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颖而出：1943-1949年·第二
作者：沃尔特·J·博伊恩·美国
出自————《跨越苍穹——美国空军史》
出自————《战争通史》
合适的盟友
阿诺德虽然性情急躁和苛求于人，但也有一个极大的优点，那就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缺点，并寻找能够弥补这些缺点的盟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自己隔壁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一个最重要的盟友。在那里办公的是出身高贵的负责航空事务的助理陆军部长罗伯特·A·洛维特。洛维特喜欢阿诺德，知道他的长处和弱点，在向马歇尔将军陈述阿诺德的主张时总是弥补一下阿诺德的不足之处。
马歇尔在这之前已经接受过成立独立空军这种思想的灌输，因为他在战前就已经同当时的陆军总司令弗兰克·M·安德鲁斯少将交好，并且看在这种友谊的份上建立了一支不大的航空兵打击力量。(据说，马歇尔非常看重安德鲁斯，要不是安德鲁斯在1943年5月座机失事身亡，马歇尔很可能会提名他担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官——此职最后由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
同僚们都说阿诺德“机灵”、安德鲁斯“聪明”，但两人都很明智，不使相互间的竞争损及军队的利益。也许是由于安德鲁斯使马歇尔相信了空中力量的重要性，以及由于阿诺德使他相信了空中力量心甘情愿地服从于战争的需要，马歇尔转而与阿诺德交好，并在战后空军要求独立方面成了阿诺德的盟友。马歇尔以态度沉默乃至冷淡著称，但他对阿诺德出奇地称许，以致在战争后期，他在写给阿诺德的信件末尾签名时总要加上“你的亲爱的”字样。然而，若非洛维特充当缓冲者和帮助者的角色，阿诺德爱冲动的脾气很可能会招致马歇尔大发雷霆。
正如洛维特在马歇尔面前为阿诺德打圆场那样，马歇尔也在起初对阿诺德印象不佳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面前替阿诺德打圆场。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说阿诺德嗜酒，这差点导致罗斯福在1938年拒绝提升他为航空兵主任。接着，1940年，阿诺德在国会所作的证词惹得罗斯福很不高兴。后来，罗斯福含沙射影地说，那些不听话的人就等着被发配到关岛任职去吧。阿诺德后来的表现，特别是在多次首脑会议期间的表现，终于把这些嫌隙都抹平了。马歇尔让阿诺德担任了负责航空事务的副参谋长，并说自己一直力图让阿诺德扮演一个“无拘无束的航空参谋长的角色，尽管他那时的级别还很低”。
战争开始时，刚刚晋升为中将的阿诺德成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的一员。这等于史无前例地默认航空部队独立于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之外，与它们平起平坐。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迎合英国配备人员的格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阿诺德关于空中力量的观点不致由于通过一位陆军人员的传达而缺斤少两。
阿诺德很好地利用了他的职位给他带来的与盟国高级军政领导人接触的机会。最早的一次是应邀陪同罗斯福总统一行出席1941年8月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西洋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这是他在战争期间参加的没完没了的出访和会议中的头一次。这些出访和会议耗费了他的时间，也损害了他的健康，但却使他逐步升到军队里的最高军衔。
正如很好地利用职务之便去接触世界领导人一样，阿诺德还很好地利用他的参谋班子为战后的空军打下行政基础。1942年2月，正当美国武装部队被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胜利搞得晕头转向之际，陆军部颁发了第59号通报，题为《陆军部改组方案》。该通报基本上采纳了阿诺德和斯帕茨早先的建议，使陆军航空队成为3个独立存在的司令部之一，另外两个司令部是陆军地面部队和补给勤务部队(后来改为陆军勤务部队)。
通报赋予的新权力令人兴奋，但通报的授权中也含有一条限制，这条限制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乃至在战后初期均引起了一阵骚动。第59号通报所作的新安排注定要在战争结束后6个月内失效——这是1941年12月8日的《首次战争权力法案》的规定。因此，阿诺德及其参谋班子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力争在战争一结束时就出现一支独立的空军。他们知道，如果战争结束后，6个月过去了，他们就会回到仅仅是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地位上去，这将推迟空军的独立，而且也许是永久性地推迟。
颁发第59号通报一年多之后，战局显然已经好转。此时，又发生了一件增强陆军航空队地位并有利于战后空军独立的事，那就是陆军部在1943年7月21日颁布了FM100-20号野战条令，题为《空中力量的指挥与运用》。
第59号通报谨慎地表达了对空中力量的学术上的信念，而且之所以能够出台仅仅是因为战时的扩充帮助航空部队这个“妖怪”逃出了陆军官僚机构的“瓶子”。而FM100-20号野战条令则不同，它是依据在北非沙漠上空战斗中学到的知识——几乎会被人称为吹牛的知识——编写的，而且甚至没有在陆军部内部进行过协调。陆军中的某些人惊愕地称该条令为“陆军航空队的‘独立宣言’”。它的确是一份独立宣言，因为它毫不含糊地声称地面力量和空中力量是平等的，获得空中优势是任何大规模地面作战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
FM100-20号野战条令还说：“空中力量固有的灵活性是其最大的优势。这种灵活性使得运用现有空中力量的全部威力依次打击选定的地域成为可能，而如此集中地使用空中打击力量则是打赢战斗的最重要的因素。若欲充分发挥此种实施决定性打击的固有的灵活性和能力，就必须对现有空中力量实行集中控制，并通过航空部队指挥官实施指挥。因此，在一个战区内，对航空和地面部队的指挥权应归于负责实际指挥战区作战行动的最高指挥官。他将通过航空部队指挥官指挥航空部队，并通过地面部队指挥官指挥地面部队。”陆军航空队十分欢迎这种理论，以致对条令中可能引起麻烦的那一部分也不去计较了。该条令接着论述了战略航空部队、战术航空部队、防空司令部知航空勤务司令部的任务和组成。这种把战略航空部队同战术航空部队分开的做法成了日后的争论之源，为以后半个世纪里空军内部及军种之间的你争我夺埋下了祸根。
也许是希望表明自己过去明显地回避建立独立空军的问题只是一种务实的策略，阿诺德将军抓住FM100-20号野战条令颁发的机会写了一封致每个陆军航空队指挥官的信，强调“必须通过指挥手段使全体将士时刻牢记，空中力量的作用是与其他力量的作用相互关连的”。
虽然在颁发FM100-20号野战条令之后，战争还进行了两年多，但是此时看来创建一支独立的空军似已不可避免，尽管海军表示反对。战时的经验清楚地证明了统一指挥空中、陆上和海上作战的功效，因此阿诺德根据此种经验开始为统一整个武装部队而努力。1944年2月，他加紧施压，提议设立一名军事部长，下设4名副部长分别领导地面部队、海军部队、空军部队和一个战争资源局；由一名总参谋长和一个由四大军种指挥官组成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向总统提供建议。这颇似英国人采用的体制。
这一建议暗含着对海军不利的因素，因为空军将包括“除海军的舰载航空部队及陆军用于炮兵控制和‘联络’的航空部队以外的所有军事航空兵”。这就与海军的主张直接对立。海军想要保持自己的海军航空兵部队和海军陆战队航空兵部队，并进而建立自己的一支重型战略轰炸机部队。
继阿诺德的提议之后，2月份又出现了建立一支和平时期空军的第一份正式蓝图，其名称是“战后初期的空军-1”(IPWAF-1)。该蓝图乐观地要求组建105个空军大队。根据库特准将领导的战后处所提出的研究报告而制定的这份计划，与1941年8月提出的著名的AWPD-1(“空中战争预测文件-1”)计划惊人地相似。库特当时作为一名非常年轻的少校曾参与制定AWPD-1计划，该计划估计了为打败德国所需要的力量，并以出奇的精确性预测了为遂行战争所需的飞机和机组人员的数量，以及执行飞行任务的次数乃至可能遭到的损失。
库特是一名天才的飞行员，曾作为“飞行秋千”上勇敢的年轻人之一参加陈纳德的特技飞行表演队(著名的“雷鸟”特技飞行表演队的前身)。他37岁时升为准将，当上了驻英格兰第1轰炸机联队的指挥官，后来又在突尼斯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正是阿诺德所喜欢的那种领导人才——年轻、聪明、经验丰富而且经受过战斗考验。阿诺德十分看重他，以致在一次因心脏病发作而躺倒后曾派库特代表他去参加雅尔塔和马耳他会议。
正如AWPD-1计划一样，IPWAF-1计划也忽视了费用问题。这是计划工作中的一个致命的缺陷。因为，虽然该计划理所当然地强调为满足空军的需要而提供经费并限制海军和地面部队的开支，但与马歇尔将军对战后美国选民和经济承受能力的看法相左，也不符合把美军“平衡的力量”解释为陆、海、空军之间的大致平分总国防预算的政治现实。
