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驻柏林美军司令官·第九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我在德国的第一个职务，是担任在克拉伦斯·许布纳中将领导下的驻海德尔堡美陆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这个工作非常称心合意，分配到一幢很漂亮的能俯瞰内卡河河谷的房子。我动身来欧洲前不久，收到驻日本第八集团军军长沃尔顿·沃尔克中将的一封信，询问我是否愿意担任他的参谋长。由于我已接到去德国的命令，因此我只能有一个答复；但是，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似乎不是运气就是命运再一次注定我得去欧洲而不是去亚洲，这样我就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开始阶段，但我以后发现，象在巴斯托尼的情况一样，在那儿，后去者要打的仗多得很。

　　 我刚开始掌握我在海德尔堡的工作，就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最后使泰勒全家由内卡河畔迁至柏林。5月12日，柏林封锁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行政变革，从而结束了战后西德的军事政府，成立了一个由美、英、法三国组成的非军事性的高级委员会。总部设在柏林的美军司令兼军事长官克莱上将，光荣退役，由约翰·麦克洛伊任高级专员，总部设在法兰克福。

　　 这些变革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此后盟国如何行使它对西柏林的权力。虽然封锁结束使人们满怀希望，柏林今后的日子更好过些，但是苏联人的行动很快表明，冷战根本没有结束。他们开始就对柏林和西部德国之间的交通进行一系列新的捣乱行动，虽然没有封锁那么引人注目，但影响还是严重的。这些捣乱活动向柏林人证明，苏联人没有放弃他们的长远目标，把他们的控制扩展至整个柏林，并使它成为将在东部成立的所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面对这种新的威胁，问题是如何才能最好地把盟国在柏林的代表组织起来，以挫败苏联的政治攻势。

　　 就是在这种事态变化的背景下，麦克洛伊要求我担任驻柏林的美国高级代表。战前当麦克洛伊在亨利·史汀生手下任陆军部副部长时，我就认识他，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再度和他在一起工作。然后，我被解除了在海德尔堡的职务，赴柏林建立我的新机构。

　　 到达柏林，我即拟定组织我的办公机构的计划，最后定名为柏林美军司令部。尽管《圣经》告诫不得同时为两个主人服务，但是柏林美军司令还是同时为高级专员又为驻欧美军总部工作。前面一项职责，他是高级专员的个人代表，对国务院派赴柏林的代表团实施全面监督；后一项职责，他是现驻海德尔堡的汉迪上将的副手，就美国在柏林的一切军事活动要对汉迪上将负责。

　　 担任这一职务，遇到这样的美国上司和盟国的同僚，我感到十分幸运。驻柏林的英军司令是杰弗里·伯恩少将，法国司令是让·加内瓦尔少将，两位都是能干的、乐意合作的同事，他们象我一样致力于自由世界在柏林的目的。虽然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在柏林政策上有时不一致，但我们三人在对城市有影响的实质性问题上极少有分歧。我们的俄国对手是一位住在卡尔斯霍斯特的少将，他从没有在四国在战争结束时为管制该市设立的机构、军事管制总部中呆过。自1948年俄国撤出盟国管制委员会之后，军事管制总部事实上成了一个仅与西柏林政府打交道的三方机构。

　　 西柏林市长是精明能干的厄恩斯特·罗伊特尔，他一度是共产党员，后来转入社会民主党，成为他早先的同志们的可怕敌人。他除了是一位能干的行政管理者外，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当问题取决于需要保持城市民众士气的时候，他能唤起他的人民的高度热情，还能使他们坚强不屈。他是在那种时候领导市政府的一位不可多得的领导者。

　　 在担任柏林美军司令的过程中，我受到了有益的有关冷战策略的训练。在柏林，冷战含有全球性斗争的一切成分，还加上一些具有当地特点的成分。实际上，西柏林是一座完全被包围的西方堡垒，在敌人防线内一百多英里，无论在火力还是在部队人数上，都根本没有希望与敌方的力量相匹敌。从军事观点上来看，它是完全防守不住的，但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不论盟国方面的人还是德国人都没有说过投降。就我个人看来，我深信苏联人决不会冒风险，承担对柏林发动直接军事进攻的后果，但同时，我充分意识到不断笼罩在柏林的政治、经济和心理上的威胁。

