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陆军参谋长·第十二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我和迪迪离开东京返回华盛顿时，我带着一个沉重的公文箱，内装着同我出任新职陆军参谋长有关的“时局评论”，其中包括一份对“艾森豪威尔新貌”及其“大规模报复”的支援战略的评价；一份对1955年《国家安全基本政策》的分析；一份论述我个人的防务计划主张的《国家军事计划》草案，这份草案是同国家安全需要一致的；此外还有一张长长的单子，开列我希望在回国后实现的军队建设的目标和计划。今日重读这些文件，感到其中流露出一种天真的乐观情绪。我愿意说，在以后四年中，这种情绪并未彻底消失，只是减少了些。但是，至少人们不会说，新参谋长不知道何所适从。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两年之后，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纲领是十分明确的。这包括主要依赖核武器以遏制和挫败共产党的各种形式的侵略，避免卷入象在朝鲜发生的那种有限战争。虽然承认需要对付所谓灌木林火式的战争，但是，政府却根据这一极为含混不清的设想在行动，即如果武装部队准备打核战争，他们就能对付那些小规模的突然事件。如果小的侵略国家没有被我们的核力量所遏制，用杜勒斯的话来说，我们就要坚决地在我们自己所选择的地方使用核武器。

　　 即使当时的美国核力量同苏联的比较，相对地占优势，但这种思想也还是不能为许多有见识的人士所接受，他们甚至怀疑它是否切实可行。为了消除这种怀疑，特别是军人中间的怀疑，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3年10月批准了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授权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在战术上和战略上使用核武器的计划，如果军方的观点认为一旦使用这种武器是可取的话。

　　 按我的判断，这一授权较之以前的核武器政策声明更加令人易于误解，因为它促使军事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在他们认为是适当的时候，不受政治上的约束，来使用核武器——这有些使人难以相信并使人对它的含义感到震惊。这一政策声明，作为裁减常规部队以及压制参谋长联席会议内部争论的根据，虽对政府是有用的，但也导致空军制造可以轻而易举地专用于投掷核弹的轰炸机，导致海军建造除了储存核武器外没有足够储存弹药的舱室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军用武器大多数开始反应出这一谬误方针的影响。

　　 虽然我返回华盛顿时对我将遇到的困难并不抱什么幻想，但我从最新版本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的某些语句中感到鼓舞。这本书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年度出版物，旨在对政府工作中有关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提供政策指导。这一年，即1955年，首次承认有这一可能，即随着苏联核武器储存的增长，我们的共产党敌人由于不那么担心激怒美国，可能会加紧进行局部侵略。这一可能性要求我们保持机动的地面部队，适当地装备战术核武器，以便能遏制局部侵略并能在一旦发生侵略时，按总统的命令迅速惩罚他们。

　　 这些主张十分符合我的看法，即需要承认并做好准备，为国家利益而断然进行有限战争。这似乎从原来的政府立场退了回来。原来的立场是：我们经不起对付各类战争而作的准备，因此必须主要依靠巨大的核报复力量。我根据这一新的文本，写了上述《国家军事计划》的草案，它阐述我的主张，即在未来时期中，当两个敌对阵营的核军备力量实际上互相制约时所需要的那种国家安全设想。它强调国家安全的支柱除了军事方面外，还有政治、经济、精神以及情报等各方面的力量因素。所有这一切力量的总和是我们国家安全所必需的。因此，国家军事计划应同一切有关计划联系起来，才能最有效地威慑全面战争，阻止或击败局部侵略，或者在威慑无效时，得以在全局战争中生存下去。这一草案经修改补充使之完善后，最后成为军队今后四年的安全政策的立场文件，同时作为新的“灵活反应”战略的出发点。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都未对此表示同意，但是我认为，它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以后数年中使国家战略采取某些灵活性产生了一些作用。

　　 除这些文件外，我的公文箱还装有我希望在陆军中实现的一系列目标和辅助性的概要计划。它们主要是涉及改进陆军为了支持“灵活反应”战略的战备状态以及提高士气的方法与途径。陆军士气之低落是由于白宫的一位前陆军人员主张优先满足海、空军的需要而引起的。具体措施包括完善《国家军事计划》和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说明，根据朝鲜经验改组并重新装备陆军师、以及改善同国会的关系(由于希望“每一元钱都能多发挥一点作用”而主张在预算中实行节约，国会有相当可观的人支持“大规模报复”战略)。我还希望消除那种影响总统对待他的老军人同事的冷漠态度。制定某种使人能够定期会见他的办法。这就要求更改当前仅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每周向总统单独汇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的规定。

