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突出部”到贝希特斯加登·第七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12月初，我奉命返回华盛顿，代表十八空降军参加当时举行的关于改变空降师的组织和装备方面的讨论。自从八十二师在西西里参战以来，空降师的结构显然必需根据战斗经验，包括现在在荷兰作战的经验在内，作许多变动。12月5日，我同我的副官托马斯·怀特上尉启程飞经苏格兰，次日，抵达华盛顿。在华盛顿，我谒见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及马歇尔将军，随后即投身于一连串会议之中。我几乎没有遇到总参谋部的什么阻难，就取得了我所希望的有关空降部队编制方面的改革，这主要是因为马歇尔将军已经作过指示：参加作战的师长们应该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东西。

　　 这件事办完以后，我根据马歇尔将军的指示，巡视了若干空降设施，并看了一些正研制中的空降新设备，其中有第一门七十五毫米无后座力炮，新型冬季服装，以及费尔柴尔德公司正在黑格斯敦制造的新型空降运输机。我还到北卡罗来纳州访问了刚结束赴欧洲前的训练的第十三空降师。

　　 我在旅途中看到当地的报纸开始报道关于德军在比利时阿登地区发动的攻势，但是，这些报道看来都夸大其词，我并不很注意。我刚从荷兰回来，深知曾同我们较量过的大部分德军质量颇差，看到了证明德国军队士气低落和丧失战斗锐气的种种迹象。但是，12月21日晨，华盛顿在一项官方声明中宣布，一次猛烈的攻势正在激烈进行，这个消息使我急忙赶赴五角大楼。在五角大楼作战处的形势图上，表示在比利时中部城市巴斯托尼的第一○一空降师的蓝色标记的周围是一片表示敌军的红色标记。看来五角大楼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师的困境，但这个师的师长却一无所知。

　　 参谋人员很快就使我了解当前的情况。他说明阿登的被突破以及因而形成的对米德尔顿将军的第八军的严重态势。这个危机导致作出决定，把远在百里之外的正在休整的两个空降师投入作战。12月18日，这两个师用卡车急运至比利时，并于12月19日投入战斗，及时阻击了德军部队的挺进。

　　 第一○一师的任务是控制巴斯托尼交通枢纽，德军失掉这一枢纽，向西的进路将受到严重限制。部队于黑夜到达后，我离职期间代理指挥的托尼·麦考利夫将军即部署各步兵团把守各主要通道，并命令现已任第五○一伞兵步兵团团长的尤厄尔上校向前挺进，同德军接触，按参谋手册的用语来说就是：“发展形势”。

　　 正如不久后所发展的那样，形势是非常严重的，但到了12月21日，在我听取情况介绍时，由于补充了许多炮兵和装甲部队，实力有所增强，看来已经在防御阵地上站稳了脚跟。然而，就在前一天夜间，由于德军在巴斯托尼两侧向西推进，我师完全陷于包围之中。在此紧急关头，我发现我自己很象当年谢里登将军 [ 译注：菲利普·亨利·谢里登美国十九世纪中期著名陆军将领。 ] 在温切斯特战役开始时的处境一样，只是我距离我应该身临的火线与他那时相比要远百倍以上。

　　 我立即去见马歇尔将军，向他作了一个关于我最近巡视情况的简要的口头报告，并要求他允许我立即返回欧洲。他同意了，但是天气却留难人。那种曾经影响德军在比利时进攻的时间的坏天气现在遍布于北大西洋，以致所有飞机在四天中不得起飞。在这倒霉的四天里，我无所事事，只能在五角大楼内注视西德“突出部”战局的进展。12月24日晨，我得到通知，自坏天气以来第一架飞机将于当晚起飞，这是一架运货机，我愿意乘坐吗？我还能有什么别的希望呢，所以我打电话给我的副官汤姆·怀特，那时他正在波士顿探家。我告诉他出发计划，然后回家整理行装，同时帮助我的妻子准备度圣诞节。在圣诞树装饰好了，礼物也在四周放好了之后，我向泰勒家人中最勇敢的战士——我这本书就是呈献给她的——告别，然后驱车赴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货机在那儿等着。怀特和我爬上飞机，在物件和货箱中找好坐位，我们终于起飞了。

