架B-29借助APQ-13雷达轰炸了朝鲜硝化炸药厂，摧毁30%，重创另外的40%。8月1日，46架B-29使用诺尔登轰炸瞄准具摧毁了朝鲜氮肥厂。8月3日，39架B-29运用雷达轰炸方法袭击了本宫化工厂。兴南的化工联合企业实际上已被摧毁，在战争中剩下的岁月里未能恢复生产。

　　 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昼夜不停地保持轰炸攻势，很快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纪录，在7月13日至10月31日之间总共投弹30136吨。破旧而又顽强地坚持战斗的B-29平均每架每月出动8.9次，这应归功于辛勤工作的维修人员。

　　 远东空军执行任务的效率还因增设了空中指挥官而获得提高。该指挥官在轰炸机部队的先头进行气象侦察，然后根据目标区的情况，指示是借助雷达还是依靠目力进行轰炸，并决定是采用单机轰炸方法还是采用编队轰炸方法。空中指挥官还判定轰炸效果，并当场指示对轰炸方法作出所需的改变。

　　 整个9月份，又在轰炸各种目标时取得了辉煌战果，其中包括对富城水电站和罗津海军油库的有争议的袭击。对罗津海军油库的袭击成了将来在越南进行轰炸时会遇到麻烦的先兆，因为国务院要求不要把靠近苏联边界的罗津当作目标。

　　 在战争初期，敌方无力用战斗机打击B-29，而且防空火力也很弱。但是，B-29机组人员面临着气象条件所带来的极大危险，返抵日本时往往不得不在云底高和能见度极低的条件下进行仪表着陆。

　　 让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北进的决定促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于9月26日下令停止袭击北朝鲜境内的战略目标。10月份，轰炸机司令部轰炸了集结中的敌军、桥梁和其他战术目标，加速了北朝鲜人的溃败，但是这些作战行动也很快就因为联合国军推进神速而变得不必要了。结果，决定将第92和第22轰炸机大队调回美国本土。

　　 新的较量

　　 上述调动为时过早，因为在中共军队介入后，B-29还有好多仗要打，而且情况远比头5个月严重。远东空军出于必要，又恢复攻击最初选定的目标——桥梁，但是这次采取了十分特殊的方式，而且面临的是可怕的新对手。

　　 共军的地面作战战略构思得很巧妙。10月25日开始的初步攻势只使用有限的兵力，使人对中国人的意图产生疑问。有些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人也许只谋求在鸭绿江以南开辟一个缓冲地带。对此，因釜山突围成功而大受鼓舞的第8集团军的反应是准备发动自己的“最后”攻势。

　　 麦克阿瑟将军曾经坚持认为中国不会出兵，现在却面对着大批中共志愿军，因而懊恼不已并受到责备。于是，他要求加强轰炸，包括使用燃烧弹，猛烈袭击北朝鲜的兵工厂和交通中心，尤其要炸毁鸭绿江上所有桥梁的“朝鲜一端”；他还不知道大批中国部队已经在上个月悄悄地跨过了鸭绿江。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了一个不明智的决定，授权用轰炸机轰炸桥梁，但不得侵犯中国东北的领土，西伯利亚与朝鲜之间的桥梁也在禁炸之列。

　　 燃烧弹的袭击进行得比较顺利，也很有效。对桥梁的轰炸则是另一回事，原因很多，第一个原因是桥梁本身的强度大。这些桥梁是担心地震的日本人修建的，其强度足可抗住自然灾害。事实证明，它们也能抗住500磅炸弹的破坏。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不得侵犯中国领空，远东空军的轰炸机只能自东西方向沿与鸭绿江平行的轴线，在与桥梁走向成直角的情况下进行攻击。它们进入轰炸航路后迫于高射炮火力而只能在18000英尺以上的高度飞行，并受到每小时100英里以上的侧风急流的吹袭，要命中一个点状目标，那是B-29力所不及的，何况从18000英尺的高空看来，50英尺宽的桥梁比针尖还小。此外，它们还得经受敌军飞机的攻击。速度慢的雅克式和速度快的米格式飞机从其庇护所起飞并爬高，然后向轰炸机及其护航飞机俯冲攻击。

