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第八集团军在朝鲜·第十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1951年2月，我返回华盛顿后，到五角大楼任职，虽然当时我不明白此项任职期间的重要意义，但事实上这是为担任第八集团军指挥官参加朝鲜战争进行准备的。在华盛顿，我短期担任陆军参谋长J·劳顿·柯林斯上将的助理参谋长，负责作战与训练事务。柯林斯在诺曼底时曾是我的上司军指挥官。我担任这个职务的时间很短，到8月间，我被提升为负责作战与行政事务的副参谋长，领中将衔。在担任这两个职务期间，我都是在精干的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身边工作的。佩斯被任命为部长时，年方三十八岁，在此之前任预算局长。他同“闪电乔”柯林斯一道，在朝鲜战争初期，对陆军的活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如同大多数陆军参谋部的人员一样，朝鲜立即成为我主要关注的地方。但是，直到1951年5月，即战争爆发将近一年之后，我才能离开五角大楼，用足够长的时间去访问那个国家。这是自1937年我前往北京时匆匆途经该国以来的第一次。这次去的主要目的是考察韩国军队的能力，因为华盛顿对它的能力抱有很多怀疑。战争初起时，这支军队的表现令人悲观失望，尔后从釜山推进到鸭绿江又退回汉城的多次战役里，也未能在美国指挥官心目中重新树立它的声誉。虽然李承晚总统不断要求给他的陆军增加更多的师，但是麦克阿瑟并没有被说服去相信大幅度地扩充这支军队是切实可行的，这主要是领导素质低劣。华盛顿陆军参谋部对于向朝鲜人再提供大量稀罕的装备并不热心，因为根据过去发生的情况来看，这些装备可能很快就落入敌人手中。驻朝美军甚为厌恶的是，敌人用自韩国部队手中缴获的美国武器杀伤美军。

　　 在我访问期间，我看到美国指挥官们信心很足，总的来说，士气良好，尽管由于上月麦克阿瑟的去职引起的余惊未消。但是在我到达时，实际上已经烟消云散了，麦克阿瑟离开了，李奇微接管了联合国军司令部，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出任第八集团军指挥官。当我的主人们从谈论这些变化的题目转入讨论我主要关心的问题——韩国军队时，我发现在韩国军队的现有实力能够表现出足以令人信赖之前，没有什么高级军官赞成大幅度增加它的编制。

　　 无需作什么调查就可以找到韩国军队问题的所在。他们未经适当的训练就要在那种本应是考验世界上最好的军队的环境中担负过度困难的任务。仅在数周前，新兵还是只知种田，从来不懂枪炮的老百姓，这样的人投入剧烈的战斗，结果如何当可预料。美国的指挥官们尽管完全明白，按部就班地进行训练十分需要，可是，由于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而引起的战斗压力，使得这种训练根本无法完成。

　　 我回到五角大楼时确信：如果我们要在军事上从朝鲜脱身的话，就必须努力建设韩国军队。我们必须在给我们的盟友至少接近于他们的美国伙伴们所受的那种严格训练的考验之前，停止骂他们“草包”——这是许多美国人对我们的盟军因打不好仗而给他们起的蔑视绰号。我们必须懂得用朝鲜人去保卫朝鲜。要说这是办不到的，那简直是说不通的。

　　 在我向佩斯部长和柯林斯上将提出报告时，我发现我对之宣传的人早就深信有必要大胆扩充韩国军队了。而在我们对训练问题取得较多经验之前，给这支部队的最大实力的人数确定指标，是有困难的。但是，初步指标定为拥有装备均衡的十个师的兵力，这对一支在战争开始时才有八个力量薄弱的师，总数不足十万人的军队来说，似乎是奢望过高了。因此，在情况改善有所保证时，数字将会提高的条件下，采纳了那个数字。事实上到1953年就达到二十个师了。

　　 弗兰克·佩斯认为我是一个过去参加过陆军作战活动的军官，但没有关心过诸如预算、人事、采购以及后勤等杂七杂八的问题，所以他强调我得干干麻烦的行政管理工作，并让我在那里干下去。尽管我不愿意干这项工作，但是在数年后我任参谋长时却因为有此项工作的经验而感到高兴。我确信，一个军官如果对他所指挥的部队的招兵、训练与装备等问题不能从管理的角度进行理解，他就不能擢升至高级指挥机关。

　　 在返回华盛顿之前，我要了解某些战况的背景，我对两个问题特别想得到更多的情况。第一个是，初期当我们处于确有被赶出朝鲜的危险时，为什么不使用原子武器？从我在柏林所处的有利地位来看，我曾预料我军于半岛登陆后随时都会在战场上空升起蘑菇云。但在华盛顿，我发现确有令人信服的军事理由(政治上的原因除外)，不得使用原子武器。首先，当时我们的原子武器太少，不值得在对我们的安全远非主要威胁的地方去投掷这种武器，我们的主要威胁是在欧洲而不是在亚洲大陆。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持此看法。其次，在朝鲜的山地，这种武器的效用十分有限，而且它本身也不是为这样的战场上使用而设计的。最后，令人担心的是在此地使用，可能暴露了它的弱点，从而在其他地方减少了威慑作用。

