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交谈·第三十八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我对古巴人最早的直接印象来自60年代。当时有几千古巴男女青年在斯塔夫罗波尔、库班、克里米亚和乌兹别克学习。在我们那个边疆区，他们住在格里戈里波利斯基镇，那里有一所非常老的农业技工专科学校。记得我们是在新西伯利亚迎接的古巴人，他们是乘坐内燃机车来的。下火车后，他们分乘几辆大轿车，前往斯塔夫罗波尔。哥萨克镇热情地欢迎远道的客人。这里，除了传统的热情好客外，还反映了人们对古巴、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普遍好感，这种热情很能说明国内的社会情绪。

　　当时我经常和这些年轻古巴人保持联系。他们按照我们的生活节奏学习并非易事，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学习科目和学习过程对他们来说很吃力，然而跳舞、唱歌、和当地居民，特别是和姑娘们打成一片，对这些从“自由岛”来的使者们来说，既容易，又自然。几乎每天都是节日。幸好，他们投入学习时也保持着这种开朗乐观的精神。

　　随着革命的胜利，大批专业人才侨居到拉美其他国家和美国。年轻的古巴需要重建生活，建立人民的制度，国家当然急需新的干部。向其他拉美国家学习有很大困难——学费昂贵，而且拉美地区大多数专制制度国家对新古巴的政治态度是不友好的，甚至明显抱有敌意，于是我们便来帮助古巴。

　　来学习的古巴人基本上都来自所谓底层。他们既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健康的体魄。由于经常食用蔗糖，许多人的牙齿都不好。两年期间，古巴人学会了专业技术，恢复了健康，精力充沛地返回到祖国。

　　古巴人的选择

　　通过具体的事实，而不只是根据书上说的和听来的情况，我相信古巴革命的人民性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它——这就是卡斯特罗领导的很少的勇敢者所以成功的“秘密”，他率领他们向腐朽的买办制度发起了攻击。巴蒂斯塔 [ 译者注：巴蒂斯塔(1901—1973)：古巴前独裁者，1959年1月被古巴人民革命推翻，流亡国外至死。 ] 政权之所以垮台，因为它敌视人民。由于美国支持巴蒂斯塔政权，所以古巴人对美国也相当反感。况且，向往独立也不是卡斯特罗及其追随者的发明创造。古巴的民族解放斗争源远流长。60年代前后那里发生的斗争，集中反映了整个拉丁美洲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

　　甚至像里根这样的保守派都看到并且承认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很显然，贫穷、社会不平等、侵犯人权在拉美各国造成了左的和右的政变的良好土壤。因此，试图将古巴革命说成是共产党人的阴谋，是‘莫斯科耍的手腕’——就像国外一直有人胡说的那样，其实我们自己‘土生土长的’反共人士也这样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 作者注：里根：《美国生活方式》，第470页，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2。 ]

　　古巴革命打出的旗帜是反独裁、反帝国主义。领导革命的不是共产党人。1959年卡斯特罗还不是共产党人。与苏共关系很亲近的以布拉斯·罗加为首的古巴社会党在国内并没有多大影响。革命旗帜是由年轻知识分子们举起来的，他们深受民族解放和民主平等的崇高思想的鼓舞。50年代中期由卡斯特罗及其追随者所建立的“七·二六运动”带有爱国主义性质。年轻的革命者以自己无私无畏的精神在广大平民阶层、各种社会团体和成年人组织中获得了广泛的信誉。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马查多、西福恩戈斯和其他几十位勇敢大胆、思想坚定的革命者成了真正的人民英雄。尽管敌人在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卡斯特罗的宣传，古巴革命在全世界都得到人们的好感。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美国领导人不敢轻易大规模动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对古巴进行镇压的原因。美国冒险主义势力在吉隆滩 [ 译者注：指古巴岛南岸猪湾地区居民点。1961年4月17—19日美国雇佣军在美国武装力量的支持下在此处登陆，企图扼杀革命，最后被古巴击败。 ] 地区(1961年4月)把古巴推向了社会主义。我不敢说卡斯特罗当时就充分意识到了自己选择的后果；更大的原因是得到帝国主义邻国支持的反革命威胁逼得他们没有别的办法生存下去，只有依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卡斯特罗直到后来才选择了马克思和列宁。