　　 第一次大规模袭击的目标是鸭绿江南岸的新义州，其对面是中国东北的城市安东，那里有米格-15的驻扎基地。1950年11月7日，远东空军在轰炸新义州之前先派第5航空队的F-80和F-51压制高射炮火力。其间，布朗中尉击落了第一架米格飞机。70架B-29向新义州投了将近600吨燃烧弹，另外9架B-29则向两座跨国大桥的近端投下了众多的千磅炸弹。

　　 判读袭击照片后发现，大桥依然屹立在那里，这说明只轰炸桥梁的一端是多么艰难。中国人在桥梁战中战胜了B-29和海军的战斗轰炸机。到11月底，只切断了大约一半桥梁，而中国人则内行地用易于修复的浮桥来补充固定桥。后来，老天爷又帮了他们的忙，江面封冻，减少了对桥梁的需求。

　　 1951年1月，找到了摧毁桥梁的新办法，虽非十全十美但也引人注目，那就是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技术改进一下，使用由无线电制导的12000磅“塔松”炸弹。“塔松”由投弹手控制其落向目标的距离和方位，威力极其强大，只要命中，就能炸毁任何桥梁整段整段的桥身。不幸，这些炸弹要求机组人员的操作要十分娴熟，而且还有一种固有的危险特性，那就是不能安全地齐投。因此，8个月后就不再使用这种炸弹了。在这8个月内，总共投了30颗“塔松”炸弹，炸毁桥梁6座，损伤桥梁1座。真正的“灵巧炸弹”还要再等几年才会问世。

　　 命运逆转

　　 当18万人的中共部队编为18个师在林彪 [ 译者注：应为彭德怀。 ] 将军率领下介人时，他们玩了很漂亮的一手，先让联合国部队进至几乎达到北朝鲜北部边界的地方，然后启动陷阱的机关。第8集团军准备完成最后的攻势“回家过圣诞节”，于是在1950年11月24日发起进攻。中国人于11月25日夜作出反应，对韩国部队和第8集团军发起强大的反攻，随后又于11月27日对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发起突击。

　　 在中国人发起攻势一周后，第8集团军已后撤50多英里。到12月，该集团军在三八线以南掘壕据守，距开始撤退的地方已有120英里。B-29用燃烧弹进行了袭击，包括1月3日和5日对平壤的两次袭击，摧毁了这座城市的35%。

　　 1951年1月10日，奥唐奈将军返回美国，詹姆斯·E·布里格斯准将接掌了轰炸机司令部。布里格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不仅因为米格-15数量日益增多和更加活跃，而且因为B-29的火控系统是1944年为了对付时速400英里的战斗机而设计的，现在要对付速度更快的米格飞机，就只能越来越依靠护航战斗机保护了。不幸的是，可供使用的护航战斗机是共和F-84和F-80平直翼飞机，而F-80的时速几乎比米格飞机慢200英里。如果国防预算充足，就可获得所缺的300架F-86。这样一来，双方的差距就会弥合。可是，国防预算并不充足。

　　 鸭绿江春季解冻后，摧毁桥梁再次成为B-29的优先任务，而B-29也成了米格飞机的优先目标。米格飞机数量增多，并且采用了新战术。有些米格飞机与F-86进行空中格斗，而另一些米格飞机则掠过F-86和F-80去攻击轰炸机。米格飞机装备的一门37毫米航炮和两门20毫米航炮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只要命中几发，就足以击落一架轰炸机。它们呆在轰炸机编队的上方，然后俯冲下来，穿过护航战斗机编队去攻击轰炸机，再在遭到攻击之前退出战斗。4月12日，在对新义州铁路桥的另一次袭击中，两架B-29被击落，另有6架遭重创。

　　 中国人在收复的失地上修建机场，这表明他们打算更加积极进取。这是严重的威胁，因为他们若能让米格飞机使用这些新机场，联合国军来之不易的空中优势就会丧失，地面战争也会随之失败。因此，轰炸这些机场成了B-29的紧要任务，也是代价高昂的任务。

　　 1951年10月21日开始的那个星期标志着空中战争的大变革。在对机场和桥梁的一系列袭击中，5架B-29被击落，8架遭重创。67名机组人员伤亡，其中55人死亡或失踪、12人负伤。范登堡将军沉痛地总结这一形势说：“几乎一夜之间，共产党中国就成了世界上主要的空中力量强国之一。”这场战争中最激烈的空战之一发生在10月23日。那天，B-29袭击了南市新建的机场。第307轰炸机联队的8架B-29与第49和第136战斗轰炸机联队担任护航的55架F-84会合后前往目标区。B-29刚开始进入目标区，就有50架米格飞机以典型的穷追猛扑战术发起攻击，而担任护航的F-84却无法干预。由托马斯·L·希尔兹上尉指挥的首架B-29不顾已经负伤而坚持攻击目标。他让机组人员跳伞降落到海岸上，自己却在飞机坠毁时丧生。另外两架B-29也被击落，其余的B-29均被击伤。一架F-84被击落，米格飞机据说也被击毁4架，其中3架是被B-29的射手击毁的。