　　 这次飞行无疑是自林德伯格以来最长的一次横渡大西洋的飞行。我们是向东飞行，无法抢在时间之前，所以只得在空中度过圣诞节，而且在12月26日，我们才到达巴黎郊外的奥利机场。飞机一着陆，我跳上一辆等着的轿车，赶赴在凡尔赛边上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部。在门口，我虽然穿着一身美国陆军少将的制服，但也不得不出示我的身份证，才得入内。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对伞兵的惊恐程度，这种惊恐情绪那时已由“突出部”传到了巴黎。

　　 这种惊恐是由我的老对手，冯·德海特中校造成的，他作为德军第六伞兵步兵团长，曾同我师在诺曼底交过手。希特勒命令他在德军部队奔赴“突出部”之前，迅速组织一次伞兵空降。自从他们在克里特岛取得代价高昂的胜利以来，德国人不打算再搞空降作战，让他们的伞兵部队变成普通步兵，仅保存其伞兵番号。因此，冯·德海特召集不到几个老兵来执行他的任务，而只得使用只经过很少或根本没有受过伞兵训练的部队。德国空军同样也没有准备，不能提供有空运部队经验的驾驶员。不管怎样，冯·德海特还是凑成一支特遣部队，几经周折之后，在12月17日凌晨的黑夜，在雪花纷飞下执行了它的空降任务。

　　 空降极为分散，冯·德海特集合起来的部队没有超过数百人。从直接的军事意义上来说，他的成就极小极小，但谣传大大夸大了他们的兵力，又由于大量使用假人伞兵而把他们的兵力夸大得更加厉害，使得美军许多部队分兵去包围根本不存在的伞兵，结果当然一无所获，并使得远在法国的士兵和老百姓到晚上都要看看床下有没有躲藏的伞兵。

　　 冯·德海特无计可施时，他把俘获的美国俘虏还有他自己的数名伤兵，在“突出部”的北面送回盟军前线，他以为他的正面是第一○一师(其实是第八十二师)，他在一份空白德军战地电报纸上用铅笔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蒙特里奇以北

12月17日16点

　　致第一0一空降师师长泰勒将军

　　将军：

　　随信送去六名我所俘虏的美国士兵以及数名在跳伞时负伤的我团士兵。你应该记得我，在卡伦丹以及在荷兰我曾同你作战。在卡伦丹，你曾命令我投降。现在我请求你，如同你所知道我团曾对你师伤兵那样，很好地照顾我的伤兵。

　　顺致敬意

冯·德海特男爵

中校伞兵团长

　　 我以前从未见过冯·德海特，直到战后在芝加哥的一次企业家会议上才偶然见着他。那时候，他已经成为德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而且看上去是个十足的学者，完全不象个处处涉足的伞兵部队领导人，他曾使许多人在12月的寒夜中不得安眠。

　　 我一进入总部，就去找我的老朋友，艾克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他当即否决了我提出的派一架飞机把我空投到巴斯托尼的请求，但他向我保证说，第四装甲师的一支部队已经突破了德军战线，并于当天和第一0一师建立了联系。他还说，美国装甲兵正在遣送许多在巴斯托尼负伤的伤兵，从战斗一开始，麦考利夫将军就极为关心如何照顾伤员的问题。史密斯只是一股劲地高度赞扬我师举世闻名，赞扬我师在巴斯托尼英勇作战的事迹，足以同麦考利夫以“滚他妈的蛋！”一句极为干脆地答复德军司令官要求该城投降的话媲美。

　　 在拜会了史密斯之后，我立即离开总部，驱车赴摩默隆去收拾我的战斗装备，同时会见我的新参谋长迈克·米凯利斯。迈克原是第五○二伞兵步兵团团长，在荷兰负重伤，在英国住院治疗一个时期之后刚刚返任。我没有重新派他担任消耗体力很大的作战部队的指挥官，而任命他为参谋长，这个职务本来是巴德·米伦纳担任的，因他在我离职期间阵亡而空缺。