　　 第二个使我费解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部队在仁川获胜后，还要越过三八线，并导致鸭绿江畔的失败。对此我得到的许多回答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很明显，在凄惨地撤退到釜山外围之后，我们在仁川转败为胜的惊人之举不但冲昏了美国的领导者们的头脑，而且也冲昏了我们联合国盟国的头脑。在仁川胜利后，麦克阿瑟可能还没有处事不当，而且华盛顿也没有人准备对他在战略问题上的判断提出异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都是比较年青的人，他们的声望也远不及这位大总督，一定无意向他提出不同意见。事实上，他们认为对于战区司令官，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使他在军事上行动自由，不受官僚机构的制约。在这种气氛下，显然无人过分担心，会把原订击退北朝鲜入侵的战争目标抛弃，而代之以一个新的更加野心勃勃的目标，即用武力统一全朝鲜。可以肯定，华盛顿不会对中国干涉的危险毫无所悉，但是，麦克阿瑟10月15日在关岛会议上向杜鲁门总统作的保证似乎解除了绝大多数人预先感到的忧虑。

　　 对于鸭绿江战役，存在着许多争议，其中有的也许从来就未得到彻底解决。但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却在战争期间或在战后都很少讨论过。那就是如果向鸭绿江的进军获得胜利，我们究竟会怎么办呢？麦克阿瑟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道指令越过三八线，第一个目标是摧毁北朝鲜军队，然后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民主选举统一朝鲜。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成功地摧毁了北朝鲜的军队并且中国没有进行干涉，我们当时会怎么办呢？

　　 麦克阿瑟预料能迅速获胜。他在威克岛曾对杜鲁门总统说，他希望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回日本。因此，他计划在朝鲜留下由两个师组成的一个军，人数约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在南朝鲜保持的规模相似。这样，留给稍经训练的韩国陆军和这支美国派遣军的任务便繁重得多了。他们必须面对优势的中国、俄国和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守住四百多英里长的战线，并暴露在骚扰性袭击乃至大规模反攻的各种攻击之下。在他们的后方，怀有敌意的居民包括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情者，还会给危险的游击队运动提供人力。这种背景多少同南越的形势有点相似，把鸭绿江当作十七度线，但西贡的问题搬到汉城就会严重得多。人们如果从如下角度，即美国为了影响而进行支援的时间和代价想想这种胜利的后果可能会如何的时候，脸孔会大惊失色的；而我这个人感到相当欣慰的是，不出所料，中国人对大敌压境的敏感反应把我们从这类问题中解脱出来了。

　　 回到华盛顿后，我发现有关战争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美国公众说来，战争无疑使人失去了兴趣。公众对于杜鲁门勇敢地对1950年的入侵作出的反应，起初给予有力的广泛支持，而且在釜山外围战的暗淡日子里，这种支持也出人意外地持续下来；在仁川胜利时更加高昂，但是随着鸭绿江的退却而急剧下降。当我到五角大楼任职时，民意测验表明，征求意见的公民中约有一半人认为，美国卷入朝鲜战争是犯了错误。与此同时，总统的威望降到相当可怜的地步，民意测验中只有约四分之一的人认为杜鲁门干了一件好事。

　　 到年底，杜鲁门在国会卷进了一场就他不宣而战而引起的激烈争吵。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在参议院带头批评这场战争，而共和党的议员们则以同情的态度听取麦克阿瑟和范佛里特这样一些愤愤不平的将军们的作证，他们公开批评对战争的军事指挥方面所强加的种种束缚。全国的态度表明有一种厌战情绪的倾向，要求迅速打消那种导致战争僵持局面的政策。如果能够记取的话，这个经验本应给以后的越南政策的制订者事先提供某种危险的警告。不幸的是，从未对朝鲜的教训作出透彻的分析，因而后来的决策人又重犯了许多同样的错误。

　　 在开始停战谈判之前，最后一次严重的军事行动，发生于1951年4－5月间，当时敌人发起了一次新的攻势。第八集团军在挫败这次攻势之后，发起了反攻，慢慢地把敌人击退，使绝大部分阵地推向三八线以北。这一胜利造成了，至少是促使了共产党接受在7月10日于北朝鲜的开城停战谈判。谈判以后又迁至板门店进行。