　　对于当时的苏联政府来说，决定帮助古巴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存在任何困难，因为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战略就是要全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不仅如此。古巴加入“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定，几乎是受到了我国意识形态专家们的极其热烈的欢迎。因为第一，古巴是拉丁美洲选择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国家；第二，这是经过长久间隔后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个“补充”。

　　对于古巴的“选择”，我们甚至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一个必然阶段，它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注定要灭亡的事实。

　　两国关系的迅速接近，为密切合作、广泛援助、政治上支持和多方面的文化联系奠定了基础。这一切都受到了我们的欢迎。甚至因加勒比海危机实际引发的世界大战的威胁也未能动摇人们对古巴和古巴人的友好态度。人们从各个方面指责华盛顿，很少有人认为苏联领导人在行动上有什么错误，至少说，大家都很同情这个经常遭受美国方面压制和威胁的小小的古巴。

　　根据我的理解，赫鲁晓夫之所以把导弹部署在古巴，首先是因为当时苏联还没有洲际导弹，因为没有运载工具，我们的核武器和美国的核武器“无法抗衡”。而且当时美国在苏联边界周围建立了基地网和战略空军。在两个竞争对手势不两立的条件下，这无疑对国防是一种严重的危险。因此，急于想通过不太花钱的办法，达到军事上势均力敌的想法便产生了。不用说，这种企图是极其冒险的。远涉重洋，运送核武器，然后把它们部署在古巴，这有可能使核武器在舰艇上就被摧毁，也有可能在部署到古巴土地上之前就遭到飞机的轰炸。很难说这个“主意”是谁出的，但显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结果使自己、古巴、卡斯特罗陷入了极大的恐慌。

　　加勒比海危机事过30年后，为履行对爱德华·肯尼迪的承诺，我访问了波士顿的约翰·肯尼迪中心。我看了当时的照片、影片和许多文件，并把它们和我所了解的情况作了对比。我们当时距离全球灾难只有一步之遥。这再次说明约翰·肯尼迪当时的表现有多么英明。他坚持不懈地寻求能够避免武装冲突的途径，他明白：必须给苏联一点保全政治面子的东西。

　　人们给我看了赫鲁晓夫写的两封信，一封很长 [ 译者注：见《导弹与危机》(郭家申、述弢译)，第6章，第622—62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 ，另一封较短。他表示苏联领导人准备把导弹运走，条件是美国必须保证不进攻古巴，答应把导弹从土耳其撤走。最后找到了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世界松了一口气。

　　加勒比海危机的意义不仅仅是在美苏关系上留下一个烙印——使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不得不采取在当时条件下惟一正确的立场。当时的决定对苏古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卡斯特罗在后来的谈话中谈到过他对所发生事件的双重理解。他感到了自己对莫斯科的依附性：因为当时古巴只有在苏联强有力的支持下才能够站稳脚跟。然而充当我们的人质他又不甘心，他希望保持古巴革命的独立性，保持自己作为政治家的独立地位。

　　与此同时，危机实质上导致了美国对古巴暗中的无限期封锁。卡斯特罗面临一个问题：以后怎么办？同美国和解已经不可能。迈阿密那里的旅美古巴侨民无时不在准备入侵，五角大楼一直也在炫耀武力，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一个又一个的针对古巴领导人的阴谋。除了依靠苏联，古巴没有别的选择。何况，作为我们从西半球撤出导弹的交换条件，莫斯科得到了华盛顿不侵犯这个自由岛屿的承诺。

　　艰难的探索

　　古巴以我国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各国为模式，缓慢地、摇摇摆摆地在自己国家内进行社会制度的仿造工作。大概可以把70年代中期看成是它的转折期。当时卡斯特罗将自己的制度和共产主义思想融为一体了。1975年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政策的声明写道，古巴在对外政策方面将自身的利益服从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民民族解放胜利的总体利益。

　　苏联领导人则不光是口头上说国际主义，而且也做了不少的事情，从不计较是否于我们自己有利。苏联定期向古巴运送大量的石油、金属、棉花和各种其他原料。在古巴的能源、交通、采掘工业(开采镍、钴)大型项目中，我们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我们的帮助下，另外一种农业技术产品——收割甘蔗的康拜因机问世了。