　　 我打算在次日早上就出发到前线去，所以约在下午七点到达摩默隆，听取了关于当地形势的报告后就上床睡觉。但是，我无法入睡，于是叫醒了汤姆·怀特和我的司机查尔斯·卡达斯，深更半夜乘轿车出发去比利时。这是一次长途行车，在黑夜数小时的行驶中，只是偶尔听到一些仍在搜寻德国伞兵的以打枪来开心的后方士兵射击声。在卢森堡，我去看望了布莱德雷将军和巴顿将军，两人都深信德军的前进正被遏阻。他们讲述了向突出部两侧发动反攻的计划。

　　 我乘吉普车离开卢森堡，向北穿过阿尔隆到达第四装甲师的防区。该师在前一天已突进至巴斯托尼。在先头部队的指挥部里，我得到了关于最新形势和前方道路状况的情报。我发现第四装甲师的坦克已从巴斯托尼撤回，但是，据信，经过阿森的公路是畅通的。我的装甲兵朋友提出给我一辆坦克坐着进城，但是，考虑到机动比防护更安全，我决定还是乘用我的吉普车。在我们向巴斯托尼作冲刺之前的最后停留点上，有三名战地记者在一个前线营地围炉取暖。我指着我的吉普车上的一个空位子，提出带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和我一起到巴斯托尼。他们都谢绝了，这样就无法见到有关这场战争中一个最为壮观的插曲的头条新闻。

　　 通往阿森的一段路只有一英里多一点。一路上虽到处可见昨日战斗的残迹，烧毁了的坦克、焦炭般的卡车，但现在却只听到道路两侧树林中的零星枪声，不过还不能在那里闲逛。当我们在巴斯托尼边缘碰到第一0一师一队工兵出来收集当天空投到师防区的补给品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总算是安全到家了。他们向我们指明了到市中心的师指挥所的路。12月27日下午四点十分，正当寒冬的夜幕降临白雪覆盖的阿登时，我们到达了指挥所。

　　 麦考利夫和参谋人员正聚集在指挥所内喝酒。在欢乐的重新聚首过程中，我向他们讲述了外界对巴斯托尼的防御战的反应。当我说他们都已成为英雄人物时，他们都不相信，同时对他们是被“救”出来的说法表示愤慨。我师在德军封锁了这个城市的第一天就已经表了态：“他们竟把我们包围起来，这些卑鄙的狗娘养的！”

　　 晚饭后，麦考利夫介绍了我师的形势，强调了全体人员的信心以及他们不在乎明显的孤立处境。我师兵力，不计配属部队，约有七百名军官和九千五百名士兵。由于第四装甲师的帮助，弹药得到补充，全部伤兵均已后送。虽然只有一条通道，但比没有要好得多了。我给第三集团军(当时我师属此集团军)司令部打电报说，第一○一空降师已作好准备参加预计不久将发起的对德军突出部侧翼的进攻。

　　 重新回到家里真是太好了。这场战争有两件使我最感失望的事：取消对罗马的空降攻击和巴斯托尼战役头十天我不在现场。不过，对后一件事的失望情绪，由于我对我师的表现感到自豪，以及认识到托尼·麦考利夫确是一位杰出的战士的喜悦心情(虽然认识过迟)而大为减轻。不幸的是，由于他新近获得的声誉，我们第一0一师即将失去他。在巴黎的时候，比德尔·史密斯就曾答应我，有师长出缺就任命他。几天以后，马上就实现了。他在1月初离开我们。在送行宴会上，我们庄重地送给他一副护腿，以替换作为他即将离开的空降部队标志的伞兵靴。

　　 此后三天中，我巡视了防御阵地，并和指挥官们谈话。前线部队的阵地一般都很坚固，射界和视野都很好。这个城市是贯穿阿登南部的各主要道路的中枢，是德军向西推进或是开始后撤的必争之地。但是，他们想夺取它为时已晚。有四个步兵团牢固地把住各条通道，还有第九及第十装甲师的一些部队以及另外几个炮兵营的支援，巴斯托尼是不可攻克的。相反，它已经成为插入德军南翼的一个反突击部，以及一个潜在的前进基地。

　　 气候在很多方面比敌人还难对付。大部分时间，天色老是阴沉沉的，使得友邻部队的空中支援很不可靠。但又不能阻止德军轰炸机在夜间的自由行动，而且由于巴斯托尼是一个显著的道路交叉点，所以他们并不难于发现它。短暂的白天，以及雪地的雾气，使能见度受限制，每天只有早上八点至下午四点才宜于作战。而且白天的最后个把小时还要留给我们的士兵挖掩体，准备安稳过夜。地冻得很硬，步兵不得不经常请工兵帮助炸开地面修筑掩体。

