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报告·第十四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4月22日，肯尼迪总统签署的一封给我的信，为古巴研究小组的职权范围作了说明，信中有以下几段话：

　　很明显，我们需要仔细研究我们在还不构成直接战争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游击和反游击活动的领域中的全部工作和计划。我认为，我们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希望你在研究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从最近的古巴事件中能吸取什么教训。

　　我正在征求的意见同许多政府部门有关，因此，我希望你也相应地同各方面的高级官员取得联系，我已要求下列人员在这方面帮助你，他们是内阁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海军上将阿莱·伯克、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我希望他们每个人都将有机会研究你的结论并发表意见。但我最终希望是你自己根据过去的经验提出报告，为将来“指出一条道路”。

　　 在这封信中有几点是使人感兴趣的，一是对猪湾事件几乎是一笔带过，而这一事件正好是我们要调查的主要问题。另一点是广泛地要求对有限战争和游击战的各方面进行研究，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总统对这些活动表示了深刻关注，为了方便起见，这些活动后来都列在反颠覆的题目下面。第三点是在这项工作中给我挑选的合作者。十分清楚，为我挑选的同事中，每个人对调查的结果都有特殊的利害关系。可以肯定罗伯特·肯尼迪将会照顾总统的利益，而伯克和杜勒斯是深深地卷入这项行动的两个机构的代表，他们将设法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不受到冤屈。作为该小组唯一的一个不抱偏见的成员和主席，我可以预料，随着调查工作的进展，要统一我的同事们的意见，可能会遇到困难。

　　 我们以全副精力开始工作，决心用大约一月的时间完成任务，为了完成日程表上的安排，我们决心使用一切必要的时间。由于我没有担任其他职务，这样集中精力工作，对我并无困难，但是，对我的同事来说负担却很重；因为在此期间，他们所担负的日常任务并没有减轻。但是他们毫无怨言地接受了我拟订的繁重的工作日程表。

　　 我们的第一个行动是记下在二十一次会晤中所访问的约五十位证人的证词。他们是这次行动中的主要参加者，先是会见在中美洲的营地受训的美国人，之后，会见的人的职务越来越高，一直到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以及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我们还访问了一些参与其事的古巴人，但我们最需要会见的人是被囚禁在古巴卡斯特罗的监狱中的人。

　　 我们发现，把这么多证人的证词加以归纳和分析，然后再把其结果压缩成一份说明事件经过、原因与影响的紧凑的报告，却是一项需要专心致志的颇复杂的任务。总的说来，我们的证人是十分合作的，并且给人的印象是，有什么就说什么。我认为要说谎那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会见他们的四个人虽然友好，但对正在调查的这一事件却具有相当的经验，而且盘问仔细。在私人关系上，我们四人是一个气味相投的班子，和睦地共同解决了许多有争论的问题。

　　 我认识伯克和杜勒斯已有多年了，而且很尊敬他们，但同罗伯特·肯尼迪是素昧平生的，我还是头一次认识他。他在盘问证人时表现出的一丝不苟和锐敏的才能，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对天花乱坠地自吹自擂总是保持警惕的，对任何含糊其词和模棱两可的说法都不放过，而且为了了解真实情况，他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特别是在涉及到同约翰·P·肯尼迪有关的问题时。他对总统的态度是不寻常的，和通常的哥哥照顾弟弟的那种兄弟关系恰恰相反，他们中是弟弟罗伯特对总统采取保护态度，弟弟总是设法来分担或减轻哥哥的重担。我在观察罗伯特在古巴研究小组的工作情况时，对他的表现是满意的，因此我们这次共事就成为我们之间建立亲密友谊的开端，虽然以后我们在越南政策上有分歧，但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七年后他悲惨地死去时为止。

　　 5月15日在白宫的一次午餐会上，我们小组向肯尼迪总统提出一份初步报告。它仅仅是有关工作进度的报告，向他汇报了我们在如何工作以及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据我回忆，他除了对我们正按预定计划工作并将在6月中旬提出最后报告这一点表示满意外，他没有任何特别的反应。按照上述保证，我们于6月13日向他递交了一份报告(根据他的指示，报告只写了一份)，说明了在猪湾发生的事情、我的结论和建议。