　　 西方国家欢呼打开谈判是走向和平的一个巨大的步骤，并使人感到敌对行为不久将告结束、军事行动逐渐减弱，尽管范佛里特上将大声疾呼，要求在预期会早日停火的情况下，推进他的前沿阵地。但是华盛顿和公众普遍认为，和平“指日可待”，再牺牲生命是愚蠢的。因此，在11月，范佛里特奉命把他的作战行动限制在只许积极防御现有的战线。这就是军事僵持的开始，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53年战争的最后几个月。

　　 在此期间，我继续以大部分时间研究扩充韩国军队编制的工作。由于战争逐渐减缓，此事可以加速进行。我并敦促检查日益突出的后勤问题，特别是十分敏感的弹药供应问题。随着战争转为阵地防御战，弹药消耗率急剧上升，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使美国国内的工厂增加生产率，并在日本定货以补充国内生产的不足。由于从工厂到炮兵阵地很长的运输线，也要求在前线大量储备各种口径的炮弹。可是弹药的供应从未按时抵达或不完全能适应每日的需要量。尽管范佛里特上将对弹药的供应状况不尽满意，但我从未听说过有哪一次弹药的供应不足于支持战局的基本需要。

　　 我们的炮兵可以迅速集中几十门大炮对一个目标轰击的这种技术效能，助长了步兵指挥官过分地要求炮火支援。把一个师的全部大炮——约七十二门用来支援一个十二人的巡逻队，并非是一种不常有的事。第八集团军的前哨据点筑有坚固的工事作掩护，虽然我们的大炮朝这些前哨据点直接轰击，但据守在内的战士并无危险。自然，工事内的防御者宁愿按按电钮，呼叫炮兵集中火力进行防御，而不愿自己用轻武器来暴露自己。这种战术无疑可以免除牺牲，但却给供应系统造成巨大负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大大影响了步兵的依靠自己的信心。

　　 当1952年行将结束时，范佛里特上将表示想退休。他对在进攻行动上受限制感到恼怒，他坚持认为他受到压制而丢掉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他经常表示不快，因而影响了他同上司马克·克拉克上将的关系。克拉克已经接替李奇微上将，后者调至巴黎，担任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司令官。因此，范佛里特要求退休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不过，当我被遴选来接替他时，我是没有预料到的，因为从名次排列看，接替这个职务的并不是我。当然，对于第八集团军受到指责的防御战略，我也并不比范佛里特更加满意多少，但我还是对获得这种战区指挥官的职务十分高兴。

　　 同时，我不愿在我担任指挥的战争阶段，对于防御战略的正确与否进行争辩。在谈判期间，我们不肯向敌人施加军事压力肯定是一个错误，但是到1953年，它已成为一项既定政策，要想改变它为时已晚。要突破第八集团军面对着的壁垒森严的阵地，所要花费的代价显然会超出这样的代价，即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只是使战线向朝鲜北部再作某些推进所要花费或必须花费的代价。一度，我估计，要突破前线就得再增加大约美国八个师的兵力，而且要准备使用战术原子武器。除了这种代价以外，如果象李承晚总统所要求的那样，再向鸭绿江进军才能够抵得上这种成功，但那将会遇到从前遇到的所有问题：需要以重兵驻守漫长的满洲战线；需要军队占领北朝鲜；而且要建立一个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出来的稳定政府，这是耗费时日的。因此，我毫不犹疑地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国防部长威尔逊以及其他华盛顿的高级官员们保证(在我离开之前，他们探询了我的观点)，我充分准备安于防御战略，而且不会不自量力地以卵击石。

　　 考虑到政府对朝鲜战争的消极态度，我对国务卿杜勒斯主张遏制赤色中国的抱负甚为吃惊。他向我述说了他称之为用三齿耙捕龙的战略，即：一根齿从朝鲜出来，另一根从台湾出来，第三根——吓我一跳——要从印度出来。国务卿对此种遏制行动的时间和环境并不十分明确，但是很明显，从新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中提出这种野心勃勃的看法，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显然我已经通过了在华盛顿的考试，我动身赴远东，并在1月29日抵东京，在东京我会见了我的新上级马克·克拉克上将。我用了几天视察在日本的军事设施之后，于2月3日随克拉克上将飞往汉城。途中我顺便就朝鲜问题和他作了长谈，并就我所理解的第八集团军的任务向他提出一项草案。主要内容如下：

　　 一、以最少伤亡保卫目前相持中的战线，并维护阵地的完整，取得为联合国军安全所必需的情报，以及保持能够发起攻势的效能。

　　 二、在远东美军总司令（克拉克）下达总攻日期之前，运用第八集团军所能支配的一切手段，形成总攻行动的能力。此一行动包括，根据大韩民国部队的人员最高限额、可以配备的装备以及韩国的领导的情况，继续扩展韩国部队，以达到最后建立一支约有二十个师的部队的目标。这支部队应包括韩国的作战与勤务支援等类部队，以便建成为一支配备均衡的部队，能够在联合国军撤出时保卫南朝鲜。