　　 我很快就发现，打开阿森道路并非战斗的结束；事实上，巴斯托尼的最激烈的战斗是在新年到来之后。它开始于1月3日，那是在收到第八军的预告性命令之后。命令要我准备好向东北方向攻击以配合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切断突出部底部的总攻。根据这一命令，我们在防线沿线发起了一些局部的进攻，以加强参加这次总攻的准备。也就在这个时候，德军高级指挥部从东北部、北部和西北部向巴斯托尼发起新的进攻。结果，两支对垒的部队在大雪和浓雾中，在近距离内遭遇，发生了一系列的激烈战斗。幸好，我们部队经常是在熟悉的地形内作战，给德军以重大杀伤。很快田野上躺着不少德军尸体，冻得梆硬，象大雪覆盖的一根根木头一样。

　　 在我们防线的北面，德军坦克部队很强，而我们空降部队的反坦克武器却很弱。然而，防守该区的第五○二团的步兵们坚守阵地，证明了他们经得起战斗中对一个士兵的最严峻的考验——蹲在掩体中让敌人坦克越顶而过，然后从后面攻击。火箭筒和手榴弹击毁了一部分坦克，大部分还是被我方赶来参战的坦克和自行防坦克炮的炮火所击毁。

　　 次日，1月4日，第三二七滑翔机步兵团的防区成了战斗的焦点，敌人在其他方面挨了打，就向我防线西北面进攻。此处，敌人同样被击退，结束了这两天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德军自巴斯托尼战役开始以来，第一次显示了在不同地点同时发起进攻的能力。如果他们早几天在我们筑好坚固阵地之前就这样干的话，结果会大不一样。

　　 美国人在各地的反攻受到阻滞，也一直没有收到叫我们发动进攻的命令。我利用这段空隙，将师指挥所从城市中心的营房中搬出来，我师一来就把指挥所设在市中心。我讨厌这个地方，因为坦克开过去就把我们的电话线压断，而德国轰炸机的飞行员又常来光顾，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找到我们。月初，我在格赖因德尔男爵夫人的一座小别墅中设置了作战指挥所，该处离巴斯托尼西南一英里多。在我们搬去以前，它一直是第三二七团的一个前线连的连部。虽然此处距敌人仅二、三百码，又常遭到敌人迫击炮的攻击，但到夜间却甚为安静，通讯也不易中断，比起在巴斯托尼市中心当靶子来要好得多。所以我决定把指挥所的所有其他部门都迁到师防区最西南的勒普雷岛去。在德军以远程大炮突然密集轰击来欢迎我们的第八军司令托里·米德尔顿中将的视察，造成数人伤亡之后，便加速实施这一决定。

　　 1月9日和10日，我师再次准备支援对突出部南面的反击。但是，经过两天的在未曾见过的严寒和大雪中的苦战之后，集团军司令部又下令停止反击，这一次是由于德军对萨尔布吕肯地区以南正逐渐形成威胁。最后终于在1月13日发起攻势，我师向东北方向攻击，攻击一直未间断，直到1月17日取得了全部胜利。此时，南北两翼的装甲部队在巴斯托尼北部会师，德军的突出部终于被切断。同一天我们第一0一师也夺得了它的最后目标：巴斯托尼东北方向的制高点布尔西，这是我们在突出部战斗中的最后一战。

　　 巴斯托尼战役之后，其他的战斗对于第一0一师都平淡无奇，毫不足道。希特勒在突出部损失了他的最后的精锐部队，以后在西线就再没有真正的战斗。因此，我们的最后贡献仅限于两次对莱茵河西岸的防御，以及随后横穿德国南部，向位于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号称国家堡垒的地区进军。第一次防守的地区在阿尔萨斯的霍希费登附近，在这里，我们从1月26日守到2月25日。此时，军事行动基本上仅限于渡过莫德河的战斗巡逻，同时接纳大量新兵以补充在巴斯托尼的伤亡人员，并对步兵部队重新进行训练，因为当时这些部队中没有打过仗的新兵几乎占三分之一。