马歇尔希望恢复和平时期的职业化军队，这支军队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军队稍大一点、装备更好一点，并能由传统的陆军后备队迅速予以加强。他主张实行普遍军训，以便为后备队提供必要的受过训练的人员。作为一种方案，普遍军训与用后备队组建一支庞大陆军的主张并不发生矛盾；但对空军来说，普遍军训则只有负面意义，因为空军要想发挥效用，就要拥有受过多年训练并富有经验的职业化专业人员。
回想起来，马歇尔将军的观点多少有点出人意外，因为他当时知道正在实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并且正是他促成了空中力量的新发展，而这些新发展又在战争中被证明具有决定意义。此外，他还赞成这样的看法：下一场战争将再次从发动突然袭击开始，而且美国至少在18个月内不会有强大的盟国与它并肩战斗。他设定了一项令人担忧的条件来使这种严峻的局面稍有缓和，这项条件就是美国将会提前一年觉察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在此期间开始采取应急措施。事实很快就会证明这也是一种错误的假设。说实在的，从他的丰富的实践经验来看，马歇尔本该得出下述结论：虽然在紧急情况下由老百姓组成陆军和海军也许是可行的，但是一支大规模职业化空军却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对于1918年至1941年期间严重不足的国防预算的记忆此时依然过分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他不愿拨出费用去维持庞大的常备空军的心情，又因陆军部特别计划处所作的极其悲观的预测而加重。该处估计，每年可用在国防上的经费将只有20亿美元。这一限制严重地削弱了航空部队。如此一来，这支部队将只能总共拥有12万人和16个大队。
陆军航空队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由阿诺德挑起了与马歇尔据理相争这副异常沉重的担子。总兵力只有16个大队，这不仅不足以用于防御，而且还意味着航空工业基础的瓦解，并使尔后再增强兵力变得简直不可能。
此时，阿诺德以其出奇的挑选人才的眼光又看上了另一个正在冒尖的年轻人，他就是接替库特担任负责计划工作的助理航空参谋长的劳里斯·诺斯塔德少将。诺斯塔德曾是驻英格兰、北非和意大利的战斗航空兵部队的一名优秀指挥官，36岁就晋升到了准将。
诺斯塔德就任新职后将归陆军航空队元老之一、才能卓著的埃克中将领导。埃克此时担任陆军航空队副司令兼航空参谋长。他曾咽下了被解除“他的”第8航空队的指挥官职务这口气，并继续在地中海盟军空军总司令的职位上出色地工作着。但他又一次未能善始善终，而是被调到了五角大楼，负责陆军航空队中期和长远兵力结构的计划工作。那时，五角大楼刚刚竣工，新浇筑的混凝土墙壁上还凝着水汽。
陆军和海军都关心自己的战后实力。海军部长詹姆斯·V·福莱斯特迅速采取行动，提议进行立法，规定战后海军的常备实力。这是一场愈演愈烈的战斗中打出的第一枪，这场战斗将继续进行到空军成为独立军种后很久。
军种之间发生争吵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海军知道，在统一的军队中进行任何“投票”时，陆军和它的派生军种——独立的空军将会结成联盟。
对于阿诺德和他的参谋班子来说，幸运的是福莱斯特的立法策略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当哈里·S·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4月12日接替罗斯福执政时，没有人比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更快、更充分地获得了他的信任。马歇尔把福莱斯特的要求当作军事山头主义的典型例子，并认为这正是战后统一军队的极好论据。于是，杜鲁门要求所有的军种提出自己的战后需求以供审查。
陆军航空队早有准备，因为阿诺德已经责成他手下的斯帕茨、埃克、诺斯塔德和另一位新来的年轻人——霍伊特·S·范登堡中将等主要人员为战后空军确立一个坚定的目标。范登堡当过第9航空队指挥官，并像诺斯塔德及库特一样，既有出色的战绩，又曾执行过多种多样的任务，包括率领一个航空代表团前往苏联，并在驻苏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的领导下工作。这三个人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很受斯帕茨将军的器重。斯帕茨在人际关系上也许不像阿诺德那样苛求于人，但同样指望人们能有极好的表现。
值得指出的是，阿诺德和斯帕茨很可能只是赏识库特、诺斯塔德和范登堡等年轻军官已知的潜力，而没有意识到他们对战后空军工作的重要性。说实话，如果阿诺德或斯帕茨对这些年轻军官的快速上升感到不满，并转而重用那些曾在战前航空兵里同他们并肩战斗过多年的老人，那倒是人之常情。幸好阿诺德和斯帕茨乐于迎合马歇尔将军提拔年轻军官的愿望。他们都有认清需求的眼光，忍受被淘汰的同事们责难的度量，以及为自己退出历史舞台作好准备的勇气。这些品质在平民生活中是很罕见的，在军队中也许更加罕见。
日本答应投降之后13天，亦即1945年8月28日，埃克将军领导的计划小组确定了战后建立一支拥有70个大队、55万人的空军的目标。(大队的规模因飞机类型的不同而异。每个装备波音B-29的超重型轰炸机大队拥45架飞机和2078人。每个装备波音B-17或联合B-24的重型轰炸机大队有72架飞机和2261人。每个装备共和P-47或北美P-51单发动机战斗机的大队拥有111至126架飞机和994人。每个装备道格拉斯C-47运输机的大队拥有80至110架飞机和883人。)这70个大队还将得到27个空军国民警卫队大队和34个空军后备队大队的支援。(这些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大队的状况将成为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直到空军成熟得足以向它们提供恰当的训练和第一流的装备并让它们担负重要的任务时为止。)
空军计划人员认为，70个大队仅敷平时之需而完全不能满足战时的需要。即使如此，这一目标仍将难以实现——先是被日本正式投降后便马上进行的规模大得不可思议的复员所淹没，后又被不切实际地横加限制的战后预算化成泡影。
陆军航空队争辩说，一支由至少70个大队组成的常备空军是必不可少的。原因很多，其中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满足全世界纷纷向美国这个首要强国提出的要求。然而，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则是：在下一次战争中，美国将不会像珍珠港惨败之后那样有时间恢复过来。(这个因素也被认为对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部队不利。)美国再也不可能靠着大洋对其心脏地带的保护，争取时间用以征集、训练和装备一支陆军和一支空军了。
建立一支拥有70个大队的空军的目标后来只是暂时达到了，接着就被战后一系列大肆削减经费的行动破坏掉了。但是，在阿诺德与计划人员共渡数字战难关的同时，他在航空部队内培养了一种心态——一种渴望进行创造的冲动。这种心态将成为以后50年中美国空军的特点，并将不止一次地拯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
从复员工作造成的瘫痪状态到有条不紊地独立
导致统一武装部队和建立独立的美国空军的那些平淡无奇的行政工作，是在历史上最轻率任性而又代价最为巨大的复员狂潮中完成的。尽管存在着运输能力上的实际限制，此次复员还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美国强大的武装部队削减得在国内外都虚弱无力。荣誉勋章获得者、领导过第44轰炸机大队(绰号“8号黑球”)空袭普洛耶什蒂的利昂·W·约翰逊将军贴切地称这次复员狂潮为“暴乱”。
自相矛盾的是，这次“暴乱”恰好发生在美国首次被公认为超级大国(尽管“超级大国”一词当时尚未流行)并被默认为拥有全球性影响和利益之际。从孙子到温斯顿·邱吉尔，再到科林·鲍威尔，历代军政思想家们向来都一致认为没有军事实力的政治政策就像注定要折断的空心芦杆。然而，这正是复员工作使美国陷入的那种境地。
要求复员的政治压力势不可挡。“让小伙子们回家”成了口号，而根据服役年限和服役地点所得的“分数”则成了是否退伍的决定因素。这是一支由平民组成的军事力量，而现在他们要退出了。
与此同时，武装部队正在奋力应付占领德国和日本以及抵制苏联在其势力范围之外的蚕食活动所带来的问题。
美国以不可思议的天真让自己完全解除武装，只靠对原子武器的垄断去维持其世界地位。令人啼笑皆非而又十分危险的是，美国又几乎没有这种能力。它的原子弹很少(在1947年6月30日只有13颗)，而唯一的投掷工具就是著名的第509轰炸机大队的B-29轰炸机。所谓“强大的原子打击力量”只不过是十足的神话，因为不仅缺少原子武器和运载工具，而且技术小组的数量也不足。每个技术小组编有39人，他们要花整整两天的时间才能完成早期原子武器复杂的装配工作和安装引信的工作。
情况实际上比上面所说的还要糟糕，因为争地盘意识很强的原子能委员会(打着军队要由文官控制的旗号)坚持控制原子弹的数量、类型、材料和制造工作。连空军参谋长本人也不确切知道可供战略空军司令部使用的原子弹的数量。