　　 我们在起草这个报告时把绝大部分的力量都用来整理同我们收集到的证词所谈到的下列四个主要问题有关的事实：一、对登陆的空中支援不足；二、古巴旅在滩头堡被击败后未能分成游击小队突围进入内地；三、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军事方面的部署不周应负的责任：四、同这次行动有关的高级官员在理解上和态度上的矛盾。

　　 关于对滩头堡的空中支援不足以及弹药供应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证据是无可置疑的。制空权之所以没有取得，是由于B－26型轰炸机的数量不足和质量不好以及没有足够数量的古巴飞行员持续驾驶飞机在滩头堡的上空飞行。此外，在4月15日的奇袭中，还不准这支小规模的空军使用其全部力量袭击卡斯特罗的机场，而且这支空军又没有战斗机能对付卡斯特罗的飞机、特别是那三架T－33型喷气式训练机。最后，如前所述，4月16日晚上，肯尼迪总统取消了预定在古巴旅登陆前发动的拂晓袭击。

　　 由于最后一点极为重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了围绕作出取消袭击的决定的情况，以便查明总统如何并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我们了解到，中央情报局的两位高级官员听到取消袭击的命令后，就去会见国务卿腊斯克，力图说服他允许发动拂晓袭击。腊斯克解释说，鉴于同斯蒂文森大使在联合国提出的美国论点有关的理由，总统决定不发动任何进一步空袭，除非飞机可以自滩头堡的一个简易机场起飞。腊斯克在作证时对我们说，尽管这两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坚持认为预定攻击发起日的袭击是重要的，但他们似乎并未把袭击看成是必不可少的。当建议他们直接同肯尼迪总统通电话时，他们并未接受这一建议，因此总统在就寝时并不了解他自己的决定的全部含义。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不知道取消袭击一事，因此也没有机会进行干预。

　　 如果在攻击发起日发动了袭击，到底能收到多大的效果，当然还是一个需要猜测的问题。卡斯特罗6月在对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他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一次袭击，因此他已疏散了他的飞机，但是人们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我个人认为，即使4月17日的进攻按计划发动，那也不会对登陆行动的结局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不利于这次行动的其他因素简直太多了。然而，这次事件却是一个不幸的例子，说明文职机构未同负责使军事行动获得成功的机构适当协商，就不合时宜地加以干预。在猪湾事件后，美国报纸刊登了大量通常是流亡的古巴人士提供的消息，说美国曾许诺在极其需要的情况下给予空中支援，但实际没有提供。我们小组根本没有发现任何事实支持这一观点。这次行动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主导思想，即不得暴露有美国人插手。所有参与者都完全了解这一点。这次行动是从非美国基地发动的一次解放古巴的远征，是古巴人在没有显而易见的美国援助下执行的，而且在战区也没有美国人。这个根本规定的唯一放宽之处是勉强批准在滩头堡行动失败后出动美国海军舰艇与飞机支援营救活动。

　　 我们发现，登陆失败后使总统感到最苦恼的问题之一是古巴旅没有选择所谓游击战的办法。他告诉我，他曾一再得到保证，说即使出现最糟的情况，古巴旅也可以分散成为游击队进入古巴的沼泽地带和山区。他的助手们也有同样的印象，尽管麦克纳马拉认为，另外还可以选择从海上撤退的办法。然而，古巴旅在出发前得知，如果由于风浪太大或者敌人抵抗坚决而使登陆遇到困难，他们就分散乘船撤退。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进入沼泽地带进行游击活动。因此，古巴旅在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后，其残余人员就退到滩头，接着就被古巴部队包围和俘虏。

　　 我们在研究中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次行动在军事上的失败应负什么责任。他们作为总统的主要军事顾问是否履行了他们对总统承担的责任？

