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湾事件·第十三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从陆军一退休，我就开始写作我长期构思的一本书《不定的号角》，该书最终在1960年出版。同时，我接受了一项建议，去当墨西哥电灯和电力公司的董事长，1959年9月，我迁到墨西哥城就任该职。

　　 我们一家前途的稳定显然有了保证，迪迪和我心满意足地在墨西哥首都安排了十分愉快的生活。这个公司是墨西哥最大的电力公司，为迅速发展的首都及其郊区服务。作为一个商业企业，墨西哥电灯和电力公司尽其所能成为国际性的公司，它在多伦多设有总部，主要的股东在比利时，资本绝大部分来源于华尔街，用电的主要市场又在墨西哥。它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墨西哥人，但是官员和技术人员中有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和欧洲人。

　　 象大多数公用事业企业一样，我们这个公司的发展受电的价格的限制，而电的价格是由墨西哥政府规定的；这个政府对一个被普遍视为象征美国佬工业渗透的公司，不表宽宏大量，由于电的价格规定过低，公司在扩充其能力以满足它所负责地区的人口和工业发展的需要方面，具有很大的困难，因而用户经常埋怨供电不足。如果不是墨西哥政府从一家美国保险公司以贷款形式得到一亿美元的意外收入，情况可能达到危急的地步，这笔收入使它能买到足够的股票以获得业务上的控制并改变管理体制。所以，到1960年底，泰勒一家又再度迁居，这次是去纽约，我接受了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主任一职，当时该中心正在筹建中。

　　 在1961年的前几个月，我把时间都用于熟悉另一项新的工作，并在建筑学、建设工程和歌剧爱好方面积累一些经验。约在4月中，作为报纸的一名偶然读者我渐渐了解到古巴正在发生某些不正常的情况。我总的印象是，卡斯特罗遇到了严重的内部困难，面临着一触即发的局势。象大多数读者一样，我猜想，在4月15日报纸电台报道哈瓦那与圣地亚哥近郊的目标遭到空袭(显然这是古巴叛变的飞行员干的)时，预料中的爆炸局面已经出现。以后数日发生的事件更加混乱，但对于一个远远不是关注古巴事物的企业家来说当然不能分辨，但是相当清楚的是，局势对叛军大为不利，同时美国政府在某种虽难以确定但却重要的程度上卷进去了。到4月19日，一支古巴起义部队在该岛南部沿岸投降，事情更为明显，新上任的肯尼迪政府吃了一次大败仗，尽管其原因和大小程度还不清楚。

　　 4月21日，在倒霉的猪湾滩头失利的两天之后，我在纽约参加一次商业人员的午宴会，当时我听说，白宫的总机在找我。就我所知，许多政府官员和机构都是通过总机相联系的，所以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吸引人的消息。我还是悠闲地吃完午宴，然后回到一个邻近的办公室电话机旁。白宫的接线员一口气说明打电话给我的是谁，接过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正是约翰·F·肯尼迪的声音。这的确使我感到震惊，因为我和新总统的接触有限。1948年，我曾短暂地见过他一次，作为西点军校校长，我曾接受了国会议员肯尼迪的邀请，出席了波士顿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小约瑟夫·P·肯尼迪分会的集会，并作了演讲。在我当陆军参谋长的年代中，我实际上没见过他，尽管他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我多次出席这个委员会的会议。事实上，我并不记得在我出席时他是否参加过会。

　　 在最近的总统竞选中，我住在墨西哥，是从远处了解竞选情况的。老实说，我必须承认，如果我在那年投了民主党的票，我可能在我的选票上选参议员约翰逊，我对他比对肯尼迪了解得要多些。作为参谋长，我有很多的机会了解参议员约翰逊的行动，并对于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影响和他对国防需要的理解十分佩服。

　　 在肯尼迪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并开始对国内和国际问题发表讲话时，我发现我很喜欢这位候选人。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最早表示他承认基于“大规模报复”形式的军事战略有缺陷，并要对此作某种改变。在一次竞选演说中，他表示想要从退休的高级军官中听取军方的看法，他说，除罗伯特·B·卡尼海军上将外，李奇微、加文和泰勒等上将都是他所属意的人。大约就是这一次，他还给寄来一张友好的便笺，提到《不定的号角》中表明的有关战略的意见，他把这种意见说成是“最有说服力的”，并且有助于“形成我自己的看法”的。这一切对于一个在五角大楼的斗争中曾为反对“大规模报复”和支持“灵活反应”而搞得伤痕累累的退伍军人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

