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停战以后·第十一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停战向我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问题，归纳起来是一句话：一支近百万人的军队无仗可打，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明白闲散和无聊的危险，而且事先已制订一个安排军队进行许多有益活动的计划。现在是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了。

　　 首先，在履行停战协定方面，有一些工作要做。要为归来的俘虏建立营地，要为拒绝遣返的中国俘虏送往台湾进行安排。交换俘虏于8月5日至9月6日之间进行。在此期间，联合国军司令部向敌人归还了约七万五千人，接回约一万二千人。我的老朋友威廉·迪安将军1950年曾任第二十四师师长，在战争初期被俘。他在最后一批回来。我在汶山里见到他，并接他去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洗尘，希望能对一位两年来实际上处于单独囚禁的人起一些排除郁悒的作用。素来沉默寡言的比尔 [ 译注：比尔是英美人名威廉的呢称。 ] ，整个晚上都没有住嘴，沉浸在和朋友们用英语谈话的欢乐中。

　　 停战的另一个后果是，需要重新设置我们的防御阵地以符合双方军队间建立一个四千米长的非军事区的要求。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要求人们以成千上万的工作小时，往往在山地上勘查并建筑新的工事。幸亏有直升飞机帮助我们把沉重的木材从山间道上运到山顶以应需要。对高级军官们来说，这是一次野战工程和组织防御地段的有益的业务演习，最后我们有了一个比战争结束时更为坚强的阵地。

　　 在停战后的这段时期中，我们努力改善我们军事阵地、改善我们的环境和我们自己生活。我们驻地的整个乡村都成了战争的废墟——被摧毁的村庄，被破坏的公共建筑，流离失所的农民，无业的伤员。美国士兵们利用时间四处探问，关心他们四邻的朝鲜人的不幸命运。他们出于援助不幸者的愿望，在自己的倡议下，和当地的居民一起兴办了一些简单的事业，如修整阴沟、清理灌渠。这种自发的帮助民众的运动向我提示了制订一项大型工程计划的可能性，在举国范围内可以有效地显示这种人道主义的推动力。

　　 我发现，负责人力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翰·A·汉纳博士是我在这项计划中的一位合作者，他参加政府工作之前，曾任密执安州立大学校长。他在8月底访问可过朝鲜，我曾有机会告诉他部队在就地居民帮助下进行的一些活动。他很快意识到这项工作的可能性，并表示愿意在华盛顿给予帮助，以便获得在全军范围内进行此项工作的援助。我反过来要求当局准予调拨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军用物资，并利用军队的机器装备来建造业经批准的援助朝鲜人民的工程。我认为，军队可提供重型建筑装备、当地无法提供的器材、技术力量以及施工人员，等等。受益的居民可提供土地、当地的器材、非技术劳力。由于汉纳博士的帮助，我在11月份得到关于这项计划的批准书，当时，就在“武装部队援助韩国”的名义下正式行动起来。

　　 武装部队援助韩国计划开始是美国人的主意，但是，不久韩国与联合国的部队也渴望参加。我的参谋人员建立了一套办法，给驻在南朝鲜各地的部队分配物资。不久以后，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开展这项计划，不断出现新的学校、教堂、孤儿院、医院以及灌溉系统。村庄恢复了，并常常以负责支援当地的部队的名字命名。当穿军服的人开始把邻近的村庄当作他们自己的村庄使它们不受一切外来者侵犯的时候，看到军民关系所起的效用，这真是人们意料不到的新鲜事。

　　 在寻求不使军队闲散的其他有益的活动方面，我决定早日在美国军队中扫除文盲。至少先在韩国的士兵中开始实行。在考查美国人的教育程度时，我感到震惊的是第八集团军中约有百分之十的人员未能实际证明他们受完四年初级学校的学业——政府规定的最低文化程度。虽然美国军队平均有百分之五的文盲，但是第八集团军这支同敌人交锋的精锐部队的成分却是只能勉强读和写的人。我明白了其中原委，相对说来，文化程度高的士兵在由美国的训练中心调至朝鲜的过程中，向各级司令机关提供了大批人事、专业与技术人员，结果前线战斗部队的质量受到损失。停战后的空隙为第八集团军提供了机会，按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力量向文盲开战。