复员工作对海军的影响大于对陆军的影响，而空军受到的影响又比海军还大，因为空军需要的技术水平更高。官兵是否复员单纯根据他们的积分来定，而不管他们的技能如何，也不管是否需要他们继续留队服役。这种做法极其民主，但带来了灾难，而空军尤其受灾严重。
装备的数量不成问题。从教练机到B-29轰炸机，样样装备都数以千计，而且还有大量的零件可用于维持这些装备。问题在于人力不足，根本没有足够的机械士去修理飞机，没有足够的补给人员去找零件，也没有足够的机组人员去操纵这些装备。
部队实力像跳崖似的直线下降。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之际，陆军航空队拥有225.3万名军人和31.8514万名文职人员。4个半月之后，陆军航空队的实力已降至88.8769万名军人(1947年5月又降到30.36万名军人)和大约11万名文职人员。
这部曾在两个战区打赢了战争而且运转良好的庞大机器一下子就陷于停顿，装备丢失、被盗、散落或因缺乏保养而锈坏。35万名飞机机械士中的90%以上的人员都离开了部队。战时曾有多达50%至60%的作战飞机时刻作好战斗准备，现在平均只有大约18%，而能达到这个比例还仅仅是因为有许多崭新的飞机。用具体数字来表达，就是说在现有的2.5万架飞机中，只有4750架适于作战，而且这些飞机还分散在世界各地。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战备大队的减少。1945年8月15日，陆军航空队共有各类大队218个，其中大多数都作好了战斗准备。16个月之后，到了1946年12月，陆军航空从只剩下52个大队，其中只有两个大队作好了战斗准备。
阿诺德和斯帕茨毛骨悚然地注视着他们的伟大创举所陷入的这种困境，既为人员的不足，又为所剩部队缺乏效能和毫无战斗准备的状态感到吃惊。他们还注意到，这种状况恰好是在美苏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此时，在东方集团国家中，苏联的威胁性意图已经昭然若揭。1946年3月，“老狮子”温斯顿·邱吉尔又发出了吼声。这次是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出的，并且使用了“铁幕”一词。威廉大帝、弗拉基米尔·列宁和宿敌约瑟夫·戈培尔过去都用过这个比喻，但从未像邱吉尔这样用得生动。他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道铁幕已经横落在欧洲大陆上。”接着，他又指出，中欧和东欧所有古国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都在受到莫斯科日益加紧的控制。在历史上的那个时刻，像他这样的斗士所意识到的危险无疑是：在英国筋疲力尽，德国满目疮痍，法国在军事上无足轻重，美国急速裁军而其核打击力量又简直虚弱无力的情况下，约瑟夫·斯大林完全可以毫无阻挡地席卷欧洲。幸而苏联刚遭重创，斯大林对美国核实力又估计过高，因此他错过了大好时机。
在今天称之为“减肥”的行动中，陆军航空队的缩减程度并不使阿诺德或斯帕茨感到意外，但是缩减的速度和破坏性影响却使他们震惊。阿诺德已是垂危之人，所以在欧洲和太平洋获胜之后就逐步抽身告退。1946年2月15日，斯帕茨正式接替了阿诺德的职务。因此，现在该由斯帕茨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抵消危险的复员所造成的影响并为未来独立的空军作准备了。
在斯帕茨的领导下，参谋机构曾于1946年对旧陆军航空队作了结构调整以适应新空军的需要。高级领导人均来自轰炸机部队，因为他们曾经领导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强大的部队。在以后的岁月里，高级领导人亦将来自轰炸机部队。当初那些高级领导人在“全球范围，全球力量”变成空军的口号之前44年，就已经看到了对全球性能力的需要。
新结构于1946年3月21日正式建立，包括3个新的职能单位——战略空军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和防空司令部。4个支援司令部是空军训练司令部、空军器材司令部、空军试验场司令部和空运司令部。此外还有一些海外战区部队——联合司令部的残留部队，其中最重要的是驻欧洲美国空军部队和远东空军部队。 [ 译者注：以上“空军”二词本应为“航空”，因为此时美国空军尚未正式成立。但“战略空军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等译法已约定俗成，不便改动。 ]
一切计划工作均以建立一支拥有70个大队的空军为基础。几乎所有的空军计划人员都认为70个大队既是履行全球性义务所需的最低数量，又可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同时还可维持能在必要时恢复以往战时生产水平的航空工业。
为了表示尊重传统和便于交接，将现有的各个航空队重新编入了各个新的司令部。包括李梅、范登堡和诺斯塔德等将军在内的一些年轻军官主张建立一支原子打击力量。战略空军司令部就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而建立的。该司令部得到了欧洲战争的两支“拳头”部队——第8航空队和第15航空队。
战术空军司令部的任务颇有争议。陆军航空队内的一些强有力的人士主张把支援地面部队的力量都纳入一个大单位——大陆空军司令部。但是，支持空军独立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则想建立一支专门用于对地面作战的空军，而斯帕茨也想让他称心如意。此外，还存在着陆军这个幽灵，它想抢走空军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拥有自己的战术航空兵。这次改组将第3、第9和第12航空队划归了战术空军司令部。
原先几乎一无所有的防空司令部得到了第1、第2、第4、第10、第11和第14航空队。
接着，像现在一样，围绕着指挥这些新单位的人选发生了争论。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组织对日战役时就已经十分受到赏识的乔治·C·肯尼将军被任命为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官。然而，肯尼却心有旁鹜，包括忙于为空军独立进行游说活动。他的心不在焉将使战略空军司令部受损。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从太平洋上光辉灿烂的战斗生涯转入和平时期工作后产生的松懈情绪所致，但也可能是由于心中有气。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的资格比斯帕茨老，却没有像斯帕茨那样同阿诺德建立起长期的亲密友谊。除非他是个超凡脱俗的人，否则不可能不介意在挑选陆军航空队司令官时落选。
埃尔伍德·R·奎萨达少将就任了战术空军司令部司令官。这位面带笑容、风度翩翩的飞行员曾在1927年同斯帕茨一起驾驶“问号”飞机作过飞行。作为第9航空队深得众望的指挥官，他曾被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列为欧洲战区排行第四的最有才干的美国将军。他和范登堡当初在欧洲的时候就在晋升和地盘问题上闹过纠纷，所以两人一直不和。他们的争斗最终将使战术空军司令部受到损害并使奎萨达满腹怨尤。
防空司令部由乔治·E·斯特拉特迈耶中将领导。他后来也在朝鲜战争中同范登堡难以相处。
从对柯蒂斯·E·李梅少将的任命中可以看出阿诺德对研究与发展工作的重视程度。李梅在欧洲和太平洋都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出色的战斗领导人，他这次得到了负责研究与发展工作的空军副参谋长职位。阿诺德和斯帕茨选中李梅，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科学经历——他的科学经历不比那个时代典型的指挥官多，而是因为他会将其旺盛的精力集中用在此项工作上，并给予此项工作以阿诺德认为值得给予的重视。
斯帕茨成立了一个“空军计划与政策审查委员会”来支持其新的组织计划，并让阿诺德的老对头、难以驾驭的休·J·尼尔少将担任该委员会的首任秘书长。尼尔也是轰炸机部队出身。他是弗兰克·安德鲁斯的朋友和谋士，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建立一支独立的空军。他最适合担任要求独立思考的职务——他过去一向独行其是，以致成了少数几个在服役期间和退役以后都差点儿受到军法审判的人士之一。斯帕茨的典型做法，是提名阿诺德视为肉中刺的人担任要职，这完全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是这些职务的最佳人选。
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前景看好的恰当选择，因为尼尔成立了空军委员会，这样就可以把美国空军当作企业来管理，这个想法将使委员会——因而也使斯帕茨——同首任空军部长斯图尔特·赛明顿合上了拍。
斯帕茨和他那一班人(1947年8月以后还包括威廉·富尔顿·麦基这样可畏的天才)完全在陆军航空队内部做工作，依靠一批几乎从航空事业刚起步时就参加进来的核心人员(尼尔竟然打扫过代顿的莱特自行车厂)，十分灵活地把他们那个打赢了战争的军种的组织结构改变得符合他们所设想的未来的需要。40年后，另一帮军官——这次是冷战中的胜利者们——将从事同一项工作。