　　实际上处于包围之中的古巴领导人一直在寻找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道路。值得高兴的是，人民优先获得了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权利，这一点很快就引起靠近古巴的许多中美和拉美国家的羡慕。但这却给弱小的连作制经济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多次访问过我国的卡斯特罗及其战友们发现：计划经济体制和集中分配的方法，可以在平等基础上保证居民最基本的需要。依我看，这就是古巴人接受苏联模式的原因。应东道主的邀请，我国有大批的学者、计划工作者、实际管理人员来到岛上。他们为建立一套经济管理制度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们在传授好的经验的同时，也把我们经济体制中的弊端给“输出”了。应该说，卡斯特罗一直心存疑虑。有一个时期他想实行经济核算制，利用物质刺激，采纳我国改革中所使用的所有概念。但是古巴人很快便拒绝了这些概念，他们担心这样会失去对经济的监督；主要是担心会导致社会分化，威胁革命制度。他们从意识形态上在苏共二十大的思想和毛泽东的基本思想之间没有少进行掂量。

　　生活要求他们面对现实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我想，卡斯特罗感觉到了这一点。但他还有另外一些我称之为“左”的极端革命的思想：他很想“推动一下”亚非拉各国的革命，因为那里确实存在着进行革命的社会土壤。这两种思想倾向在古巴领导人的政策中一直存在着，相互斗争着。但这里不能不考虑到，反殖民化的过程，一些年轻国家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两个集团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

　　70年代末，一种特殊的苏古关系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苏联领导人出于全球对外政策目的，积极地利用了这种关系，但是说句公道话：卡斯特罗无论是在言论上，还是在做出最后决定的问题上，一向是独立自主的；他容不得，也不允许别人指挥他。存在着盟友的关系，但不是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也有这样的情况：古巴领导人自己把我们卷进了往轻里说就是不那么简单的局势，比如，安哥拉事件。我们的军人打算在非洲掌握一个牢固的桥头堡，所以积极支持古巴干涉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与此同时，在政治领导人中间，对于古巴多余的介入，以及随后又把苏联牵扯进去这件事，是存在严重反对意见的。在“权力走廊”里，许多人公开说：古巴人“又加给我们一个阿富汗”。

　　在苏联，人们一如既往地对古巴人抱有好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表示继续支持古巴是符合社会大众的意愿的。这一点，只要回忆一下1986年2月卡斯特罗到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七大时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场面就够了。

　　改革与整顿

　　卡斯特罗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充满了感情，而且内容丰富。应该指出的是，古巴这时候正在开始进行所谓的整顿，即查处各种各样的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和经济犯罪现象。在这方面进行整顿与改革是相辅而行的。可是牵涉到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即广泛运用商品—货币关系，当然这里就产生了分歧。大会代表们给卡斯特罗很高的礼遇。但是我感到卡斯特罗正仿佛沐浴在荣誉的阳光里，还没有深刻理解我们正在进行转变的含义。

　　就在1986年的11月份，我和他又进行了一次谈话；当时他到莫斯科是来参加经互会成员国执政党领导人工作会晤的。会上讨论了在世界实践活动中通行原则的基础上对经济关系进行改革的问题。古巴领导人，和越南、蒙古的领导人一样，对于这样提出问题深为忧虑。我们的设想是，会议做出一个决定，对古巴、越南和蒙古专门制订一项在经互会范围内进行经济合作的集体计划。

　　显然，直接提供帮助的方式已经不行了，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国内的力量有限。转为互惠的经济关系，这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它要求每个国家独立地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必须在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伙伴关系。我和卡斯特罗的谈话原则上也谈到了这一点。在这之后不久，部长会议副主席卡洛斯·拉法埃尔·罗德里格斯和分管经济的书记索托前来访问。古巴领导人明白，逐步把经济联系过渡到以互利为基础的原则上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尽量把这件事往后拖。我国报刊上的一些文章，包括《新时代》杂志，火上浇油，提出了将糖过渡到世界价格的想法。紧接着，古巴官方人士方面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又是提抗议，又是要实行反措施。我们解释说，报刊上发表的每篇东西都代表官方立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建议古巴朋友们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罗德里格斯在《新时代》上发表了文章，阐明了古巴的观点，做出了自己的结论。

　　我们得到消息说，古巴领导人心存疑虑：我们是不是从总体上开始重新审查对古巴的方针了？我们声明说，我们无意减少对古巴的支持，停止同它的合作，然而我们强调必须寻找新的合作途径。访问哈瓦那的高级代表团一个接着一个，都是为了和古巴领导人讨论这些问题。