　　 在我于1949年9月到任后的几个月中，最紧迫的问题是柏林的经济情况。战后柏林的经济情况一直很糟，由于苏联的封锁，更加恶化。封锁结束的时候，失业人数达到十六万，到1949年年终左右，增加到近三十万。后一数字约占西部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五，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五。 [ cdhyy注：原书如此。该数字有问题。战前德国人口为约6千万；按此数字计算则49年人口仅为200万，即使统计西德的人口也绝对不止此数。若仅说是西柏林的人口倒还比较贴切。 ]

　　 没有医治经济萧条的既快又方便的办法。战争结束时，俄国人运走了最好的工业机器供东部使用。残存下来的机器所生产出来的有限产品在西部很难推销，因为自封锁以来，西部的企业家对于柏林人根据合同交货的能力已丧失信心。扭转这种下降趋势的可能性，取决于马歇尔计划以及柏林的工业家使用这种援助以发挥其效益的能力。马歇尔计划的拨款在我到任时刚开始拨下来，我有幸能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华德·琼斯在我的手下工作，对运用拨款进行指导。琼斯和柏林一些工业家相处得很好，他们是欧洲最有才能的一些工业家，代表以前的巨型企业西门子无线电器材公司与德国通用电气公司。他们明白需要做些什么，他们和琼斯一起将美国资金投入重建柏林被战争毁坏的工厂。

　　 监督经济计划的实施和亲眼看着城市在战争的废墟上兴起，使我感到很大欣慰。在我任柏林美军司令的两年中，我对柏林的工厂、公用事业、运输系统、学校、教堂以及工会的了解，比我对任何美国城市的了解要多得多。在某项新的建设工程开工，或者某项新工程竣工典礼上，常常要请美军司令作为马歇尔计划的代表出席。还有不少帮助解决失业问题的公共事业计划，这些计划部分由西德政府开支。西德政府不大情愿每年向柏林提供一笔相当可观的津贴。

　　 在柏林，社会民主党是多数党，仅次于它的是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德国党屈居第三。我逐渐认识三个党的领导人，但是大概由于罗伊特尔市长的关系，我结识比较多的还是社会民主党人。我发现这些人同我在莱茵兰和欧洲其他地方所认识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一样。在柏林，他们的党支持对共产党的侵犯活动进行强烈坚决的抵制。要求用武力来抵挡共产党的侵犯活动，他们毫不表示反对。

　　 1950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时，我想了解柏林的德国同事们对于美国行动的反应，特别是对杜鲁门总统决定派美军保卫南朝鲜的反应。我询问一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杜鲁门的行动的想法。预料作为一名传统的和平主义政党的党员，他将会提出批评意见。使我大感意外的是，他竟热情支持这一行动，我问他为什么支持时，他回答道：“我们柏林人看到你们美国人用金钱帮助我们重建城市，有多么慷慨。你们不是用煎薄饼而是用你们士兵的生命去支持你们的原则，那就更没有说的了。”

　　 持续不断的冷战，使我们美国人和柏林人结成了十分亲热的在前线并肩战斗的伙伴关系。苏联或者他们的东德傀儡几乎没有一天不制造不友好的行动，以图对西柏林人进行捣乱、瓦解他们的士气，使他们不信任西方盟友。基本上由苏联控制的柏林电台进行无休止的反美宣传，企图使西柏林人相信：他们生存的希望在东方；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事是把美国人从他们的城市赶出去。共产党有很多折磨西区两百万德国人的办法，最普通的方法之一，是给出入城市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制造麻烦。此外，他们还可以停止供整个城市使用的高架铁路火车，或者切断由东柏林发出的，我们这边大大依赖的电力。他们还对数以千计的每日穿过东西柏林边界去上班的工人找麻烦，从他们身上勒索西柏林的马克。一个西柏林马克相当于五个东柏林马克。