　　 第二天重现这种令人丧气的情景。这天，第98轰炸机联队的8架B-29袭击顺川的一座铁路桥梁。多达70架米格飞机无视担任护航的10架F-84和皇家澳大利亚空军的16架格洛斯特F·8“流星”式战斗机，对“超级堡垒”式轰炸机发起攻击。一架B-29被击落，但机组人员获救。(双发动机的F·8“流星”式是皇家空军首批喷气式战斗机的一种改进型，其性能与F-80C差不多。皇家澳大利亚空军在朝鲜将“流星”式战斗机主要用于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它损失了48架“流星”式，但也击落了3架米格飞机。)

　　 米格飞机在27日再次作出了强烈反应，出动将近100架去攻击第19轰炸机联队的8架B-29。这次有16架“流星”式和32架“雷电喷气”式飞机护航，加上米格飞机的进攻不那么强，所以只有一架B-29遭到重创。

　　 约瑟夫·W·凯利准将于1951年9月30日接手指挥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并且很快就得出了一个必然要得出的结沦，那就是：对于喷气式飞机时代的昼间作战来说，B-29已经陈旧过时。于是，这些“超级堡垒”在朝鲜平安无事地又执行了一次昼间任务后，就改为运用近程雷达指向轰炸技术进行夜间作战，从而在中共部队加强关键地区的雷达、探照灯和高射炮防御配系之前，获得了片刻喘息机会。

　　 在这场战争剩下的时间里，机腹漆成黑色的B-29继续打击敌军，按指示轰炸剩下的少数几个战略目标，此外则集中力量攻击补给中心和铁路枢纽。

　　 1952年3月15日，威利·D·甘尼准将接任轰炸机司令部指挥官。他通过一些行政改革，一度使飞机数量略有增加，从核定的99架增到106架。增加的数量虽然很少，但至为重要，因为这使战区内的训练得以增加。

　　 甘尼还使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对“空中压力”策略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这项策略是为了确保共方在谈判桌上保持诚意而提出来的。远东空军司令奥托·P·韦兰将军强烈主张采用这种策略，亦即以空中战役去促成停战。敌方坐到谈判桌上来的时候心里明白，他们可用于施压的唯一手段就是残酷的消耗战。在这种消耗战中，他们有能力给联合国部队造成承受不起的伤亡，即使自己为此要作出远比对方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

　　 施加空中压力的战役使共军丧失了上述能力。在这场有时称为“绞杀战”、有时称为“饱和战”(韦兰讨厌这两个名称)的战役中，轰炸机、轻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合力予敌以足够的毁伤，阻止其发动会使联合国军流血牺牲的攻势。

　　 施加空中压力战役中的一部分行动始于1952年夏，并一直进行到1953年3月。在这一行动中，远东空军和远东海军齐心协力，袭击了向鸭绿江两岸的工业设施供电的水丰、富城、楚山和校成水电站。1952年9月12日，31架B-29参加了对水丰的后续袭击，在两个小时零40分钟的时间内向目标投下了许多2000磅穿甲炸弹。毁伤判定照片表明，共方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使该地发电系统恢复运转。

　　 1953年春末，B-29执行了最后一批任务。由于预计停战条款会限制允许运入北朝鲜的武器的数量，轰炸机司令部再次转而摧毁桥梁和机场。远东空军决心不让中方在停战协定签署之前将一支空军调进北朝鲜。轰炸机司令部发起了一次有组织的战役，使一座又一座机场陷入瘫痪状态，然后又一夜接一夜地返回去破坏敌方所进行的杰出的修复工作。在停火协议限制武器调进的时间到来之前7小时，第91战略侦察机中队的一架RB-29到北朝鲜侦察了一番，带回的照片证实，所有曾遭集中轰炸的机场均已不能使用。