　　 带着这一包业余作品，泰勒一家于6月5日离开日本。我们取道欧洲，这就使我们在途中首次访问了三个南亚国家(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并在欧洲度过有益的几天，了解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区有关问题的最新情况。在欧洲，我和许多过去的老朋友和老同事作了一些有益的交谈。在海德尔堡，由名闻巴斯托尼的托尼·麦考利夫指挥驻欧美国陆军；在巴黎，由阿尔弗雷德·格伦瑟上将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科特·斯凯勒中将担任他的参谋长。科特·斯凯勒在西点时是和我同宿舍的同学，以后又在教务处一起当教官。格伦瑟和我同期任教时，他当化学讲师，他担任这项工作，使他成为一位制造家酿烈性酒的极好的合作者，那时家酿饮料是严重违犯禁令的。在酿造饮料方面，格伦瑟贡献了他的科学知识，而我所能作的一切只是出粗笨的劳力并用我的公寓窝藏。

　　 我在欧洲各总部得到一些情况，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区有关安全方面的军事和政治问题的卓有见识的评论。经过在朝鲜的体验之后，我对于支援驻欧美军与盟军的后勤基地的脆弱性印象特别深刻，这种基地对于支持不停的战斗的能力施加种种限制。我明白如果我们继续依赖“大规模报复”派所支持的“拉线触雷”战略，而且没有足够的均衡力量进行长期的非核防务，那么我们驻欧部队是太多了。我希望，我们的爆炸力小的战术核武器能够对这一难题作出部分答案。目前我们的先进技术是可以制造这种核武器的。

　　 我们于6月23日晨抵华盛顿，会见了陆军部长鲍勃·史蒂文森和李奇微上将。当飞机在安德鲁斯机场上空盘旋着陆时，我收到史蒂文森在地面拍来的电报：“欢迎你回来。我刚刚辞职。”这一消息使我发愁，因为我在他数次访问朝鲜时已经和他结为好友，而且从远方对于他为保护陆军不受参议员乔·麦卡锡的疯狂攻击而斗争(这一斗争几乎是得不到他的上司的支持)寄予同情。我曾肯定认为能够和他一起工作，现在我任职参谋长期间他不当部长，我自然产生一种失望情绪。

　　 他宣布的继任者是我不认识的威尔伯·布鲁克，前任密执安州长，在选拔他时，他任国防部总法律顾问。我对他的任命的第一个反应是消极的，因为国防部长威尔逊本来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在他的官员班子中要按照威尔逊的偏爱物色一个能办事的稳妥可靠的人来掌管陆军。不过实践很快证明，不论这次任命的动机如何，后果并不使人担心。布鲁克是一个诚实可信、刚正不阿的人，而且又是一位坚定地维护陆军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的人物。如果他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在国防部长面前为陆军进行争辩时，他“比国王还保皇”，因而远远影响了效果。

　　 在6月30日上午十一点，我宣誓就职为第二十届陆军参谋长。在这种场合出现的激动心情平静之后，我坐在我的新办公桌前，细想我配不配担任这个职务，我有什么资格担任这项工作。

　　 首先，我感到庆幸的是，陆军给了我以完善的先期训练，开始是由西点到陆军军事学院受到系统的军校的训练，后来又提到重要的岗位，在华盛顿、欧洲和亚洲各地担任指挥与参谋职务。这使我获得了在许多大人物如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克拉克、柯林斯、李奇微等身边工作的特权。现在我又根据自己选择，得到威利斯顿·B·帕尔梅将军任副参谋长，他具备许多方面的才干，同时拥有我所缺乏的许多经验，这些对于我担任参谋长都有莫大裨益。

　　 一位参谋长到底要作些什么呢？我的一些文职朋友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而我则是先离开本题，按我自己的话、不是按法令和条令规定的内容来回答。参谋长——这里我所说的仅仅是陆军参谋长，虽然我的意见通常也适用于海军和空军的同僚——在他的任职期内他是陆军中的最高的军官。他并不指挥陆军；实际上，他的直接指挥权只是通过他身边直接有关的参谋人员进行。他的顶头上司是陆军部长，同时向陆军各部门下达的一切命令和指挥都是以部长的名义发出的。因为部长高高在上，参谋长的大部分时间是使部长了解情况，为他提供建议和意见，在他与国防部长会商以及在国会作证时进行协助，并在部长的命令与决定形成之后予以颁布和执行。后一任务的含意是贯彻部长所作的决定，以使他的决定在事实上按意图执行。