　　 第一0一师作为一个空降师，与步兵师有很大的不同，步兵师很少撤离战斗，因此很少有机会进行休整和训练。而我们在整个战争期间则幸运得多。每次重大战役，如诺曼底战役、荷兰战役、以及巴斯托尼战役，在极其激烈的战斗过程中，我们都损失约三分之一的战斗力。但是每次战役后，我们都有机会重新进行训练，两次是在英国，这次是在阿尔萨斯，因此，虽然我们在战斗中失去了许多英勇的士兵，但我从未认为我师失去过锐气。我们师之所以能持续保持战备状态，大部分是由于我们亲切关怀我师的新兵。

　　 新兵到新部队，总会感到孤独，想家，心神不定。在新兵到达时，必须有人去欢迎他们，并使他们了解他们确实是很必需的人们。从师长起，各级指挥官都有这个责任。我决心设法做到同每一个新来我师的士兵见面，通常是把他们集中起来，分成小组，同他们一一握握手，随便谈谈家常话。向新兵提出的一般性问题是：为什么要志愿当伞兵？是否乐于当伞兵？有一次，一名眼睛明亮的新兵对后一问题作出响亮的回答：“不，先生。”他使我大吃一惊。“那么，你既然不喜欢跳伞，为什么要志愿当伞兵呢？”我问他。他的回答是：“先生，我喜欢同那些确实喜欢跳伞的人在一起。”我热情地和他握手，并使他相信，在这个师里至少我和他两人有同样的看法。

　　 2月底，我师调回摩默隆，准备参加下次作战，同时，接受总统特别颁发的功勋部队奖状，这种奖状为表彰作战英勇而授予整个师还是第一次。这是对我们在巴斯托尼防御作战的奖赏。3月15日，由艾森豪威尔将军颁发奖状，美英两国高级军官都出席了在摩默隆阅兵场上举行的授奖仪式。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日子。

　　 在授奖仪式前几天，我曾无意中看到了一个偶然事件，然而就是这件事却支配了战争最后几个月的进程。3月7日晚，艾森豪威尔将军邀请李奇微、加文和我到他的兰斯前方司令部共进晚餐。在吃饭的过程中，一位副官进来，轻声告诉我们的主人，要他到隔壁房间里去接电话。我可以听到在谈话中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但听不清楚谈话的内容。

　　 当他回来时，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容光焕发。“是布莱德(布莱德雷)来的电话，你们知道是什么事吗？他拿下了一座横跨莱茵河的桥。但他却为此而表示美中不足，他说糟糕的是这座桥在雷马根，他请示应如何处理？我告诉他，把尽可能掌握的部队都赶快渡过河去。”莱茵河，这个保护希特勒帝国的最后的屏障，我们曾在荷兰艰苦奋战而未能突破它，现终于在我们手里了。这是某一支未能及时炸毁该桥的疏忽的德军工兵分队留给我们的礼物。

　　 4月1日，我们又一次接受了防御任务。这一次是在杜塞尔多夫对岸沿莱茵河布防，封锁鲁尔区西面，配合在河东的友邻部队，包围并占领该地区。这一任务除了派出部队渡过莱茵河进行巡逻外，别无其他战斗行动，但却向我们第一次提出实施军事管制和处理难民问题。

　　 我们还没有在我们负责的新防区安顿下来之前，我获悉有一项计划，将调我师向南参加第七集团军行动，跨越巴伐利亚向所谓的国家堡垒挺进。希特勒是否真正打算在贝希特斯加登周围的阿尔卑斯山区建立一个最后据点，我根本不知道；但是，盟国在1945年4－5月间对这种可能性却十分认真对待。因此，调动三个师的兵力开赴该地区。领先挺进贝希特斯加登的荣誉让给了勒·克拉克将军的法国装甲师，随后是奥丹尼尔将军的第三步兵师和第一○一师作为第二梯队。为了赶赴出发地点，我们不得不长途乘坐借来的各种车辆和两栖运输车，由杜塞尔多夫，经曼海姆，乌尔姆和兰茨贝格赶赴慕尼黑东南的梅斯巴黑的近郊。沿莱茵河东岸的道路拥挤不堪，有东进的美军纵队；也有源源不断地西去的德军俘虏队伍，他们拖拖沓沓，疲劳得很，但十分庆幸落入美国人手中，而不是当俄国人的俘虏。我师行军队伍从莱茵河一直延伸到巴伐利亚的西南部，因为运输工具不足，公路堵塞，队伍拉得很长。