　　 三、为了树立一种进攻的勇气以符合上述第二项要求，应着重加强对部队领导的技能。

　　 克拉克上将批准了这一草案，在我指挥第八集团军整个任期内，它一直是我的战略方针。至于准备总攻行动的日期，无论是克拉克上将或他的继任赫尔上将，都未确定过。

　　 范佛里特上将在汉城机场会见了我，并把我安置在陆军总部——当时是汉城大学的校舍。次日克拉克上将返回东京。我为了作好就任的准备，开始巡视前沿阵地和直到釜山的战区后勤地段的设施。在巡视前线过程中，我充分注意到，大量未加掩蔽的哨所的用处是不可靠的，我决定立即就拆除这些哨所的全部或大部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巡视中我还注意到第八集团军的规模——如果加上韩国勤务部队，将近一百万人，这些勤务部队在山区运送供应品时用人力搬运。这支军队所部署的地形，形形色色，从西部的稻田到东部的山区，从中国海到日本海，延伸一百二十五英里。当我视察了花长期劳动建设起来的那些碉堡和武器掩蔽部，看到了防线后面由韩国部队为提供自己不充裕的口粮而开垦的农田时，我怀疑这样一支庞大的、掘壕固守的部队能否适应危急的需要，能否在一旦机会到来时，发动机动的进攻战。到1953年，当阵地战在全军上下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时，我决心尽我所能，通过阵地不断变化的反复训练演习，来摆脱这种状况。

　　 战区后勤地段确实是后勤人员的功劳，他们设立和健全了仓库，供应和通讯设施等的庞大的配套系统，以支持前线的生活与活动。不过这些设施的配置没有考虑到可能的空袭，它们的空防措施极为脆弱，特别是釜山和仁川港。一两架轰炸机对这些港口施行突然袭击，就能使军事行动在数周内陷于停顿。这种脆弱性使任何要求发动一次地面总攻、或向鸭绿江以北的中国目标发动空袭的积极性大为扫兴。这时，似乎双方有一种默契，容许我们的空中活动延伸至整个北朝鲜上空，包括这个国家西北角有名的“米格走廊”。只要我们的空军不超越这些地区，敌人除了偶然对汉城－仁川地区以低速螺旋桨飞机进行骚扰性空袭外，似乎不愿在南朝鲜进行空战，这种安排对我来说始终象是一桩好的交易，没有一种真正紧迫的理由，就毋需毁掉它。

　　 我在前线的巡视使我第一次有机会好好地了解我们正面的敌方阵地。从海岸到海岸的地面上，留下了连续不断的战争创伤，到处是坑坑洼洼的炮弹和炸弹的弹坑，看得出我方火力的威力。我们把堑壕和观察哨大胆地部署在这些地方的山顶和斜坡上，敌人则不得不把他们的阵地部署在山背面相反的斜坡上，他们从那里起挖通坑道，利用坑道口来观察我们的防线。通过这些洞口，他们观察我们的活动并以多种武器包括不断变动地点的大炮向我们射击。地形迫使他们生活在我们能够观察到的阵地上，他们建立了许多交换使用的掩蔽所和堑壕，而且经常转移以避开我们的炮击和轰炸。

　　 从数量上看，面对我们的敌人足有一百多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还有一个北朝鲜军团的残部，该军团是在仁川被击溃的。在前沿阵地后方，他们不得不使用成千上万的人员负责供应和海岸防御。他们没有忘记仁川的教训，必须随时准备应付另一次两栖登陆。虽然他们在中国有着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人力后备，但我最终有一种看法，尽管未被充分证实：在我们的空军和炮兵进行阻击所造成的供应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的前沿部署是他们的后勤所能维持的最大的兵力。但在我接任的时刻，有情报说，敌人有了进一步的加强，而我们也在相应地作好准备，以对付共产党重新发动的一次进攻。

　　 我从前线到后方在南朝鲜巡视了一星期以后，于2月8日接替了范佛里特上将的职务，他迅即离开现役退休。他作为训练外国军队具有广泛经验的精力充沛的战地司令官，在第八集团军、特别是韩国部队的战备工作中声誉卓著。在1951年开始实施扩充人员的训练计划时，范佛里特把韩国军队扩充至约五十万人。韩国部队除自己的战术单位外，还在每个美国步兵班中配属三至四名韩国步兵，这是一种宝贵的建树。这就是闻名的“朝鲜人补充美国军队”方案，这些朝鲜兵起初由于缺乏基本训练而声誉不佳，但是到1953年，他们的信誉在绝大多数美国指挥官的心目中树立起来了。美国士兵们由于轮换很快，在我担任司令时期，第八集团军的真正老兵都是补充美军的朝鲜兵，他们到美国部队中服役是没有限期的。