　　 从参谋长与部长之间的关系这一简要说明来看，两人需要充分的信任，和谐地共同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幸好，在陆军上层领导中，有着长期保持的文职和军人之间关系和谐的传统，其标志是，在这两种官员之间，办公室与办公室紧紧相邻，彼此门户畅通。在最近历史中，史汀生－马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班子，可能是文职人员和军人之间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的最好范例。总之，在我与布鲁克先生开始建立有效的合作时，我始终牢记这个范例。

　　 至此，我不过只述说了参谋长职责的一半，这些都是他根据部长指示而承担的纯属同陆军有关的职能。他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陆军代表，还有另一任务。在这项职能中，他不受陆军部长的节制，而是作为居于国防部长和联合部队司令官与特种部队司令官之间的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这些司令官正是那些陆海军将领们，他们指挥各野战部队，为我们在海外进行战斗，保卫我们的海岸和大陆领空。他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每周三次的例会，同时要在其他时间里随时应召去开会，因为在他的职务中，他必须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摆在优先地位。在参加这种会议之前，他必须为这个机构的讨论，亲自尽一切所能作细致的准备。根据条令规定，这一机构乃是军方向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提供建议的主要来源。

　　 除了根据条例与条令的规定完成上述职责之外，参谋长还有一项不明确却又是极为重要的任务，即在国内和国外有陆军执行任务的地方进行巡视。他必须了解陆军人员的工作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需要时充当服役的陆军发言人。由于他离开五角大楼办公桌的时间有限，他还必须在法令和条例所规定的各项任务的空隙中缜密安排外地活动的日程。

　　 大体说来，这就是1955年6月我从事的工作，并且干了四年。我在《不定的号角》一书中已写了我在这一职务中的收获和苦衷，本书对这些问题无需再重复。一个显然有关联的问题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演变，从它早期的单一内容发展到1959年我离开五角大楼时期的混合作法，这种作法有些类似不久以后由肯尼迪政府采用的“灵活反应”战略。

　　 我在东京得到的有关“新貌”战略的消息是十分准确的。国防部长威尔逊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的大力支持下，渴望执行一项基于战略核武器的国家安全政策，并在不使国民经济负担过重的范围内保持一个稳定的军事预算。“新貌”政策强调将年度军事开支稳定在三百三十亿至三百四十亿美元的幅度内来组织国家防务的重要性。这个数字预计将使部队大致保持二百八十万人，其中陆军约一百万人。如果预算。军队人数以及用于国防的工业产品能够稳定下来，那么，结果据信将是更为有效的防务，国民经济不受过重的和上下波动的国防开支所影响，而且纳税人能够承担得起——这完全是无可挑剔的目标。

　　 我刚刚工作了一个短时期之后，情况就变得很明显了。根据这样一种预算，支持不了一支如此规模的军队，于是，有些事情就不得不让路。随着压力的不断增加，国防首先就得让路给预算和经济的需要；而且在紧缩的防务预算范围内，首当其冲的正是有限战争的需要。于是，防止或至少限制有限战争的能力的消耗就成为我这个参谋长的主要任务了。

　　 有许许多多的理由说明，“新貌”军事方案为什么在政府愿意付出的代价下不能执行。首先，不可避免的通货膨涨削减了军费拨款的购买力，并使固定的预算实际下降。其次，新战略方案中导弹、轰炸机和潜艇等武器的价格意外高昂，这些武器的绝大部分革新又无法计算成本，新战略的费用迅速超过了威尔逊先生预计的预算数字。另一个因素是，人们对美国的空防越来越担心，过去我们从未忧虑的一些事情，现在却要求大笔金钱。从1957年起，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我们在战略方面过低地估计了苏联的发展，与此同时，黎巴嫩、苏伊士、匈牙利和台湾的危机均提醒政府，灌木林火式战争的威胁并未由于我们战略的优势而有所减弱。