　　 B-29是1940年设计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的。其中许多飞机又曾多年封存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之中。在封存期间，似乎B-29永远不会再被启用了，于是为维护它们所需的人员和设备都被抽走了。战争一来，参战的B-29的平均实力从来没有超过106架。美国空军总部担心备件和补充品不足，有时武断地规定B-29出动架次的限额，这项限额往往低到每天只有12架次。考虑到上述种种情况，B-29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可谓十分出色。在3年零1个月的战争中，除21天外，B-29天天飞行。在所出动的21000架次中，B-29共投弹167100吨，击落16架米格飞机和17架其他战斗机。有16架B-29在北朝鲜上空被击落，但在返回基地时因着陆失事而损失或报废的B-29也许达到了上述数字的3倍。

　　 这种曾被称为“10亿美元赌博”的飞机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侦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缩减军备的所有虚假节约行动中，代价最大的行动莫过于美国空军侦察力量实际上削减殆尽。照相侦察技术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陆军航空队发展到新的高度，然后又在裁军时被很快抛弃了，就像倒洗澡水连婴儿也一并倒掉了一样。

　　 当美国政府宣布要在朝鲜打仗时，远东空军没有一套完整的侦察系统。它确实拥有两个中队的侦察机：驻嘉手纳第31战略侦察机中队的RB-29、2个小队的用于照相制图的RB-17和驻横田第548侦察技术中队的RF-80A。然而，它缺乏把这些配搭不当的飞机所能拍到的照片转化为可用情报的人员、设备和方法。

　　 这就是削减预算这把双刃剑的杰作。在削减预算时，往往留下某种军事装备，但又挖空为使该装备能被有效地使用所需的整个系统。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空中侦察工作干得十分出色的那些人不是复员了，就是调走了；他们用过的照片洗印设备也早被当作剩余物资卖掉了。在朝鲜战争中，一切又得重头开始，而且没有开一个好头——行政体制不合理，设备不足，工作方法则临时凑合。

　　 为了提供稍微像样的侦察力量，投入了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到1950年11月，第45战术侦察机中队开始获得RF-51侦察机，它们从大邱(K-2基地)起飞执行目视侦察任务。斯特拉特迈耶将军知道领导是关键，于是指定卡尔·L·波利夫卡上校负责此项工作。波利夫卡曾在欧洲执行过130次侦察飞行任务，后来又在太平洋指挥第8侦察机中队。美国空中照相之父乔治·戈达德准将称波利夫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杰出的侦察机驾驶员。波利夫卡不负盛名，的确写过一部有关空中照相技术的专著。

　　 在朝鲜，卡尔·波利夫卡指挥第67战术侦察机联队。他已经将近40岁了，身材矮胖，从来不知神经紧张为何物，仍然亲自担任艰巨的侦察任务，而不想把这些任务交给年轻人。他运用自己的知识和领导才能，很快就把联队建设得挺像样，并使获取第5航空队情报部门所需侦察照片的程序实现了规范化。在他的指导下，第67联队保持了对敌方机场的定期监视和进行轰炸毁伤判定，并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拍摄前线的照片。

　　 1951年7月1日，他安排自己到北朝鲜执行一次危险的远程侦察任务。在进入目标区上空时，他的RF-51被地面炮火击中，于是立即跳伞，但伞衣缠在了飞机尾翼上。他的牺牲使本已遇到麻烦的侦察计划受到了一次严重挫折。

　　 波利夫卡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服役的一架“野马”式飞机上，这成了一种象征，说明美国空军在朝鲜的侦察活动从未获得过与第8集团军及第5航空队的侦察要求相适应的装备和人力。执行侦察任务的主要单位包括第67战术侦察机联队和第31(后为第91)战略侦察机中队。它们使用的飞机五花八门，包括北美RF-51、洛克希德RF-80A、RF-80C、RF-86、RF-26、少量北美四喷气发动机RB-45和RB-29。每一种飞机都有不适于执行侦察任务的缺陷。

　　 RF-80的速度极限为0.8马赫，因此易遭米格-15攻击，在没有大批F-86掩护的情况下无法在“米格走廊”内活动。此外，它们的照相机是为了适应活塞式飞机的速度而设计的，因而它们在拍摄所需的照片时不得不放慢速度。RF-51极其陈旧过时，因此正如波利夫卡那次执行任务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极易被地面炮火击毁。RB-26在夜间活动，所用的人工照明系统不仅常出故障，而且要在低至3000英尺的高度上使用，这正是高射炮火力杀伤力很大的高度。RB-26终于改用制式照相闪光炸弹，从较大的高度上拍照也能取得良好效果。像速度较快的RB-45一样，RB-29进入“米格走廊”时也需要大批F-86护航。RB-45在夜间不能使用，因为打开弹舱投放照相闪光炸弹时会产生承受不了的冲击颤振。RF-86虽然速度快得足以在“米格走廊”中活动，但照相系统十分差劲。