　　 对这个问题，参谋长们给予断然肯定的回答，他们指出：他们并未主管此次行动，只是负责支持中央情报局，他们的责任只是对中央情报局的计划作出评价和提供意见，并在训练与后勤方面提供协助。他们认为，他们不得不在要完成甚至这点任务也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工作。为了保密，开会前事先没有散发会议议程，会议中对决议又不作书面记录。再说，中央情报局起草的计划常常要修改，因此参谋长们在4月15日即发动首次空袭的日子以前从未看到最后的计划。

　　 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对选择登陆地点争论很激烈。参谋长们宁愿选择特立尼达，因为这个地区离已知的卡斯特罗军队驻地更远，又靠近埃斯坎布雷山脉，这里历史上就是游击队藏身之地。但是，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国务院的顾问不喜欢特立尼达，因为它容易被发现，而且那里也没有一个适于支持空中战斗行动的机场。鉴于这些理由，在3月中旬左右就决定把登陆地点改在萨帕塔(猪湾)地区，尽管该地偏僻和滩头堡一旦建立后吸引当地人参加的可能性也小。另一方面，萨帕塔的好处是有一个简易机场，其跑道的长度足够飞机起飞发动战斗行动。这一好处对国务院的官员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十分急于尽快地停止从尼加拉瓜发动的空袭，同时希望给人一种印象，即空袭是从古巴内部进行的。

　　 参谋长们先后被要求对特立尼达和萨帕塔两个计划作出评价，他们写下了书面意见。他们在2月初就特立尼达计划在军事上的可能性发表意见时表示，在古巴，特立尼达是登陆的最好的滩头地区。他们认为，古巴旅可以守住这里来对付最初的攻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起义或者没有大量的增援部队，他们最终将会被打败。虽然他们认为，如果计划中有关人员和后勤的某些缺点得到改正，取得初步成功是可能的。但他们强调说，最后能否取得胜利，那要看古巴人民是否作出响应。不管怎么说，即使只取得部分的成功，他们认为这一行动可能有助于最后推翻卡斯特罗，因此，值得冒险和付出代价。

　　 到3月中旬，总统越来越不满意特立尼达计划，因而中央情报局当局提出另外三个地区供选择，以替换特立尼达，其中之一便是萨帕塔地区。参谋长们在被要求对这三个选择地点发表意见时，他们给国防部长送去一份备忘录，表示在这三个地区中最好挑选萨帕塔；但他们还说，供选择的三个地区都不象特立尼达那样可以或可能达到目的。我们的调查表明，不管是国防部长还是任何其他高级官员似乎都不知道这一经清楚地说明的选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一直不详，因而参谋长们的看法对这个问题的决定从未产生影响。

　　 我们把全部证据综合在一起后得出结论，认为参谋长们不论对萨帕塔计划持什么保留意见，对让中央情报局继续指导一次越来越复杂的军事行动是否妥当持什么保留意见，或者对政治上的考虑影响军事上的要求持什么样的保留意见，但他们从未明确向总统表示他们的担忧，从而促使他去认真考虑是应该撤销这次行动，还是应该选择用美军来支持这一行动。总的说来，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文职官员们都认为，参谋长们没有十分坦率地表达他们的保留意见。罗伯特·肯尼迪引述了总统在攻击发起日说的话：他宁愿被人说成是“胜利的侵略者，也不愿被人说成是失败的乞丐”，他并说他相信如果总统及时了解必须做什么事，那么他会尽一切可能去夺取胜利的。

　　 我们小组断定，不管参谋长们有什么难处——难处的确有许多——他们肯定已给他们的同事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同意萨帕塔计划，并对它的可行性抱有信心。他们没有明确告诫总统这个计划可能失败。不论他们对自己履行的职责抱什么意见，毫无疑问，约翰·F·肯尼迪却认为他们使他非常失望。