　　 这一切因素迫使人们反对给军费开支规定一个最高美元定额，只有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热衷于搞一个平衡预算和稳定经济的作法过早地揭开了真实的情况。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唯一能够解除压力以接受“新貌”的办法是削减军队实力，特别是削减陆军的实力。虽然布鲁克和我尽力避免，但是陆军的人数在几年里仍然下降了，由1954年的大约一百万人、十八个师减至1959年的八十七万人、十六个师。可是同时，通过陆军装备现代化并未使减少的人数得到适足的补充。陆军的装备绝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配备的。

　　 尽管有着这些强制的节约办法，国防预算却年年在缓慢增长，到1959年增至四百一十亿美元以上。预算分配给各军种的百分比却是明显地保持稳定，大体情况是：陆军为百分之二十三，海军与陆战队占百分之二十八，空军为百分之四十六。这个数字表明，强调的重点仍旧是准备打全面的核战争，尽管在需要对付有限战争的侵略方面也做些宣传。我发现在战略主张上唯一实质性的改变是，越来越多地乐于承认在使用战略核武器的问题上有互相威慑的可能性，这种不顺从的思想若出现在数年前，一定会激怒那些鼓吹“大规模报复”的人，他们坚持认为我们的国防政策的目标是依靠不可战胜的核优势。那个时候正象现在一样，没有一个人能对衡量核储备力量的优势、均势和充裕这些名词下明确的定义，但是，那些好争论的人却准备随时去驳倒他们。

　　 今天，我可以比较超然的态度来回顾在那些动乱年代里，我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同事们以及国防部的威尔逊部长和麦克尔罗伊部长之间的几乎是持续不断的冲突。那些年代着实令人烦恼，它和我从前服役期间所熟知的任何情况大不相同。虽然我并未特别对我和五角大楼同事们的冲突耿耿于怀，但是我却尖锐地感觉到我和总统的关系日趋冷淡，并且当我断定他对我感到失望时，我是深表遗憾的。

　　 毋庸置疑，总统是真正担心超额的军费开支会削弱经济，担心我国人民不愿意为了安全而付出过份的代价。但他却无法确定保持一个健全的经济的需要，只采纳那些顾问们个人的空洞意见，例如，财政部长汉弗莱的意见。他是一位保守的银行家，在内阁辩论中往往持一种压倒众人的态度。陆海空军的将领们虽然不得不说明他们的需要来满足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但是又没有办法来检验谁的意见对经济的要求是否恰当。每当我们这些参谋长们无法表达他们令人信服的论据时，我们常常被斥之为门户之见，结果在政府中只好坐冷板凳。我往往记起退休的海军作战部长罗伯特·卡尼海军上将在我出任参谋长时说的话：“现在你是一位新的好参谋长，但你准会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快就成为老的坏参谋长了。”到1955年底，我就这样转化了，直到1959年退休时一直保持着“坏参谋长”的名声。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气氛下，要想把准备有限战争的理由说得使决策人感到满意是困难的。一提有限战争就使人想到朝鲜战争，这是许多官员和公众所厌恶的。人们虽然可以经常提出可能援助我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负有义务的某些国家的必要性，但是政府却不顾朝鲜的经验，坚持认为由于我们核力量的威慑作用，可以影响这些国家的动乱缩小。打有限战争中所需要的力量，大部分是使用比较普通的武器和装备的地面部队，这类武器和装备，如步枪、机枪、车辆以及装备不复杂的飞机，是不为国会和公众所动心的。有一次威尔逊部长退回一项陆军预算，叫我们另外提出为公众所注目的新式武器项目的要求，以取代那些步兵的普通的装备。部分原因是对下述要求在错误指导下的反应，即把陆军拉进一场同空军进行的代价高昂又不断失势的竞争中，以求在陆军基本武器的弹药储备少得使人甚感不安的时候生产中程弹道导弹。它还促使我根据麦迪逊大街的形状想象出“五群制”来说明新的陆军师的编制，它将是五五制而不是三三制，并在其标准装备中配备原子武器。虽然当时真实情况是，陆军只有笨重的能够发射核炮弹的“诚实的约翰”式火箭和八英寸口径的榴弹炮，但是，核武器却是时兴的事。陆军竭力要在核武库中分享一部分，包括在步兵师的武器中能装备一些核武器。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战略的立足点究竟是什么，确实难于肯定。简言之，从来没有明确说明武装部队担负的任务中哪一项应予优先，没有足够的尺度来衡量执勤部队的表现，没有定出什么指导方针，说明分派的任务要付出多少人力物力，而且也没有表明战时使用这些人力物力将施以何种约束和限制。特别是，对于“到底多少才算够”这一问题，历来没有从战略任务需要的角度作出回答。只有最后在年度预算的经费分配时才有答案。