　　 首先，我们把被人认为是没有文化的战士挑出来并加以测验，令人高兴的是，许多没有四年学历的人能够通过我们所进行的实际的文化测验。通过自学和耳濡目染使那些没有经过学校的人在有文化的环境中得到陶冶，可能是这个数目减少的原因。同时，我们登记了第八集团军中适于教学的士兵，并且由于在一支来自平民的军队中可以发现各种人才，我们毫不困难地在全军组成几十个文化训练班。教学目标是使全体士兵至少达到四年级生的程度，全体士官达到八年级生的水平。我感到意外的是，许多职业的资深军士都需要受这一教育。到1954年11月，近一万八千名士兵得到学习，使教育水平达到最低要求的标准。

　　 在这几个月中，根据我们与李承晚总统的协议，继续扩充了韩国军队。1953年底，它达到了准予具有的实力十八个师，次年达到二十个师。由于李承晚还在不断扬言要单独北进，华盛顿对于韩国军事力量的增长仍然存在某些不安。国务卿杜勒斯在停战后不久访问韩国时，曾问及我对这一威胁有何看法。我告诉他，按我的判断，李承晚的军官完全了解这一行动是非常愚蠢的，如果命令北进，他们只会在他们的散兵坑的北面边缘上靠着。但是我告诫说，也可能出现某些令人不安的事件，例如，任何受了北进宣传蛊惑的韩国炮兵会拉开他的炮门上的炮栓而严重地违犯停战协定。杜勒斯在这种想法的影响下，要求我通过限制韩国军队的弹药与油料来严加控制。但是我不得不向他提醒，这种控制总会有松动的时候，军火供应必须总是掌握在部队手中就可说明了这一问题。

　　 我自己几乎在一次使我很狼狈事故中成为北进狂的牺牲者。1954年1月，我在访问驻在大邱的韩国第二兵团司令部时，在一大群韩国和美国军官在场的情况下，我听取一位韩国高级指挥官姜文奉中将的汇报。在汇报过程中，侧门打开了，一名韩国的年青的军官溜进大厅，朝向我坐在那里的前排座位走来，我的座位和发言的姜将军离得很近。进来的人手上拿着一张纸，我记得在他走向讲台下侧我的座位时，我以为他可能是给我送信。突然，他在数步以外停下来，猛地拔出手枪对准我的方向威胁地晃了几晃。一时之间，人们都呆住了，只有姜将军撂下他讲解用的教鞭，从背后扑向刺客。于是人们惊醒过来，慌乱地扑向刺客，解除了他的武装。当他被制服之后，才看出他是金基玉少校，一名狂热的北进鼓吹者。当时要禁止把他打死是很困难，但我还是办到了，并强令我的韩国朋友们答应不要把他处死，而给予适当的审判。接着我们又进行汇报，姜将军讲话时上气不接下气，但态度还算沉着。

　　 虽然我尽力使这件事不张扬开来，但我在返回汉城时，拜访了李承晚总统并向他全面报告了这一行刺未逞的事件。我告诉他，按照我的看法，应受处分的不是金少校，而应该是那些北进的煽动者，他们向他灌输了这样的思想：第八集团军军长是统一他的国家的主要障碍。看上去，李承晚当真为此事而惶惶不安，但在说到金少校可能是想吓唬我的时候，他表示不相信会有任何韩国军官要加害于我。但我对他说，我并不以此感到自慰。

　　 在扩建韩国军队的过程中，我根据朝鲜战争所吸取的经验，多次思考军队改组的问题。我确信，我们以三个庞大的步兵团为基础的美国步兵师的三三制编制，是过时的东西，并对这种制度继续保存在新的韩国军队里感到遗憾。我希望使他们的高级军官们有志于进行可能的改革，能够为我自己的目的进行试验，因此在建立最后一批韩国师时，把其中一个师作为试验师来建立。

　　 在195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布鲁斯·克拉克中将和一些其他美国高级军官的协助下，我研究了数种组织，通过实际的训练演习，尽可能全面地对每一种进行试验。通过这些试验，对于哪些原则可以指导我们重组步兵师，得出了某些结论。首先，它既能适用于象朝鲜类似的无核武器的有限战争，又适用于在欧洲战区可望动用核武器的战争。要具备两方面的能力，就应能分散成小单位进行独立作战，并且能在无核武器袭击的危险下安全集结时迅速集结。

