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总统的军事代表·第十五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在我同罗伯特，肯尼迪共事研究古巴问题的过程中，他几次问我是否对重返华盛顿的公众生活感兴趣。我没有理会他最初的要求，我说，我在林肯艺术中心已经担任了一项非常使人向往的工作，不想在雾谷 [ 译注：雾谷是美国国务院所在地。 ] 另干一件差事。不过，在我们的报告接近完成时，罗伯特向我提出一项极为具体的建议：总统希望我继艾伦·杜勒斯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因为他即将退休。我反复斟酌此事并和我的妻子商量。在搬了三十多次家之后，我的妻子确实应该在纽约享受一种相对安定的新生活。但是，现在的情况与我拒绝去法国当大使时的情况不同。我们有了一位新总统，最近古巴的经历使他极为烦恼，在总统左右贴身的工作人员中，需要有一个有军事经验的人，以便在他处理送到他办公室的军事问题时能随时同这个人商讨。如果要我担任这项工作的话，迪迪和我一致认为，我有义务接受下来。

　　 在作出了这个决定后，我再次去总统那里，告诉他我确实不愿当中央情报局局长，尽管我充分认识到这项任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已把我的一生献给军事职业，如果这方面的经验对他有所帮助的话，我是乐意用来为他效劳的。后来我们在安排什么工作的问题上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讨论。总统曾经考虑恢复总统参谋长的职位，这个职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由海军上将威廉·莱希 [ 译注：William Leahy，又译威廉·李海。 ] 担任过。不过，当时设立这一职务的主要理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一个主席来主持开会，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和他的同事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常常不能和睦相处。在1961年，参谋长联席会议设有一位主席。他拥有法定的权力，执行类似主持参谋长们的会议以及在他们之间起调和作用等任务。

　　 正当对这件事进行考虑的时候，肯尼迪总统要求我到葛底斯堡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汇报古巴研究小组调查结果。在这个时候去那里是由于《星期六晚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声称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制定了一项利用古巴旅登陆的计划。它规定，为了取胜，如果需要的话，美国将进行军事干涉。文章特别指出，根据这项计划，为了保持空中优势和防止反卡斯特罗的力量被消灭，在必要的时候美国飞机将进行干预。

　　 我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承担了这项使命，因为我在1959年退休后就未见过他，所以我猜想，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我的印象仍然不佳。我感到高兴的是艾伦·杜勒斯将陪同我一起去。我要求他在我们去之前先把我们同行一事通知艾克办事处，看看艾克怎样对待。6月23日，我们乘直升飞机飞抵葛底斯堡，在市中心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办事处访问了他。事先通知的做法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将军热情亲切，对我将重新服现役表示满意。他平静地驳斥了那家报纸的说法，说他从未看到过在古巴进行两栖登陆的行动计划，也不知道任何类似萨帕塔计划的东西。

　　 我向他概述了古巴研究小组的报告，其中包括结论和建议。他对谈到的内容没有任何一点提出了异议，似乎对报告表示全面赞同。他说，总的教训看来是在最后时刻改变行动计划的危险性。根据这个想法，他回忆起，正好在诺曼底总攻发起日之前有人对他施加压力要他撤销空降登陆计划。

　　 他承认有必要改进政府机构以处理涉及各部的复杂的行动，如古巴事件，并对他的继任把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机构撤销表示不安。但是，如果国家安全委员会不能担负起协调冷战行动这一工作的话，那么他同意大概有必要建立某种新的机构来弥补此一空缺。看来他毫不怀疑，为了西半球的安全，必须把卡斯特罗除掉，并希望卡斯特罗会犯下某个错误从而为他被赶下台铺平道路。在我们分手时，他对肯尼迪总统派我们去拜访他表示感谢，并表示希望今后能不要再进一步公开辩论这次对古巴采取的行动。

　　 之后不久，肯尼迪总统决定任命我在白宫当顾问，并授予我一个比较响亮的头衔——总统军事代表。在细节达成协议后，总统于1961年6月26日写信要求我担任此职。他说，这个职务是参谋军官性质的，向他作为总司令要处理的军事问题提出意见并提供帮助。此外，我还要在情报和制定冷战计划方面起类似顾问的作用，特别要注意柏林和东南亚问题。最后，为了消除在这些方面也负有责任的那些官员和机构——即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可以理解的顾虑，总统的信很明白地说，军事代表无指挥权，也不应干预总统同这些官员和机构之间的事务。为了百分之百地确定不会产生任何误解，总统根据我的建议，把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和我召到他的办公室，就他们对我担任的新职的态度进行了坦率的讨论，同时也为了使我相信，我将是他内阁中受欢迎的人。