　　 1951年，由于有限战争要求只投入少量的国家军事人员，为了减少有限战争中所固有的不公平待遇，乃实行人员轮换制度。从那时起，第八集团军再也不是一支全部人员受过完全训练的战斗部队了；而始终是在面临敌人的岗位上接受训练。军官和士兵一样，都是个别地调来的，而不是整单位调的，服役大约一年后又轮换离去。军长则不轮换，但他周围的人员则人人轮换。他们不是由于轮换，就是由于需要在这短期的供职中获得一个履历，从而对他们的费心操劳的职责报以师长的职位。

　　 在对付我现在接手的训练问题，范佛里特已经给我指出了一条道路，而我也认为对付这些业务问题无需特别费心就可以解决；但在保持他同李承晚总统之间的密切关系时，他却给我留下一个远为微妙棘手的问题。范佛里特同情李承晚切望重新统一他的国家的愿望，并且也同李承晚一样，对美国和联合国自鸭绿江口撤退后采取的政策持贬斥的态度。我知道李承晚对范佛里特的去职深表遗憾，而且我还知道他怀疑我曾参与制定他所不信任的华盛顿的政策。

　　 不久，在所谓弹药缺少问题上进行公开争论的过程中，我验证了他的怀疑。这个弹药问题是范佛里特在退休后挑起来的。我全面熟悉弹药的情况，因为在五角大楼任职时，我曾涉及过这一问题。这样，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对弹药问题值得大惊小怪，因而在汉城答记者问时作了这样的表态。我的看法并不是抵制国会中偏袒范佛里特的人对战争的批评。结果，佩斯的接任者——陆军部长罗伯特·T·斯蒂文斯——作为我的第一批来访者到来了。我们和克拉克上将一起，视察了第八集团军的前线，视察了弹药库，并且和指挥官们讨论了供应情况。最后，斯蒂文斯以他亲自所了解的情况，胸有成竹地返回华盛顿，并且说明第八集团军并无弹药危机。

　　 在1953年初的几个月中，前线的活动同停战谈判初期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进行一系列的侦察巡逻与前哨战斗。即使是进行防御，一支军队也应加强巡逻，以便同敌人保持接触和避免发生意外。我发现第八集团军是用一种复仇的精神进行巡逻的，沿着一百二十五英里的前线一周进行数千次的巡逻。但是检查其所得的情报和捕获的俘虏的战果，我发现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在调查部队指挥官们为执行他们的危险任务，应如何准备巡逻时，我了解到不能取得成就的原因。

　　 就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体会，夜间巡逻是一项严峻的考验。它要求挑选人员并在细节上也作好准备，包括对巡逻中将通过的地区作地形模拟演习。还有，如果巡逻队的领导人能够在白天飞越该地区，那么他在晚上执行任务就会轻而易举。而在第八集团军中进行这些准备工作，即使有也是稀少的，多少次巡逻都是反复地在同一条路线上进行的，因而遭到有耐心的中国人的伏击。他们悄悄地在那儿隐蔽好几天，等待着我们大摇大摆的巡逻。为了改进巡逻的质量，我指示第八集团军的各部队在作巡逻准备时，付出更艰苦的努力，并在每次巡逻后认真作战后总结，检查哪些是做得好的，哪些是做得坏的。

　　 为了强调军长要亲自抓巡逻，我规定了制度，让每次重要巡逻的领导人在事后到司令部来，向我和参谋人员汇报他们的行动。虽然我听说，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在司令部汇报比起巡逻本身来考验更大，但我亲自抓巡逻一事很快提高了工作质量，同时领导人事后汇报的制度也使我们司令部的人想到：要求我们的人员为获取情报而巡逻，是拼着性命去干的。

　　 我前面已提到过，在主要阵地前的哨所数目显然太多，它引起并经常遭受敌人的袭击。阵地前的哨所可能完成下述目的之一：对敌人的逼近发出警报、阻滞敌人的逼近、或防守那些对于保卫主要作战阵地甚为重要的地形地物。我倡议对我们的全部哨所进行研究，以检查它们对完成上述任何一项目的或者全部目的有何重要作用，同时要求基层指挥官在面临进攻时作出冷静判断，哪些哨所属于第三类，从而有可能保证进行反攻，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希望后一种情况极少发生，因为收复失去的阵地要付出重大代价。

　　 接近3月底时，在我们得以完成对哨所的检查之前，美军第七师的前沿阵地“老秃山”和“猪排山”哨所遭到了一次猛烈的进攻，问题便生动地暴露出来了。在这两处相对不重要的阵地及其附近进行了五天的激烈战斗。但是，这场战斗立即使这两处阵地重要起来，每一名牺牲的士兵都增添其重要意义，并使成功的防御成为部队的荣誉。在听到第七师师长特鲁多少将和军挥指官肯德尔中将在“老秃山”部分失守后准备一次反攻时，我来到这个单位，和挥指官们讨论反击计划的各个方面，然后断定此一行动得不偿失，决定取消。第七师已损失三百人左右，而敌方有着更多的伤亡。我欣然对此决定负责，不让部队指挥官承担失败的责任，因承认失败对豪迈的士兵们来说，宛如吞服苦药丸一样难以接受。