　　 威慑是经常引起辩论的词汇；人人都主张要它，但很少有人对它的需求表示同意。在决定需要多少才足以遏制全面核战争时，我作了很大努力，也无法弄清到底需要多少威慑力量，才足以威慑一场全面的核子战争和才能防止威慑政策失灵。我认为，前者需要一支有限规模的导弹——轰炸机部队，但对它的武器和通讯系统应有最大限度的保障，由总统通过通讯系统同掌管这种武器的人进行联系，发射时必须由总统发出命令。这支部队愈是能不可战胜地进行突然袭击，它的威慑作用就愈为有效。为了发展这一力量，我支持空军配置洲际弹道导弹于加固的发射场的计划和海军的北极星导弹计划，以及陆军发展一种反弹道导弹导弹计划的早期倡议。这种导弹可以大大加强威慑力量的不可摧毁性。但我只同意搞两三百枚战略武器，而且只是为了保护战略武器和通讯系统，而不是保卫全国的反弹道导弹导弹防务。

　　 由于要最大程度地发挥这种力量的威慑作用，集中了一切必要的资源，我不赞同优先满足在一旦威慑政策失败后可能发生核大战的需要。防止威慑失败所需要的条件包括：在威慑力量需要之外的导弹和轰炸机，耗资巨大的早期警报系统(它不大可能指望及时地发出警报)，全国范围的保护居民的民防措施，作好大量的供应储备以期望其中一部分免遭轰炸的破坏并能满足被袭击后的需要。这些项目的总数达几十亿美元，我认为只有在解决了有限战争的优先需要之后尚有剩余资源，才能汇集资金。

　　 这种最大限度地发挥威慑作用的主张，如果为国防部采纳，才可能对军事决策人提供有益的指南。但这些建议决不会被那些过于重视战略武器的人们所接受，他们不承认威慑和防止威慑失败的力量之间还有什么应优先考虑的差别。所以战略部队所需的分配比例问题，不得不等到麦克纳马拉在任期间由那些具有计算机头脑的分析家去解决，他们最后采取某种伪装科学的办法，以表明有了一些进展，尽管在某些方面使人对这种新的方法论提出争议。

　　 由于确定军事体制缺乏明确指针，造成了许多消极的后果，首先在各军种之间助长了似乎是无休止的争吵。在政府首脑层中，还加剧了文职人员和军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参谋长们对有关战略问题不能取得一致时，这些争论必须提交他们的文职上司进行评判，这种不愉快的责任使他们成为各军种的众矢之的。结果，五角大楼这种张扬于外的内部争吵，往往引起国会和报界的过问，要求国防部长制止军事首脑之间的争吵。他们以为责任在于持有偏见的陆海军将领们，必须使将领顺从文职人员的控制。这样一来，不利于执行国防这样一个重要任务的气氛便出现了。

　　 这些年来，我常常反复考虑文职人员和军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文职人员进行控制的意义问题。在武装部队中，正规军官宣誓捍卫宪法，决不侵犯权利，这是由文职人员控制的精髓所在，但是对于它的含义以及应如何实施，常常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看法。

　　 据我所知，文职人员控制的目的，在于保证武装部队服从总统及总统下属的各级文职指挥人员的法令和指示。这要在政府机构中的几个关键部门予以体现。总统作为政府首脑和总司令在贯彻外交、内政的政策过程中加以发挥。他定下政策的最终目标，批准支持这些目标的广泛计划，授权把资财分配给武装部队。他决定何时何地以及如何使用军事力量。唯有他拥有权力批准他们使用核武器。他根据参议院的意见和许可晋升高级军官，批准高级指挥官的任命。按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遴选三军参谋长和他们的主席。

　　 在控制军队方面，仅次于总统的是国防部长，他掌管国防部，在国防安全事务中充当总统的主要助手。他在军事的指挥系统中是总统最接近的僚属，以他个人的名义向作战部队发布各项命令，并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为他的军事参谋来实现这一目的。在总统的指示或批准下，他分派军事任务，并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协助下，监督军事行动的实施。他制订和维护国防预算，控制适用于军事目的的资金，发布管理武装部队的条令。他驻在五角大楼，是日常统治武装部队的最有权力的文职人员。

