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西点军校校长·第八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1945年9月4日，我继弗朗西斯·威尔比少将之后，任西点军校第四十任校长，本校自1802年建立以来，已有三十八人任过此职，在校长办公室墙顶饰带上依次挂着他们的照片，当我坐在他们曾经用过的办公桌前时，他们的照片似乎显出怀疑的眼光审视着我这位新来者。他们是西点军校悠久历史的象征，现在，我要对他们负责并向他们起誓，我有义务当好军校的管家。根据他们在军校的经历来看，我的任期可能会象西尔韦纳斯·塞耶上校一样长达十六年。塞耶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以孜孜不倦的工作赢得“军校之父”的称号；但我的任期也可能很短，象博雷加德少校一样只担任了五天校长。他是内战爆发时由南方陆军部长任命担任校长的，那位部长去南方后，他很快就被免职了。我的情况是，一直工作到1949年1月，三年多一点时间，大体相当于历任校长的平均任期。

　　 我就任此职，并未从华盛顿军方上级那里得到什么特殊的训令和指示，只有艾森豪威尔将军向我表示过他十分关怀荣誉制度的维护以及军事领导艺术教学工作的改进。在我整个任期内，我可以在上级干预极少的情况下处理军校的各种问题，因此，如果出了差错，只应由我本人负责。

　　 在我任校长的第一年内，我把联系军校的过去并全面研究在战后应该如何办学，作为我的首要任务。我特别专心注意于弄清：课程是否与一般教育原则一致，是否在战争年代中过早地专门化的倾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在军事课程方面，我希望确保把注意力要集中在如何带好从平民中来的士兵时所必备的条件，而不是带好战前的那种职业兵。

　　 我认为，由陆军部批准的关于我校任务的公告，对于我们应该设法完成的工作，作了非常令人满意的说明。它指出，要给学员以四年大学课程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学员的品格和才智，这对于一个将来以军官为毕生职业的学员，在学习期间能不断成长是十分重要的。在军事课程方面，教育与训练应强调培育学员的品行与正直感；在文理科方面，实施平衡的、普通的高等教育；同时给予广泛的基础教育，而不是培养陆军各部门低级军官精通某项技术业务的能力。业务上的技能公认是重要的，但须留待西点毕业后再到专门学校中去培训。换句话说，军校不该是那种培养办事员的贸易学校，而是一所传授高等教育，造就未来军事领导人材的学院，要谆谆教导学员坚定不移地遵守校训：“责任、荣誉与国家”所体现的道德准则。后一任务要求学员们从相当年青时起就在军事环境中得到培养，在此环境中由那些慎重挑选出来的军官严密监督学员们的训练，军官们以身作则，奉行军校所追求的道德准则。

　　 1945年，当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发展军校时，有关军校任务的公告是我们工作的起点。幸好，我的前任及其同事们已预见到很多这方面的要求，并已设计了一套新的四年课程以代替战时缩短到三年的科目。在我到职时，这套课程刚好获得批准，但我还是重新对它作了必要的研究，一直到我自己认为合适时为止。根据我的建议，陆军部邀请一个由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康普顿博士为首的顾问委员会到西点研究这套新课程。他们在1945年11月提出报告，对教学方法、各部门的设备以及建议中的课程的组合表示赞许。该委员会对于规定学员空闲时间过多和课程的份量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报告建议减少军事教学以减轻课程的份量。康普顿博士在报告的最后指出：“由于陆军军官将必须担负各种不同的职务，所以在基础知识方面打下普通高等教育的基础，扩大视野，提高文化鉴赏能力，等等，愈益成为军校的首要任务。”