　　 情况表明，这几次交锋仅仅是对美国和英联邦国家部队守卫的前线哨所发起的一系列袭击中的头几次，大多数袭击被击退，但通常要经过极为紧张的战斗。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在差不多每个暴露的哨所地区进行数天局部的极度紧张的战斗，而前线的其他地方可能完全平安无事。敌人看来是在沿着前线试探寻找一个薄弱的地方，以便从那里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同时，板门店的谈判正在取得一些进展，终于达成了有关交换伤、病俘问题的协议，并以“小转变”的名义，于4月20日开始交换伤、病俘。到5月3日结束时，联合国军司令部向敌方遣返了六千六百七十名病俘，接收了释放回来的伤、病俘六百八十四名。这一行动的成功表明，在克服停战谈判中的重要障碍、处理其余的战俘方面，有了某些使人乐观的迹象。谈判曾由于我方坚持不强迫遣返战俘 [ 译注：这里实际上是歪曲事实。1953年在板门店谈判停战时，美方的所谓“不强迫遣返战俘”实际上是他们要扣留中、朝方面的战俘，并将中方的俘虏送到台湾蒋帮手中。 ] 而暂时陷入僵局，这个问题的争执造成了自1952年10月以来谈判的中断，直到“小转变”期间才得以恢复。

　　 如果这一进展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所欢迎，那么恰恰为李承晚总统所反对。从停战谈判一开始，李就激烈反对达成使其国家陷于分裂的任何妥协办法。他知道他能够活着的年月不多了，并且他也再不会拥有这样大的军事力量对统一问题施加影响，因而决心不错过这一机会。他公开大力反对谈判，明白地表示他的政府不受任何停战条款的约束，并且散布流言说，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坚持谈判，从而使他的国家不能统一，他就可能宣布韩国军队不受联合国军总部的作战指挥。

　　 早在我未到朝鲜之前很久，我就知道李承晚将在政治上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我一到任就发现我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使他能通情达理地听从指挥，我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和他交往，并且凡是涉及朝鲜军队的训练和扩充的所有重要活动都邀请他参加。他赞赏这种对他的尊重，并且一旦他向他的军队的新建部队授予韩国国旗时，看来他是再也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了。

　　 我发现他是一位非常投合别人心意的老人，并且渐渐地真正喜欢他。他是反抗魔鬼及其一切伎俩的《旧约全书》中的先知，又是在西方接受了许多教育并且通晓西方生活方式的精明的东方政治家，他成为这两者的奇妙的混合体。他知道如何打动和他交往的美国官员的心弦，他往往装成一个惶惑不安的老人；他献身于他的祖国，却又需要获得援助以领导他的人民脱离灾难。为了赢得同情，他可以装作讲英语有困难(他的英语说得很好)，并且苦于身体虚弱，但是当他领着我到前线去作艰苦的视察时，这种虚弱就无踪无影了。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能温恭地引用《圣经》中的章节，然后又能变得感情激动地悻悻咒骂他的敌人。

　　 在作战期间，他对于我和韩国指挥官们打交道大有帮助。当我们在战斗中视察部队时，他经常要了解哪一位高级军官表现好，哪一位表现坏，并且当时就相应地给予表扬和申斥。他的年青的将领深深尊重他，但是许多人害怕他会不顾一切而引起美国撤销对韩国军队的支持。他们充分了解没有美国的援助，他们自己的力量就无法支持，并且担心他可能把他的威胁付诸实践——在北进中单独干。

　　 我很乐意随同李承晚在韩国旅行，并且看到民众对他的反应。在农村中，老人们穿着白袍欢迎他，他则慈祥地同他们交谈，向他们询问当地的问题，就象美国政治家们在他的选民中可能做的那样。在一些地方，总有一位老人拿出东方人写字用的一卷白纸卷轴、毛笔和墨汁。李承晚以善写中国字著称于世，甚至在我这个外国人的心目中，也认为他写的字有一种奔放而匀称的明显美感。他在桌上铺好卷轴，拿起毛笔，犹豫一会，想好一段孔夫子的话来作题词，接着直行挥毫，把中国大字写上去。没有用什么条格，他就把字写得大小均匀，行距得体。在我离开朝鲜时，他给我写了一个卷轴，翻译出来的意思是：“智勇仁——百战百胜。”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座右铭呢？