　　 幸好，这种组织由于通讯联络的改善而成为可能，这种通讯联络目前可使师长指挥的部队比传统的三个团还要多。我们在韩国的试验表明，最合适的下辖部队是五个团左右，这件事使我们来考虑新建的师要为五五制，而不是三三制。

　　 在朝鲜战争中，我们的美国师为适应各种战斗所需而携带的装备确实太笨重。在战斗陷入僵持局面之后，给师加重负担的坦克、重型车辆和两栖作战装备，便会牵制人力不去准备作战而去进行维修和修理。我觉得，作为基本作战单位的师应轻装简化，要求它的装备能应付正常情况下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的战斗。至于特殊战区的特别需要则由辎重集散中心提供装备加以配属，以保证持续的需要。

　　 最后，我们感到美国目前的师缺少步兵射手，要赢得战争，以生命换取胜利的正是步兵。要许多人员去维护那些不常发挥作用的武器，毫无必要地耗费了大批人力。所以，我提出在师的后方拿出更多的人来，把他们投入战斗步兵的堑壕中去。

　　 在解决师的编制的问题时，我有幸获得第八集团军副军长布鲁斯·克拉克的协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克拉克就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装甲师师长，以对军队编制与训练研究有素而闻名于全军。在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师的问题上，他同意我的看法，或者说他同意我绝大部分看法，而且他支持我敦促韩国的指挥官们采取我们正在研究的那种轻装师的做法。

　　 结果，我们却不能使我的韩国朋友们相信，需要进行我们筹划中的那种根本改革。他们加以抵制的理由看来有二：第一，他们认为一个轻装师不会得到许多建制内的装甲和炮兵配备，担心一旦在他们的师的编制表中不提出要求，他们就不会从美国军援计划中得到那样多的高价武器。第二，虽然韩国的指挥官们都只是三十多岁的将军，他们本应具有革新的精神，但是他们却不愿放弃他们所熟悉的旧的三三制师的编制，重新调整战术思想以适应新的编制与序列。我提醒他们说，我所主张的改革可能会对美国新的师的结构产生影响，肯定将在朝鲜战后采用，他们的这种过时的编制将会落后。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墨守成规，委婉地拒不实行师编制的现代化方案。

　　 同时，在1954年将近结束时，我的生活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我在金城战役中获得了第四枚金星升为上将，如果我能把家人接到远东来，我本会十分满意于无定期的留任第八集团军军长的。不过，我体会到朝鲜的重新统一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朝鲜内部稳定下来，停战能够保持下去。但是我还是向马克·克拉克的继任人约翰·E·赫尔上将提出强烈要求，准予我在停战后把剩余的部队和供应收拾就绪后，回家休假。

　　 停战后华盛顿就开始裁减美国军队，它的匆忙速度使人忧心忡忡。这就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的武装部队哄的一下遣散一样，当时助长了冷战的出现和必须在朝鲜进行战争。第一批调遣回国的是两个联邦国民警卫师，第四十五师3月动身，第四十师于5月动身。与此同时，我们开始将过剩的供应运回美国，并将库存移交朝鲜人，以满足他们建成二十个师计划的必要。但是这一移交必须审慎行事，只要不给李承晚可能再不听话的机会。

　　 要启运的库存与后备的装备是大量的。进行分类，包装和运送则需要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常常为供应系统中的问题感到吃惊，也对于后勤计划人员预先周全地想到我们的一切需要而印象很深。但是，有时他们的这种周全考虑却使我惊愕不止。我记得在一个下雨天，我到汉城的一个大军需仓库去，我在仓库主任陪同下，全面检查库房，对存货之多感到极为惊讶。在一间库房的角落里，我看到一大堆包裹，它们发出一股烟草味，我问主任那是什么东西。他回答：“给通讯鸽的烟草梗。”“怎么，我们的鸽子要抽烟？”我问道。他回答：“不是。军需部发现在交配季节，通讯鸽喜欢在巢里垫上烟草梗，您知道，下周就到交配季节了。”

　　 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为这一长远后勤规划所感动还是为之吓倒。我可以想象某人在华盛顿的军需部门办公室里批催货单；“在朝鲜，通讯鸽的交配季节还有三个月。”正是这样一张单子使一袋一袋的烟草梗按时运到，为我们的通讯鸽带来家庭幸福。我却从未在第八集团军见过使用通讯鸽，我不知道分析家们对于花在烟草梗上的精力的代价会作何种评论。