　　 在慕尼黑外的兰茨贝格周围，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集中营，而且闻到了战俘尸体的臭气。许多尸体就是在美军部队到达的仅仅几个小时之前才被德国看守卫兵烧着的。希特勒1924年写《我的奋斗》时所在的那个监狱就是在兰茨贝格，该书所宣称的奋斗，刚刚在柏林的元首地下室中结束。

　　 5月4日，我师奉命随勒·克拉克的坦克之后，与第三步兵师并肩沿萨尔斯堡公路干线向贝希特斯加登前进。但是，我们这边公路上的一座桥梁被炸毁，因此，第三师的部队于5月4日下午在我之先进入贝希特斯加登，第五○六伞兵步兵团的两个营随后进入该市。该团的另外一个营在修复桥梁及击溃公路南侧山区的德军轻微抵抗之后，自西部突入该市。我随该营行动，于该市数英里外的一个山口处听到这场战争的敌人的最后一响枪声。

　　 在贝希特斯加登，许多地方都在燃烧，有些是由于盟国飞机最近对位于此城高处的希特勒总部的轰炸所造成的，有些是党卫军守备队在逃入山区前放的火，有些则是法国士兵为庆祝进入这个纳粹的圣城而向各建筑物乱开枪所造成的，法国兵的行动就象好莱坞电影中的匪徒袭击道奇市一样。在贝希特斯加登四周，到处都蜂拥着一群群德国逃亡者，有军人，也有老百姓，他们都想逃避俄国人，便向西方跑，但现在却被开进来的美国部队堵在这里。我们马上抓了一大批，把大头头从其中挑出来另行处理，最重要的一名是凯塞林元帅——德军在意大利的防守者及希特勒的最后一任西线总司令。

　　 凯塞林是在5月10日在贝希特斯加登以南萨尔菲尔登他的指挥列车上被俘获而向我投降的。我把他从那里带到贝希特斯加登监护起来，同时等候在慕尼黑的集团军司令部的指示。我们把他安置在一所名叫贝希特斯加登霍夫的旅馆里，但这家旅馆很快就被美国和欧洲各报记者所包围，纷纷要求采访。

　　 在获得集团军司令部的批准之后，我在旅馆大厅里安排凯塞林与新闻界会见。我把这位元帅安排在一张长桌的一头，而让记者们在桌子的另一头围成一圈。在新闻记者面前放了一些茶和酒之类的饮料，然后，我说明凯塞林准备回答问题，但不准照相。此后，我和希金斯将军就坐在凯塞林的身后观看这场表演。

　　 凯塞林是一个让人消除敌意的温文的德军空军军官，已过中年，脸色红润，头发灰白，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并知道如何应付。西方报纸早已指控他在意大利犯下了战争罪行。现在，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言论也必将会被用来反对他。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对希特勒怎么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回答说：“希特勒是我所知道的最突出的一位历史人物。”我认为，凯塞林在没有“第五条修正案” [ 译注：指美国宪法的第五条修正案。 ] 的保护的情况下，作了尽可能不致招来攻讦的回答，而且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一直表现了他的既为自己辩护但又不激怒提问者的圆滑的技巧。

　　 记者们在会见结束离去后，我就把凯塞林送返慕尼黑集团军司令部拘押。但是，这出戏到此并未结束。几天以后，一个在英国的朋友给我送来了一份伦敦报纸的剪报。这是一张凯塞林的照片，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两侧是希金斯将军和泰勒将军，在这三个人面前还放着一大堆玻璃杯和酒瓶，照片的说明是：“又一次与纳粹分子的亲热聚会”。不知是哪一个记者偷着从他坐的桌子的那一端拍下来的，使那些为记者们准备的酒瓶象是放在这位元帅和两位美国将军面前。集团军司令部的检查官几乎马上就来追查希金斯和我。在我得以说明全部情况之前，几乎为这件事丢了官。这时，在美国和英国国内正在严厉指责盟国高级军官过份照顾被俘获的德国领导人。仅在几天前，和我相邻的一位师长让别人拍了一张他同戈林握手的照片，这一轻率的行动在国内激起了巨大的愤怒浪潮，暴怒的爱国者们再一次证实“不打仗的人最恨打仗”这种说法千真万确。在这种情况下，我算是走运的，没有被发现庇护纳粹分子的有力证据。