　　1987年11月，我又和卡斯特罗见了面，这次是他来参加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左派党和运动的代表会议。

　　我们谈话时，卡斯特罗手里拿一份关于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报告，我注意到通篇报告上写满了批语。这次我们的谈话涉及许多理论性和政治性的问题。卡斯特罗评价说，这次谈话肯定了“我们两国在观点、标准和对所发生的改革进程的理解上达到了完全一致。”

　　现在我想把读者的注意力向前推半年——推到1988年4月5日，当时我和卡斯特罗在电话上作了一次重要的长谈。在相隔的这一短短期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古巴，通过政治整顿，对营私舞弊者，包括高级干部，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党的地方领导人被解除了职务。古巴领导人认为“商业”倾向是万恶之源，于是采取了消灭农村市场的方针，严厉加强国家对食品和其他资源分配的监督。

　　1988年，苏联开始为改革的命运忧心忡忡。生活要求必须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私有制、民主、思想政治多元化、对苏联历史的评价，等等。国际舞台上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我们和里根签订了销毁中程和近程导弹的条约。准备将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回。柬埔寨冲突和尼加拉瓜冲突的调解工作也有所进展。总之，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迈出了最初的几步。

　　就在这个时候，古巴在安哥拉的武装部队指挥员和苏联军事顾问之间出现了摩擦。苏联军事长官指责古巴指挥员作战不力，遇事优柔寡断，认为古巴方面拥有一切打败“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必要手段。他们则反唇相讥，说既然苏联军事顾问也是这样在指挥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那么，那里迟迟未能取得胜利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这时我收到了卡斯特罗给我的信，信总的来说是友好的，但是对我们在安哥拉的军事人员非常恼火。亚佐夫 [ 译者注：德·季·亚佐夫(生于1923年)：苏军高级将领，上将，曾任集团军司令、军区司令，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 邀请劳尔·卡斯特罗参加苏军七十周年庆祝活动，遭到拒绝。他传来信息说，他想以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的名义访问苏联。必须迅速缓和双方的气氛。何况我们、古巴人、美国人，尤其重要的是安哥拉人自己，开始明白安哥拉问题必须政治解决。

　　我利用梅德韦杰夫和多勃雷宁3月份去哈瓦那开会的机会，委托他们好好跟卡斯特罗谈谈这些问题，把我给他的回信转给他。谈话是进行了，气氛也缓和了，但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我感到需要直接跟他取得联系，于是4月5日我打电话给卡斯特罗。

　　谈话一开始我就说，我们方面对古巴领导人没有什么要求，我认为必须保持紧密联系，更经常地进行协商，以免发生各种各样的误会。卡斯特罗对我的这种态度很是感动，他动情地说：“我对您的充分信任一如既往，同样，充分的理解也依然如故。”

　　下面的话摘自电话记录：

　　“戈尔巴乔夫：我请梅德韦杰夫和多勃雷宁把我们的情况详细向您通报。”

　　“卡斯特罗：非常感谢。我听了他们的通报。

　　“最近我和许多来古巴的苏联同志们谈过话，他们有的是部长，有的是政治活动家。他们都很乐观、热情。同时也看得出，他们对形势的看法非常现实。苏共及其领导人面临的任务，的确非常巨大。我想，当您说前面的道路是艰难的，要克服很大阻力的时候，您的评价是很现实的。的确，生活是个严酷的东西。但是我相信，它将对戈尔巴乔夫同志做出积极的评价，打出‘优秀’的评分。

　　“我历来认为，不要指望立刻就能见到效果。与此同时，通过中期计划，效果无疑会出现的。和我谈话的部长们有能力，有干劲。你们的干部选拔工作做得很好。他们饶有兴趣地在期待着党的代表会议。我们非常认真地关注着党和人民是如何对待他们面临的问题的。”

　　从后来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对我国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很感兴趣。他期待着我对古巴的访问，希望能够各方面都谈一谈。

　　我想把卡斯特罗的话题引到同美国的关系上来，能够简单谈上几句也好。我坦率地告诉他，必须要把同美国的关系转到正常轨道上去，否则很难将世界发展的进程引导到需要的方向上来。我坦率说明了我们对在经互会达成的协议的意图。