　　 封锁结束后，最厉害的一次捣乱活动是1950年由所谓自由德意志青年在惠特森泰德搞的一次大型集会。据宣布，集会之后预料有三十万青年大规模侵入西柏林。虽然这样一种轻率的挑衅行动看来是很不可能的，但是盟军司令部和罗伊特尔都不能不采取种种防范措施。春季，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演习，参加演习的有西柏林警察、两个由柏林失业人员组成的民防营以及盟国驻军部队。同时，我们还想法研究不靠使用武器而用最小限度的暴力行动来控制敌对的群众的技术。但标准的军事装备一般说来不适用于这一目的，我们乃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权宜办法，诸如用水炮，简易的催泪弹，在汽车上安装短路电流，只要有人想推翻它就会触电。但是，尽管我们有一切准备，在5月28日集会的日子临近时，我一点也不轻松。我最担心的是西柏林人搞总动员，他们完全有能力把任何胆敢侵入的年轻共产党人撕成碎片。

　　 往往有这种情况，有了充分对付麻烦的准备却用不上，这一天的集会也是如此，只是虎头蛇尾。共产党领导人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他们的计划，不搞侵入西区的活动，这天平静地过去了。我坐在第一次飞行于柏林上空的美国陆军直升飞机里，沿着东西柏林的边界飞行，看着青年们沿着东柏林街道行进。我应说，他们给人印象很深，倒不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而是他们合着共产党音乐的节拍有纪律地正步走，很象当年他们的父辈为希特勒进军一样。

　　 在这段时期内，我学会了许许多多有关进行冷战的办法，并知道需要把多种来源的人力物力统一起来。我们在柏林的资本不是不多，但是必须要由一个单一的权力机关把它们集中起来用于共同的目的。这些资本包括精神因素在内，诸如西柏林人和盟国的目标一致以及他们联合领导的水平。由马歇尔计划的资助而得到加强的柏林工业生产日益增长。盟国驻军则代表军事资本，他们人数有限但质量很高。十家西柏林报纸和强有力的美国占领区电台代表宣传方面的力量。罗伊特尔和盟军司令们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力量联合用在有效地和及时地采取行动和反行动的计划中。

　　 为适应统一力量的要求，我们形成了通常在每天中午在暂作市府大楼的舍内贝格市政厅开一次会的做法。通常出席的有三位驻军司令和市长罗伊特尔，各人一般都带新闻官员来。由于局势的需要，我们还让部队司令官、警察局长、美占区电台台长，以及经过挑选的一些报纸编辑参加。讨论中占首位的问题通常是对已往二十四小时中苏联的恶意中伤与宣传如何作出反应。这些问题当场就予以解决。有时，还有一些较长远的计划，并不需要当机立断，或是只提出来供我们三国的高级专员参考。

　　 后一类问题中的一个例子是，我们考虑了一项计划，利用敌人对自由思想渗入共产党地界的敏感性来向敌人开展宣传战。想起纽约时代广场的灯光新闻牌很吸引公众，所以我谋求麦克洛伊的帮助，筹划资金在波茨坦广场设立一个俯瞰东柏林的类似的新闻牌。我们开始建设的时候，共产党当局愤怒至极，把它当作他们痛骂的对象，甚至威胁要开枪射倒这一侵入他们灵魂深处的东西。但是这个新闻牌没有发生什么事就建成了，在《自由新闻报道》的标题下开始工作。在昼夜不停的灯光照耀下，刊出的新闻也不过是真实地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不加评论，利用简单的事实作为有效的反共武器。

　　 我并不认为柏林防御只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包围圈内的人的私人事情。我们得到西方三国、特别是美国的强有力的支持，因而我们能为柏林办许多远远超出我们地方力量所能办到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是在舍内贝格市政厅楼顶上安装一座自由之钟。

　　 这口钟是由一名世界闻名的铸钟人在英国克罗伊登铸造的。它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成了西柏林的象征，铜钟的音响向东部被奴役的人民显示了自由的希望。但是它的安装却是美军司令分管范围内的差事，他有责任要把它放在市政厅塔顶现在的位置上。首先是运送这口钟的问题，它有好几吨重，运到西柏林要通过共产党的地盘。它只能放在德国铁路上的大平板列车上运来，因此行动不可能保密。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散布有关运送路线的欺骗性的指示，我们希望它们能够迷惑没有头脑的共产党人，然后希望能有最好的结果。钟安全地运来了，但肯定不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上面已被涂上了反美的标语：“禁止炸弹”。