　　 同参谋长们发生的这种不愉快的情况，在猪湾事件之后象一片乌云笼罩在他们与总统的关系上。5月27日，我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外偶然碰到总统，他说，他决定去五角大楼和参谋长们把问题谈清楚，他就应该谈些什么征求我的意见。碰巧当时我口袋里有一份我自己的工作文件，其内容正好涉及他所考虑的问题——参谋长们在冷战的各个方面对总统应尽的责任。我把这份文件交给他并表示可能会对他有用。我认为他感到有点意外，也许有点怀疑我早就准备好了材料，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收下来了，然后匆忙地走向五角大楼，后来我知道，他同参谋长们讨论时广泛地使用了这个文件。

　　 总统同参谋长们谈话时，提醒他们注意，作为他的主要军事顾问，他们对他应尽的基本责任，并表示希望他们总要直接和坦率地把意见告诉他。他明确地表示，他认为参谋长们提供的意见不能也不应是纯军事性的，因为他所关心的大多数问题除了军事因素之外还贯穿着政治、经济和精神上的因素，而他作为总统，必须对所有这些因素都加以考虑。他一方面期望参谋长们能毫无顾虑和毫不犹豫地从军事方面提出他们对任何一个行动方针是赞成还是反对的论点，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他们了解，他不单把他们看成是军事专家，而且还期望他们提供帮助，如何使军事上的要求适应于任何局势的全面需要。他承认政府工作中最困难的问题也许是，把许多部门的长处结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效的整体。这是一位总统对军方在制定国家安全政策时的作用所认真发表的一个历史性看法，后来它成为那年6月发布的《国家安全备忘录》的文本。

　　 在我们所收集的证词中，高级官员对猪湾行动的一些重要方面发表的意见有许多矛盾之处。要确定许多主要参与者到底认为这次行动的直接目标是什么以及他们在谈到这次行动的成功和可能性时心中到底又想些什么，这是很困难的。虽然他们全都一致认为，初步目的是，在卡斯特罗用苏联武器和技术人员进一步加强其力量前就对他进行一次打击，固然古巴旅仍然是有其价值的，但对于想在滩头堡干些什么，意见分歧相当大。军方总的认为，如果登陆具有突然性并取得制空权的话，那么登陆可望成功，而且入侵部队可能坚持数日。可是，当人们考虑到在总攻发起日的第二天会有那种软弱无力的“带政治性”的空袭(这种空袭肯定会泄露登陆已迫在眉睫，并使卡斯特罗有机会来疏散他的空军)，那么上面的这个假设就很成问题了。

　　 有一些官员对于发生一场人民起义是不抱很大希望的，而且人人都同意，没有这种起义就不能取得完全成功。有一位参谋长认为，中央情报局对这种可能性估计得过分乐观，而另一位参谋长则认为，登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预料将涌至滩头堡的民众散发武器。为了支持这一看法，在准备向海滩运送的后备物资中包括供三万涌来的民众使用的武器和装备，尽管艾伦·杜勒斯对我们说，他从来也不相信这种起义有可能发生，而且中央情报局也没有一项赞助这种起义的明确计划。但中央情报局却准备了一千五百万份号召立即举行起义的传单，放在尼加拉瓜的空军基地，等待用飞机散发，这件事看来同杜勒斯的说法是矛盾的。

　　 我们会见过的绝大多数其他文职领导人似乎都对发生一次起义抱有希望，但是他们并不过于乐观。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和邦迪一致认为，整个行动是成功还是失败，则难以肯定。腊斯克似乎对成功的可能性估计得最大，约有五成希望，但是他说，有关的每个人均承认它是一次冒险行动，又说，如果遭到失败，代价是很大的。他最后阴郁地说，他和他的助手们的错误在于过高地估计了失败会造成的国际影响，过低地估计了它对华盛顿的影响。谁也不想把主要罪过归咎于其他任何人。看来，他们一致认为，这不是任何一个部、局或者个人的失败——而是大家参与其事的一次政府的失败。