初生空军的领导者们已经把苏联当作下一个潜在的敌手，并在筹划如何应付这一挑战，而没有看到对独立空军的生存国内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美国海军。
组织机构方面的“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关于是否需要一支独立的空军，存在着两种观点：美国海军的观点和几乎所有其他人的观点。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将军、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大多数国会议员都认为空中力量在打赢战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证明了空军有理由作为一个单独的、与其他军种平起平坐的军种而存在。与设立单独的空军这一明显的需要并行不悖的另一个需要是统一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联合司令部就是例子。(联合司令部是由美国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武装力量组成的单位，而联军司令部则是由盟国部队联合组成的单位。)在战争的压力下，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曾经比较和谐地共同努力使联合司令部获得成功。现在没有这种压力了，而且奋力自保的本能又因争夺大量削减的预算而激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无人相信参谋长联席会议仍能和谐地运作。和谐一丧失，成功地运用联合司令部去遂行战斗行动的希望也就化为泡影。
海军坚强不屈地反对成立统一的国防部和独立的空军。海军认为，由一名国防首脑领导的统一指挥机构会堵塞海军部长与总统之间的通道。它还认为，尽管陆军航空队予以否认，但是一支独立的空军不仅会争夺有限的预算，而且会争地位、抢任务。在这一点上，他们完全正确。因为，陆军航空队的某些领导人，包括吉米·杜利特尔这样的名人在内，面对他们在战争中的成就有点儿得意忘形，他们以今后世界上唯一的潜在敌手没有强大的海军而只有庞大的陆军为由，公然对航空母舰未来的价值表示怀疑。
海军倾向于贬低空军的效力，但同时又渴望拥有一支自己的战略轰炸航空兵，这就未免有点儿自相矛盾。在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之后，拥有自己的战略轰炸航空兵成了海军的迫切需要。战后，海军立即采取了实际行动，加紧建造6.5万吨的超级航空母舰“美国号”，该舰的大小和结构均适于起降重型轰炸机——亦即核轰炸机。
海军的论点有一个基本逻辑：美国武装部队刚刚打赢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令海军满意地证明了现时的组织结构很管用，因此不应改变。他们所倚仗的是“不破不补”这句后来流行的格言。有力的反驳论据则是：空中力量和核武器已经使作战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依旧墨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陈规，那就愚不可及。
从1944年到1947年，各种各样的特别研究报告、专门委员会、统一议案和高级军官们的建议纷至沓来，就像刮了一场大风暴。得出的结论则视政治立场而定：同情海军的人都反对统一，而其他每一个人几乎都赞成统一。由于政府换届，这种状况发生了重要变化。罗斯福总统是一位强烈支持海军的人(这从他的出身就可以推测出来)，而杜鲁门总统则是陆军出身。罗斯福的当过总统的堂兄西奥多曾经创建过“伟大的白色舰队”，而罗斯福本人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助理海军部长。杜鲁门曾是炮兵上尉，他过去与航空界的关系并不太好，他领导的委员会曾经无情地揭露过航空工业的浪费和效率低下的现象，但他依然赞成空军独立和实现统一。
杜鲁门总统以其离职多年后才给他带来极大名望的作风，果断地进行了干预，决定实现统一。1945年12月19日，他要求国会立法，将陆军部和海军部合并成一个国防部，同时建立与其他军种平起平坐的独立空军。他的话很有说服力：“空中力量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它的责任已与地面力量及海上力量的责任相当，而且它对我们的战略计划工作的贡献也同样巨大。给空军以平等地位可以在设置1个部或3个部的情况下实现，但不能在只设两个部的情况下实现。在1个部与3个部之间，前者极为可取。”
然而，海军什么也没有失去，因为它保住了航空母舰、海基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陆军也保住了对其作战行动必不可少的航空兵，亦即从事观察、联络和战区内运送部队的航空兵部队。
杜鲁门要求由一名文职部长管理新设立的国防部，并由一名军人担任国防参谋长予以协助，该职务将由3个军种的人员轮流担任。这三项要求都为海军所唾弃。
尽管有总统的支持，但是海军的反对过于强烈。为实现总统的愿望所进行的立法工作由于海军巧妙地坚决反对而落空。海军曾为打赢太平洋战争作出过巨大贡献，目前却岌岌可危，因此痛感人们对它忘恩负义。海军现在正为生存而战，其中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已经没有强大的敌方海军力量为海军提供存在下去的理由了。
在一系列酷似今日预算争夺战的较量中，海军以其通常具有的那种政治机智为捍卫自己的观点而战。有些议员来自建有庞大造船厂或海军基地的州县，因此深受海军的影响。还有一些议员曾在海军中服过役，对海军忠心不贰。海军就利用这种有利条件来捍卫自己。
最后，由陆军总参谋部作战处长诺斯塔德少将和副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P·谢尔曼海军中将避开其他所有的人(包括陆军部长罗伯特·P·帕特森和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达成了一项协议。像诺斯塔德一样，谢尔曼在战争中也有过辉煌的战绩。他从1922年就当飞行员，指挥过“黄蜂号”军舰直到它在1942年沉没为止，然后又领导了从加罗林群岛到冲绳岛历次海军战役的计划工作。谢尔曼被视为太平洋战区最优秀的海军战略家，因而成了切斯特·尼米兹最信任的顾问。正是谢尔曼说服了尼米兹，使他相信：到1944年，海军航空母舰的实力已经壮大得可以对付和消灭日本的陆基航空兵——这是空中力量理论的一次真正革命。当军种间发生矛盾时，尼米兹就派谢尔曼同陆军航空队的乔治·C·肯尼中将及西南太平洋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谈判。像诺斯塔德一样，谢尔曼是一位老练精干的谈判好手。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果这两个人都不能找到解决办法的话，那就没有人能找到了。
谢尔曼和诺斯塔德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通过妥协，为统一法案的草案打下了基础。众、参两院从2月到7月一直就这个法案进行辩论，海军继续表示反对。但是，“1947年国家安全法”终于在7月26日获得通过。杜鲁门总统在令人深深感动的情况下签署了此项法案。
杜鲁门的母亲病危，他准备飞往家中探望，但为等待法案的送达，他推迟了起飞时间，在停在当时富有田园风味的国家机场上的道格拉斯C-54“圣牛号”总统座机的闷热机舱中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他签署法案后才动身前往密苏里州独立城家中。当他还在途中时，他的母亲就不幸去世了。
1947年国家安全法中的“政策声明”部分规定：陆军、海军和空军是3个军种。它们都是国家军事组织的组成部分。该组织由一名国防部长领导，他负责协调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各军种部又有自己的部长。
前海军部长福莱斯特被选中担任新的国防部长，他对海军的职能精心加以规定并把海军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都完全包括在海军内。这体现了海军在这场政治肉搏战中所取得的胜利。(福莱斯特曾是杜鲁门看中的担任国防部长一职的第二人选。第一人选是陆军部长罗伯特·P·帕特森，但他推辞了。)
国家安全法还规定设立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参谋部、军火委员会、研究与发展委员会和国防会议。
在空军部内，美国空军由现有的陆军航空队(当时包括陆军航空兵和航空兵部队战斗司令部)组成。
总的看来，这项法律很好，因为它解决了统一和建立一支独立的空军这两大问题。然而，仍有许多与美国空军有关的问题尚待解决，包括它的作用和任务、处理原由陆军单位履行的那些职能的办法以及它的规模和部队结构(这一点最为重要)。
杜鲁门总统还签署了短命的第9877号行政命令。该命令详细规定了3个军种的职能和任务。他自己的幕僚们没有来得及发现并纠正他的行政命令与1947年国家安全法的不一致之处。在以后的若干时间内，这些不一致之处就成了争执的根源。行政命令中有关空军的那些内容大部分是由空军以草案形式提供给杜鲁门的。在此前两年里，斯帕茨将军和埃克将军曾督促参谋人员做了出色的工作，写成了那份草案。行政命令的有关内容很接近米切尔、阿诺德以及他们的同僚们长期以来所提出的对空军的设想。行政命令的第四节列出了空军的具体职能。这些职能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空军后来的发展说来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需要全文复述并在方括号中注明其重要性：