　　 我欣然接受该委员会的建议和意见，并在后来数年中大部分加以采用。在那段时期搞的重新制定学科的做法是很重要的，但远不是象有时所说的那样是革命性的。有些虽小但很明显的变化乃是从课程中去掉一些数学和科学的成分，重点放到社会和人文科学上。西点长时期以来就不是象十九世纪初期那样以工科为主的学校，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课程中还是有注意工科的倾向。现在，在战后时期，我的同事们和我认为，教授数学与科学不应把学员培养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而应为全体学员提供严格的智力训练，同时为了了解军队业务所需要的实用技术打下基础。我们在所有其他科目的训练方面，也作了类似的试验，以便验证这些教授方法对整个军官队伍有用，而不是只对部分人有用。

　　 军校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的教学，同我在这里当学员和教官时相比，迈出了大步子，这基本上仰仗赫尔曼·比尤克马上校和其他几位杰出教授的努力。我任职后不久，比尤克马的社会科学部由于乔治·林肯的到来而得到加强。林肯的军阶同比尤克马一样。他象其他数位在战时任命的教授一样，放弃了准将的军阶而成为一名上校衔的终身教授。另外一个例子是史坦普斯上校，他创建了一个富有生气的军史学部，重点放在对军事领导艺术的研究。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这一领域表示了他本人的关怀，为了加强这一领域，我指示设立一门称之为军事领导心理学的新课程，并招聘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领导工作方面有突出成绩的军官来讲课。他们衣服上的勋章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有资格进行领导艺术的教学，并使学员们对他们肃然起敬。

　　 根据我自己以往的经验，我感到在学科的结构中英语部门一直是最薄弱的。我觉得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在离任时，在这问题上发表的犀利看法至今仍然有效：“长期以来突出的问题是，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在严密的科学方面往往具有第一流学者的水平，唯独在文学方面却平庸得很。他们写的正式报告，往往是文字枯涩，没有文采。”在挑选我们的毕业生任教官时，除教英语的外，并不难找到很有水平的能在军校中讲授大学课程的教员。有培养前途的英语教员在绝大多数非军事院校中难以找到，特别是在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中似乎更稀少。所以我决心在这门课程的教学方面亲手来抓，首先是精心挑选教授，其次是检查课堂教学质量。此外，我还用我的职权支持举办公开演讲与辩论，我从经验中认识到一名陆军军官口才流利极为重要，在他们的军事生涯中，绝大部分都要靠口才向文职上司述职和申明工作上的需要。

　　 至于说明西点本身任务的问题，我作为军校的一个发言人，花了大部分时间来寻求关于“西点的目的”这一问题的明确答案。军校作为一所全国性院校，当时已将近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然而，它为之服务的国家显然对它了解得极少。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知道些错误的或者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着灰色制服、佩剑和饰带闪闪发光的学员队伍确实蔚为壮观，但这并不是西点。我们还为我们有杰出的运动员而骄傲，1945年我们为我校的足球队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大学生足球队而自豪。但是，体育方面的出众也不过是西点的一个方面。我认为更需要人们了解的，应该是它作为一所为培养将来负有国家安全重任的领导人物的全国性院校的任务。

　　 为此，我着手悄悄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来解答“西点的目的”这一问题。这首先是为了某些特别关心西点的团体的利益，其次是为了一般公众。我不想讲详细情况，只想说这个活动花了我很多时间，在许多宴会上发表了讲话，拜访各西点协会，给校友和学员家长写信，在国会的一些委员会上露面，以及访问大专院校。我们认识到，要为西点辩护，最有力的还是学员本身。因此，我们鼓励学员在假期中回乡去作演说，派学员辩论小组在全国各地参加大学校际比赛。

　　 战后，我们在体育运动方面表现杰出，是西点出名的资本，但随之也给校长带来许多头痛的问题。首先它招致人们的指责，说西点从逃避兵役的人中选择足球队员，从而使他们得以西点学员的身份，在三年中躲过了战争。总的说来，这种指责对大多数学员都是不公平的。如果真有逃避兵役者，该受指责的是那些为儿子寻找庇护所的家长，而不是学员本人。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在战争时期，如果不先在部队中至少服役一年的人，就不能让他入学当学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颇为流行的大学足球并不适合西点的教育方式。以前，足球队同全体学员有鱼水之情，每个学员均为此而引以为荣。竞赛时间的安排自然不算困难，也不会很长，门票收入是第二位考虑的事情。在我当学员的时候，陆军同圣母大学的球赛是在旷野上进行的，观众只是坐在临时看台上，不收入场券。