　　 第二件担心的事是把它吊上市政厅楼顶，这是一项艰巨工程，但我们陆军的工兵有能力办好。最后的难关是在市政厅广场举行献钟仪式的集会上使钟准时敲响。将由西柏林居民崇拜的偶像克莱上将发表献钟演说，自由之钟的第一声钟声使演说达到高潮。我的任务是在克莱上将在讲台上按电钮时保证自由之钟敲响。

　　 这件事的最后一部分也许可被用来作为一个例子，说明要有对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作好准备的军事思想。我们首先装好了连接装在克莱上将讲台上的电钮与敲钟的机械设备之间的线路，并作了试验。但是，那一天也可能线路出毛病。所以我布置了两名健壮的士兵，手擎大锤站在钟旁，并在克莱上将身旁我的座位上安装了一部野战电话机和他们进行联系。如果我用电话指示他们，他们就用大锤敲钟。但是如果电话线路不通又怎么办？为了对付这种紧急情况，我们还在广场对面的一座高楼上布置了一名士兵拿着一件红汗衫，如果我向他摇手绢，他就向钟楼上挥动红汗衫，士兵们就敲起钟来。

　　 到了举行仪式的那一天，市政厅广场及其周围挤满了欢呼人类博爱的密密麻麻的人群。设在市政厅台阶上的讲台坐满了西方世界的领导人物。克莱作完了精彩的演说，按了电钮，钟声对着铁幕后面的人民响了起来。只要想想如果钟声不响会发生什么样的情景，我就不会对采取过分的预防措施而感到不安。

　　 有许多说明柏林重要性的形象说法：它象一股防止四周共产党湖泊冰冻的温泉，它象一个西方的橱窗，以对比显示出东方的贫瘠匮乏，它象东德集中营的难民眼前的一条生路。这些确实它都具备，但是，它还是窥视共产党世界的瞭望孔，对柏林这一作用，我印象颇深。它的地理位置有着作为盟国完全值得永久利用的情报基地的巨大价值。我从未确切地知道在西柏林内外有多少情报机关，但可以有把握地猜想，西柏林每一英亩土地上的情报人员比世界其他地方的都要多。

　　 当然，苏联人与东德人完全知道这些秘密活动，他们还尽其所能来战胜这些活动。他们的反间谍人员经常在西区进行绑架，突然把人绑到东柏林，被绑架走的人常常是从此永远消失了。但是，尽管他们对间谍活动十分敏感，然而苏联人从未严重干涉过波茨坦代表团。该代表团是住在波茨坦的一小组美国军官，他们被派驻在苏军司令部，作为驻海德尔堡的美军司令的代表，负责联络工作。在法兰克福亦驻有一相应的苏联代表团，他们为苏军司令负有类似的联络使命，两个代表团有权在它们所派驻的地区内自由往来。

　　 美国代表团对我们有很大价值，这与其说是它搜集到积极的情报，倒不如说它搜集到消极的情报起作用。对西欧的最大军事威胁是苏联从东德发动突然袭击。如果没有波茨坦代表在东德境内穿行时侦察出来的一些迹象，这种袭击就难于获悉。俄国人有时禁止代表团进入用作进行演习的地区。但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有用的警报，警告敌方在进行军事集结，需要注意。我始终不懂苏联为什么容许这种安排继续存在，因为他们的代表团收集到的情报对他们的价值不可能象我们的代表团收集到的情报对我们的价值那样大。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他们有意允许对他们的后方地区留一个窥视孔，可以让我们亲眼看到那里确实没有什么阴谋活动，从而可以避免我方可能发生误会，因为发生误会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1951年2月，我奉命返回华盛顿，首次到五角大楼去担任职务。我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柏林，但很明显，柏林的防御是一项长期斗争任务，当我在那里的任职期间，这一斗争是决不会结束的。我觉得，该市有明显的进步，但从长远来看，它的生存始终取决于随时会发生莫测变化的因素。首先是西柏林人本身的士气民心，在我任职期间，他们的士气民心高昂得惊人，但是，对他们的西方朋友左右摇摆的每一点点动静却极为敏感。这些朋友包括他们的西德同胞在内，这些同胞能在经济上援助该市，但对保卫他们免受军事进攻的威胁却都无能为力。就防御来说，西柏林仍然靠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保证，而只有美国才有实际的力量遏制共产党人。在此地，就象在共产党周围的其他许多地区一样，一个坚定的盟友究竟能否继续生存下去，要取决于美国的承诺是否始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