　　 我们是在证词有时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得出了我们的结论并提出了我们的建议。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的结论是，萨帕塔行动是一次十分重大的行动，因此它决不可能在掩盖或否认有美国卷入的情况下进行。鉴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它主要是一次军事性行动，我们认为，在1960年11月左右，承担这一行动的责任本应由中央情报局转到国防部。而且与此同时以及在进一步采取行动之前，本应对全盘计划重新加以研究，以决定继续做下去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必定会重新考虑其成功的可能性与失败的代价。如果它通过了这种检查，就应把一切必要的人力和物力用来确保获得成功——对成功的含义要有明确的规定——就应反对一切有损于成功的并与此行动无关的考虑。此后，如果再出现任何这种考虑而危害这次行动的话，总统的顾问就有责任去提醒总统加以反对，我们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们认为不管是中央情报局还是军界的参与者都没有十分有力地向总统说明，由于非军事的因素而促使作出的一些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

　　 虽然滩头失败的直接原因是缺少弹药，但由于古巴旅在人数上的不足，空中支援十分无力，对战斗损失缺少补充以及甚至连短时间的生存也要依靠古巴当地的志愿人员，因此整个计划就显得具有危险的性质。这些基本缺点，形成了行动的脆弱性，它在运气刚刚发生不利的变化时就带来了灾难。这种不利的变化是在敌方对远征部队航运发动毁灭性打击时就发生的。尽管人们认为这次不幸事件可能避免，但另一次不幸事件也会带来同样的倒霉结果。

　　 最后的一个弱点乃是靠临时拼凑起来的班子来指挥从华盛顿到滩头这一复杂的作战行动。在华盛顿没有永久性的机构来执行这样一种任务，所以就不得不临时拼凑。当这次行动在紧张进行时，联络却很快发生故障，华盛顿的领导人马上就得不到指导他们作出决定所必需的情报。古巴研究小组认为，如果我们的政府要想在冷战局势中有效地和灵活地运用它的力量，根本问题就是要有一个永久性的政府机构，它能调动许多部门和机构的力量来支持总统的决定。

　　 根据这些结论，我们建议，组成一个向总统报告的战略力量小组，使它成为一个冷战行动计划中心。根据建议，它的成员将包括总统任命的主席、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根据需要而邀请的其他高级官员。我们建议给战略力量小组配备一个人数不多的班子和下设一个“冷战测探小组”，以便对世界上的敏感地区进行监视以及把政府的物资准备妥当以用于冷战。它将是总统的一个参谋班子，协助制定和掌管涉及到不止一个部的任何冷战行动计划。

　　 我们确信，最近的古巴经验表明，有必要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冷战的获得成功所抱的责任感，如同对正式宣战时所具有的责任感一样。我们还建议，总统根据他在5月27日的口头声明的方针，向他们正式发出这样的指示。我们还进一步建议，总统同主要的参与者事后举行正式的批评会议，研究最近的事件，并决定如何在今后做得更好些。采取这样的做法就能使总统有机会使灰心丧气的力量振作起来，向他们发出新的指示并使他的下属人员恢复信心和情绪。它还能使总统着手重新估计猪湾事件后要对古巴采取的政策。是对卡斯特罗采取新的积极行动呢，还是无动于衷，希望随着时间的过去和内部的不满而使他最终被推翻呢？作为一个小组，我们四人倾向于采取积极行动，但是我们承认有必要从世界政局和美国在其他各地的义务等广泛的角度来估价卡斯特罗的威胁。

　　 总统同他的高级顾问讨论了我们的建议。除有关建立战略力量小组的建议外，其他全部建议他都批准了。国务卿腊斯克对于建立一个向总统提出报告、在外事方面发挥可能很重要作用的部际委员会不那么热心，因为它可能侵犯国务院传统的职能。结果，建立战略力量小组的主张在讨论中不断被修改，最后在1月份组成了“反暴乱特别小组”，有关这个小组的情况我将在以后说明。

　　 我们要求举行的事后批评会议在总统的白宫起居室举行了，与会者包括总统，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乔治·邦迪、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以及古巴研究小组的成员。我代表古巴研究小组发言，简要说明了我们在调查后所了解到的整个猪湾行动，我们所认为的错误以及我们的结论和建议。由于在开会之前除总统之外还没有一个与会者知道整个行动的情况，所以听众对发言深感兴趣。最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时谈到了某些官员的行为，但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愤懑或不快的情绪。散会后，参加会议的人都走了，总统转向我苦笑着说：“还好，至少没有人发火。”