概述
美国空军包括一切未另有所属的军事部队，其中既有战斗部队，又有勤务部队。[这对分给陆军和海军的航空部队施加了限制。海军只限于拥有为遂行侦察、反潜战、保护航运和海军作战必不可少的空运等活动所需的飞机。其中包括战斗、勤务和训练部队，以及陆基航空兵——这最后一项是一个重大的漏洞。]它主要为迅速地和持久地遂行空中进攻性和防御性作战而进行组织、训练和装备。[这为空军的规模规定了不可再减的下限，并有助于减弱战后最大的预算削减所造成的影响。]空军除非另有任务，否则要负责准备好为有效地遂行战争所需的航空部队，并按照统一的联合动员计划扩充空军的平时编成，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这为后来的联合和联军司今部作战打下了基础。在这种司令部中，空军往往是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很少担任其司令官。]
美国空军的具体职能如下：
1．为下述行动组织、训练和装备空军部队：
(1)空中作战，包括联合作战。
(2)夺取并保持全面空中优势。[保持全面空中优势是一个关键问题，空军一切计划工作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一旦爆发战争，它就自动获得优先地位了。]
(3)在需要的地方和时候建立局部空中优势。
(4)美国的战略空军作战和战略空中侦察。[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因为战略部队必然包括核部队，也就是打赢战争的部队。]
(5)空运和支援空降作战。[在后来与陆军发生有关作用和任务的争执时，这将成为关键。]
(6)对地面部队和海军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包括支援占领军。[在后来与陆军及海军就支援地面部队的任务发生争执时，这又是一项关键的论据。]
(7)为武装部队提供空运力量，但由海军提供的空运力量除外。[此中的模棱两可之处直到1948年6月1日成立军事空运局才得到解决，但要彻底解决则须等到1966年成立军事空运司令部之际。]
2．发展空军战斗部队和勤务部队的武器、战术、技术、编制和装备，在所有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与陆军及海军协调，其中包括与两栖作战有关的问题。[此处没有具体提及为执行核作战任务而进行筹划也是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缺失。]
3．根据合适当局的指示，派遣为支持美国的国家政策和利益所需的代表团和分遣队到外国工作。
4．提供在所有军种之间进行防空协调工作的手段。[这将是一个从未令人满意地得到解决的、持续存在的问题，因为陆军不愿放弃其防空任务，而海军也决不能让舰队防御从属于防空。]
5．协助陆军和海军完成其任务，包括提供由合适当局确定的共用勤务和补给品。[这里隐伏着所有3个军种都会面临的危险，因为它孕育着当前的——在许多人看来也是危险的——一种趋势，即由国防部独家为所有的军种进行研究与发展及采购工作。发展到逻辑上的极端，各军种将只剩下打仗的人——“投矛者”，而所有研究与发展、采购、补给等等职能均将由国防部的文职人员去履行。]
陆军在无数次会议上都令人惊异地发挥了支持作用，心甘情愿地订下了一系列执行协议，以便将空军分离出去。这些协议的内容很广泛，从关于战术导弹和战略导弹职责(分别授予陆军和空军)的决定，到情报、内务、勤务与补给、采购和行政职能都包括在内。
即使还遗留下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这两个文件也足以让美国空军起飞了。1947年9月18日，首任空军部长W·斯图尔特·赛明顿宣誓就职，美国空军正式成立。
赛明顿是一个具有非凡魅力的人，在担任负责航空事务的助理陆军部长之前曾是一名很有成就的商人。作为空军部长，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在那里，他对其密苏里州同乡杜鲁门总统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友谊使他的影响力超过了国防部长福莱斯特，而后者则总是把自己当作协调者和促进者，而不是当作权威的领导人。赛明顿引进了成本控制意识，并且毫不含糊地坚决支持总统取消种族隔离的政策，这将对新生的美国空军产生十分有益的影响。赛明顿的商业意识有多强，从他的参谋班子很小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4名军官和11名文职人员。(赛明顿后来采取了一位不乏其他出路的伟大领导人通常所采取的最后步骤，在1950年因为认定当时的国防部长路易斯·A·约翰逊把空军预算压得过低而辞职。对于美国空军来说，幸运的是赛明顿后来当上了由密苏里州选出的参议员并在这个职位上继续促进空军的发展和福利。)
首任空军部长与首任参谋长斯帕茨将军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友好关系。被艾森豪威尔视为世界最佳作战飞行员的斯帕茨在向国会陈述问题时相当拘谨，于是由斯帕茨提供信息的赛明顿就成了空军的代言人。由于信任斯帕茨，赛明顿乐于接受斯帕茨有关空军高级职务人选(包括斯帕茨的继任人选)的建议。在这方面，阿诺德的影响依然存在，因为斯帕茨步他的后尘，在选拔领导人才时只看对未来有无好处，而不是对过去的业绩论功行赏。
构思于20世纪20年代的独立的空军经历了漫长得异乎寻常的孕育期，到1943年才进入分娩期，接着又在长时间的阵痛中挣扎，最后在1947年一朝分娩。这个诞生过程的特点是进行了组织机构方面的“巷战”。这种“巷战”还将继续进行下去，而且往往更加激烈和不顾体面。发生这些持久冲突的根源在于1947年国家安全法大而化之的措辞所造成的模棱两可的状态和第9877号行政命令比较简略。美国军事态势中的如此巨大的变化是在一次伟大的世界大战结束后进行灾难性复员工作的过程中发生的。因此，如果指望事事都安排得顺顺当当，那就不合常理了。
这两份授权文件中的模糊不清之处导致在次年又召开了一些会议和达成了一些协议，以便完善所作的决定。这些会议的结果促使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4月21日撤销了第9877号行政命令，代之以一项关于武装部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职能的详细声明。这并未解决所有的老大难问题，但却使之只剩下少数几个后来时时发作的核心问题。其中有的问题则永远不可能解决。
独立之后
当空军“猎鹰”于1947年9月18日破壳而出之际，人们马上就明显地看出，要使这个新军种具备一切为与陆、海军完全平起平坐所需的要素，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首先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另搞一份空军人员晋衔名单，使之脱离陆军那份长长的名单的阴影。斯帕茨想建立一支坚强的军官队伍，这支队伍要不顾民间的诱惑而愿意留在军队内。空军大学将提供综合训练体制，这一体制要像晋衔制度一样对飞行军官和非飞行军官一视同仁。(也许很难说服某些非飞行军官，使之相信这种高尚的体制会变成现实。)
斯帕茨同样重视建立一支稳定的士兵队伍，通过提供广泛的训练(不仅包括空军专业训练，而且包括普通课程训练)吸引尽可能是最好的人选。不幸的是，今天所谓的“生活质量”中的各项要素却基本上被忽视了。空军对生活水准、工资水平和士兵应得的尊重均欠考虑，这就使它在许多方面仍像陆军。
最困难的任务是说服陆军同意：原先由它为陆军航空队履行的许多职能，例如医疗、军营食品店、洗衣房、废物利用和修理等等，现在不得不在空军内照搬一番。这种重复显然有违以规模求节约的原则，但是空军强烈地认为，除非一切勤务都由自己掌握，它就永远不能真正独立。它虽不能一下子什么都由自己干，但它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做到这一点。
与此同时，空军还须在复员造成的混乱中，以及在同陆军和海军分享越来越紧缩的预算的情况下，执行其保卫国家的任务。
危急时刻
新生的空军力求同海军解决作用与任务方面的问题，并同陆军解决行政和后勤方面的问题。恰好在这个时候，它又被放到了一个难受的位置上，亦即充当主要的威慑力量(虽然自己差不多已经解除了武装)，去遏制苏联日益增多的侵略行为。
现在，巨人般的苏联已经解体好几年了，人们已很难记得它在战后初期所引起的忧虑。约瑟夫·斯大林隐瞒了德国给苏联造成的创伤差点儿使它完蛋这一实情。他没有像西方盟国那样进行大规模复员工作。他不把他那个国家的庞大的战时工业转用于和平目的并让士兵们返回农庄，而是保持了战争经济。
斯大林虽然不是他那些共产主义同事中最具教条主义倾向的人，但想必已经感到共产主义潮流在高涨。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使共产主义遍及整个俄国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能使共产主义全球化。斯大林觉得，他几乎可以马上把他的政治、军事和领土优势都成功地用于扩张共产主义。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似乎都已经唾手可得；共产主义在中国正在取得重大进展，而共产党在法国和意大利已是最大的政党，可以在自己选择的任何时间推翻软弱的联合政府。