　　 在1954年6月之前，我还未感到是该回家休假的时候了，但一旦我感到要休假，我就休了一个多月。一到华盛顿，一般总是先进行官府拜访，然后同五角大楼的参谋人员一起辛苦工作了几天。讨论的主要问题是韩国军队的扩充，供应品的处理，以及留驻韩国的剩余美军和设施的部署。时至今日，有关此类事情的大部分决定都已作出。其中一项是任命我去日本接替赫尔上将指挥远东司令部的全部军队，其中包括留驻朝鲜的两个师。

　　 在大部分公事完成之后，我和迪迪以及儿子汤姆溜出城到缅因州的卡斯丁去彻底休息，那儿有我们的几位老朋友西点军校的教授们的夏季别墅。在这些美妙的日子里，我们在森林中漫游，照料捕捉龙虾的篓筐，以捕获的龙虾来佐餐。十天后，我们及时赶到华盛顿以便在月底启程。回到朝鲜，华盛顿批准的方案正在全面执行，各项计划都列入日程。由于我的任务大部分是监督计划的实施，我发现我比以前更为空闲，能够较多地以玩手球、打网球和学朝鲜语来消磨时间。在我刚到朝鲜时，我就开始学习这种困难的语言，但在战争期间以及在停战后的动乱日子里，是没有什么空闲来学的。不过，由于朝语和日语属于同一语族，其相似之处是都采用了汉字，但这两种语言又完全同汉语不同。我在学习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最后，我达到能读朝文讲稿的程度，在一个新的韩国部队司令部成立典礼上，当着李承晚总统出席时，我表演了一番。我在朝鲜从未作过比这更能使这位老头子高兴的事了，一个外国人费力地说当地语言，不管讲得是好还是坏，这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令人喜欢的讨好的事。我的朝鲜副官朴上校(他是我的有耐心的教师)引以为荣地向我报告，在我开始说朝语时，听众中有位老太太竟流下眼泪。而我的看法则是，她经受不了我这样对她祖国语言的糟蹋。

　　 我到了日本以后，就放弃了我担任了近两年的最后一次野战指挥工作。虽然我仍留在日本指挥第八集团军留驻的部队，这个曾经一度是巨大的战争机器——在我之前，由沃尔克、李奇微和范佛里特曾亲手培植——已不再存在了。的确，指挥庞大的第八集团军，同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第一○一空降师并不一样。师作为一个单位，是一位指挥官能够接近他的部队并和他们有一种亲近之感的最大的单位。一个集团军是太大了，特别是第八集团军和它的全部配属部队，包括韩国军队的二十个师。在朝鲜我主要是和兵团司令及师长们打交道，只是偶然下到团和营的单位。我在实战中主要考虑的是全集团军得到供应以及运用后备师、团去截阻和击退敌人的进攻。战争停止以后，我的主要职责是履行停战协定，分阶段撤出美军和物资，扩充韩国军队，以及搞好同李承晚的关系。这些全都是重要的使人关注的任务，但它们却都未能出现象我在指挥第一○一师时所特有的那种动人肺腑的事。

　　 我在日本的服役可以说是我继在朝鲜服役后短短的尾声。新的一年开始后不久，我听说赫尔上将要退休。2月份，我没有得到预先通知就被召到华盛顿，我推测是讨论我继任远东司令部职务的问题。在华盛顿，我发现情况不止于此。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考虑让我继李奇微之后出任参谋长，他和威尔逊部长想在作出决定之前向我探听一下口气。

　　 在李奇微上将任参谋长的两年期间，在新政府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气氛下，他的处境十分困难。虽然我称赞他坚决反对这一战略的谬误，同时感到我的态度和他的并无重大区别，我对总统和威尔逊向我提出的问题并不难作答。说也怪，他们对我所谈有关全球战略的看法不感兴趣，而是希望我肯定能够接受并执行文职领导的命令——某些问题我根本未预料到会提出来。最后，我显然已经使诘问的人满意，我离开华盛顿时获悉我将接替赫尔上将任极短时期的远东美军总司令，到6月份返回华盛顿出任陆军参谋长。