　　 李虽然具有赢得民心的魅力，但他总是利用我去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我们一起旅行时，一旦有机会要向他的同胞们猛烈抨击停战的坏处时，他总是把我引向讲坛侧边的一个座位上，然后就激烈地攻击联合国军司令部里我的上司的愚蠢想法，以博取听众热烈的鼓掌。为了避免在攻击我国和盟邦时，我被记者拍下无意间鼓掌的照片来，我在身边总是带着一名朝鲜助手，要他在李讲到某些我不能鼓掌的话时，用胳膊肘捅捅我。

　　 在4月26日恢复停战谈判之后，李承晚的忧虑增加了。他通知克拉克上将说，如果北朝鲜战俘不愿意遣返，他一定不把他们交给敌方。他还不准拟议中的印度监督部队的人员(由他们监督交换战俘)踏上朝鲜的土地。他坚持认为印度人是伪装的共产党人。虽然在第一个问题上克拉克和我是表示十分赞同的，但是坚决反对他显然打算破坏谈判、并使长久以来拼全力求得的停战归于泡影的明显意图。我们努力争取以保护拒绝遣返的战俘作为条件来结束战争。

　　 为了安抚这位老战士，用尽了一切办法，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出了亲笔信件，信是在5月25日由克拉克上将和埃利斯·布里格斯大使呈交的。尽管信中提出了美国继续援助南朝鲜的保证，可是没有提出缔结双边条约，因而未能使李充分满意。6月初，艾森豪威尔总统又写了一封信再一次设法安抚他，但是仍然无效。此后他反对停战的行动达到一个新的激烈程度，多次气势汹汹地扬言要北进，要放走那些有可能不自愿遣返的非共产党战俘，还要运用武力阻止印度监督部队开进朝鲜。

　　 在整个困难时期，我与克拉克和布里格斯密切配合，设法说服李承晚。6月9日，我和他进行了一次会谈，我发现有一个论点似乎可以打动他。我提出，实行停战并在以后举行拟议中的政治会议，这样可以赢得时间来对他的军队进行培训，并使之扩充到建立二十个师的最终目标。我着重提出，他的许多师未作好战斗准备，不作附加的努力，便不可能实现象北进之类的目的。他看来对此论点表示同意，缓和了他的要求，提出可以达成妥协的四点要求：停战后的政治谈判应限于六十天，订立一项与美国的双边安全条约，把军队扩充到二十个师，以及不准印度人进入南朝鲜。我以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可能满足这几点，但是李承晚仍审慎地表示，他还未作出最后的决定。

　　 虽然李承晚的合作保证是实现停战的当务之急，但是第八集团军仍要同敌人进行战斗，敌人半点也没有让人忘怀他们。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停战已临近，共产党方面发动了一系列新的进攻，多半是直接指向金化以东韩国第二兵团的部队。6月10日，三个韩国师，第五师、第八师和第九师遭受了猛烈的袭击，一周时间内缓缓地后撤了三千米，退至预备的阵地。伤亡很大，我方伤亡七千多人，敌人可能至少也和我们一样。这次战斗成为整个战争中最大一决战役的第一阶段，即金城突出部战役。

　　 韩国第二兵团司令是丁一权，他后来出任韩国陆军参谋长，1970年任总理。战役刚刚揭开序幕，他得了重感冒，但是在敌人大举进攻越来越明显时，他马上不顾病痛投入指挥。为了给他大力支援，我把全军闻名的、具有令人害怕的“吊死鬼”绰号的塞缪尔·威廉斯少将借给他当副司令。威廉斯少将当时是步兵第二十五师师长。他是我在利文沃思时代的老朋友，我对他的判断力和经验十分敬仰。他与丁在金城突出部战役中组成卓有成效的领导班子。

　　 我还采取了另一步骤以加强这个兵团的指挥部。那时，对韩国将军们的最高奖赏是送他们去利文沃思的外国军官特别班进修。当金城战役开始时，三个韩国师的前任师长正在汉城准备前去美国进修，我把他们召到我的办公室，告诉他们一次进攻已经开始，在前线的局势恢复之前先不要去利文沃思。接着，我把他们送回丁将军处分配作战任务，相信至少这三个师可以尽力在最短时间内解除此次威胁。

　　 6月18日局势稳定下来了，但正当敌人收敛攻势时，李承晚总统却开辟了第二个战场。就在那一天，根据他的命令，把二万五千名拒绝返回北方的北朝鲜战俘从战俘营释放了，这等于是火上加油。华盛顿对李承晚的不守信用大吃一惊，我们的盟邦责备美国领导人为何容许发生这种事情，而板门店的共产党人抓住机会大肆指责联合国代表，说他们伙同李承晚放掉俘虏。私下里，他们对我们能否使李承晚克制顽固的态度、履行停战条款、表示真正的焦虑。