斯大林尽管一向专制残暴，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苏联说来就像邱吉尔对于英国一样不可或缺。这位伟大的苏联领袖相信他所信赖的下级莫洛托夫的意见：“柏林的遭遇就是德国的遭遇；德国的遭遇就是欧洲的遭遇。”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他需要一个动员其人民予以反对的外敌，于是他煽动对西方联盟的仇恨。从被邱吉尔称为“最光明正大的法案”的租借法，到在雅尔塔作出的一切让步，这些说明美国对苏联友好的实际证据都未能使斯大林对美国是其下一个敌人这一点产生丝毫的怀疑。
于是，为了对付这个敌人，他从德国科学家和美、英叛徒们那里搜集资料来促进本国的技术发展。他在每一条战线上都奋力推进，包括设计原子弹和巧妙地仿制运载原子弹的B-29轰炸机。正如美军所做的那样，俄国的一些小组洗劫了德国的科研中心，拿走了与喷气发动机、后掠翼、毒气和德国人的其他每一项先进军事技术有关的资料。
从控制联合国里的权力分配，到以武力威胁为后盾公开进行对别国的政治接管，斯大林还从政治上加速共产主义的发展。在铁幕后的所有国家均已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情况下，苏联又策划了匈牙利政变，并于1947年6月21日接管了这个国家的政权。它用同样的手法于1948年2月29日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就范。同年12月，罗马尼亚随着米哈伊国王的被迫退位而完全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
西方盟国显而易见的政治衰落使苏联的扩张势头更趋突出。在同一期间，美国让菲律宾获得了独立，而英国则在放弃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巴勒斯坦和它一度十分庞大的帝国的其他部分。包括荷兰和法国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也面临着肯定会丧失往日领地的前景。
西方各个盟国(美国除外)和过去的敌国奥地利、德国、意大利都处于经济困境之中。为了挽救这种状况，美国在1947年6月宣布了欧洲复兴计划，以期恢复西欧和南欧国家(包括苏联占领下的那些国家)的经济。这成了宣称要协助自由世界抗击共产主义侵略的杜鲁门主义的拱顶石。虽然杜鲁门是欧洲复兴计划的真正后台，但是由于美国国内政治上的原因，该项计划被称为“马歇尔计划”，以表示对现已担任国务卿的乔治·C·马歇尔的敬意。
苏联拒绝接受援助，并迫使受它统治的那些国家拒绝援助。130亿美元的援助给了其余17个国家(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希腊、爱尔兰、冰岛、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联合王国和西德)。事实证明，这笔援助至关重要。马歇尔计划非常成功，使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5%至25%。应当记住，值得赞扬的是，杜鲁门是在他被认为已经成了“跛脚鸭”的时候支持马歇尔计划的。那时，他的声望已经一落千丈，以致他所属的党要求他不要为民主党候选人搞助选活动。那时，他已失去国会两院中多数的支持。也是在那时，争取预算盈余与增加福利计划开支同时并举，以致将国防预算限定在大约130亿至140亿美元之间。
战后空军的领导者们面临着一些自相矛盾的问题。空军要充当美国防务政策的剑和盾，但它拥有的飞机很少，核武器则更少。1947年底，战略空军司令部拥有319架波音B-29轰炸机、230架北美F-51战斗机和120架洛克希德F-80战斗机。(1947年，表示“驱逐机”的代字“P”改为表示“战斗机”的代字“F”。)空中加油能力刚刚发展，直到1948年末才有了可供作战使用的加油机。欧洲没有超重型轰炸机基地。结果，除非只作单程飞行，否则假想敌苏联将位于美国空军的实际打击距离之外。由于疏忽大意，美国的战略实际上已经沦落到只有实施“神风”式自杀性攻击的地步。(在尔后的若干年内，单程攻击一直没有从计划中消失。1953年，作者本人所在的B-50轰炸机组受领的任务就是袭击苏联莫斯科附近城市图拉的目标，然后折向西南，希望能在乌克兰某地成功地跳伞。我们被告知，在那里可能会遇到“友好的当地人”。我们对结局并不乐观。)
美国经济干涉的幽灵，加上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政变成功，使得苏联壮起了胆子行事。它的下一步将是加紧控制位于德国苏军占领区深处的柏林。
封锁柏林：对美国空军的首次挑战
驻在西柏林的法、英、美部队始终是苏联的眼中钉。这与其说是出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如说是担心其社会影响。让苏联士兵和东柏林市民看到西方盟国武装部队所共有的颓废的奢侈生活方式，那就会产生不同凡响的政治影响。因此，苏联人逐步施加压力，限制公路和铁路交通，着手把盟国挤出西柏林。
1948年6月22日(这个日子与纳粹入侵苏联七周年纪念日并非巧合)，图穷匕首见，所有进入西柏林的水路、铁路和公路交通均被切断。
苏联在那里的地面部队有30个满员师，多达40万人，并且得到了强大的苏联战术空军的大力支援。这就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西方盟国的地面部队。美国在欧洲约有6万名陆军官兵，其中大约1万人属于不满员的第1骑兵师。
美国空军的状况也同样不妙。7月17日，第28轰炸机大队飞抵英国林肯郡斯坎普顿。7月18日，第2轰炸机大队抵达拉肯希思。8月8日，由第270和第371轰炸机中队组成的第307轰炸机大队到达马汉。这些B-29轰炸机没有原子弹可投，但苏联并不清楚此事。在7月的第三周，驻在密执安州塞尔弗里奇空军基地的第56战斗机大队的16架F-80战斗机飞往欧洲。该大队在击落敌机22.5架的著名王牌飞行员和未来的空中加油专家戴维·希林中校的率领下，分段飞往汉普郡奥迪汉，再转到慕尼黑附近的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这是一种象征性行动，但已动用了美国空军所能调集的全部兵力。
“封锁柏林”这一事件证明，委员会这种机构并非总是不好。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艾伯特·魏德曼中将和陆军部后勤部长亨利·S·奥兰德中将于1948年春拜访了被占领的德国的美国军事长官卢修斯·D·克莱上将。这个三人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进行空运，于是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这一建议。接着，克莱询问时任驻欧美国空军司令的李梅少将，空军能否从空中向西柏林运送足够的生活必需品，以维持当地居民的生计，直到用外交或其他手段解除封锁为止。李梅照例马上回答“可以”，虽然初步的计算表明，对西柏林进行最低水平的供应，每天至少需要4500吨食物、煤炭和其他补给品，这远远超出了美国当时在欧洲的空运能力。
李梅立即运用自己的一切权力和能量，组建了一支由102架道格拉斯C-47和2架道格拉斯C-54运输机组成的初期空运力量，并于6月26日空运了首批80吨补给品，主要是药品、面粉和牛奶。第60和第61运输机大队是这一行动的核心，同时正从各地抽调C-47运输机。两天后，皇家空军使用自己的“达科他”式(C-47型)运输机队和7个“阿夫罗约克”式(战时夜袭德国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的姊妹型，装有4台发动机)运输机中队，也开始了空运活动。
最初的空运活动效率并不很高，纯粹是临时凑合，而且要对现行的作业程序修修补补，以便适应运送煤炭、食品和药品这种琐细的任务。7月23日，军事空运系统成立了一支空运特遣部队，用72架C-54运输机执行任务，每架飞机配备3个机组，以便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作业。
接着，美国空军召来了世界公认的空运技术专家威廉·H·滕纳少将。他曾在中、缅、印战区庞大的空中补给体系中的“驼峰”航线上飞行，并因此而出了名。分析过情况之后，滕纳把美国空军和皇家空军的空运活动合二为一，并对机场、航线和装备重新进行了组织，以发挥最大效率，使空运活动的运作不像航空公司而更像散装物资处理工厂。
除获得少量杂型飞机(包括波音C-97、庞大的道格拉斯C-74和载重量大的费尔柴尔德C-82)之外，他还征集到了319架载重量为C-47运输机3倍的C-54运输机，并使它们从策勒、法斯贝格、莱因-美因(该基地原先是为了供另一个时代的巨型飞艇“格拉夫·齐柏林号”和“兴登堡号”使用而修建的)和威斯巴登等基地每隔90秒钟就起飞一架。这些飞机以每小时170英里的速度飞行，各架飞机之间相隔500英尺的高度和3分钟的航程，然后降落在加图或滕珀尔霍夫，后来又增加了特格尔这个着陆点。对所有的空中交通均严加管制，地面控制进场系统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熟练地运作。滕纳坚持要求所有的机组在云底高为400英尺、能见度为1英里或更佳的情况下均应着陆。但他又威胁说，如果有人在云底高更低、能见度更差的条件下着陆，他就要对此人进行军法审判。