　　 当我准备进入我的生涯中的下一历史阶段时，很自然，我就回过头来思考我在朝鲜的经历中所学到的、特别是那些对我的新职可能有用的东西。有许多东西可引以为训。但是，象大多数缔造历史的参与者一样，没有多少时间去思忖往事的重要意义。在我等候返华盛顿时，我利用时间去回顾朝鲜战争的许许多多的方面，希望从这段经历中获得充分的启示，以便今后作出涉及我们在亚洲的行动的决定。尽管在国会大厅里响起“不要再来一个朝鲜战争”这一博得人心的呼声，但是我敢肯定，许许多多对未来甚为重要的经验可以从这次战争中引伸出来。这次战争是自核武器出现以来美国发动的第一次有限战争。

　　 举一件事来作例子，如说服美国人民相信下述这件事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即让我们一小部分青年冒着生命危险，远离到国外去从事一种与国家安全毫无明显关系的冒险，这场战争说明这是困难的。它再次以事实说明，我们需要有一种发动十字军的精神动力，或者拥有激动人心的口号，来抵消全国人民要求迅速结束这件不愉快的任务并转入正常轨道的愿望。不幸的是，杜鲁门却缺少这种口号和军事力量来加速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员削弱了我们的战略后备力量，因此我们不得不把散驻于日本的各基干师全都用来对付朝鲜的突然入侵。幸免于失败的教训，本应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明白要增加有限战争的力量。相反，结果却是更加依赖我们日益增强的核武库的威慑力量。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矛盾，也许可以作为战后一个有益的事例，来研究文职人员和军人之间的关系，研究施加于军事行动上的政治限制问题。通过对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双方所犯的错误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本来是可以取得许多教益的。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却放过了机会。事实上，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就任之初，他采取了一项出人意料的行动，损害了文职人员和军人之间的诚挚关系，从而对于一个完全属于非政治机构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声誉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在杜鲁门领导下，每当他与麦克阿瑟将军发生冲突时，参谋长们总是忠实地支持总统、支持文职人员领导的原则，但是将军们在朝鲜战争中的行为却受到来自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以及其他共和党领袖们的攻击，可是在艾森豪威尔上任后，显然为了屈从共和党人的这种批评，撤换了所有的老参谋长，高级军事官员们对此大为震惊。虽说我可以肯定这不是故意的，但这有力地表明一个民主党的参谋长的班子已经被共和党的班子所取代。

　　 这里我插进来再说一段，我常常被人问及，高级军官们对杜鲁门总统撤换麦克阿瑟一事的看法。虽然提出概括的看法往往是危险的，但是我可以说，绝大多数军官同情麦克阿瑟对强加于军事行动的政治限制的不满，并同意他的那种一旦剑拔弩张时根本问题是军事胜利的看法。尽管人们对撤职的这一粗暴做法时常表示遗憾，可是我不记得有哪一个高级军官批评过杜鲁门总统把他解职的行动。当一名将领在总统手下任战区指挥官时，要从政治上反对总统的行为，对于那些为完全脱离党派斗争的军队传统所培育起来的绝大多数军官来说，是极其为人不齿的。

　　 我已经表明了我对板门店谈判及其价值的看法，同共产党在谈判桌上打交道是困难的。他们把外交、宣传、恐吓与军事压力结合成一股力量以支撑他们达到全部目的，这应该成为激励我们迎头赶上的一个教训。

　　 除了这些大方面的问题外，在我离开日本时，绝大多数的回忆必然涉及我所经历过的斗争在军事方面的问题。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学会把我们的军事资源更有效地运用于有限战争中。有人如果象我那样成百次地坐着直升飞机亲临前线上空，并看到山谷中充塞重型装备而又很少被利用时，他就不能不对我们无法把许多现代化武器投在朝鲜式的战争中而得到深刻印象。把敌军、地形、气候连在一起来看，便可以看出我们在第二次大战及其后准备在另一次战争中(设想战争主要在西欧进行)使用的耗资巨大的装备绝大多数是不能发挥效能的。