　　 其他没有引起什么麻烦的俘虏中，包括古德里安将军，他是德国装甲兵的著名的领导人物，矮个子，肤色黝黑，有许多关于他在俄国战线上作战的奇闻轶事。他象我曾与之谈过话的其他德国军官一样，对于他们的苏联对手，除了说他们有甘愿付出重大牺牲持续进行大规模进攻的精神之外，不愿承认他们在军事上有什么优点。另一个有趣的俘虏是第八十二军司令托尔斯多夫中将。我看他走路一瘸一瘸的，就问他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他回答说：“那是在巴斯托尼时被你们师的一发迫击炮弹炸的。”

　　 著名的政界人士有：纳粹劳动阵线的领袖罗伯特·利、臭名昭著的犹太人迫害者朱利叶斯·施特赖歇尔、纳粹党的司库弗朗兹·施瓦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重要性的人物是希特勒的汽车司机埃里克·肯普基。他是第一个提供关于希特勒在柏林地下室中最后时刻的确凿详情的人。据我所知，到今天为止，他说的情况仍然是有关希特勒的结局的最有力的证明。

　　 我们不但追查重要人物，而且也追查各种宝贵珍品。在到达后不久，我们在贝希特斯加登郊外的一条支线上发现了一列由约八节闷罐车组成的货车，打开一看，里面尽是显然具有极大价值的绘画和雕塑品。我们把这些艺术晶从车上卸下并入库保存时，发现有许多珍品被法国士兵向这些车厢射击的子弹所损坏。一个德国人报告我们：在我们到达的几天前，有一列类似的列车到达该城，他看见有人从车上往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里搬东西。

　　 我们检查时，这个防空洞看来完全空无一物，但工兵敲洞壁时有几处发出空洞声，于是他们就凿开混凝土，发现下面有两个地下室，非常潮湿，里面藏着很多艺术珍品，简直就象“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洞穴宝库一样。有些绘画和挂毯已受潮湿损坏，但是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抢救了出来，并和先前发现的东西一起，放在一所我们附近的德国空军兵营里，以便我们开列清单并加以保护，以防火灾、气候影响及盗窃。

　　 我们缴获的珍藏品后来查清是戈林收藏在柏林的艺术品的全部或大部，他是赶在俄国人到达之前把东西运往安全地点的。他还派了他的收藏品负责人和艺术掮客沃尔泽·安德列亚斯·霍弗随这两列列车同来，此人带着妻子很快就在贝希特斯加登向我们报到。我指令霍弗负责对这些收集品进行分类登记。他对这项工作显得十分能干，因为他熟悉所有的绘画和雕塑品，并知道它们的来历。大部分欧洲著名艺术馆收藏的珍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以为大部分东西都是德国征服的掠夺品，但是霍弗坚持说，戈林对每件珍品都是付了钱的。果真如此，人们完全有理由肯定他不过是按照他定的价钱并用纳粹马克支付的。不管怎样，这批艺术品价值连城，因而直到把它们送往慕尼黑盟国当局处理以前，我每夜都为之不得安眠。

　　 很快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美国的军人旅游者象蝗虫一样涌向贝希特斯加登。战争结束了，周游欧洲的护照随意签发，多数士兵都想看看贝希特斯加登。吸引人的中心地点是上萨尔斯堡的希特勒的著名的农舍式别墅，从那里的窗户上可以眺望伸延到萨尔斯堡的山谷的如画景色。现在这座房子同附近的房子一样全部烧毁，只剩下一个空架，但在废墟中仍有不少足以使人发生兴趣的残存物品，诸如巴伐利亚瓷砖火炉、玻璃和家俱的残片等等，可以为早到的大群纪念品收集者提供珍品。晚来者就只能见到烧焦的泥土了。