　　 在国防部长之下的各军种的部长，对他们相应的各部和部队拥有类似的权力。他们无权对国外敌人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有责任为维持国内安全采取行动。1957年9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派陆军部队去小石城强行实施黑人白人合校时，负责办理此事的程序是，由总统至司法部长，至陆军部长，然后通过陆军参谋长至驻小石城的部队指挥官。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均未涉及此事，我还可以说，他们也不希望卷入。

　　 除政府部门外，国会在对军队的控制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它主要是控制军费开支，但国会还有权批准军队的规模，编制、组织以及主要装备。它主持听证会和调查，通过法令和法案，授权批准军队及其个别成员的活动。参议院同时负责陆海军将领的晋升。

　　 尽管对军方有这么多的层层关卡，可是文职人员进行控制是否合适的问题却反复出现。事实上，除了受到国会和公众反应的约束以外，政府机构内部拥有足够的手段(在政策方针、指挥权力、预算节制、任命和升迁军官的控制等方面)使总统及其在五角大楼的文职首脑自由支配军方。杜鲁门先生就表示过，一位总统虽然受制于民心，但只要拿出勇气就能够对付一名不受节制的国家军队的英雄。肯尼迪总统在撤销“猪湾”事件中的一次重要空袭时，虽表现了一位总统个人能够干预军事行动，但他在世时也一直对此感到遗憾。约翰逊总统受到种种指责，一部分人批评他在越南使用军事力量过于束手束脚，另一部分人批评他过分受到将军们的影响。这部分是由于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批评在数量和质量上看来大体相当，因而也是势均力敌的。我断定总统对越南行动的控制可能是正确的。我总的感觉是，文职人员的控制是无可争议的，但一个循规蹈矩和正常训练的文职官员是对付不了的。一个重大的危险是，一些没有素养的、自命不凡的官员利用他们的权力，专横地在军事问题上无视职业军人的有关军事方面的意见，于是，使国家安全受到损害。

　　 在我的参谋长四年任期行将届满时，我决定申请退休。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很周到地要求我延长任期，但是我确实感到，我在这个职位上已经精疲力尽，换一个新领导人可能会对陆军有好处。到了五十八岁的年龄，我也不愿意离开军界，我干了四十多年，军队给了我过高的奖赏，可是只有两个职务我还感兴趣：那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欧洲盟军总司令。不过，这两个职务都已有非常合适的军官充任，他们显然无意退休。实际上，由于对“大规模报复”战略持有不同意见，我出任主席这个职务压根儿也不会为人所欢迎。这个职务始终应该由那些总的说来是赞同政府的军事政策的军官来担任。

　　 在我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忙于把我担任参谋长期间的材料整理出来，因为我很早就决定把政府中我曾私下支持的重要问题公布于众。按照我的意见需要付诸行动的涉及国防的一些主要问题，可以归纳成一些简明的章节，这些章节后来成为《不定的号角》一书的大纲。

　　 我曾反复提到，如果文职领导人要使武装部队能够按照总统和他的政治顾问所预见到的解决威胁我国安全的要求组织起来，就迫切需要他们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供比较明确的指导。要使剑成为实现外交政策的犀利武器，铸剑者就必须对于使用它的目的有所了解，因而要懂得国家政策的未来目标以及可能不得不以军事力量来排除实现这些目标的障碍。

　　 根据所接受的指导方针，武装部队接着就需要重申它的职能，详细说明自1947年对它的使命和任务作了规定以来，情况到底如何。作这样的重申，是不容易使各方面都满意的。但是，如果为了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减少由于任务重复而引起的军种之间的摩擦以及减少军种职责的空白，那还是值得努力以赴的。

　　 我确信，在合理分配资金的问题上，预算的制定增加了我们的困难。我打算在退休后重新提出我数年来形成的观点，即制定预算应按军事任务(战略部队、战术部队、大陆防空、反潜战，等等)而不是按军种(陆、海、空军)。根据后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习惯的方式，简直不可能知道，什么样的预算才能对武装部队的整体作战力量有好处。