　　 虽然克拉克、布里格斯和我们的谈判人员竭力设法补救，并与李承晚达成了某种谅解，敌人却恢复了他们的攻势。这一次他们发动进攻的目标选定了金化东部的山区和西边较远的几个阵地。随着压力逐渐加强，在6月底、7月初对“箭头山”和“猪排山”两阵地的攻势达到高峰。“箭头山”失守了，而且在中国人的大举进攻下，继续保卫“猪排山”付出的代价太高，因此我批准撤出这个阵地。

　　 于是，战斗的重心转移到金城地区，我们现在知道，这一地区一直是敌人总想在停战前显示力量的地段。我们已经得到多方面的预告，不止是具体的时间与地点，而且我们还有充分的情报说明，要充分警惕敌人迫在眉睫的大举袭击。7月13日战斗开始了，由中国五个军的部队向韩国五个师的防线发起了密切配合的进攻，这五个师的大多数部队都参加过金城战役初期的战斗。到7月14日晨，首都师和第三师阵地的纵深被突破了，因而我下令五个师全部后撤至金城江背后，我计划在突出部受到大规模进攻时，坚守该地。

　　 这是一次艰巨的行动——从未受过机动行动训练的部队，在沉重压力下，在大白天进行撤退是很困难的。幸好我们有美国第三师和韩国第十一师作后备，万一顶不住时可以掩护这次后撤行动。事实上他们还是需要出动的，因为有些后撤部队渡过金城江防线，必须停下来，在沿岸阵地以南重新构筑一条新的防线。

　　 7月15日，敌人的压力由于沉重的伤亡和运输力量不足而松弛下来，因此在次日我下令第二兵团进行反攻以恢复金城周围的阵地。战斗进行了四天，到7月20日这个兵团再次到达沿江的战线。阵地巩固了，金城突出部的战役就此结束。

　　 这次战役的意义在于，它对韩国军队等于是一次毕业考试，他们表现出有能力在沉重的打击下恢复过来，而且再组织反攻。同时，这次战役也提醒李承晚，在长期的停战谈判讨价还价过程中，敌人已组成了庞大的力量，而且可以肯定地使李的指挥官们相信，光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向北方突破是办不到的。尽管在使用军队后备力量去支援韩国第二兵团时，我有过多次焦虑的时刻，但是，我从未怀疑可以击败敌人最后的大举进攻。不过，看到中国人在这场浴血战争的最后日子里还要牺牲这么多人的生命，却是一次令人悲伤的体验。

　　 当韩国军队和敌人在战场作殊死战斗的时候，克拉克上将仍然大力进行工作，争取再度使我们这位爱发脾气的盟友李承晚总统听从指挥。做这项工作时，他得到了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瓦尔特·S·罗伯逊的帮助，后者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特别派来帮助劝说李承晚的。在罗伯逊向李承晚做工作的同时，克拉克被授权，不管李承晚的反对态度，加紧解决停战谈判问题；他向韩国高级指挥官说明这样看法：即美国对李承晚的耐心已接近最大限度的地步了。为了表示我们迫切的意向，我们减少了对韩国军队的供应，特别是弹药与石油产品的供应，削减甚至停止了用来扩充韩国军队的装备的交货，我在竭力提醒韩国的将军们，他们的国家和军队都是依赖美国的，如果李承晚继续抵制停战，那么援助就会没有指望了。为了进一步强调这一点，我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公开阐明我的态度：如果韩国决定要单独继续战斗，联合国军可以从这场冲突中脱身出来，不会有多大困难。应该说，我感到高兴的是，还没有人来要求我履行这一声明，这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

　　 最后李承晚还是妥协了。7月12日，他给罗伯逊写信保证，他不会妨害履行停战条款，尽管他对后果仍忧心忡忡。他换回来的是，从我们一方得到了一系列重要的让步：同意签订一项双边安全条约，同意长期经济援助，同意继续支持建立二十个师的计划；而且还达成一项谅解：如果停战后的政治会谈经九十天后仍无实质性的进展，到那时，美国和南朝鲜将退出会谈。

　　 随着李承晚态度的缓和以及金城战役的结束，缔结停战协议已无重大障碍。根据不强迫遣返的原则达成交换战俘的协议。在板门店，7月27日上午十点，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威廉·K·哈里森将军和南日将军签署了停战协定。该协定副本的签字仪式当天午后于汶山里举行，我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其他高级军官们都参加了。当晚十点第八集团军炮兵发射的炮火，在快到停战时间之前逐渐加强，然后戛然而止，战争就此结束了。

　　 次日白天，我乘直升飞机从前线的西头飞到隔离两方军队的无人地带的中心地区。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停止武力行动，站在他们的被炮火轰过的山头上，挥动着旗子和写有共产党口号的标语，高唱着挑衅性的胜利歌曲。他们为这一天的到来已准备了好几个月，有意向全世界表明：他们是胜利者，我们是失败者——对他们说来，在射击方面，战斗并未结束。我们的人默默地注视着这些宣传活动，而仅仅感到欣慰的是，严酷的战斗终于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