　　 总统就职典礼举行两天之后(在此之前，我和肯尼迪班子并无其他联系)，出乎意料的是，新任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考虑担任驻法国大使。虽然我为此建议所打动，但是我毫不踌躇地加以拒绝，因为我刚好签署了为期五年的合同，担任林肯艺术中心的主席，除非有极为紧要的原因，否则不好考虑请求退职。再者，我知道我的妻子已对四处迁移感到厌倦，想在我们在纽约刚刚购置的住宅中安居下来——这还是我结婚三十六年以来属于我们私有的第一所住宅。所以我婉言谢绝了这一盛意。

　　 当前，在三个月后，肯尼迪总统在电话上提出了新的迥然不同的要求。在说明他的身份后，他说，我在报纸上也应了解到，由于猪湾问题，他陷入深深的苦恼中。我是否愿意立即到华盛顿与他商讨此一问题？我毫不犹豫地同意在次日上午十点到达白宫。

　　 次日上午我到达时，我被引至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肯尼迪总统、约翰逊副总统和麦克乔治·邦迪，还有出出进进的其他几位官员。我已感到我在以往军事生涯中曾经体验到的那种气氛——敌人占上风时我们指挥部中的气氛。我记得曾经在“突出部战役”中溃退的指挥员以及他们从第一次战斗中恢复过来时所见过的那种情形：同样呆滞的目光，压低的声音，以及缓慢的发言。这一次和后者情况更为相似，因为新政府实际上是经历了第一次流血的战斗，并懂得了失败的痛苦。

　　 第一次坐在举世闻名的总统摇椅旁，从悒悒不乐的总司令那里听到他亲自对所发生的一切的陈述。他概要地说明猪湾战斗的始因和目的、行动的意图以及如何遭到不体面的失败。他的全体顾问曾向他担保那样做是正确的，而且大有成功的希望。为什么他们全都错了呢？失败的原因何在？他对我说，他并不是在寻找替罪羊，他本人要承担全部责任，但是他必须弄明白他为什么失败。他对于在滩头被俘的古巴人俘虏的命运表示深深的怜悯，他知道卡斯特罗极有可能立即当场处决他们。

　　 在相当详细地说明这些情况以后，肯尼迪总统接着说，他希望我对这个讨厌的问题作一次调查：这次行动为什么失败？起初，他似乎是想要我单独进行；后来，显然又产生了第二个想法，他指派我当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由他的弟弟罗伯特会同艾伦·杜勒斯及海军上将阿莱·伯克组成。我同意出任此职，但向他提到我为林肯艺术中心董事长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所承担的义务。他立刻打电话找洛克菲勒，向他说明情况，并请求借调我一段时期。虽然我小声说，我认为一个月就够了，但是他向洛克菲勒表示可能需要两至三个月时间。然而我明白在华盛顿长期闲混的危险，我下定决心要以较短的时间来完成我的任务，并在进一步卷入官场事务之前回到我的林肯艺术中心的安乐天堂去。

　　 我不打算在这里对猪湾事件作详细的历史说明，而只对错误地运用我们的国力以支持是否符合民族利益的行动加以必要的说明。这个事件的始因已在1960年3月发布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文件中有所披露，该文件泛泛地谈到一项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秘密行动计划。我并不记得这个文件提出必须推翻卡斯特罗的理由。可是文件明显地使人看出，他对这个半球的和平是一种危险力量和潜在的捣乱人物。列入文件的计划，要求利用挑选出来的古巴人组成卡斯特罗的流亡的政治反对派，在古巴内部组织搞秘密情报活动和政治活动的队伍，以及在古巴外面建立一支将能在岛上进行秘密军事行动的准军事力量。这一计划在中央情报局的指导下逐步形成，而且在肯尼迪政府上台时，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果。军事方面组成了据称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一千二百人左右的“古巴旅”，一支有十七架B－26型轰炸机和少量运输机的小型空军，以及十几艘登陆艇。这支部队在中美洲的秘密基地进行了培训，到了春天，中央情报局以为已经准备就绪，可以在古巴进行两栖登陆了。