　　 我当校长时，发现此种简单的形式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比赛日程须经过广泛协商，在头好几年就定出来了。在我任校长期间，我没有看见过一场比赛是在我任职期间安排的。学校安排的比赛日程给球员们带来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要为每个星期六去对付国内最好的球队而作充分准备。为了利用工作日的每一分钟，他们每天的日程安排与其他学员大不相同。他们单独在一块工作，一块吃饭，经常分成小组在自愿来帮助他们学习的学员的指导下进行学习。这种不正常的生活方式使足球队员们和学员队的其他人隔绝，最终导致思想上的疏远，我可以肯定，正是这些问题导致在数年后发生那件作弊丑闻，结果造成差不多整个球队被开除的悲剧。作为校长，我并未清楚而及时地觉察到在西点搞第一流的足球队所潜伏的有害影响，这使我始终引以为憾。

　　 此时，我感到球场上获胜造成更多的直接后果，诸如：安排同更多的球队比赛的压力，球赛季节后玩滚木球，答应我们的球员巡回参加足球界的宴会。我们杰出的球星布兰查德、戴维斯和塔克在全国有口皆碑，成为青年一代崇拜的偶像，而我作为校长竟被湮没无闻。一次，一个由纽约民间头面人物组成的代表团来西点参观时，使我清楚地看到自己遭贬黜的形影。代表团临去时，团长来我的办公室感谢校方的招待，象是最后对我表示好意，当时他转过身向他那十二岁左右的儿子问道：“比尔，你不想要这位有名的将军亲笔签名留念吗？”比尔冷冷地从头到尾看了看我，然后回答道：“不要，我要布兰查德的。”

　　 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即将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我向他讲了此事，并向他指出，如果他要当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中第一号人物，就要提防这种常胜足球队的危险性。他在1947年6月毕业周期间访问西点时，在我的房间中，就工作岗位问题和包括参议员托马斯·沃森在内的哥伦比亚的董事会成员进行了某些商讨。在去参加毕业典礼的路上，他转向我说：“你知道汤姆·沃森和那些家伙们叫我干什么吗？当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为什么我仅能干这份差事！”我始终认为他是以诚挚的热情来担任此职的，期望有机会能在哥伦比亚的学生身上施展他杰出的领导才干。我恐怕他很不清楚一名大学校长的主要职责是筹款和行政工作这一性质。也可能他希望改变这种性质，能干起来比较得心应手些。无论怎样，我提出的关于搞第一流的足球队的警告可能使他阻止让哥伦比亚足球队成为球场上的一支劲旅。

　　 虽然我当过四年学员，在回来任校长之前还当过五年教官，但是我从不欣赏西点享受一所大学那样的许多有利条件。一个最明显的有利条件是，国会为学校、也为学生拨款。校长没有筹募经费的麻烦事情，学生也不会因无力缴纳学费和膳宿费而被迫离校。另外，这种财政上的独立性带来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它有能力开设仅十至十五名学员的小班。这种小班是一百多年前由西尔韦纳斯·塞耶倡导的教育制度中的教学单位。他不仅坚持要办小的教学班，而且强调对每名学员每日活动进行密切监督的重要性。这是一种需要聘请许多初级教官而耗资巨大的事，地方大学是很难办到的。