　　 部长们的保证增强了我的信心，于是我于1P61年7月1日，正好是我从陆军退休两年后，又重新服现役。我在白宫旁边行政办公大楼三楼上的一套房间中设立了办公室，从军队和中央情报局抽调了七个人，组成了一个十分精干的参谋班子，并在办公室的门上挂上我的职位招牌“军代表”(我担任的总统军事代表的职务名称不久就被简化成这个词了)。

　　 我从一开始就牢牢地记住，必须以实际行动来消除总统信中提到的那些官员的疑虑，他们虽然可以从信中看到限制我的工作范围的那些话，但是仍然怀疑新来的人将如何工作。麦克纳马拉部长对我的任职似乎并没有什么疑虑，但是，我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我的老同事对于在白宫的舞台上又有一个提出军事意见的具有竞争能力的人不可能感到高兴。他们也知道我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体制中的不完善之处所提出的看法。这一看法我曾在《不定的号角》中公开阐述过。而且他们也有理由担心，我将在白宫提出我的一些不合正统的主张。幸运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尔上将从我在西点军校当学生起就是我的朋友。我告诉他，我并不认为我的职责和参谋长们是对立的，也不打算在白宫充当一个挡路人，阻拦他们提出建议。我提议在向白宫递呈最后文件之前，先就重要问题交换意见，这样我就能同时发表我的意见并且事先把可能发生的冲突通知主席。兰尼兹尔也答应尽全力防止任何人在我们中间进行挑拨。报纸就我的任命所发表的评论中已经显然看出这一倾向。在取得这些初步的谅解之后，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下去而没有发生我曾想到的那些摩擦，尽管我十分清楚，参谋长们作为一个整体从来也没有把“军代表”当作一个法定的官职放在眼里。

　　 如何把我担任的新职同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之间担负的工作安排好，这个问题后来证明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当时任总统特别助理的麦乔治·邦迪精明能干，富有进取心，而且十分自信。他的办公室的职责从未准确规定过，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邦迪认为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在情报、柏林以及东南亚方面的兴趣同邦迪一直在指导的许多活动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他对我的初步反应显得相当不愉快。不过，经过一段时候后，我们采取了一些试验性的方法，不断交换相互感兴趣的活动的情报并派遣工作人员经常参加对方的汇报会和会议，从而使我们的关系有了满意的调整。

　　 我的新工作的核心是学会如何有效地为总统服务。作为一个老军人，我总希望有一批受过训练、熟悉业务的工作人员协助我，这样在作出决定之前就对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并要十分小心谨慎保管好秘密情报。白宫新班子的杂乱无章和粗枝大叶的作风使我震惊。我发现，我可以走进几乎任何一个办公室，索取并能得到一卷绝密文件，离去时也无需写任何收条或办理任何登记手续。工作人员分派工作时也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尽管我不得不承认工作是完成了，但这主要是靠它的成员的个人主动性。在出现重要的新问题时，通常是把这些问题交给从白宫工作人员和其他部门中抽调的人员组成的特别工作班子去处理。这些工作班子进行工作，提出报告，然后就在官僚政治中销声匿迹，而没有给永久性的管理工作留下任何经验或作出任何贡献。

　　 这种杂乱无章的情况大概比原来想象的还要使我烦恼，它至少是两个原因引起的。第一个原因是邦迪班子中的大多数工作人员不了解受过良好训练的参谋人员要懂得的惯例和程序。他们的工作内容对他们大多数人说来也是陌生的，因此提问题时就不够大胆，彼此间自由交换意见时也是畏首畏尾。另一个原因是，肯尼迪总统任职之后不久就废除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计划局和行动协调局。第一个机构是负责起草文件供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的工作班子，第二个机构是负责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各部和各局执行总统决定的情况。由于这两个局被废除，它们的工作只有在邦迪或他的班子中有人觉得需要时才派人干一阵停一阵。邦迪向我解释说，他承认这些工作是需要的，但他打算采取比艾森豪威尔政府采用的更简单和不那么正式的程序来做这些工作。