　　 尽管装备情况很可怜，美国空军在朝鲜的侦察活动还是大大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作的努力。1945年4月，在欧洲出动的侦察飞行架次创下了1300架次的纪录；1952年5月，埃德温·S·奇克林上校指挥的第67侦察机大队出动了2400架次，全年平均每月近1800架次。然而，即使出动这么多的架次也不够，因为第8集团军抱怨只满足了它的75%的侦察需求。F-86与占有数量优势的米格飞机相比仍占上风，这是因为F-86飞行员在训练上比米格飞机飞行员优越。侦察机飞行员则面临不同的情况，没有具体的敌人可让他们去威胁、打败和战胜，而要袭击的目标又太多，要侦察的面积也太大。战前紧缩的预算剥夺了他们完成任务的能力，创造力或勇气都不能完全弥补所缺的装备。

　　 朝鲜战争中的空运飞机

　　 美国空军在朝鲜是用新主意打空运战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用的是旧飞机。在朝鲜战区运送部队和补给品的基本组织原先叫做远东空军暂编战斗空运司令部，后来改为第315战斗空运航空师，其创始人是柏林空运的大行家威廉·H·滕纳少将。他在中、缅、印战区飞“驼峰”航线时想出了一些主意，后来在解救柏林的行动中又充实了这些主意，现在只是想使这些主意得到一个合乎逻辑的归宿而已。他坚信战区航空兵指挥官应始终对下属运输部队拥有集中控制权。有了这种控制权，一个空运司令部就可以完成从运送物资、空投伞兵、向被敌切断的部队空运补给品，到将疲惫的官兵送往后方休整等一切任务。

　　 滕纳不打算亲自安排空运的轻重缓急次序(他把这项工作交给联合空运控制机构去办)，而是集中精力考虑如何最好地完成受领的空运任务。通过集中进行计划工作(这当然涉及保养、机组人员的分配和有效的空运活动的其他一切问题)，他用为数不多的飞机创造了奇迹。他的机队平均只有210架飞机，而且是个大杂烩，其中包括道格拉斯C-47、柯蒂斯C-46(许多C-46曾在滕纳领导下飞过“驼峰”航线)、道格拉斯C-54、费尔柴尔德C-119和少量当时的巨型运输机道格拉斯C-124。

　　 飞机的型号繁杂在保养、零件和补给品配备、机组协调以及机组人员补充等方面都造成了难题，但也给第315航空师带来了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作战所需的灵活性。C-47(当时已被视为“老式”飞机，但注定还要再用20年)可在跑道长度有限的小机场上着陆并卸下补给品，因此很有用。机龄已达10年的C-46在地面上像头大笨猪，在天上也好不了多少，但是仍然可靠，因此第315航空师乐于在它们早该报废之后很久还在使用它们。C-54像在柏林和其他地方一样表现得十分出色。它们完全可靠，飞得也很好，只是数量有限。C-119则有一个保养难题，起落架很脆弱，螺旋桨也容易断裂。它们构成了管理工作上要研究的一个课题：如何恰当地利用由于太危险而不准载人的飞机？如何让机组人员去驾驶只是因为伞兵知道紧急时怎样迅速跳伞才获准空投伞兵的飞机？C-119的严重缺陷至少导致了两次危机，使得第315航空师的空运能力和第5航空队的后勤支援几乎完蛋。尽管有种种缺陷，爱趴窝的C-119最终还是变成了一种有用的飞机。道格拉斯C-124(在后来的岁月中被昵称为“老抖”)是新飞机，因此经历了新飞机成长过程中通常会产生的痛苦，包括燃料大量泄漏、停飞时间长和作业限制条件严等。