　　 为了要有足够的初级教官，西点在全陆军中搜罗它的年轻毕业生。教授们密切注意军校中的每一个班级，关心那些表现出有教学才干的人。这些在以后调回来任教官的人，通常在毕业后先接受一年时间的学习准备。这种依赖西点毕业生当教官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某种担心，怕教员之间过分亲近而排斥异己。它使我急切地从地方上找合适的教员。虽然我有幸找到了一些学者，诸如乔治·斯蒂芬斯博士和拉塞尔·阿尔斯波博士领导英语学部的教学，但是很难吸引年轻能干的教员到校任教。在一所军事学校中，不明确的教授大学科目的思想，吸引不了大多数以教学为职业、一般有志于研究生的教学与研究的人才。所以，尽管我们努力在地方上招聘教授，我们还得主要继续依靠年轻军官们担任教官。我必须说，拿他们和我在大学界中看到的教员相比，他们还是很不错的。

　　 战后，在“指责将领”时期，人们对西点进行了许多攻击。有些攻击是针对老同学关系的，宣称这种关系给毕业生带来了不少好处，大概正是因为这种关系，造成从一个仅占军官队伍百分之一的团体中选拔大量将领的现象。这种批评根本不顾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将军是由非西点出身的参谋长乔治·马歇尔选拔的。另一种指责是，攻击所谓没有什么军事头脑，并推断这也源出于西点。我希望我们的毕业生作为一名军人具有军事头脑，正如我希望我的律师有法律头脑一样。至于我们的毕业生军事头脑究竟如何，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

　　 一种更为阴险的攻击是，西点应办成专门化的军事研究生院。这种攻击得到一些受骗上当的朋友们的支持。我觉得，这种想改变西点任务的主张，对于学校是为陆军提供领导人才的历史任务将是一种致命打击。领导的质量取决于保持军官队伍的荣誉和忠诚的标准，这些道德标准正是规定了西点教育始终一贯的目的。这种无形的东西只能在青年人成长期进行培养，托马斯·杰斐逊说，人生的这一时期，“适应性强，容易管教，喜好模仿；在这时期，这些东西 [ 译注：伦理道德原则 ] 可以很快学到、并铭记不忘。”如果军校改成研究生院，学生们入学时，习惯和性格无论好坏均已形成，西点就无法加以改变。

　　 幸好，我们挡住了使西点办成研究生院、或对其教育目的作任何根本性改变的动向。有一次我吃惊地发现，艾森豪威尔将军明显地注意这样一个建议，就是把西点学员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学员的住处分成两部分，一名学员在两所学校中各住两年。幸好，实际困难很多，这一建议推行不了而很快被否定。例如，有人提出了一个滑稽可笑的问题，如果西点把安纳波利斯学校球队中踢后卫的一位球星在他当西点的学员时开除，那会怎么样呢？更为严重的是，改变环境的力量和标准可能会对学生们造成不利的影响。我难以相信，叫一名青年人在哈佛大学读两年又在耶鲁大学读两年会比一名在一所大学中一直念四年的学生善于对付毕业以后的生活。就一贯致力于造就陆军或海军的专门人材的军事院校来说，主张对学生的教育需保持一贯性的论据业为充分有力。

　　 培养学生具有到军界供职持久的才能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军校有许多实现这一目的的资本：校址设在赫德森高地，环境优美，毕业生们卓著功勋，人们在各处感到西点悠久历史的鼓舞力量。校长能够做些事情来加强这些影响，挑选可做学员们活榜样的军官就是其中之一。在战后这段时期中，我应说，西点的教员队伍集中了这么多令人信服的经过战争考验的老资格军人，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他们在学员队中所产生的影响与他们的品质是成正比例的。

　　 如果军官们要让学员感到他们的影响，就得让学员对他们有透彻的了解。我记得我当学员时，我母亲第一次到西点来的情形。我得在参加列队操练后去会客室见她，可是，我去见她的时候，看见她正和一位教官谈话。正巧，谈话的正是数学教授查尔斯·埃科尔斯上校，此人在学员心目中是个极为可怕的吃人妖魔。所以我悄悄藏在一棵树的后面，等到上校走开了才急忙跑到母亲那儿，向她说明他的身份。但她全然无此印象。她说：“为什么？我看他倒是一位令人可亲的先生。”在这段时期中，我经常向我的同事们讲这件事，促使他们做到使别人感到可亲，不要象埃科尔斯上校及其同时代的教官那样，对待学员和他的家属，装腔作势要少一点。