　　 敌人在减弱我们炮火的效用方面是很聪明的，他们运用在黑夜中迅速接近我们阵地并紧紧揪住我们不放的战术，这样，我们要呼叫炮火和进行空袭是危险的。只要紧紧揪住我们，他们就象一头鼹鼠一样打洞，在许多地方把土翻出来，我们就搞不清他们到底在哪里。凭借他们使之不尽的耐力和勤劳精神，他们还学会黑夜中在后方利用许许多多的大小道路以及各种各样的运输方式来运送军需品，这样我们完全占优势的空中力量就不能控制战场，阻止他们补充供应。他们巧妙地利用天气来避开我们的超级火力。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停战前的金城攻势，这一攻势恰恰是在极为不利的飞行气候下进行的，那种天气把空中支援限制到一天大约只能进行十次。

　　 山脊连绵的地形也限制了我们在前线的许多地区自由使用武器，限制了装甲车辆与卡车在峡谷中行动，峡谷可能被地雷、路障以及水田所封锁。因此，我们的坦克常常变成只起固定的地堡的作用，用来补充其他地面武器的火力。我们的运输工具停在车辆集中地，大部分动弹不得，还要人员进行保养维修。

　　 敌人没有空军和海军参战，我们的大部分空中和海上力量无法施展。除了在朝鲜半岛西北角有些米格机外，空中无仗可打。由于海上无敌手，世界上最强大的军舰只好轰击海岸的无关紧要的目标，发射的炮弹几乎都得不偿失。最后，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看法，在朝鲜没有目标可以使用原子武器；而且，即使军方要求使用原子武器，也会遭到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对——我们自己和盟邦的反对，这是无法克服的。我曾向李奇微将军说过，在朝鲜不得使用核武器的这种自我限制就是向人强烈表明：我们永远也不能保准在什么地方使用它，尤其是在苏联原子武库增加的情况下。这成为反对刚刚提出的“大规模报复”理论的另一个有力的论点。

　　 我们的许多武器的作用有限，不论理由有多少，事实是，我们庞大的军事开支的大部分还是花在生产那种不适用于朝鲜战争条件的武器与装备。这场战争却以我军被一支东方军队所击败而告终，这支军队人数众多、勇气十足、并且训练有素，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作战，而他们装备的武器，大部分是我们已转售给军事博物馆的。由于我们许多重型武器的局限性，使战斗的重担落在步兵身上，而我们却老是没有足够的人员。他们的前进或后撤，在朝鲜半岛的北上或南下，就是衡量胜利或失败的标志。我们各军种作战的全副武器——轰炸机、战舰、大炮和坦克——它们的直接或间接的目标都是用来掩护步兵并使步兵向前推进。最后决定胜负的是步兵，他们在接近敌人时，只是靠手中的轻武器、个人的勇敢、左右同伴的支援。可是富国却往往没有教育他们的士兵学会这些，因而他们丢掉了性命。

　　 敌人士兵的质量——坚强、遵守纪律与富有耐力——为西方在亚洲的未来增加了不安之感。看看停战前的那场艰苦的战斗确实有一种令人忐忑不安之感，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愿意在毁灭性的大炮和步兵的火力下，前赴后继，向我们的战线发动进攻，当时他们绝大多数人也知道停战只是几小时之内的事。这说明了他们领导者的残酷无情，说明他们能够强制施行的整体纪律。这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性格软弱且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西方怎样才能和这样的人民匹敌。这指明，十分重要的是，要学会训练和使用我们友好的亚洲人力于亚洲战场上，而不是把我们自己的人派到那样一种地方去。总之，我虽然认为我们在发展韩国军队的问题上干得十分出色，但是我们从东方士兵身上还有许多可学习的东西。在保持远东均势上，他们必然是关键的因素，如果我们要继续在世界的那部分地区发挥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作用，我们就必须十分了解他们。

　　 朝鲜战争还说明在一个亚洲不发达的国家里组建现代军事力量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为了发展和支援我们和盟国的军队，需要建设港口、机场、公路、输油管与仓库，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工和成亿的美元。最后形成一个后勤系统，这要靠它的技术人员，也要给国家的人力物力造成巨大的消耗。这个后勤系统虽然可以使我们的军队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但如果没有作进一步的缓慢而费钱的扩大，便支持不了大规模的北进。而且还总是有个致命的弱点：港口经不起空袭。现在人们怀疑我们在另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南越进行同样庞大的后勤系统建设之前，到底注意了朝鲜的后勤工作的教训没有。