　　 尽管现有飞机的能力有限，第315航空师干得仍很出色，总共出动了20多万架次，自空中后送了30多万伤病员，运送乘客260万人次，运货近40万吨。

　　 第315航空师不但执行后勤任务，而且还参加战斗：空投部队和补给品。它参加了朝鲜战争中两次最大的空降突击作战。第一次空降突击发生在战争刚刚开始不久的1950年10月20日。麦克阿瑟将军和滕纳将军这次都在空中观看70架C-119和40架C-47向肃川空降地带空投2860名伞兵和300吨装备。这次行动进行得几乎完美无缺，并且证实了滕纳的一个论点：运输机和伞兵不一定要经常在一起训练才能有效地配合。第二次行动是1951年3月23日在汶山里进行的。这次由72架C-119和48架C-46投下了3447名伞兵和220吨装备，使第187团战斗队得以协助美国第1军完成向临津江的推进。

　　 虽然第315航空师以其七拼八凑的装备把工作干得很好，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还是不断要求拥有自己的专用空运力量。如果该师装备了一种能够完成任何任务的多用途飞机——既能像C-47那样向小块地域空投，又能像C-54那样向日本后送伤员，还能像C-124那样载运超大型装备，各军种就可能不会提出上述要求了。适于干这些工作的飞机——洛克希德C-130——是朝鲜战争结束一年之后才作首次飞行的。

　　 空海救援

　　 如果有哪一个单位典型地体现了美国精神的话，那就是航空救援勤务队，因为它甚至深入敌后进行救援工作。各航空救援中队参照由皇家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先采用的战术，迅速确立了一套救援程序，从而最终救回了掉在敌占领土上的170名美国飞行员和联合国军中其他国家空军的84名飞行员。F支队的第3航空救援中队(后改为第3航空救援大队)分成若干小队在各个基地上活动，并随着战线的前移或后退而进退。它使用的装备也是大杂烩，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装备(如经过改装的RB-17和兀鹰L-5“哨兵”式联络飞机)，加上少得可怜的现代化飞机(如格鲁曼SA-16“信天翁”式和西科尔斯基H-5直升机)。

　　 坚固耐用的“信天翁”式直升机一投入使用，马上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它能在海浪高达5英尺的情况下作业。战争开始后不久，它就开始在北朝鲜海岸外进行救援活动。勇敢的驾驶员们把直升机降落在靠近敌方海岸的海面上去搭救被击落的飞行员，而全然不顾敌方的火力。这些直升机还受领多种任务，其中之一是将危重伤员从前线运往陆军流动外科医院，这项活动已因《陆军流动外科医院》这部电视连续剧的播映而流芳百世。到战争结束时，它们已向陆军流动外科医院运送了8500多名伤员。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深人敌后搭救被击落的飞行员，但是它们也用于从敌后撤回特工人员。

　　 1950年9月4日是为航空救援勤务队未来的活动树立样板的日子。曾在7月27日驾驶F-80飞机在金浦击落过两架伊尔-10的罗伯特·E·韦恩上尉刚对目标进行过第十二次扫射(后来他说，扫射这么多次并不是好主意)，他的F-51(他所属的第35战斗轰炸机中队已在1月份改装了F-51“野马”式飞机)就被防空火力击中起火。韦恩跳伞落在一块稻田里，头朝南趴着，希望能看见一架正从釜山飞来的直升机。与此同时，他的14个伙伴们在他的上空为配合救援行动进行空中战斗巡逻。

　　 韦恩等了1小时零50分钟才欣喜地听到从后方传来的H-5直升机桨叶发出的得得声。这架直升机第一次通过时远远地偏离了他所在的位置，所以这次是从后方飞近他的。他跳起来撕掉飞行服，脱下干净的运动衫挥舞着。驾驶员保尔·W·范博文中尉飞到了项间洞，从海岸向内陆深入约8英里，把吊索抛给了感激不尽的韦恩。这是航空救援勤务队的第一次敌后救援活动，并且成了后来在越南战争中进行的大规模敌后救援活动的先驱。

　　 救援活动的成功使得救援组织扩大到了一些新的机场，并且适当地增加了一些装备。机身较大的西科尔斯基H-19很快就被证明十分有用，因为它的120英里的航程比机身较小的H-5远35英里。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在各个靠近医院和指挥所的地点都配置了直升机。当看清楚中共空军总是回避在水面上空活动时，就将一些分遣队调到了北朝鲜海岸外的一座名叫椒岛的小岛上。那里的一个通信中心内配有战术空军控制员，他使用人们所熟知的呼号“牙科医生”进行通信联络。驻在那里的H-5则可有效地进行工作，救援在北朝鲜上空执行任务返航时被击落的飞机上的飞行员。速度极为重要，在冬季尤其如此，因为冬季掉进黄海冰冷的海水中的飞行员只能活几分钟。