效率就是一切。滕纳将地面逗留时间(包括卸载和加油)压缩到了令人吃惊的30分钟。机组人员不能离机，餐饮、飞行许可证和气象信息都直接送到他们手中；与此同时，德国的平民搬运工(其中许多人是妇女)则抢着卸货，他们很乐于帮助挫败赤色分子，更高兴能有一份每小时挣1.20德国马克(约合25美分)的工作和每天一顿免费热餐。
成果好得令人为之倾倒。每天的空运总量稳步上升，到1948年7月31日达到每天2000吨，到9月18日则进一步增加到每天5583吨。到10月20日，每天供应柏林的基本必需品从4500吨增加到5620吨，因而配给标准就得以提高。到1949年4月15日，一天就有1398架飞机运来12940吨物资，这一数字使苏联相信，封锁不仅被打破了，而且变成了西方盟国了不起的政治胜利。截至1949年9月30日空运最后结束时为止，总共给柏林运送了232.5万吨食品、燃料和其他补给品，这一数量超过了同期正常的地面运输本来可以运送的数量。美国飞机总共出动189963架次，总飞行时间为586827小时，总飞行距离达到92061863英里——大约等于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此项花了2亿美元的行动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2次坠机事件夺走了31个美国人的生命。政治上的好处则不可估量。战争结束以来第一次，美国以自己的决心当场制止了苏联的行动，而且虽然使用了空中力量，但是没有动用武器。然而，假如美国很强大的话，苏联当初就不敢搞封锁了。
总统航空政策委员会
尽管柏林空运付出了代价并取得了胜利，杜鲁门政府还是敏锐地意识到美国公众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振兴经济上。人们主张不仅要平衡预算，而且要有盈余，以便用于减少战争造成的赤字。在当今这个累积赤字已达几万亿美元的时代，上述主张似乎很离奇，但是当时人们确实是这么主张的。
杜鲁门是空中力量的信徒，并且看到了开支剧减已使美国航空工业陷于停顿。1947年7月，他任命托马斯·K·芬勒特领导总统航空政策委员会(通称“芬勒特委员会”)，负责就国家航空政策提供建议。(此举类似于1925年建立总统飞机委员会的行动。那次成立的委员会很重要，在促进航空工业的发展方面做了很多贡献。)
芬勒特(后来担任了空军部长)建议发展一支拥有70个大队的现代化空军，以便通过防御手段和威胁要发动进攻行动去对付外国(即苏联)的核威胁。1948年1月发表的委员会报告说，军事组织必须以空中力量为核心。此外，报告还直言不讳地承认，空军以其当前的实力不能履行这些职责。报告建议组建一支拥有12000多架现代化飞机的力量，其中至少有700架飞机应是能够运载原子武器的轰炸机。报告估计，任何一个侵略者都要到1953年才会拥有核武器。报告还建议扩充海军航空兵的实力。
不幸，芬勒特委员会的建议与杜鲁门政府所看到的财政现实不合。政府给1949财政年度预算规定了，144亿美元(净值)的限额——大约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规划的绝对最低额的一半。这笔经费还要由3个军种来大致均分。
国防部长福莱斯特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其部分原因是空、海军在预算及作用和任务问题上相互闹意见。经过一系列的会议(3月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召开的会议和8月在罗德岛州新港召开的会议)，战略任务问题用瓜分的办法得到了解决：战略空中作战归美国空军负责，而控制海洋则由海军负责，两者要互相支援。但是，没有关于导弹和航天活动的明确授权，这对未来不利。这些会议的另一项成果是决定设立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这虽然出乎意料，但却实属幸事。
福莱斯特坚持认为，国防部长与其说是决策人，不如说是协调员。因此，他劳心费神地发挥协调作用。这一事实加上争论造成的紧张压力，损害了福莱斯特的精神和肉体健康。他于1949年3月辞职，并被诊断为患了妄想狂症，妄想之一是以色列特工总是盯着他。1949年5月22日，他从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的19层楼上跳楼身亡。若干年后，以色列披露，它确实曾派特工盯他的梢。
福莱斯特的职务由1948年竞选运动中杜鲁门的主要筹款人路易斯·A·约翰逊接替。约翰逊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250磅，并将威吓用作处理人际关系的主要工具，活像一头拍桌子发火的大熊。他在许多场合得罪了杜鲁门内阁的每一位成员。在内阁成员们的会议上，他对阁员们的态度很像橄榄球教练在全美职业橄榄球锦标赛上因为裁判吹了一次对本队不利的哨子而对裁判大发雷霆。
然而，约翰逊怀有接替杜鲁门的政治野心，并且以为加紧控制军事开支可以促成其野心的实现。在杜鲁门的领导下，约翰逊不顾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各军种部长战战兢兢地提出的意见，支持杜鲁门把提出的国防预算压到很低的水平。
1950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降到了142亿美元，美国空军拥有的大队数目不是70个，而是被削减到48个。即使为了达到这个指标，美国空军也势必要从当时已经太弱的力量中再减掉11个大队。
约翰逊的节约措施也波及海军。1949年4月，他突然撤销了建造“美国号”超级航空母舰的计划。海军本来希望将该舰用作获取战略核轰炸能力的一着棋，现在却落空了。
他是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作出这项决定的，但是没有同海军部长约翰·L·沙利文商量。沙利文在3天后辞了职。撤销建造“美国号”的计划促成了所谓的“海军将领造反”——实际上是一次哗变。如果哪个倒霉的士兵企图同样地蔑视规章和礼仪，他就会毫不迟疑地受到军法审判。相反，海军将领们却干了不体面的事而未受惩罚。他们利用伪造得拙劣的匿名文件诽谤空军部长赛明顿和空军。赛明顿称这些文件为“我到华盛顿以来所见到的最恶毒的诽谤性文件”。这些文件断言，联合兀鹰公司制造的B-36轰炸机的性能不合规格(当时的海军中将、后来的海军作战部长亚瑟·W·雷德福称研制该型飞机是一个“耗费10亿美元的大错误”)，采购过程充满欺诈，赛明顿和联合兀鹰公司总裁弗洛伊德·奥德伦(更为人所知的往往是“杰奎琳·科克伦之夫”这个称呼)之间有非法协议。
B-36起源于陆军航空兵担心英国可能遭到德国入侵，因而认为美国可能会需要一种洲际轰炸机。各公司于1941年4月11日递交了设计研究报告，联合公司在竞争中获胜并得到了制造两架样机的合同。战争使B-36降到了次要地位，直到1946年8月8日才进行首次飞行。
装有6台推进式发动机的庞大的B-36轰炸机存在着人们预期在这种史无前例的飞机身上总会存在的那些问题，但是事实还证明它飞得太慢，而且不能达到足够的轰炸高度。研制工作继续进行，首架B-36D也于1949年3月26日进行了处女航。喷气发动机技术的一项成果使它获益匪浅——它安装了4台喷气发动机，每个吊舱内两台，这种吊舱酷似后来的波音B-47新式轰炸机装在翼根位置上的那种吊舱。新的动力赋予B-36的速度和高度使它获得了“和事佬”这个绰号。它从未在战斗中投过炸弹，因此不折不扣地完成了自己的威慑任务。
由众议员卡尔·文森领导的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听证会证明：众议员卡尔·范赞特(海军后备队少校)所引用的那些文件中的说法一点儿也不符合事实。经查证，匿名文件的作者是塞德里克·沃思。此人是助理海军部长的一名助手，以前在好莱坞编过剧本，而且他耍了一点巧妙的花招，被海军派去核实这些文件的真实性。
这些听证会给了空军和海军各抒己见的机会。空军争辩说，B-36实际上并非无懈可击，但是足以完成任务。海军采取的方针则是：必须首先打赢战术空中战斗，夺得空中优势，然后才能投入轰炸机部队。它还说，像进行原子弹打击那样使战祸延及敌方本土的居民，那是不道德的。这有点自相矛盾，因为海军也想拥有自己的这种能力。海军的观点是：“在和平时期，我们无力长期负担战略空军力量的费用。因此，如果别有他法，我们就不应当打算进行洲际战略轰炸。”接着，海军又采取了一种奇怪的立场——赞颂波音B-47喷气轰炸机的优点，但这仅仅是因为给B-47了调拨经费是将来的事，届时还可以再较量一番。
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在为B-36辩护时把它说得非常好。他反驳了海军关于空军正在寻找一种遂行战争的廉价捷径的说法。他说：“我国的主要目标之一必须是找到一种抗衡潜在敌手庞大地面部队的力量，而不是用美国和盟国同样庞大的地面部队去与之抗衡。除战略轰炸外，不存在这种起抗衡作用的因素。”他还指出，空军48个大队中只有4个大队将拥有B-36，而且B-36计划的总费用不到10亿美元。
从表面上看，该委员会所举行的听证会的最后结果是空军清白无瑕，B-36被视为值得花钱的武器系统，而海军则脸上抹了黑。在这些听证会上，海军的坚定可靠的朋友、众议员文森本人也明显地倒向空军的阵营。
然而，海军已经触动了一根敏感的神经。美国空军尚未有能力去执行芬勒特委员会或它自己的章程要求它执行的那种任务。