　　 大多数军人会说，军人应该只关心战争的取胜，无需关心花费多少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看法是对的，但是，如果无视浪费和滥用国家资财，而资财又是国家力量和安全的最大的源泉，那又是一回事了。可能无人会否认，我们的战士在战争中为了生存，为了完成任务，有权获得所需要的一切；但是，高级的军官和文职官员有责任确定究竟哪些属于真正的必需品，同时取消那些没有通过考验的非真正的必需品。

　　 任何在朝鲜服役的有头脑的军官，没有人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是我们这样富强的国家，也支撑不起在朝鲜作战中大肆挥霍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斗。我已经提到，我们许多重型武器效用的局限性以及毫无节制的弹药消耗，虽然当时我们炮弹的发射率是任何其他国家军队所不能达到的。可能在这样静止的有限战争中可以如此挥霍无度，倘若我们在大规模的战争中这样做，我们就会使国家的资源消耗殆尽。

　　 除了这些纯属军事上的费用以外，还有带到朝鲜战地上的美国生活方式。为了要使我们的士兵在遥远的战场尽可能过得舒服和满意——他们许多人都不是出于志愿而去作战的——他们要求有随军商店、简易酒吧间、冰淇淋制造厂以及其他多余的东西，这些肯定与“血溅敌人战袍”的要求不相适应。可是在这场有限战争中，牺牲的机会是那样的多，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十分合理的，但是，要求舒服的水准定得太高了，在一场大战中是无法办到的。

　　 在结束朝鲜战争这一章之前，还应该适时地先说说以后章节中有关越南战争的讨论，以便对最近历史上的这两段史实作些比较。我发现它们有着令人颇感兴趣的相似之处，也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

　　 从美国的观点看来，在我们的国家的存亡不受威胁，我们仅仅投入供我们支配的有限力量以挫败敌人，并且只是击败而不是摧毁他们这样的意义上说，这两场战争都是有限战争。我们不仅在这些战争中只投入部分力量，而且在战争中我们还都是极力克制使用这些力量。在武器的运用上、在对目标的袭击上、以及在能够进行地面作战的地区上都采取了有限的形式。两次战争中的克制又不尽一样。在朝鲜，自鸭绿江撤退以后，地面进攻方面较在越南更加克制；在越南，在南越地区内的进攻行动实际上并无限制。另一方面，在对北越的轰炸上甚至是大规模地进行的，飞机出动的架次虽由华盛顿严格控制，但却是在北朝鲜空战中曾所未有的。限制两次战争的尺度，都是基于担心冲突的扩大以及希望减少美国的伤亡，特别是在谈判开始之后。公众的舆论、特别是盟邦的舆论都阻止我们在两次战争中毫无克制地使用军事力量。

　　 我们在朝鲜本来的目标是反击北朝鲜的进攻，但在仁川登陆后引起的自我陶醉，使我们中途改变了目标，并且取得联合国的同意，要用武力统一朝鲜。然而鸭绿江的挫败，迫使我们回到原来的目标，恢复大致以三八线为分界的原来目标。在越南，目标始终是双层的，但又始终是如一的：击退北越的侵略和为南越人获取选择他们的政府的自决权。这一目标最初是由艾森豪威尔总统定的，之后，由他的继任人保持下来基本未动。

　　 在两次战争中，敌人都是咄咄逼人的亚洲共产党国家，但是他们采取的侵略形式又不一样。在朝鲜，是在南方进行侵略的“弥天大谎”的掩饰下，越过三八线，公开入侵。在越南，原来的敌人是受北越暗中支持的出没不定的越共游击队。他们使用颠覆和恐怖活动作为进攻的主要形式。从1965年起，由于北越军队作战部队的渗透并负起主要作战任务，敌人的成分有了变化，战斗逐步地成为更为常规的形式。

　　 在两次战争中，我们支持的都是一种亚洲的当地政府，他们从领导人员、政府组织以及管理能力上都具有局限性。不过，在朝鲜，我们有一位元老派人物李承晚总统作为民族抵抗的博得人心的象征；而在南越，却无这样的领袖来领导这个国家。吴庭艳总统和李承晚十分相似，但是，他要在一个在种族、宗教和地区划分上分裂了数世纪的民族中充当国家领导，比起领导一个相对统一的国家的李承晚来困难要多得多。吴庭艳和他的一系列继任者从未满足公众希望能够激励和团结这个民族的要求，这个民族从来也没有机会获得民族意识。