　　 在我这方面，则集中精力去了解高年级的学员干部和荣誉委员会委员们——他们负责监督荣誉制度的实施。我强烈地感到，我们应在学员的训练和纪律方面，尽可能地让高年级学员干部多负点责任，象学员队队长所作的那样——第一任学员队长是闻名的第一○一师师长格里·希金斯，以后是做过巴顿将军副参谋长的保罗·哈金斯上校。我们在学员干部所能有的有限时间内，最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总之，他们也必须学习和通过考试。但是，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有责任对新生进行训练，如果他们在执行这一重要职能时，能避免高年级学生的那样过分狂热的行动。

　　 已往对待新生的粗暴行为，经常是引起争论的问题，也是难于向议员们、家长们和一般持批评意见的人说明白的问题。新生入学后，马上进行夏季训练，人们称之为进“畜牲营”。这段时间，对于突然被投入一种陌生的、似乎是不友好的环境的青年人来说，过去是、现在也是特别困难的时期。这种训练有意搞得很艰苦，目的是要使新学员抛弃悠闲轻松的老百姓生活方式，使他们迅速地在精神上振作起来，并增强他们的体质以适应紧张的学员生活。还要根据不学会服从就没有资格指挥这一正确的原则，向新学员灌输严格服从领导的思想。训练新学员的工作在学校战术部陆军军官的监督下，大部分由最高年级的学员负责。

　　 艰苦的训练极容易被人弄成欺侮和戏弄，尽管多年来捉弄人是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的。除了对新生的影响外，如果西点当局使它的毕业生学到的领导方法并不适合于训练他们将要带领的士兵，这是不能原谅的。因为这种种原因，我坚持要对新学员训练制度作彻底研究，象二十五年前麦克阿瑟呼吁我当时所在的班级一样，我要求高年级学员干部在新学员训练工作中坚决去掉可能同培养一个好学员没有直接关系的任何做法。我喜欢引用前任校长、内战时期闻名的约翰·斯科菲尔德少将的有关纪律的定义的一段话。他说：

　　培养一个自由国家的士兵在战斗中忠诚可靠的纪律，不是靠虐待和残暴获得的。相反，这样对待士兵，更可能的结果是破坏而不是建设一支军队。采用那种能使士兵不动感情又唯命是从的方式和语调，就有可能贯彻命令和进行指挥，而采取与此相反的方式和语调，只能引起强烈的反感和不服从命令。

　　 为了强调这一主题，我请了许多军界著名人物到校讲课，向学员们介绍一些堪称领导楷模的人物，如艾森豪威尔、阿诺德、斯帕兹、柯林斯、格伦瑟、“怀尔德·比尔”·多诺万，等等。

　　 根据提高今后学员的质量的需要，特别是发展领导方面才干的需要，一致要求淘汰那些无力达到学校标准的学员。但是，所有这类标准必须是合乎情理的，运用得公平合理。校长的另一项职责就是核查这些标准是否继续有效。

　　 学年结束时，任何一门课程学习失败，常常招致开除或留级。很少有人对这一标准提出异议，因为学员达不到标准是根据学员在学年中的各次考试或期终考试中所得的分数判定的，这是可以检查的。我所担心的不是导致开除学籍的学习分数，而是增加学员的学习负担的倾向和提高入学的分数标准。西点同大多数大学一样，在四年教学计划范围内找出时间完成大学学位的一切教学要求是有困难的。我们的教授们都是些想要尽善尽美的人，想努力提高对学员的教育，常常在他们的课程中增加一些新内容，他们在学员的每周七十二个小时工作之外还要求有更多的教学时间，挤掉学员们每天两个半小时的课余时间。我的工作之一，就是保护学员避免那种出于好心而强加给他们过分的负担，并在文化知识和军事教学两个部门之间抢时间的竞争中进行裁决。