　　 最后，我对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中所经历的事情也感到厌恶，即：坚持由文职人员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形成一致；在国防部长和总统不愿听取同他们不一致的意见时，他们两人宁愿只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个人打交道；委员会处理问题缓慢而迟钝，特别是在对作战问题要求迅速采取行动的时候。我觉得必须有一种更好的办法来组织军事领导机关的上层结构。我最后提出的办法是，将咨询任务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参谋任务分开，把前一任务交给一个由三位陆、海、空军的四星将军组成的“最高军事委员会”，这些上将不论是退休或是行将退出现役的都可以。作战参谋任务交给只听命于国防部长的单一参谋长，同时辅之以联合参谋部以恰当地处置这些参谋任务。军种参谋长除协助他们的军种部长外并无任何其他职责。我认为“最高军事委员会”比现役的参谋长们反映的意见要少一点军种偏见的色彩，同时将使后者解除由于他们对各自的军种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负的双重义务而形成的过多负担。国防部长的参谋长则可以保证作战效率，迅速执行已经批准的政策，而这又是陆海军将领组成的委员会所不能实现的。

　　 虽然这项建议有很大的优点，但我思想中始终对它的一个特点存在着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即，三名将军而不是各军种的参谋长是否有能力为文职人员领导(特别是总统)提供所需要的意见。总统需要在任何时候都了解武装部队现在或未来的能力是否足以适应他的目标的需要；如果不足以适应，他需要得到可靠的意见，以确定如何才能达到必要的军事效用。这样的问题同预算有关联，而一位合格的总统顾问，必须对各军种的预算有精通的知识。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对于军种的问题并无直接的接触而只是从侧面有所了解，他们能有这种知识吗？当时我的大多数同事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我预先作出这些结论并写在书上，在其后的年代中，我常常被问及，我是否仍相信这些结论行之有效，是否有了什么新的想法。我的一些建议为以后发生的事件所证明是正确的。1960年以来，没有一位当权者把“大规模报复”说成是既省钱又适于国防的稳操胜券和经得起考验的战略。以后几届政府力图把现有指导武装部队的政策方针加以改进，尽管我认为仍有许多事情有待于完成，特别是确立执勤部队需要什么才算足够的标准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一千枚洲际弹道导弹而不是八百或一千二百枚？为什么海军应经常保持十五艘航空母舰而不是十三艘或十七艘呢？保持四十一艘“北极星式”导弹潜艇的奥秘又何在呢？为什么陆军需要十七个师而不是十五或十九个师呢？我们还是象1955年那样，对于这类问题远远没有一个合乎情理的答案。

　　 由于麦克纳马拉部长和他的第一任审计长查理斯·希契的支持，我所主张的按任务分配预算的方法现已成为一种既定的方法。现在我们按照任务来支出国防费用，承认总统的如下说法是正确的：即陆海空三军将不会再单独作战，而是由三军抽出人员组成部队在统一指挥下进行作战。

　　 我所建议的按照军种任务与使命进行革新的主张从未得到采用，这是任何一个国防部长都不愿触及的棘手问题，甚至那位很少错过机会去触犯五角大楼这头圣牛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也不愿触及。为了国防部内部的和谐一致，明智的办法可能是，继续避免由于正式改变其任务和使命而引起的倾轧，在国防部长认为适合时用预算决定的手段对它们作些调整。

　　 至于改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这些年来我的看法已大部改变。由于我在1962年到1964年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我有可能评价关键岗位上各种人物对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度所起的作用。经验表明，就我任陆军参谋长期间所了解到的现存制度，我认为不作正式改变可以获得大大不同的效果。一位象麦克纳马拉那样富于进取心的、机敏的国防部长，能够并且确实加快了决策的过程(这种过程在1955年到1959年间曾无休止地拖长了)。他能够而且已经授权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采取了许多作战行动以执行批准的决策，因而胜过了许多只会拖延不决的委员会制度。各军种的参谋长学会把更多的工作交给他们的副手，因而腾出手来更集中地致力于他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虽然这些改进在联合参谋部的迟缓的工作程序中仍留下许多未能解决的缺陷，那种程序主要是为了保护军种的利益。我不明白当时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任何组织上的重大改变是否有利于弥补现存工作方法的漏洞，这种工作方法建立已久，并且用起来顺手。五角大楼的工作进展将取决于国防部长和参谋长们的个人素质和他们互相体谅以和谐一致地工作的能力，而不是依靠组织上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