　　卡斯特罗的反应是认真的，他说了以下的话：“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通报。即使里根访问莫斯科期间不签署协议，这一发展进程仍然是不可逆转的。在任何情况下访问都能够带来好处。访问本身具有很大的意义，它说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这些话对我来说具有很深的含义：我们的计划还包含有促进古巴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任务。这是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的根源之一。这样的正常化对古巴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卡斯特罗的建设性立场对我也同样的重要。我过去和现在对卡斯特罗这个人，对他的聪明才智和政治能力都有很高的评价。他无疑是一位大政治家，经历非常独特。几十年来他一直掌管着一个被封锁的国家的大权，实际上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与活动。这些情况对他的思维方式自然会产生影响，使他常常做出一些极端的、远非总是民主的决定。但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即这个人已经是智尽能索，如人们常说的，黔驴技穷、一味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感受不到新时代的气息。和他可以进行建设性的对话，达到相互理解，相互影响。

　　访问古巴

　　对古巴的访问安排在1988年12月，紧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言、会见里根和还未上任的新当选总统布什之后。但是，众所周知，由于亚美尼亚发生可怕地震和我紧急返国，对哈瓦那的访问就只好推迟了。古巴方面已经做好了接待客人的准备，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卡斯特罗还是很有分寸地通过驻莫斯科的大使传话说，他完全理解我提前返国的决定，只是请不要把对古巴的访问推迟得太久。

　　我是第二年，即1989年的4月访问古巴的，即和卡斯特罗电话交谈过了整整一年。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一切都按严格的规定办理。从机场到迎宾馆有几十公里的路程，我们乘坐敞篷汽车，沿途受到了古巴人的欢迎。当然，只要想办法是可以把人们动员到街上的，但他们的心情是无法预料的。人们的坦诚，毫不做作的热情，希望和我们交流的心情，以及他们那一双双善良、兴奋的眼睛，令我不胜惊讶。

　　会见开始是在大范围内进行的。当时我方在座的有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和卡缅采夫、彼得罗夫大使；古巴方面，除菲德尔·卡斯特罗外，还有劳尔·卡斯特罗、罗德里格斯、卡马乔、阿利达诺等人。大家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坐下。我和菲德尔·卡斯特罗面对面坐着。我面前放着三张纸。这时出现一阵很短暂的令人尴尬的哑场。古巴朋友们的脸上显得很警觉，好像谈判桌旁要发生什么爆炸似的。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而且正如后来所说的，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不光是我一个人。

　　当时必须找个话头，以打破这种气氛。我对古巴朋友们说，代表团对你们表现出的对我们的盛情欢迎印象仍然很深。它很好地说明我们两国尽管位于不同的大陆，有着不同的历史，但却建立起了受到两国人民支持的友好的团结和合作的关系。

　　“我们知道，你们的北方邻国现在正在紧盯着这里发生的事情。启程来古巴前我收到了布什总统一封信。现在我们和你们，”我边说边把身子冲着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起再来谈谈这个话题。我的访问在拉丁美洲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我们很想和你们就当今世界发展的迫切问题广泛地交换一下意见。我们面临着社会主义如何适应当前现实的任务。当前这个阶段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表明，不存在能够让所有人都能解决自己问题的万能的模式。有古巴的经验、东欧各国的经验、中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切入点，自己的运作机制。

　　“会见使我们和你们可以共同交流苏古关系的问题。我们敞开胸怀，希望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友好认真的讨论，充分体现相互信任的精神。”

　　我紧接着又强调说：

　　“我们在国内做的事情，是我们的需要；它在多大程度上对你们有益，由你们来决定。我们尽量让你们了解苏联发生的事情。至于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在自己国内做些什么，我们不持异议。”

　　在我说了这些话之后，气氛立刻就改变了。紧张情绪没有了，有人动手开启矿泉水的瓶子。交谈开始了。我请菲德尔·卡斯特罗从整个文明的发展中，考虑到现代的行事原则，看一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情况，对此，他作了积极的回应。我感到他非常关心世界情势和社会思想的发展，也很关注当前的信息。他面前摆放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里面记着我第一天访问前后所发生的变化。谈话中，卡斯特罗畅舒己见，引述了许多拉丁美洲、美国等国家的言论和消息，列举了很多人的姓名和通讯机构。

　　古巴人对美国媒体的消息分析得特别仔细。从美国媒体上看，美国正期待着苏联和古巴发生分裂：苏联开始走民主化的道路，而古巴则越来越保守，牢牢地围起铁幕。古巴的制度很难叫做别的，只能叫做专制独裁制度。谈到这个话题，菲德尔·卡斯特罗嘲讽地说：“大概我们让美国媒体失望了。”