　　 新政府中，对于是否不久使用这支部队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曾为中央情报局借去培训“古巴旅”的军官们，对于他们的训练成果引以为骄傲，预言如果这支部队行动起来可以干得很出色。不过，他们也强调，这是一笔日益亏损的本钱，必须立即使用，不然人员就会散掉。最终的想法是，要使这支部队在大功垂成之前成为说服肯尼迪采取行动的有力影响，必须赶紧使这支部队见点功效；而肯尼迪对此则出于本能地存在着怀疑。总之，人们认为，如果卡斯特罗的威胁不能由古巴人刹住，可能某一天必须用美国部队来达到这一目的。

　　 从一开始，这一讨伐计划由于必需根据摆在眼前的一些新的因素进行改变而不断出现周折。一个因素是，肯尼迪对作战行动的保密甚为关心，中央情报局用一个密码代号说明美国的参与是隐蔽的，至少在表面上是加以否认的。这种一成不变的保密做法使行动计划从头到尾受到了不利的影响，经常导致不利于军事行动的改变。正是这一因素使中央情报局处于此一作战行动的负责地位，因为人们认为中央情报局对政府的任何秘密行动的方针提出了某种特殊的要求。实际上，古巴行动的主要部分几乎纯粹是军事行动，即在敌方的海岸作两栖登陆，而全世界战争研究机构始终认为这种行动是各种战争行动中的最复杂和最困难的行动之一。

　　 由于只要有喷气式飞机参与行动就明显让人看出是美国提供的，为了保密起见，起义者的空军只准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B－26型螺旋桨轰炸机，这种飞机在许多旧货市场是能买得到的。一切工作都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它们是古巴国内机场起飞的。尽管事实上它们驻在尼加拉瓜，到古巴来回一次需要九个小时。

　　 所有美国人都不得进入战区，甚至与美国民航订有合同的飞行员也不行，而为了加强人数有限的古巴飞行员，是极需象他们这样的飞行员的。偏僻的猪湾被选为登陆地点，登陆行动打算在晚上进行，以免登陆艇被人观察出来从而说明美国参与其事。根据同一原因，计划还要求运送军队的船只在天亮前撤至视线以外。但是根据我们的看法，计划的这一特点无法办到。

　　 直到最后一刻，肯尼迪总统对此行动深感忧虑，他力求把他自己作出决定的自由尽可能长地保留下去。攻击发动日自4月5日、4月10日至4月17日不断地推迟。在这一整段期间，总统保留有二十四小时内取消登陆行动的权利。

　　 这一作战行动，现在已知其密码代号为“萨帕塔”，在4月15日凌晨以八架B－26型轰炸机对古巴空军的机场进行空袭开始，飞机虽然自尼加拉瓜起飞，但装成是叛逃的飞行员从古巴机场起飞的，时间就这样浪费掉而引起了卡斯特罗对即将开始的海上进攻的警惕。正如所料，空袭只是在摧毁地面飞机方面获得部分成功。但是我们的军事领袖们认为，4月17日总攻日上午的大规模空袭已列入计划，因此他们对时间问题并不在乎。不幸，肯尼迪总统于4月16日又撤销这些计划，因为联合国由于4月15日的空袭而大吵大闹。结果“古巴旅”的登陆遭遇到一支无法摧毁的空军，它包括少量T－33型喷气式训练机，这些训练机所起的作用出人意料，并且胜过那些支援登陆的陈旧的B－26型轰炸机。

　　 “古巴旅”完全按照计划在海岸登陆，但立即受到几乎是持续不断的空袭，两艘装载大部分征伐部队的后备弹药的供应船遭到摧毁。结果，几乎从一开始在滩头就缺少弹药。这种缺少弹药的状况，由于部队在第一次交锋丝毫不知节约，胡乱射击而更形恶化。卡斯特罗的地面部队迅速作出反应，猛冲过来的步兵、坦克以及大炮对登陆部队进行反击。除了少数空投外，竭力想再运送点弹药，但未能奏效，古巴旅没有办法再行抵抗，在第三天结束时投降。虽然失败的直接原因是缺乏弹药，根本原因却远不止于此。因此，我们现在的四人小组——古巴研究小组只得在4月24日开始，在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提供的临时办公室着手调查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