　　 直升机作业效率高，因此人们纷纷要求直升机前去进行救援活动。1952年7月的大洪水困住了几百名联合国军官兵，航空救援力量倾巢而出，一趟又一趟地频频执行救援任务，终于把他们都救了出来。直升机机组人员通常只有在救回一名著名的王牌飞行员时才能见诸报端。1952年9月，当时战绩领先的王牌飞行员、战斗机战术专家弗雷德里克·C·布莱斯少校在“米格走廊”作战后因燃料用尽而跳伞，并被一架SA-16救了回来。1953年4月，小约瑟夫·C·麦康内尔上尉被一架H-19救回，后来他成了朝鲜战争中最优秀的王牌飞行员。

　　 战争中的其他情况

　　 尽管远东空军在战争开始时资源不足，而且还要与驻在国内的空军所担负的核威慑任务争抢有限的资源，但它在实力和熟练程度上还是有了很大提高。1953年7月，它已经成为一支比战争开始时有效得多的作战力量。到停战生效时，远东空军拥有19个大队，飞机总数达1536架。它每天的出动率可达：B-26轰炸机85架次，F-84战斗机181架次，F-86战斗轰炸机171架次，F-86战斗截击机143架次。

　　 保障这种进攻实力的是在朝鲜和日本发展起来的十分复杂多样的防御组织。第68和第319战斗截击机中队的洛克希德F-94B夜间战斗机从日本和朝鲜起飞作战。F-94B于1953年1月10日首次击落敌机。那天，本·L·菲西安上尉和萨姆·R·莱昂斯小尉击落了一架拉-9活塞式战斗机。F-94B后来又击落了若干架喷气式飞机和波-2“查铺查利”飞机，其中又以波-2更难打，因此更危险。波-2飞得慢，F-94在攻击它时必须把速度降到快要失速的地步，从而冒要么失速、要么撞上目标的风险。

　　 为了支援作战部队，还建立了庞大的支援体制，包括广泛的雷达网、先进的无线电通信系统、机场工程、气象预报和大量的其他支援部队。巴克斯将军关于确保75%的飞机作好战斗准备的指示改变了维修程序并导致创造了REMCO(“后方梯队维修联合作业”)维修方法。一切超出正常的飞行前和飞行后勤务需要的维修人员均集中在REMCO单位内。备用零件也集中在此种单位内。这个方案起初遇到了一点抵制，因为部队指挥官们想对本单位的维修工作进行监督，并且抱怨将飞机送往日本的REMCO单位和从那里领回来要要费飞行时间。但是，飞机较高的可用率证明了这种做法的正确性。

　　 虽然远东空军与美国海军及联合国军中的其他部队并肩作战，但是朝鲜战争中的空中作战不是在联合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进行的。主要原因是在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联合国军司令部和远东总部没有建立一个联合司令部。远东海军的海军部队和海军陆战队部队与远东空军协同，但不归远东空军控制。这种情况类似于后来在越南的情况。在越南，给海军指定大致的作战地域比实际建立一个联合司令部更方便。在执行具体任务时，双方的协同收到了良好效果，但是远东空军和远东海军之间的合作从未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同美国陆军航空队及皇家空军进行联合作战所达到的那种合作程度。

　　 皇家澳大利亚空军(起初使用F-51，后来改用“流星”式飞机)、南非空军(使用F-51)、皇家海军(使用“海火”式、“萤火虫”式和“海怒”式飞机)和皇家空军(使用肖特·森德兰公司制造的水上飞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它们也都是与远东空军协同，而不是归远东空军控制。皇家泰国空军和皇家希腊空军提供的C-47单位编入了第374运输机联队。像它们一样，韩国空军部队也归远东空军控制。

　　 虽然空中力量没有为联合国打赢战争，但它肯定防止了失败。联合国根本不愿投入为打赢地面战争所必需的数百万部队，因此依赖空中力量去遏制共军。敌方自己也明白，没有空中优势，它永远也不能单靠地面上的巨大数量优势去打赢战争。空中力量带来了作战上的僵局，从而使停战谈判得以进行。

　　 朝鲜战争将在许多年内对全世界产生影响，其中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对美国空军组织机构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