空军部长斯图尔特·赛明顿对1950年和1951年的国防预算不满，于是鼓起勇气辞职，以示抗议。他由托马斯·K·芬勒特接替。芬勒特缺乏赛明顿具有的那么多的领导素质，也不如赛明顿的人缘好，难以与人相处，包括难以与其参谋长范登堡上将相处。他对日常琐事不感兴趣，只关心像新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大问题，这也许是因为这些大问题可以使他避免与其参谋人员打交道。然而，芬勒特该当走运，在战争压力再次突然打开钱的闸门之际，他当上了部长。与此同时，像往常一样，军人们却受苦了。
生活待遇问题
当代空军领导层所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提高军人的生活质量。虽然对生活质量从未切实作过界定，但是一般是指全国的中等水平。为了正确评价思考问题时的这种变化，我们就要先搞清楚美国空军军人福利和待遇的原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公众对军队的典型态度反映了这种原貌。那时，可悲得很，公众对军队的态度至多是纡尊降贵，有的人甚至持蔑视的态度。
在那个时代，虽然在西点或安纳波利斯受过教育并不被人小看，虽然像乔治·巴顿或比利·米切尔那样富有的人也可能使军人生活罩上在小小的乡村俱乐部中所找不到的那种光彩，但是不论官兵，只要是军人，他们都被民间与其地位相当的人瞧不起。就军官而言，令人极度痛苦的缓慢晋升体制、贫乏的社交生活，加上偏僻驻地的勉强糊口的物质生活，这些都足以使平民们感到纳闷：一个人如果能够胜任别的工作的话，怎么能够忍受这一切？“穷而摆阔”这个词常被人们用来形容军人家庭所过的捉襟见肘的日子。漂亮的名片、“在家恭候”和过去时代的诸如此类的遗风，可怜巴巴地代替了外出度假、上好学校、儿童畸齿个别校正和地位相当的平民们所享受的其他优越生活。
在陆军航空兵中，飞行员们发现，飞行至少是对军人生活某些令人不快之处的一种使人高兴的补偿。飞行津贴既是一种诱惑，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飞行员们喜欢这种津贴，并通过适度地摆阔来炫耀一番。所谓“适度地摆阔”，也许就是买一辆庞蒂亚克牌二手车，而不是买一辆雪佛莱牌二手车。非飞行员们很自然地痛恨发放飞行津贴的主张，具有节约观念的国会也总是谋求取消这种津贴。严酷的现实是，如果飞行津贴不挪作他用，它也刚刚够买人寿保险去弥补飞行员平均寿命较短所带来的薪金损失。因此，如果人们从感情出发认为发放飞行津贴不合理的话，那么，从保险统计员的角度看，这种津贴则是合理的。
但是，公众总体上认为，那些留在军队里的人，不论是否飞行员、都是因为认为自己无力“在外面”竞争而留下来的。“终身职业军人”一词现在虽然已是一个常见词，但那时则是一个轻蔑词，用于指那些为了获得不一定能得到的少得可怜的养老金而留在军队里的人。然而，一旦战争来临，陆军航空兵在艰苦岁月里培养出来的老兵们的惊人业绩就会把上述错误想法永远排除掉。
老百姓对军队生活的看法引发了军人们的逆反心理，他们乖戾地为忍受艰难困苦而自豪，并视主动离开军队者为“懦夫”。创过纪录的吉米·杜利特尔拥有工程博士学位和名闻遐迩的飞行经历，但是一直当了11年的中尉，近期晋升无望，而家中人口又越来越多，于是决定离开军队。他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不仅工资高，而且有晋升机会和其他优惠待遇。然而，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到军队里时，许多高级军官，包括艾森豪威尔将军，都斜着眼睛看他，认为他是一个在困难时期“跳槽”的人。杜利特尔一向表现杰出，但也花了好多个月的时间才改变了人们对他的看法。
公众对士兵(只限于男性士兵，因为那时尚不允许妇女入伍)的看法同样不好，虽然大萧条的影响多少改变了一点人们的看法，在大萧条中，失业现象十分普遍，以致任何工作，哪怕是军队里的工作，都成了热门工作。然而，一般说来，父亲听说女儿要去跟一个大兵约会时脸上并不喜气洋洋，母亲听说儿子已被批准入伍时也不开心。詹姆斯·琼斯在其名著《今生今世》中对陆军生活的描写在军人们看来可能并不绝对准确，但从公众对军人的看法这个角度上看，他的描写却很中肯。
军队也想了一些办法尽量减轻令人痛苦的公众态度所造成的影响。在和平时期，一些小小的照顾乃是常事，例如设置“周三下午体育活动”时间，让官兵们有时间锻炼一下身体。虽然军官们注意在社交上同士兵保持距离(陆军航空兵中的这种距离最小)，但也确实在尽力帮助他们。营区内通常都有垒球场和其他类似的廉价运动设施，当然还有供应廉价啤酒和烈性酒的俱乐部，因为喝酒已经成了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几十年来，喝酒是军人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既费钱，又误事。只是在近20年中，军队才强调戒酒是美德，并把它同个人鉴定联系起来。)
然而，在那个时候，无论军官或士兵，都享受不到今天已司空见惯的那么多的服务。在30年代的陆军航空兵中，列兵不会得到诸如法律援助、心理咨询、职业训练之类的照顾，也不会得到在基地内攻读大学课程的机会。至于向他提供设备良好的健身中心、保龄球馆和舒适的剧院，或者连冰箱、收音机等家庭用品均有出售的军营商店，那就更不可能了。那个时候的军营商店中，如果在香烟、刮胡工具和擦鞋用具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商品可卖的话，就被认为是货物齐全了。
战争一来，军人生活中的种种耻辱均被一扫而光，老百姓竞相优待军人，而不分军官或士兵。如果每个身体健全的人都必须服兵役，如果有场战争必须打赢，那就一切都大不相同了。年轻姑娘们拒绝大兵的约会时所说的轻率无礼的话，突然被联合劳军组织举办的悠闲舞会上的音乐声和欢笑声所淹没，甚至经常被婚礼上的钟声所淹没。
总而言之，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军人什么都有，就是缺少足够的工资、住房和服务。食物很多，数量多得形同浪费，但是烹调得很差。做饭的往往是业余厨师，他们抄起长柄勺，把稀溜溜的大杂烩盛进分成一格一格的大盘子里，而这些盘子既冰凉，又沾满了油污。(今天的餐厅里有色拉柜台，有餐盘，有食品台，样样都一尘不染，而且有卖力工作的专业人员侍候着。这在当年看来，简直半是迪斯尼童话、半是奥威尔小说里才有的情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大规模扩军中，以惊人的速度建起了许多基地，它们的特点都是一排排粗陋的大通间营房、集体淋浴室、露天公用厕所，再配上同样简陋的食堂、办公室、教室和堆放补给品的棚屋。这是一个由2×4英寸松木板刷上白灰所构成的小天地，只打算能挨到战争结束就行。大一点的单位，例如医院，则有一系列由走廊相连的兵营式建筑物。像大多数战时工程那样，这些建筑物很少密封，窗户卡住了关不上，取暖系统也总是出故障。拼命擦拭和打上硬蜡，使房子保持清洁明亮，但却无法让人住得舒服。它们是“临建”——临时建筑物，要是在和平时期，都该维修或更换。
当然，除非战争结束后军队复员了，否则就没有钱——也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去抢修设施或使之现代化。许多在1941年被定为“临建”的建筑物，30年后还在使用，虽然也许内部加了隔墙，外部加了一点涂料，但还是那种用松木板搭成的长棚屋。海外的情况更糟。在关岛和其他许多地方，迟至1948年，士兵们还不得不凑合着使用露天蹲坑式厕所、帐蓬和露天公用洗脸池。
军人家属们在战争中也遭了罪，因为没有对他们进行照顾的机制，而且在忙乱的战争中也没有人顾得上建立这种机制。父母们接到陆军部通知其子阵亡的标准格式的电报后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而唯一可用于安慰他们的只有一张1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单。
在战前的日子里，基地内的住房总是有限。这些住房主要是供级别较高的军官居住的。低级军官和士官都得到非正式的劝告，让他们保持独身。而对于普通士兵，则定期正式奉劝他们保持独身。战争来临后，也没有什么要求扩大基地家属宿舍的压力，因为军人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很少能逗留几个月以上的时间。那些跟随丈夫从一个基地调到另一个基地的妻子们试图因陋就简地布置一个家，却发现只能住在改进过的鸡舍或两家合居一室的大宿舍里。
因为他们还年轻，加上又是战时，这种居住条件总算不仅可以忍受，而且还带点浪漫色彩——至少事后看来是如此。在战后许多年内，情况只是稍有好转。供求关系的变化把某些极难令人忍受的住房挤出了市场，但在某些地区，由于那里的基地战后仍在开足马力运作，因而房东们尽可能长久地“宰人”，从中牟取暴利。
初生的空军百事待举，无暇顾及改善士兵生活或家属居住条件这类基本生活问题。过了好多年，在许多情况下则一直要等到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指挥官们才开始认识到这些问题有多重要，因而加紧对国会游说，以求改革。随着时光的流逝，空军越来越认识到这种关怀不仅重要，而且为生存所必需，也是使用空军资源最合算的途径之一。
事实证明，花在提高生活质量上的预算经费同花在武器系统上的预算经费一样重要，因为它对人们的工作表现具有重大的直接影响。这本来也许应该是一目了然的事，但是直到70年代末才被人们认识到。
尽管与其他军种相比，空军将成为提高其成员生活质量的先锋，但是它是在按老习惯、旧规矩行事吃过许多苦头之后才明白过来的。有些经验教训则要在朝鲜的3年苦战中才能汲取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