　　 我认为就我们进行的批评会的情况而言，是有益的，而且确实为政府自觉地努力从而在一件重要历史事件中得出教训并及时用来解决未来的问题开创了先例。但是为了更圆满些，我们本来可以研究1961年春可供总统选择的办法，并试图对当时本应采取何种最好的方针作出决定。回顾起来我认为他当时的选择办法是：一、取消这次行动并解散古巴旅；二、将古巴旅分成小组逐渐渗入古巴，搜集情报和进行破坏；三、在没有美国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利用古巴旅作为两栖登陆部队，但是避免重犯“萨帕塔”行动中的最明显的错误；四、把古巴旅派到岸上，并且准备给予足够的美国军事力量来支持登陆行动，以确保一次明确规定的任务能成功实现。

　　 取消这次行动本来是一种小心谨慎的行动方针，但是它却浪费了古巴旅这笔财产，使卡斯特罗感到宽慰，并且大大地挫伤了成千上万致力于恢复其国家自由的古巴流亡者的士气。总统国内的政敌会指责他胆小怕事而放弃了他的共和党前任可能会实施的行动方针。

　　 至于第二个选择办法，总统本人曾经一度建议放弃大举登陆，而把古巴旅的成员分散，每次以二百至三百人编成的突击分遣队渗入古巴。经过商讨，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原因是这些分遣队在卡斯特罗的高效能的国家警察面前，决不可能幸存下来。还有一个反对的理由是，古巴旅的大多数人大概不肯采取这样一种危险的和比较不光彩的行动。

　　 如果把古巴旅当作一支两栖登陆部队使用，那么在古巴研究小组发现的某些错误得以避免的情况下，它可能有效得多。任何人都不会相信，一支两栖登陆部队会在美国政府不知道和不默许的情况下从中美洲渡过加勒比海跑到古巴去，如果一开始就承认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么这次行动中的许多缺点本来能得到纠正。如果不是考虑行动隐蔽的话，本来是可以向古巴人提供足够的喷气式飞机，而使卡斯特罗的空军失去作用；空中的袭击就不会受到政治考虑的限制；美国在紧急情况下就可以派出海军从海上撤退作战人员；华盛顿就能把战术行动的指挥权下放给战场上的美军当局。在选择游击战的问题上的一切模糊观念就可能消除。但是，即使有了这些改进，我也找不出什么理由去相信，除了使古巴旅登陆，并在有限的时间内采取行动，然后其幸存者溃败逃入丛林或是白海上撤退之外，还能取得什么更大得多的成就。

　　 第四种选择办法是绝大多数军人比较赞赏的，即把古巴旅作为突击队使用，它将得到美国的海军和空军的支持，美国地面增援部队在海面上作好准备，如果需要就登陆和扩大滩头阵地。对一个大国来说，采取这种行动，比采取不敢公开承担行动责任——这种责任是决不可能以遁词规避的——的做法，肯定会更为体面些。但是按这种形式采取行动，要达到何种目的，这是一个问题。如果古巴民众不起义，而古巴旅又陷入困境，我们是否就派美国部队入侵该岛以干掉卡斯特罗呢？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作出这样的决定，或者在撤回古巴旅和让古巴旅分散进入丛林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因为古巴旅即使有美国从海上给予支持，也不能在狭窄的滩头上无限期地坚持下去。总之，如果我们不打算入侵该岛，这种行动方针也不比前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好多少，但这种方针却会更多地涉及到美国的威信。在1961年，由于我们在柏林和东南亚已碰到了麻烦，据我判断，投入必需的军事力量入侵并占领古巴，这种做法是极不明智的。如果这一看法是正确的，第四种供选择的办法不过是第三种选择的变种，也许更露骨些，但最终的结局同样也可能是一事无成。根据以上分析我倾向于支持第一个供选择的办法，即取消这次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