　　 同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越来越想要求报考军校的学生要读完大专院校水平的课程，特别是数学和科学课程，这样，西点的各教学部门就可以省去某些基础课程。这种提高入学要求的做法可以争取到一些教授们在寻求的额外的时间，但是却违背了长期执行的原则：在优秀的美国中学毕业生中，基础好的学生应该都能进西点。我认为，无论从军事方面说，还是从社会角度说，这一原则现在仍然是重要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使西点成为那些无法进入专科预备学校或大专院校的青年人也能投考的军事学校。有一句话说：“不要使一名只是阿比林中学出身的青年进不了西点。”想起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情况，这句话颇有道理。

　　 西点一个班级的淘汰率常常是很高的，四年内达到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其原因是，有的学业不佳、有的退学、个别的品行不端而被开除。然而，尽管淘汰人数这么多，大多数西点学生都承认，每个毕业班里都还有少数几个人本来就不应该得到学校的毕业文凭和被任命为少尉军官的；虽然他们全都达到了一般的标准，但是同学们和许多教员都知道他们不是缺乏领导才能，就是当军官没有什么前途。

　　 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及时识别这样的情况，并施以正确的训练、或者更严格些，在毕业之前就把他们淘汰呢？为努力寻求为大家所能接受的答案，我们开始设计一种制度，这一制度可以执行陆军部现行条令中允许将一名不适宜于在军界供职的学员给予退役处理的规定。我充分认识到，对于仍在成长中的青年人的潜在能力进行估计是困难的，因而我决心对这类没有把握的问题谨慎行事。此种评定才能的制度在最后被批准时，强调应该作矫正性努力，同时对极少数明显不合适的学员保留采用开除的手段。判断一名学员的才能的高低，我们依靠和他最接近的军官们对他的估价，校内专业心理学家们的判断，以及他所在连队的学员对他的评价。学员们评论的过程可以说是有关各人声望的竞争，但是，需要回答的问题简单得出人意外，诸如：“在你们班二十人中，你最喜欢谁同你在一起战斗？你最不喜欢的又是谁？”

　　 整个说来，我觉得我们对于军队工作的才能及其来源和表现的研究，有了大有希望的开端。军界有点象教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干得了的，只是那些具有真正才能的人才行。这种才能某些人可能天生就有；其他人可能通过与人交往和训练而得到。某些人留在军中只是为了糊口，而不是为了实现一种抱负，那么他们决不会有远见的，军校有义务不让政府在不成材的军官身上耗费时间和金钱，也有义务不让人从事他不可能胜任愉快的职业。鉴别才能的制度是履行这种义务的开端。

　　 在设法提高西点毕业生质量时，有一个重要方面是校长无法解决的，那就是挑选投考西点的学生。大多数学员由议员们推荐，某些议员将这种特权看作一种爱国的义务，还有些议员将此看作是他们享有的政治上的特权。实际上，大多数议员自觉地检查过他们所保荐的青年人的质量，而且保荐来的许多人对于后来的学校生活和在陆军中的生活很有兴趣并引以为骄傲。保荐制度虽保证了学员队伍有广泛的全国代表性——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考虑，但却不能保证学员队伍能由全国最优秀的青年组成，不能保证他们不论在何种时候均愿到陆军中供职。选拔制度的改革就能为最出色的美国青年加入西点学员行列提供最有希望的途径。

　　 我不认为我的每位前任都怀着那种他们已经完成了想要完成的一切任务的愉快心情离去。但肯定说，我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曾希望我起码要向1949年毕业的学员颁发文凭，这个年级是和我一起于1945年进校的。但当时的参谋长布莱德雷将军却不如此想。所以在1949年1月28日，我把学校交待给继任者摩勒少将，离开学员们，驱车去纽约乘上一架陆军运输机到德国去就任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