　　我的意思是：阐明自己对世界发展的评价，通报通报我国的情况，表达一下我们对古巴人在政治、人权方面选择的尊重态度，避免指指点点、对人家进行说教。

　　与此同时，还应该“消除”这样的情况，即几乎要把我们放在犯错误的位置上，好像我们应该对什么人负责，要为自己进行辩解，说明我们都是好人。当时很多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古巴人，都认为真理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我们的谈判中，特别是在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交谈中，实际上已经谈到了关于社会主义和整个世界在观念上的变化，尽管这些观念运用的还是传统的名词术语。

　　我利用启程来古巴前收到的布什的信，和菲德尔·卡斯特罗讨论了美古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

　　在国际关系普遍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美国人认为似乎让我们来作中间人是合适的。美国有人想，古巴在第三世界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声音有人在听。有迹象表明，双方在一些尖锐的问题上开始采取比较现实的立场。在安哥拉问题的谈判过程中，古巴人表现出了建设性的态度。1987年12月，在纽约，安哥拉和古巴在美国的斡旋下和南非共和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为西南非洲的协调工作开了个头。协议要求从安哥拉撤走5万名古巴军事人员。

　　同卡斯特罗的谈话中也谈到了中美洲的一话题。美国人感到不安的是，通过古巴，有大批武器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使那里武装斗争连续不断。他们想发表个联合声明。同古巴协商的结果，我们提议，无论苏联方面还是美国方面，都不允许向这些国家输送武器(警方除外)，尼加拉瓜的军事专家也应该召回。双方签署了相应的协议。我们支持拉美各国协调尼加拉瓜冲突的努力。同样，还讨论了一个令古巴领导人惴惴不安的问题，即反古巴的“何塞·马蒂电视台”的问题。古巴当局为简化出入境手续作了许多让步，但却坚决反对美国的种种企图和计谋。

　　我已经说过，那些日子古巴来了许多国家的记者。看得出，他们企盼着能爆出轰动的新闻，他们想从一些蛛丝马迹上了解双方谈判的气氛。猜测、推断、无所不用其极。但是……

　　记者们也没有放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他们想通过她了解一点情况。各媒体利用一切机会提出些出人意料的棘手问题。有一位记者显然等得不耐烦了，就用这种方式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谈了起来。谈话是在“海明威之家”进行的，对她提出的问题带有很深的潜台词：“您是否同意您丈夫的命运使人想起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中的老人的命运呢？您丈夫在自己的改革政策中是否跟这位小说主人公处于同样的境地呢？”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回答说：“也许吧，您是指老人返回码头的时候，发现他捕到的那条大鱼只剩下一副骨架了，其余部分都被些鱼吃光了。但是，要知道，老人并没有感到自己失败了，他只是出了趟远海。我觉得，小说的激情表现在他的一句话上：‘大海未能战胜我！’”不错，一个含义准确而且漂亮的回答。

　　整个说来，这次对古巴的访问帮助解决了许多重大的问题，消除了(至少在当时)相互之间的不理解。我们在评价世界和社会主义前景方面的分歧，首先是因为古巴和苏联历史发展的特点不同，它们在当今世界所起的作用不同。为了能够正确地理解，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古巴社会制度的整个发展过程都是在两个集团“冷战”的情况下进行的，简直就发生在一个过去和现在一直处于对抗状态的超级大国的眼皮底下。

　　如今，当我们走出了“冷战”状态，摆脱了全球对抗的时候，当各国都在深入变革的时候，我想，古巴也将会沿着民主的方向发展下去，当然，只要不把它再次逼得所谓走投无路的话。

　　当1992年12月我到达拉丁美洲的时候，人们向我提了许多关于古巴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问题。我总是这样说：我们不允许蔑视古巴人民，不容许把它孤立于世界大家庭之外。所幸世界大家庭意识到了这一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就是证明，它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世界大家庭，首先是拉丁美洲人，应该给古巴以强有力的支持。这样它就能够逐步地，以自己的速度，沿着深化民主改革的道路走下去。

　　虽然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这个被包围的堡垒已经30年了，这在他的思想和领导作风上都留下了自己的烙印，但我不排除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的创造能力能够使他要么领导改革的发展进程，要么给新人们开拓一条道路。这将是他的历史使命的完美结局。