　　 我在对肯尼迪政府新班子发表这些有点不满的议论时，应该指出，这些议论稍加更改也适用于任何一届政府中大多数新调去的工作人员。新政府总是使用自己的人马，认为必须对旧的工作方式作些改变，如果这样做是为了证明它是具有革新和采纳新的思想的能力，那就好了。但是在可能参加新班子的大多数政治家、律师、学者和作家中，他们难得有组织观念。除了个别的工商管理人员外，这些人通常靠个人的才能建立声望——他们不大可能习惯于发挥一个班子的作用。因此他们需要时间使他们的个人工作方法适应官方生活的需要，以及彼此之间建立起一种能为大家接受的组织关系，而这实际上就是组织的本意。邦迪的班子经过一年的工作，平安地度过了包括猪湾事件在内的一段调整时期，并学到了业务知识，从而使它度过了后来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所遇到的危机。但任何一届新政府的官员都缺少经验，这种情况使国家在新政府执政第一年总要经历一段困难的时期。

　　 在我思考用什么方式方法为总统服务时，我常常征求罗伯特·肯尼迪的意见，询问什么是可行的，怎么做才不违背总统办事的本来方式。我的任务似乎是在我的职责范围内预测总统将遇到什么问题，并且准备在总统碰到这些问题时向他提供帮助。这一要求意味着我必须全部了解在我管辖范围内的重要问题，当这些问题由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情报机构归纳形成并最后呈送总统的时候——我很快就摸到了这一规律。我采用的解决办法是指派我的一名工作人员了解政府机构的某一部门的情况，他有权出入关键的制订计划的小组，逐渐能使我充分了解即将发生的事件。在把问题呈交总统处理时，我能提醒他关于问题的急迫性，并要他注意到它的重要意义和总的性质。到问题列入总统正式考虑的日程时，我就设法把有关对问题的分析，相互矛盾的论点以及他必须最后作出决定的关键之处等的材料交给他。

　　 我能够说，这些努力是成功的，因此总统在进入内阁议事室时是十分了解情况的，而且对于等待他解决的问题心中有数。事实上，在他参加一次重要会议之前，要把一份文件及时送到他手中，以便他能事先了解要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不仅是世界上最忙碌辛勤的人，而且他也象他的下属一样，很少注意组织和方法的本身。我可以肯定，在他看来，我是一个顽固的军事监督，想用过分坚持按形式和例行手续办事而把生活中的热情和自发行动全部去掉。总之，如果总统发现他在即席讨论中交换意见时所了解到的情况是令人鼓舞的，那么他是不会重视我在组织工作上作出的微薄努力的。

　　 回顾我在1961年7月至1962年10月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段时间中的活动时，我要指出，我的活动是分成三项同时向不同方向进行的活动。这三方面的活动的根据是1961年6月26日总统的信件，信中指出，他希望在冷战计划、柏林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以及越南和东南亚政策方面得到特别的帮助。

　　 事实证明，冷战计划主要是制定如何防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中国和苏联周围的国家遇到的颠覆和叛乱的计划问题。肯尼迪总统就职后，对共产党以这种方式煽动进行侵略一事的意义印象很深。1961年2月1日他在第一次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要求麦克纳马拉部长考虑用什么方法把重点更多地放在发展反颠覆活动方面。他极为重视赫鲁晓夫1961年1月6日的演讲。赫鲁晓夫在讲话中保证苏联将在全球范围内支持象南越游击战那样的人民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此外猪湾事件的经验使肯尼迪对反颠覆的准备工作的关切具有一种新的紧迫感，并使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援助不发达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各国)，加强其军事与警察力量来对付得到卡斯特罗从外部支持的内部共产主义威胁。

　　 大多数华盛顿的官员，其中包括我在内，是在过了一段时间后才认识到肯尼迪总统所察觉到的民族解放战争威胁的充分意义。直到南越越共的恐怖活动和游击活动在1961年加剧后，才使人们弄清了赫鲁晓夫在1月的演讲中说的话是什么含义。事实上，民族解放战争不过是把以前在希腊内战、菲律宾的民抗军暴动、马来亚的游击战以及古巴卡斯特罗的叛乱中所玩弄的旧把戏换上新名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在可能得到外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利用恐怖活动和游击战推翻非共产党政府的颠覆性的侵略活动。这种新花招就是俄国的赫鲁晓夫、中国的毛泽东、北越的胡志明一致宣布的，今后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扩张好战的共产主义所要采取的一种更为可取的手段。这就是肯尼迪总统察觉到的并希望加以防御的威胁。