　　 美国在发展这两国本身的军事力量方面遇到同样的问题，而且在进行这种努力的头几年都经历了同样的失望局面。在两个国家中，当地军队都不得不在战场上，在敌人的炮火下接受大部分的训练；但是，在仁川登陆后，在朝鲜始终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后方来补充和训练军队。在南越却不存在这种安全的避难所，因为有无处不在的游击队和战斗的流动性，结果在两国，还都是美国顾问团出色地使当地军队既具规模又有力量，朝鲜军队约有六十万人，南越军队一百多万人，他们以后可以在没有美国军队的支持下保卫他们的祖国，抵抗邻国的入侵。

　　 在两次战争中，指挥结构有着显著的差别。在朝鲜，战争是以联合国的名义进行的，在东京的美军司令兼任联合国军司令，他并施行对朝鲜部队的作战指挥。作为联合国军司令的下属，我对美国第八集团军及其后勤地段实行全面的指挥，但对朝鲜军队及联合国成员国派出部队只进行作战指挥——即有权直接进行作战指挥。

　　 朝鲜战争之所以能够依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行事，是由于在入侵南朝鲜的行动之后俄国犯了抵制安理会的错误，安理会在俄国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由联合国干预一事。越南的情况则是，苏联未犯这一错误，苏联代表始终出席安理会，随时准备对任何由联合国进行干预的提案加以否决。因此，各国出兵支援南越都是根据双边协定或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条款，这种做法并不能象朝鲜那样从政治上令人信服。但奇怪的是，它却能提供更多的军队。在朝鲜除美军外只有约三万九千名外国作战部队，但在越南却有六万八千名。在两场战争中，美国都在财政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来支援盟国派出的部队。

　　 在两场战争接近结束时，美国陷入令人沮丧的谈判中不能脱身。在板门店进行了两年零十七天的停战谈判，仍未取得最后的和平解决。越南谈判始于1968年5月10日，在写此书时，已过去了三年有半，仍然停滞不前，看不到什么停战或和平的解决办法。在两次谈判中，美国人在外交上都没有取得什么引人注目的成就，虽然板门店的情况比巴黎的较好一些。在朝鲜为了能够在谈判桌边坐下来，我们事先并未付出什么代价，我们之所以能够进行谈判，主要是因为敌人的战区指挥官想通过进行谈判以躲避沉重的军事压力。我们在朝鲜的主要错误是在谈判期间撤除了对敌人的军事压力，我们没有在谈判僵持时对敌人立即作出重大的反应。虽然我们的谈判代表为了得到最后停战作了某些必要的让步，但还是在志愿遣返战俘这个大问题上获得了胜利。

　　 在我们致力于谋求和平解决越南战争时，我们作了几项关键性的让步：停止轰炸北越，将我们在越南的军队的实力规定限额，以及此后单方面将军队削减至限额数目以下。因此，我们甚至在坐下来谈判之前，就没有让敌人握住道理。目前，最后的战局如何，尚属未卜，一个可以接受的谈判解决的前景仍不明朗。

　　 在两次谈判中，共产党都极尽他们谈打结合之能事，把谈判桌变为进行宣传和漫骂的途径。在这两次事例中，我们似乎都没有从往事中学到什么东西，特别是在巴黎，我们轻易地准备作出什么也捞不到的让步，并且没有坚持以互惠为主要原则，因而使我们战士们获得的胜利大都付诸东流。

　　 两次战争都远离本土，而且公众的支持迅速下降。不过，在处理国内阵线的弱点时，杜鲁门总统的有利条件是，北朝鲜的侵略是显而易见的。还有，朝鲜战争的发展过程也不难弄清楚。界限分明的战线向北或向南移动成了胜利或失败的明显标志。

　　 在越南，由于战斗的性质，没有什么战线，各处犬牙交错，有胜有败，看上去好象是互不关联的小型战斗。没有象齐格菲防线或莱茵河那样可以实施猛攻和跨越的防御阵地或地形地物；在乡村只有丛林和稻田，毫无占领之价值。所以我们西贡的总部只好把人员伤亡数当作唯一能衡量战争进展的方法，这种方法马上遭到大部分美国人民的非难。因此约翰逊总统在解释战争时要比杜鲁门总统更为困难得多。

　　 最后，两次战争都给人提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一个象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能够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有限战争中打到最后胜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