　　 在上萨尔斯堡之上就是“鹰巢”，许多人在电影上曾都看到过，这是希特勒策划罪恶活动的地方。在我师首先到达时，鹰巢的顶部仍覆盖着白雪，该处电梯的升降机井高达五百英尺，逃跑的党卫军在升降机井底部将电梯破坏。但是，我们从操纵盘上发现有几个停留站，说明有好几层建筑，我们为了到达山顶，大部分地方非得踩着雪爬上去。但是从山顶上远眺群山的景色，却是值得花这番力气的。鹰巢本身颇使那些寻找纳粹王朝最后的指挥所的人失望。它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个富丽堂皇的椭圆形起居室，铺着一条完全按地面大小编织的中国地毯，还有少许餐具和烹调家具——显然，这是供玩乐的场所，不是策划阴谋的地方。我们被告知，希特勒很少来这里，在战争的最后六个月，他根本就没来过。我的一名军官曾持手电沿电梯钢缆下到升降机井底部，证实确实没有底层建筑。

　　 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护需要保护的东西。我们负责的地区约五十英里见方，在这个地区内，每天都会发现有巨大价值的东西。有一天，我乘吉普车深入到城市西南的山区，我注意到在远处山中有一个小施洛斯式塔尖，在树丛中半隐半现。我驱车到门前，并用蹩脚德语让管理人带我进去看看。使我大为惊讶的是，里面全是各种型号、不同大小、各式各样的乐器。原来这是萨尔斯堡的音乐博物馆，战争时期为了躲避盟国的轰炸而迁入山区的，所以里面有莫扎特的钢琴就毫不足怪了。

　　 自5月23日至6月22日，我回美国休假。陆军部大发慈悲，作出了决定，许多战场上的将军需要士兵所谓的“R与R” [ 译注：“休息与恢复”两个英文字的第一个字母。 ] ，即休息与恢复。我并不感到劳累，但还是欣慰有机会探望家人，在已往三年中，我很少见到他们。当我们到达纽约，列队进入华道大旅馆同我们的妻子们见面的时候，一位兴高采烈的旅伴发表评论说：“今天是英雄，明天是无业游民。”在战后的“指责将领”的时期中，对战争中发生的每件事都责怪高级军官们，只有最后胜利才是例外。在这一时期内，我经常会想起那位旅伴说的至理名言。

　　 在国内，我原来的猜测得到了证实——第一0一师已内定将在某个未明确规定的时期调往太平洋。我们将据此订出计划并进行训练。因此，在6月底我返回欧洲时，就到各单位转了一圈，尽我所能讲的，告诉他们关于我们师可能的前途。预计到他们可能对绕过地球再去打仗缺乏热情，所以我在各处都作了较长时间的停留，力图唤起他们对部队的荣誉感，激发征服新世界的热情。一次对某团讲活，在结尾时我说：“我们曾经在法国、荷兰和德国，打垮过希特勒的精锐部队，现在，我们要到那里去呀？”完全不是我所期望的回答：“日本”；相反，他们异口同声地大声叫道：“回家”。然后向他们的狼狈的指挥官大笑起来——他本来就应该知道不该提出这样的问题。

　　 7月28日，马歇尔将军对我们作了一次难忘的访问。他是来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他和我们一起度过的那天下午，告诉巴顿将军和我关于最近在阿拉莫戈多原子弹试爆的事情，以及关于在“8月份的第一个月夜中”，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计划。他还说到他估计大约两枚原子弹就足以结束战争。不过，陆军部显然并不同意这种对未来的估计，因为，几天后，我师就奉命撤至法国奥塞尔地区，作为调往远东的第一步。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广岛的原子弹就爆炸了，很快我们就和我们盟国一起欢庆战胜日本了。

　　 我在欧洲和第一0一师一起的日子已接近尾声。我突然接到命令，免去我师长一职，任命我为西点军校校长。8月22日，在奥塞尔举行的全师检阅式中，我向我的部队告别，当时真是感情激昂，将领们由于自己所赢得的声誉，对于他们的部队和士兵确实是情深谊长的。我光着头站在检阅台上检阅，接受这些英勇的士兵的最后的致敬，他们的勋章和绶带唤起了我们并肩战斗的回忆。是他们把金星缀在我的肩章上，把勋章挂在我的胸前。我的前途全仰仗于他们，我是很感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