　　 到1961年末，尽管在反颠覆领域中采取了相当多的行动，但我明显地看出，我们所做的还不足以使总统满意。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必须建立一个指导性机构来指挥这些零散的努力以便政府作出统一的努力来支持反颠覆计划。12月，提出了两个报告，一个是中央情报局提出的，另一个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都强烈要求总统为此而建立一个单一的高级职能机构。对这些报告研究的结果是，1962年发出了一项由我起草的总统指令，决定建立反颠覆特别小组，保证在总统发出指示时有能力运用一切可用的力量来防止和抵抗在友好国家发生的颠覆性叛乱和与此有关的非直接的侵略行动。我被任命为主席，其他成员包括：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阿列克斯·约翰逊、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尔、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负责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邦迪、美国新闻署署长默罗以及国际开发署署长汉密尔顿。特别小组应承担的几项具体任务是：确保使美国政府的所有成员都认识到颠覆性叛乱是一种政治一军事冲突，与常规战争同等重要；确保这种认识能在武装部队的组织和训练上以及在国务院、国防部、国际开发署、美国新闻署、中央情报局以及其他参与其事的部门和机构的相应计划上得到反应；研究我们的力量是否足以对付颠覆性叛乱，特别是在总统确定特别小组负责管辖的一些具体国家中。初步指定的国家是老挝、南越和泰国，后来增加了一些国家，也除去了一些国家。

　　 作为一个对委员会制度评价很低的失礼官员，我发现特别小组在我已往的经历中是个新鲜的例外。高级官员们对它优先照顾，而且很少不出席它的会议，这种情况是过去很少有的。再说，他们开会时可以不带任何工作人员；因此他们必须在开会之前在家作好准备，来了之后还得说出自己的看法。他们都是有权力的政府机构的负责人或副手，他们在回到他们的单位后立即就可以动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最后，他们知道总统是在不断地注意着他们，而且在每次会后，主席都立即向他报告他们当日的工作情况。罗伯特·肯尼迪是委员会委员，他对委员会的工作充满了干劲和兴趣，这一点是使成员之间的关系充满生气并保证了那些应召来到小组作证的人作出公正证词的另一个因素。罗伯特对不痛快的证人有些粗暴。

　　 特别小组由于这些有利条件，因而开始工作时进度很快，并且在1962年把许多具有相当长远价值的计划付诸实施，在它的敦促下，国务院与其他部门和机构合作，制定了一项国家反颠覆纲领的声明。这项声明起到了整个行政部门各部发展的原则基础的作用。它监督、评议、并向总统报告有关各种反颠覆训练计划，到1962年底约有五万名军政官员参与这计划。它检查军事学校、特别是军事学院的教学中开设反颠覆课程情况，并推动国务院在外交学会中举办了一系列讲解这个题目的讲座。

　　 总统反复强调他希望利用越南局势来研究和试验有关反颠覆的技术和装备，因此，他坚持我们应让我们最有希望的，军官到那里去获得服役的经验。为此，他指示：陆军中有希望被提升为准将的上校应轮流去越南作了解情况的短期服役；他要求，受过反颠覆的特种训练和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应是提升为将官的先决条件。他期望特别小组检查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意愿是否得到贯彻。我们通过各部门的工作进行反复的现场检查，完成了这个任务。

　　 在一些力量薄弱的国家中训练警察，是特别小组不断予以注意的另一项活动。为了使拉丁美洲国家的警察的质量实现标准化并加以提高，我们建议并获准建立了一所训练拉丁美洲国家学员的警察学校，这所学校成为各国执法机构的一个有益的会见场所，要不然，他们相互之间是很少接触的。我们还采取行动，在拉丁美洲国家传播由当地军队仿效我们军队在朝鲜所取得的成就，采取民众行动的思想。我们的目的是由这些国家的军队去提高民众的觉悟，并发展军民之间的团结。当时，民众活动的计划已在十几个国家中，在诸如卫生、教育、公共工程、农业与水利方面付诸实施了。美国的作用只限于训练当地人当教员，决不去执行直接教育当地人民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62年10月，我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从而放弃了特别小组主席一职，但我仍然是该小组的一名成员。特别小组在它成立最早的几个月中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进行活动，但是随着反颠覆计划开始实施，在1962年以后它的活动逐渐减少；而且特别小组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监督上述计划的实施。它仍然存在，但活动逐渐减少，一直到1966年它并入了约翰逊政府的高级部际小组时为止。这点我将在后面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